同样的人在被抛到更加危险或者是需要做出决断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直截了当萎缩灭亡或者寻找新的保护人了，而有些人就像是被唤醒了原先没有过的另外一个自我一样，扮演起新的角色来了。这一点是事先没办法预断的。之所以说预言是不靠谱的，根本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决断问题上是不可预断的，能够预断的是决断以后。你做出了某种决断就会有相应的后果，这是可以预断的；但是，你要做出什么决断，这事确实是无法预断的。只要愿意付出代价，任何决断都可以做得出来。这里面还有一点点差别：有些人其实并不知道不同的决断会有什么后果；有些人知道，但是根本不敢做出决断，实际上放弃做出决断，而像是水面上的稻草一样，听任形势把他这跟稻草吹得到处乱跑。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我不好说，我也分析不清楚。笼统地归结于上帝是比较省事而且正确的做法。实际上能够看出的一点痕迹就是，有些什么都知道的人，他好像是血液里面天生就缺了一点点什么一样，他根本没有勇气面对自己为自己作出决断的那种责任。他想闭起眼睛，像旧时的女人一定要自己的丈夫，嫁鸡随鸡，那样即使失败了也好受一些。知识份子当中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特别多。就算不是所有知识份子都是这一类的人，但是至少这一类的人在知识份子当中是极其繁盛的。另外有一些人是，做出决断的能力比他们强，但是其实对自己做出决断的各种后果都不大清楚，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意识形态所劫持。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想要达到某一种结果，却被知识份子意识形态制造家欺骗了，为了实现某种结果却采取了另一种不可能实现这种结果的相应决断。
同时具有两者的人，一般来说多半是出于健全直觉，就是说他是懵懵懂懂地意识到的。这个健全直觉其实说起来是极其简单的：必须做很困难的事情才能成功，如果在你可以做很困难的事情、又可以做很轻松的事情的时候选择了很轻松的事情，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一点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所谓有健全直觉的就是这样的人。其实真正的判断往往就是这个样子的。选择了比较轻松好走的路，就是下坡路；选择了比较危险的路，那就是通向统治者的路。因为东亚文化基本上是士大夫的费拉文化，它对成功的标准是完全扭曲的，所以把冒险性的东西评价得很低。但是实际上，所有的统治权都来自于对风险的经营。这一点也就从事先就注定了，所有的统治者经过或长或短的某一段时间，最终都要堕入深渊，因为没有人能够无限期地驾驭风险；但就是在你决定承受风险、同时你还没有被风险吞没以前，在这个从长期历史看来极其短暂的空间内，你注定要成为统治者。无论别人嘴上怎么样逼逼逼，只要他不敢像你一样承担风险，他就注定要为你所奴役。这个奴役可以用其他的名义说，其他的名义可以是很好听的、很愉快的，但是实质都只有一个，就是奴役。我们撇开政治正确不说，像大多数女人（包括法律上男女平等的所有地方）为男人奴役一样，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她们在法律上没有足够的权利，而是因为她们希望规避风险，而使得替她们承担风险的人自动地变成了她们的主人。当然，这个当主人的时间可能像李自成的几天皇帝梦一样极其短暂，如果你选错了或者情况极其不利的话。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像是博尔赫斯描绘的阿根廷史诗的主角一样，会在某一个节点上，他体内的血液向他吼叫说，“必须得这么做！即使明天就死，今天也得这么做！”具有这种素质的人，那么他就是天生的统治者，总会有一个风口浪尖会把他捧上哪怕是三天的皇帝宝座的。
「此時此刻，世界的命運正在跟時間賽跑。斯賓格勒世界屬於奧丁與熱力學第二定理。
秩序注定歸於瓦解，鏽蝕終將戰勝刀劍。然而，這不是世界的全部。否則，我們今天就不會存在了。文明的起源與復活無法在文明體系內部做出解釋，然而確實已經存在。例如：近代的基督教世界取代古典的希臘羅馬世界。
基督教是兩希的果實、新世界的種子，終將化為參天大樹。小蟲看不到自己葉片之外的葉片，不一定知道身在樹中。衰老和死亡可以模擬和預見，生命與復活只能是純粹的神秘恩典。保存種子的努力能否成功，不在人力所及範圍之內。
歷史是關於死亡的科學，必須在自己的邊界止步。」
没有土豪的世界
照我看來，《一席》的風格是特克爾《美國夢尋》的多媒體化。八零九零後大概不會知道特克爾是誰，不過他在八十年代曾經是風靡中國大陸的明星級作者。他的切入點就是：通過普通人自身的命運，體現美國歷史的形成。用當時時髦的詞彙，就是尋找美國夢。美國小姐、卡車司機、記者、妓女……人人都覺得他自己就是美國的主動塑造者，而不是消極旁觀者。所以，我很容易理解他的角色設定。不過有一點不一樣，中國夢其實是沒有的。所謂美國夢，就是一種貫穿歷史和社會的穩定共識。個人主義、個人奮鬥、普通人的主角意識，諸如此類。中國沒有這樣的共識，中國夢只是一句場面話。場面話就是用來敷衍的，僅此而已。美國夢是非常爛俗的東西，但它穩定而有效。演員像萬花筒走馬燈一樣，情節卻是老套的、千篇一律的。理想和追求，面目雷同。我分不清誰是誰，現在也分不清斯瓦辛格和里根。
最近三十年的中國恰好相反，符合《書經》那句古話：「人唯求舊，器唯求新」。從八十年代到現在，演員基本上還是同一批人，價值觀可是折騰過好幾次了。「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戰」，在梁啓超時代是一種特立獨行的標籤，在今天變成了群眾性的現象，具有濃厚的投機和犬儒性格。我自己就是見證人，但很難說是參與者。我不知道有什麼共通的中國夢，心理上始終把自己當成局外人。八十年代我還小，但也能體會到社會上那種「我們愛科學」的土鱉進步氣氛。現在有人說是正能量，其實是半通不通的裝逼和勢利組合。我當時的小學校長就有一句名言，我至今都沒有忘記：「小孩子要多吃碳水化合物，不要多吃糖。」當時只有極少數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和民國老人才知道碳水化合物和糖是一回事，所以她也不算特別不同。
那是鄧小平搞「少年大學生」、「計算機從娃娃抓起」的時代，所以「碳水化合物」這個詞就顯得很有逼格。我當時想象中的計算機總是跟科幻小說和外星人聯繫在一起，一點沒有料到這玩意兒居然會變成日常用品。接下來一點預兆都沒有：什麼謝絕海外高薪的歸國留學生不值錢了，回國投資的商人取而代之。接下來忽然又出現了公務員熱和「土豪，我們做朋友」的時代。我重復一遍，人還是同一批人。張中行說：他認識一位女士，文革時聲淚俱下地崇拜江青同志，文革後同樣聲淚俱下地控訴江青。他感到很奇怪：這人怎麼做得這麼自然，好像顛倒價值觀像開關水龍頭一樣容易。我現在的感覺跟他一樣，只是奇怪的對象不是一個兩個人，而是包括差不多所有我認識的人。乾脆地說，就是包括全社會。孔子有句話叫風行草偃，就是風往那邊吹，所有的草就跟著往哪邊倒。今天的中國人就是這樣，記憶力只有五分鐘，所以時刻都有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
孔子那句話還有另一半，就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他的意思是：老百姓本來就是這樣隨風倒，價值觀是士大夫給他們灌輸進去的。我們要是從歷史角度分析一下，就會看出他這話不完全是胡說。有自我美化的成分，但美化背後還有實質性的東西。士大夫好聽一點叫君子，難聽一點就叫土豪。《射雕英雄傳》裡面的金刀駙馬郭靖，在《宋史》裡面就叫土豪。他老人家沒有死在襄陽，而是在金兵入侵漢中的時候自殺殉國的。金庸把襄陽守將呂文德兄弟寫成一個毫無用處、全靠郭靖幫忙的膿包。但《宋史》告訴我們：呂文德的出身和郭靖是一樣的，他們全家都是土豪。所謂土豪，就是接受了儒家基本價值觀的社會賢達。他們有錢有勢，但沒有做官。當然，這不是絕對的。呂文德最後就做了官，他的部隊號稱呂家軍。郭靖如果不死，後半輩子可能跟呂文德差不多。土豪的要害就在一個土字，他的勢力離不開鄉土和鄉鄰。他有固定的歸屬，因此是社會的穩定力量。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就是土豪衰敗滅亡的歷史，這一進程其實就是傳統中國的滅亡。
土豪土崩瓦解的同時，游士突然佔據了舞台的中心。游士就是孟子看不順眼的蘇秦張儀一類人，沒有固定的歸屬，依靠政治投機為生。民國是游士的時代，是楊度、梁啓超、李大釗、陳獨秀的時代。許多人懷念民國其實就是因為這一點，謝泳那些書、楊奎松那部《忍不住的關懷》都屬於這種類型。作者把自己代入了這些游士的位置，只恨自己生不逢時。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游士做了什麼其實不太重要。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會成功的，因為游士抬頭相當於蛆蟲爬出屍體。蛆蟲的任務是加速屍體的分解，然後毀滅自己。游士的存在是舊文明毀滅的標誌，但不是原因。他們沒有再造文明的能力，卻一再高估自己的重要性。
春秋戰國是封建制度和貴族文明毀滅的時代，百家爭鳴其實是潰敗的表現。游士的風氣一直延續到西漢，所以才有「為天下者不顧家」的格言。這些沒有歸屬的浪人征服了項羽、田橫之流離不開共同體的舊貴族，自己也是曇花一現。經過數百年的沈澱，儒學家族共同體才填補封建貴族共同體留下的真空。新中國 — — 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傳統中國」 — — 慢慢產生了自己的土豪，就是司馬懿、諸葛亮這樣的角色。他們是新社會的凝結核，守衛可持續價值觀 — — 也就是道統，從此百家爭鳴不再有必要，「天不變道亦不變」。這時，游士退出歷史。任何人離開家族共同體，就喪失了自己的身份，變成不受法律保護的人。穩定的局面維持了一千多年，在二十世紀初再度崩潰。嚴復在1905年說：當今是商鞅變法以來未有的大變局，我沒法預見故事的結局。我們看到南通壯元張季直和收租院長劉文彩窮途末路，投機策士章士釗和政治掮客南懷瑾左右逢源，心裡就要有數：我們生活在禮崩樂壞的時代，身邊都是大大小小的蘇秦張儀。
土豪不是中國獨有的，任何穩定社會都有類似土豪的凝結核。土豪的有機性越強，也就是說，他的共同體屬性越強，社會就越是穩定。美國社會從華盛頓·歐文的時代，經過馬克·吐溫的時代，直到羅伯特·弗羅斯特的時代，基本結構沒有多大變化。他的土豪團體非常小：牧師、法官、小學校長、醫生，再加上幾個比較急公好義的商人。地方事務基本上就是由這些人包辦的。湯姆·索耶走丟了，撒切爾法官召集家長一起找。哈克貝利·費恩無家可歸，法官和牧師替他找養母。謠傳強盜出沒，也是這些土豪組織精壯男人巡邏守護。社區自治不是一盤散沙的群眾能玩得下來的，需要高度同質化的地方精英核心才能運作。沒有社區自治，美國憲法就是一紙空文。美國土豪的同質性依靠新教倫理維繫，也是幾百年只有細節修改。什麼叫公民社會？就是說社會和土豪存在某種有機共生的關係。你可以在台灣看到柯文哲這樣的人物，證明他們的公民社會已經存在了。他是醫生，不是知識分子或思想家。他在台北市民當中廣結善緣，積攢的社會資本足以挑戰兩大主要政黨。李敖呼風喚雨的1960年代，台灣還是游士社會。柯文哲穩打穩扎的2010年代，台灣就是土豪社會了。游士社會是敏感的、脆弱的，一點點刺激就會改變軌跡。土豪社會是遲鈍的、穩定的，能抵抗巨大的壓力，頂多只會緩慢地磨損。
沒有土豪的時代就是過渡時代，塵埃尚未落定。一切堅固的紐帶都在煙消雲散，社會變成一片流沙。這是知識浪人和思想雇傭兵的黃金時代，但好景肯定不長。大多數人忍受不了缺乏規範和方向的生活，寧願讓別人指揮，也不願漫無目的。索爾·貝婁有一部小說《晃來晃去的人》，就是描繪這種心理。主人公本來很不願意當兵，但是檢查的時間拖得太長，懸而未決的狀態非常難受。最後軍隊真的來找他，他反倒如釋重負，覺得去了反而放心。許多逃犯就是這樣，一旦被捕就輕鬆了。懲罰雖然可怕，但未知比懲罰更可怕。其實人類真正的恐懼是不確定性，就像小孩子害怕黑暗一樣。想象中的危險最可怕，一旦落實反倒不那麼可怕了。例如：沒有上過戰場的老百姓，總覺得軍人非常勇敢。軍人自己往往沒有感覺。在他看來，戰爭只是一連串瑣事。大部分就是宿營、吃飯、分裝備之類雜事。開炮、挖戰壕、躲轟炸之類都是技術性步驟，感覺上跟司機修理汽車差不多，死人只算是意外事故。軍隊是有規範的社會，危險大卻不可怕，因為人人都知道：我的上級會做什麼，我的下級會做什麼，我的左鄰右舍會做什麼。流沙社會恰好相反，人人都是沒有原則和方向的投機分子。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可預期性完全解體。就拿我自己來說，只要兌現時間超過半年，任何人的話我都當做耳邊風。無論發生什麼翻雲覆雨的事情，我一點都不驚訝。只有中學生和偽君子才會大驚小怪。社會上有錢有勢的人多的是，都跟劉漢和吳英差不多。說他好說他壞，都是一張嘴的事情。
土豪連續二三十年難產，就是社會重建已經失敗的鐵證。我們要是用歷史的眼光看社會，就會明白「摸著石頭過河」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我們都想離開現在的狀態（就是文革的狀態），但對於目標沒有共同的意見。如果剛開始動身的時候就爭論該去哪兒的問題，大家當時就會打起來。所以目標和方向的問題不能亮出來，先走幾步再說，反正大家都想離開，最初幾步路還可以「不爭論」，希望拖時間能夠讓問題自行解決。可惜天下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情，目標是成功最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做事情連目標都不敢說出口，這種奇葩在全人類的歷史上都非常罕見。當然，一定要找先例，也不會找不到。美國獨立時期的奴隸制問題就是這樣：不能提，只能拖。只能做，不能說。分裂越拖越大，共識越來越難，最後只能大打出手。
所以前幾年秦暉寫了本書叫做《共同的底線》，最近有一批人馬在牛津開了個「共識會議」，就是看到了這方面的問題。不過他們也太自戀了，這種事情哪裡是知識分子能夠解決得了的？我當時編段子嘲笑他們：「底線就是用來破壞的，共同底線就是大家從各方面一起破壞的。」 中國知識分子缺乏審慎的德性，喜歡高估輿論的力量；在輿論的力量當中，又喜歡高估自己的輿論影響力。直截了當地說，游士不能把自己當成土豪。土豪能夠代表他所在的共同體，游士只是浮在水面上的泡沫。在中國歷史上，兩者的關係是對立的。此消則彼長，游士興則土豪亡。游士的謀生之道就是出售他的錦囊妙計，買主當然只有帝王。帝王需要的錦囊妙計一般就是如何從社會汲取更多資源，土豪是他們的主要障礙。所以從商鞅、李克開始，游士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土豪。打土豪成功了，社會瓦解成散沙了，要錢就方便。魯迅說過一句非常深刻的話：什麼叫一盤散沙？那就是治理的成績。治理成功的標誌，就是社會瓦解。
