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东亚的历史中，内亚起到了什么作用？

阿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是英国人和印度帝国之间的关系。内亚是征服者，东亚是被征服者。东亚在孔子时代是有自身的秩序的，但在秦代以后，变成了一个丧失了秩序生产力的一个被动的物质，它像矿山一样，供征服者开发，自己没有办法统治自己。所以秦汉帝国最后灭亡以后，一千多年来东亚的统治者都是来自于内亚或者其他地方，不是内亚本身，就是内亚的代理人，他们自身已经无法统治自己。这恰好就符合萨义德《东方主义》说的那种逻辑，东方和西方的区别在哪里？不是地理上有差别，它的差别就是：西方能够自己治理自己，而且还能够统治别人；而东方没有能力统治自己，只能被人统治，没有能力为自己发言，只能由别人代他发言。内亚和东亚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内亚的部落也许是野蛮的，但它是能够自己统治自己和统治别人的；东亚呢，在秦政以后丧失了自己统治自己的能力，因此变成了一种供内亚体系开发的资源。东亚，地方上也许很广，人口上也许很多，但它的统治形式是异常单调的。统治形式的单调是秩序资源枯竭的一个明显迹象。绝大部分统治技术，包括军事和行政技术，都是从内亚阑入东亚的这些征服者从他们自己的家乡带来的，这些因素渗入到汉魏遗留下来的行政体系，把这些原先已经衰弱到死亡边缘的体系又重新救活了，多延长了一段时间。但是也因为这样，消耗了自己的秩序资源，而使自己也渐渐地走上新一轮的衰亡。这个纲要大概就是秦政以后东亚历史的基本纲要。

问：官僚系统让工业组织以极其高的效率开发了殖民地，实现了全球化，您认为这是一种秩序的高地还是秩序的洼地？

阿姨：显然是消费。因为西方之所以没有被这些技术搞垮，是因为它在这些技术之外还有一些对抗这些技术的东西。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技术是近代才产生出来的，它早在迦太基人汉诺搞科学管理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你去研究那些科学管理的农场，应该怎样榨橄榄油，怎样按适当的季节生产各种农作物，生产出来农作物以后用各式各样的做法来处理，包括奴隶怎样购买，奴隶怎样管理，就像现在一个工业企业家如何管理煤炭一样，井井有条。古罗马的奴隶制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奴隶制。农业是依靠不科学的小农来维持的，而奴隶制是依靠科学的企业管理来维持的。西方和苏联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知道Lenin最崇拜的就是泰勒制，也就是科学管理。托克维尔有一句名言，“可以把一个国家像一家工厂一样来管理”，是在苏联实现的，而不是在西方实现的。西方为什么没有实现？就是因为西方在科学管理之外，还有很多没有办法科学管理的势力，这些势力对它构成了牵制和节制。因此，西方的企业家只能管理一个企业，而国家计委却可以管理整个国家。用儒家的术语来说就是，苏联运用它的科学把自己元气消耗干了。而西方呢，则是因为不够科学，而没有把元气消耗得太厉害。但是你也不要太抱幻想，就是说，现在的西方跟牛顿时代的西方相比，在很多方面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奴隶制时代的罗马和辛辛那提那个农民的罗马之间的区别。那个农民的罗马是很土鳖的，种一些大蒜和洋葱给自己当菜吃，平时也就只能吃大麦饼，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自由人，他们的土地也不是科学管理的。科学管理一来，高产值的奴隶农庄就取代了没有高产值的小农，而这些小农灭亡以后，罗马共和国也就灭亡了。

问：您在书中不仅把战车、捕猎的方法算作技术，而且把组织动员人民的方法也算作技术。在您的体系中，技术、秩序和演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关系？

阿姨：技术确实是分为两种。比较简单的、没有歧义的技术就是针对物的技术，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论。针对人的技术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如果完全没有这种技术的话，任何文明都不会存在；但是这种技术本身就是邪恶的，因为它前提就是把人当作科学分析和经营的对象，这种技术一旦产生，它就有自我毁灭的巨大危险，至少它会封闭人的天花板。所以它产生了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文明以前的蛮族阶段越长，对文明本身越有利。因为蛮族没有或者是很少有管理人、经营人的这种技术，因此它自由发展的空间比较大，哪怕这种自由发展在很多方面都是残忍和野蛮的，但是保存了自由发展余地的野蛮，比虽然没有野蛮但是封闭了发展空间的文明要好得多，至少对于自发秩序的产生来说，是要好得多的。经营人的技术一旦产生，即使其中包含一些本质上是属于福利和保护性的技术，但它早晚会在铁笼形成以后把人变得像家畜一样，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命冲动，发展到这一步以后，这个社会群体基本上是免不了要灭亡的。这个灭亡不是说政治上的灭亡，而是说在肉体上灭亡。因为晚期文明一旦发展到了人可以当作科学管理的对象的时候，这一批人口基本上毫无例外地在不久的将来就通过各种方式被消灭了。你一旦变成一个可以经营的对象以后，下一步也就是要被消灭了。而蛮族反倒不会被消灭的，他们可能在战争中牺牲，但是却不会被人像是矿山一样开发或者像是牲畜一样消灭的。

问：欧洲既有分裂的趋势又有统一的趋势，您觉得这两种趋势在今后会如何演变？

阿姨：近代化本身就是整合。你得看到欧洲在中世纪时，仅仅一个德意志就有好几千个不同的政治实体。拿破仑战争以后进行了一度整合，以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的国家是它有史以来数目最少的。然后经过二战和冷战，又出现了众小民族重新独立和发明民族的倾向，于是它的国家数目又变多了。大体上来讲，分化是生命力的体现。如果没有三大帝国的解体和东欧众小民族的建立的话，顺着一战以前那种不断合并的趋势，顺着南北战争和俾斯麦主义那种统一的趋势，那么欧洲还很难说还能不能有生命力。欧盟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一个败笔，从各方面都是，它制造了一个没有办法自我维持的官僚系统，搞出了巨大的赤字，对那些加入了欧盟的不发达地区来说，构成了极大的负担。

大一统跟多国体系相比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会通过保护而坑害那些不发达地区。如果中国没有形成大一统帝国的话，像陕西、河北这些地区，即使暂时荒残了，以后在某一个割据政权的经营之下还有缓过头来的基础；但是如果它始终是统一帝国，而统一帝国可以依靠大运河为生的话，那么这些地方就要变成永久性的落后的地方。像希腊这样的地区，如果它仅仅是欧洲边缘的一个独立小邦，它并不是没有可能产生出像朴正熙或者皮诺切特这样励精图治的独裁者，让他抓住某一个有利机会来实现赶超性发展。一旦进了欧洲，在欧洲整体的保护之下，它这个机会就永远丧失了，它将来的下场很可能就会变成完全依靠卖古董和旅游业为生，变成一个永久性的落后地区。这是大一统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所以大一统是文明最大的杀伤剂，或者说不能说它对文明本身有损害，但它本身肯定是文明已经受到严重损害以后才会产生的现象。欧盟的产生归根结底是法德两国之间破坏性战争的结果，它是欧洲本身受到致命伤害以后产生出来的自我保护措施。如果顺着这个趋势发展下来的话，那么欧洲会作茧自缚，渐渐地走上罗马帝国时期希腊那种结局的。

问：您觉得当局巩固中华民族概念的手段是否会有效？

阿姨：严格来说，无论中华民族还是汉民族都不是民族。什么叫做民族呢？民族包括一层含义，就是说，你和我之间有着一种高层次的信任和相互维护的愿望，比起没有这种关系的人要深一层。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跟你是一家人的话，那么我肯定更愿意帮你来反对其他人，而不愿意帮其他人来反对你。无论是汉人还是中华民族都不符合这个定义。它恰好是组织解体以后的产物，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团结，这是有N多人说过N多次的，他们之间的内斗比起外斗要强得多。你得注意，这个所谓的擅长内斗而不擅长外战这件事情本身就在指出，这个社会不能称之为民族。民族的特点就是它能够团结起来对外，才叫做民族。如果你说它擅长于内斗而不擅长外斗，这就等于说是，一个男人擅长于生孩子而仍然是男人，别人肯定要问，既然ta这么擅长于生孩子，是不是说ta是一个女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要仅仅通过塑造的方式制造一个民族，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因为人是有本能的反应的。例如潮汕人和广州人打架的时候，他会忍不住帮他的同乡的，以此为依据，你可以说潮汕人是一个民族，而他跟广州人不是一个民族。但是，中国人跟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出于本能的，出于本能的东西是没有办法依靠理论上的解构或者建构建立起来。干脆的说吧，你可以画一张图纸，说你在沙滩上已经建立起了一座高楼大厦，但是你实际上是建立不起来的，你只能做纸上谈兵的工作。像梁启超以来，N多人都是在做纸上谈兵的工作。但不是你说它有，它就一定会有的。说了，你只能够在纸面上的那个世界中管用，实际上还是不管用。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如果中华民族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像抓壮丁这样的故事就不会出现。如果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的话，那你开始的时候就不用去抓壮丁了，他们肯定会自愿参军入伍的。波兰人是不会有抓壮丁的问题的，他们肯定会自己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为什么国民政府一抓壮丁大家就逃散呢？很简单，因为蒋介石希望中华民族存在，他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然而中华民族并不存在，支持不起他这个民族英雄的梦想。他一定要在沙滩上盖一个大厦，结果就把自己给盖塌了。

您说“十九世纪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那个时代，那是全世界人类文明曾经达到过的最高峰，在这个时代，任何一个普普通通名不经传的小绅士都具有诸子百家时代孔子望尘莫及的品行和学问”请您介绍一些庶几能让我们体验这种文化氛围的当时的文艺作品或者非文艺作品。

刘仲敬：熟悉十九世纪文学史的读者肯定知道，这样的作品多入牛毛。汉语世界有一部非常流行的书，就是茨威格那部《昨日的世界》。像《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那种类型的书了。作者写这部书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年代，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到巴西。对于他这种在十九世纪后期的维也纳度过青春期的老欧洲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像一个晴天霹雳一样，以后，他的后半辈子就不断的走下坡路。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还露出一点回复旧日盛况的希望，但是很快，政治氛围越来越恶化，于是爆发了更加野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任何能够对照两次世界大战的人都会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各国还尽量维持绅士风度。

稻米文化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有何影响？

稻米文化，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产量要比小麦要高得多，因此技术上讲，稻米文化区可以养活比小麦文化区大得多的人口。但是稻米文化要求密集和集中的劳动，它支持劳动密集型。而且稻米种植区很难实行农牧混合，也就是说，稻米种植区通常是只有大量的稻米产出，但是缺乏牲畜和肉类。所有的体力劳动都必须由人力来干，而不是由畜力来干。这对前近代的技术进步是一个致命伤，一方面你搞出了劳动密集型和内卷化社会的格局，同时大多数技术进步都是围绕着畜力和机械的使用的。畜力和机械之所以被使用，一方面是因为小麦的产量不是很高，当地有大量的牲畜来补充小麦种植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当地有磨坊或水利，其他的机械设施，通过牲畜养殖和机械设施，培养前现代第一步近代技术。

这个近代技术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工业革命是搞不起来的，工业革命也不是平地起来的。在所有劳动力都用于密集型水稻劳作的地区，很难存在这样的基础。而且当地居民的营养饮食结构也不正常，稻米的产量虽然高，但是营养却低，缺乏优质蛋白质，除了像猪这样的少量杂食性动物以外，很难饲养别的东西。所以当地居民，一方面是营养结构不够，另一方面它很难形成一种有利于技术进步的社会环境。

所以东亚的水稻种植区，它从来不是新技术的产生地，但它培养出的居民，有着高度的纪律性和能够忍受高强度的劳动，能够在固定的时间做单调枯燥的工作，容易适应血汗工厂的劳动条件。要培养这种集体性格并不简单，资本主义来到非洲的时候，习惯于原始部落自由生活方式的部落民基本上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应该在同一台机器面前连续坐上几个小时，他们在部落里面打猎的时候从来不是这么干的，因此他们很难成为好工人。但是种植水稻的农民很容易成为好工人，但是这种人基本上没有可能开创工业革命。

◎您说中国是「文明的灰烬」，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吗？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是中国。印度、波斯这些地方，凡是有过古老的中央集权型帝国的，都有类似的现象。我上次去东非的时候，就有一个同行企业家说是，谁最无赖呢，他说了几个地方，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中国人，都是最无赖的地方。纯粹的穷国反倒不无赖，像东非的坦桑尼亚这类地方，比中国、比印度都还要穷得多，但它的人不无赖，它是原始部落民出来的，他可能很穷很笨很野蛮，但他不会耍赖皮耍小聪明。有耍赖皮耍小聪明这种东西的，在欧洲那就是希腊、意大利、法国等有着帝国传统的地方，而在日尔曼蛮族所处的北方地区就不是这样，而在东方，当然最典型的就是东方古老专制帝国的代表──中国。

真正的野蛮人可能会直截了当砍你杀你，但是不会是耍无赖。因为这是一个「囚徒悖论」式的循环：我先下手骗你，你自然要更早的先下手来骗我，最后大家都这么想，相互都不信任，反而就得到了对所有人来说最糟的结果。反而一个很愚昧很野蛮的小团体，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信任，那就像是满洲人入关一样，轻而易举的，几万人征服几亿人都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哪怕有几十万军队，就因为两个总兵不和，谁都害怕对方先投降了满洲来打自己，所以大家都抢着先投降了。

感觉上十世纪以后东北亚地区才崛起，比如朝鲜的高丽王朝，日本武士阶层的成长，女真人的兴旺。为何如此？

实际情况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也就是文字史料出现以前，主要的居民点都位于长城一带和长城以北的地方。在史前时代，东亚可能像是成都平原或者扬子江中下游一样，实际上是一个沼泽地特别多的地方，并不适合居住，南西伯利亚和内亚才是主要的人口居住地。后来的东亚人口，基本上不是南西伯利亚人就是内亚人。早期的伊朗系内亚人还多一点，后期南西伯利亚人（满洲人基本上全是南西伯利亚人）的比例渐渐上升了。从历史一开始，黄河中下游这个充满沼泽地的地区就是北方西伯利亚和西北方内亚的殖民区域。

由于以前我们读到的大部分汉字叙事体系在考古学方面的资料比例极少，主要依赖文字材料，而文字材料又是十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印刷术产生以后，片面地集中在竹木产量集中的地区，也就是宋、明时期，然后又引起了另一次比例感的扭曲。结果，依靠各种材料编纂起来的史料大体上来讲没有抓住主线，并把主线零零碎碎地分散开了，甚至有些段落的主线都散落了。而支线和完全不重要的细节材料，比如狸猫生子、宫廷斗争诸如此类的东西，失去比例感地大量填充进来。结果就造成了「二十四史」这个历史结构的错误印象。实际上，这个历史结构跟所谓《联共（布）党史》的历史结构一样，也是拼接产生的。

东北亚真正的历史变化实际上是，它本来是南西伯利亚的一个毫不重要的附庸，在渤海契丹以后渐渐开始成长起来。同时，受到内亚沙漠化的影响，渐渐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开始出现超过内亚本体的趋势。但是，如果把内亚和东北亚看成一体（因为东北亚本来就是内亚的附庸），整个内亚范围可以从里海和咸海之间地「外地中海」地区，一直延伸到满洲海岸。这个地区从史前时代开始相较着东亚这片沼泽地的时候，一直是人类居住得更早、而且技术更先进的地方。十世纪以后的变化主要是，过去满洲各政权（包括渤海、高句丽等政权）的宗主国──突厥回鹘联盟衰落以后，特别是大量的拜火教、摩尼教的商人和回鹘帝国所建立的这个联盟解体以后，伴随着内亚的沙漠化，这个宗主国本身的势力相对衰落了。真正的变化在这一方面，而东亚洼地跟内亚和东北亚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倒是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帝王学」大约在何时出现？在日本、英国这类国家，封建领主、国王、天皇等不需要练习这类帝王心术吗？

帝王学只能产生于孙子兵法以后的文明季候，就是春秋时代即将结束或者已经结束、战国时代即将开始或者已经开始的时代。最初的部落时代和封建时代是谈不上帝王心术的，那时候的酋长本身就是血缘家族的领袖，国君则是酋长的变形。一个族长很难相信他自己的族人会对他不忠，就像是父亲很难相信他的孙子会对他不忠一样，他们的利益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等到封建衰退、平等主义和理性主义盛行以后，领导人不再是天然的领导人，而是根据才能和功绩的领导人，这个时候，领导人就变成那种可以通过手段得到的东西了，也只有在这以后，僭主政治才会产生，进而出现有帝王学、马基维利之类的东西。

天皇和周天子是不用帝王学的，这就像是圣路易和忏悔者爱德华这样的封建君主不需要有帝王学一样；秦始皇这样的专制君主相当于路易十四，就是一个过渡阶段；在秦始皇以后，得到天下都不再是凭藉着天生的权利，而是凭武力和智谋，因此他们就需要有帝王学了。在欧洲就相当于是，拿破仑以后的平民僭主就需要有帝王学了，以前的封建君主是不需要有帝王学的。

