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理念，混浊的经验——政治哲学与历史的遭遇
纯粹的理念，混浊的经验——政治哲学与历史的遭遇
孔子为中国式“清议”传统确定了上限：“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朱子为了避免恶意曲解，在注释中补充了一条下限：“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钳其口使不敢言。”鉴于他本人就受到过“钳其口使不敢言”的待遇，这个补充很有必要。虽然中国传统思想在政治哲学方面不如在伦理学方面精密，但经验性总结“论政热情”仍然相当可靠。政治冷漠总是出现在两个极端：其一是“墨索里尼永远正确”的高压统治，其二是“历史终结之后”的平庸化社会。处士横议、民气汹涌恰好代表二者的中间状况，这时“X国之命运”似乎多多少少悬而未决，人人都认为自己的微薄力量有可能影响历史路径的选择。
纳博科夫评论美国的俄罗斯流亡社区，称他们的文化水准高于周围的普通美国人。他们永远争论不完的话题是，（俄罗斯）一百多年争取自由的光荣和悲惨斗争，以及应该如何和不应该如何。但他们的下一代对政治极其冷漠，看不出教育除了提高收入还能有什么意义。自然，他们身边的美国社会始终属于巴比特的精神后裔。收入丰厚的管子工和卡车司机用怜悯的目光打量大学教授，被俄国人称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人物享受不到神圣的光环。
在这种国本已定的平庸社会中，沉默的保守主义深入全民，无孔不入，无比自信，足以将任何离经叛道者变成小丑。对“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者）而言，这比迫害更可怕，所以，托洛茨基才会说出布尔什维克宁可受人憎恨也绝不受人嘲笑的话。相反，高压统治下，官方保守主义钹鼓齐鸣，貌似强大，却更像是要塞部队四面受敌，亟需寻找自信，只可惜不太成功。
由此可见，“公众人物”或“意见领袖”的崛起主要是一种历史现象，取决于当时当地的社会形势。“公众人物”本人的政治哲学水准是高是低，其实只是非常次要的因素。在许多决定国运的历史转型期，主要公众人物的言论之幼稚、混乱、自相矛盾，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不大可能降低他们历史地位的重要性。自古至今，有理有据的政治哲学家倒是很少能影响公共生活。卡莱尔鄙视罗伯斯庇尔的演说空洞无物，显然以为自己的《法国革命史》高出后者好几个档次，但英国的历史路径早已决定“文学政治”此路不通，英国文人的个人能力根本无关紧要。很少有人知道：罗伯斯庇尔原先是保王派，而“九一八事变”后，谴责“不抵抗政策”最积极的人物其实是汪兆铭。
政治哲学以人与人的权力关系为对象，人性远不像环境、物质那样容易在短时间内巨变。因此，在政治哲学上实现理论创新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人类迄今存在的大多数政治制度未超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阐述的六种基本原型范围。大多数自诩的“创新”都可以纳入两类：其一，概念混乱和错误；其二，有政治意图的广告文宣。这两个集合有交叉，奥威尔的“新话”就同时属于这两类。即使在通常自诩的自由世界，大多数人使用“自由”的方式都不会获得麦迪逊或阿克顿勋爵的赞许。
如前所述，“清议”或“论政热情”的上升只能确定一件事：公众要么是越来越不满现状，要么是对现状的可持续性不放心。如果讨论集中于政治哲学，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措施和人事安排，则说明国本斗争正在隐秘地展开。在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或“合乎宪法形式的权威”）稳固的国家，讨论一定会集中在“问题”而非“主义”上。在中国，国本斗争过于频繁地出现，其实是这个国家历来缺乏法统的体现。
如果我们回到《政治学》原典，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本身一定会带来良治或恶政。但他相当肯定，君主制优于僭主制，贵族制优于寡头制，共和制优于民主。也就是说，有法统的“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一定优于“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而这三者本身的优劣却要看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这种倾向其实很接近梁任公在清末民初提出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因此，梁任公同样支持立宪君主制和立宪共和制，同样反对君主专制和革命专制，结果获得了“流质善变” 的恶谥。后来流行的革命史观正好以此论证“从激进到保守”的万能公式。
政治家梁启超的失败可能有外在不可抗力的因素，但“意见领袖”梁启超的失败就不能说与中国人的心理定势无关。《三国》、《水浒》、三十六计的民间政治哲学（“成王败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中国真正深入全民的思维模式，官方政治制度的变化从来没有触动它。这种模式翻译成政治学语言就是：“权力属于一切有能力攫取权力的人。君主等于僭主，共和等于民主。”因此，权力就是权力的证明。中国人变成政治色盲，不能区别事实政权与合法政权，认为这些不过是虚伪形式或文宣策略。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在于，贵族封建制早衰，社会平等化早熟，政治专制与社会平等相互支持。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中国自秦政取代周政以后，不可能存在软弱而神圣的合法政权。西欧君主或日本天皇可以维系历史传统，化身为立宪君主制的支点，但中国式朝代做不到这一点。原因不仅在于当时政治家的低能和政策失误（虽然这些因素的确存在），更在于朝代本身就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僭主制而非君主制，依靠赤裸暴力建立，又在赤裸暴力中灭亡。不是为所欲为的霸君，就是任人宰割的孱王，其间并无中间道路。除赤裸暴力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获得权力和社会尊重。因此，革命和反革命都能天然吻合朝代政治，但立宪政体却是十足的另类。在中国，（黎元洪式）“软弱的合法政权”只会博得升斗小民发自内心的鄙视，一如霸君不难获致受害者的宽容、理解甚至崇拜。如果历史的确选择了什么，那么两千年秦政为我们选择的就是这种路径依赖。
从历史的黎明到近代世界的黎明，东西方文明迄今为止的经验为我们描绘了以下的历史路径：日耳曼蛮夷步入文明世界，将部落组织直接变形为封建体系。“国王、贵族与人民”是“酋长、长老和人民”天然的政治后身。简陋的文明没有不同于私人事务的公共事务，更不知有公共财政。“人君自食其邑”是封建欧洲的通则，能否从采邑取得租赋是领主与其封臣的私人契约关系，同其他人无关。各阶级老死不相往来，王国或采邑的事务是国王或领主的私人事务，与其他人无关。
不存在进步的概念：社会秩序公认为永恒，法律是全能上帝的意志和古老风俗的总结，立法者只能发现法律，不能制定法律。为了改变既有的社会秩序而制定新法，不仅是危险的创新而且带有亵渎神明的味道。
各方发生冲突时，以战争、决斗、司法来裁决。三者的区别只是规模大小不同，司法只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决斗形式。法庭不是凌驾于冲突各方之上的管理者，而是居于冲突各方之外的仲裁者；司法多元，冲突各方常常有选择不同司法体系的余地；不同司法体系常常会为了吸引顾客——当事人而优化法律和程序，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法律和程序会积累为成例。这就是习惯法的自发进化史。
领主与封臣经常发生战争、决斗或诉讼。司法裁决缺乏强制力，结局往往是一方或各方挑起新的战争、决斗或诉讼。因此，战争、决斗和诉讼都是封建西欧的自然状态，和平反而是特例。所以法学家是教士之外最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其声势通常仅次于教士与贵族。
当封建体系没有预料和准备的新事务出现，不属于任何阶级的传统范围，且超过封建体系能够负担的程度时，各阶级选出代表，开会讨论如何分担费用。这就是国会或等级会议。公共事务就是这样起源的，而最主要的公共事务就是筹款。
当政府征税和用税必须经纳税者（可以是纳税各阶级或法人团体，不一定是纳税人）同意和管理时，自由或立宪政体（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诞生了。
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外在于社会（Society）的强大政权，社会或者不如说诸社团（Societies）依据王国的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和各阶级的法权（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是以争夺法统、保卫法权的形式进行的，二者的基础都来自历史权利（Historical Rights）。各阶级并非不关心利益，但它们知道，有了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面包和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国会是各阶级代表及各法人团体代表举行利益博弈的场所。国会就是自由，因为自由就是各阶级博弈的产物，立宪政体就是各阶级的力量平衡。
这种自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阶级社会以不平等为原则，但并非一切不平等社会都能产生自由。在东方的吏治国家中，尊卑和财富（不是财产或财产权）的不平等远远超过阶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全能国家面对散沙社会，国家和社会界限森严，但社会各阶级的分野模糊混乱，没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尤其没有封建欧洲那种能自我治理的阶级组织。可以说，这个社会有尊卑贫富，却没有作为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主体的阶级，甚至连这两个词都只能在欧洲语言中才能读出原有的含义。
在这个社会中，君主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可以通过赤裸暴力取得统治地位，而不需要法统依据，但一旦离开赤裸暴力就会一无所有。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没有离开政权以后仍然可以分庭抗礼的独立阶级力量。城市只是乡镇中人口较多的，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平民群众更换身份就像更换衣服，因为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可以保护并约束他。斗争不在有组织和法权的各阶级之间，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不为权利，而为生物学层面上（幸运儿的）富贵或（不幸者的）温饱。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包括阶级）极其匮乏。
这个社会早已越过自己的封建时期，进入文明的暮年。吏治国家产生的目的本来是仲裁各阶级的冲突，但它越来越强大，超过了所有阶级力量的总和。吏治国家早已折断了各阶级的骨骼，吞食了它们的血肉，把残骸化为原子化的个人，因为任何组织资源都可能是它的潜在威胁。在外部观察者的眼中，这个庞然大物没有骨骼，没有组织器官的分化，而是由面目雷同的阿米巴直接聚集而成。
吏治国家是最后的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会瓦解为阿米巴状态。
吏治国家是社会最大的诅咒，也是唯一的救星。
吏治国家是最后一道符咒，将无政府状态禁锢在胆瓶中。
吏治国家是社会丧失自我治理能力后，赖以延续残年的外部起搏器。有人幻想有了先进、精密的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另一些人幻想打倒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如果你在和平时期就离不开起搏器，尽可能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社会却享有一种奴役的平等，平等程度往往超过享有法权的阶级社会。在没有法统的地方，命运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预测性。末路王孙青衣行酒，里巷小儿干禄公卿，皆为司空见惯，不会受到阶级或任何组织规则的限制或保护。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就是王侯将相无种，大位人人可欲。因此，政权必须把全民视为假想敌，提前发明了20世纪独裁者自以为应该享受专利的许多镇压技术。
历史经验是一切智慧的源泉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历史本身就是答案，无须另外寻找答案。如果历史经验仅仅是一部分智慧的源泉，那么迄今政治学理论虽然产生于具体历史经验，仍然具有理念原型的意义。因此，答案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对问题的反应。我们只能回到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结合点，用自己的经验为未来提供路径。
亚里士多德的六种基本原型有一个隐含的结论：单纯而绝对的权力（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大抵是恶政，有法统的权力（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应该是混合政体。君主有别于僭主，就在于他必须尊重先于他而存在的各阶级传统地位。贵族制必须注意保存人民权力，共和制必须注意保存贵族权力，才能长治久安；反之则短命速亡。他论证的基础不在于抽象理论，而在于希腊各城邦长期政治实验所积累的历史经验。不久，西塞罗鼓吹，“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的混合政体最为优秀，远远超过过分民主的雅典政制和东方僭政。
此后，“混合政体优越论”占据了西方政治学传统的大半壁江山，马基雅维利、福蒂斯丘、阿克顿勋爵都跻身于这个传统中。他们论证的基础也在于西欧封建“各等级共治”的现实政治经验，根本没有考虑过以下的问题：如果缺乏政治经验的群体把局部历史经验的总结当作半神圣性的教条，试图以逆向思维修改数千年积累形成的历史路径，结果会怎样？从经验和常识判断，这种问题不大可能有唯一和普遍的正确答案。只有在众人走过的地方，道路才会出现。
指责女人干什么，女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男人德行的反馈……
洼地的男人是最无可救药的，一个个跟老鼠一样卑鄙懦弱，武力上比不过女人，只敢背后捅刀子报官。反倒是女人全世界都差不多，这也是女人不可能组建阶级同盟的原因，女人之间相互嫉妒陷害。
中国女人间流行的田园自由主义，根上在中国男人已经完全堕落为老鼠一样的性格，女人是绝对不愿意和这样的男人繁衍后代的，反倒是那些家暴男是中国男人中比较像男人的，因为他们还至少打得过女人……
其实暴力只是最简单的……更难的是德行，我完全无法把勇敢，正义，节制和智慧与大多数我认识的中国男人画等号，这些人全都可以算是洼地的精英阶层……
才子佳人
洼地现象就是像儿女英雄传和西厢记里的情节
我只会写文章，什么都怕，别人打过来的时候我像女人一样吓哭了，但女人任然爱我，而不爱救她的英雄，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呢，在欧洲和阿拉伯的民歌传说中，事情显然都是英雄救美人，美人爱英雄。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的书法和文字都很出色，我写了一封优美的求救信给白马将军，白马将军带着大军来救了我们，然后奇迹出现了，小姐不爱白马将军，白马将军迅速消失而是爱我，因为是我写的信，要是我不写信白马将军就不来，真是折人亡的极致了，但你也不要以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中国文化之所以这么特殊，是因为东亚洼地洼得最厉害，知识分子是依靠鲜卑皇帝或者满洲皇帝的武力来统治，他们能够迎合征服者使全国人民解除政治武装的政治需要，因此他们能够在全国人民面前长期冒充统治者，在欧洲，日本和阿拉伯同样都是武士阶级所以他们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往往是从事冒险活动的下级武士，只有在中国其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其文学作品中的英雄是到处流浪的书生。