商鞅變法的主要成績是什麼？廢井田開阡陌，論功行賞。我們用孟德斯鳩的眼光分析「法的精神」，就能發現這是一種原子化的個人主義。西周的社會細胞是宗族共同體。無論上面的政治鬥爭怎樣變化，這個細胞不受影響。如果周朝打敗了商朝，武王或周公就下命令，某某族給衛國，某某族給齊國，某某族留給宋國。宗族作為整體單位，改變了主人；但宗族的內部結構是不變的。共同體參加戰爭和政治、從事農業和工藝，都是集體性的。一般不會有針對個人的論功行賞，國王賞賜的青銅器之類寶物，一般是給一個宗族的、甚至是給一個諸侯國。井田、阡陌、百工都是集體行動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集體行動是危險的能力。西周和春秋時代留下了許多國人、百官、百工暴動的記錄，彷彿是從西歐歷史上摘錄下來的。商鞅變法的目標就是解散這些有行動能力的共同體，把土地和財產分給一男一女幾個小孩的核心家庭，根據個人的軍功分配官爵。他這種規劃有沒有百分之百落實、到底落實了多少，不好說。但基本精神是明擺著的，就是要一盤散沙的社會。百代皆行秦制度，就是說土豪長不大。土豪長不大，就不會有英國那種鄉紳和商人推翻國王的局面。最後天崩地裂，英國人的軍艦打進家門。民國初年，土豪獲得了唯一一次機會，但時間非常短暫，只開花不結果。張季直和劉文彩失敗，就是民國失敗。梁啓超和羅隆基成功還是失敗，其實沒什麼關係。只有在台灣，他們有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最後才會有柯文哲這種人物出現。土豪來了，游士就會邊緣化。
有人引經據典地說：我們的市場經濟已經很發達了，數字是多少多少。某某某西方偉大學者說過什麼什麼話，那是不會錯的。民間社會就算現在還沒有發育好，至少也在不斷發展。就我親眼看到的中國，這話說反了。中國所謂「後三十年」市場經濟，在精神上是商鞅變法的進一步展開，在社會上是「前三十年」的進一步展開。托克維爾如果起死回生，肯定會說：我們根本不是在塑造什麼集體主義，而是在塑造沒有共同體的原子化個人主義。如果要講集體主義，美國新教徒的自治社區才是集體主義。「前三十年」的基本精神是社會整合，把原有的所有社會組織都打散，所有成員以個人身份納入一元化的社會組織，一切都要統一安排，連結婚都不例外。這不是一個計劃經濟的問題，因為經濟是次要的、社會才是主要的。商鞅的社會理想就是這樣，用戶籍制度和二十等爵把所有人固定下來，不允許任何中間團體存在。「後三十年」的基本精神是社會解散，把軍隊-公務員-文教系統以外的組織撤掉，但不允許替代性的社會組織填補真空。這是原子化和散沙化的進一步加強。美國所謂市場經濟是充滿了自發組織的，跟他們的社會和文化不能分開看待。大家都知道，新教國家一向以社會自治能力強大著稱。沒有這個背景，討論自由市場沒有意義。中國所謂市場化有一個非常怪異的特點，它是一個去組織化的進程，需要看得見的手不斷清理，像園丁鏟除雜草一樣。吳英這一類人之所以會跌倒，關鍵還是在於去組織化的基本精神。挑明了說，我們不能聽任潛在的土豪產生，任何不可控制的東西都是危險的。
人總是社會動物。從客觀上講，一個人強大，不是因為他本人強大，而是因為他的社會關係強大。拆散他的社會紐帶，他自然就弱了。從主觀上講，人不是完全依靠麵包生活的，符號和象徵的作用之大，超過我們平常的想象。原子化社會的結果就是，每個人都充滿了不安全感。你孤立，自然就容易受到傷害。人人都孤立，社會就會變得非常殘暴。大家要明白：人道、文明、公正這些素質不是道德教育的產物，而是共同體培養的習慣。你為什麼對人好？因為他是自己人。你為什麼對人不好？因為他是陌生人。如果人人都是陌生人怎麼辦？那就自然會出現人人整人人的場面，也就是霍布斯所謂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現在所謂公務員熱是怎麼回事？其實就是歸屬感飢渴和身份焦慮的問題。當然，這樣達不到目的。官僚組織跟宗族社會不一樣，你沒有與生俱來的地位。共同體的問題解決不了，你仍然是散沙。從中世紀到現在，西方和中國相比，有一點是一以貫之的，就是他們的組織資源始終比中國豐富得多。中國社會平鋪散漫，是無數單細胞的疊加，複雜結構產生不了，就好像流沙上面建不起寶塔。現在許多人去台灣，回來就吹噓台灣人溫文爾雅、很有素質，不像我們的社會粗暴野蠻。我覺得這些務虛的說法沒有多大意義，實質問題就是他們有穩定的共同體。粗暴是一種無意識的預期：等我們下次見面的時候，我們的身份角色和社會的遊戲規則已經面目全非了。文明也是一種無意識的預期：我們下次還會見面，雙方都會記得上次所受的待遇。無意識的預期是非常靈驗的東西，很容易變成現實。
說到面目全非，我的小夥伴都已經面目全非了。小學唯一的學霸對手比我早上研究生，結果卻改行開餐館。最寵我的幾位女老師都在九十年代的解體時期下了崗，學校也不存在了。當時好像堅不可摧的單位，結果都像紙糊的東西不堪一擊。最重要的是，留下的空間沒有人填補。我雖然一直留在體制內，但總覺得身邊的真空地帶越來越大，好像自己生活在孤島上，洪水正在不斷上漲，淹沒的地方越來越多，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把孤島全部淹沒。如果歷史經驗在將來仍然適用，那麼今後的中國仍然不會有穩定的遊戲規則。這個社會上最稀缺的東西不是權力、財富和知識，而是組織資源。即使按西方標準非常薄弱的組織力量，在中國都能像吸星大法一樣威力無窮，源源不斷地吸取散沙社會的權力、財富和知識。
「社會公正」顯然是一個很壞的詞。它是把天生的下等人和天生的上等人放到了一個人為製造的同等條件上，把他們之間相互配合、相互彌補對方缺陷的機制給消滅了。人和人之間，能夠承擔風險、預測未來，有多長的時間線、多大的遠見、多大的責任感，比例是非常不一樣的。就跟不同人的體育成績和勇敢程度相差很大一樣，等級的差別是非常大的。
自然而然形成的分布必然是具有各種檔次的，然後會把土豪性格比較強的人推向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位置，使他自然而然地成為社會的凝結核。所謂的「社會公正」把它拉平以後，實際上是促使整個社會的組織度退化了。組織度的退化和德性的退化是一致的，將所有人都變成那種一切責任歸屬於社會的得過且過性質的人。
由這樣的人和這樣的組織構成的社會，自然而然會是一個高風險、高焦慮的社會。穩定的社會其實是由多層次組成的，而多層次當中所謂的德性比較高的人，所占的比例是不能太高的。
我老人家非常了解费拉，所以深知费拉左派和费拉右派都是费拉，如果由左派变成右派，并不证明自身德性有所上升，只是说明他们寄生的文明季候有所变化而已。具体来说，就是这样的。
费拉看到文明早期的部落酋长和封建贵族凭推荐上大学，就要变成左派。左派的意思是应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让骑马射猎的英国绅士和蒙古武士给头悬梁锥刺股的屌丝让路。
费拉看到晚期文明让高卢人日耳曼人潘诺尼亚人进元老院，就会变成右派。右派的意思就是应该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让身经百战的新移民戴克里先给腰缠万贯的埃及老费拉菲尔普斯让路。
所以费拉无论从理论上讲是左派还是右派，实际上总是维护秩序消费者。他们的理论翻译成人话，总是要求司机和乘客平等。他们抱怨得最厉害的地方，总是保护者或秩序输出者对他们最好的地方。他们的要求如果实现，必然会导致自己首先毁灭。英国贵族如果不能凭出身上牛桥，就会像约翰王一样拔费拉的牙勒索。潘诺尼亚蛮族如果不能通过罗马军团当上皇帝，征收埃及费拉企业家的保护费，日耳曼和阿拉伯蛮族就会征服罗马帝国，抢劫埃及费拉企业家。
非洲人、墨西哥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在西方的地位如果有什么疑问，那就是不好判断谁是保卫罗马的蛮族，谁是反对罗马的蛮族。清华高材生和血汗工厂老板的费拉身份，那是一点疑问都没有的。苗族酋长和突厥教法学家生产秩序的能力，都比他们要强。所以这事的唯一问题是，科举输家当中的社会活动家够不够资格跟同样科举输家的黑人西点军校学生享受同样待遇？头悬梁锥刺股的阶级，应该明白元老院永远不是为你们这种人准备的。
毛泽东搞白卷英雄，问题也是仅限于选错了阶级。红卫兵圣战士和头悬梁锥刺股，本来就是同一个阶级。如果他选择苏联顾问和特工、日本军官和侨民、西方传教士和冒险家，让他们做鲜卑帝国所谓豪强、蒙古帝国所谓巴图鲁，这些人照样会缴白卷，但是完全有能力维持统治。东亚帝国借尸还魂，都是靠殖民替代。
他的失败遭到错误解读，让头悬梁锥刺股和血汗工厂的阶级以为秩序真是靠自己维持的。 1989年和2017年的灾难，都是由这种认知错误造成的。僭主发昏，就会让石重贵承担查理曼的任务。费拉发昏，就会让谭嗣同承担奥兰治亲王的任务，让菲尔普斯承担君士坦丁大帝的任务⋯⋯
贵匪在1989年说的话并没有错，老子打下来的江山，凭什么分给动嘴皮子的人，但问题在于江山是斯大林同志和俄罗斯战士打下来的，跟你这个勤务兵有什么关系⋯⋯勤务兵的阶级地位，本来还不如头悬梁锥刺股的士大夫，颠倒阶级地位，全靠抱大腿。
苏联已死，斗争双方只有争抢美国的大腿了。江泽民老奸巨猾，在抱新大腿的斗争中稍微占了一点上风，但距离前殖民地代理人那种可靠的买办资格，仍然有天渊之别，偏偏费拉永远是不知好歹的，又要以为希特勒是阿明打死的，觉得可以再次开始争夺世界革命领导权了⋯⋯
刘仲敬谈佛教两则
问：怎么看待佛教？
刘仲敬：严格来说，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一种类似苏格拉底哲学的东西。它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认为知识本身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方法，痛苦主要是因为对世界的认识不够造成的。如果你真实的掌握了适当的方法，认识了世界，痛苦的问题就会自动解决。所以佛教的核心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分析方法帮助你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虚幻性——就是所谓的摩耶的面纱。打破了世界的虚幻性、实现了从有到无的突变以后，一切痛苦就消失了，因为痛苦本质就是欲望不能满足，而欲望不能满足是因为你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世界的虚幻性。这是佛教的基本纲领，你可以看其中没有什么现在所谓可以称之为是宗教性的东西。
佛教的否定性思维模式更擅长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
主流形态的文明模式不可能依赖否定性思维产生出来，但批判、否定的思维方式却可以成为主流思想领域的“反对派”，从而在文明的自我完善中起到清洁与“删繁就简”等功能。
佛教属于撒旦信仰里否定神派，只能解构，不能建设；由于其“不劳而获”的特点，佛教只能寄生于其他文明体之中，而不能建设成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实体。
问：您对佛教是如何看待和理解的？
刘仲敬：佛教是雅利安征服者封建制度渐趋解体时期的哲学。从季候角度来讲，跟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哲学是有些相似之处的。它严格说来不是宗教，只是后来跟其他宗教——主要是外伊朗宗教接触了以后，在寺院的组织和修行的方法上有很多重叠之处，所以形成了相当多的教团模式。但这些教团模式大多数不是佛教特有的，大体上来讲，佛教有的教团模式，跟拜火教的、伊斯兰教的教团模式，更不要说是印度教的教团模式，重叠之处是非常之多的，有很多都是难分彼此。
大乘和小乘给大众的通俗说法和给少数智者的秘传心法这种双层的解释体系，产生的时间肯定是在佛教之前。可能跟雅利安人共同的语言特征有关，因为哲学这玩意儿跟语言的关系非常大，表面上看是思维逻辑产生出来的东西，其实可能更多的取决于背后的语言框架。德国出哲学家跟印度出哲学家的道理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它们都是雅利安语系在东西两侧的两个边沿，是最新锐的两个边沿。双重解释体系这个东西，产生的时间和地点很可能是在拜火教甚至拜火教以前的最初的雅利安伊朗，佛教可能是从他们那儿学来的。伊斯兰教在中亚取代佛教以后，把这一套原封不动地送进了伊斯兰教里面。拜火教、佛教到苏菲主义这三个迭代，表面上看是三种宗教，但是背后或者说底层其实是有暗流相通的。
刘仲敬论尼采
----选自《刘仲敬：冷战与世界秩序》YY语音讲座
2017年2月18日
问：关于尼采的争论很大，比如他到底属于正典还是负典，请您详细解说尼采的哲学和他的深远影响。
刘仲敬：我实在看不出这件事情有什么好争议的，尼采不可能属于正典。如果正典的意思就是指西方正典的话，反基督教的势力都不能算正典。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把尼采从正典当中排除出去。同时还有很多细节上的证据证明他不是正典：第一，他是个知识分子，他毕生的生活都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他不像是封建贵族、土豪、教会、法学家那样能够在他自己身边培养共同体；第二，他即使是在纯粹知识分子的领域，在理论建构这个体系里面，他建构的理论是解构性的。
他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文学家。他犀利而优美的文字基本上都是对传统的伪善或者是这个那个进行解构和破坏，但你要找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他没有理论体系，他像鲁迅一样缺乏理论体系。说得苛刻一点，他是杂文家；说得好一点，他是一位优美的诗人。他比较像体系的地方是从叔本华那里学来的，基本上不是他自己独创的。他自己能够被人认为是独创的东西，是他像后来的门肯(H.L. Mencken)那样，像是一个偶像破坏者那样，撕破了原有社会的伪善，提供了很多清新的空气，但他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观点，自身是不连贯的。唯意志论这一点，在哲学意义上来讲是具有强烈解构性的，因为意志是一个不可定义的东西，无论是信仰还是理性，都可以用唯意志的方法去廉价地加以解构。原先基督教神学的体系是强大而复杂的，德国古典哲学以理性为基础的体系也是强大而复杂的，而唯意志论建立出来的体系就是基本没有体系，除了一些东方化、印度教哲学式的灵机一动、禅宗式的语录以外，它产生不出体系式的东西。这是唯意志论自身的弱点所构成的。所以唯意志论的哲学家都很像文学家，叔本华是这样，尼采是这样，柏格森也是这样，他只能用比喻方法看问题。比喻的方式对于文学家是优秀的，但是对于哲学家来说却是很糟糕的。对于德国古典哲学来说，尼采和他的门徒无疑是一种退化。
他在政治上的判断，应该只能说是极其幼稚的。他喜爱的是那种个性强烈的所谓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有才能的专制君主。他极端讨厌德国，所以希特勒对他的推崇基本上是郢书燕说的误会。后来有很多人出于反希特勒的目的反对尼采，也是要么是出于误会，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扣帽子。这些亲希特勒的东西跟尼采思想是毫无关系的。尼采思想最接近的是希腊文明晚期和意大利文明晚期那些优秀的解构者，也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一个文明在面包太多了、足以产生面包虫的时候，产生出来了很多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然而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不是文明的建构者，而是消费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特立独行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凭他的智慧，他蔑视原有的社会常规，他们全都是个人英雄主义者，相信自己的才智和能力比古老的几百年、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传统要有价值得多，他蔑视原有的软弱和腐败的社会。然而正是这个软弱和腐败的社会容许他特立独行，这样的人如果到荒野上去自己生存的话，是一秒钟也生存不下来的，他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原有的社会对他如此之温和、如此之宽容。尼采崇拜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和希腊时期的人全都是这样的角色。他自己如果不是精神病发作的话，自己也会变成这样的角色的。