帝王学的产生是上层政治的一个标记物，它本身并不是政治演化的动力，而是政治演化已经由封建阶段演化到专制阶段的一个标记。封建主义的道德观是习惯法的道德观，也就是孔子说的那种君臣以礼相待、根据等级制度的原则产生的道德观。这时，君臣个人都产生于特定等级，各等级都有天然的权利，就像是贵族即使不到凡尔赛去做官、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仍然有自己天生的阶级身份那样。然而，在专制制度建立以后，所有的官员都是出身平民。凭藉个人的功绩、才能上位的人，他们除了在朝廷做官以外，没有地方可以退，退回去就是一介平民，等于是一无所有了，所以他们跟以前的贵族不一样，必须不择手段地维持自己的地位。专制时代的国君，也就是刘邦、朱元璋这种凭藉自己的才智、能力和运气、以及特别是凭不择手段的能力来打天下的角色，不再像是周天子和日本天皇那样有天生的权利。

因此可以说，周天子和日本天皇像欧洲的君主和贵族一样是安全的，刘邦和朱元璋则是不安全的僭主。所以等到埃及的政体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它的封建主义的道德观念，也就是孔子和他的门徒最赞赏的那种周天子和他的群臣以礼相待的道德观念，自然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刘邦和朱元璋时代，君主为了打天下不择手段，谁最心狠、谁最厚黑谁就赢，大臣和官僚为了做官而不择手段，谁最心狠手辣谁就赢。在这种新的时代，张献忠式的大屠杀或者人口灭绝才会成为可能。在周天子和封建的时代，一方面等级制度的道德观念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来支持这样做。

◎中国走到历史末期，总是处在散沙化的状态，每一次蛮族入侵都没能重建小共同体和组织资源，为何如此呢？

蛮族入侵，其实一开始的基本公式都是：首先有部落组织，然后转化为封建结构，最后转化为官僚组织。只是这个节奏似乎是越来越快了。

五胡乱华时入侵的蛮族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是部落组织，它们有单于台这样的部落组织，你从前赵、刘汉这样的政权就可以看出这点；然后部落组织通过把他们的贵族安插到地方上去，然后就形成了半封建结构，那就是北朝和隋唐的府兵制；最后这些府兵渐渐变得跟编户齐民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就完全转化为官僚制度。可以说从五胡乱华一直到北朝，到唐太宗，这是一个重演了从西周入侵殷商，然后经过孔子时代，最后到秦始皇这个过程──由移动的部落变成安居的封建，然后最后再变成散沙化的官僚专制帝国。

唐代以后，像是辽金之类的新蛮族王朝，退化的速度就更快了。金人入侵的时候还是部落组织，然后它在宋高宗那一朝就经过了三次转化：首先是纯部落组织，然后设立行台结构，就是一个代理官僚机构，最后首都迁到汴京，在汴京设立陪都，实行五京制，也就是变成彻底官僚化。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几十年时间就已经走完了从北朝到唐代花几百年才走的时间表。然后等到清兵入关的时候，这个速度又比金人入关的时候更快，基本上是在皇太极和顺治两朝就把原有的部落制度，所谓的八固山合议之类的制度，最终完全转化为官僚专制主义。原来的八旗，带有一点部落民主残余的东西，迅速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个过程中很明显的形势就是，满洲皇帝跟汉族士大夫结成联盟，打击原有的部落贵族。部落贵族还希望通过部落贵族的共治来控制君主，而君主和汉家士大夫的合作，就把占在中间的贵族组织完全削平了，完全变成一种皇帝和没有武力的汉家官僚共治的局面。这样双方都有所得：对于皇帝来说，有武器的贵族是一个威胁，而没有武器的官僚士大夫威胁就要小得多了；而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他可以通过跟皇帝合作，把皇帝变成中国式的，汉室的皇帝，明室的皇帝，然后把异族的部落贵族给打出去，这样就部分的实现了同化异族的目的，同时也通过牺牲贵族加强了自己的权力。这样双方一拍即合。

但实际上这就是走了跟欧洲恰好相反的道路。欧洲呢，则恰好就是相当于是八旗贵族这样一个中间阶级肥大起来，把上面的国王和下面的平民都压住了，最后通过这条道路才开出了议会民主的道路。你可以说这是路径的不同，但是路径不同背后肯定有资源的不同：也就是说，在东亚这一块除了现成的儒家这套伦理以外，你简直就没有可以运用的资源；但是在欧洲的话，那么你可以用的资源就很多了，有教会继承的罗马法、日尔曼的习惯法和基督教发明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新东西。罗马帝国哪怕在最后时期，它在法律上也没有完全废除城邦制度。

所以基本上是中世纪一开始，在罗马帝国倒台后，就出现了难民假托罗马名义建立威尼斯和佛罗伦斯这种城邦的冲动。这些城邦保留了自治政体的种子。而基督教呢，它一开始是在罗马帝国镇压之下，必须依靠地下自治团体保护自己，所以它始终也没有丢掉这个团体。即使有罗马教皇，其下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道明会（Dominican Order）及其他教团，即使理论上你不能反对教皇本人，但实际上你可以反对其他的教团，各教团之间也有自己的教规和教义的竞争，有自己各种各样的法庭，等于说他们不断的有自己的制度创新和制度竞争。这个丰富性和多元性一开始就是没法比。你可以说这是一个继承问题，可以说是希伯来文明它本身就是一个继承性的，它继承了中东的古老文明，把这些种子撒到一些年轻的文明手里面，但这些继承因素在东亚基本是不存在的。

◎是否可以说，解体和自由是东亚历史的自然走向，但内亚的组织技术输入却反而成为大一统帝国的维持基础？

是这样的。大一统帝国是消耗性的，当它的消耗越过临界点，就自然会解体，解体以后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多国体系。这个多国体系如果没有受到外力干涉的话，它们会相互攻击、相互吞并，有一部分实体会消失，但是大多数实体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博弈以后，也会形成类似春秋战国的稳定结构。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实体出于政策上的原因或者是地缘上的原因，处于能够引入内亚资源和组织的有利地位，那么它引进的内亚资源就足以使它对其他实体享有巨大的优势，从而破坏了原先各邦本来可以维持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利用自己的内亚通道，重新建立大一统帝国。在这个重建过程中间，它依赖的组织资源就是新一波从内亚输入的资源。

北魏、隋唐帝国的重建，辽金元帝国的重建，都是循着这条道路展开的。如果它们不是正好处在连接内亚的通道上、同时自身也是内亚部族的一部分的话，它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假定东亚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岛、没有内亚输入的通道，那么它内部的各邦国之间的冲突会花上很长时间都很难分出强弱来。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多国体系、然后多国体系稳定化正规化的机会就会大得多。

为何在春秋战国之后，华夏文明再也没有产出新的思想资源了？

这就有一个主观和一个客观的解释，这两者也许不是完全相悖的。如果你要有一个主观的解释，那就是说是，秦政留下了恶毒的遗产。它就等于是给你编了一部「抢劫百科全书」，本来有很多人事先并不一定会抢劫，但是一看到抢劫这么样容易的话，因为他有抢劫百科全书在手里面，所以愿意走这条路的人就特别多，这样就形成了有害的示范效应，结果使重演的新文明很容易过早的走到秦政的模式上去。其实他们本来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像是魏晋以后蛮族重新建立的邦国，它的性质跟日尔曼人重建欧洲非常相似，但是它就没有产生出自己的英格兰和法兰西，而是迅速的走到了秦汉帝国的发展轨道上去。

秦政的持续，主持意识形态的儒生应该负一定责任，因为儒生在先秦时代和汉代本来是最激烈反对秦政的力量，但在蛮族入侵以后，他们可能是在列国混战的不安定局面中，渴望在官僚帝国中享受舒适的士大夫生活吧，于是就尽可能地向蛮族君主推销秦政的艺术，去扮演相当于洪承畴、吴三桂那种角色，想把入侵的蛮族尽可能地改造成为秦汉帝国那样的君主，然后他们自己就可以在这个君主的保护之下安安全全的做官。这个因素可能促使了本来可以重建的文明重新走回到原来那条衰亡的老路上去，起了一定作用。

但这是个主观的因素，你得说是，主观的因素在哪儿都是存在的。在欧洲，这样的士大夫阶级也是不缺的。早在查理曼的时代，就有很多学者希望查理曼出来当凯撒、奥古斯都，重建罗马帝国的盛世。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学者成功了的话，那么查理曼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康熙大帝这样的君主，把欧洲统一起来了以后，后来的欧洲可能不会存在了。当时的战乱得以避免，人民得到了安全，士大夫有了官做；但是后来的创造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可能欧洲又会变成一个第三期的希腊罗马文明，跟过去的罗马一样，有一个强大的官吏集团和辉煌的宫廷，但是可能就不会有近代资本主义和这一切了。后来伊拉斯谟和文艺复兴时代那些名士，他们也是相当崇拜古罗马晚期那种帝国结构的。而启蒙运动的哲士如伏尔泰和他的同僚们，则是非常崇拜俄国凯瑟琳大帝或者康熙皇帝这样的官僚国家，反而觉得他们本国，英法这一带乱哄哄的情况不好，特别反对那些宗教战争，希望有一个不讲宗教的、只讲世俗的专制君主把他们统合、镇压下去。这在欧洲也是一次又一次出现的。但是这些冲动全部失败了。

所以这背后可能有一个更加客观、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它的生态资源一开始就要比东亚丰富得多，所以它经得起破坏。可以说任何时候都有收割者和破坏，但是你的生命力特别强盛的话，那么收割者和破坏者基本上是支流，发挥不了主流的作用；如果是在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些收割者就变成主流了。你在亚马逊河附近去砍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如果你在新疆塔里木河附近去砍柴的话，说不定你就把仅有的那两棵红柳给砍光了，很快当地就变成沙漠了。

我觉得东亚这块地方就是相对于欧洲和中东来说，它就是一个鸡肋，就是基因多样性一开始就要比人家小，所以特别禁不住收割。而在第一次秦政以后，它已经受了严重的打击。以后，可以说是秦汉瓦解以后的这个所谓中国，是非常依赖于印度、中东地区的文明输入的。如果没有中亚不断的给它输入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或者各种各样技术的话，唐帝国和明帝国很可能自己都维持不下去。唐太宗他哪怕是要组织一支乐队或者是吃点药的话，要么就去找龟兹人，要么就去找印度来的婆罗门和和尚，尽管他自己也是半鲜卑，但是他在东土和江南就找不到可以用的人。

而明帝国呢，哪怕在永乐大帝的时代，他要用火枪都还要到安南（越南）去找，也只能使用穆斯林的历法。之后哪怕是在后期中华文明最核心的地带，它实际上都是必须不断的依赖外来技术的输入。从中国皇帝特别重视历法就可以看出，汉代以后的历法基本上是定期从中东输入的产物。每一次重新输入，大概在元朝以后，就完全依靠从中东进口穆斯林天文学家了。像今天新疆的喀什这样一个小地方，过去它的天文台比北京的天文台还更先进。其实它的来源是什么？它就是依靠内亚的撒马尔罕给它培养出来的天文学者。当时亚洲的天文学中心是在撒马尔罕，而不是在北京。北京实际上是用宫廷的富裕养活了一批进口的穆斯林学者。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出，后期的中华帝国是一个拼凑的产物，它在表面上把帝国的空架子搭起来了，但是内部的技术是必须不断从外部输入，而且越到晚期，输入的程度就越大。这个内部的脆弱和空虚是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的，用不着等到满清入关，或者是等到西方势力到来。这里面与其说是好和坏的问题，不如说是丰富和单调的问题。你把它跟东地中海沿岸这些地方相比，那就明显要单调。东方更单调，西方更丰富。但是反过来，你如果跟非洲南部或者美洲比的话，那么东亚相对而言还算是比较丰富的。你要是去比较刚果那些部落王国，就更可以看出差异来了。

因为现在联合国提倡各文明平等的价值观，所以大家现在很重视编纂西方以外的历史，把刚果或者是西非那些帝国拿出来，说的好像是跟欧洲或者是亚洲的各帝国一样辉煌灿烂的东西。但你仔细一看，他们那些帝国除了有钱以外什么也没有。那些帝国其实就是一些充当二道贩子的酋长，这些酋长把本地产物，比如说有金矿的话，他就把这些金矿卖到阿拉伯去，然后从阿拉伯输入伊斯兰教和其他高档的文化。这些帝国也许比摩洛哥苏丹或者巴格达的哈里发还有钱，因为它是产金矿的地方，但你仔细一看，它里面一切高档的东西，天文学也好，统治技术也好，一切算得上是文化的东西，都要靠从阿拉伯那儿输入，它自己就是，除了矿产什么也没有。

东非那些帝国呢，就是依靠输出土特产和奴隶建立起来的。东非桑吉巴的苏丹国，它就是一个奴隶交换商，把内地绑架来的奴隶卖到阿拉伯去，然后从阿拉伯那里输入各种经济作物和金钱、火器之类的东西。这样的帝国，你一定要说它们能跟巴格达的哈里发帝国平起平坐，那恐怕对后者来说是很不公平的。这一点也是丰富和简单的问题，不是好或者坏的问题，你也可以说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等差的问题。由东地中海产生出来的两希文明的后裔，它的丰富度始终是领先的，而东亚地区的丰富度比它差一点，但是还要比非洲和南美洲其他地方要强一些。

您认为当今中国「秦政」牢不可破的原因是什么？

秦政这件事情倒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尽管秦代以后的儒家，把这种体系称为秦政，但这是为了方便起见，因为他们发明的模型是这样的：周政代表「真善美」，是孔子和周公喜欢的东西；秦政那是秦始皇和商鞅喜欢的东西，代表「假丑恶」。反正我认为好的，我就归到周政那一方面去，我是孔子和周公的后代；凡是坏的，暴君、搞破坏的，统统归到秦始皇的名下，都是秦政。但是实际上秦政不是华夏特有的，我只是借用了儒家这个名词来方便理解罢了。

专制主义是最简单的东西，它不需要发明，因为它就是抽取和破坏。你比如说要种出点庄稼来，或者是生产任何产品都需要费力的，但是我如果要抢你，那就是很容易了。秦政是什么？它是资源的汲取。汲取是最容易的，因为傻瓜都可以汲取；但是创造则是很难的。创造是千姿百态的，你可以种水稻，也可以种小麦，还可以去生产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生产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创造的天地是无穷无尽的。但是汲取的办法就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抽取、抢劫。这个办法是谁都会，而且是非常简单的东西。

实际上任何时代都有抢劫和破坏，但是只有在文明进入衰亡时期以后，抢劫和破坏才会浮现到最表层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其实像每一个城市，各个地方都有小偷和强盗，但是绝大多数地区，在北京或者上海你随便旅游一下，肯定是很难看到小偷和强盗的存在，因为他们都躲在你看不见的角落里面，也许正在掏你的腰包，虽然你没有发现，但其实他是存在的。但是你如果跑到叙利亚或者索马里去，你会发现有人当街抢你，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小偷和强盗，然后你回去以后，你说索马里太坏了，叙利亚太坏了，上海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北京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其实，那样的强盗在北京和上海、跟叙利亚和索马里同样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叙利亚和索马里正好进入了一个瓦解阶段，于是过去隐藏在地下的东西，现在浮在表面上，反而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

秦政或者说是汲取性的专制主义，是所有文明到了没落阶段的共同现象。罗马在灭亡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印加帝国是被外力强行推翻的，但是它在最后阶段也表现出相应的特征，就是说社会上的创造力已经枯竭了，一切精力都用在汲取资源。这就是秦政。等到所有的创造力都吸收到秦政这个方面的时候，这个文明已经是进入很容易被摧毁，而且即使不受外力打击也要自己瓦解的状态了。然后你每一次重演文明毁灭的时候，在文明行将毁灭但是还没有毁灭的前夜，你都可以看到秦政这种现象存在。

至于说是为什么秦政在秦朝以后的中国反复出现，实际上就是因为中国在秦汉帝国瓦解以后重建的新文明，例如魏晋南北朝、鲜卑人或者五胡移民重新建立的隋唐帝国，一次又一次重蹈了秦政的覆辙，最后在类似差不多的情况下死亡。因为生活的面貌尽管千姿百态，但是死亡的面貌都是非常相似的。大家看到死亡时候的面貌，一般都会平静地说，这跟暴秦有什么区别，于是就会说秦政一次又一次的重演了。碰上比较开明的君主，像唐太宗，大家就要说是，啊，他跟周天子和孔子的理想非常相似，简直是三代上古尧舜之君；等到快要衰亡的时候，大家又开始骂，这是秦始皇又回来了。情况就是这样的。每到衰亡时刻，秦政就会回来，这是自然而然的。