因为人民是按照他们的引导者形象来塑造自身的，所以中国文学是书生的文学，而日本文学是下级武士的文学。
这些都有社会方面的原因。西方、日本和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没有落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下场，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怎样，他们的幻想也是一样的。
你看，阿西莫夫的幻想也是这样的，跟中国书生的幻想一样——
“我不能打，但能打的女人还要爱我、崇拜我。
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么多，我时刻表演颅内高潮给你看。”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在现实生活中，他要么安于比较边缘的中产阶级地位，不要指望统治者的地位；要么接触了统治者这个圈子以后，他的女人肯定会跑去爱白马将军，而不会爱他的。但这并不妨碍，写到最后，粉丝多了、读者多了，他还是忍不住把自己的幻想灌输给粉丝。
这就是一个典型中国武侠小说的剧情了。当然，阿西莫夫永远实现不了这样的理想。等他实现了这种理想的时候，他的子孙就要被张献忠吃掉了。
从这可以间接看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
人的本性就是贪婪、好色、喜欢不劳而获的。
凭借颅内高潮、不冒统治者的风险就能不劳而获，是知识分子固有的弱点。而这个弱点在所有地方都是存在来的。
根据这个弱点，认知战就有它存在的基础。
大家都希望，由别人去冒风险，给你制造出模范国家；然后让你在论战中“嗖”的一下拿出来，“看，我行我上。这是我的徒弟建立起来的国家。风险由我的徒弟承担，而我还可以去指导他。”
当然，你跑去指导他的结果，
一般来说，就像柏拉图在叙拉古一样，被你的徒弟送进监狱。
“妈的，你他妈的算老几？我老人家提着脑袋打下的江山，
冒着多大风险才得到我的东西。
你还要指手划脚，说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该听你的指导。
我不送你进古拉格，送谁进古拉格？”
所以，你最好像高尔基和罗曼·罗兰那样，
在巴黎和苏莲托做宣传，而不要真的到苏联去，到你的模范国家去。
而且你也不要以为，这纯粹是苏联的现象，不属于列宁主义体系，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权力的本质在哪里都一样，列宁主义只是一个极端的实验模型而已。
所有冒风险而得到利益的人，不可能愿意把他们的利益分给不冒风险的人；
即使他们自己想这么做，跟他们一起冒风险的兄弟和部下，也不会允许他们这做。
马基亚维利主义者，至少有清醒认识到这个现实。
你如果认识不到这个现实，准备在美国颅内高潮、“脑控”其他人去替你冒风险，最后你就会充满了幻想和期待：“希望有朝一日，我说的这些东西会有人替我实现，证明我是对的。”这时候“嗖嗖嗖”的川普出现了，大家就看到一大帮费拉右派知识分子扑上去抱着川普，大声说：
“你看，川普证明我说的是对的吧。”
然后等到川普倒台的时候，他们在震惊之余，就像他们曾经嘲讽过的高尔基和罗曼·罗兰一样，无法接受现实。
不能接受现实的情况下，他们就依靠阴谋论了。
选举舞弊和深层国家，我们要注意，它们全都是存在的，没有舞弊的选举是不可能的。要想把选举搞到完全没有舞弊的程度，成本已经高到整个国家像一个监狱一样了。民主党当然有舞弊，但你要说共和党没有干过，或者共和党没有搞过选区划分或者诸如此类的活动，那当然也是不对的。至于在哪一个具体阶段，谁的舞弊更多，那是要看具体形势的。
你在任何方面都一定可以找出舞弊，然后你像朝鲜的统战部那样，在美国找几个流浪汉，给他们发些食品，拍个视频，回去告诉朝鲜人民：“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全靠我们朝鲜人民的救济才得以活下去。”朝鲜人民就更加热爱金太阳了。
你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在自己的世界里永远胜利。
而你一旦是以证明自己永远正确，而不是以获得实际权力为目的，你就顺着这条道路一步一走下去。
最后，你即使不变成匪谍手中的玩物，也会变成其他人手中的玩物。
但话又说回来，走这条路的人一开始就是废品，
他们等于就是那种一开始就以不劳而获为主要目的的人。
凡是企图以不劳而获为主要目的的人，最后都只有一个结果，免费的东西最贵，想要不劳而获，你走的路最长。
但等你明白过来的时候，你很可能已经人过中年，再也没办法反击了。
再也没办法绝地反攻，如果你是知识分子，那更糟糕。
因为企业家和其他人，需要用现实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军人尤其需要，因为武力的胜败，就像麦克阿瑟将军所说的那样，失败是没有办法冒充成胜利的。这就是使用武力的好处。
武力的真实性最强，失败者非要说自己胜利，是办不到的。
而知识分子的理论含水量最高、含金量最低，为什么？
因为你用嘴说自己是正确的，也真是没有办法证明你是错的，对不对？
至于谁会胜利呢？正如伟大的大学问家朱熹所说的那样，“后息为胜”——谁先闭嘴算谁输，谁喋喋不休、说的时间最长算谁赢。
谁说的时间最长？是在野的人，对不对？
当政的人，时间非常珍贵，他没办法跟你不停的争论。
所以，知识分子的圈子，往往是逆向淘汰。
最成功的理论家，往往是最大的loser，而且还会拿他的loser理论去坑害他的徒子徒孙，甚至会像高尔基和罗曼·罗兰那样，一直维持到自己生命最后。
这是他们危害最大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相信知识分子的话。
即使是最好、最成功的理论建构家，在本质上跟最低贱的宣传家，都没有截然的界限。
就是说，最下等的恶俗小册子，什么习近平和他多少多少个女人，这样一个可悲的宣传家，跟哈耶克、马克思这样高等的理论制造者之间，是没有明确界限的。
后者的理论可能制造的比较好，粉丝比较多，日子过得比较好。
但你要记住，他们本质上都是同一类人。
你听了他们的话，你就要完蛋。但你要统战他们，就有很大的问题。
你统战他们的结果，很可能会使他们变成你自己的负担。
而且你把这些人拉过来，等于是替对方的社会摆脱了弱者和负担。
这样的团体，在将来还会给你制造麻烦。
中国人杀中国人，不算杀人
古代帝国的人口是很难精确统计的。征服者王朝杀人，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过人是没有问题的，
但有没有像汉人说的杀那么多，这里面水分可能很大。
当然，要说水分很大，也无法说出水分有多大。
当年满洲人在扬州到底杀了多少人？
有没有像《扬州十日记》说的那么多？
《扬州十日记》是不是一篇小说？
曾国藩在南京到底杀了多少人？这些全都是无法考证的问题。
我们可以合理推论，既然史可法不是开城投降的，
所以满洲人在扬州一定是杀过人的。
但有没有杀的那么彻底，就只有天知道了。
这些问题之所以被特别提出来，就是一个民族发明学的问题。
曹操就不用说了，还有人说他是奸臣。
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中兴圣主的刘秀，他手下的大将到处杀人，
比如吴汉出成都，杀的人也不少吧。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去研究一下，吴汉在成都杀了多少人？
或者是刘秀和曹操手下的那些大将，在围城的时候杀过多少人？
说不定他们杀的人比蒙古人和满洲人还要多呢。
为什么偏偏盯着满洲人在扬州杀了多少人，去拼命发明，
而把这些中兴圣主都给忘掉了呢？
当然是因为，光武帝刘秀已经被发明成为了汉族，
中国人杀中国人，那就不叫杀人。
而满洲人很不幸，在鲜卑人李世民被发明成为汉族以后，
满洲人顺治皇帝还没有被发明成为汉族。
因此，李世民杀人就不算杀人，顺治皇帝杀人就非得算杀人不可，
而且要尽可能说杀的人越多越好，这样汉人才可以众志成城。
这就是政治功能了，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典型。
历史为政治服务，不一定表现为直截了当的撒谎，
像苏联那样直接伪造历史；
更多的情况下，是表现为争夺人类非常有限的注意力空间。
人可能知道全世界所有的历史吗？谁也不可能。
一辈子钻研历史的历史学家，
他如果能够有点成就，那也只是研究一个小范围。
要去把全世界所有历史都搞清楚，
像汤因比那样，那必然充满了细节上的错误。
既然如此，我怎样操纵呢？我让你不知道就行了。
大多数人哪有那么多时间，去了解远方历史的每一个细节，
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中学课本教给他们的那一点。
中学课本只有这么厚，哪些事情写上去，哪些事情不写上去——
请注意，我从来没有撒谎，我从来没有说，刘秀没有杀过人，
我只是不提这件事情。我在历史课本上只写"扬州十日"。
你要说我撒谎？没有的。
光武帝和宋太宗杀了人，我没有直接替他们遮掩，
我没有像斯大林同志那样，把他们说成好人，
我只是没有提到这件事情而已。
没有提到，是因为历史书就只有这么厚。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满洲开国的事情，我想得起来，
东汉和北宋开国的事情，我他妈就想不起来了？
这当然是有民族建构方面的动机呗。
哪件事情我要提，而且要夸大、渲染性的提；
哪件事情我提都不提，放在历史的注脚里面，让它被大家遗忘——
大中华历史上，开国皇帝"咔嚓"一下子，
杀了不止100万人的事情多的是，这些连注释都进不去。
放心好了，今后的中小学生永远不会知道这些事情。
现在的中小学生有多少人知道，
郑成功在反清的时候，在广东杀了多少人；
以及清兵南下打郑成功和李定国的时候，在新会又饿死多少人。
广东人现在还记得这些事情，
这对他们的打击，比起"扬州十日"什么的，还要大得多。
但这些故事是永远也不会进入中国历史的。
在粤语教育被消灭、普通话教育普及、
所有人都接受普通中小学教育以后，
民间口传和地方志流传下来的大屠杀故事，是有可能被抹去的。
如果南粤不独立，未来的南粤中小学生，也将忘记这些大屠杀故事。
他们也许还会记得毛泽东的大饥荒或者是中日战争之类的事情，
但却不会记得，他们民族受到真正的创伤，
不是日本和共产党带来的，而是郑成功和清兵带来的。
因为清兵和郑成功在大一统的历史定位上，
都是可以被发明成为正面人物，
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可以从历史上抹掉的。
中华民族构建失败与东亚民族发明面临的主要问题
现在的中国恰好就是民族发明留下的最后一个灾区
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民族发明还没有完成的地方
而它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
都要直接归因到民族发明的失败
民族发明这个事情不是像士大夫阶级想象的那样：
“我高兴怎么发明就怎么发明”
还要看有没有效
民族发明的最终结果要看神的裁决
民族和其他的共同体有什么不同呢
它是一个有自卫能力的共同体
我经常用的例子就是波兰
如果你搞出来的东西像波兰一样
第一你能够顶得住打击
第二就是受到打击、一直到亡国以后
民族魂都不会灭亡，那么你就可以说
波兰民族的发明成功了
我们不要以为波兰民族是先天就存在的
波兰人在宗教改革以前
非但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而且波兰还是各种异端邪说的一个中心
实际上是欧洲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中心
大家现在很少记得，在哥白尼那个时代
它之所以出哥白尼，不是偶然的
那时候波兰人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们是欧洲最晚皈依天主教的政治实体之一
而且他们的上层人士流行各种各样的哲学学说
有很多很接近于现在的多宇宙论
苏西尼派之类的东西
被罗马教廷抓了很多异端
波兰最终天主教化和民族化
这两者是联合在一起的。是在经历了瑞典
俄国的入侵和三次瓜分以后
它实际上是在瓜分以后才产生出波兰民族的观念
否则，大波兰、小波兰
小俄罗斯的人口本身也是极度复杂的
波兰贵族也不是根据民族原则来统治波兰的
波兰的被统治者
往往是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
主要市民大多数是犹太人
我们称之为波兰民族原料的那些人
在当时差不多只占波兰人口的15%左右
波兰民族是怎样建立起一个上下连接的
这个细节太多，我就忽略了。简单粗暴的说
它是在通常所谓亡国的过程当中重新发现了自我
在灭亡的过程中它发现
原来有些人跟我分享了共同的痛苦和命运
另外一些人则跟我并不是同舟共济
只有跟我分享了共同的命运
走过同一条路的人，才是我们自己人
然后又由于这些瓜分者是东正教徒和路德教徒
于是本来被中世纪波兰人很瞧不起的天主教
反而变成了波兰民族魂的保护者
经过这样的折腾以后
波兰民族才得以发明成功
我之所以敢断定中华民族不存在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
如果你活着，你就有呼吸；
如果你没有呼吸，你就不要说你活着
如果中华民族存在
蒋介石就不应该跑到台湾去
他就应该变成中国的毕苏斯基
毕苏斯基和蒋介石有不同的命运
本身就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发明是失败的
蒋介石就是中华民族发明失败的一个牺牲品
他就是因为太相信这个靠不住的发明
才把自己给毁了
像日本人攻打长沙的时候
国民党打了败仗
蒋介石就愤怒的谴责国民党将领：
“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打仗
我们的人民支持自己的军队
你们怎么还打成这样”
但那些前线将领肯定是有苦说不出
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
本地人民有支持所谓“自己的军队”的一点点迹象
那些老百姓很明显平时就是在那儿当看客的
然后无论谁打了败仗以后
他们都出来抢那些被打败的人留下的剩余物资
他们抢起国民党来
一点儿也没有“国民党是我们自己人”的感觉
然而毕苏斯基的军队
在被图哈切夫斯基追杀逃到华沙城里面的时候
斯大林当时是这支军队的政委
图哈切夫斯基是这支军队的统帅
图哈切夫斯基就向列宁报告说：
“我们在波兰的感觉跟在俄罗斯完全不一样
波兰农民是如此愚昧
被波兰贵族地主洗了脑
他们把我们当作敌人
我们留下的伤兵，被他们杀了
我们要粮食，他们不给。我们去问路
他们故意引我们到沼泽地里面
总之在这里是活受罪
我们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这两种不同的反应说明什么问题
蒋介石坚持要说：
“湖南人民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湖南人民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我们跟你不是一个民族”
而波兰人则用不着任何人给他们做宣传
他们跟毕苏斯基就是一家，就是铁杆一家
波兰民族已经建成，而中华民族没有建成
蒋介石的下场
就是他误以为中华民族已经建成了的结果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没有建成
但又假装已经建成
才会留下一个政治真空
如果他老老实实承认没有建成
那么中国就被列强瓜分，变成殖民地了
如果变成殖民地了，反倒是很难侵入
因为殖民地有固定的主人
像苏联就很难对满洲国下手
同理也很难对印度支那下手
因为那些都是有主的地方
中国之所以易于渗透
那是经过仔细选择的结果
跟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一样
中国是无主之地
属于殖民地或者殖民者的势力范围
那就是有主之地
在有主的地方搞大了以后
它的主人会出来干涉
而中华民国理论上是独立国家
但翻译成现实政治的语言却是
你其实是一个孤儿。要么你长大了
建立民族国家就相当于你长大了
孤儿长大了就不怕受人欺负
但你又没有长大
同时又没有一个养父来保护你
而且你又爱装逼，明明是没有长大
却一定要说自己已经长大了
如果你是孩子，别人还不好意思打你
你一定要说自己已经是一个巨人了
那么别人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打你
而你又没有大人的力量，身体不禁打
所以最后，中国近代史
（就是我所谓的“远东的线索”）
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归根结底就是民族发明失败的结果
这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
中国之所以会变成列宁党的最后一个寄居地
关键就是在于
它是一个政治上的低洼地带。水往低处流
入侵者总是入侵最薄弱的地方
苏联在刚刚成立的时候
主攻方向当然是向德国那个方向
然后苏联在世界范围扩张的时候
它对土耳其、埃塞俄比亚
印度尼西亚也在下手
马林这个人基本上跑遍了全世界
阿拉伯也好，印度尼西亚也罢
全世界各地相当于国民党的什么青年联盟