而他自己的精神病发作，跟他自己的高度自恋和狂妄是有直接关系的。尽管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极其自恋的，但是尼采的自恋是超出了他们的平均水平。自恋不是强大的象征，而是软弱的象征。小孩在刚刚出生的时候都是高度自恋的，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认为自己想什么就能达到什么。这个心理上的残余就是，如果某个大人心里面想要害某个人，然后会感到内疚。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儿童心理的遗留。儿童认为思想跟行动是没有区别的，如果我想让某人死他就会真的死，想让某人好他就会真的好。所以即使你长大以后，你突然心里面有一个恶念，觉得想让某人倒霉，然后自己就会感到内疚，那是因为你已经成长出了弗洛伊德称为“超我”的那种社会性道德，你觉得你不应该害人，但是你应该完全清楚，人的思想是害不了人的，只是想怎么能害得了人，只有行动才能害人，但是你想了一下，动了一下恶念，还是觉得内疚，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残留着婴儿期的那种想法，以为思想就有害人的能力。尼采整个人的人格就像一个巨婴，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度自恋的人。他的超人理论，实际上是自我的巨婴特征和外在社会不配合造成的挫折。
人格形成的过程就是，在你的自我投射遭到挫折以后重新调整。你从小时候那样以为自己就是全世界，你的思想无所不能，渐渐领悟到外在还有一个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是不由你自己的意志做主的，然后你在跟外面的客观世界互动的过程中间发现了自我的边界，形成了你的人格。也就是说，你首先要踢到桌子上，把脚踢疼了，然后才会恍然大悟，哎呀，原来桌子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然后我为了保护我自己的身体，以后不能随便踢桌子了。等你长大以后，在社会上碰撞，也就像是小时候跟物质世界碰撞一样，不断地碰撞，不断地碰壁，不断地形成边界，然后才能形成你自己的人格。你的人格是在这个边界体系形成的过程中成长的。
尼采对自己的才能极端自负，然后在跟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又发现这种才能屁也不值，是极端脆弱的，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像经验主义者那样通过调整边界来形成自己的人格，而是通过“中或最赢”——中国或成最大赢家的方式来进行的，说白了就是自欺欺人。我永远是最大的赢家，如果美国军舰来到南海，哈哈~这不是我输了，而是第一说明美国人怕了我了，否则他怎么会派军舰来打我呢？第二说明美国人已经没牌可打了，你看~他派了几十年前的老军舰过来，而不是赶紧在造船厂生产一个新军舰过来，哈哈~所以我又赢了，我永远赢，中国永远正确永远赢，无论你怎么说都是赢。尼采的超人哲学就是这种“中或最赢”的体现。他是脆弱的、自恋的，在跟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不断地失败，永远失败，但失败了以后他不会像经验主义者那样调整自我的边界，而是说，我还是胜利者，错误的都是世界，我是超人，你们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我每一次失败都把自己原来那个思想泡沫放得更大一些，然后进一步地躲在那个温暖的泡沫当中，在这个脆弱的肥皂泡当中，我是永远胜利的，我是超人。
但我之所以能够把自己当成超人，是因为我住在精神病院里，我一刻都离不开精神病院，因为离开了精神病院我就会痛苦地发现，原来我不但不是超人，而且还是人类当中最脆弱的那一部分。他本能地知道他自己的脆弱，为此感到痛苦，然后作为一个心理补偿，他恨自己，然后把自己对自己脆弱的仇恨转化在他的文章当中，于是就体现为超人对凡人的那种痛恨。你最初看他那些文章，你以为他把自己当成是超人，把其他人当成是凡人，以为他是强者你是弱者，他要歧视你这个弱者，其实恰好相反，他是清楚地体会到自己是弱者，他如此的仇恨自己，又拿自己没有办法，所以就像知识分子对自己没有办法的人那样，一连串的痛骂。他骂的那些凡人是自己，超人也是自己：超人是他本来应该成为但却成为不了的那个自己，而可恶的凡人和庸人则是他很不幸不得不做的那种人。他对自己的痛恨体现为他自己的文学，然后你又把那种文学当成是哲学。
尼采有一次在疗养院里面碰上了一位生了病正在治病的女子，那位女子对他说：“尼采先生，我读过你的书，我是这么理解你的：你认为像我这样多愁多病、像林黛玉一样多病的人，在地球上就没有生存的权利，是吗？”尼采一听到这个说法就极其痛苦地说：“哦！你不要这样想，你不要这样想，我也是病人呀！”你把这件事和他抱住马头痛哭流涕地说“我可怜的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放在一起，你就可以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是那种，换一种环境，很可能变成《罪与罚》里面的那个大学生，抱住基督或者是抱住圣母，痛苦地向基督求告说“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人，我是世界上最软弱的人，如果你不拯救我，我没法拯救我自己”的那种人。但是他走了相反的道路，他就只有去抱住超人了。这就是他的心路历程，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制造舆论无法改变神意裁决
(选自冷战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
某听众：有一种看法认为，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犯有一系列战略方向上的错误。由于伊拉克战争，然后奥巴马比较仓促的从伊拉克撤退，然后又策动乌克兰加入北约，然后使乌克兰和欧洲、俄罗斯的关系变成一个热点，然后造成俄罗斯全面和美国对抗，然后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美国被迫让步......所有这些都给中国造成了机会，中国在南海的扩张跟这些不无关系。所以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才应该是美国真正的对手，因为它正在崛起，而俄罗斯是已经衰退了，用您的话来讲就是已经燃烧完的灰烬了。这个看法您如何评价？
刘仲敬：这显然是一种很幼稚的胡说八道。你知道有一种吵架的方法就是说，你是傻瓜，你是傻瓜，什么什么傻瓜，意思就是说是，希望你自己怀疑自己，然后由于你相信你自己是傻瓜，然后就做出我希望你做的事情。当然我希望你做出的事情肯定是对你不利的。所以很多人说是你的什么政策是错的，实际上是恰好说明这些政策是对的，但是不利于我。我希望制造舆论，使你破坏对你自己有利的政策而采取对我有利的政策。这其实是一种很幼稚的吵架方式，基本心理动机一点都不复杂。
像这些事情，很明显都是对美国自己极端有利的事情。伊拉克战争造成了库尔德的出现，使美国在中东添了一个以色列。而原先在五十年代反殖民主义运动中形成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权，经过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战争，完全崩溃了。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对付以色列和美国的可能性，由于伊斯兰国的出现而全面瓦解了。俄罗斯介入中东，导致伊斯兰和俄罗斯处在正面相对的情况。乌克兰危机破坏了俄罗斯重建欧亚帝国的可能性，使欧洲的边界永远稳固了，付出的代价就是乌克兰人，而失去一切机会的则是俄罗斯。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跟波兰加入北约一样，明显是世界体系在按照更有利于美国的方向演变。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事情本身不是美国策划的，有很多还是反对美国的人策划的。属于美国策划的一部分，也是由立场和手段相反的两拨人策划的。这就是说，时节到的时候，无论你往哪个方向走，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衰老快死的人，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都会加速你死亡的进程。反过来也是这样，如果你是处于那种时运将到，即将登堂入室的人，那么造成的所有事件，无论发生什么事件，这些事件都会造成你扬名立万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叫做神意的裁决？神意的裁决就是，相反的力量都会指向同一个目标。这个趋势还不是非常明显么？
像中国的南海扩张这件事情，就明显是胡说八道。它处在一个比威廉皇帝当年更加绝望的状态。它所提出的这些理由，按照哥伦布以后五百年的国际法，都是离经叛道。以前希特勒在挑战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从来没有像它这样肆无忌惮的蔑视国际法，而德国人拥有的实力和资本比它要强得多。它在南海这种直接挑衅的做法，即使赫鲁晓夫在古巴都没有做过。而它所依赖的资产，却比赫鲁晓夫要差得多。赫鲁晓夫是依靠苏联自身的工业实力，而你所依靠的只不过是乌克兰卖给你的一些旧发动机，而且随着乌克兰的内战爆发，这种事情永远也不会再有了。你已经把自己放在必然死亡的绝境之中了。现在要体面的退出，必须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而不体面的退出，基本上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自取灭亡。在这个时候居然都还有人在谈论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恰好就是证明，一个扭曲的认知图景可以多么有效的促使人自取灭亡。
祖父学
〚所以他们都在问一个问题，这也是现代人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何必再坚持了呢？他们的生活安顿下来以后，开始满于现状，这种绝望的感受首先就冲击到他们的信仰生活。他们在被掳期间学会教训，知道不可拜偶像，他们再也没有去拜别神或是改变信仰，但他们的信仰变成一种形式，他们还是会去圣殿，但只是为了遵循传统。信仰变成一种形式，没有实质的意义，不再是一件重要的事。他们现在要寻求的是在宗教活动上，希望可以花最少的时间，还有花最少的金钱就可以交代过去。在圣殿奉献的时候，希望用最低的金额，像是给小费，不像奉献。其实你在信仰上付出的越多，收获就越多；同样的你越少灵修，收获就越少。所以在先知玛拉基出来服事的时期，祭司做这份工作只是为了糊口，他们不在乎有多少人来参加仪式，只要做做样子、能够过得去就好了。
恐怕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忽略圣经的教导，漫不经心地举行仪式，敷衍上帝，好像给上帝一个交代就可以了。他们不再献上最好的，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这不但影响到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你用这种态度看待信仰，你的道德生活也会开始受到影响，情况果真如此。你一旦说，何必在乎上帝？很快地就会说，何必管什么道德呢？简单地说，如果上一代说，何必在乎上帝？你相信吗，下一代就会说，何必做好人？我们这一代已经开始看见这个现象，因为许多人离开教会，到现在已经三四代。
[12:31]有一次我去一家工厂的交谊厅，向那里的男人讲道。讲完后有个人站起来挑战我，他说：「我不是在吹牛，你去问那些工人，他们遇到麻烦的时候会找谁帮忙，他们一定会说找我，我不是在吹牛，这是事实。你去问我所有的邻居，他们遇到了麻烦的时候，谁最有办法帮忙他们，他们一定会说是我。我不上教会，不读圣经，也不祷告，这你怎么解释呢？」他等于是说：我不上教会，还是跟基督徒一样是个好人，你怎么解释？他说，我懒得理上帝，但我是个好人。当时我只能求圣灵给我智慧来回答，我说：「你的祖父上教会对不对？你的祖父会祷告会读圣经对不对？」他说：「对。」「那我告诉你，你的孙儿女不会跟你一样。因为不能把上帝传给下一代，就不能把美德传给下一代。」祖先的信仰只能够撑两三代，然后就没有了，当上帝消失的时候，美德就会消失。〛
◎有人说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宪政民主，您怎么看？
中国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出路，因为中国这个词本来就是作为大清帝国的替代物而提出来的，而大清帝国在它灭亡的时候，正处在像奥斯曼帝国类似的状态，它在分崩离析。如果它按照我刚才描绘的方式，各地产生出自己的资产阶级，然后资产阶级产生出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权，那么在若干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实现资产阶级国会政治，也就是所谓的宪政民主，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就叫资产阶级专政。但是这样做的条件就是，你不可避免的要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就是，发展情况不同、社会情况不同的各地区，必然会产生出形态不同的政治体制。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大清将会像奥斯曼帝国一样解体，你不可能把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放在同一个大土耳其共和国境内，然后说服塞浦路斯人和叙利亚人相信，他们都是大土耳其民族五十六个族群当中的一个族群。这种路径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你既然要把大清的全部版图留下来，那你就必须实行有效的统治。不是所有地区和所有人都能够实行宪政民主的，但是所有地区和所有人都必须实行有效管理。没有有效管理和统治，很快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和人口灭绝。在各种有效管制和统治之中，有几种是不可能产生宪政民主的，共产党所代表的这种列宁主义统治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列宁主义统治本身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有存在的目的和存在的价值。它存在的主要价值就是把大清帝国留下的这些广土众民重新捆在一起。道理很简单，要想建立一个有效的资产阶级国家，你就必须存在一个有效的共同体。