抉择时刻

一位东德的科幻小说家曾经描绘过一个特殊的外星文明：这个外星文明的人不是生活在星球表面上，而是生活在星球内部——这个星球像一个空心的球体一样。他们也像其他星球的人一样想探索外太空，于是就凿穿了他们的星球。结果内部的空气全部泄漏到外太空去，整个文明就灭亡了。

北洋政府统治的最后十年，不仅是关外的其他的民族实体，而且关内的各个实体也明显处在解体的过程之中。像孙传芳、吴佩孚这种人，等于是渐渐地开始越过北京的外交部，跟苏联和日本推动事实的外交。而且各省之间开始相互达成具有准条约性质的攻守同盟和其他体系。北京的政府渐渐地被架空了，越来越依靠列强的海关支持和外交支持，维持一种空洞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和日本没有积极干涉，国共两党没有从苏联取得它的列宁主义组织机器的话，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这样的一个中华民国的前途也就像美洲独立后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或者是墨西哥帝国一样，最后的结果还是进一步解体成为更加散碎的小邦。

无论是北京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上的某些特殊的强人，虽然可以取得局部胜利，但是谁都没有表现出有能力和欲望完成重新整合这个体系的要求。能够完成这个体系重新整合任务的，也就是国共两党。而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和组织资源并不是中华民国内部所能产生的，仍然要依靠苏联来输入。它能够建国成功，仍然要依靠苏联、日本冲突造成的国际体系的演变。最后的结果，造成了一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托勒密式的体系（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43—公元前30年）实行相当极端的国家垄断制，矿业、盐、酒、香料、玻璃、陶器等都由国家专营，对外贸易、钱庄等商业活动也由国家控制）。大清的疆土在基本完整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但是它却不是保存在华夏社会内生的力量手中，恰好相反，它必须依靠外来的列宁主义政党，而列宁主义政党汲取资源的方式恰好就是要粉碎华夏社会原有的社会组织。

我们都知道，从孔子时代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门第取代贵族的过程；从唐代到宋明时代，又是一个士绅取代门第的过程。每一次取代过程都包含了两层：第一是原有居民的灭亡和人口替代；第二呢，就是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力和动员力方面，是不如原有的组织的。明清士大夫跟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初期的门第相比，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而这些门第跟孔子时代的贵族相比，又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而列宁主义国家产生的主要后果就是，连这个极其软弱的存在——士绅和清朝末期重新成长起来的乡绅阶级，也彻底打碎了。把它们原有的组织力量和资源全部整合到列宁主义的集权主义国家之中。在完成了这次整合之后，列宁主义政党才有足够的资源建立它的新的国家体制。

于是这个国家自己就变成了托勒密式的自相矛盾：国家和社会是矛盾的。如果你要维持这个国家，那么你必须容许这个国家行使法外的权力粉碎社会，在粉碎社会的过程中间汲取资源来维持自身。这样一个国家，它能够实现社会原先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愿望，但它却要毁灭社会自身。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国家对你进行这个法外的榨取和破坏，那么，驱逐掉这个外来的组织因素以后，你原有社会产生出来的最强大的组织资源都不足以使你整合起来，你顶多能够制造一些小团体，一些宗族团体，一些地方绅商搞出来的军绅政权，但是你没有办法把整个东亚大陆整合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你面临的就是一个破碎的多国体系。你要推翻这个多国体系，重新恢复帝国的版图，那么你就需要引入一个本身社会所不能胜任的巨大的组织力量。

尽管苏联的干涉和列宁主义政党的引入多多少少具有偶然性，但是在这个偶然性造成既成事实以后，你就很难用一连串来自于西欧的政治语言的遁词去把它打发掉。因为欧洲的情况根本上是不一样的。列宁主义组织在东欧产生本身就是西欧秩序向东延伸的结果，它能够粉碎俄罗斯原有的社会结构，但却没有办法粉碎欧洲本身的社会结构；但是它进一步向东延伸，却能够粉碎东亚和第三世界的原有社会结构。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因为社会组织结构的顽强程度和自我维持的生命力本身就是一个秩序输出和输入的问题。很明显，列宁主义国家产生、碰壁和输出的整个过程，就已经体现了世界秩序的实质问题。

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是在欧美和西方，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但有能力产生秩序维持自身，而且有能力产生秩序向外输出。因此在这个区间内，共产党主义的渗透是失败的。但是在外围地区，它的社会组织就要软弱得多，要单薄得多，因此共产主义渗透就能够成功了。对于欧洲，共产党主义是一个解构的力量，所以波兰或者东欧这种地方能够把列宁主义驱逐出去以后，重新回到它原有的基督教社会组织去，重新加入欧洲。但是在东方，像是在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地方，列宁主义组织，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尽管是西方叛逆者、仍然拥有西方组织力量的一种秩序输入。列宁主义的输入，强化了东方原来已经涣散而接近溃败的社会组织，使它能够在表面上捏合起来，变得像一个国家一样，尽管它的实质并不是国家。

这样就产生了极为严重的问题。你可以冒充这个实体是一个国家，但是它不具备国家的性质，它是外来的，它存在的本身就是外来组织对本土社会的征服。如果你用国家的标准去衡量它，就会许多很多荒诞的、不合理的理论，例如说它是专制主义或者是其他什么什么主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言外之意就是，它是一个国家，是由社会本身产生出来的，只是在社会产生政治组织的过程中出了偏差，你加以纠正就可以做到。但是它恰好是不能加以纠正的。如果你成功地纠正了它在这方面的错误，或者说是成功地迫使它同意了这些纠正，那你就等于是杀了它。因为它正是依靠这些武断的做法才能够维持。一个外来的寄生性的组织，如果失去了行使武断权力、榨取资源的能力，它很快就会死亡。而在它死亡的过程中间，也会使没有能力自己组织现代国家的这个社会露出它自己应有的本相：一个破碎而溃败的社会。你不能够假想自己的社会跟波兰人或者是匈牙利人一样，原先是完整的，只不过是暂时被外来征服者掩盖了一部分；而恰好相反，在外来征服者侵入你以前，你本身已经是处在注定要产生张献忠或者诸如此类人物的那种状态中，一旦失去了这个外来的组织输入以后，旧日的王朝末日、文明解体即将出现的那种场面，愈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你面前。

如果要用缓慢和自发生长的方式重新建立一个新社会，那么你真正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够在巨大的汲取压力日益上升的情况下，保护这些新的小团体，不让它在襁褓之中、在最脆弱最幼弱的阶段遭到掠夺而丧失自己的生命力。那么这个答案应该就是，你不能让这个实体承担一个真正国家的使命，不能让它去加入西方国际体系所习惯的那种列强争霸的游戏，因为它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负担。如果承担这样的负担的话，无论直接和间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它最终仍然不得不加强它对社会的榨取程度。而这个汲取的过程，又将重新破坏你勉勉强强生长起来的这些非常脆弱的小共同体。然后留下的是一个更加散碎的社会，这个社会比原先更加无法完成你打算完成的使命。

这里面整个的问题，其实从最根本上就是这一点。你用神话来替代历史，误解自己的真实地位，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位东德的科幻小说家曾经描绘过一个特殊的外星文明，这个外星文明的人，不是生活在星球的表面上，而是生活在星球的内部。这个星球只有薄薄的层，像一个空心的球体一样。他们也像其他星球的人一样想探索外太空，于是就凿穿了他们的星球。凿穿星球的结果就是，星球内部的空气全部漏到外太空去，整个文明遭到灭亡了。之所以他们会这么做，是因为在他们的科学体系中，他们不肯承认自己这个体系的特殊性，坚持要把他们这个体系当成一个普通星球，跟其他星球一样的普通星球来对待。但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错误定位的结果就是，你不可避免地要根据你自己的错误定位作出错误决策，最后把自己毁掉。

我们回顾最近这一百年的历史，西方秩序入侵以后，依据这个秩序，重建东亚文明体系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的毁灭都是由于误解了自身的实际地位所造成的。国民党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依靠列宁主义秩序重新整合东亚各地的一种工具，那么它绝不会是假定自己是五千年文明的后代，绝不会认为自己有力量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占据独立的地位，能够既抗击苏联又抗击西方帝国主义。如果它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依附地位，在苏联势力集团和西方势力集团之间，能够作出一个明智的决断的话，能够安于依附地位的话，也许它现在还不会毁灭。

然而，这一点却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既然已经制造了这个神话，又把自身的合法性寄托在重建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的复兴、建设新中国这一类的说辞之上，它就不得不承担自己的组织和能力所不能支持的这个巨大任务。承担这个巨大任务的结果就是把它打回原形。共产党在它执政的最初阶段，承认了自己的地位，首先安于做苏联的小兄弟，然后又安于做西方的依附者。但是这个地位对于它来说是不体面的，很难为它自己在夺取政权中采取的各种手段做辩护。如果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得到这个地位的话，那么它夺取政权的种种手段就显得是太不合法了。因此它必须为自己安置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国民政府曾经为自己安置的那个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实际上是要求改变从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整体地位。这样一个巨大的震荡，从性质上来讲，实际上不仅是超出了清末以来远东国际体系的整个震荡，而且已经超出了蒙古世界帝国解体以来，整个世界格局演化所容许的程度。

如果大家不能够整体上调整一下自己的认知结构，把东亚作为一个文明体系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位置、把东亚地区的政治实体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真正位置理顺一下，我想，在不算太远的未来，我们就会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冲突和非常危险的结局。有一个笑话是，有很多问题是翻译造成的，例如，封建的翻译、资本主义的翻译，都是因为当初引进西学的时候翻译不用心，给它一个错误的定义，于是后来人必须根据这个错误的定义重造自己，结果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的情况其实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跟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关系、只跟极少数学者有关系的历史理论，已经变得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了。历史必须负责为中国完成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重新解释一下中国是什么东西，而且这个解释必须符合东亚在过去两千年时间内形成的文明演变，和它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因为如果你的建构是错误的，或者说你以为这个建构需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你就完全可以在现在吹一个大牛，等到遥远的将来你的子孙后代去承担后果，那么你会发现，在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的时候，国际体系会有自身的生命力，把你放在一个极度危险的位置上去，使你面临着：要么你承认你过去的神话必须整个修改；要么你必须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的前景。

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的历史体系是什么呢？就是：一半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体系，也就是说，全世界都是错误的，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正确的这个体系；另一半呢，则是由梁启超时代发明出来的这个大中华体系，就是说，我们原先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一部延续的历史和延续的种族，是最古老的民族，早晚要实现民族统一的。现在的历史体系是根据这两种基本框架糅合而成的。所有的具体的研究和具体的考据都是像瓦片一样，无论你搞成什么样子，都要嵌合到这个原有的体系之中才能发挥作用。这些实际上是于事无补的。如果你不打算从根本上，把上述的这两种神话体系加以破坏的话，那么我们未来，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的东亚，就要面临着极大的考验了。我很有把握的说，它是经不住这个考验的。

至于说要想避免这个考验，重构历史体系，你首先就要打破你错误的虚荣心，要承认，即使是在非常遥远的时代、在文明初创的那个时代、在孔子时代、在华夏曾经处在它最佳状态的时代，它比起较早产生、更加核心地区、在东地中海的文明中心来说，它的地位也是比较边缘的。在以后的长期演变之中，我们曾经认为是非常自豪的汉唐文明，实际上它大多数时候是处在文明输入的、而不是输出的状态。中亚、外伊朗地区和印度对东亚地区的文明输出，比起反方面的文明输出要多得多。正如东亚地区对朝鲜和日本的文明输出，比起日本、朝鲜对中原的文明输出要多得多。虽然交流是双方面的，但是你给我的东西和我给你的东西是不对等的。中心地区，在最近六千年来，始终是输出得更多，输入得更少；而边缘地区始终是输入得更多，输出得更少。

这个格局不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才临时形成的，也不是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不是说帝国主义名义上撤出东亚以后，你就能够获得原有的地位。实际上恰好相反。帝国主义撤出东亚的直接结果，就是切断了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了历史核心区对边缘地区的输出。这样最大的受害者恰好是你本身。这个过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九国公约和华盛顿会议是怎么样造成的，它就是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和中华民国的精英阶级在错误的历史理论指导之下，以为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战胜国资格这个机会，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然后中国就可以获得跟欧洲国家相匹敌的地位。它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中华民国尽管自身没有力量，但是依靠着美国的支持和威尔逊主义的理想，实现了它的目的：强迫英国人和日本人，尽管有实力，但还是从东亚大陆撤退。撤退的直接结果就是放进了苏联的势力。在英国人和日本人撤退的地方，苏联迅速地派了它的代理人。而英国人和日本人保持克制和不干涉的结果，就是导致条约体系在远东的全线解体和国民党、中共制造的长期革命。

这样的长期革命从秩序输出的角度上讲是什么呢？就是说，帝国主义的殖民秩序撤出以后，中华民国的宪法体制自身就无法维持了。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如果在没有殖民主义的状况下，大清解体会发生什么？答案肯定就是，要么是成吉思汗和多尔衮这样的人来，要么就是李自成和张献忠这种人来，也许两种人会一起来。无论如何你是不会有什么宪法的，哪怕是一部拉美式的、不完美的宪法都不可能有。中华民国之所以能够有一部好歹是拉美式的、好歹还是名义上的共和国和象征性的宪法，靠的就是殖民主义在东亚的余威还在，能够遏制内外恶秩序重新浮出水面。一旦你主动把这种秩序赶了出去，那么在你自己的内部秩序来得及生长以前，比殖民主义秩序更加危险、更加糟糕的列宁主义秩序，就迅速地渗透到东亚，最后把你自己带入到毁灭的边缘。

秩序，像大自然一样，是不能容忍真空的。你排除一个秩序之后，到来的绝对不是什么理想王国或者几千年盛世，你一定会使另外一种秩序继承原有秩序的地位。所以你在考虑选择什么秩序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清楚，你所在的地方，存在着哪几种秩序？有可能产生哪几种秩序？新生的秩序是不是已经足够强大，足以击垮原有的秩序？如果你出于虚荣心，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在根本没有新生秩序可以依赖的情况下，强行驱逐了原有的秩序，那么你就会发现，九国公约和华盛顿会议以后，在中华民国领土上出现的情况很快就要重演。

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你按照革命史观来说，是民族主义者驱逐帝国主义的历史，是无产阶级推翻压迫者的历史。但是如果从秩序输出和文明输出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殖民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了严重削弱以后，撤出了远东。远东真正的利益是什么？不是驱逐殖民主义，而是依靠殖民主义秩序输出，通过模仿和引用，逐步地建立自己的秩序。而殖民主义的撤退，打乱了这个模仿和学习的过程，这样做才使它迅速地落入了共产主义之手。而现在我们的情况，其实不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限制了我们独立或利益，而恰好相反，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和国际社会的原因的双重作用，使得殖民主义的秩序输出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以至于在世界秩序的边缘难以产生良好的秩序。在殖民主义笼罩之下，这一点本来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我们坚持所谓殖民主义邪恶、必须驱逐诸如此类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在中国以及不限于中国的这种自身秩序还不成熟的地方，肯定要面临类似伊斯兰国之类的恶秩序的威胁了。秩序是不能承认真空的。威尔逊主义世界体系有一个弱点就是，它假定世界上所有地方的自发秩序都已经足以维持自由的宪法了，然后形成一个共同体，可以通过集体安全体制维持在一起。但是在自发秩序本身不够强的地方，如果没有外来的强有力的秩序输入的话，那它很可能会出现连最起码的国家门面和象征性的文明体系都没有办法维持的那种狼狈局面。1920年以后的中国，实际上是一步一步地陷入了这样的局面。你企图驱逐殖民主义的结果，实际上是切断了整个输入源。输入源切断以后，自己产生秩序的能力又不足，又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真空状态。真空状态，要么是恶变产生出自己的破坏者，要么是会吸引其他的破坏者进行征服。

现在看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在西方以外，能够自发产生出自由和宪政的条件还存在吗？西方产生出自由和宪政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它在历史的早期，在相当于中国的孔子时代或者封建时代的时候，通过多国体系的相互博弈，在各邦国之间和各邦国内部的各阶级之间，幸运地形成了权力平衡，然后这个权力平衡体制不断地演变和扩大的结果。中国的问题，不是说是它太落后了而没有发展到自由和宪政阶段，而是它太先进，它已经越过了这个阶段，或者说错过了机会窗口，已经进入了各阶级和各邦国都被大一统权力结构整体毁灭的状态。在这种缺乏分化、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唯一的制衡力量和唯一的秩序产生者只能来自于外部。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样的社会是一袋马铃薯，它没有自组织能力的，一旦失去自上而下的管制，哪怕这种管制是武断的，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听任社会解体，听任无政府状态出现，然后听任各种暴力团伙相互之间进行残杀。