国民联盟，各地的复兴党、共产党
都是他建立起来的
但为什么他在土耳其、伊朗
印尼打不进去
就偏偏在中国打进去了
这本身就说明中国是抵抗力最薄弱的地方
就是因为你抵抗力薄弱，容易入侵
容易入侵的原因
就是你的共同体建构失败
共同体建构失败
你就像一个没有皮肤的人
自然是很容易感染
别人已经长齐了一层厚实皮肤
自然就很不容易感染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所以现在东亚的基本问题
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寄生性的列宁党在全世界都已经灭亡
但它在东亚仍然是存在的
由于它的存在，使东亚局势无法稳定
第二个问题就是内亚问题
东亚的特殊之处在于
它离西亚的文明核心区比较远
通常东亚文明的主要成果
是越过塔里木盆地这条交通线从内亚输入的
历代的征服者一般来说都来自于内亚
后来的史学家往往会说
鸦片战争以后，东亚才是闭关锁国
落后的被征服者。但实际上
东亚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是闭关锁国的落后地区
而且每一次帝国统一
都会切断通向内亚的交通线
结果使东亚技术演化的速度比西亚更慢
然后演化到一定程度
落差大到一定程度以后
长城就无法维持了
草原上的“鸦片战争”就会爆发
实际上，历次所谓的蛮族入侵
它不是别的，就是草原上的“英国人”
发动了一场场长城上的“鸦片战争”
把中亚和西亚刚刚演化出来的新技术带进来
打败了远东地区落后了二三百年的旧技术
等到这个新的入侵重新凝固下来
建立了新的王朝以后
东亚又再一次故步自封起来
技术落差再一次加大，然后壁垒再次打破
先进技术再次输入，如此周而复始
内亚和东亚的关系
实际上是很接近于希腊和埃及
或者英国和印度那种关系
在15世纪以后，输入线从陆上改成海上
但内亚和东亚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从地缘上来看
东亚是内亚的一个柔软下腹部
是一个极其容易入侵的地方
内亚和东亚的边境无法建立一个稳固的
天然的边界线
自然而然会形成漫长的
无法防御的真空地带
由于这个柔软下腹部的存在
要在进行民族发明时划定稳定的边界
困难是非常大的
东亚民族发明的失败也有内亚方面的因素
具体到近代就是所谓的满蒙问题
这个因素严重的影响了东亚国家共同体建设的稳定性
相反，东欧和西亚划定边界的过程就要稳定得多
因为它们在文明秩序的歧视链上是居于上游的
它们基本上是文明秩序的输出区
所以对它们来说
划界的困难就相应要少得多
第三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费拉问题
费拉问题就相当于是秩序的真空区
秩序是政治体生存所必需的
政治体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消费一定的秩序
如果一个社会已经散沙化到一定程度
自己完全不能产生秩序
那它就必须不断的从外部输入秩序
输入一旦中断了，就会发生大规模人口灭绝的灾难
别的文明很少发生人口灭绝的灾难
蛮族的死亡率虽然高，但那是断断续续的
在战争和小规模的冲突中死亡
很少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和平以后
突然出现大规模人口灭绝的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本身就是
第一，费拉没有秩序生产力
第二，外界的秩序输入是时断时续的
近代的东亚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的叠加
大洪水问题其实是第三个问题所导致的
因为秩序的真空需要吸引秩序
难民外逃是难民在寻找能够供应秩序的载体
外部干预是秩序高地对秩序低地的输出
这两者其实是同一种形势。就好像是
你可以让你的工人到别的地方去打工
把钱挣回来
也可以让别的地方的资本家到你这儿来投资
让你的工人就近打工
这两种事情在经济上是基本没什么区别的
难民逃亡和帝国主义干涉
实际上是这两种现象的不同体现
总之，上面讲的列宁党的入侵
内亚-东亚问题、政治共同体建设的失败
把东亚变成了一个政治灾区
但这个政治灾区跟别的政治灾区不一样
它不是输出秩序对其他地方造成压力
而是自身秩序生产能力不足
因此吸引了其他地方的秩序输入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通过共同体建构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共同体建构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
要把没有能力产生秩序的人口
变成有能力产生秩序的人口
也就是说要在内部产生出土豪
产生出小共同体
然后由此产生出更加复杂的结构
要有信息生产机制和信息复制的保存机制
要产生出尽可能多的层次和节点
反过来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就是消灭掉那些没有能力生产秩序
而且还会消费既有秩序的人口
在这些人口被完全消灭以后
你建立共同体的难度就要极大的降低了
后一种方式一般是大家不肯提的
但其实非常重要
欧洲之所以在罗马灭亡以后
没有反反复复的出现费拉化问题
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它发生了人口替代
所以欧洲后来的宪法斗争、各等级斗争
实际上是日耳曼入侵者的酋长
普通武士和贵族长老之间的斗争
并不是征服者和降虏之间的斗争
因为欧洲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降虏
而在东方帝国
征服者就留下了大量的降虏人口
这些降虏人口自身没有能力产生秩序
又要不断吸收和消耗其他人输入的秩序
构成一个重大的麻烦和包袱
在未来的民族发明当中
这个包袱肯定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德匹下
华人对别人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很明显是一种阿Q精神的体现：他们跟别人比的时候，
一定找别人最差的部分，而不是找别人最好的部分。
这就暴露出两件事情：第一，华人的地位不怎么高；
第二，他们并不想往上走。
凡是往下比，那就是为了给自己找精神安慰。
往上比，就是想要做事，提高自己的地位。
凡是想要做事的人总是往上比的，
他看到的是各式各样的成功人士。
如果你竟然看不到这些人，那就说明你根本不想往上走。
你觉得目前的地位还好，
尽可能的欺骗自己，给自己寻找精神安慰。
不肯往上走的主要原因就是德匹下。
阶级跃迁，最主要的障碍，
跟大多数民主派人士和左派作家所说的相反，
不在于社会，而在于你自身的习惯。
如果你保持原有阶级的习惯，进入另一个阶级以后，
你会感到像身在监狱之中一样，时刻都想逃离。
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文化传统，都有各自不同的特殊习惯。
你如果要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最重要的就是改变这些习惯。
你改变不了自己的阶级习惯，
那么就像王洪文这个工人阶级进了中央文革小组以后，
他最关心的仍然是整天吃喝玩乐。
李自成进了北京城以后，
他一天到晚最关心的还是从士大夫家里面抢东西。
原先投靠他的那些士大夫就觉得：
“你这个样子不像是要转型做皇帝的样子。
朱元璋进了南京以后，不是就开始重用士大夫，
然后抹掉他信奉邪教的历史吗？
而你怎么还跟做强盗的时候一样呢？”
于是，原先投靠他的那些士大夫就渐渐离散了。
王洪文进了中央文革小组以后，
也是一度有机会从体制内找一些干将的。
但那些干将一看，王洪文只要吃到自己在做工人的时候，
最羡慕的特供饮食，就忘乎所以，什么话都说出来了。
(他们)就料定，你丫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以后也就渐渐离散了。
等于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改变适应期。
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其实也就是这个样子。
你等于是得到了一个试用期，然后别人看到你贼性难改，
又要把你赶出去了，马上就是王洪文那种下场。
现在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人当初在明治维新以后，
加入国际体系时，其实也有过这样一段时间。
尽管日本人的马匹很小，比不上欧洲人的马匹，
各方面技术也差很多。
但日本人有那种傲气：宁死也不占别人便宜。
宁可吃亏，打落牙齿和血吞，说出来的话也一定要算话，
要不然就觉得自己不像个武士。
说到技术水平，当时日本是东亚的技术水平。
但就是因为有这股武士的傲气，
日本人咬着牙很快就挺过了这个阶段，
最后就变成了黄皮肤的荣誉白人。
这个其实就是励志文学经常说的，就是你的价值观问题。
日本人再穷，也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穷武士，
武士的荣誉感在心中起了作用。
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
日本马在北京城被狠狠嘲笑了一番。
1914年，日本人就带着高头大马去青岛了。
速度就有这么快。这就是价值观起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样的价值观，没有这样咬牙切齿发狠的精神，
日本人也做不到这样的事情。而中国人就不行。
中国人是朱镕基那种态度：“我们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优越性——我们会耍无赖。
国际体系建立以后，制定国际规则的时候，
你们有邀请我们参加吗？没有吧。
没有我们中国参加的游戏规则，我们是不遵守的。
不遵守，我们可以占很多便宜。
别人不让偷的，我们都能偷。”
然后，中国就占了很多便宜，最后就被赶出去了。
结果必然是这样。这个就是我说的德匹下。
我发明出“德匹下”这个词的时候，
是根据我见到的很多具体案例得出的结论。
当然，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全是被社会害的。
但按照我的观点，其实他们是被自身的生活习惯和阶级习惯所害。
而且，他们一旦有了一种什么都怪社会或者怪坏人的理论——
这个理论像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全是资本主义的错”一样，
能够无限解释一切问题，
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躺在社会最底层。
躺在社会最底层，比做中产阶级要舒服得多。
就像是，你做了部落民，可以随便吃肉；
但要做一个整天学茶道的上等武士，那你是不能随便吃肉的。
印度也是如此，婆罗门就不能随便吃肉，而且还有很多清规戒律。
世界上任何地方，上等人都要负特殊的义务，有很多清规戒律。
你要负得起这些义务、受得了这些清规戒律才行，
才能成为世俗的统治阶级。
世界政治的边缘地带，很容易出现费拉统治者。
广大费拉群众没有战斗力，
费拉统治者战斗力只要比他们稍微强一点就行了。
但世界政治的中心，它的统治集团像罗马元老一样，
必须负军事责任，美国的统治阶级必须能打仗。
你只要能打仗，加入美军，
你就像坐直通车一样，迅速的进入统治阶级。
如果不是这样，那你始终是绕着边上走，进不去。
特殊材料制作的共产党人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人肉电池这件事情，
让我想到，这种事情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对称：
你可以计划生育，叫人不要多生，然后让年轻人出来做人矿；
你也可以计划死亡，让老年人得不到医疗照顾，然后就死掉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做正向的计划生育，
好像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机器，能够做到正向的计划生育，
让人越生越多。是这样吗？
刘仲敬：是的。这就是建构和解构的不对称性。
有很多人把共产党跟传统的专制政体混为一谈，
其实共产党是解构性的。它的力量是什么？
它为什么能使人怕它甚至服从它？因为它能破坏你的东西。
但它自己的东西，它从来建构不起来。
共产党的子孙后代都是扯淡和儿戏，
所有共产党的家庭都是一塌糊涂。
例如，费拉很容易说红色基因如何如何，
好像共产党很在乎他们的家人似的。
其实，他们是以己度人。他们觉得，自己会对老婆孩子很在乎，
所以共产党人也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列宁党人，
他们父子互为仇敌、夫妻互为仇敌，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像李南央跟他母亲范元甄，老鬼跟他妈妈杨沫，他们都是敌人。
虽然他们只是知识分子，手无寸铁，
但写出书来黑他们家的父母一代，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踢断父亲的几根肋骨，同样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父亲坑儿子，牺牲自己的未成年儿女，
以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之类的，尤其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其实了解共产党的人都可以注意到，
共产党是云生育。加入共产党的人，
你老婆生出来的孩子很可能不是你自己的，
而且你不能大惊小怪，因为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这样干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像任正非和孟晚舟，
为什么他的女儿姓孟，而他自己姓任呢？
共产党老干部全是这样的，儿女跟父母不是同姓。
因为姓这个东西，就是儒家父权家庭观念留下来的一个残余。
而共产党人的家庭观念是，这是一种工作关系，
跟秘书和领导、警卫员和领导的关系是一样的。
所以为了工作关系，你们可以姓同一个姓，也可以不姓同一个姓。
你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没有什么父子之间的亲情。
至于说如果你抱有落后的儒家观念，你的老婆生下了领导的孩子，
你像费拉一样大喊大叫说：“我戴上了绿帽子。”
那说明你的党性不过关。你不要像费拉那样理解这个问题。
费拉会说：“他妈的，这不是领导占便宜吗？
领导在钱方面占了便宜，还要在女人方面占便宜。”
这还真不是这样的。如果共产党是这种只占便宜的腐败集团，
它就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了。它的力量不在于它占便宜，
而在于它是六亲不认、解构性极强的集团。它真的是一切为了工作。
如果为了工作，需要你老婆生下领导的孩子，
那真的不是他私人色欲的缘故，而是为了破坏你自己的家庭观念。
甚至可能是，他认为你的家庭观念太强了，
不能做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好干部，要用这个方式训练你和考验你。
如果你过了这个关，你就可以继续用。
比如说，过关的方式包括这样：你在战场前线，领导在后面督战，
他开了一枪，打到你腿上，然后你英勇的说，
“这是敌人打的，不是领导打的”，那你就可以升官了。
费拉会说：“他妈的，这种行为不过是帮助领导文过饰非，
你拍领导的马屁，你是一个小人。”根本不是这样的。
在列宁党内部，这种行为就像神学家齐克果说的，
亚伯拉罕杀子献祭，因为他要表明他对上帝是绝对信任的。
不是像《约伯记》说的那样，魔鬼说：
“约伯之所以信上帝，是因为上帝对他好。
如果上帝对他不好，他就不信上帝了。”
事实证明，约伯无论如何都会信上帝，无论上帝对他好还是对他坏。
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他相信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
包括让他杀儿子这件事情。然后上帝果然也没有真的杀他儿子。
共产党人搞这些事情，就是共产党在自己的解构性体系当中，
让你通过类似的考验。如果你把你的老婆和你自己的腿都献出去了，
就证明你真的是一位真正忠贞的共产党员。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领导自己也干过同样的事情。
所以，他不是在占你的便宜，他是在考验你的党性。
通过了这样的考验以后，你就变成一个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了。
你不要以为共产党只是腐败分子，它可以是腐败分子，
但如果它同时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只凭腐败是稳不住江山的。这就是特殊材料及其解构性的体现。
当然，这样做，它就制造不出具有高生育率的社区，
只能在解构别人社会方面显示出力量。
而伊斯兰教的征服者、蒙古部落、日耳曼部落、阿拉伯部落、
满洲部落，靠的是什么？