而大清留下的这个版图，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有效的共同体。粤东商人和广府商人团结起来都是非常困难的，粤东人和湖南人哪怕是在同一个国民党内，也从来就没有过和平相处的时候。桂军和粤军之间，尽管号称两广大同乡，但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比起英格兰和法兰西来说，一点儿都不更小。最相邻的几个共同体尚且如此，要让所有共同体都展现出自身的政治意志，结果肯定是分崩离析。为了不让它们展现出自己的政治意志，那你就只能用其他的共同体去代替它们。
中国唯一真正的共同体是什么？那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凭什么存在的？答案是，它凭藉列宁主义的镇压手段，有效的铲除了所有有可能跟它竞争的共同体。在这个前提之下，它才能在大清帝国的遗产之下维持有效的统治。缺少这个前提，比如说你用宪政民主的手段捆住了共产党的手脚，使它不能有效的行使它的割草机职能，结果不可避免的，将来在共产党这个真实共同体之外产生出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其他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能够达成共识、建立统一国家的可能性是微不足道的。你要建立统一国家，就必须用一个共同体的意志去铲除其他共同体，要不然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产生出来以后，自然而然就使国家分裂了。宪政民主是一个抽象的词，实际上它讲的内容就是有效的共同体的形成。要有有效的共同体形成，你首先必须停止列宁主义这台割草机的运作。停止了这台割草机的运作以后，这个机制维持的中国就不复存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是什么？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白手套。手套和手本身相比，到底是谁重要呢？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在中共这个唯一有效的共同体停止运作以后，有些地方，特别是内地，它根本不会有任何共同体存在。在共产党党组织之外，只有一盘散沙的社会，这个社会很容易落到任何愿意攫取权力的冒险家之手，而这些冒险家实现民主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我刚才已经反复强调过了，马克思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什么叫做宪政民主政体？那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在没有产生有效的地主资产阶级共同体的情况下，你不可能实现有效的国会政治。这种条件至少在内地是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这些地方，在选择列宁主义专政和无政府状态之间，是没有其他选择的。沿海地区有一定的资产阶级萌芽，例如民主党派当中或者是人大政协中间有一定的可以称之为土豪或者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资产阶级存在的萌芽，但是他们只是个人，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团体。只有在这些人形成有效的团体以后，他们才能够建立有效的国会政治。
这种条件只在香港和台湾具备。香港和台湾为什么会构成重大的挑战力量？就是因为它们本地的共同体已经接近形成。它们形成了共同体，自然就要产生自己的独立意志，而这个意志自然会跟任何大一统政权的意志不同。你要想让这个意志不存在，很简单，马上派人到香港去打土豪分田地，把它们的地主资产阶级消灭干净，当他们只剩下最穷的人、最分散的人、完全依附于人的人，然后派二十个政治宣传委员到那里去，每个阶级派一个党支部书记过去，他们马上就像河南人一样的热爱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听任他们的共同体继续成熟，那他们肯定会产生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这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会发明出理论，论证香港自古以来是一个民族，根本不属于中华民族。到那时候你要下手就太晚了。
在中国国内也是这样。你如果放任，比如说是某一个资产阶级社会有可能成熟的地区，例如浙江和广东，让它成熟起来，他们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跟香港和台湾要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们在大陆上，因此他们的社会很容易被破坏。差别就只在这一点。你要想让从帕米尔高原到上海到舟山群岛，如此广阔、社会差异如此巨大的地区，按照同一个结构发展出有效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可能性是基本没有的。有些地方，它的社会成熟程度连建立伊斯兰国都不见得够；有些地方，它的社会成熟程度至少建立一个新加坡是已经差不多了。如果你放开手，让它们各自产生自己的资产阶级，它们产生的政治意志一定不会相同的。如果要让他们的政治意志表达不出来，那么列宁主义政党不但不能削弱，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稍微放软一点，稍微后退一点的话，整个体系就分崩离析了。这是不能两全的东西。
这里的根本问题还是，我必须再强调一遍，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从来不是民族国家，而且是所有政治体制中间最不可能转型为民族国家的一种政治体制。它是一种，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的政治体制。一方面，实质上，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表面上看，制造一个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统战工具。这个统战工具，不管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用处，但它至少可以安抚中国人的感情，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毕竟还是一个跟欧洲人差不多的民族国家。在你得不到实际上的面包的时候，望梅止渴一下，有时候也是感到相当愉快的。如果把这层纸戳穿了以后，连望梅止渴的愉快也没有了，那这是何苦呢？
辛亥革命时期能产生秋瑾和汪兆铭这样的勇士，而现在的海外中文圈就只有一群温和主义的费拉。这是时代退化的表现吗？
他们那几个其实都算不上真正使用了武力。武力不是说只有几个创造历史的精英人物才需要的，实际上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如果你在你的生活中感觉不到短兵相接使用武力的必要性的话，那就说明你其实处在一个特殊的被圈养的环境当中。或者更有可能，你有意识地删改了你的记忆，把你曾经接触过、但是有意无视的其他实质上是属于张献忠的地区或者时间段从你的记忆中删除了。后面这种可能性是占压倒优势的。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时间段和这样的接触经历，只是这样的经历对他们的装逼需要并不符合，因为他们想要伪装成已经生活在秩序极好的伪中产阶级社会当中，因此自己具有伪中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就把这些记忆删除了。
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社会而言，大多数人，即使是今天已经变成了中产阶级的人，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多多少少都是接触过（但故意忘记了）必须使用暴力或者是以暴力相威胁的场面。实际上，真正能够维持充分的和平和安全的秩序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出现的时间总是在文明比较高层次和高阶级的地方。像无产阶级社会这种层次本身很低、在歧视链上位置很低的地方，他们全社会的成员，如果不是你本人，至少是你的父辈和祖辈，都非常熟悉离暴力极其接近的状态。只是，他们要么不愿意跟你说，要么就是你其实本人也接触过，但是故意地忘掉了这些部分。
不要说别的，在不是很久以前的一段时间，有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在广州，大概就是钟南山吧，被小偷偷去了钱包，他跟派出所联系，然后让市长给派出所打了电话，迅速地找回了钱包。你仔细想一想，你随便找一个广州市的市民，假如他的钱包丢了，跟钟南山丢的钱的数目是相同的，他去找派出所而没有市长的这个电话，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偷钱包是最简单形式的犯罪，实际上你能够遭遇到的犯罪通常会比这个要严重得多。那么，同一个公安局为什么要保护钟南山而不会保护你呢？答案当然是，凭藉他们对阶级和暴力的理解。有些人是属于特供范围、需要特殊保护的，有些人敷衍一下保护就行了，有些人是完全没有保护、赤裸裸地暴露在江湖之内，这个无形的结构显然是存在的。
因此可以说，我以前经常说的龙骑兵地区、叙利亚地区和张献忠地区是一直存在的。真正属于体制内，哪怕是在体制边缘，能够被保护到、可以不直接接触暴力和使用暴力就能生存的人，在中国的人数真的不是很多的。一生中都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需要的人，在中国能不能找出一千万人来，我都非常怀疑。当然，在日本可能这样的人会比较多，在欧洲可能会更多一些。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世界秩序中的阶级地位比你要高得多。
中国除了极少数的金字塔顶端阶层以外，大多数人与暴力的距离是非常接近的。而且，这个跟暴力非常接近的阶级地位对他们的行为模式有深刻的影响。直截了当地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从内心深处相信，暴力造成的既成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换句话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能够把它掩饰过去，或者通过抹煞受害者的方式把这段记忆从你个人的历史中间抹掉。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司空见惯的，而且是他们下意识地认为是生活必要的组成部分的。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所以中国历史被袁腾飞或其他民小称之为「极其肮脏的历史」，就是因为它经常抹煞、歪曲、甚至黑白颠倒历史的某些部分，使受害者得不到昭雪。请问，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在波兰得不到容忍，在乌克兰得不到容忍，在以色列得不到容忍，唯独在中国可以得到容忍呢？因为大多数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都是，如果不是亲自做过的话，至少也是亲自看到过类似的事情。而且，遭遇这些事情的人的阶级往往比你想象得还要高，甚至可能比中国的伪中产阶级还要高得多。例如像三鹿奶粉的那个受害家长，就是比大多数在网上冒充中产阶级的人阶级地位更高的，但他的孩子受害了以后，他遭到黑社会一样的待遇是毫无办法的。像雷洋这样的人，在中国是比比皆是的。中国人民不用假装看不见，这样的事情早已经深刻地塑造了你们的行为模式。
至于高阶层的事情，夺取政权这件事情需要武力，其实是大家都清楚的。民小之所以不承认，甚至反向污蔑说，凡是提到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都需要武力，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逻辑，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从大的方面来讲，它是基于和平演变的需要，因为美国爸爸希望能够和平演变，而大家都不敢得罪美国爸爸。属于中共和匪谍这一边的「知道分子」和舆论引导者则希望在美国爸爸以及只服美国爸爸的巨大人口面前装出「其实我们并不真的想跟美国爸爸作对」的形象，所以以前的什么土改、反右、文革和各种恐怖行动都是属于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洗心革面了。所以他们也就推波助澜地推广，像《南方周末》的那拨人经常推广的那种，暴力已经是属于过去了，今后我们要考虑怎么样用非暴力的方法维持统治。当然，哪怕是区区一个孙志刚都能戳破他们的谎言，而大多数中国人的阶级地位和安全程度还不如孙志刚。但是这没关系，这本来就是演戏。民运以及民小那方面，一方面他们跟中共一样是得罪不起美国爸爸的，所以必须顺从美国爸爸当中希望和平演变、搞普世价值这一派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们也想掩盖自己的懦弱和无能，所以就发明了这一套系统的自欺欺人的逻辑。
当然，最后还有一个相对于前面这些非常现实、非常重要的原因只是具有次要性和虚荣性的理由：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属于哪一面的，他们的教育背景都是中共所塑造的，因此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小的井里当井底之蛙。他们的大部分教育背景仍然是马列主义那一套，所以当他们看到，例如，马克思说了历史必然性，他们就跳出来说，我们早就不相信历史必然性了，谁说历史必然性，谁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他们不知道，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是从青年黑格尔学派那里学到的；黑格尔讲历史必然性，则是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那里得到的。历史有必然性这一点，最初和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是基督教的历史预定论。它在中世纪的神学中有着非常坚实的地位。黑格尔主义本身就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旁支，而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知识又是黑格尔主义的旁支的旁支。但是如胡平他们那帮八十年代的启蒙者，他们除了马列主义教育以外，只懂一点法国沙特或者西方人文主义这些非常边缘的学问。对于西方主流根深蒂固的基督教神学，他们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就跳出来说，谁敢说历史有必然性，谁就跟马克思主义是一伙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概念根本不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就讽刺他们说，他们如果看到「定于一尊」这句话，也会以为这个词是习近平发明出来的。当然，读过司马迁的《史记》的人就会知道，这句话早在习近平诞生以前就已经被人使用过无数多次了。但是如果有人像雍正皇帝只读过《三国演义》而不读《三国志》那样，只读过习近平讲话而不会读史记，他真会以为「定于一尊」是习近平发明出来的。以后有人要说「定于一尊」，那他就要说这个人是习近平的徒子徒孙了。