所以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在的处境，那么我们就必须违心地接受话语体系为我们指出的那个前途。但这个前途，实际上是只适用于跟我们情况完全不同的其他社会。而我们使用错误的话语体系，就会给自己吃下毒药。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好像还没有几个人愿意真正承认自己的话语体系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尽管所有人都已经感觉到了，在你运用这个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你把自己推入了一种越来越矛盾的情况，不得不采取修正词语含义、不断地打各种补丁的方法，勉勉强强自圆其说。对于制造理论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就像是托勒密体系的本轮和均轮（托勒密的宇宙论中用来解释太阳、月球和行星在视运动中的速度和方向变化的几何模型）一样，把你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了。而你所在的社会，因为得不到适当的解释体系，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都会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积累的资源都会渐渐引入到毁灭自身的途径上去。

过去的几十年内，大家都采取拖延问题、等待以后发展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在可以预想的未来，这个拖延是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如果继续拖延的话，你能够指望的最好结局，顶多也就是赖过去，错过时机，然后返回原有的位置上。甚至连这一点都不能指望。能够通过不影响整个话语体系、通过局部修正、通过用钱、通过非正式的潜规则交易解决的问题，在过去十几年内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今后的问题，你实际上面临着：要么整个推翻话语体系，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定义自己，重新定义自己的使命和任务；要么呢，你就要顺着你自己也知道不可靠、站不住脚的那个话语体系，把自己引向绝对危险的境地。

这就是你为什么必须重新认识历史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考据式的历史、仅仅拼凑史料的历史对你没有什么帮助的原因。这就好像说是，一个房子，在最初本来是只能承受一个小茅屋的，在建立的过程中越建越高，它的承重墙已经支持不住了，而你却在讨论制造房子的砖块或者瓦块的质量问题。其实问题不在于砖块或瓦块，而在于你设计的这个建筑的基本结构，在设计的时候出了严重的问题。按照它设计的蓝图，它是不能承担现在即将承担的这个巨大重量，而你又处在停不下来的状态中。所以你必须坦率承认，枝枝节节地去讨论砖块本身的质量问题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你必须把整个历史整合起来，把东亚地区的局部历史重新放到世界史的框架中去，重新找回自己应有的问题，在自己的社会内部重新发掘产生秩序和维持秩序的真正力量。谢谢。

“天朝”的末路

王朝在打破南方这些小族群的过程中，毁掉了东亚地区仍然保存着最后一批基因多样性的宝库，这一次最后的释放得到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支持元明清三朝帝国度过了最后五百年的剩余时光，然后步入最后的衰亡。

元代建立了一个世界帝国的体系，可以说是再一次重新洗过了自隋唐以来所建立的整个体系。从世界史的层面说，元代对东亚的意义就是重新打开了通向中东和中亚的道路，把中东和中亚地区比较先进的天文学和各种技术引进到东亚地区。从儒家士大夫的角度来看，元代是一个不规范的朝代，但这实际上恰好是它的力量所在。经过元代的震荡以后，北方，甚至江淮一带就变成一个马赛克镶嵌的路径，嵌满了远及高加索、东欧和西亚阑入的各种族。而大汗在大都的朝廷中，则布满了来自于中亚的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天文学家和其他学者。没有这一次巨大的震荡，那么晚近时期东亚的整个文明体系可能都建立不起来。像是元明时期，所谓郭守敬编制的历法和整个明代编制的历法，骨子里是元代从中亚穆斯林那儿引进的。在元代后期和明朝初期，逐步普及到东亚全地；后来变成苏淞地区主要经济基础的棉纺业，也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安南路线，从海道，从南方引进的。有一点可悲之处就在于，吏治国家庞大的官僚组织在技术创新这方面是非常乏力的。他们甚至在最贴近日常生活的饮食和医疗这一方面，都严重地依靠那些比它小得多、而且被贬称为蛮族的小族群。像是棉纺品取代亚麻这件事情，明显就是跟南方的百越部族和印度支那半岛那些小邦有关。后来在宋元明清四朝，逐步取代原有稻种和作物的占城稻、双季稻和三季稻，其实也是从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的山越人那儿引进的。

宋元以后，南方的朝廷对山越人的征服是一个很奇特的过程：一方面它是一个征服者通过建立男性家长制为核心的少数大家族的堡垒，逐步吸收和同化原有部族酋长，通过伪造历史吸收南方山地各族群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这些族群在他们瓦解的过程中，把他们积累的技术成果向中原地区扩散的过程。可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杀鸡取卵的过程，王朝在打破南方这些小族群的过程中，毁掉了东亚地区仍然保存着最后一批基因多样性的宝库，这一次最后的释放得到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支持元明清三朝帝国度过了最后五百年的剩余时光，然后步入最后的衰亡。

以后的技术输入，就要依靠更远的——来自西方和日本的输入。在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东亚上层社会在文化创立这方面的枯竭已经很明显了。甚至明成祖的神机营这样明显的保卫皇帝的最核心部队，他们所依赖的，都要依靠安南的火枪手。安南并不是什么火器的发源地，而他们的火枪居然能够比元明政府掌握的火枪更先进，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就暗示着，在朝廷本身不重视的正史之外的秘密渠道，士大夫体制压迫下的整个暗渠还有一个通向西方的技术输入源。这条技术输入源很可能是阿拉伯人开辟的那条南洋运输线。

技术落差的线路大概是从欧洲到奥斯曼帝国，到波斯，再到印度，然后通过中南半岛到明朝。你从郑和船的结构就可以看出，整个技术是近东地区模仿欧洲产生出来的先进技术；然后波斯地区再模仿近东地区产生相对先进的技术；这个技术传到莫卧儿的时候，已经是不那么先进了，但对于印度各邦来说，来自于中亚和波斯的征服者仍然是可怕和难以抵挡的；但这些东西再进一步传到东亚，相对于明朝政府原先掌握的那些技术来说，仍然是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方面的歧视链，或者说是流通链，是一直延续到清朝前期都没有改变的。

由于东亚帝国广土众民的性质，所以往往会给人一种误解，就是说，如果你征服了大片土地或者杀戮了大量人口，造成伤亡数十万人的重大战役，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你的战斗力仿佛非常强。但是真正比较起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从明朝末年的战争你就可以看出，极少数的、来自澳门的黑人火枪手可以轻而易举地抵挡为数数万的清军。郑成功在对荷兰的战争中培养出来的那些极少数藤甲兵，是清朝在对付北亚哥萨克人时唯一的凭据。清军对明军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但是康熙帝用了全国绝大部分大炮来包围雅克萨那些为数只不过一百多人的哥萨克非正规军，竟然经年累月攻不下这座城市，死亡的哥萨克大部分都是由于疾病和寒冷或物资缺乏造成的，很少有人真正死于清军的进攻。而这些哥萨克人如果放到欧洲去的话，也只有资格当辅助部队。俄罗斯帝国的部队在面临着波兰和瑞典军队的情况下，经常是几万人打几千人，而且还不一定打得赢。而波兰和瑞典人呢，他们的部队中间，最核心的部队，也就是从德国引进的少量雇佣兵。而这些德国雇佣兵，在尼德兰和西班牙战争中，明显不是西班牙和法兰西军队的对手。

这条线路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在欧洲的中心，尤其是在佛兰德（包括今天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法国的加来海峡省和北方省、荷兰的泽兰省）和伦巴第这两个战争最密集、小邦最多、军事金融革命来得最快的地方，军事技术演化是最为迅速的。然后这个技术中心向周围地区不断地输出技术。离核心地区越远，输入技术的时间越晚，输入的技术就越落后；越是接近于这个中心，你就可以越早地得到比较先进的技术。从中心地区派出的少量的人马，在边缘地区都会给人以一种极其可怕、极为强大的印象；而边缘地区的极为庞大的军队，实际上在技术上是非常落后的，差不多在中心地区的战争中只能充当观众的作用。

帝国最核心的成员，像雍正皇帝这种人，在清朝中叶的时候，已经感到了危机的存在。他跟俄罗斯帝国打交道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求俄罗斯人把伏尔加河上游的土尔扈特人放出来交给他。因为他在对准噶尔的长期战争中发现，原有的满蒙骑兵已经不大中用了。在他看来，土尔扈特人这支武装部队在他的帝国武装中仍然算是强者。但是在俄罗斯人看来，这些部队其实在对土耳其苏丹的战争中，顶多是当辅助军队的料。土尔扈特人在后来的乾隆朝当真向东方迁移的时候，他们面临的主要敌人甚至不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没有费心去追他们，骚扰他们的都是一路上的巴什基尔人（主要生活在乌拉尔山脉南坡及附近的平原上）、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这些部族。但是他们在到达伊犁河流域的时候，仍然能够发挥乾隆皇帝所希望的那种作用：他能够有效地填补准噶尔败亡所留下的政治真空，有效地压制南方的穆斯林，有效地为日益衰退的满蒙八旗看守西北边境。

等到接近林则徐时代，道光朝初期的时候，南方各地的安南海盗在福建和广东附近的沿海横行。他们的力量也就是通过越南内战，能够得到法国天主教士和法国殖民者给他们提供一部分仿制的火枪。而仅仅是这一部分仿制的火枪，已经足以使他们打败广东的水师部队，使南方的贸易遭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葡萄牙人才能够镇压他们；而朝廷只能够采取招安和收买的方法，用封官许爵的方法把他们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之内。广东水师对付海盗的情形，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预示了未来鸦片战争的结局。鸦片战争不是别的，就是海路重新打开以后，欧洲核心区的军事技术突然越过了原先是逐步下降、坡度平缓下降的军事技术衰退的链条，突然由军事技术最先进的地区一下子直接接触到军事技术最落后的地区。以前，军事技术衰退是经过一系列传导链，每一级都只比上一级的技术稍微低一点。等到传导到亚欧大陆的最东端，阑入的武士集团只是比当地非常衰弱的大军稍微强那么一点点。现在海道打通以后，欧洲最核心地区的最先进军事技术会赤裸裸地直接面对着东亚而来，这样立刻就会造成摧枯拉朽式的打击。于是，辽金元清形成的整个天下帝国体系，在这样的打击之中陷入完全崩溃的状态。

此后的一百多年，东亚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西欧封建主义在几百年中演化出来、通过殖民主义向全世界播种的这个世界秩序，和自己原有的以内亚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融合在一起。这个过程创造了一个机会，使辽金元清以来长期在军事上不利、因此处在被压迫状态的华夏士大夫得到一个解放自己的机会。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地位很像是缅甸南部的孟族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从今天中国西南地区迁徙到缅甸，逐渐建立起一系列王朝。但孟族王朝后来多次被缅族所灭，大部分孟族人被同化），或者是印度的印度教徒。在西方殖民者带着他们的世界秩序闯入以前，他们的地位越来越糟糕，被从内亚阑入的蛮族压制得越来越彻底。辽金元清最初看起来跟鲜卑人建立的隋唐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他们对于华夏传统的尊重却远不如隋唐：隋唐还愿意改姓李姓，假装自己是汉魏的后裔；而辽金元清呢，就要坚持自己的部族传统，公开把南方人贬低到帝国等级地位的底端，变成纯粹依赖性的奴隶劳工一样的人，把政权垄断在保留部族传统的核心成员手中。

这样的发展趋势如果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下去，在元清相继灭亡以后，如果准噶尔人或者其他什么中亚游牧民族，顺着原先的角度再一次入侵东亚的话，他们还会不会愿意延续儒家的文化就很成问题了。因为没落文明发展到最后阶段的时候，按照埃及、波斯的先例，最初他们还能够以同化能力自居，指望进入自己境内的蛮族会接受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但是这只限于刚开始的蛮族。波斯以前的努比亚人（生活在今埃及南部、苏丹北部）和利比亚人还愿意冒充法老；波斯以后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了。大清帝国建立的这个内亚双重体系，很可能就是阑入部族愿意继续延续儒家士大夫传统的最后一代。

如果大清衰弱的时候，西方秩序还没有进入东亚的话，那么，软弱的江东士大夫阶级能不能够维持自己的身份是很成问题的。但是，西方秩序一来，可以说是更高的文明压制了原有的内亚体系，使得江东士大夫得到了解放自己的机会。这跟印度帝国的情况是很相似的。印度教徒本来已经快要被穆斯林消灭干净了，但是英国人赶走了穆斯林，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统统变成大英帝国的臣民。这种情况下，印度教徒可以凭借自己的人口优势，重新夺回对穆斯林的主动权，把印度重新变成一个印度教徒的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趋势的话，按照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以来的发展趋势的话，恐怕印度早晚会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的。江东士大夫在殖民主义体制之下的真实处境也就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面子，就发明了一个神话，把大清当成一个纯粹的中国，忽略了大清本质上是一个内亚体系的事实，假定存在着一个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而且在西方秩序阑入以前，这个中华文明仍然具有天下体系的威仪，可以跟西方的体系平起平坐；然后假定南方的士大夫，讲汉语的士大夫，是这个文明的当然继承人，他们可以在驱逐西方势力以后，重新建立一个跟西方平起平坐的体系。这个神话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捏造出来的。道理很简单，就是，清政府的天下体系，主要就是中亚蛮族的体系。他们的主要语言，包括签署尼布楚条约的官方语言，始终是满语而不是汉语。明朝的十八省被拘束在礼部所管辖的这个狭小范围内。有清一代大部分外交活动是通过理藩院用满语进行的。满洲朝廷跟朝鲜、跟中亚各部族、跟俄罗斯人进行各方面交涉，并不受儒家那一套礼法的约束。而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才为大清帝国赢得了它最后的辉煌。在这个体系中间，江东的士大夫发挥的仅仅是一个奶牛的作用。

但是，这个体系只有在满蒙的骑士能够利用他们的中亚武士供应源维持东亚的秩序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在西方秩序来临以后，维持秩序的主要力量很明显就变成大英皇家海军了。于是在僧格林沁败死以后，满蒙贵族自己变成了这个体系的多余人。而南方的士大夫阶级开始考虑，像法纳尔人（留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大多数居住在法纳尔及加拉达区，被称为法纳尔人，他们往往充当文官，为奥斯曼苏丹效力）企图继承奥斯曼帝国和印度教徒企图继承英印帝国一样，准备根据西方殖民主义引进的新技术重新发明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用这个中华民族的概念顶替辽金元清以来的内亚世界帝国的概念，把这个新造的发明安置在东亚世界残余上，借用西方的力量驱逐满蒙内亚的势力，然后再反过来把西方驱逐出去，建立他的新体系。

我们所知道的近代史，大体上是按照这种史观编写的。由于它实际上跟江东士大夫的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并不相称，所以他们执行这个计划，到半成品状态的时候就出了大毛病。南方士大夫确实通过摘桃子的方式解散了大清帝国的天下体系，但是解散的结果并不能使他自动继承天下体系，而是导致了满蒙藏的边疆危机和列强干预的危险。因为大清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体系，多元体系解散了以后，原先的关外各个族群并不愿意自动地接受既成体系。最后在列强的压力之下，中华民国以一种非常类似神圣罗马帝国或者是日耳曼邦联的方式，继承了大清在条约体系中的位置。但是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就是，它虽然继承了大清的位置，但是它内部的宪法结构必须服从大清在其结束之前签署的条约体系所构成的这个构架，也就是说，国内的宪法结构必须服从条约体系的需要。中华民国名义上继承了关外的各个领土，但是它继承的方式使它必须把自己的内部结构改造成条约体系能够允许的联邦或邦联形式。允许这种政治实体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自己原有的政治个性，而且同时又要允许列强在这些特殊地区保留特殊的条约权利。

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格局是很难长期维持的。这样做等于是在东亚造成了一个类似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位于德国北部。荷尔斯泰因公国在中世纪属于神圣罗马帝国，1815年后属于德意志同盟，但丹麦国王是其君主；石勒苏益格公国北部居住的主要是丹麦人，而南部居住的主要是德意志人。1864年的普丹战争就是为此纠纷而爆发的。1920年，北石勒苏益格进行公民投票，决定与丹麦合并。1955年德国与丹麦之间再次签署条约）这样的复杂的多元邦国。这样的邦国，你很难说它是应该属于丹麦王国还是应该属于日耳曼邦国的，因为所有各邦都对它享有一定的条约权利和历史权利。而中华民国推翻满清以后，建立的这个新体系，也就留下了像东北、西藏这样类似荷尔斯泰因的这种邦国。许多列强和当地的族群都有各式各样相互冲突的地方性权利、历史权利和条约权利。要想同时满足各方的要求，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只是在列强调停之下达成了一个临时的维持现状的协定，希望时间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时间并不能解决问题。最终解决问题仍然只能是依靠战争。战争的主要后果就是证明，南方的士大夫无论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制造神话的本领多么高明，凭他们自己的资源和力量，他们无法完成建构现代国家的使命。真正能够建构现代国家的组织力量，仍然要依靠从苏联输入的列宁主义政党。

殷周与隋唐

开始的时候是蛮族部落；接下来是很廉价的封建骑士；在它的最高峰时期，是由官僚组织和常备军建立的朝廷；最后朝廷因为负担不断增加，会把自己压垮，在压垮的过程中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乱和屠杀，导致至少王朝的核心地带、以首都为中心的这个地区十室九空，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替代；人口替代的结果很可能又使边塞地区仍然有强有力部落组织和战斗力的蛮族再度阑入，重演这个故事。