他们靠的是，他们自己的部落和自己的宗教，团结性比你强，
所以他们能杀你和破坏你的社区。
但前提是，他们杀你和破坏你的社区，
是为了给他们自己的社区分战利品。
例如，阿拉伯部落的伊斯兰教徒征服了异教徒，
从你们那里抢来的钱，他们用来干什么呢？
给全体伊斯兰教徒发福利，用来救济穷人，
以及特别是用来救济那些为圣战而牺牲的战士的遗孤。
他们破坏你们的共同体，是为了加强他们自己的共同体。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去砸那些异教的神庙、破坏异教的城邦，
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加强基督教的共同体。
只有共产党是例外。它破坏了别人的社区以后，它没有自己的社区。
这是它没有办法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那样，
毁掉一种旧文明、然后建立一种跟旧文明不同的新文明的根本原因。
共产党就是世界的一个清道夫，这个性质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它清到什么程度呢？按照生态学的原则，
就是当垃圾和尸体少到不足以供应秃鹰的时候，它就灭绝了。
就好像，鲸鱼的数目少到不足以供养捕鲸业的时候，
捕鲸业就自动破产了。
当然，新的社会如果产生出足够多的垃圾或者足够多的病人，
是不健全的社会，那也会产生出新的清道夫来。
清道夫也是生态系统必要的组成部分。
反过来说，如果共产党对你构成很大的威胁，
那么合理的推论就是，你其实是一个半死的病人，
或者很接近于垃圾，或者已经变成垃圾，
责任不是在你本人身上，就是在你的祖父辈或者诸如此类的人身上。
否则，秃鹰是不会捉活的动物的。秃鹰在你的头上打转，
你就要意识到，你肯定不是猛虎一类的动物，
你肯定已经散发出腐臭的气息，它不会无缘无故的跟着你走。
它在各式各样的试探当中，肯定会绕过那些强健的动物，
而去找那些垃圾和半死不活的动物。这就是他的基本职能所在。
能够被共产党迫害的人，
不是像民小和启蒙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是无辜的人。
他们要么就是共产党的帮凶，
要么就是自身有严重弱点，可以被破坏。
而且，从大自然这个政治生态系统来讲，你不应该再占位置了。
相反，足够强的共同体，像我经常提到的波兰天主教会，
它就是经过共产党扫荡，把社会上的垃圾扫荡干净以后，
只有波兰天主教会不但不被打垮，
而且还接收了那些被共产党打垮的所有游兵散勇，变得更加强大了。
共产党删除了弱组织，然后留下来的、它删不掉的就是强组织。
它的到来，就是对你的一场考验。如果你被它删掉了，
或者说如果你反抗和保存自己的力量不足，
那肯定是你的祖父出了毛病。如果你的祖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你现在就应该有比较多的资源。如果你现在很惨，
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你的祖父和父辈在你出生以前，
已经把你给出卖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做出正确决断。
正确决断就要包括这样一件事情：
大不了你去死，不要让你的资源被共产党所用。
你要有这个决心，就像战场上的将士那样，
大不了失败以后，要把军舰沉入海底再投降。
有这样一个意识，你才能够混得下去。
如果你犹疑两可，时刻想着，如果把军舰交出去投降，
说不定在新朝可以封一个官，那你就很容易被攻破。
而你的下场照例是，共产党先封你一个官，
让你得到一点好处，然后你就被斗死了，比一般的老百姓还要惨。
共产党暗地里的想法，其实是要你把得到的东西都吐出来，
但是明面上它会另外找一个借口。而启蒙知识分子、平反爱好者，
会像他们对卢作孚和其他资本家一样，他们会说：
“这些资本家好冤枉呀，他们是伟大的爱国者，
而共产党好糊涂，毛泽东是一个昏君。”
毛泽东才不是昏君呢。你把你在香港和美国的船开回来，
给共产党雪中送炭，你以为共产党会奖励你的功劳。
但在共产党的眼里面，“你丫就是一个叛徒，
你明明是一个资本家，来投靠我们共产党。
把留在香港、我们本来够不到的船送给了我们，
明明是想向我们捞好处。我们需要你的时候，先利用你。
等我们有了自己的造船能力，我们有了自己真正的无产阶级船队，
你没有用处的时候，当年我们在你身上受的气，
我们要原封不动的给你补回来。
因为我们要统战你，必定要受你的气。
妈的，我们红区党的老干部还在吃土豆馒头的时候，
你们这些资本家过得这么好。而且我们为了统战你，
还必须把我们红区党干部做梦都享受不到的好待遇送给你，
总有一天这账是要还的。我们现在一穷二白，
等我们有朝一日阔起来，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结果必然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国民党那些人带着共产党很需要的资本和技术回去以后，
将来他们的下场必然是这样的。你把技术带过去了，
共产党掌握了技术、阔起来以后，就不再需要你了。
必然会反手一扑，像它对付卢作孚那样对付你。
等到共产党垮下来，在张献忠横行、军阀遍地的时候，
所有的敌对势力都会看出这一点。
比如说我就不高兴统战你，我如果一刀切把你打成共产党附属组织，
抄了你的家，用你的资源来奖赏我的将士，对我很有利；
如果我把你当成是自己人，从共产党手里把你救出来，
你还有可能背叛；就算你不背叛，你没有战斗力，
我还要保护你的财产，要花大价钱养着你，我很吃亏呀。
让你做敌人，对我很有利；让你做朋友，对我很不利。
我当然要让你做敌人。所以，你作为共产党附属组织，
你的战斗力还不如共产党，你肯定死得很惨。
这是一个简单的博弈上的选择。
官僚化与民粹化
官僚制度是由于和平的到来、战争变得没有需要而产生的。
所以今天大家谈论民主，包括谈论所谓川普秘密文件案件的时候，
都把统帅权看得很不重要。
其实，美国以外的各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
比如说韩国，是因为它们把统帅权让渡给了美国，
它们自己不再是真正的主权国家。什么叫主权国家？
像路易十四这样能够发动战争的君臣，叫主权国家。
不能发动战争的国家领袖，其国家不叫主权国家，只能叫附庸国。
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附庸国，这也是美国支持民主化的原因之一。
民主化能够搞掉像萨达姆、普京这样的独裁者，
而产生出来像乌克兰那样的新共和国，
名义上是民主国家，其实是美国的附庸国。
民主化成功、颜色革命成功，
就等于是更多的国家变成了美国的附庸国，
是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利益的。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美国总统作为美国的最高统帅和全世界的最高统帅，
他有不服从任何官僚管制机构的罗马式 Dictator 权力。
美国总统的战时权力是无边无际的，
他像罗马独裁官一样，杀人是不用负责的。
奥巴马总统一声令下，到阿富汗去杀人，谁也不能追究他。
不像苏联共产党那样，还要经过七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议，
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一个人关起门来就可以发动核战争，毁灭全地球。
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才能够称霸。
如果你把美国总统变成一个官僚，
像今天有些民主鼓动家说的那样，
川普违反了政府部门的保密程序——
川普为什么没有经过正式保密程序，就把秘密文件拿走了？
但我们要注意，行政规范是用来管官僚的，
不是用来管皇帝和统帅的。
如果皇帝和统帅没有临机决断的权力——
这种权力在汉朝还是理所当然的，
但在宋人和明人看来，就是大逆不道。
这就是为什么汉朝的将军离开皇帝还能打胜仗，
而宋人和明人的将军就只能打败仗。
将军变成了官僚，像王夫之说的那样，
得到官僚士大夫赞许的将军，是一个必然打败仗的将军。
因为这样的将军不能临机决断，而敌人可以临机决断。
凡事都要按官僚程序办，反应又慢又不及时。
而且，没有任何官僚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
能够覆盖战场上复杂多变、需要迅速处置的所有形势。
会有很多情况下，官僚制度的规章制度没有写，
而将军如果是官僚，他就处置不了。
或者是上报皇帝，经朝臣讨论什么的，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军事计划都泄露了。
新的军事计划制定好以前，
敌人就已经打过来了，原来的军队全军覆没。
刘邦为什么要拜韩信为大将？这不是一个空洞的礼仪。
刘邦拜了韩信为大将以后，韩信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刘邦说什么，韩信都不用听，
他爱杀谁就杀谁，爱怎么调动就怎么调动。
所以，最后刘邦成功以后，就觉得韩信是个隐患，
因为大将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
战国时期的君主拜了大将，拜了吴起这样的大将，
就真的像拜了韩信那样没有办法。
但西汉是一个大一统王朝，它不像战国君主那样，害怕敌国。
所以，刘邦成功以后，他就处置掉大将。
东汉以后，各王朝就越来越不希望大将存在了。
美国以外的各国，在政治上的虚弱，比如德国，
不仅是因为资源的缘故，也是因为它们让渡了主权；
把民主制度变成了官僚民主制度，
用约束官僚的条条框框来约束民选政治家。
按说，民选政治家是领导官僚的人，
如果民选政治家像官僚一样，受条条框框的约束，
他就像《是，大臣》剧本中所描绘的那样，
他控制不了官僚，反而会被官僚所控制。
美国总统通常能够控制官僚，就是因为美国总统在必要时期，
他有不遵守程序、临机决断的权力。
所以，控诉川普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总统可以被期待遵守程序，
但他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不遵守程序。
即使他不遵守程序，做错了或者纯粹出于私心，
那他也只是一个不称职、应该被弹劾的人，
而不是违反法律、犯罪的人。
但如果是一个不是民权产生而是通过考试而获得任命的官僚，
不遵守官僚规则，那就是刑事犯罪，至少是犯了渎职罪。
但领导官僚的总统和前线的将军，
他们不存在违法规章，就会被认定为刑事犯罪的问题。
他们本来就有权力临机决断，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根本。
但即使在美国，都有人企图削弱这个根本，
就像川普的文件泄密案所表现的那样。
这就是和平带来的结果，连美国都太安全了。
但随着战乱时代来临，自然的淘汰力量将发挥作用。
官僚民主制，像宋国、明国的官僚君主专制一样，
在战争中将变得软弱无力。
今天的欧洲各国，早在南斯拉夫战争时期和反恐战争时期，
就已经表现出，如果没有美国，它们早就完蛋了，对不对。
幸亏它们是美国的附庸国，宗主国要保护附庸国。
美国总统的罗马式战争权力，
挽救了欧洲官僚民主制度在战争中的软弱无力。
那么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实行官僚制的国家就会很容易被淘汰。
而能够行使战争决断权，
拥有贵族制传统的君主制国家，又会显示出相对优越性。
而共和制国家，当然也会重新想起来，
民选的政治家领袖与官僚的不同，
不再用约束官僚的规矩去约束政治家。
官僚执政的结果，就产生了民粹主义。
因为官僚凡事按规章制度，它没有主动性。
因此，在国外，会出现帝国权力衰弱以及去殖民化，
海外世界陷入混乱和动荡当中。
而在国内，会产生出像川普和法拉奇所代表的民粹主义运动。
因为官僚掌握了太多资源，又事事采取消极苟且政策，
人民感到：“选举不管用，选举出来的建制派政治家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到体制外找我们信任的人，像川普这样的民众领袖。”
而川普这样的民众领袖，背后就有凯撒主义的危险。
凯撒就是民选政治家，因为罗马的选民觉得，
罗马的建制派政治家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
他们要选体制外的人上台。而体制外的人上台，
自然而然会跟体制内的传统势力形成对立，
结果造成政变和内战，使罗马共和国转变为罗马帝国。
所以，官僚制度的产生，本身就是民粹运动的起因，
而民粹运动隐含着凯撒主义和共和体制倾覆的危险。
这就好像是，人不能忍受太安逸的生活。
太安逸的生活之下，人的肚子越来越大。
人的整个体质，都是要从事一定的运动、经历一定的危险。
太安逸的生活，会使肚子越来越大，健康越来越糟。
同时，你下意识感到烦躁不满，对什么都不满意。
为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好像是，女人不爱男博士，
男博士年纪一大把，找不到女人，一天到晚在网上哭。
为什么？女人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不爱你，
你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不爱你。
你也不知道，在不涉及女人的情况下，你活得好好的，
在大公司拿着高薪的工作，还享有各种各样覆盖一切的健保，
每年都到牙科医生那里去检查牙齿，
为什么你还是活得越来越烦躁。
你不知道，是因为大自然要求你接受足够的刺激和危险。
在没有刺激和危险的生活当中，
你身体的很多机能都在乱走乱窜，让你觉得浑身难受。
结果，生活在富裕和安逸当中的青年，
在30年代就去投奔苏联，在现在就去投奔伊斯兰国。
他们听到了什么召唤？他们听到的就是，大自然给他们设计的，
“你需要一定的危险，没有一定的危险，
对你来说会造成更大的不安”这种无形的召唤。
由于富裕稳定的西方民主国家，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危险，
所以，民小不愿意承认的事情就出现了。
无论你怎么搞意识形态建构，真正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建构。
就是说，有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年，
他们需要制造危险、寻找危险。
他们需要在危险中，像古代部落的年轻人一样，经过一次危险，
比如说打猎成功，第一次带着猎物回来，才能够由男孩变成男人。
而现代社会则产生了很多年龄都已经四五十岁、
其实性格还是巨婴、一切都要别人负责、一有事情就哇哇痛哭的人。
这都是谁谁的错，是川普的错，拜登的错，美帝国主义的错，对不对。
“都是美帝国主义的错”，
这样的伟大高深理论，我们听过很多次了，对不对。
它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它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制造那些理论的知识分子说了什么屁话。
而在于，到了45岁还没有经过成年礼，还没有通过征服危险，
像古代部落民和福克纳《熊》那部小说里面，
过去美国南方男孩那样，在荒野中跟野兽面对，
从而征服了自己的恐惧，由需要别人保护的小男孩，
变成有能力处理危险、保护妇女儿童、保护社区其他人的男子汉。
安逸的现代社会，使年龄一大把的男人做不成男子汉。
而女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爱这种巨婴，
只爱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的男子汉。
于是，现代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体制内官僚化，体制外民粹化。
国内在官僚主义的建制派和民粹主义的群众领袖之间挣扎，
而海外逐步去殖民化，其实就是帝国秩序输出的削弱、解体过程，
海外陷入军阀混战当中。
最后，等到美帝国主义内部的混乱和外部世界的混乱达到一定程度，
整个体制都无法维持的时候，新的英雄豪杰，
符合人类本能的英雄豪杰，又会出现重新涌现出来。
国家体制也会根据新的需要重新调整。
这时候的人民，又会重新拥护威灵顿公爵和维多利亚女王、
丘吉尔首相和伊丽莎白女王这样的人。
摆脱对乔治亲王、查尔斯国王、拜登总统、
奥巴马总统和官僚制度的厌恶，在危险中重新发现自己。
当然，这也意味着旧有的地图和政治版图，又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
精神分裂与绝对机会主义
体制内人口都受过共产党一点教育
因此他们严格上来讲
都可以算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也就是说他们都有
（你如果经常上网的话会经常看到的）
中国自干五小粉红的那种特点
比如，他可以说
你们台湾人都是汉人
你们凭什么要独立
你就问他：“西藏人从来不懂汉语
照你这么说，西藏可以独立喽？”
他立刻又反过来说
不行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
那么“你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他的标准是随时会变的
所有的体制内人口
哪怕是机关传达室的大爷大妈
他们全都有这种面不改色讲歪理的本领