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当中，知识背景完全被框在马列主义教育内的情况是很多的。像「阶级斗争」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其实都是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已经用滥了的。而且他们用滥的目的主要就是论证，资产阶级在贵族阶级面前有合法性。但他们跟他们反对的人一致都认为，无产阶级屁也不是，甚至无产者根本就没有资格构成阶级。然后，马克思把这种概念反过来运用。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启蒙者有很多都认为谈阶级斗争就是马克思的学徒，他不知道谈阶级斗争的人多得是，马克思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在他的知识背景当中，只有马克思谈阶级斗争，而他看到的阶级斗争这个词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词是属于马克思学派或者社会主义者特有的东西了。当然这是因为，在他的知识背景当中，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根本不存在。他就从来没有读过那些在欧洲的地位比马克思高得多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书，所以他还觉得自己非常理直气壮。
中国最近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普遍的舆论引导者认为非暴力是可行的，谁谈暴力谁就是跟中共穿一条裤子，就是属于诸如此类的原因。因为他们的思想背景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些舆论引导者──民主小清新、《南方周末》这些人塑造起来的舆论环境，他们跳不出这个圈子来。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学到的那一点西方左派和中共所修改过的马列主义这两种思想背景之外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在这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当中，他们所依靠的仅有的这些思想资源和知识背景，只能是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垃圾场里面收集的那些残余食物和剩饭，跟超市里面、屠宰场里面、农场里面生产出来的大量新鲜的高质量食品相比只能算一些渣渣。但是，他们是在这些渣渣当中长大的。而且你不能责备他们，因为中国在世界秩序当中的地位就是一个垃圾场。垃圾场当中养出来的，哪怕是最精英的人物，在他们的童年都是吃过垃圾的。这就是朱学勤或者其他什么人说的「狼奶」。
但是「狼奶」这个词其实还没有充分表现出世界秩序的本质，因为「狼奶」看上去只是跟正常世界对立的一种错误的灌输，好像你和你的敌人、主流文明和非主流文明是平起平坐的，但是完全不是这样。主流和非主流之间的关系，就是垃圾场里面的那一点食品和超市里面整整齐齐的大量食品之间的区别。而中国就是垃圾场，他们甚至没有资格作为超市的对立面。你不是喝了狼奶的人，而是从小捡垃圾长大的拾荒者养大的人。可惜的是，像胡平他们那些人虽然已经到了自由世界，等于是从垃圾场逃到了超市里面，他们在垃圾场里面养成的口味居然没有改变，居然对放在他们眼前的大桶大桶的非常便宜、健康、新鲜的牛奶视而不见，认为他们从小在垃圾场里面捡到的那些奶瓶盖子里面舔下来的奶是世界上唯一的知识和真理。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包括各种小清新基督徒、民运人士非常害怕暴力这个概念。这一点恰好是中共所希望的，因为你不敢面对暴力，就没有办法实施统治。而西方的基督徒，中世纪欧洲的基督徒，他们本质上像日本的佛教徒那样也是和平主义者，但是当罗马帝国垮台，他们必须赤裸裸地面对日尔曼的征服者──日尔曼征服者好歹还愿意皈依，然后他们又面临着赤裸裸的、根本无法皈依的穆斯林战士的时候，他们勇敢地做出了选择。我们过去在做NGO的时候是不谈暴力而且主张非暴力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行使统治者的责任了。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交出的答案就是我们都熟悉的从封建主义产生的欧洲，包括大宪章的英格兰。这个欧洲包括封建武士，而且把封建武士，像法国国王圣路易这样的人，视为人类文明的最高体现。是这样一个欧洲，产生了近代的文明。但是这条近代文明的主线条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当中，包括在中国小清新基督徒当中，是不敢面对的。他们愿意学的都是垃圾箱瓶盖里面残余的那一点奶，世界主流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
他们就是这样了，我没有兴趣去管他们，但是对于受他们误导的更多的人如果向我提出问题的话，我只能按照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回答他们。就是说，上帝给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你们如果要吸取知识的话，那就像达芬奇说的，不要取被别人喝过了又吐出来、洗过脚洗过菜洗过脏衣服的下游的水，你只要做得到的话，就到河的上游，到泉水刚刚变成河流的那个地方去，喝上游的清水。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的，特别是在今天的网络时代。谁能够阻止你真正去学习只凭自己、再加上一个Google搜索引擎就能够直达的两希文明的真正源头，去学习真正的西方经典呢？你如果稍微读过西方文明的真正经典，那么其实你根本就不会再有耐心去面对这些愚蠢的问题。这些都是下游的下游的下游、海耶克所谓的那些二道贩子的三道贩子的四道贩子留下的一点残渣，而且经过了无数的歪曲和修改。如果你掌握了上游的本源，还要去跟这些下游的二道贩子、三道贩子、四道贩子去争，而他们所依据的最高贵、最伟大的太老师也无非是《南方周末》的专栏作家，是沙特这样地位很低的左派知识分子，你凭着这些东西去跟汤玛斯．阿奎那、波舒哀这样的真正的思想家，以及基佐、麦考莱、休姆这样的真正的历史学家去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就像是拿着红卫兵的武器去跟反共学术权威作斗争一样，除了自己耽误自己的时间以外，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像「暴力是不是政权基础」这件事情，本来脉络是非常清楚的。虽然马克思也说过这句话，但是正像我前面举过的那几个例子──「阶级斗争」的例子和习近平所说的「定于一尊」的例子那样，这些话根本不是马克思首创的。中世纪的思想家，两希文明的思想家，从未回避过这个问题。希腊罗马城邦的思想家，像西塞罗这样的宪法学家，从来没有回避过罗马共和国需要自己的「罗慕路斯时刻」。马基维利和近代人文主义的政治学家直接继承了他们的传统。而基督教传统中的政治学家，从旧约当中以色列先知和国王的先例当中，也从未否认过正义战争存在的理据。汤玛斯．阿奎那的政治学，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否认战争，而是强调什么样的战争才是正义战争，基督徒应该在怎样的情况下推行正义战争，什么样的情况下战争才是不义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不应该使用武器。这些著作并不很难找啊，为什么我们忽略了这些真正经典的包罗万象的思想家，去搞那些零零星星的东西？那些零零星星的逻辑，你无论搞出多少零零星星的论据，然后再对照一下我引用的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你就会发现，你自以为非常深刻、非常奥妙的那些东西，其实早就是比你早出生一千年的思想家曾经面对过和回答过一千次的问题，而且他们早就回答过比你提出的更多的问题──你甚至想都想不出、提都提不出来的更多问题，而你还要再这样反反复复地重新发明轮子。对于那些本身思想深度不过二、三流，但只要是肯学习肯查证，有一个最起码的好学生所必需的品德，随时都会拿出笔记本来，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记下来，你就是面对这样的人，你搞出来的这一套也会是不堪一击的。
雷洋死亡。
孙志刚事件于二○○三年发生，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市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
雷洋事件是二○一六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发生的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雷洋是年轻、已婚的知识分子，但遭到便衣警察怀疑有嫖娼行为而遭到拘捕，押解途中
您认为中国在未来几代内，一定会因为「中国人」身份认同问题，而爆发某种巨大改变。那么您认为哪一种身份最适合现在的中国？
恐怕没有哪一种方式是最适合于现在的中国的。什么是适合什么是不适合，主要就取决于当事人的决断意志。有些事情事后看来是很好的，好像是没有付多大代价，其实那是因为我们低估了当事人在决断中付出的巨大牺牲。例如，现在我们很容易把英美看成是和平过渡、建立现代化付出的代价很轻微的一种典范，但是这一点是完全忽视了从宗教改革以来经过长期内战造成的极度艰辛的痛苦和流血。如果你只看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你得出的结论可能符合这个偏见；但是你如果从宗教改革开始看，那你不得不承认，在这最近二百年之中，围绕着认同政治中发生的灭绝性的斗争应该是极其残酷的，残酷到在有些情况下除了运用肉体消灭以外没有办法实施稳定统治的地步。最后在尘埃落定几百年以后，英国人自己也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残酷。而我们只看到它历史的后半截，所以就容易认为这是一条比较平顺的道路。
然而，实际的历史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平顺。有些民族看上去显得比较幸运，实际上是你只看到了它比较幸运的那一系列阶段而已。这种情况下，我想除了当事人的决断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他们做出判断，说哪一种情况成本比较低或者是比较轻松。我只能肯定一点，就是任何决断都是极度痛苦的。如果不痛苦，那么这种选择就不足以被称为决断，它就会很像是十八、十九世纪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政党政治对抗，或者像近代欧盟共识政治那样，虽然存在意见分歧，但这些分歧是无关紧要的，最后我们还是要达成共识的。这种情况是会出现的，但是它总是出现在残酷决断已经实现之后的几百年以后，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这种幸福的。
勇敢是文明的基石
远东的封建种子灭亡，没有能够通过封建自由发育立宪自由。这是近代欧洲征服世界的关键。直接原因在于远东吏治国家和士大夫文化在自己的局部生态位中占有优势，土豪自己都没有可靠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自信，往往配合专制帝王和文人儒生，毁灭自己的阶级兄弟和天然同盟，例如部落贵族和武士。长期和根本原因大概在于，远东本来就是文明边缘区，社会组织资源的发育和积累一开始就不如两希核心区，虽然胜过印加文明，因此可以节制政治圈的社会资源和思想资源先天不足，只一点在春秋时代已经很明显。
近代以来，土豪的地位从民国到国府到共产国际每况愈下。豫人在赵督时代土豪尚多，流寇甚少。冯玉祥以后，流寇遍地。因为冯的资金来自苏联，不再依赖土豪，也就自然更加涸泽而渔。共产党自然比国民党更涸泽而渔。张国焘回忆录说，他不怕国军，只怕鄂豫边界一位自居曾国藩的土豪，此人比红军更会打游击战，但他预计蒋介石容不得此人成长为曾国藩，后来蒋介石果然杀了这个土豪，为红军消除了障碍，一如赵葵时代。不过蒋介石究竟还是过渡人物，不能事事做绝，所以还能容忍别延芳。最后彻底消灭土豪，仍然要等待土共。土共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共产国际的组织和经费都是外来的，对本地社会的依赖性最小。共产主义的入侵，也就意味着远东文明的最后灭亡，犹如伊斯兰教来到埃及。
欧洲不是孤立区域，是以利凡特为中心的核心文明区的新边疆，直接继承了希腊和希伯莱传统，时间比其他所有文明长两倍到几十倍，形成文明以来的人口多于其他所有文明和非文明的人口总和，产生了人类十分之九以上的宗教、哲学和技术。远东的边缘程度高于印度，低于美洲和南部非洲。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文明产生和传播的顺序大致吻合上述中心——边缘秩序。如果文明因子的多样性模型大致符合生态因子的多样性模型，那么中心区的品系复杂性就会高于边缘区。专制是最简单的组织形式，符合最低层次的理解能力。如果文明形成前的组织资源积累不足，或是文明期间对积累和新生的组织资源消耗过度，专制主义就是防止劣质文明自发产生二度野蛮化的最后保障。文明前积累不足，非常符合殷商、阿兹特克人和刚果诸王国的情况。文明过度消耗组织资源，非常符合埃及、秦政、印加人的情况。后者的问题不是分裂，而是不能分裂。因为分裂意味着存在自我保存的组织资源，例如东南互保；或是存在外来的组织资源的输入，例如鲜卑部落或满洲部落。不能分裂，意味着人口灭绝和替代。鲜卑人还愿意冒充汉魏，满洲人已经不愿意冒充宋明。今后大概是针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反向冒充，没有归属和保护的散沙人口以各种方式消失。在此之间，有没有能力产生土豪大概就是幸存者机会的指标。