殷商，按照他们的贵族武士结构形成的这个体制，造成的主要后果就是，在它建国的这一段时间内，使东亚地区的文明繁复性有了一个大幅度的削减。如果你按照正统的史观来说，说殷商是一个文明的进步，但实际上从人口和其他方面来看，殷商时代比起以前文字还没有产生出来的高古时代，大多数地区，特别是环绕殷商周围那一个地区的大规模聚落面临着一个极大的损失。可以说，本来是一大片难分伯仲的文明体，构成一个连续的东亚文明地带，甚至超出了亚洲的范围，一直延续到美洲，在殷商兴起以后，变成了一个以殷商为中心的一个文明中心，在周围只剩下一系列破碎的小部落地带。在这个过程中间，周边地区小部落的人口和文明的复杂程度都大大削减了。你可以合理地假定，由于战争酷烈程度的升级，那些来不及产生出强大武士团体的部族，在这个过程中遭到了毁灭，只有规模比较小、能够逃避殷商打击的部族，和另外一种，根据殷商的打击重新调整自己生活方式的新蛮族部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生存下去。在这个过程结束以后，东亚大陆的政治和经济结构都出现了永久性的分离。具体来说就是，组织能力所在的地方和经济中心所在的地方永久性地分离了。生产能力最强的族群，从此以后再也不是组织能力最强的族群，而组织能力最强的族群在生产和经济利益上始终是掠夺者和征服者。

蛮族的二度生成是在殷商中后期形成的。我们所知的游牧民族在高古时代其实是不存在的。所有部族，多多少少都是兼业几种生活方式，其中可能包括猎取和驯化牲畜，但是很少有人专业这么做的。专业的牧民是在定居文明已经兴起后几百年甚至更久以后才重新产生的，它的产生，很可能就是，拒绝接受书面文字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文明群体的生活方式、又不愿意被消灭的那些群体，重新改变了自己的生产结构。单纯的游牧民族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需要从定居的民族引进许多生产物资，因此一开始就有战争和共生方式。战争就是世界秩序的支付方式。而他们重新组织，强化他们驯养牧群的技术，从而产生了另一种不同于定居民族的武士团体。这样的武士团体能够对抗中原地区的武士团体，构成长期战争的格局，而通过战争的方式让双方之间交流物资，凡是不能够进行这种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调整的部族，或多或少，早晚都会被两者之一吸收掉。

殷商的体制，照我们现在看来，涸泽而渔的性质是相当强的。像纣王，照史书上的记载，所谓的俘虏亿兆东夷人（《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这种事情就隐含着许多不妙的线索。因为照殷人对四夷的划分方法，只有东夷是人，西方和北方的什么戎狄之类了，从他们的造字法就可以看出，殷人是不把他们当人的。而“夷”呢，在甲骨文当中是人的别称，就是说，殷人是一个泛渤海圈文明的一个突出成就者，它和泛渤海圈文明中东夷这一方是一家，而跟周人所在的西戎、南蛮之类的不是一家。而最后的结果是，纣王俘虏了亿兆东夷人，而因为纣伐东夷而陨其身，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殷商的人口开发结构，经过中后期的涸泽而渔以后，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了，已经不得不把原先的同盟军和依附对象当作人口掠夺的目标了。

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系统已经到了内循环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这就像西班牙征服者来临之前的阿兹特克人，他们通过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征伐，不断地掠夺周围各部落的人口，他们用几十万人几十万人的规模进行活人人殉和献祭，以至于在西班牙人来的时候，墨西哥这个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孤独地处在其中，而周围只有许多原始部落。原先曾经存在过的、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玛雅城邦已经彻底没落，而周围的原始部落，把西班牙人当成自己的解放者和救星。当殷商灭亡，周人来临的时候，殷商周围的族群似乎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对于他们来说，殷商的灭亡，等于是摆脱了极度残酷的战争和人口损失，使他们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周人，被孔子所崇拜的周礼，尽管有很多是儒家学者后来的涂脂抹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说，它确实很有效的收缩了战斗范围。周礼把战争严格的限制在极少数精英分子中，在整个西周和春秋初期，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殷商时代经常出现过的那种女武士参加战争甚至在君王死后和男武士一起被殉葬的情况。甚至男性武士的人殉也变得很少见了，变成遭到谴责的对象，像《诗经?秦风?黄鸟》就是描绘秦穆公因为违反了周王朝的礼法和游戏规则，在他身后按照野蛮的习俗把三良殉葬，遭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春秋时期的宋国，是殷人的直系后代，在他自己的公室被烧毁、需要做一个大动作的时候，他也顶多是祭了一匹马，而为了献祭这一匹马，还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正常的祭祀，最高的级别就是献祭一头牛，比较次级的祭祀，也就是献祭一头羊。人殉这件事情，在周王朝的政治伦理中是遭到严厉谴责的，被儒家分子谴责为不人道的（《左传?襄公九年》：”九年春，宋灾……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杜预注：“……用马祀盘庚，皆非礼。”）。

你从《诗经?豳风?七月》这些诗篇就可以看得到，周代的村落，与殷商时代不同，是高度和平的。他们只需要向领主交纳一定的土特产之类的，就可以在领主的保护之下获得和平的生活，基本上不承担什么军事义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末期，新的军国主义国家崛起以后，才重新出现把全国领土投入战场的局面。西周和春秋时期，休养生息了几百年，很可能是东亚历史的又一个小阳春时代。在这几百年积累的资源，最后形成了非常灿烂的春秋文化，而春秋文化也就是殷商联合移民团向各地的土族传递信息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混合体制。在混合的初期，双方的隔离还是很明显的；到混合的后期，也就是到了春秋中后期，他们和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地方色彩很明显的各种文明，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齐楚秦晋各个文明群体。所谓的诸子百家时代，最辉煌的时代，就是在这样的长期积累和建设的基础上才可以产生的。

但是战国末期的军国主义战争和全民动员体制，又以预支的方法，破坏了这些文明群体的延续性。从战国末年到西汉初期，可以说是物质生活和文化多元性的又一次大毁灭时期。从政治上来讲，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官僚制度的发育和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在地方经济和文化上的特点就是，春秋末期繁盛起来的这些地方文化共同体逐渐变得越来越单调，最后变得越来越统一。征服者所在的秦晋这些地方，在文化上遭到被征服。遭到破坏较少的东方——齐楚这些地方的残余文化和他们的巫术方术体系向西向北蔓延，最后征服了秦汉中心地带——关中。但是他们的征服也是昙花一现的，他们的力量很快就衰竭了。在西汉末期，中原地区的墓葬和日常生活被中亚和北印度引进的体系渐渐地替代。到东汉末年，可以说，甚至公卿和皇室也都沉迷于对北印度文化的引用之中。北印度文化阑入，有一个侧面的效果，就是中国古代的诗歌，由诗经时代的四言诗逐步变成了汉魏时代的五言诗，而且增添了很多韵脚的内容。如果没有这次蛮族文化的阑入，这些东西都是不会出现的。

汉魏时代等于是一个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趋于僵化和简单化的时代。僵化和简单化的结果就是使生育率和生活乐趣都极度简化了。东汉末年普遍出现田荒、人荒这样的局面，以至于朝廷用了极大的努力来维持人口，但是赋税人口仍然不断减少。像杨震（杨震，东汉名儒，官至太尉。他曾上疏汉安帝说：“方今灾害发起，弥弥滋甚，百姓空虚，不能自赡。”）这些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已经公开谈论田荒、人荒的问题。过去只是凉州（今甘肃一带）或者幽州（今河北北部一带）这样的边区地带人口减少，而现在冀州这样的靠近京师的人口最繁盛的地区也开始日益荒凉。边界的蛮族不断阑入，以至于西部地区找出一个能读孝经和儒家经典的人都变得非常困难。东汉晚期的士大夫开始担心，关西还能不能够算是儒家文明的组成部分。但这个趋势是无法逆转的，从东汉晚期到三国魏晋，尽管朝廷上层表面上看仍然是东汉的残余体系，但是整个过程一直是狄、羌、鲜卑人口不断向核心地带蔓延，最后通过永嘉之乱（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晋怀帝被俘，开启了“五胡乱华”局面）基本上替代了北方的人口。永嘉之乱以后的初期，北方人口损失的情况是难以做精确统计的。但是等到北魏重新整顿北方的人口的时候，原有的汉魏人口，照他们当时的统计，就是说，重新建立宗主督护制，统计华北地区的人口的时候，他们认为是，迁移来的人口是占了八成，而原有的居住人口只占两成。而原有的居住人口甚至也不能认为是汉魏时期原来的残余，因为已经包括了石虎、苻坚经过多次迁移以后，多次掺杂过的后裔。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唐代初期。唐代初期，关中地区的墓葬群仍然充满了四个字、五个字的鲜卑姓名。只有像唐太宗或者长孙无忌这样的上层——尽管出身其实也是鲜卑人——才把自己的姓名改成为汉字。再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近百年太平盛世当中，关中地区的胡族人口才缓慢地把他们的名字改变成汉名。这样给后来的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是汉唐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隋唐又重新恢复了秦汉时期的古典文明。但从人口结构来说，显然不是这样。至少北方的人口已经经历了一次大换血。这个换血甚至充分体现在他们的骨骼结构上面。上古时代，从周到汉的人口是有延续性的，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关中华北地区的人口已经是被重新洗过一遍了。这个洗过一遍的彻底程度，大概至少相当于伦巴第（在意大利北部）这些地区，尽管他们仍然自称为意大利人，甚至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马略和苏拉时代的罗马建设者，但是实际上，他们更有可能是北方日耳曼人消灭当地土著居民的结果。隋唐时期，东亚的人口结构大致上也就是这个样子。

隋唐时期的人口替代和政治重建是第一个模型，它代表了以后经常出现、一再出现、时间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的蛮族替代模式。这个替代模式，第一步是边界之外的、组织力较强的胡人部落，阑入组织力较弱、濒临崩溃的中原社会；第二步是，他们在由游牧转为定居的过程中，将他们原有的部落结构自动变为封建结构。这一步其实是很好走的。因为真正的封建，无论是西周的封建和日耳曼的封建，其实也是部落组织在进入定居文明以后的转换过程中的一个变形期现象。部落的长老和武士自动地就会变成封建体制下的领主，唯一的区别就是在于他们由游牧转为定居了。在转为定居的初期，他们仍然能够部分地维持他们的部落组织和部落的军事传统，因此他们的战斗力，虽然远不如部落时代，但仍然比高度腐化和软弱的帝国顺民要强得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部族传统作为社区核心也在不断地削弱。最后一步是，朝廷将会重新拿起儒家士大夫的衣钵，掩盖自己的蛮族出身，重新用官吏来统治顺民。在这个过程中间，原先的武士，能够加入官僚体制的，就会变成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加入官僚系统的，就会被削弱，变得跟其他顺民没有什么区别。

在北魏，这个过程就激起了严重的六镇叛乱（524年）。六镇叛乱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魏孝文帝所谓的改革。他的改革的实质就是，把鲜卑人和常见的部族组织改变成为汉魏晚期的官僚政治。在这个过程中，原先的鲜卑贵族只要跟着皇帝一起走、跟着皇帝做官的，都变成新的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原先镇守边塞和没有跟着皇帝做官的人，也就丧失了原有的骑士身份，变得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后者当然非常不满，凭着他们的武力优势掀起了叛乱。这就是所谓的六镇之乱，导致了北周和北齐的建立和洛阳朝廷的瓦解。可以说北魏的失败，就是在官僚化、建立吏治国家、抛弃封建传统的过程中，因为步骤没有掌握好而把自己毁灭的一个典范。但是它的毁灭并不能改变整个程序，实际上后来的北周和隋唐两朝，走的也是同样的路径。

唐代初年的战斗力靠的什么？靠府兵。府兵是从何而来的？依靠西魏和北周的继承。西魏和北周的府兵是从哪儿来的？答案是，来自于武川镇（位于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北朝时防卫柔然的六个军镇之一，宇文泰、杨坚之父杨忠、李渊祖父李虎都出自武川镇）的鲜卑杂胡士兵。这些士兵在宇文泰的率领之下，进入残破的关中，然后宇文泰没有能力征收货币税收，没有能力给他们支付官僚系统的常备军常见的固定薪饷，只能用土地来代替薪饷，把他们分封到各地，他们在那里就自动构成了劫后农村的一个秩序中心。因为他们有最强的武力，其他武力不够强的、没有能力自己备马上阵的残余居民就会依附他们、团结在他们周围。因为在府兵制形成的初期，能够参加府兵是一个阶级特权的表示：第一说明你原先是从龙入关的那些部族武士的后代，就相当于是清朝跟着顺治多尔衮一起入京的八旗后代，所以身份比较高；第二，你能够参加军队，能够立战功，而战功就是任官资格的一个主要考绩，没有这个资格，你很难担任高级职位的。所以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之下，府兵在最初，地位是高于普通农户的。

但是随着官僚化的日益强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府兵必须自费跟随皇帝出兵打仗；而普通的农户则可以逍遥地自己在家里面种田。而打仗的开支越来越大。在西魏和北周只掌握关中一隅的情况下——这种格局跟春秋封建的格局相差不远，每一个封国的骑士只需要自备武装到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去打仗；但是一旦帝国统一了以后，他们就必须裹粮做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远征，到边境地区去打仗，很可能就不会活着回来了。这样的远征，在经济上是极大的负担，很容易使人倾家荡产。结果就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现象：原先作为一种特权阶级的府兵，在唐太宗一朝征高丽、征突厥以后，却变成了一种倒霉的象征，因为你需要自己带着粮食去，一直到辽东那么远的地方去，多半就没有办法活着回来了，那还不如不当府兵呢。朝廷给你的那些可能的利益，还赶不上你自己因为倾家荡产当兵受到的损失。因此唐太宗就痛感过去的府兵制正在崩溃中，原先踊跃当兵的人不存在了。尽管朝廷给了很多优惠政策，愿意当兵的人还是越来越少。

他没有办法扭转这个局势，最后结果是导致了武后玄宗朝用朝廷金帛招募的雇佣兵完全取代了府兵。雇佣兵和官僚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它都表示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封建制度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开支是极小的。无论文武官制，文武官其实是不分的，都由贵族免费担任，担任官职是一种特权，非贵族阶级没有资格做官，也无需承担这样的负担。而官僚机构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平等的，向所有顺民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做官或者是当兵。但是做官和当兵只是为了待遇，做官可以得到俸禄，当兵可以得到饷银。因此它的开支是极高的。这个巨大的开支必须由那些不当兵也不做官的顺民来承担。

从封建制度到官僚制度的演变，就意味着顺民负担的极大加重、财政的急剧膨胀和官僚机构与常备军的迅速扩大。同时由于在封建主义下，因为出将入相，贵族既是文官又是武官，所以不存在军队叛乱的可能性；而依靠金帛招募的这些雇佣兵却是很容易叛乱的。所以帝国官僚制度发展到后期的话，终归会出现财政危机。一方面是朝廷无法支付军饷，另一方面是雇佣来的军队早晚会发动叛乱。同时，顺民因为是单方面支付财政压力，负担越来越重，逐步也会变成流民和难民。所以这个过程像是一个系统自动崩溃，是无法改变的。这个系统，开始的时候是蛮族部落；接下来是很廉价的封建骑士；在它的最高峰时期，是由官僚组织和常备军建立的朝廷；最后这个朝廷因为负担不断增加，会把自己压垮，在压垮的过程中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乱和屠杀，导致至少王朝的核心地带、以首都为中心的这个地区十室九空，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替代；人口替代的结果很可能又使边塞地区仍然有强有力部落组织和战斗力的蛮族再度阑入，重演这个故事。

唐代末期所谓的藩镇之乱，骨子里面就是唐朝政府从中亚招募蛮族武士补充它原先已经丧失战斗力的旧军队，这些蛮族武士形成了朝廷难以控制的藩镇，但是也延长了朝廷的寿命。这些藩镇在内地日久，逐步也丧失了它的战斗力，于是新一批蛮族又必须阑入。在安史之乱时期为朝廷平叛的朔方军，后来在中原日久就渐渐地就失去战斗力，在黄巢之乱的时候就已经抵挡不住了。于是朝廷又必须进一步招募更加野蛮的沙陀人，把他们安置在太原一带。而这个太原军事集团，就是后来五代中四代的起源。而这个军事集团在进入中原、承平日久以后，又渐渐地抵挡不住外来的契丹人、女真人和其他集团。于是这个蛮族阑入的过程中，一波一波地进入。中原地区的居民，首先变得驯化和安全，在安全的环境中间创造出极大的繁荣以后，最后在战争中被消灭，然后又被新的蛮族所替代。这个替代的最后一步就是辽、金、元的相继入侵。