你要通过讲理讲过他是不可能的
相反，你如果迎面一耳光扇过去
用事实证明你扇了他一耳光
欺负了他以后
由于你是一个牛逼人物
他的领导不敢出来说话
那么要他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我发现这一点是经过了相当痛苦的经历
我是属于那种跟所谓的“两头真”相反吧
我是真正的民主小清新
就是说我曾经在25岁前后的那一段时间
是完全按照自由民主的原则来对待他们的
结果就发现，跟他们永远没办法讲道理
当他们发现你在企图跟他们讲道理
他们肯定会利用你讲道理这一点
无限期占你便宜
而且他们的道理是完全相反的
早上往东的方向占了便宜以后
晚上又往西的方向想占一个相反的便宜
然后你要问他
你到底要占哪一方面的便宜，你到底是谁
从他们身上是得不到任何靠谱回答的
你只要跟他们谈判下去，你肯定会输
最后你就会理解
为什么日本人最后会说
从此以后不跟国民政府谈判
和蒋介石最后会说
绝对不跟共匪谈判
我看美国人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个阶段
我很有把握的说
美国人早晚会走到这个阶段的
因为你无论怎么谈判也没有用
我在这方面有极其痛苦的经历
我可以具体的说，这是我的一个族人
在我刚才描绘过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斗争中
如果你只是跟据他嘴上说的话
他理直气壮的认为
他是正义的而共产党是邪恶的
你就会错误的以为他要么是一个国粉
要么是一个民小
然后你跟他提出
既然是这样，那么干脆我们回去吧
回到老家去
夺回共产党从我们手中夺走的东西
同时，你也别赖在新疆
无论在国民党时代
北洋军阀时代还是大清时代
这些土地都是少数民族的
你不能一方面说
是共产党夺走了你的东西、迫害了你
然后另一方面
在共产党迫害少数民族的时候
你又跟着共产党去分他们的胜利果实
那么你是什么人呢
你不就是你自己一天到晚咒骂过的
那些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吗
反过来，现在共产党的统治已经松动
要不然我们一起回去吧
别的人斗不赢倒也罢了
像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基层干部那些人
我还不怎么放在眼里
要不要我们去斗一斗
然后他就马上反过来
发明出一套新的伟大理论
证明：“穆斯林是落后的劣等民族
我们代表了现代化的先进力量
所以，尽管共产党在四川整我们是不对的
但我们在新疆整穆斯林是完全正确的”
你永远辩不赢他
你再反过来问
既然是这样，你说共产党是现代化的力量
你在这里跟着共产党镇压穆斯林是合理的
是一个推行现代化的过程
那么共产党带着一批满洲国的技术人员来
四川是没有什么工业的地方
共产党的满洲干部把满洲的工业基地
搬到宜宾或者其他地方
把当地工业化了
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他们一下
他立马就要翻脸
什么？！那些东北骗子
东北人全都是骗子
东北人全都是俄罗斯混血儿
杂种、劣等基因
凡是有俄罗斯基因就是有蒙古基因
从种族主义角度上讲
他们都不是我们高贵的中华民族
虽然中华民族
到底混的是哪一种血也搞不清楚
但反正他们全是贱民就对了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
可即使是傻瓜也能看得出
这两种逻辑是不能并存的
我完全可以支持你
把共产党带来的满洲人通通赶出巴蜀
但是这样的话
维吾尔人把你赶出新疆好像也挺合理的
反过来说，你跟着共产党
把维吾尔人镇压下去很合理
那么共产党带一批满洲人来镇压你
又有什么活见鬼的不合理呢
你难道一点都看不出来
你小子在新疆的地位
就是你痛骂的那些满洲人在四川的地位吗
你说你到底是站在哪一方面
但你要说服他是不可能的
他面不改色的告诉你
他在两边都有理
在四川是共产党没理
在新疆又是共产党有理了
你对这种人是不能不服的
最后我完全放弃了他们
根据这一方面的经验
我相信美国人早晚有一天
无论他们的资源多么丰富
也会得出日本人、国民党
和我曾经得出的那个结论
一个人只要说自己是中国人
那就是说他是不可救药的
他如果有一点知识
那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比起赤裸裸的无产阶级来说更加可恶
你除了要么隔离他要么消灭他以外
确实是没有其他什么办法的
绝对没有说是在讲理的基础上
能够共同创造双赢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或者达成什么协议
你只要跟他达成任何协议
都会变成你的负担
因为你要撕毁协议还有一点点心理负担
而他从来就没有打算过
把自己的任何一句话当真
这种人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我可以猜测
他们就是在共产党的一次次折腾中形成的
今天说：“希特勒是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
英国人太坏了，绥靖纳粹分子”
明天就说：“英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希特勒反对帝国主义
在客观上对世界革命是有利的
我们要跟希特勒好”
像奥威尔说的那样
天主教徒说穆斯林是坏蛋
是几千年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所以不影响人格结构
而共产主义者今天说：“希特勒是好人”
明天说：“希特勒是坏蛋”
今天“江青同志是革命英雄”
明天“江青同志是大坏蛋”
今天“八荣八耻”
明天又“三个代表”
反正每天都在折腾
最后把人的道德和整个认知结构
都折腾得像抹布一样
他们已经达到了
佛学家所谓“不动心”的至高境界
无论他说什么，都像一滴油
从一个光滑的台球表面越过一样
丝毫不会影响他心灵的稳定性
他心灵中唯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绝对机会主义
只要有任何人倒台了
他立刻就像贫下中农一样上去抢一把
不会错过机会
无论倒台的是谁
如果没有机会，随时创造机会
在秩序比较井然的时候
例如在江泽民时代
大家在共产党的指挥之下
都忙着发财的时候
他就尽可能的什么也不干
让别人去干活
等别人干完活以后
他要尽可能的拿这一套台词
去分他们的东西
总之，如果有可能
他要去剥削那些有贡献的人
对他们忘恩负义
如果没有可能
他至少要确保自己绝不付出
绝不付出就保证绝不吃亏
总有一些人会付出而让他占一点便宜的
只要实行上述极其简单的模式
同时随时准备好说出
各种各样自相矛盾的台词
例如，在新疆就说
维吾尔人是劣等民族
然后在四川就说
满洲人是劣等民族…诸如此类
当然在其他地方需要其他台词
但是这些台词要制造出来
对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
也不需要多大的能耐
只要有中学生出身的红卫兵
念口号的那点本事
随时都可以制造出这样的话术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像德国人说的那个笑话一样：
“如果意大利人反对我们
我们要用6个师去打他们
如果意大利人支持我们
我们得用12个师去保护他们”
蒋介石和中国所有的统治者都不愿意承认
中国人坑害别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被别人征服
苏联在打倒蒋介石以后
实际上就落入了一个被迫包养你全家的地步
这是老奸巨猾的大英帝国
对大清国永远也不肯做的事情
大英帝国的政策永远是：
“你自己想办法去承担维持秩序的开支
赚钱的事情由我来干就行了
我可以占领一个香港或者上海，不会更多
更多的地方，需要花钱的地方
你自己负责解决”
而美国人比较天真的结果就是
动不动就良心发作，要对你负责到底
结果把自己活活累死。正常情况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是怎样的呢
如果中华民族能够伟大复兴
那就是拜占庭帝国在查士丁尼皇帝的领导之下
打败了蛮族，收复了罗马和意大利
实际上发生的是，蛮族攻陷了君士坦丁堡
然后降虏把自己的女儿和财产送给了蛮族酋长
经过几代人以后，蛮族学会了汉语
我是说学会了希腊语，然后宣布：
“我也是拜占庭皇帝了”
于是广大意淫分子就兴高采烈的说：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
我是说：“我们希腊民族伟大复兴了”
这当然已经是退而求其次
跟金庸小说当中
说乾隆皇帝是海甯陈家的私生子
是一样的手段
这跟美国人所设想的那种
中产阶级堂堂正正的推翻独裁政府
建立新的民主国家相比
是退了一大步。但我们要注意
它反映了我称之为无产阶级资本家
这个阶级的先天软弱
以及我称之为亡国士大夫
这个阶级的投机心理
他们要么是没有军事经验
要么就是战争的失败者
所以非常害怕必须要经过流血的事情
哪怕是像韩国那种社会抗争的流血
那种低级别的流血，在美国的保护之下
流血流得非常少，他们都无法忍受
无法忍受流血
就只能在体制内搞官场斗争。搞官场斗争
他们能够赢得的最大胜利就是“杨坚代周”
体制内的武则天、忽必烈
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这一类人
换句话说就是艾德蒙·伯克所打击的那些
娶了印度和波斯姨太太
想在印度自己做苏丹和皇帝的英国人
让他们来代替那些蛮族性比较强的征服者
习近平作为一个土鳖干部
正好是适合执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人选
他可以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清理亲苏干部那样
能够得到亡国士大夫的赞赏
当年毛泽东跟苏联决裂
全国人民饿死三千万或者七千万或者n多人的同时
你不要以为这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暴政
被共产党镇压的那些人应该非常痛恨共产党
其实不是。发出最大欢呼声的就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
他们大多数是中华民国时代的遗老遗少
他们欣慰的看到
毛泽东终于穿上了蒋介石的靴子
当年我们敬爱的萧乾同志在流放地
（就算不是劳改农场
也是跟劳改农场差不多的五七干校
或者诸如此类的地方）
听到毛泽东跟苏联决裂的消息
欢喜得吃不下饭
在管教干部看不见的地方
挥动着小拳头，得意洋洋的说：
“干得好！干得漂亮！”
他是一个不入流的新闻记者，好吧
我们可以说，他是跟陈文茜差不多的角色
但陈寅恪总算是真正有资格的学者吧
陈寅恪他老人家写一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是什么意思
就是希望毛泽东出来做唐太宗：
“我知道你是称臣于突厥
作为突厥的藩属国才夺权成功的
但这并不妨碍你以后背叛突厥
继续做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旗手
我们不是非得要你恢复蒋介石
或者大清国的版图不可
只要你肯背叛苏联
我们是愿意拥戴你的”
这是广大反动派的共同心声啊
对于广大反动派
也就是广大前朝余孽来说：
“贫下中农饿死三千万，根本是小事一桩
你他妈的不在毛泽东的统治下饿死
也会在蒋介石的统治下饿死
或者在1942年的河南饿死
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明江山可以复辟
大明江山要复辟
按说难道不是我们辅佐郑成功反攻大陆成功吗
但很明显，我们没这个能耐
所以我们就扶持顺治皇帝娶董小宛为妻
把满洲贵族整下去，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们最爱毛主席了”
遇罗克是最爱毛主席了，他就是黑五类
最爱毛主席的不是老干部
毛主席主要的敌人是苏联老干部
前朝士大夫希望依靠毛主席
把毛主席拉到自己这边来
把共产党改造成一个跟国民党差不多的反苏机构
这才是他们的动机
而今天的皇汉和改革开放新富起来的这批人
其实对习近平的期待也是这样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隐含着杨坚
武则天这种人的体制内革命
体制内排除突厥势力
把唐国变成跟突厥平起平坐的东亚中心
然后依靠突厥人遗留下来的军事机构
和突厥人所没有的大量人口和版图
大唐国威四射
在名将安禄山和阿史那·社尔的率领之下
东征北讨，打了高句丽、龟兹和吐蕃
这样一个美好的设想
是习近平不可战胜的重要原因
反对他的人是太分散而孤立的
如果按照美国所喜欢的那种民主方式来判断
习近平希望做的事情
显然是符合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希望
只不过这些大多数人口
是没有能力维持秩序的降虏人口而已
这就是民主不能改造中国的根本原因
因为民主理论没有把这点解释清楚
民主只适用于古希腊公民、瑞士公民
那种自己拿出武器来保卫自己和国家的人
那种人就算在古希腊时代
也不是人口的全部
总是有外邦人、奴隶和客民的
但无论如何，在西方你可以近似的说
他们是公民当中的主流
就算有一部分人不符合公民的标准
这些人也是依附于公民
而且总是以公民的标准来要求和看齐的
所以这些人很容易被忽略
但东亚的特点就是，大部分人口都是降虏
降虏的愿望就是这个。降虏所希望的是：
“有一个对我没有损害的无限独裁者
来把征服我们的旧殖民者贵族肃清掉
然后我们在这个独裁者
英明君主的领导下，把所有国力拿出来
对外开疆扩土、对内大家一律平等做奴隶”
这是广大人民的希望呀
你不要看海外媒体一天到晚骂习近平
他们代表的都是些特殊利益集团
人民热爱习近平
习近平做的事情反映了人民的心声
“人民啊，大清国的人民啊
苦于满汉不平等已经两百多年了
满洲人凌辱我们的妇女、霸占我们的财产
已经有这么多年了”
急躁的西方人说：“他妈的
你为什么不革命不独立呢”
“我们哪里敢，我们希望的是皇帝出来
英明的皇帝出来，不分满汉
把这些满洲人的特权给我们通通废除”
习近平现在做的不就是这些事情吗
“我们太拥护他了”
但另一个历史规律就是
凡是得到中国人民拥护的中国化政权
都是要灭亡的。你得到什么样人的拥护呢
都是那些只索取不付出的人
西方公民的概念是：
自己拿出武器保卫自己、保卫国家
降虏的概念是：
“我要国家全方位的保护我”
那么国家保护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理论上的答复是：
“三代先王之治，人心为公，大公无私”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实际上
发生过的事情总是内亚殖民者的秩序输入
现在的考古资料证明
实际上黄帝就是鄂尔多斯一带的殖民者
他长驱直入，越过汾水和太行山南下
把牛角插进被征服者的阴道和子宫里面
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帝真正干的事情
“三代上古”其实跟满洲人、蒙古人、鲜卑人一样
全都是内亚征服者
只不过时间比较长以后
这些内亚征服者例如李世民
就在民间的传说中变成了中国人民的好领袖
传说中李世民出征牧羊城
就是跟突厥人打仗
其实李世民跟突厥人打仗
就跟毛泽东反对苏联是一个性质
就是突厥原来的藩臣
背叛突厥反过来跟突厥争霸
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相信古代历史的谎言
相信汉武帝和唐太宗的伟大功绩
另一方面却痛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是黄俄
把江泽民说得一文不值
这应该是极不公正的事情
我想何清涟他们接受的历史教育就是这样的
按照客观上的物质比较
江泽民比汉文帝
汉景帝只能是有过之无不及
说习近平超过汉武帝和唐太宗
没有任何不公正的地方
除非你非要接受那套虚假的历史设定不可
对于习近平来说，像清国新政一样
摧枯拉朽的毁掉残余机构
得到的好处是非常少的
按袁世凯时代的游戏规则来说
废掉蒙古那些将军、王爷省下来的津贴
对财政的帮助是极小极小的
主要的意义是在政治上
发挥类似于美国独立
哥伦比亚独立或者法兰西大革命那种作用
对于软弱无力的降虏阶级来说
让他们搞法国大革命
搞波兰独立或者搞美洲独立什么的
他们是承受不起的
而习近平搞这样一个体制内的小革命
就能让他们扬眉吐气
同时最大限度的凝聚他们的支持力
而且牺牲品显然是长期以来已经被架空了
资源已经消失了的极少数人
后者应该是闹不起什么大风浪的
这是根据降虏阶级自己的生态位得出的结论
也就是帝国内部官场斗争得出的结论
为什么独立和革命
归根到底是西方政治演化的正途呢
就是因为西方提供的演化环境
与东亚是不一样的
演化环境是行为模式的主要塑造者
这个东西是模拟不来也造假不来的
袁世凯和他的同僚们从来没有想到过
他们的做法会导致此后一百多年的大动乱
大清是亡于满蒙的
满蒙问题导致大清国解体
满洲国又毁了蒋介石
苏联沿着满蒙路线进入远东
东亚一百多年的历史都是这样展开的
现在习近平又重新开始做袁世凯和蒋介石的很多事情
他看到的东西
跟袁世凯和蒋介石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就是德王和其他蒙古王是软弱无力的
他没有想到
这些人可以（把自己受到的打压）作为战争的借口
给日本和俄国提供机会
他们的残余势力只能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习近平的动员体系
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中华帝国主义的路径依赖