大洪水是秦政和总体占过度消耗组织资源的结果，具有能量守恒的可靠性。在没有白起和秦始皇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大洪水。在已经产生的情况下，不可能避免。春秋君主和欧洲君主即使退位也是体面的，这就是魏征所谓积德的结果。朱元璋和李自成的家系注定会发出但愿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的惨叫，发生在哪一个时间点只是非常次要的技术问题。他们的存在就是预支德性的结果，出来混早晚要还。无辜者的血要为无辜者的血还债，教育凡人的机智玩弄不了神明的智慧。大清的结局好过大明，主要依靠帝国主义的恩典。僭主虽然无权分享公民的体面，至少分享了降虏的偷生。依照他们自己的德性，他们只配得到动物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待遇，而且比牛羊肉更便宜。历史上没有共产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能够善终的先例，延长寿命的技术手段通常需要进一步透支社会组织资源，增加了最后崩溃的酷烈，实际上跟共产主义和专制主义一样属于吞吃婴儿的技术。避免这种下场的仅有机会，在于外来的秩序输入。
人类不可能完全避免武力。多国体系不断爆发小规模战争，同时人民习惯于战争。孔子时代的君子总射箭和驾车，同时战争在宋襄公式伦理约束下不太残暴。当时的人像游泳高手，不太害怕小河，经常游泳而且经常淹死，但不大可能大规模灭绝。大一统顺民在朝廷管制下不再习惯武力，经过几十年和平以后领教几百年大乱。一方面顺民连小型武力的经验都没有，另一方面改朝换代的灭绝性战争不再有宋襄公伦理约束。他们像不会水的旱鸭子突然落水，大规模灭绝是自然而然。欧洲和希腊的优越性或文明人道，其实就是宋襄公时代的体现。当然春秋时代总会有人鼓吹大一统的彻底和永久和平，连春秋的绅士战争都能够消除，但结果很可能不是康德而是秦始皇。即使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也少不了北约和美国的罗马式权力。就人性这根曲木而言，康德主义恐怕是一种甜蜜的陷阱。我不敢忘记，更好是好的最大敌人。如果能够得到宋襄公，我已经喜出望外。我非常怀疑反对宋襄公的人，不是天真就是阴险。如果事实证明他们是白起和斯大林派来的匪谍，我不会惊讶。
人在截肢后，任然会有肢体疼痛的感觉。文明在瓦解以后，仍然会拒绝相信自己的死亡。所谓文明，就是秩序生产力燃烧自己释放的烟花。燃烧需要的燃料来自蛮族时代和文明时代的秩序生产力积累。如果文明自身程序有漏洞，燃烧就会妨碍积累。大多数文明都是这样，自杀性的挥霍最终只剩灰烬。如果灰烬拒绝相信自己的死亡，就只能依靠新的蛮族输入秩序。蛮族之所以愿意消耗自己秩序生产力为人作嫁，是因为爱上了烟花的余光。随着余光渐渐黯淡，飞蛾扑火的蛮族越来越少。灰烬终将冷却，万物终有尽时。埃及早在诸夏诞生以前，就已经步入吏治国家的最后挥霍，然后依靠努比亚人和利比亚人续命。最初的蛮族仍然敬畏埃及的余光，愿意冒充埃及人，这种所谓的同化似乎永无止境。然而后来的波斯人和希腊人就不觉得即使古典黄金时代的埃及有什么值得敬畏和续命的，埃及末人在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辉煌面前也不再自信永生，最后的灰烬终于冷却。今天的埃及人以阿拉伯继承人自居，科普特人以东正教继承人自居。几千年后，同样的命运在诸夏上演。秦政完成了最后的挥霍，北朝隋唐蛮族愿意冒名顶替汉魏，辽金元清就不再愿意，即使孔子的黄金时代在希腊希伯莱和日耳曼的继承人面前都像侏儒，余烬的幻想还能维持多久呢？共产国际替代了鲜卑和满蒙，比后者更蔑视诸夏的遗产。共产国际之后，恐怕不会有新的续命入侵者。
高贵的德性不需要智力，只需要勇气。勇气不仅是一切品质的基础，而且是认知能力的基础。懦夫必然道德败坏，然后为了逆转是非而扭曲认知结构，然后因为扭曲而判断错误，结果落入比一开始企图逃避的更大危险中。中国人认同就是上述机制的产物，结果必然也是这样的。
财富和武力不可分割，吃瓜群众永远是倾向于维持现状的，没有大病不肯进手术室。
要明白富裕自古以来都是统治权的变现，包括无政府资本主义意淫的对象，也是皇家海军的胜利果实，自古以来产生不出武力的资产阶级，毫无例外地灭亡了，杨尚昆兄弟的富贵，无非就是吃他们那个恐怖分子哥哥的尸体。如果你们想让自己的子孙富贵，除了自己冒杀身之险以外别无他法。如果你们选择侍候黄俄苦力的余孽，第一，你们不会富贵，第二，他们顶不住的时候，你们必定家破人亡。他们顶不住的时候，就是黄俄像鲜卑人、蒙古人、满洲人的费拉化子孙一样，开始以东亚人自居，试图依靠降虏抵抗新征服者的时候。
东亚民族发明的重要性
我们要在东亚谈论民族发明
是因为民族发明一方面它能够有效的打击
列宁党通过冒充帝国继承者形成的免疫逃避机制
瓦解了这个机制以后
比较脆弱的小共同体在其生长的阶段
才不会受那种割草机的影响
如果是在欧洲
民族国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再消耗过多的资源去搞民族发明
那是不划算的
但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
如果是低于民族国家层次的小共同体
它的实力实际上不足以抗拒列宁主义的汲取机制
也许它们在某些情况下
能够抗拒费拉帝国的吏治国家
但抗拒列宁主义的汲取机制是不够的
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列宁党存在
那么像广东这样的地方
它的土豪很可能能够抗拒帝国的中央政府
把自己的资源留下来做自行发展
那样，它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以后
就可能自己产生出更复杂的结构
但在列宁党存在的情况下
广东的地方势力就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比较一下李鸿章时代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
就可以看出有没有列宁党关系非常重大
民族国家第一阶段发挥的作用
是一个表皮式的作用
就是保护和抵抗的作用
要建立这样一个保护和抵抗的机制
需要有多方面的因素
客观方面的因素就是要有土豪集团
拥有武力和经济基础的土豪集团
我一般来说不提这个方面
是因为这是一个客观发展的问题
如果社会没有发展到这一步
你提也没有用。发展到了这一步
你提不提，它都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我提得比较多
因为这是文人的传统特权
和文人能够做到的事情
就是文人能不能够制造一种恰当的舆论
在社会演化的适当阶段
给当时迫切需要的自发秩序提供合法性
一般来说，中国士大夫阶级
在这方面发挥的是反作用
他们在有机会的时候
通常是采取破坏机会的做法
这个现象在清末民初表现得非常明显
上海的知识分子和开明企业家
一般是最积极的大一统主义者
广东的绅士一般会宣布
他们自己才是彻头彻尾、真正的中国人
责备北方人是满蒙的奴才
不是真正的中国人
南方士大夫对发明皇汉和发明中华民族的贡献
其实比北方中原人要大得多
他们这样发明的结果，很明显
近代史已经充分证明了
他们是在自己害自己
如果他们当时做出了另外一种相反的发明
照清末民初那个机会窗口期的情况来说
建立自治政府的难度本来是不大的
但他们既然这样积极的破坏自己长远的利益
那也就只能"德匹下"了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
像现在的司徒华那些人
当初英国殖民者在的时候
是他们到处咆哮着喊：
"民主回归，民主回归"
一定要让英国人滚出去
然后回到中国来，跟驻马店一起民主
最后英国人终于让他们满意了
现在他们开始尝到滋味了
一般人如果只看现在的新闻报道
会觉得他们非常无辜
但你如果看了80年代的报告
你得承认，他们现在得到的待遇
就是他们在1984年前后
跟赵紫阳那些人请愿时所要求的东西
上帝对他们非常仁慈
他们要什么，上帝就给了他们什么
他们现在得到的就是应该得到的东西
所以香港现在的年轻人
所谓的本土派、民族党之类的
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纠正先辈的错误
但已经造成的错误纠正起来就要困难多了
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困境所在
上面两个例子等于是提供了一个
"民族发明学是多么必要"的现成例证
你如果说民族发明是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那你只要比较一下上海
香港和新加坡这三个地方
然后你就可以闭嘴了。这个差别如此之大
就是在于民族发明成功还是不成功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
在民族发明还没有成功的情况下
你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够增加系统的复杂性
我的假定是这样的
你能够施加干预的范围是不太大的
因为你只有一个笔杆子
以及你纸上写出来的东西和你影响舆论这点力量
那么你能够做的
就是这种散布思想病毒的工作
思想病毒有好处也有坏处
坏处就是，有病毒不一定有载体
没有载体，病毒可能就像烟草花叶病毒一样
变成无机物一样的结晶体，基本是浪费
但好处就是，病毒生存的成本是极低的
它不像土豪那样需要付出实际的成本
病毒既然可以结晶，可以变成无机物
那就可以长期储存等待机会
病毒一旦产生了，它就不会消灭
一旦有机会，它马上就可以弄出来复制
所以，你制造了这个病毒以后
历史的走向就不一样了
因为有这个现成的病毒放在那儿
没有机会来的时候就算了
也没有什么损失。有机会存在的时候
这个病毒会自动的替你去完成使命
哪怕在它真正完成使命的时候
病毒制造者的尸体都已经腐烂得什么都不剩了
但这些后来人仍然像冯·诺依曼机一样
在它的发明者和创始人早已经墓木已拱N多代
仍然在忠实的执行发明者给它制造的使命
这就是文人能够真正创造历史和影响历史的唯一机会
如果你不这么做，你肯定会一无所获
你做了以后，你有可能一无所获
也有可能收获巨大
这个主要是取决于演化环境
而不取决于你个人
处在你自己的位置上来讲
你只能这么做，因为做肯定要比不做好
结果如何，并不影响你当时的决断
决断结果不可知
但哪一方面的决断更有利则是一目了然的
问：我觉得相对于欧洲的福利国家，中国人特别勤奋，这是否是费拉社会的特征？
阿姨：你要注意，福利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基本上讲，它是抚恤金或者是养老金的一种转型。它最初不是免费给你的，所有福利制度的起源都是支付给武士的一种保险金。可以说如果你一开始不是武士或军人的话，你不会有什么福利的。伊斯兰教的福利制度是从哪儿来的？从异教徒那里征收赋税来供养他们那些为伊斯兰教征战的武士和他们的孤儿寡妇的。罗马人的福利是从哪儿来的？是为罗马退伍军人所准备的抚恤金，所以他不会回到外邦去。欧洲的福利是从哪儿来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退伍军人所设置的福利制度，而由于全民动员的缘故，退伍军人差不多就是一个民族的全部男性人口，从这里开始，才产生了现在的福利制度。
所以你可以看出，如果你是被征服者的民族的话，你对福利的概念是非常陌生的。你不是福利的享受者，而是福利的提供者。罗马人的福利是从哪儿来的？是由埃及的被征服者生产出来的产品去养活罗马那些伤残武士，这就是罗马福利制度的起源。中国人和满洲人的关系是什么？满洲人就像是罗马武士一样，八旗子弟世世代代享有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它们就是罗马和欧洲福利的对应物。为什么中国人没有福利而且不想有福利？因为他们的政治本能告诉他，他们不是征服者而是被征服者，只要别人不要为自己的福利而向他们索取，他们就该感谢上帝了，他们有什么资格去索取福利呢。你能够征服，然后你的后代才能够享受征服者留下的红利，体现为福利形式。
福利的坏处在哪里？它会腐化征服者的政治德性，使你以后丧失征服的能力。在你丧失征服的能力以后，福利慢慢的也会丧失。但这一切跟被征服者确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你始终是被征服者的话，你自然而然是根本想不到福利的概念，而且对于被征服者来说，因为你不能为国家提供军事服务，你唯一的贡献就是劳动。征服者无需劳动，就可以利用他们流血的收入来享有福利；而被征服者如果不能劳动，他在社会上就是完全多余的人。所以被征服者当然应该比征服者勤奋。勤奋是被征服者的美德，而勇敢是征服者的美德。这里面的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问：如果中国不断受到西方的侵扰，是否会导致帝国再次陷入瓦解的境地？中国如果能获得技术中心的地位，能否和美国匹敌？
阿姨：什么是帝国呢？帝国就是一个秩序的洼地。如果你的秩序非常丰富，那你肯定会产生出像希腊城邦或者孔子时代的春秋列国那种非常多元化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产生帝国的。帝国是什么？帝国是简单化的产物，它是你自己的秩序生产力受到严重损害以后，不得不依靠残余秩序来弥补。一般来说，帝国产生是一个文明从秩序输出转向秩序输入的一个转折点。在帝国以前，例如希腊城邦和春秋城邦，那是你的秩序生产和输出期。罗马帝国和秦帝国的成立，标志着你由秩序输出转为秩序输入了。以前，你殖民蛮族；以后，蛮族要越过长城入侵你了。所以帝国是一个秩序的洼地。因为大自然厌恶真空，秩序生产力强的地方，自然而然的就会被秩序生产力弱的地方造成的低气压所吸引，导致秩序从一方输入到另外一方。孔子那个时代，可以说华夏诸邦是不断向蛮族的境域殖民的；而秦始皇以后，就变成塞外的蛮族不断的破关而入。仅仅是这两者，你就可以看出什么是帝国的本质了。换句话说，你能够建立帝国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你的秩序生产力已经受到了不可逆的损害。
一般来说，帝国注定是短命的。帝国的成立就是灭亡的开端。之所以会有第二个帝国出现，是因为原有的帝国灭亡了，原先的人和原先的秩序已经换了一批了。新的人在他还能够输出秩序的情况下也不是帝国，例如灭亡了帝国的五胡，在他们相当于欧洲封建的时候，建立了五胡十六国或者北朝这样的体制。然后等到他们最终也切断了技术输入，逐步走向腐朽的时候，他们又建立了新的隋唐帝国。隋唐帝国从建立之时就开始走向没落，然后又产生了安禄山之乱和后来的辽金元清体制。一般人认为的帝国最盛期，恰好就是它已经把原先的积累下来的秩序资源消耗殆尽，然后转入不可避免的灭亡那个过程。所以“帝国必然灭亡”是一个错误的同义重复，因为帝国本身就是灭亡的一个现象，是灭亡这个过程本身产生了帝国，而帝国的灭亡则意味着新一轮文明的开始，它实际上是一种解放，是一种重头开始，就像罗马灭亡以后日耳曼人重新启动文明。隋唐是谁的后裔呢？是入侵汉魏帝国的五胡的后代。明清是谁的后裔呢？是灭亡了宋朝的那些东北亚部落的后代。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刷新，也就是说经过了新的秩序输入以后，你才能够建立新的文明。在新的文明衰落以后，你又由多国体系重新沦为帝国了，然后又由帝国而灭亡，然后新的文明仍然是要以多国体系为起点才能重新开始。