文明的线索

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发明。但是由于发明和想象，与真实相互重叠的缘故，所以在今天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投影。这个投影中间包括一部分真实，也包括一部分想象，它们构成了混合体，自己有了一定的生命力，有了自己的思路和逻辑。其实从本质上讲这是无法认知而又必须认知的物自体。我之所以说，依靠史料的历史是靠不住的，就是因为你所依靠的史料，必须在一个特定的体系中间加以排列组合，才会显示出它的意义。而你排列和运用史料的方法，事先就已经决定了它的意义，否则如果你肯跳出你的体系，重新设计一个体系的话，将原有的史料打碎了重组一下的话，马上就会显出完全不同的意义。一般人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因为他们终生都不会超出自己所掌握的那一点碎片史料的范围，在那个小小的范围之内，他不一定考虑这些事情，就像一个专门制作瓦片的人，他不会去考虑建筑整个结构一样。但实际上他的瓦片和别人的砖石，同样是那样一堆，在不同的建筑师手里面会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如果你一定要问，什么是绝对真实的面貌？那么答案应该是，“真实的面貌”是不可信的。历史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或者说是，重构历史的过程，本身就是制造历史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它其中最微妙的东西。你可以用量子力学原理来看，就是说，观察者本身会影响到观察对象。由于你的观察的存在，使原来的不确定性系统、存在着有多个可能性的系统发生坍缩，而坍缩以后的系统，将会确定到你事先没有意料到的一个比较固定的态势上面。每一次在接近历史节点的时候，你认识历史的方式，本身就会决定历史本身。因此在这种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反复循环之中，就形成了一个类似格式塔（Gestalt）式的巨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区别逐步趋于消失。

我们回顾所谓的华夏，或者说所谓的中国存在的过程，那么必须上溯到人类文明产生的真正历程。汉语世界的大多数人——不仅包括大陆上的人，也包括南洋在六十年代以后重新推行普通话教育，用华文教育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基本上他们的体系是一个层累造成的结果。层累造成的结果中，最深一层是在晚清张之洞时代，在张之洞和梁启超之间，形成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创造了我们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类的说法。它的基本背景是在当时强势的西方基本上已经征服了世界的情况下，把中国放在印度、波兰、犹太或者是其他古老文明之列，然后教育晚清的中学生和刚刚进入新教育的群体，告诉他们，波兰、印度、犹太这些古老文明都已经灭亡了，而唯有大清还没有灭亡，大清原有的地位其实跟印度这些是比较相近的。因为唯有我们没有灭亡，所以我们是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只有我们才能跟近代西方平起平坐。再本着这个精神，产生了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类的说法。

梁启超把这种说法加以总结，于是就产生了后来的中国、新中国这一系列的概念连环体系。有了这套概念连环体系，然后才产生了所谓的建设新中国、不同类型的新中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诸如此类的叙事体系，国耻教育、反帝教育，或者说是中国和帝国主义、中国和世界体系的种种说法。其实这些说法有许多细节上的差别，例如，现在还有人吵得没完没了，什么抗战、狼牙山五壮士之类的东西，其实它全都在这一个体系之内才有意义，你如果打碎了或者是超越了原有的、这个寿命本身才一百一十年的体系，你提出的这些问题本身就会失去意义。

现在我们来回顾人类文明最初的起源。为什么我非要破除四大文明古国这个体系？就是因为，一方面，它在实证方面的正确性跟非洲中心论是差不多的，它是为了挽救当事人的自尊心而不惜歪曲史实的做法。你要明白，历史解释是有层次性的。首先，所有事实都是可以做不同解释的，而且完全可以解释到立意完全相反。但是，你不能够抹杀或者是推翻已经知道的事实。而非洲中心论的学说或四大文明古国的学说，都是严重破坏了已知的无法推翻的考古学和遗传学的事实。从现在我们发现的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没有四大文明古国或者是非洲中心论所暗示的那种各文明一律平等、多元文化一律平等的依据。文明明显是有等差性的，它像一个同心圆，从一个中心向四面八方蔓延。而且，中国，或者说东亚这个地区，在这个蔓延的过程中是明显落在后方的。这个落后性，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几千年都没有改变。

具体说就是，最早的文明产生在现在以色列北部和叙利亚西部的那个地方，然后蔓延到两河流域，然后蔓延到埃及，接下来蔓延到印度和希腊，最后才进入到中国、非洲和美洲。中国的地位明显比印度河流域要晚，而印度河流域又要比美索不达米亚要晚。中国比谁早呢？它只是比中美洲和非洲的文明要稍微早一点。论时间来说，比希腊稍微晚一点，比印度晚得更多，比苏美尔（即两河流域下游）和埃及是晚得更彻底的多。在这个基本格局之下，谈论四大文明古国基本上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例如像是湖北和河南现在出土的那些半坡村之类的那些地窑就可以看成文明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像中亚的谋夫（Merv）古城（位于土库曼斯坦）那些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成片沙漠的地方，甚至在乌克兰草原的斯基泰（史载最早的游牧民族，居住地从东欧一直延伸到内蒙古和鄂尔多斯）那些地方，存在着比它早得多、繁盛得多、艺术造诣高得多的文明实体。

如果抹去这些乱七八糟事后建构的说法，真实的次序——从各地以陶器出现为标志，文明不断向东扩张的顺序——大致上有两条线索（见下图）。一条线索从两河流域越过中亚，从塔里木盆地渐渐向中原蔓延。这一条线索非常重要，因为它带来了许多核心技术，例如战车和祭祀的技术。殷商王国的战车技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战车技术是极度相似的，而且这个王朝在它刚刚建立的初期，就是凭着它的战车技术威震周围的各邦，而各邦似乎没有相应的技术，而到殷商王朝的晚期，至少周人已经掌握了大规模战争动员能力，从而打破了殷商的战车垄断。这些事实，如果按照技术扩散的一般规律来说，等于是暗示，要么殷商本身有西来的来源，要么它通过间接传播的方式，优先于其他部族接受了来自于两河流域的文明成果，使它比更东方的和四周的各个文明群体占有了极大的优势。这条线索的路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走，因为古地中海延伸的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在史前时代，地中海往东，里海、咸海这一系列咸水湖曾经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当时的喜马拉雅山没有像现在这样高，中亚的气候没有像现在这么样干旱，通过塔里木盆地这条路线也不像现在这样难走。

第二条路线，我们知道的具体情况要少得多，但是重要性甚至可能更大一些。材料少得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条线路所代表的文明线索走了一条可能是非国家化或者是非组织化的道路。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缺乏大规模的武士团体和有效率的国家组织。这条线索始于印度，通过喜马拉雅山南麓，通过缅甸，通过西南夷，通过红河谷流域和南洋，延伸到巴蜀和长江以南的各山地。我们都知道，在古老文明中，现在人口聚集最多的平原地带实际上是瘴夷之地，是最不适合于居住的地方，因为排水很困难，洪水非常频繁。最早的人类居住地，既不是在高地，也不是在低地，而是在相当于半山坡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洪水淹不到的地方，没有蚊子和疾疫，不需要有很高的技术就能开发。在文明技术进一步提升以后，组织性大大提高以后，他们才会从高地进入低地，排干三角洲和沼地的水，把这些地方变成肥沃的土地。所以在古代，江南、巴蜀这些地区的文明线索，基本上都是从山地向平原扩散，最早的部族实际是在山地的。

最早开发的稻种，来自印度的稻种，基本上是旱稻。仅仅是稻种这一项，就足以使南方的各个群体比中原地区的各个群体享有极大的优势。因为高古时代，也就是殷商时代，中原的各个群体基本上是依赖效率很低的尾稃草属(Urochloa)植物，就是直到孔子时代大家还在吃的黍米，一种很接近于小米的植物。这种植物的生产效率是很低的，它产生出的种子蛋白质的含量是很低的。相反，南方的水稻产量比它高出大概二十倍甚至更多。仅仅是这一项，南方的各个群体在经济、生活方面就要富裕得多。

但是很奇怪的是，在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方面，南方的各个群体确实明显落后。你从浙中地区出土的那些古迹就可以看出，它比二里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或者大汶口（山东泰安岱岳区大汶口镇）的古迹、同时代的那些古迹要富裕得多，他们的玉器更多，雕琢更精致，墓葬也要更多，阶级分化不那么明显。墓葬中间的财物如此丰富，而且雕琢精细，显示出当地的工匠非常发达，而且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享受文明生活的余暇。但是它的武士集团不多，因为出土的戈矛之类的东西不太多，而且身首分离或者是四肢不全的残肢断体非常少。你从他们留下来的那些不完整的尸体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邦国或者群落，规模是不大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似乎顶多就只有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死亡，缺乏进行长时期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和意志。

而在大汶口或者二里头，物质生活实际上还不如南方，但是他们在同一时期就出现了极其可怕的阶级分化：大的墓主拥有大批的戈矛和殉葬品；小的墓葬——显然是属于穷人的，除了极少数武器以外，基本上是一无所有。而且，不仅戈矛之类的东西出土的要多得多，而且经常出现大规模的，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尸体，而这些尸体明显是死于非命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些尸体中间甚至是不分性别的。像在陕西南部出土的墓葬中间，就包括十几岁的少女，按现在的说法是少女，在当时肯定已经是壮年女子，是可以承担最重的体力劳动的那种女人，明显是死于暴力，是在战争中被钉头锤之类的武器打死的，身上负伤多达几十处，说明了战争的激烈程度。而南方出土的那些尸体，只有几个人或者几十人的尸体是不全的，而那些尸体骨骼上面留下的伤痕是非常少的。好像是，死都是因为在意外事件中才送命的。而北方这些人，哪怕是包括男女两种性别的武士，显然是在极其激烈的战斗中死亡，或者是在被俘以后遭到酷刑折磨而死。这个战斗的激烈程度一定是要求你轻伤不下火线，你必须打到粉身碎骨，自己已经变成一滩烂泥，爬都爬不动的时候，才能死在战场上。根本就没有像南方那种，只是偶然被一块飞石打死了，其他人都身首完整地自动撤离战场的情况存在。

最后，在高古时代，基本上是南北方相平衡，甚至南方在物质生活上略占优势的这种文明，在殷商时代及其以后，渐渐变成了北方独占优势的一种文明。其中起最大作用的，很明显就是北方这种野蛮的战争伦理和它提前产生的军事、祭司、贵族团体。这个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团体使它能够形成人口和资源汲取能力大得多的组织，足以对物质生活比较繁盛，但是组织能力比较差劲儿的其他各邦形成巨大的压力。

在南北方这种基本格局形成的过程中间，还有两条线索从远东跳出。我们刚才提到，东亚地区南北两地的文明，其实都是西来的，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两河的：北方是直接通过两河、中亚来的；南方是间接经过印度，然后从中南半岛上的缅甸传入的。然后传入东亚以后，又有两条线索从东亚伸出。一条线索，可能是陆上或者是近海的，首先形成一个环渤海圈的文化圈，然后形成一个环北太平洋的文化圈。也就是后来有些人说的是，玛雅殷商的文化共同体。他们的祭祀仪式是极度相似的，把玉器当作一种巫术仪式，而且尤其接近的是有一个神权贵族武士集团，大规模地在祭祀和墓葬中使用活人殉葬，在战争中实行极其残忍的屠杀。这是整个环渤海圈和环太平洋共同的特点。我们在殷商墓当中看到的那些特点，其实也适用于阿兹特克人，在美洲保存的时间，也许比在太平洋西岸还要保存得更久一些。

另一条线索则是南方福建沿海的马来—波利尼西亚人，他们从海路，渐渐迁移到太平洋各岛。最后，今天这个语系的主要后代已经是位于从太平洋到马来亚到马达加斯加这一线，而在大陆留下的就很少了。他们迁移的动机到底是简简单单的生态学的原因，就是说一个群落会自动地向人口较少、资源较丰富的地方去自动迁移，无需有意识驱迫，还是因为在大陆上遭到其他族群压迫，现在还不好说，也没有充分证据。但可以肯定就是，当时东亚大陆上的族群结构，比现在要复杂得多，仅仅是殷商这一隅，现在发现的许多骨骼就包括很多按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讲不属于黄种人的东西，有红头发的、身材很高的、像巨人一样的种族，也有身材非常矮的种族。

殷人，从他们的甲骨文造字法来看，似乎不大把这些体质上跟他们相差甚远的部族当作人类。不要说别的，就是建立齐国的羌人部落，在甲骨文中就是半人半羊。甲骨文是一个类似绘图的文字，它不是像现在经过简化以后，变成一个象征性的结构，它画出来的图像，就是一个怪物一样的形象，像希腊人所描写的半人半马一样，羌人就是一个半人半羊的形象。而他们在祭祀中，经常出现这样可怕的记录：今天的祭祀，杀了三十头牛、二十头羊和四十个羌人。考虑到祭祀以后的祭肉，大多数情况下是吃掉的，而原始人类也浪费不了那么多肉，几十头几十头的牛羊大概不可能祭祀完就直接扔掉，所以你可以合理地假设，那些羌人弄不好就是跟牛羊肉混在一起，被殷人吃掉了。这一点当然不可能有任何考古学证据，但是有一个侧面证据是确凿无疑的：殷人在他们的首都有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用人和动物的骨头制作各种工具。如果人的骨头和动物的骨头一起被利用作了工业原料的话，那么骨头上面附带的肉的下场，恐怕也不会比动物骨头上附带的肉的下场要好多少。

这种极其冷酷的对俘虏进行残杀的做法，就可以暴露出当时东亚平原上的人口结构。当时的基因多样性比现在要大得多。其中有许多种族，因为现在进化论的主流观点解释不了这些东西，经常把它予以忽略，实际上包含着很多种从生物学角度来讲都很难解释的特殊种族，以至于在神话中遗留下来许多关于什么防风氏（《国语?鲁语下》：“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或者其他巨人或者矮人的传说。至于说仅仅是红头发或者是肤色不同，那都是一个比较小的区别。这个巨大的基因多样性是怎样删减的，怎样形成一种比较接近于现在这样一致性比较强的人种，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是依靠类似种族屠杀的方式来完成的。因为当时的部落规模不太大，而殷人田猎的方式是，对待失败的部落、逃跑不太快的部落，就像是对待野兽一样，把他们彻底消灭和利用。可以想象，有许多规模不太大的部落，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是遭到了灭族的。

也许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东亚地区的人口结构的多样性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到孔子时代，当时的记载还有很多特殊的传说，说是什么什么太行山境内或者现在大巴山境内的地方，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巨人族或者是其他的特殊种族，偶尔作为奇闻异事进入诸子百家的视野。到三国时代，还有些从血统上讲好像应该是土库曼族的特殊人群，有着特殊的肤色和面貌。但是越往后，这些记录就越少。大概到魏晋以后，再出现肤色和面貌跟黄种人不同的那些人，一般来说都是从中亚、鲜卑或者是西域一带重新阑入的蛮族。

在古代世界和近代世界的哲人眼中，共同体排外主义不仅自然、正当，而且高尚、伟大。这种纯洁的骄傲仅仅属于自由国民，混杂和卑贱的帝国臣民永远无缘体验。罗马人的箴言是：公民死国，奴隶偷生。自由人在危险的战场上保卫共同体，当然不会在安全得多的市政厅广场上屈膝于小吏。奴隶从小学习向书吏的教鞭毕恭毕敬，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在武士面前坚守阵地。自由民的共同体注定是世界征服者，早晚会享用降虏的贡赋。降虏唯一的报复能力就是培养自己狡诈软弱的知识分子，将勇敢慷慨的征服者丑化为蛮族，借以掩饰自己的怯懦卑劣。麦考莱在《论马基雅维利》当中，出神入化地描绘了政治德性的真正含义：“征服者勇敢而果决，忠于承诺，深受宗教感情影响。同时，他们愚昧、武断、残酷。西方世界所有的艺术、科学和文学都集中于被征服者。他们的诗歌、哲学、绘画、建筑无可匹敌。他们礼仪优雅、洞察入微，随时准备无中生有。他们宽容、和蔼、人道，但几乎完全不具备勇气和诚实。每一个粗野的百夫长都可以安慰自己，他虽然智力低人一等，但知识和品味不过造就了无神论者、懦夫和奴隶。显著的差别长期存在，给尤维纳利斯犀利的讽刺诗预备了上好的题材。”

这种差异引出了主权或统治权的最大秘密。这个秘密既伟大又肮脏：有勇气，才有德性；能杀戮，才能统治。主权来自武力，而非劳动。共和国主权属于公民战士，福利源于抚恤金或血酬。公民可以不劳动，但不能不战斗。外邦人和降虏必须劳动，索取福利等于策划颠覆主人的叛乱。福利并不影响自由，只要不准蛮族阑入或损害私人武装。反之则不然。这方面的理解错误不是知识水平问题，而是降虏的阶级本能使然。美国黑人的解放始于自由黑人加入独立战争的企图，依靠二战和冷战的全民性质而成功。肯尼迪总统坦率地承认：如果美国需要黑人青年去柏林前线，民权法案就必不可少。在自由帝国的全球十字军面前，各州“特有的生活方式”算不了什么。当今之世只有两个共同体——十字军战士及其敌人。密西西比或卡罗来纳这样的地方性共同体及其边界只剩下历史的珍玩价值，不比哈德良时代的雅典宪法重要多少。耶和华每一次战胜来库古，美国就向世界帝国的终结点靠近一步。