在这个路径依赖当中
它的成本不是由最初的一两个技术性步骤决定的
而是由逆向殖民的本质决定的
羁縻体制不稳定，为什么
本来应该做征服者的先进蛮族小邦
形式上却被人口众多的落后费拉帝国所统治
帝国内部代表费拉社会利益的士大夫
不断企图侵蚀杨家将的利益
但他们的成功就是他们的灭亡
没有杨家将，金兵就要入卞
唐代文人总是谴责藩镇制度是多么的坏
没有藩镇，唐朝就是个宋朝
女真人和蒙古人随时可以长驱直入
他们得到的就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的愿望就是他们自身的灭亡
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现在上帝让他们心想事成
他们得到了习近平，他们应该好好感激
同时马上就要享受到接下来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一切
内亚的藩屏和内亚老根据地
是大清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根本原因
而延安、焦裕禄和推着手推车的贫下中农
只不过是立国神话，神话不能代替实质
僧格林沁的灭亡是对满洲帝国的致命打击
东三省的成立使满洲帝国失去存在的必要
内蒙古自治区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分裂的力量
也不是一个分裂的借口
它的废除跟东三省建立是一个意思
从体制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认为
大清国在设立东三省总督时已经灭亡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只不过是将它的灭亡正式化而已
废除内蒙古自治
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灭亡
今后的习近平像袁世凯时代的大清国一样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个朝代
他的任务就是成为注定要短命的皇汉帝国开国天子
袁世凯既是大清国最后一个大臣
又是皇汉帝国的第一位真命天子
只不过皇汉帝国不是像皇汉支持者以为的那样
能够实现李世民的伟业
而是像袁世凯和蒋介石一样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这是习近平的命运
他已经选择了这个命运
黄河治理与大一统帝国
主持人：台湾有一种通俗的历史叙事强调
中国必然统一在一个
可以治理黄河的强大中央政府手中
历史上的大一统帝国
在面对洪水这种天灾的时候
大概是怎么处理的
刘仲敬：严格来说
黄河的治理这件事情不是大一统帝国产生的原因
而是大一统帝国产生以后的后果
或者说它有一部分是由大一统帝国本身造成的
主要就是蒙古以后的黄运夹持问题
黄河水急，运河水缓，运河是人工河道
很容易被黄河冲垮
而帝国的利益是首先要保证运河
所以借黄河来维持运河
因此把运河沿岸的地方都当作不重要的地方
只要运河的起点杭州和终点北京能够维持
中间的地方全部搞垮也没有关系
实际上也确实在反复的治理当中被牺牲
我们要注意，治河这件事情是要有利益主体的
在孟子所谓“以邻为壑”的那个时代
是各诸侯国以自身利益为主体
什么叫“以邻为壑”
就是要把黄河周围的湿地填起来
开垦成为良田
这样就可以增加很多粮食和劳动力
这是各诸侯国都在做的事情
那么河对岸岂不是倒霉了
你把河的东岸给填平了
然后筑上河堤
那么水肯定往西岸流
于是西岸的人也跟着填起来
他们为了把水挤到你这边来
就筑一个更高的堤
双方各自把堤越筑越高
这就是孟子所谓的“以邻为壑”
在这个时期，生态破坏是不严重的
因为各诸侯国有自身的利益
他们要保护自身的利益
不能把自身的田地给弄坏了
但是大一统帝国就不在乎这个
大一统帝国保障的是首都和首都粮食通道的安全
地方上的各郡多死一些人，它是不在乎的
所以，不是治理黄河的需要造就了帝国
而是帝国依靠大运河
把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双头分裂状态联合起来
政治中心是北京城
北京城代表内亚的武装力量
即使是明朝
明朝的武装力量主要也是由蒙古人和土司组成
主要也是像唐朝一样招募内亚武士
而粮饷来自于浙江和江苏两省
它们是经济中心
从帝国的角度来讲
其他各省是不大重要的
有很多都是倒赔钱
只要哑铃的两端由大运河连接起来就好
帝国就是这个哑铃
哑铃中间的那一部分是最脆弱的
等到明末山东总兵刘泽清不听崇祯皇帝的命令
自己南下扬州
把山东留给流寇以后，帝国就完蛋了
因为这个时候北京城已经注定要饿死了
无论是崇祯皇帝还是李自成
都没有能力重新打开山东运河
所以历史使命注定要落到满洲人的手里面
只有满洲人才能够重新打开大运河
只要大运河打开了
苏杭的粮食能够进京
大清国就能够维持了
永历皇帝在不在云南其实是没关系的
陕甘存不存在也没关系
只要大运河南北两端存在
广东和广西可以封给藩王
这个帝国就能够存在了
大运河才是帝国的基本主干线
当然，它是一个极不自然的联合
要说是水利工程的必要性造就了帝国
那么这个水利工程也不是什么生产性的水利工程
不是你假想的“尼罗河水造就埃及”
那种意义上的水利工程 ，而是破坏性的
把华中的大片良田全部沙漠化
以江南的粮食支持北京这种破坏性的操作来维持
一般来说，生产性的水利是地方性的
就像钱王在浙江搞的那些水利
它是由分裂的各小王国和地方上的宗族进行的
像都江堰这样的工程也是如此
帝国用来支持财政的大运河
和诸如此类的工程基本上是破坏性的
起的是压制和破坏地方小共同体的作用
主持人：所以您的意思是
面对天灾或者无论是哪一种自然灾害
大一统帝国的冲动或者本能
就是保住政治中心
和提供粮饷、税收的经济中心之间的通道
用您现在的说法就是
重点还是要保住龙骑兵地区
刘仲敬：是的
帝国不是什么生产性或者治理性的东西
严格来说，帝国是殖民性或者镇压性的东西
力和理的组合排序与文明季后
主持人：之前(2019-04-19)您在推特上说过：
世界上最好的组合是既能打又讲理
（就是您说的上等人）
美国红脖接近这种状态
其次是能打而不讲理
（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帝国都是这样）
再其次是不能打而讲理
（就是所谓的白左大爱）
最糟糕的是既不能打又不讲理
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人不同意您的排序
尤其是中间两个
可以稍微说明您这样排序的道理吗
刘仲敬：实际上，理是博弈产生出来的抽象东西
理时刻都是存在的
但你不一定知道理是存在的
什么是理呢？就是习惯法
习惯法可以在你执行的时候
而你不知道它的存在
它实际上是存在的
但是可能没有知识份子判断它存在
等你能够判断它的存在
而且把它抽象总结出来的时候
就好像存在一种理和力之间的分裂
但实际上两者仍然是内在一致的
等到理和力好像是分裂了
讲理不讲力或讲力不讲理都是有可能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道术为天下裂”的情况了
这时候知识份子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
讲理而没有力
这在古罗马的初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照古罗马初民的意见来讲
诸神喜爱的人肯定是幸运儿
例如，凯撒举行演讲的时候
就要提醒他的士兵说：
“你们曾经见过有比我凯撒更幸运的人吗
如果我不是虔信神明
我怎么可能一直幸运呢”
不可能有后来喜欢打抱不平的知识份子
所谓“谁谁谁是冤枉失败的”
“谁谁谁成功得很不公平”这样的情况出现
这种情况肯定是
不仅成文法和习惯法已经分裂
而且道德主义已经产生
道德主义是道德的反面
就像科学主义是科学的反面一样
它意味着道德已经脱离了具体有血有肉的人的生活习惯
而变成了吃道德饭的祭司性人物
用来把持的一个工具
他们通过道德审判
能够像法官通过法律审判而从中获利一样
得到诸如此类的好处
所谓既讲理又有力，实际上就是说
有机共同体还处在它的年轻阶段
这两者之间是不分离的
等它腐败到一定程度以后
理和力就分裂开来
纯粹所谓讲理而不讲力
是士大夫阶级的观点
顺便说一句，白左倒不一定是
例如，有很多白左其实像早期的基督教徒一样
早期的基督教徒往往是蛮族酋长
杀人如麻，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他可不是因为杀不动人才皈依基督教的
他就像阿育王皈依佛教那样
就是真心觉得仁爱才是最好的
才皈依基督教的
然后到晚期就会有相反的人
本来是因为杀不动人
然后通过精神胜利法说：
“我应该跟那些杀得动人而不想杀人的人同样高”
想要骗到他们的阶级地位
说白了就是这样
最后等到知识份子出现
并把持道德主义的时候
社会已经分裂和腐化到这种地步了
以至于说谁有理、说谁没理
其实意义已经不大了
当然，这个时候
在文明季候上就可能相当于宋朝士大夫那个时候
还没有既不讲理又不能打的那种人
因为不能打的下等人
一般来说是不敢冒险去打仗而让自己吃亏的
只有在文明没落到明代以后那个最后关头
才会有义和团这种人物
“其实别人比我能打
但我就是凭着我喊了几句口号
他不敢打而我敢打
我就可以去占些小便宜”
这个小便宜是非常短暂的
后果很快就会落到自己头上
但是对于最下等的无产阶级来说
这一点点马上就要自己偿还的小便宜
都是很值得去占的
他也有一定的理由：
“我不去打砸抢，将来上山下乡就没我了
我还不如先打砸抢一下呢”
当然，这种人能够大量产生
文明已经是进入最后阶段了
在文明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
本来的老左派（就是知识份子）
居然显得像精英了，居然显得很右派了
知识份子居然变成右派了
这个社会已经无药可救
已经不可能通过社会内部的改革来拯救
只能把这个社会本身整个删除掉
像最近智利出的那个事情
有一批中国移民跑去打台湾人
我敢说，如果大家都出来打架
他们去跟智利本地人
跟智利的印第安酋长
或者跟台湾人打架
他们都占不到上风
无非是因为别人认为自己是文明人
不想打架而已
这种人就是属于那种既不能打又不讲理的人
而且还非要跳出来不可
同时还觉得，只要喊了两声口号
别人就会凭他喊的口号怕了他
这种人本来并不算什么，但是你要注意
这种人怎么居然可能会产生出来呢
在文明的大多数状态下
这种人是根本产生不出来的
他们能够产生，说明不是他们本身的问题
而是产生他们的那个社会
已经到了马上就要被集体删除的地步
已经根本没有必要考虑怎样改良社会
（所谓改良社会就是在社会中间
只删除一部分而把另一部分保全下来）
已经是整体性的不可能保全了
这是死亡在演化系统中
必须发挥功能的一个证据
主持人：您刚才说，“道术为天下裂”
习惯法变成成文法的过程中
就可以产生两组人
一组人是能打但不能讲理
或者说他讲出来的理不够好听
另外一组人是道德主义者
他不能打但还可以讲理
这两组人在分裂的过程中
您把能打而不讲理的这组人排在前面
把能讲理而不能打的另一组人排在后面
是因为他们本身阶级地位的不同
还是因为从外界来看的评判标准不同
比如说，能打不能打是客观的标准
不能打的人总不能装成能打
否则他下一回合就死翘翘了
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吗
还是说他们这两组人在原来的社会里面
阶级地位本来就不同
刘仲敬：能打而不讲理
这个本来就是从外面看的
说明你是站在外面看的
如果你站在共同体内部
能打的人肯定是讲理的
不讲理的人难道凭他一个人去打吗
明朝跟倭寇打仗的时候
就曾经招过什么武林高手
结果全都不行
打仗是靠团结的
像足球队一样
没有说是一个武林高手
就能够打败一支团结的军队
比如，有些人说穆斯林很坏
但是穆斯林怎么欺负了你呢
他们信沙利亚
他们信沙利亚就是有德性的表现
否则他们怎么能团结起来
又不能凭阿訇一个人去打，对不对
能够凭沙利亚法把他们团结起来
你从外面觉得他们很不讲理
那只说明你是外人
能打而不讲理
就说明他们的小团体内部其实是讲理的
这个理可能是沙利亚那样的成文法
也可能是根本就像很多猎头的原始部落一样
你觉得他很不讲理，动不动就割人头
但他割人头可不是随便割的
他割人头就像你在战争中杀人一样
对他来说是武士荣誉的体现
他不会去割自己老婆的人头
他割人头是有指向性的
割人头的人在他们本部落就是本部落的关云长
打了胜仗回来的功臣
这是他们共同体内部德性的一个体现
你只是站在外面才觉得不讲理而已
它显然是有德性的，只讲理而没有力
这就说明你没有德性
你可能像伏尔泰和卢梭那样是优秀的知识份子
你能讲理，但是你不能打的事实
就说明你周围没有愿意替你去死的人
没有愿意替你去死的人，就是你没有德性
孔子周围就有愿意替他去死的人
尽管他可能是不能打的
那么你是依靠谁的保护呢
依靠开明君主普鲁士国王和俄国沙皇的保护
请问，你一个法国人，在法国混不下去
要求俄国沙皇的保护，你的德性在哪里
俄国沙皇为了自己的面子起见
额外保护了你，那是俄国沙皇有德性
不是你老人家有德性
你要是有德性，你肯定会像法国的新教徒一样
在逃亡过程中有一帮同道跟着你一起走
你不会孤零零去逃亡
理是可以假的，但是能打这件事情却偏偏是假不了的
打都是带有团体性的
而你愿意跟着某人去打可能没有任何理由
可能是本能的
比如，广东的某个宗族子弟跟着去打架
来了一个梁启超式的知识份子
说你这个不该那个不该
你说不过他，你还觉得你真的是不该
但是下一次你们村跟别的村打架的时候
你还是本能的觉得
街坊都去了而你不去很丢人
这种本能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孔子总结出来的习惯法
只是没有一群高级知识份子
来把你的行为说得很正当而已
你本能的感觉到
你的邻居都去打的时候你跑到后面
这个不是高尚，而是怯懦的逃避责任
你有这种本能的感觉
在别人看来就是所谓的讲力不讲理
帝国主义对于在帝国主义体系以外的人来讲是只讲力的
但是在它的体系内部肯定是有规矩的
这个规矩是能够使他们心悦诚服的
布尔什维克经济学与改革开放
你得懂得布尔什维克对经济的看法
他跟费拉对经济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费拉要的是钱，布尔什维克要的是生产力
生产力是什么呢
具体的说就是能生产东西的机器厂房
这些才是实质上的东西
只要这些东西留在中国境内
从布尔什维克的角度来讲就是他赢了
纸币代表的资产对他来说是不值钱的
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币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以机器生产力为基础的货币
不像英镑是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
顺便说一句，这是苏联模式
斯大林的卢布就是一种以机器生产力为基础的货币
它依靠重工业基地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之类的钢铁厂
指着这些钢铁厂印卢布
卢布相对于票证来说不是很重要
票证才是重要的
票证的背后是国家计委对物资的分拨
这种货币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它是一种生产性货币
布尔什维克计划官员的核心
像陈云这种人，他们要的是这个
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也是这样
把外来的技术和机器
比如日本仪器之类的引进来
然后使中国成为全世界产业链最完备的国家
所谓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就是除了原有的从苏联引进的那些机器和工业以外
还有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各国引进的
比如，日本可能例外
但是要跟意大利或者希腊比起来
那绝对是中国的工业门类更完备
意大利人从来不想跟任何海军强国开战
它的假定是，它要富裕
意大利人如果做一些高档服装品牌就能够富裕
赚来的钱去买别的什么东西
对它来说是足够好了
它根本不考虑任何海路被切断的可能性
而中国恰好相反，它始终考虑的是
跟外部世界断绝关系以后
什么都能自给自足，什么都能自己有
现在，从布尔什维克的观念来讲
工业门类和大量各种各样的机器都已经配得非常齐了
这就是它已经胜利了
为此付出一点代价
让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赚了一拨钱以后跑了
也是可以接受的
按说完美的计划应该是把他们一网打尽的
然而没有一网打尽
但是他们总不能带着机器跑路吧
你要明白，在布尔什维克的心里面
机器才是宝贵的，人就是消耗品，根本不值钱的
钱呢，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
是比厕纸还不如的东西
不值钱的，只要机器到手了就行
如果布尔什维克对世界的理解是正确
他们应该是站在必胜的地位上
但是他们其实并不真正懂技术
他们这样拼凑起来的东西
从技术角度上来讲是不可能合理的
如果你要按照成本效益的方式来推理
你不能把所有的产业都放在自己手里面
那样没有比较优势
就是说很大一部分都是赔本生意
赔本生意，你应该淘汰掉
而淘汰这件事情对于布尔什维克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如果你不淘汰掉
你的技术，第一，没有办法进步
第二，你原有技术的可信度是可疑的
这样的技术是为上级的计划报表而制造出来的
它实际上生产出来的产品品质是可疑的
直截了当的说就是
九五式步枪到底能不能用是一个很可疑的问题
你要让九五式步枪能够用
那么你就需要有一套相应的淘汰机制
而淘汰机制的结果会使一部分产业链垮台