至于是好还是坏，看是对谁了。对于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来说，市场经济难道是一件好事么？显然不是。因为你已经被保护得太久了，已经完全丧失竞争力了。在没有保护或者是保护刚刚开始的时候，你跟别人差距不太大，这时候竞争对你来说不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在你被保护得太久的时候，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恢复竞争能力的情况下，这时候突然长城倒下，你被迫被赤裸裸地抛到残酷的竞争中间，下场只有灭亡，这对你难道是好事么？所以显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好事。但是，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节点，就是说，你封闭得太久、被保护得太久以后，实际上你无论如何都是要死灭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合理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地把保护墙维持得更长一段时间，让它在你自己死后才倒。等你越过这个节点的时候，无论你个人的命运是什么，你所在的那个文明实际上已经是不可救药了。晚期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帝国。帝国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就是用来隔绝来自外界的竞争的，用来结束在文明早期促使文明不断分化和发展那些竞争的。然后你就可以享受一种养老院式的幸福，但这个幸福是享受不久的。
像现在的情况，应该说，它基本上是一个技术输入区吧。它本身，其实不仅是现在的（略），就是清末以来已经是这样了。晚清跟早期的清朝不一样：早期的清朝是中亚的秩序输入；而晚期的清朝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非常类似于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原为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1804年开罗人不满马木留克统治，发动起义。穆罕默德 阿里趁机站在起义者一方，起义取得胜利。1805年，埃及人拥戴阿里为埃及帕夏，奥斯曼苏丹发兵进攻，但遭到失败，于是被迫承认阿里为埃及帕夏，建立阿里王朝）或者奥斯曼帝国那样的一个代理人政权，它的用途是输入西方技术，绥靖内地。如果没有西方的贷款，清朝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它会不得不像崇祯皇帝那样加派田赋来维持它的财政，然后呢，就会产生出大批的李自成和张献忠，把它逼得走投无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因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种人能够得到西洋人的支持，西洋顾问给他提供军火、提供军事训练，西洋的银行家给他借钱，这样，他们利用了西方已经搞起来的金融体系和技术体系，镇压内部的叛乱变得不太成问题了。崇祯皇帝依靠左良玉那种人去镇压李自成是镇压不下去的，但是大清皇帝依靠李鸿章和洋枪队来镇压太平军则是可以的，左宗棠也可以依靠英国和德国的贷款去打那些中亚的穆斯林。没有西方的技术的话，大清早已灭亡了。如果没有西方技术的输出的话，（略）在九十年代末期也早已灭亡了。
所以它等于是这样一个政权，它相当于是刚果的酋长或者是朝鲜的卫右渠（？-公元前108年，卫氏朝鲜最后一代王。公元前109年，卫右渠与西汉发生冲突，汉武帝派兵侵略朝鲜。公元前108年，卫右渠遭属下杀害，随后西汉灭亡卫氏朝鲜，将其地设置汉四郡）政权。你知道汉书和史记对卫右渠政权是怎么样形容的吗，他是汉朝边境地区的一个酋长，他的主要工作是跟汉朝进行贸易，换取汉朝的铁器，然后把这些铁器做成武器，去征服周围的部落，那些部落还没有自己的冶铁工业，所以碰上有铁的对手打不过。朝鲜王国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它是依靠汉朝给它输入的技术来征服那些技术比它更落后的国家的。当然它这样做它斗不过汉朝，最后亡在汉朝手里面了。刚果河的部落酋长也是这样的，他是出卖非洲的土特产和奴隶，向欧洲人换取火枪和朗姆酒的，然后他依靠火枪和朗姆酒为武器，征服内地其他部落，然后最后亡在欧洲人手里面。西非的穆斯林帝国也是这样的，它是出口本地的金砂和盐，卖给北非的穆斯林，然后从穆斯林世界进口教士、官员和武士，用这些力量去征服周围的部落，建立西非大帝国的。这些帝国从宫廷的角度来看，好像跟巴格达的帝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只是表象。你如果说西非的这些金盐帝国和巴格达的哈里发帝国是平起平坐的政权，那显然对巴格达帝国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巴格达帝国是资源和秩序的输出者，而西非这些金盐帝国没有这种输入它马上就会完蛋。刚果河那些黑人奴隶主、奴隶贩子建立起来的政权，跟欧洲人的政权也不处在同一个级别上。
现在的（略）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它显然没有能力进行竞争的，而且它很显然有较大的概率经过一段时间后就被搞掉。因为这样一种技术垄断是很困难的，像卫右渠处在他那种情况下，他无法保证，比如说南部的三韩部落，它也到汉朝去搞一些铁器出来跟你竞争，而汉朝本身也会搞掉他。对换成后来的大清，那就是这样的：左宗棠可以利用欧洲的贷款和军队去镇压内地的穆斯林，而穆斯林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帝国去搞一些欧洲的教官和欧洲的军火来对付你，而且欧洲人自己也可以把你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打翻。这两种事情后来都发生了。所以大清处在这种地位，它的处境是天然不稳定的。现在你的处境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问：第一，如何把握历史发展的格局和进程？第二，您刚才大多都是在讲技术方面的内容，但是如果不提观念的影响，怎么解释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
阿姨：信息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你要有一种，这个词现在大家不怎么用了，但是在孟德斯鸠时代是经常用的，他们当时的术语就是你有没有“哲学的眼光”。通俗点来说，就是能不能触类旁通，从一个结论中看出这个结论赖以产生的格局，然后再用这种格局去看看它能不能够适用于其他的格局。
我刚才好像提到过一点，就是布罗代尔说过，只要金融中心是在伦敦，那么法国人无论如何打不到伦敦的，只要法国军队接近伦敦，英国的贷款送到其他国家去，法国就会不得不去打其他国家，好像是法国军队接受了英国人的号令一样。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伦敦不是唯一一个金融中心，它也不是一直是金融中心，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在伦敦不是金融中心，而其他地方是金融中心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例如阿姆斯特丹以前是金融中心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你对比一下，果然就发现这种情况还真是出现了。金融中心在荷兰的时候，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要打荷兰的时候，果然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而且在这个格局当中，英国的伊丽莎白和其他一些英国国王发挥了后来普鲁士国王的类似作用，也就是说，他们拿了荷兰的钱去替荷兰人挡住了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刀子。只要金融中心在阿姆斯特丹或荷兰别的什么地方的话，那么荷兰人总可以找到英国人或者是德国人或其他什么小邦去替它挡刀子的。但是金融中心转到伦敦以后，那么法国军队打进阿姆斯特丹，占领荷兰就变成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后来德国人也紧跟着占领了荷兰了。荷兰就变成是一种打起来并不是特别困难的地方，而荷兰人的性命也就不是特别昂贵了，英国人的性命就变得特别昂贵了。
你从这一点就可以推论出，为什么人的命是不等价的？也就是说，在有些地方，人的命是非常之贵的。像现在人人都可以感受到，美国人的命是非常珍贵的，死一个美国人是非常大的事情。但是，死一个叙利亚人好像非常不重要。但叙利亚人还不算是最贱的，因为大家还知道叙利亚死了人。像博科圣地（正式名称是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组织）那些组织在非洲杀了很多人，大家连注意都没有注意到，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会知道尼日利亚那儿其实也在死人，而且死的人也不比中东死的人少。它那里人的命好像是比叙利亚人的命更贱。这是为什么？你要把这些格局比较起来的话，可以得出不止一个结论。我自己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如果你接近秩序中心，你的命就会很贵；如果你远离秩序中心，你的命就会变得很贱。秩序的改变和转移，立刻就会体现于，人的生命的价值就会迅速改变。例如我刚才提到，在卡法和伊斯法罕的贸易通道畅通的时候，利沃夫附近的乌克兰人的命也是很贵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都会投奔那儿；但是但泽取代那儿以后，乌克兰人的命就会一下变得很贱了。陕西人的命在唐代的时候应该是比较贵的；但是在宋代以后就迅速变得很贱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些人都从陕西出来，那一点儿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他们不从江苏出来？因为江苏人的命要贵得多。但是唐代的时候，关中应该是不会出李自成和张献忠这种人的。
王朝政治有一个秘诀：京师是首善之区，穷人住在京师比其他地方要好。为什么呢？因为天高皇帝远，一个小县官就可以杀人，如果你在边远地区的一个小县城住的话，县官要杀你，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你如果住在京师的话，就算是刑部尚书要杀你都很难。因为京师的官太多了。刑部尚书，他肯定会害怕户部尚书在皇帝面前告他状，他不怕你这个老百姓，但他如果要杀你这个老百姓的话，户部尚书和兵部尚书说不定会拿这一点来打击他。他虽然是堂堂的一个刑部尚书，比起边远地区的小县官高了不知道多少级，但他要杀一个人的话，那比边远地区的一个县官反而要难得多。请问为什么京师的老百姓能占这个便宜呢？答案是，他们在天子脚下，接近秩序中心。但是一旦你的城市不再是首都了，那么情况就恰好相反，你的命不但不比别人贵，而且你是最有可能被消灭的对象，因为人人都想打进首都，死人死得最多的一定是京师这个地方。
像在罗马这样的地方，为什么罗马征了埃及和非洲的粮草来供应罗马的无产者吃免费的面包呢？因为他们是古代罗马公民战士的后代，是享有特殊地位的人。罗马是首善之区，别人干了活以后还需要拿出粮食来养别人，他们不用干活就可以吃别人的粮食。但是，罗马如果没有了呢，帝国一旦没有了，罗马那些居民就会堕落成为意大利最可怜的叫花子了。这也就是，同样是一个人，照汉儒的说法就叫做“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答客难》：“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用我的说法就是，你在秩序中心，就像是猪站在风口一样，即使你是猪，站在风口上你也会飞，如果你站在秩序中心的话，即使你是笨蛋，你也会非常能干；如果你不在秩序中心的话，即使你是天才你也显得非常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过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的那本书，他提到一个美国人到新几内亚去，那个新几内亚酋长问他，为什么美国人有这么多好东西，我们新几内亚人什么也没有呢？他说，应该不是新几内亚人不如美国人聪明，因为新几内亚人在丛林这个很不安全的环境中，如果不是特别聪明警觉的人，直接就死掉了。他们应该是比一般的美国人还要聪明一点，因为一般的美国人只要不是特别笨的话，都很容易活得下去。为什么是这样？答案就是因为西方是文明的中心，而新几内亚是文明的边缘地区。这话他没有说明白，是我替他说的。我觉得从他提供的那些线索得出的结论，应该更接近于我得出的这个结论，而不是更接近于他得出的那个结论。孟德斯鸠他们所说的那种哲学的眼光，指的就是我刚才所用的那种方法，而不是什么收集史料的技术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至于观念决定历史，具体说吧，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肯定都不是的。我觉得有很多人在戈尔巴乔夫当权的那些年代里面，还是经常看报纸或听新闻的，至少我就是这样的。那时候我是个中学生，当时戈尔巴乔夫给我留下的印象跟现在刁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差不多的，大家并不觉得他是什么改革者，而是听到他一天到晚发表各种强硬的讲话，这个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个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尽管苏联的名词不一样，但是，我当时是个小孩子，我也能听懂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我要收拾你，我要收拾你，我要收拾你，该收拾谁，该收拾谁。但是最后他倒下来的时候，至少我自己——他垮台的那一年，就是我上大学的那一年——我是非常惊讶的，我本来以为会像苏联以前发生过的所有事情一样，应该是折腾一段以后又该镇压的镇压，把事情搞掉了。所以我很清楚，后来这些故事是双方合作编出来的。他在他在位的时候，并不是什么开明人士，他是想要强硬的，但是后来他因为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垮台以后，为了讨好西方的开明人士，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形象，反正权力已经不会再回来了，我只有依靠打秋风过日子了。于是，虽然我原先不是开明的，但是我现在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啊，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而牺牲了自己权力的伟大人物，尽管当初没有人那么看待我。这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话。就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出，人类是多么需要神话。因为他这段历史发生得不太远，有很多人，当时活在世上的人都是见证过这个场面的，只要记性足够好，就应该能想到他现在的公共形象跟他当时的公共形象差别是多么之大。从这就可以看出，你不能对历史抱有太大的信心。人需要神话而不需要真实的东西。历史的主要用途就是给人提供神话。