群众政治以其定义就是无形态的政治。他幻想通过反权力而解放自身，结果总是通过破坏有形态权力而把自己暴露在无形态权力的淫威下。人民以其定义就是弱者和潜在的被捕食者。人类已知历史经验不曾有过弱者和被捕食者的统治，他们至多在共和主义法统健康状况最佳时，接近于享有免于被捕食的安全。共和主义在政治上是包含民主成分的混合多元政体，在历史上是贵族封建－各等级共治体系的下游。因而，历史残余的贵族成分（雅典战神山最高法庭、罗马元老院、英国上议院、美国最高法院）是维系混合政体均衡性质的必要部分。彻底的民主化意味着权力的再度一元化和法统的最后衰亡，无形态群众政治注定是无形态赤裸暴力的先驱，发挥腐败菌清理尸体并自我毁灭的历史宿命。从格拉古经卡提林到恺撒的民主系谱有其政治和历史的一致性。卡提林是丧失童贞的格拉古，恺撒是格拉古遗志的海外传人。

帝国民族的命运永远落在残存法统资源最丰富的后来者身上。在自由的阶级社会中，社会或者不如说诸社会（Societies）和各阶级依据法权（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是以争夺法统、保卫法权的形式进行的。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外在于社会（Society）的强大政权。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这样的民族难以征服，也难以被征服。在专制的平等社会中，原本为了仲裁各阶级冲突而产生的国家，已经强大得超过了全社会所有阶级力量的总和。它早已折断了各阶级的骨骼，吞食了它们的血肉，把残骸化为原子化的个人，除了生物学层面上的血缘再也没有任何组织资源可以依靠，因为任何组织资源都可能是它的潜在威胁。然而，在这两者之间的过渡期（辛辛纳图斯的罗马、华盛顿的美国），贵族将亡而法统余威仍在，民主将兴而国家羽翼未丰，社会可以兼有自由和平等、强大和安全。这时，文明仿佛打开了通向盛夏之门，往往把自己的季候误认为自己的智慧，甚至误认为自己的设计。

在文明的暮年，奴役的平等实现了自己的全部内在可能性。在没有法统和法权的地方，命运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预测性。末路王孙青衣行酒，里巷小儿干禄公卿，皆为司空见惯，不会受到阶级或任何社会规则的限制或保护，因为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就是王侯将相无种，大位人人可欲，因此政权必须把全民视为假想敌。统治者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不需要法统依据，可以通过赤裸暴力取得，离开赤裸暴力就会一无所有。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没有离开政权以后仍然可以分庭抗礼的独立阶级力量。城市只是人口较多的乡镇，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平民群众更换身份就像更换衣服，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可以保护并约束他。斗争不在有组织和法权的各阶级之间，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不为权利，而为生物学层面上的（幸运儿）富贵或（不幸者）温饱。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包括阶级）极端匮乏。这个社会之所以没有瓦解为一群相互吞噬的阿米巴，要归功于最后的组织资源——专制国家的约束。专制国家是它最大的诅咒，也是唯一的救星。专制国家就是赤裸暴力将无政府状态禁锢在胆瓶中的最后一道符咒，也是社会丧失自我治理能力后延续残年的外部起搏器。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有自由，但仍然不能没有秩序。

政治社会和大自然一样厌恶真空。一方是盛年的文明，恺撒主义刚刚溢出法统的藩篱，元气刚刚受到统治术的诱惑，有过剩的组织资源；一方是垂暮的文明，过多、过早、过于发达的统治术耗尽了法统和元气，迫切需要有效统治。当两种或几种处于不同季候的文明在同一时空相遇时，帝国就听到了宿命的召唤。西沃德在不幸的马克西米利安身上第一次行使了恺撒的仲裁，半推半就的克利夫兰在夏威夷并不比勇往直前的西奥多·罗斯福在古巴做得更少；因为宿命的季候一旦接近圆满，支持和反对的努力会神秘地指向同一方向，意图相互敌对的行动在效果上会彼此成为助力。

六、宿命的分身、最后的民族

帝国民族（最后的民族）除了法统资源的意义，还有地缘政治的意义。邦国的地缘处境与其文明季候同样是历史民族的宿命，不属于人类智慧可以经营的范围。历史民族的诞生必然消耗其前身或周边原始居民积累的原始丰饶以奠定统治格局，这种消耗通常是不可逆的。过早产生的民族不仅有太多的内部统治术和太少的原始丰饶，还要与季候相近的邻邦相互消耗。面对垂暮的中原各邦，年轻的帝国民族总是相对孤独和安全的文明守边者。这时，施予统治不再是征服而是拯救，统治成本可以降至最低。这正是罗马面对希腊世界、美国面对欧洲各邦的地缘形势。

古典的前理解根深蒂固，欧洲几乎每一个历史民族都有自己的罗马式修辞。法兰西及其革命、普鲁士及其秩序、俄罗斯及其神圣都曾以西方世界最后的民族自居，把宿命解读为搏击迦太基（英格兰）而自帝。这些斗争为国家的摩洛克化推波助澜，针对君侯的战争渐渐演变为针对全民的战争，在更大范围内上演了奠定雅典民主的鸡与蛋循环：全民战争促成普选权，普选制支持全民战争。原始丰饶在“春秋”礼仪性战争中只是一种背景，在“战国” 民主化战争却是最基本的因素。民主化战争是帝国的襁褓，正如礼仪性战争是多国体系的苗圃。欧洲诸民族因原始丰饶不足以支持帝业之重而相继溃灭，沦为哈德良的雅典——世界文人和世界艺伎，依靠罗马粗人附庸风雅而维系历史特权地位。

唯有北美最长久地畏惧摩洛克（Moloch）国家的血贡，唯有它的罗马式修辞仅限于宪制问题（只有华盛顿是众口一词的辛辛纳图斯，艾伦·伯克是众怒所归的卡提林，可敬的国父们人人自以为堪称加图），最缺乏世界帝国的心理结构。唯其如此，美国保存了最丰厚的原始丰饶，直到历史正在接近尾声，中原各邦血枯力竭，“帝国就是和平”的时代呼之欲出。

随着神性历史步入终结，理解历史脉络因果的健全直觉也与之俱尽，而任何精密的史学技术都必须以此为基础才能有生命，否则将沦为庞杂无内在联系的奇闻逸事录，只具备《塞尔彭自然史》一类怡情价值。这种拜占庭式辑录是垂老智性的最后闪光。于是，对“盛世”（或历史秋熟季候）的病态贪婪和工具理性催生了一种妖妄的炼丹术，企图在不分春夏秋冬的树木上让果实批量速成。炼金术的信徒在逆天行事的谵妄驱使下辛勤工作，希望清除毛虫可以繁荣蝴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地位。诸神倦了。

然而在此之前，罗马的历史－地理宿命仍将不由自主地展开铁杖，直到穷尽其内在可能性[241]。严冬降临时，罗马和平－帝国秩序独自屹立在万国与毁灭之间。诸神渴了。

七、通向罗马之路

“礼失求诸野”，意思就是，文明边缘地区的演化慢于中心地区，更容易保存宪法的原始形式。日本神社之于周汉古礼、李氏朝鲜之于宋儒都是这样的例证。我们今天如果寻访普通法的原始形式，最适当的地方不在英格兰或新英格兰的名都古城，而在美国中西部的乡镇。莎士比亚时代的温切斯特在内布拉斯加，怀特菲尔德时代的美国在德克萨斯。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能以英格兰古老法统的保卫者自居。她复辟了否定主权概念的都铎宪法，暂时击退了威斯敏斯特危险的创新。

英格兰经过内战的洗荡和列强竞争的考验，已经发现了霍布斯主义的妙用，准备适当改造国内宪制，争取在爪牙见血的世界上出人头地。然而，历史的步伐在新大陆慢了不止半拍。新诞生的美国拷贝了都铎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地缘形势。只有列强遗忘、海洋保护的世外桃源才能安心享受没有常备军的自由。都铎宪法的奥义在于：她的政府只有几百名仪仗队性质的军队，自耕农以上的阶级几乎家家自备武器；中央的强制力取决于号召各郡民兵自费勤王的声誉；地方政权掌握在法官手中，法官由自掏腰包的乡绅担任；税收由乡绅和商人自己确定，自己征收。有产阶级如果决定饿死政府，运用国会都是多余的。他们只要自己低估产业的价值，然后通过自己的陪审团宣布逃税无罪就行了。没有人把无产阶级当回事。人们不假思索地假定：他们当然会拥护本乡本土的“天然统治者”——供应下议院议员的绅商阶级。在这样的国家，政治斗争经常以法律诉讼的形式进行。因此，律师在国会议员中所占的比例格外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要将“都铎”换成“美国”，前面的描述就可以一字不改地适用于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华盛顿将军和弗吉尼亚绅士的世界体现了最纯粹、最原始意义上的“地主资产阶级统治”，遗风余韵延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薛福成一类儒生和外交官游历海外时会将美国称为“唐虞三代之治”——这是一个美好、淳朴而脆弱的世界，似乎仅仅属于历史的黎明。他们预见到，或迟或早，人类固有的腐败和野心终将侵入这片乐园。那时，“文武（周公）之道”将会取代“尧舜（上古）之道”。也就是说，辛辛那图斯的罗马内在地孕育了恺撒的罗马。犹如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

显然，国父们和弗吉尼亚绅士并不相信这些。或者不如说，他们相信相反的天命，相信大洋比海峡更加友善，相信并希望旧大陆的命运永远不会追上新大陆。他们畏惧权力的毒汁与美味，甘愿将帝国的荣耀和负担留给不列颠的兄弟民族，梦想为子孙留下田园牧歌宁静而乏味的幸福。否则，他们为什么要抗拒帝国议会的课业呢？身为乔治国王的臣民，他们已经搭上了帝国的便车，而威斯敏斯特索取的一切，都是争雄世界的必要准备工作。

可敬的国父们赢得了战役，却输掉了战争。美国像约拿一样，虽然远走大洋对岸，仍然没有逃出天命的手掌心。华盛顿-李家族击败了懒散的贵族格兰维尔和快乐的喜剧家柏戈因（John Burgoyne），却输在阴郁的清教徒神学家林肯手中。耶和华的长臂只给古老的英格兰多留了70年“美好的旧时光”，就把费尔法克斯的纳斯比宝剑交给了格兰特将军。南北战争将不太情愿的美国推出了原有的轨迹，缓慢而确凿地送进了造就帝国的生产线，最终将大英帝国的负担放在她的肩上。然而，她当初的独立就是为了逃避这种使命。

美国的罗马天命揭示以后，浅薄的富强爱好者才开始对新大陆产生势利的兴趣。他们在国父遗教中寻找大国的秘诀，犹如在伊丽莎白身上寻找大英帝国的蓝图。其实，这两位典范人物（伊丽莎白和华盛顿）恰好代表了相反的历史路径：酷似瑞典王国的小英格兰、酷似瑞士联邦的小美利坚。伊丽莎白在她有生之年，最讨厌战争和军费开支。大众文化把她塑造成英雄和征服者，历史却发现她通常以小气鬼、胆小鬼和战争受害者自居。她习惯以女性身份为挡箭牌，推卸朋友和敌人奉送的“光荣之路”。华盛顿的遗教就是珍惜隐士恬淡的幸福，坚决抵制大国政治的危险诱惑。朋友称他为辛辛那图斯，他却以小加图自居。这两位罗马人的寓意显而易见：征服（更不要说被征服）乃是共和国宪制败坏的主因，小加图的朋友就是恺撒的敌人。然而，如果共和国能够谨守辛辛那图斯的淳朴传统，则小加图不必牺牲，恺撒也根本不会出现。吊诡之处在于，正因为伊丽莎白和华盛顿这样的人物像母鸟呵护鸟蛋一样，尽量推迟却无法阻止本国踏上罗马之路，他们的国家才能保存更加充沛的元气，以基本盘的丰厚弥补技巧的不足。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神秘地指向同样的目的地，这样的契合绝不是最巧妙的人谋所能实现的。罗马之路通常等价于天命，部分原因在此。没落民族过早滥用了自己的资源，不是没有代价的；他们的谋略家经常有“机关算尽太聪明”“天亡我也”的悲哀。

克伦威尔和林肯是某些不合时宜法律的破坏者，却并不是法统的破坏者。他们是有使命的的僭主，却不是寻常的野心家。他们是天命差来的啄木鸟，负责啄破蛋壳解放羽翼初成的雏鹰，打开横绝四海的道路。他们兼护法者与守法者于一身，留下了暧昧而尴尬的双面神形象。共同体通过塑造传统来塑造自己的体质——体质就是广义的宪制，也是狭义宪制的土壤和背景。众国父和众忠臣的遗产有其确定地位，双面神的遗产似乎更适合被遗忘和被遮蔽。

在华盛顿和林肯之间，都铎宪法在美洲度过了最后的小阳春。辛辛那图斯的美国产生了自己的两位加图：卡尔霍恩和斯蒂芬斯。他们都将自己的遗嘱留给未来，但他们两人又有显著差异。在卡尔霍恩的著作中，你会看到另一个洛克。或者更正确地说，你会看到一位超越自我和历史之外的世界公民。你会不由自主地相信：自然的法则和人性的法则都是永恒和普遍的，由此推出的宪法理论至少像欧几里得和牛顿的定理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作者本人是谁，这不重要。作者的祖国是什么，这也不重要。从根本上讲，个别和具体的经验事实都只具备几何学教科书例题的重要性。你可以随意选择历史事实，却不会改变定理的证明。你从作者的态度就能看出，他是胜利者，而且他相信胜利不是因为他本人，而是因为普遍规律自然会伸张自己的正义。在斯蒂芬斯的著作中，你会看到另一个塔西佗。他同样像亚里士多德和洛克一样相信，他的宪法理论至少像柏拉图的原型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从内容上看，他的宪法理论和卡尔霍恩没有多大区别；但他也像波提乌斯一样相信，普世理论的正确性只具备柏拉图性质。也就是说，理念世界原本就不能适用于每况愈下的现实世界。他从来不想恢复辛辛那图斯或华盛顿的盛世，只想澄清具体的事实：国父们预见的恺撒主义最后还是来了，就人性弱点而言并不意外。南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阻止，子孙后代不能将撕毁华盛顿遗嘱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

简而言之，卡尔霍恩阐述的政体乃是托克维尔意义上的纯民主共同体。他对权力来源的看法和光荣革命时代的理论家没有实质性差异，可以视为18世纪思想的孓遗。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比19世纪的欧洲更好地体现了他们共同的祖先，始终不足为奇。他对政体形式的看法非常类似杰斐逊，只是更多体现了某些关系到南卡罗来纳的问题。他的感情和人格正如华盛顿将军和平尼克将军，是罗马式和加图式的。在爱国（州）者一词的本义上，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州）者。他的宪法解释为联邦设计了一种混合政体，为各州设计了一种民主政体。智慧在联邦，力量在各州。机器在联邦，需要精巧的平衡；生命在各州，需要完整的元气。他为前者准备了“组织良好的政府”，为后者保存了“团结一致的人民”。如果南卡罗来纳“适时且明智的妥协”“能够作为范例而得到其他州的效仿，并最终成为整个联邦体制的范例，那么各州政府，尤其是各州的联合政府，也就能够在同样的和谐一致中安居了”。

这种方案类似1848年宪法设计的瑞士联邦和《米奇湖协议》（Meech Lake Constitutional Accord）设计的双语加拿大。地方自治体并未从中获得更多权力，联邦却因此失去了众多可能性。俾斯麦和恺撒在这种宪制中没有大显身手的机会，南方将享有魁北克式超过其人口比例的权力。一个加拿大式的美国很容易在外交上依附大英帝国，犹如真实历史路径中的加拿大在外交上依附美国。没有林肯的鲜血仲裁，就不会有威尔逊、罗斯福和小布什的革命性外交。这样一个美国仍然会以其经济、军事资源支持英国，却不会强迫英法帝国撤出有色人种地区。在这种“未曾发生的历史”中，缺乏国家传统的部落民几乎没有独立建国的机会。大多数边缘国家将会长期掌握在袁世凯、迪亚兹一类威权统治者手中，因为他们比大众民主产生的统治者更乐于维护私有财产和条约体系。南方即使没有经过内战，也没有多少机会在巴西帝国废奴、皇家海军剿匪的19世纪80年代继续维持奴隶制；但是，没有突然破产的大庄园阶级将会塑造某种酷似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关系和种族关系。