就实现不了你的全产业链目的
结果形成了一个荒唐的结果
全产业链生产的结果就是
有很多产业链其实跟大炼钢铁制造出来的那些高炉一样
是属于废品产业链
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干部和改革开放干部是不承认的
黄俄老干部，就是布尔什维克干部
他们的世界观就是上述那样的
改革开放干部的世界观跟明朝士大夫是差不多的
是认钱的，他们对技术也是一窍不通
而且比布尔什维克老干部更加不通
他们认的就是怎样能多赚钱，怎样会少赚钱
就是这两部分人的结合
形成了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
这两部分人的共同特点就是
他们都搞不来技术
能搞技术的人就是封建主义者
就是像西方工团那种人
这种人都是要多多少少有点家世
像继承了好几代技艺的老技工这种人才能搞得起来
但是，布尔什维克的特点是破坏性的拆散重组
而士大夫阶级的特点是弄虚作假
他们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搞短期行为
凡是不能按照封建原则
搞团体性长期投资和跨世代投资的人
技术水准都是一团糟
他们制造出来的那些高铁
和其他更新换代、产业升级之类的东西全都是假货
而一百美元的假币还不如一块真正的面包有用
玩具之类的东西虽然很廉价
但是毕竟还是能赚点钱的
而你制造这些假货
跟明朝士兵的那些盔甲一样
只会把自己坑死
但是，只有我是这么看的
我敢肯定，无论布尔什维克干部还是改革开放干部
都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一点
他们在技术上是纯粹的外行
而真正对技术有点内行的技术人员
比如到美国的留学生当中
就有很多人以各种借口留在美国
洗盘子或者干其他什么事情
永久性的荒废了他们的技术专业
他们认为，只要能够留在美国
即使是干不成原来的专业
也比回国在老干部的领导之下做技术员要强得多
做了技术员的那些人很快就会发现：
"做技术员是一件傻事，我应该做干部才行"
然后他们就变成了干部
最后又很快变成了机关干部
然后新一拨人再来，重演原先的路径
而且不重演是不行的
你手下没有一些可靠的技工
来实施你提出的方案
所以你最好还是早点这么做比较好
在没有技工团队的情况下
你应该怎么做呢
答案是：依靠农民工，不讲究品质
依靠克扣农民工而能赚很多钱
同时把品质问题有效的转嫁出去
确保那些被转嫁的人拿你没有办法
这就是改革开放经济的实质
统治者的根本素质，就是要输出秩序，秩序不完全是武力，但必须包括武力在内。像圣路易像是圣君，他根据基督教最纯洁的道德观去裁判案件，如果真的有人不听，他必须像传说中的圆桌骑士和黑太子爱德华一样自己披挂上阵去打某个邪恶的骑士，跟别人决斗。因为他除了信仰虔诚办事公道以外，也是一个英勇无敌的骑士，一般的恶霸也打不过他，所以他除暴安良才得到了良好的名誉。你想想他如果是像范进一样的儒家份子，躲在自己的小屋里面，结果会是怎样？最好也像是孔子本人一样，恶霸得势了，关起门来写一部书，然后对和自己一样不能打的弟子说，我写了一部春秋，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实这意义就是，等恶霸死后，我们从小屋里爬出来来骂一骂他，我们总算还有一点良心，到后来门徒子弟当中，更多比较狡猾的人觉得像这样好像也不是办法，恶霸在吃香喝辣的时候，我们躲在小屋里骂他还可能被抓出来杀了，等他死后我们才出来骂，好像什么也得不到，我还不如把这个方法反过来运用，恶霸得势的时候我就会去拍马屁，写一部书来证明恶霸好得很 ，完全符合孔子的道理，然后我就可以吃香喝辣了，而且还可以盗用孔子的名义来彰显恶霸的实力，多么美好的事情，儒家的门徒就这样一步步走到这一步，归根结底是什么原因，孔子这一代就是古老儒家从封建骑士退化到知识分子的转型期，孔子的父辈和祖辈还是封建骑士还可以死在战场上的，到了孔子这一代就不怎么能打了，想通过培养一帮弟子来帮他伸张正义，他以后的门徒弟子就一届不如一届了，孔子虽然不能打，但他在写文章的时候还是愿意付出极大的政治牺牲来坚持正义的，然后他的徒子徒孙索性连写文章都开始颠倒黑白了。事情就是这样一步步退化下来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放弃了使用武力。被殖民者想要翻身就要做好死在战场上的准备，如果这个准备没有做好，你不可能真正翻身。殖民者顶多是对待埃及科普特人和马来华人那样，现在美国人说要民主，那么我们就民主把，但有一个前提，你们一定要跟着我们的执政党投票，如果你们哪一天不跟着我们执政党投票，甚至在选举中打败了执政党，那么我们就民主不起来了，我就要用暴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暴乱一阵，打打杀杀一阵，你们就会明白，既然不能打那就乖乖的顺着我们的意思投票吧，结果必然就是这样，在没有发生暴乱的时间，埃及和马来西亚看起来还是很民主的，总统是选出来的，议员也是选出来的，但前提条件是，属于降奴一方的科普特基督徒和马华，你们要自己要知趣噢，要往哪个方向投票，你们自己不能随自己的意思想怎么投就自己投，这其实还是一种殖民状态，但我们也把美国人的面子给顾到了，也就是这样了，殖民者顶多就做到这一步。如果被殖民者自己不知趣，自己并没有做好打的准备，一定要硬刚把统治权给盘下来，那么像赵紫阳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迟早会以某种事情发生，这就是权力斗争的冷酷逻辑。直接了当的说，美国人那种所谓的民主，只适用于华盛顿将军所熟悉的那种情况，所有男人家里面像背拖把一样背着枪，出门的时候出门都背着一把枪，19世纪的美国人一般就是这样的，男人种地或者打猎都背着枪出门，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只有这样美国式的全民民主才是合理的，在人民有一部分根本不能打，希望得到保护的情况下，你能指望最优秀的统治就是欧洲和日本那样的封建统治，不能打的人出一笔保护费，能打的人保护，双方说话算话信用还很好，所以至少能搞成封建制度，可是连说话算话都做不到，各种狡猾起来就是东方的费拉政治了。
张献忠现象
和平演变不成功
那当然就是比和平演变更糟糕的事情成功了
这一点，共产党是不该高兴的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下场比苏联要惨得多
张献忠做的事情都是他认为正常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朱元璋剥的皮比他少吗
“他妈的，我跟朱元璋唯一的差别就是满洲人进来了。”
如果帖木儿东征成功
那么朱元璋父子在历史上的名声就是跟张献忠一样
穆斯林的苏丹们虽然也是杀人如麻
但是他们没有像朱元璋和张献忠那样
一天到晚违反教法，搞剥皮之类的事情
他们只对异教徒采取这种杀法
他们入关以后救民于水火
必定有无数士大夫爬到帖木儿父子的脚下高呼：
“穆斯林大爷，你真是救民于水火呀，
我们都快要被朱元璋父子杀光了。
而你来了以后只杀了一小拨人，
而且这一小拨人都是我们仇恨的人，
你拯救了我们。”
最后稀里糊涂的，它也就变成了大清朝
朱元璋父子跟张献忠唯一的差别就是
帖木儿没有入关而满洲人入关了
差别也就是这一点
共产党将来面临的下场自然而然也是这样
什么是张献忠现象
张献忠现象就是
所有人都没有秩序生产能力
而且他们相互之间是非常了解的
知道对于这种人
杀掉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杀掉以后，除了他本人可以哀叫一声以外
所有人都会预设这是最好的办法
包括他本人心里面也清楚
如果他是张献忠，他也照样要杀你
这是因为，他跟你是同样的人
他是镇不住你的
杀你可以得到你的所有资源
包括你的蛋白质资源
任何其他方法都不能做得这么彻底
杀你可以阻止你将来报复
而你这种下贱的人
所做出的任何和解与承诺都是不可靠的
如果有一方傻逼的和解了
像刘晓波一样砸了自己的武器
那么别人不但不会尊重你
反而会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
“哈哈哈，这是一个宋襄公式的蠢猪式做法
我不吃你吃谁呀”
最后，杀你这件事情还可以在你的同类中表示：
“我杀人的能力比你强，足以震慑你。”
可以向潜在的攀龙附凤的人表示：
“我这么能杀人，所以我才是潜在的统治者”
北京的大学士们拥护李自成的逻辑之一就是：
“他妈的崇祯皇帝要钱
结果我们始终不给他钱
他也拿我们没办法
而李自成一进来就把我们吊起来打，钱就出来了
这样的人不是开国皇帝，谁是开国皇帝呀
我看新朝是能够长远的”
没想到过了两天
满洲人入关，他们弄得很没面子
但是满洲人杀人的速度很快
他们很快就感到安心了
这就是做到大学士那个层次的士大夫阶级
（例如魏藻德这些人）真实的想法
在他们心目中，崇祯皇帝杀了几个大臣，根本不算数
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怎么杀人的
他们心里是很清楚的
他们一面在文宣部门表示：
“皇上救民于水火，所以当了开国皇帝
皇上是人民的大救星”
但是他们心里面完全清楚
皇帝实际上是靠杀人而得的天下
而且他们随时都在评估：
“崇祯皇帝是不是有点杀不动了
如果杀不动，看来李闯王好像比他更能杀
我们要多留一个心眼
准备将来侍奉李闯王”
这才是士大夫阶级的真正心理
有资格当师爷的人跟普通的张献忠差别在哪里
跟张献忠和他手下那批不识字的
刘文秀和李定国之类的人差别在哪里
差别就是师爷像毛泽东同志一样读懂了二十四史
知道什么事情是做得说不得
把这些秘传知识献给皇上，换取荣华富贵
这就是师爷型人才所需要的
所以可以看出
狠狠的杀一拨是符合所有人的期待的
实际上在中国社会
拥有资源而没有能力
或者被人认为没有能力
保护自己资源的人一定会被杀
这是怎么也逃不了的
他们不是作威作福就是被人残害
没有什么中间选择
你如果想要平等待人
像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所讲的那样：
“你不害我，我不害你”
那么对不起，你这是释放了错误的信号
别人会以为你没有能力害人
于是会一拥而上的害你
这时候你会惊讶的发现，你做不成好人
然后不得不反攻一下
黑他们一下，整他们一下
你整了他们以后
他们会发现：“看来我们看错了”
但是同时觉得更加不可理解：
“为什么你有整人的能力还不整人呢”
而且最可笑的就是
在你反过来整了他们以后，你会发现
你不得不整他们比你一开始就整还要更狠
如果你一开始就展现出整人的能力
很少会有人向你挑战
而你在作了一番自由主义的表示
引起了很多人的进攻以后再整他们
你不得不整更多的人
才能证明你自己的能力
结果就像邓小平谴责赵紫阳一样：
“如果早听我的话
早几个月杀人，哪会死这么多人
这些事情都是你制造出来的
是你非要拖下去
才会拖成这个样子的
我如果现在不干掉你，赶紧杀人
将来死的人还会更多”
邓小平哪一点错了
一点儿也没有错
赵紫阳继续执政下去
共产党的统治机器
照邓小平的说法是差一点就倒了
那就会整个倒下去
整个倒下去以后
学生能够号令得动谁
人民说：“谁给我们提供食物
谁给我们发工资
你们说党委书记不民主
把党委书记打倒了
然后你们他妈的又不给我们发工资
我们自己去抢吗”
于是，死的人保证会比广场死的那些人还要多
那怎么说也是一场军阀混战
几十万人或几百万人总是要死的
但是邓小平没有办法把这一点说出来
因为大家都不肯承认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实际上是杀了几万人
来挽救几十万人或几百万人的生命
这个巨大的功绩，他自己心里是明白的
但是他和所有的明白人
都不能把这一点公开说出来
只能忍着别人骂他是屠夫
大仁政
中国要想不挨打，最关键的，它就需要有一批军火工业底子在这里。
面包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资源只能从其他地方抽出来。
对于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一个心慈手软，
或者是一个跟传统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传统统治者，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抽出这些资源的。你怎么抽呢？
崇祯皇帝抽不了自己的皇亲国戚，因为他们是自己人。
只有苏联和共产党可以，因为他们可以把农民饿死，
把资源集中起来发展军工。道理就这么简单。
苏联比俄罗斯帝国、比沙皇强大，全靠把苏联农民饿死。
共产党国家的特长就是这个，但这个只能用征服的方式。
如果让本地的地主、军阀或者其他什么人来当权，
那他们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本地的地主资本家跟本地社会联系太紧密了，
他们没有办法伤害自己的三亲六戚，所以资源抽不出来。
只有把他们打倒以后，以征服者的方式凑集起来才行，
但这样做必然会导致残酷的统治。
就像梁漱溟说的那样：“共产党为什么不行仁政？”
毛泽东勃然大怒说：“什么仁政？仁政有两种，
一种是大仁政，就是让我们国家尽快强起来。”
毛泽东没有说明的是，要强起来，
总得让一部分人饿死，否则中国怎么强起来。
一部分人有先进装备，就是让另一部分人饿死。
唯一的争议就是，谁饿死谁的问题。
“既然老子我现在是领导人，我决定让你们饿死，
是不是也很合理？谁会决定让自己饿死呢？”
当然，这话毛泽东没有完全说出来，他只说：
“我行的是大仁政。你梁漱溟这个傻逼，你只想行小仁政，
小仁政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让农民去饿死。
不让农民饿死，那他妈的，我到哪里去搞军火工业。
国民党、蒋介石为什么失败？
蒋介石和我一样，想要富国强兵，但他心慈手软，
不能彻底消灭国内的旧势力；
不能像斯大林同志正确指出的那样，
杀几百万人，消除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背叛行为，
把资源集中起来搞军事工业。
这事只有我能做到，所以我打败了蒋介石，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如果按照古代的帝王学说，就是：天命所归。
按照现代的话说，
就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执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
我们要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反殖民主义以来，
独立了这么多国家，它们现代化了吗？
极少极少极少，只有极少数现代化了。
把这些极少数现代化拉出来看，
发现：它们不是被美国的冷战经济学武装起来的现代化，
比如土耳其和台湾，就是被苏联革命实行起来的现代化。
苏联、美国都认为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比如什么乌干达——
大英帝国在的时候，乌干达是英国各殖民地中最富有的，
比起日本殖民地台湾来说，乌干达是更富裕的地方。
但现在，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乌干达还是一个吃香蕉的不发达国家。
为什么？因为乌干达对苏联、美国都没有利用价值。
美国系的国家不用饿死人，因为美国人财大气粗，
“唰”的一下给你一批援助，把工业技术搞起来。
美国市场又大，给你个市场，台湾产品可以卖到美国。
咔嚓咔嚓咔嚓，台湾一下就富起来了。
就靠这个，台湾还不用饿死人。
苏联人没有那么慷慨，苏联的底子也没有那么大，
苏联自己还得饿死人呢。
苏联的法宝就是：“我们能做美国人不能做的事情，
我们不搞什么虚伪的资产阶及民主、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是的，没有适用于全人类的人道主义，
只有适用于阶级的人道主义。”
意思就是说：“我们饿死另外一部分人，
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所以是合理的。”
Anyway，一部分人饿死了以后，
苏联的军事工业就搞起来了。
现代化，特别是军事工业的现代化，只有极少数国家行得通。
不要说是在1914年，除了在路易十四时代，
就已经是发达国家的那些极少数欧洲国家以外，
在这个圈子以外，能够搞工业化，
特别是军事工业现代化，成功的国家，
都只有这两种情况：不是美国扶起来，就是苏联扶起来。
就这么简单。毛泽东同志做出的选择，
实现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希望的：
中国要富强，中国要工业化，中国要变成现代化国家。
请问，诸夏各国军阀能这么做吗？如果让诸夏各国军阀来搞，
中国现在还像拉丁美洲和东南亚那样，
人民不会饿死，日子过得比较舒服，但现代化是根本谈不上的。
你也不要以为，苏联不来、共产党不来，
你日子就会好过，美国会把全球包起来？
那是扯淡的事情。如果苏联不来，美国还在搞孤立主义。
美洲以外它都是不管的，连欧洲它也不管，它管你全球？
如果没有冷战，美国会管台湾？台湾产品能卖到美国？
在美国人看来，“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
不属于我们的自由多边贸易体系。
台湾人可以到满洲国去当一当外交部长，
还可以把货物卖到日本和满洲去。
满洲是你们的大市场，美洲市场干你们鸟事？
我们对所有日本产品，包括台湾产品，设立高关税壁垒，
你们他妈的自己玩去吧。”
你要是以为，没有共产党，台湾能有今天。