至于蒋经国嘛，他也肯定不是什么根据观念来做事的人。他在台湾留下的主要的形象就是，他是一个特务头子。他是依靠情报部门起家的。他后来的神话，是大陆知识分子出于一厢情愿的希望，塑造出来扣在他头上的。台湾人虽然对他也有神话性的想象，但是Tai湾人的神话不是这样的，Tai湾人塑造的是他向本土集团交出政权的神话。这个神话也是假的，但是编造的方向和性质跟大陆人编造的这个神话又是不一样的，是往另外一个方向编的。而真正的蒋经国呢，他最真实的面貌，留在美国情报机构对他的评估、留在苏联外交官对他的评估上，这个评估大致上就是这样的：他的才干不如蒋介石，是一个喜欢伪装、耍狡猾的人，干特务头子这一行很符合他的性格，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整顿情报机关。
华夏的世界主义与边界意识
据葛兆光教授自述，《想象异域》的问题意识来自“新清史”的大将欧立德（Mark C. Elliott）。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将“新清史”视为满族史一个无足轻重的分支，忽视了其价值核心和魔术概念——认同政治。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之争有淡化和混融的趋势。认同政治这匹黑马横空出世，突然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创造民族，发现人民”的狂潮席卷着世界三大洲，仿佛召回了风云激荡的20世纪20年代。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1949—2010）和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1954年出生）接下了毕苏斯基（Józef Pisudski，1867—1935）和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1879—1926）的衣钵，东帝汶和南苏丹走上了希腊和塞尔维亚的老路。学术界最喜欢赶时髦，不过赶时髦的动作应该保持无心胜有心的风范。“新清史”恰好符合这样的标准，把“清代时间段的历史”变成了“内亚各族群内共同体的故事”。只要思路新，旧材料也能读出新意义。《想象异域》较之《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主要是新在思路上。从史料学的角度看，本书的做法是比较取巧的，如果改用日本或中亚的史料，难度就会大大上升。俄罗斯的东方学和日本的中亚学需要极高的门槛，中国人还没有为自己争取到平等讨论的资格。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一直忙于西西弗斯的任务：将传统史学（华夏文明世界的故事）和新史学（民族国家的故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种梁启超式的框架内，文化史差不多就是经学的替代品，它要负责解释中国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对应物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后人研究这些复杂而矛盾的论证，感觉大概就像今人研究王莽和刘秀论证天命所归的谶书。中国的明代“华夷秩序”研究和日本的“朝贡体系”研究叠加在一起，恰好暴露出矢野仁一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挑明的问题：“中国”不是“法国”“德国”那种地方意义上的“国”，毋宁说是一个没有明确边界的超级文明体。梁启超草率地将中国降低为西欧国际体系当中的一员，其实华夏文明的分量可能更接近于欧洲整体。这个问题如果进行深入展开，就会引起无穷无尽的纠葛，因此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相对落后反而起了某种保护性作用。当然，以愚昧为代价的安全既不可欲，也不可能长久。《想象异域》有各方面的价值，但主要价值大概就是发挥投石问路的作用，帮助学术界适应不太舒适而又无法逃避的新气候。
“新清史”以共同体、疆域（边界）、文化认同和政治建构为出发点，恰好有助于厘清共同体认同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这把锋利的剃刀会把传统史学和新史学苦心经营的两个故事切成碎片，因此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中国人目前对待“新清史”的方法，酷似钻木取火以前的原始人对待宝贵的野火：一面小心翼翼地保存，深恐来之不易的火种熄灭；一面不断地被其烧伤，发出痛苦的呻吟。李氏朝鲜对于《想象异域》的作者，就像一处天然的避风洞穴，既能避免熄火，又能保护自己。王小波曾经说过，学者像军事家一样擅长选择战场，并不值得佩服。然而，这种宋襄公式的道德观太不合时宜了。无论你高不高兴，当代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就是建立在选择战场的判断力之上的。朝鲜视角比安南视角安全，安南视角比满族视角安全，满族视角又比蒙古和中亚各族群视角安全。
朝鲜夹在中央王朝（天朝）、日本和满蒙各部落之间，处境最为微妙，对认同政治最为敏感。明清“华夷变态”对李朝“中国观”的刺激之深，充分体现在《朝天录》和《燕行录》的“正名”意识上。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一个京师，两种表述：天是京师的升级，燕是京师的贬抑。朝鲜对前明的忠诚通过两种途径抬高了自身的地位，划定了“他者”的边界。首先，朝鲜的“小中华”性质凌驾于大清的“蛮夷”性质之上。其次，朝鲜士大夫的孤忠耿耿羞辱了二三其德的江南士大夫。东海君子国的优美形象就此树立，不同于而且高于任何其他邻邦。这种边界意识仍然是儒家式的，以礼乐文教为标准，不能视为近代以来的国族建构，但无疑已经具备了某些共同体的性质。共同体意识萌发的特征之一就是内外有别。在这方面，李朝与清朝的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
《燕行录》是朝鲜使节讲给自己人听的心里话，跟他们对清朝文武百官的外交辞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我们站在朝鲜人的角度看世界，“二千年未有之奇劫巨变”不是从1840年、1860年或1900年开始的，而是从1644年开始的。明代士大夫的背叛夺走了天朝上国的光环，也给朝鲜承载的文明正统送来了死亡恐惧、独特感和使命感。“卑贱的清国”夺走了朝鲜人的天真时代，教会他们熟练地表达违心的忠诚，迫使他们承认暴力篡夺不仅可能成功，而且可能长治久安。这意味着先王之道也许并不像他们原先想象的那样普世，而中国士大夫最早也要等到庚申或庚子以后才会有这种感受。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日本人为什么在甲午战争中运用反清复明的语言，“儒道合一”的天道教为什么会变成“文明开化”的一进会，朝鲜志士为什么将“维新”和“反清”融为一体。从朝鲜人的“中国观”和“华夷观”看，无论清朝想象的“忠顺典型”，还是革命党想象的“亡国哀民”，都是一厢情愿的自恋。许多中国人觉得自己愿意从天朝降格为普通国家，让朝鲜从藩国升级为普通国家，真是了不起的慷慨大方，但如果他们知道朝鲜人对国际秩序的真实想法，大概会活活气死。
清代的朝鲜觉得自己是文明的孤岛，利用但并不信任强大的蛮族。蛮族盗憎主人的阴暗心理和冒充天朝的可笑虚荣逃不过这些文明人的智慧。至于那些“臣事二君”、假装自己没有受到歧视的江南士大夫，恰好提供了“他者”或反面教材的样板。朝鲜士大夫觉得自己的同胞看到汉人的下场，就应该谢天谢地，“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懂得尊重节操的国家”。根据美人香草代表君臣父子的隐微写作法，编造“江南女子沦落史”非常有助于朝鲜人培养共同体优越感。天朝（大明）的灭亡不仅是伤痛，也是机会。朝鲜由此解放了自己，提前步入近代世界。因此，朝鲜比“卑贱的清朝”更能掌握多国体系的奥秘。朝鲜已经有国家的意识，而大清仍然只是朝廷。朝鲜能毫不犹豫地利用日本的胜利，加入要求割地赔款的行列，说明已经早有准备。朝鲜这种做法不是侵略欺凌大清，而是共同体寻找原材料的自然手段。大清只是国家产生前的原材料，加入日本的瓜分活动就能确认朝鲜作为文明国家的资格。打个比方说：普鲁士夺取洛林是侵略，而法兰西绥靖刚果部落就是寻找原材料。
边界是文明国家的标志和条件，这对朝鲜不可能更有利了。李朝为朝鲜确定了基本疆域，这就证明了其选民资格。每一届中原王朝都是多元复合体，显著的特征就是缺乏鲜明的边界。清朝的多元性格尤甚于明，因此就比明朝更像前现代的原材料。日本人提出的“朝贡贸易”理论有一个特点：中央王朝模糊化，进贡小国具体化。“新清史”的共同体观念不难将后者视为准民族国家，至少是民族国家的前体。相反，“王者无外”的帝国普世观念使中央王朝丧失了民族国家前体的候选资格。这一击不仅颠覆了旧清史，而且导致了中国历史叙事的全面断裂。如果“以朝鲜共同体为中心的新清史观”能够为中国学者开辟新视野，这种新视野的代价确乎非常惨重：“四千年文明史”的想象惨遭肢解，“中国视野”在“全球视野”和“族群视野”的两面夹击下溃不成军。
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有清一代的满文老档多达数百万份，自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整理流布。起初，大陆和台湾学界都没有太重视。两岸共同的文化大一统意识使他们相信，这些档案只会重复汉文文献的基本内容。然而，欧立德却从中发现了大清的另一幅面孔。满洲君臣用母语讲述的私房话居然更接近朝鲜人的判断，严重打击了江东士大夫的骄傲。读者很难从中找到华夏文化无远弗届的伟大同化力，却随处可见内亚
统治者玩弄权术的精明狡诈。满文缺乏相当于汉语文言的“雅言”，口语色彩更加鲜明。因此，满文记录更有可能接近皇上深思熟虑以前的自然冲动。在这幅图景中，汉官的形象相当可笑，一面被人卖一面替人数钱就是他们的写照。尤为屈辱的是，他们一厢情愿地认同大清，朝廷对他们的信任居然不如小邦外藩。当然，他们早就应该想到，朝廷不大可能怀疑朝鲜人觊觎龙兴之地，却随时担忧扬子江以南此起彼伏的复国主义叛乱。
中国意识的传统建构一向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模糊性互为表里，同样支持道德文化主义的天下观念。“新清史”的帝国概念是西方式的，多族群共同体的组合没有明显的差别。即使差异存在，标准也是统治方式和地缘形势。“天下”即使有帝国的名号，基本概念仍然属于文明体而非政治体，基本结构是同心圆，遵循文明层次递降的原则。文明无论怎样定义，总有层次差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和无法回避的。然而，层次高低却不可能像政治或行政边界那样泾渭分明。何况，边界的模糊还有另一方面的必要性。文明教化是个动态概念，模糊波动的边界有助于鼓励蛮夷的慕化之心，清晰稳固的边界却会鼓励“荒服”或“外藩”启动小共同体认同，阻断华夏文明价值的扩张。从清儒的角度看，德川幕府取代好勇斗狠的丰臣政权就是教化的胜利。朝鲜人对此持高度怀疑态度。但是无论如何，江南和岭南的渐次儒化多少可以支持同心圆文明的模型。东亚没有走上西欧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道路，这大概是原因之一。然而，近代以后，华夏文明中心的民族国家建构步履维艰，这也是原因之一。直至抗战结束，民国政府和知识分子仍然对政治边界外的华夏遗产怀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感情。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去中国化使他们彻底绝望，这也许是件好事。
如前所述，新清史的最大特点不在史料，而在方法。因此，本书的最大价值也不在朝鲜、清史或东北亚研究，而在认知范式。刷新认知地图的史学革命正在酝酿中，很可能将数十年来的金科玉律扫地出门，甚至波及学术无法控制的其他领域。这一切不过刚刚开始，此刻预言未来的发展实在过于鲁莽，但我们不要忘记高斯的名言：“节气一到，报春花就会处处盛开。”
问：您如果看待（略）未来的发展？我认为人是在自由和秩序之间进行不断的选择，自由多了想秩序，秩序多了想自由。是不是这种矛盾推动了历史的不断演变？
阿姨：你首先要明白，（略）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它是由两套机制维持的：第一套机制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秩序，吸收了沿海地区的（略）人加入他们的代工环节；第二套机制就是吏治国家的汲取机器，它从这个代工环节中间收了大量的税款，对它进行二次再分配，用来维持官僚和军队机器，同时把一部分余润投入了内地和内亚边地，使这些地方能够活得下来，否则恐怕除了沿海几省以外，内地这些省份的人早就饿死了。未来发展的趋势，实际上就是这条世界资本主义的资金流向正在改道。它在1978年以后，曾经在东南边境流动；今后它的发展方向是向越南和印度流动。然后（略）的命运呢，就很像是布罗代尔描绘的那条香巴尼贸易线离开法兰西以后，法兰西的命运一样。资金流一旦从你的境内离开的话，接下来发生的一般都是很不好的事情。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只要你是资金流流过的地方，你的生命就会比较贵，你的秩序就会维持得比较好；资金流的线路从你那儿离开以后，很容易发生战乱和生命贬值的现象。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就是，自从这条贸易线绕道，从弗兰德到伦巴第，绕出法国境外以后，法国就陷入了百年战争和中央集权当中，注定了法国永远跟近代资本主义绝缘。将来这条贸易线移到南洋和印度以后，这些地方将会出现1978年以后在（略）东南沿海曾经出现过的盛况。而在（略）所统治的整个东亚大陆，在被这条线遗弃以后，将会陷入非常可悲的状态。这些人的后代将来看待东亚大陆，很可能就会像是我们现在看待朝鲜一样。朝鲜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它被世界遗弃了。这就是它们真正的处境。
金正恩同志为大家认真讲解互联网知识
自由和秩序这种说法一般来说我不会用的。在我看来，自由本身就是秩序的一种。所谓的自由就是什么呢？自发产生的秩序就是自由。当你感到不自由的时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所享受的秩序是外来的。当你依靠外来的秩序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你是不自由的；当你依靠你自己社会的自发秩序来维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