然而，这一切真正可能吗？如果我们考虑到弗里蒙特（John Charles Frémont）实在是克伦威尔的精神兄弟，就会怀疑法统的力量能否超过热忱。林肯在民间神学家当中已经是相当尊重宪法的类型了，对他们来说废奴就是公义和邪恶的对决。林肯公开主张承认最高法院有利于奴隶制的判决，同时不放弃今后继续争取废奴的判决。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争取“维护联邦、不太介意废奴或蓄奴”的大多数。北美清教徒有可能产生不了林肯的手腕，却不大可能产生不了第二个普莱德上校[242]

。一个只有弗里蒙特、没有林肯的美国很可能使南方和“维护联邦、不太介意废奴或蓄奴者”长期结盟执政，而北方激进派很可能变成首先退出联邦的一方，正如他们在1812年的尝试。

黑人为“团结一致的人民”留下了致命的缺口，却将“组织良好的政府”变成了恺撒的苗圃。林肯以后的历史路径跟南方的爱国者开了一个大玩笑，或许是为了显示天意，为“新教徒的罗马”安排了比“哲学家的罗马”更加神秘莫测的天命。南方用种族隔离的膏药暂时封闭了缺口，天命却将这块膏药变成了白头鹰破壳而出的通道。

种族隔离本质上属于社区政治，而非全国政治或国际政治，一开始就跟州权和小共同体权利互为表里。在宪法意义上，种族隔离是多数暴政在种族问题上的体现。在卡尔霍恩阐述的纯民主共同体内，少数族群基本上没有修改宪制或推翻多数派政策的机会。因此，黑人地位始终与联邦权力共进退。联邦权力的扩张就是黑人地位的上升，反之亦然。历史上，联邦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经历了南北战争、新政和冷战三次大规模扩张，最后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黑人民权运动在冷战时期取得了最大的进展，信非偶然。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忘记老辉格党（反杰克逊党人）和斯蒂芬斯的警告：“行政官篡权”乃是恺撒主义的先声，内在地蕴涵侵犯地方自治和结社自由的危险倾向。保守派在林肯和罗斯福身上看到了恺撒的苗头，他们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地方自治是美国民主的真正基石，盎格鲁新教徒本能地憎恶拉丁式“经过公民投票批准的中央集权”。只有在战争和国家安全的危险极为迫切的情况下，公众才会以较为宽容的态度对待中央政权的干涉。

制度（system）是一个涵义宽泛的词，同时包括了法律规范和社会习俗的内容。两者之间存在广泛而模糊的重叠区域。前者可以通过立法废除，或者本身就是违宪的。后者乃是自由社会的必要之恶，社会偏见的自然体现。不同族裔即使仅仅存在风俗和偏好的差异，早晚也会形成社会地位不等的团体。国会制定移风易俗的法律，无异于将罗马教皇和宗教裁判所的权力授予自身。联邦政府越过自治社区实施社会工程，无异于在和平时期行使战争权力。依据19世纪的宪法解释，联邦政府在冷战时期行使的许多权力都是违宪的。在废除强制种族隔离和实施强制种族平等之间，边界模糊，解释混乱，很容易从一种错误跳跃到另一种错误。强制穆斯林女性揭去面纱、强制满族人剪去辫子，到底是维护平等，还是侵犯自由？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场。废除种族隔离（Desegregation）也是这样的问题。

冷战给美国公众带来了新的立场，一种正邪不两立的十字军世界观。“自由和暴政的斗争构成当今世界的背景，种族歧视的问题必须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审视。”（Brief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Amicus Curiae, Brown v. Board ofEducation［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243]］）维护自由世界的斗争需要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理论解释的纠葛必须让位于现实政治的亟需。麦卡锡主义清洗共产主义渗透和打击种族隔离制度，同样都是保卫自由的非常措施（Necessary），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矛盾。杜鲁门总统解释说：“自由世界必须保存和加强其道德资源，正如其物质资源……如果我们想要唤醒全世界人民，他们的自由已经岌岌可危；如果我们想要恢复某些国度人民的希望，他们的自由已经丧失；如果我们想要完成美国的应许，期盼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就必须纠正美国民主实践当中仍然存在的不完美之处。我们知道方法。我们只欠决心。”（Truman,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合众国根据自己的形象，成立了联合国，体现了威尔逊主义的核心概念：“山巅之城”理应是世界的楷模。然而，种族歧视问题玷污了美国的道德形象。苏联在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伪善性的时候，从来不会忘记开发这个富矿。对于浸透了清教精神的冷战斗士而言，这不是小事。在威尔逊和国联成立的时代，关于邮政的地方性问题远比欧洲和平和世界秩序分量更重。在麦卡锡和冷战的时代，相对于其他所有列强，美国地方性政治相对于国际政治的分量仍然是最重的，但已经不如30年前分量重。我们如果将民权运动的术语翻译成党派政治的术语，就会产生以下的译文：在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天平上，州权党人的威胁和南部参议员的政治资源并不总能压倒冷战政治的重量。向海外推销民主价值的美国外交官才是国内民权运动的最佳盟友，民权运动和反共斗争都是冷战布局的一部分。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个前提，就会过高估计民权运动本身的政治分量。

美国国务院对苏联的宣传战略非常敏感，恰好发挥了放大种族问题的作用。苏联报刊经常收集美国左翼媒体和地方小报涉及种族歧视的零星报道，教育本国人民，鼓动亚非拉有色人种。这些报道在美国的读者不多、分量不大，但一旦经过苏美两国宣传和外事部门的辑录、整合和分析，就能以小搏大，引起美国最高层的重视。虽然民权活动家目标不同，但也并不是不精通这种技术。有色人种国民协进会（NAACP）向联合国请愿，主要目的在于引起联邦政府的尴尬和不安，借助联邦行政当局向司法系统和地方政府施加影响。（Civil Rights Congress, supra note 209, at vii, xivxvi;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51, at 13, col. 3）自南北战争以来，后两者一直是黑人权力的主要障碍。

森林与封建

森林与封建

森林保护与封建贵族势力－大地产成正比，与官僚国家－小农制成反比。英格兰森林主要依靠威廉父子的猎狐爱好与残酷的诺曼森林法，违法的主要标志就是敢偷陛下的鹿。法兰西绝对主义胜利后，很快就连军舰木料都需要进口了。大革命后，柯尔贝尔（Colbert）苦心保护的王室森林一扫而空。法兰西海军的没落与此同步。

战国和西汉，森林收入占国家财政的半数。因此，山泽之禁森严残酷。东方朔和儒生为人民－偷猎者的利益辩护，不断提出抗议。魏晋六朝以后，山泽之禁永远解除。人民共有山泽实现了孟子对齐宣王鼓吹的社会主义理想，很快就将东亚人变成素食者，不能垦为农田的地方很快化为牛山，木材和肉类一去不复返。

19世纪末，清国移民和俄罗斯移民同时进入乌苏里。俄罗斯博物学家说他们已经杀光了本国的飞禽走兽，除了麻雀什么也不剩。现在，他们又开始猎杀乌苏里土人的野味。（［苏］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灵苑、云梦泽或新森林这样的森林狩猎区，只有大贵族或大地主才能经营维持，因此狩猎文化和偷猎文化的消长就是阶级斗争的体现。护林官是封建制度的组成部分，普通法的胜利就是封建自由的胜利。儒家的胜利就是民众的胜利，民众的胜利就是森林的末日。

日本森林主要依靠寺院维持，寺院也是封建的主力。明治国家则是森林的主要砍伐者，也是封建体制的毁灭者。封建过早毁灭的地方，费拉民众（Fellah People）几乎完成了土地沙漠化的任务，北支那和北印度就是这样，这些地方在古籍中曾是大象出没的森林绿地。只有在封建毁灭较晚的后发文明区，才有残存的森林。

以下事实就足以证明纯粹实证主义的无意义：法兰西护林官制度留下了海量史料。你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绝对主义有利于森林管理的史料或相反的史料，造成修正派、后修正派、后后……派学说，然而对人类的理解力没有丝毫帮助。

其实，有价值的脉络已经足够明显：法兰西森林曾在大贵族的残暴统治下昌盛，落入王室手中就经历了严重的破坏。路易十四及其铁腕保住了少数对军备有用的森林，但听任国家不够重视的森林完蛋。大革命的蝗虫行动毁了残余的森林，让不可能规模经营的碎片农田淹没全国。只要有思考能力，自然能看出其中的意义。

树大者根必深

“数目字管理”其实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西欧封建的特征。日本武士僧侣有几分类似，但数量级与西欧相去甚远，不及其五百分之一。（日本虽不过明清两省规模，然而文人史书遗存数量级与中国相等。）基督教欧洲以外，前现代全世界所有可靠史料的总和，不及欧洲十分之一。树大者根必深，根本不存在哥伦布时代前后之分。

有些人不了解西欧封建，那里14世纪普通人的婚丧、购物、遗产、嫁妆的记录，今天仍然完好无损。五十三名骑士保证不是五十豪杰，十三万镑七十七先令十二便士关税保证不是岁入巨万。今天去翻教区档案，随时都可以查出爱德华三世朝雇工的工资、啤酒的价格或者一村有多少耕牛。西欧以外，其实没有历史。

四川几乎没有嘉庆以前的原始记录，绝大部分州县只能追溯到咸丰。江浙能保证到明清，以前纯属捏造。大部分地区的可靠材料始于海通。文人故事性历史仅限于宫廷与上层政治，几乎无一能经受安瑟伦（Anselmus）主教与经院学者的内外证勘。要求欧洲历史与其他历史合编世界史，等于我与李嘉诚合资开业。

西欧封建与资本主义同构性确实极高：自治市镇、法人团体与公司三者在词源和法律渊源上几乎无从区别。亨利三世特许状、马萨诸塞特许状、东印度公司和伦敦冒险商公司的遗传学关系，犹如猫咪、老虎与猞猁。今天世界大多数老牌公司都是由17世纪荷兰特许权变形而来。

威权主义与新威权主义

威权主义的定义比较一致，新威权主义则并非如此。

威权主义是基于传统规范的政体，它的权力并非源于自身。传统规范先于威权体制，大于威权体制；威权体制有义务服从传统规范，传统规范没有义务服从威权体制。因此威权体制是有限政体的一种，不属于亚里士多德定义的“僭政”范围。僭政是自我授权的、为自己服务的、不受传统和先例约束的无限权力。

权力的可预期性是威权体制和立宪政体的共同特征，也是二者能够低成本相互转化的基本约束条件。如果我们将威权体制视为立宪政体在不利环境下的自我保护，将立宪政体视为威权政体在有利条件下的自然发展，并没有严重违反迄今已知的历史进程。

威权体制的性质取决于权威所出的传统规范，不大取决于威权体制的领导人。因此，这些领导人不会也不敢自称伟大思想家。神化领袖无异于动摇国本，对传统规范的权威构成严重威胁。传统规范一般就是神圣教会和正统君主的权威。这种权威源远流长，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在没有经过专门政治训练的普通人眼中，传统规范和自然法则没有明显的区别。威权领导人的权力似乎酷似父亲在家庭内的权力，不是篡夺的产物。事实上，大多数威权体制都有父系家长制的特征。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力是有机的（自发形成的亚稳态结构，不需要持续的外力干预）。就像丈夫残酷虐待妻子，而妻子一般不会认为他是强盗。暴力狂即使离婚，通常也不会遭到强盗的惩罚。共同体成员对待威权领导人的态度与此极为相似。在没有共同体的地方，威权体制是无法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依靠暴力建立的权力都会迅速退化为僭主制度。僭主制度很难冒充威权体制，就像很难把一个男人因没有明媒正娶而犯的强奸罪说成家庭暴力罪。

匈牙利的霍尔蒂海军上将和西班牙的佛朗哥大元帅是经典的威权主义者。他们的权威属于正统教会和君主。他们是以君主国摄政的身份行使权力，维护而非破坏王国的法统。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所有的天主教君主国都在这种政体的统治下。在君主空位或主少国疑的时期，王国摄政者一般都是霍尔蒂或佛朗哥这样的人物。威权体制并不自认为或被认为是临时政府，它将继承正统君主的权力交给正统君主，就像管家将老主人的家业交给长大成人的小主人。管家有时是忠诚的，有时并不忠诚；但不忠的管家通常很难变成强盗，因为他接管权力的条件和方式已经对他的行为构成了刚性约束。除非遭到外部政治势力的干涉，立宪君主制将是威权体制的自然结局。

欧洲和基督教世界以外，威权体制的建立和稳固取决于两项基本条件。其一，有机共同体的存在；其二，正统君主制和传统宗教或其他规范的约束力。依靠征服者的权力建立的多元超民族帝国不具备第一项条件，例如波斯帝国、大清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这样的帝国属于僭政范围。分开来举例说，苏丹对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无法行使男性家长对妻子儿女的权力，武断之治和无政府主义是他仅有的选择。凯末尔（Kemal）的新政和青年土耳其党的新政并没有任何区别。凯末尔本人只是青年土耳其党三杰麾下的偏裨小将，论思想和能力远不及恩维尔·帕夏（Envev Passha）。他能在恩维尔失败的地方成功，恰好就是因为泛土耳其主义的失败给他创造了条件。泛土耳其主义是什么，需要一些简单的说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9世纪晚期流行的意识形态，最初源于拿破仑三世的意识形态输出，主张突厥语系各群体应该团结起来拥护土耳其苏丹，建立从中亚到中欧的超级国家，就像拿破仑三世希望统一拉丁各国一样。青年土耳其党是泛突厥主义的主要政治组织，通过军事政变控制了土耳其帝国；压制亲英和主张联邦的自由协和党，依靠德国的支持推行中央集权化改革，废除国内少数民族的自治权，采取挑衅式外交政策，最终同时向英俄两国宣战，导致土耳其帝国解体。从上述解释说明中，我们把目光拉回亚洲，不难看出，日本同时符合两项条件，成功并不仅仅由于政策的恰当。泰国完全符合第二项条件，部分符合第一项条件。历史上的暹罗王国发挥了泰语各族群保护人的作用，抵抗了缅甸和安南的侵略野心，使他们免遭占人和孟人的灭族惨祸。泰国王室有理由信任臣民无言的忠心，正如慈禧太后有理由怀疑降虏美丽的表白。

新威权主义的意义就是，威权统治者能够以开明、积极和有效的政策推动包括民主在内的现代化建设，最终取得成功。简单的集合论告诉我们，只有在威权体制有条件存在的地方，新威权主义才有实施的可能。有威权体制存在的条件，不一定有新威权主义；没有威权体制存在的条件，肯定不会有新威权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李光耀一直是新威权主义在国内的形象代理人。我们不难看出他所依赖的传统规范。其一，大英帝国留下的法统和管理体制，李光耀本人只做了极少的修改。其二，美国的冷战政策和远东国际体系。李光耀本人的政策像早期凯末尔一样危险，他的失败比他的成功更多地造福于新加坡国民。新加坡独立前后的纠纷清楚地告诉我们，李光耀渴望在统一的马来西亚大显身手而不甘心局限在区区小岛上。在族群混杂的冷战前线推行这种政策，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结果：马来半岛沦为共产主义游击队的战场，美国扶植伊斯兰势力反扑。南洋华人迅速效仿西贡和金边的华人，投奔茫茫怒海。如果我们看到有人中弹不死，似乎应该更多地羡慕他父母所赋予的强健体质，而不要急于向自己的脑袋多开几枪。

秦政结束了中国具备威权主义条件的时代，有机共同体随着项羽和田横的复国主义运动而毁灭。蒙、满多元帝国为中原的花花江山抛弃了塑造有机共同体的机会，而他们自己并非没有察觉。蒙古贵族曾经宁愿满足于抢劫杀戮后撤回草原，皇太极政权却宁愿用胜利换取比澶渊之盟更为悲屈的和平条件，然而，他们最终无法抗拒吏治国家的致命诱惑。吏治国家是无根游士为无根游士的利益设计的政体，符合无限权力渴望散沙顺民的内在需要。吏治国家靠流官进行统治，流官的真正任务是削平土豪，而土豪正是有机共同体的凝结核。大一统帝国镇定而审慎地削平了参天大树和乔木，只留下灌木和草地。弱小的顺民感到皇权之下不再有任何土豪比自己强大，也就感到了一丝苦涩的安慰。与此同时，欧洲的土豪在封建的混乱中成长为巨人。年轻的巨人盲目地走向世界，漫不经心地踩碎了矮人的玩具屋，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欧洲的内战造成了条约体系的崩溃，两次大战和冷战则将华夏世界的残骸送进了苏联的怀抱。列宁主义的政治逻辑是永恒的战争权力，正如列宁本人所说，专政的本质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无限权力，包括不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约束。在阶级战争结束以前，战争权力不可能消失。而战争开支是一切政治开支当中最昂贵的，因此其统治成本也是最高的，而且是一切传统规范（包括威权体制和立宪政体）的有力破坏者，这些传统规范正是新威权主义赖以建立的根基。这跟西方的威权体制完全不同，佛朗哥元帅的部下完全清楚元帅会做什么，更清楚普世天主教会的规范是他可以依靠的磐石。总之，它就像是一台割草机，削平了吏治国家留下的灌木，除了草地和苔藓什么都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