那是不切实际的。民小告诉你们：“没有共产党，一切都会好。”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共产党给你们做出了重大贡献，
它想要打你们，但又没打成功，
使得美国人发现你们的利用价值，因此非得利用不可。
于是，你们得到了美国的附庸国待遇，就发达起来了。
道理就是这样。所以，共产党在饿死了一部分中国人，
并为中国制造出军事工业体系，
使中国摆脱了落后挨打的状态以后，
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骂。
中国人民，是因为自己已经饿死了，
至少自己的三亲六戚已经饿死了。
中国知识分子，是因为，
“我们找到了一个把柄，可以收拾中国共产党。
你看，还是要听我们士大夫阶级的话，对不对。
耶律楚材说得好，你们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要治天下，还是要让我们士大夫阶级来做官，对不对。
你们过去的错误，千错万错，都是因为你们没有让我们来做官。
你们应该像大清国、大明国一样，
打了天下以后，你们就退居二线，
做官的任务还是让我们士大夫阶级来做，只有我们才会做官。
如果你们不让我们做官，我们士大夫阶级是很会骂人的。
让我们骂一骂给你们看，
三皇五帝，尧舜禹汤，自古以来，中华道统，儒家仁政都是这样的。
你们这些塞外的蛮子不知道怎么行仁政，所以‘胡虏无百年之运’。
但如果你们像大清皇帝那样懂得行人政，
就是说，懂得让我们做官，
我们也可以说，‘大清皇上有尧舜之仁’，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厉不厉害？我们的嘴是不是很厉害？
你们是想让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十分万恶’，
‘蛮族统治者注定完蛋’，
还是想让我们说，‘大清皇帝有如尧舜之仁’，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呢？
全靠我们咯！让我们做官吧！让我们做官吧！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我们也就是要做官而已。”
于是，邓小平同志叹了一口气，说：
“妈的，我就让你们做官算了。”
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就成功做上了官，
而且像历代士大夫阶级一样，掌握了教育人民的权力。
他们要教育人民，“错误都是中国共产党犯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有一条道路，
可以不饿死中国人民，而能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都是因为万恶的中国共产党，
没有听我们英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确领导。
幸好现在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
中国共产党开始听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确领导。
所以你看，你们都开始吃麦当劳、肯德基了，
你们以前能吃得上吗？多亏了我们。”
亲爱的中国共产党觉得，这个理论一点都不符合事实。
虽然联共(布)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纯属一派胡言，
但中国知识分子打倒它们，
而发明出来的这套新的历史叙事，同样也是一派胡言。
所以，共产党并不服气，“妈的，错误全是我的，
正确全是你的，这公平吗？”
所以，习近平同志终于拨乱反正，
9:23
广大中国共产党员终于喘了一口气，
“这些可恶、万恶的知识分子，
他们想要的不过就是，不打一天仗、不受一天苦。
建立帝国的时候，功劳没有他们；建立帝国以后，好处全归他们。
总算习近平同志上了台， 让我们出了一口气。”
当然，从实际的历史来讲，双方的历史叙事都是假的。
但知识分子的历史叙事假的更多一点，
共产党的历史叙事还有点真实的影子。
毛泽东、蒋介石、袁世凯，所有的中国领导人，
他们想到的、梦寐以求的就是，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像英国、法国、美国、俄国那样，
能够依靠自己的武器武装自己的军队。
中国要站得住脚，就只能靠这个，别的都不管用。
知识分子呢，也是一天到晚说：“中国不强 ，都是因为领导人的错。”
但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们像梁漱溟一样，既要又要。
枪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大风吹来的吗？
不是，是资源堆起来的。资源从哪里来？
不好好挤压一下农民能行吗？中国最多的就只有农民了。
人民呢，他们跟知识分子一样，
热爱大帝国，要万国来朝，要中国崛起。
但中国要崛起，由谁出成本呢？
咦，不由你们出，难道由士大夫出？难道由皇上出？难道由军队出？
你们傻逼，自古以来，出资源的都是最下等的人，
你们就是最下等的人。你们偏偏要帝国。
老实说，你们如果要当殖民地，
日子还好过点，像香港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是你们自己要帝国的。
皇上的政府，就算贪污腐败，只是局部现象。
整体上讲，你们受苦并不是因为有贪官。
人民总会说：“我们受苦，是因为有贪官。”
但贪官其实只是鸡毛蒜皮。
你们受苦，是因为你们的大部分资源都变成了坦克的缘故。
要不然，大清国也有贪官，
为什么你们在大清国的时候，没有饿得这么惨？
当然是因为，大清国的贪官贪的钱，只会拿去吃喝玩乐，
所以消耗就小。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贪官也贪了，
但大部分钱都拿去造坦克了。
坦克的花费可就大了，所以你们活得比大清国时候惨。
苏联人民活得比俄罗斯帝国时候惨，为什么？
这不是你们自己要的吗？是谁要帝国的？
“打倒克伦斯基”，“打倒卖国求荣的袁世凯、段祺瑞”。
为什么他们卖国求荣？因为他们没有枪杆子，
他们对帝国主义不卖国求荣能行吗？外交都是要看硬实力的。
你们不要卖国求荣，你们要大帝国。很好，那就请你们出资源。
就算在上帝面前，这话也站得住脚。
“是人民要我这么做的。然后我做了人民要我做的事情，
人民又反过来忘恩负义。”
上帝只能做出公正的裁决，正如东正教经常说的那样，
“人民犯罪，上帝惩罚沙皇。”OK。
像加尔文布教说的那样，
“上帝对邪恶的人民，赐给他们邪恶的统治者。”
中国人民，你们不要糊涂，不是别人害了你们，是你们害了你们。
你们要帝国，你们坚决不肯服从不能给你们建立帝国的弱势统治者，
你们要能够建立帝国的强势统治者。
那么上帝就像伊索寓言里面，
“你们青蛙不愿意让木头来当你们的国王，
我们派一只鸟过来，让鸟来吃你们。”
这是你们自己要的。怎样才能让中国变成强大的帝国呢？
只有共产党能够做到，国民党和蒋介石都不能做到。
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让你们饿死，
只有让你们饿死，资源才能挤出来。OK，就这么简单。
你敢说，毛泽东对不起中国？毛主席特别对得起中国。
共产党说：“毛主席对中国的功过是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贡献。”
这是一点也没错的。因为广大的中国人民、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
你把他们揪出来问：“让台湾独立，你们过好日子，你们干不干？”
他们一定要翻白眼。
“让新疆独立，你们过好日子，干不干？
像马来西亚人、泰国人一样过好日子。
“什么？让我们像泰国一样，做一个小国？我宁愿去死。”
答案必定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一个强国，
然后要强大大帝国的同时，我们希望日子过得好。”
OK，那就对了。上帝听到了你们发自内心的呼声，
满足了你们的要求。上帝是仁慈而公正的，
仁慈就体现在，你们要什么就给你们什么。
上帝听到了中国人民的呼声，给你们送来了伟大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在70%的地方，满足了中国人民的希望。
而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主要是出于报私仇的缘故。
“妈的，毛泽东把我们士大夫阶级的面子全丢光了，
让我们上山下乡，我们非报复一下他不可。”
中国人民，则是因为被毛泽东饿死。
但是，这不都是你们自己要求的吗？
如果让士大夫阶级把持政权，继续去控制资源，
那么军事工业是建立不起来的。
毛泽东虽然做了一些有私心的事情，但整体上讲，
他实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的愿望。
中国在1979年，曾经一度——这个就是王朝高峰期。
王朝高峰期是什么？王朝最开始是依靠内亚征服者的力量，
然后是征服者跟士大夫阶级共治，这时候帝国力量达到了高峰。
因为开国军事集团的武力，还没有来得及衰退，
或者说只衰退一点、还没有衰退很多。
再然后是王朝中后期，武力渐渐衰退到既打不过塞外蛮族，
又打不过本土张献忠的地步，而这时士大夫阶级强大起来了。
也就是说，在唐太宗时代、康熙皇帝时代，
开国战争刚结束，但结束还不久，士大夫阶级刚刚获得权力，
但还没有获得全部权力的阶段，军事形势最好。
在1979年，中国人民实现了，除美国以外，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能实现的壮举。
中国人民自己供应自己，能够打无限战争。
但最辉煌的时刻消失得最快，王朝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时代，
很快就会让位于王朝中后期的长期衰落。
为什么？因为人民已经饿得受不了了。
香港小资本家随便包养几个干部女儿当情妇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多样性与单一性
演化没有方向性，未知没有方向性
谁是正确的，谁是不正确的
那是一个风水轮流转的问题
在演化意义上唯一安全的手段
就是保存尽可能多的多样性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你确实不知道
此时此刻做出的各种选择当中
哪一样是真正对的
保持多样性最多的那一方会继承未来
虽然它会损失掉一部分
但它总是不会全部损失
而单一性最大的那一部分
好像会享受长期的太平盛世
然而在一次危机当中就会全军覆没
最容易发生大规模人口灭绝的地区
就是单一性最强的地区
欧洲人通过黑死病
其实赢得了很多的东西
包括在旧有的封建权利体系当中
劳工地位上升
富农阶级逐步进入绅士阶级
昂贵的劳动力，使原先可能是无利可图
或者没有大规模推广前途的技术革命
形成了路径依赖
而汉末和明末的大瘟疫
肯定是跟编户齐民造成的
人种单一化和抵抗力单一化有关
编户齐民会导致人口的剧烈扩张
那么扩张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把主要的资源用于降低生活水准
尽可能多的生儿育女
那种我们非常熟悉的费拉
这种人在乱世
因为他们毫无抵抗能力，是引颈就戮的
但在和平时期，你以武犯禁
去练武保卫自己，只能有两种后果
第一，毫无用处，只是消耗了你的资源
别人不消耗这个资源
老老实实娶十八房姨太太
生儿育女，很快就把你淹没了
第二，不但没有好处
还要引起官府的猜忌
官府以为：“你丫练什么武
想造反是不是？先砍了你！”
士大夫会歧视你：
“我们都是吟诗作赋的人
而你去练什么狗屁武功，我们歧视你”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于是，这种自己练武的人倾向于淘汰
淘汰完了的结果是
剩下的都是那种只会发一点小财
发不了小财就降低自己生活水准的内卷化人口
这种人口在传染病和张献忠面前
毫无抵抗能力，一下子就被筛掉了
在这个时候，原先处在社会边缘
习惯于自我保护的江湖人
私盐贩子张士诚，下山的蛮族
苗军统帅杨完者
当然更不要说一直不受管制的
蜂拥而来的边塞蛮族
秦良玉这样的部落酋长
王保保这样的蛮族
一下子证明他们是有优越性的
他们的数量在编户齐民的最高峰
可能是占帝国人口的5%到10%
但在大洪水洗了一遍以后
他们就变成了幸存人口的一半以上
如果从基因多样性的角度来讲
你可以看出
这些分散的人口包含着大量的基因多样性
而郡县制的编户齐民人口
人数虽然多，却像爱尔兰土豆一样
都是一个基因品系
所以，大灭绝是有必要的
大灭绝保证了基因多样化
无论是文化和政治行为模式的模因
还是真正生物学上的基因
选择的力量都必然是有利于多样化
而不是有利于任何单一化的特征
当然，任何单一化的特征能够存在
也必然有它相对的演化优越性存在
郡县制的演化优越性是很明显的
它能够以非常原始的统治技术
收割到大量的资源
战时经济体制，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起源
它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
德国如果没有这样的资源
不足以抵抗全世界的围攻
至于苏联和德国以后的所有模仿者
其实成就是远远不如德国的
只是由于处在世界边缘地带
所以幸存的时间比较长
计划经济最大的成就
还是德国和两次世界大战
以后这个成就再也没有被超越过
没有这样的成就
暂时的逆转歧视链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有演化适应性
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很容易看到
这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利器
但就是因为它会鼓励削弱基因多样性
所以最终无法逃避突然崩溃和大屠杀的命运
任何成功的公共防疫策略
你看它们上面有“公共”两个字
都有这个问题
它们都是基因单一化的策略
所以它们的胜利时间都是极其短暂的
而且你可以合理的预见到
它们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
把过去的胜利原因变成将来的失败原因
美国在公共防疫方面不会给力
原因是很简单的
就是因为美国的多样性太大
实际上，你不可能真正指望
能够产生全国一盘棋的防疫策略
这在宪法上和文明习惯上
障碍实在是太大了
像口罩或者疫苗这种东西
是不是真正能够管用，都是非常可疑的
我认为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像流感疫苗那样
能管用一年，顶多两三年时间
因为你是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的
病毒变异以后你必须不断的修正疫苗
而且还有大量不愿意打疫苗的人群
所以防疫效果将始终处在不断的波动中
但这样做能够维持人群的多样性
而且死的那些人多半是老人
有并发症的人
或者是有其他严重基础性疾病的人
实际上是给本来就负担过重的医保体系
减轻了负担
这样的筛选对二战以后形成的政治正确来说
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没有人敢说
但对于社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来讲
不是负面因素，没有明显的损害
甚至是有一些利益的
只是出于政治正确的缘故
大家都不敢这么说就是了
依靠世卫组织或者国际协调
进行的所有公共防疫
本质上讲都要么是无效的
要么是短期有效、长期无效甚至有害
从最根本上的角度来讲
公共防疫的成功是社会多样性削弱的产物
社会多样性很强的地方
不可能产生有效的公共防疫
它也不需要有效的公共防疫
像中国实行的那种全封闭式的管理
造成的结果肯定就是这样
这里面体现的肯定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以人为本，把个人自由看得神圣不可侵犯
以及把人看成是工具
跟动物差不多，如果患了病
不直接把你销毁杀掉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两种价值观会形成相应的路径依赖
当然，中国人口是免不了大灭绝的
今天他们没有大规模的饿死在自己家里面
完全是因为伟大的共产党还存在
被骂得一塌糊涂的共产党基层干部
辛辛苦苦，当然也没有忘记给自己捞好处
给他们送天价的菜
每天收五百块钱的隔离费用
如果是在大元朝和大明朝
这些被隔离的人口就会迅速死于瘟疫
饿死或者在临死的痛苦中
做张献忠式的互相残杀
今天被封的这些人口
大概占50%到70%的人口
就是将来被杀的人口
能够幸存作为乱世枭雄的人口
你放心，就是今天封不住、不怕居委会干部
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些人口
这些人口不见于记录当中
如果在政权强大的时候
过不了两天就会被镇压
但在政权衰落的时候
他们的演化模式
显得比编户齐民有巨大的优越性
所以，他们将会成为未来的继承者和竞争的胜利者
这个体制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体制在它形成的初期
其实就已经是比欧洲的麻风病院
更可怕的一种灭绝人类的陷阱
麻风病院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慢性灭绝你
出于人道主义，不杀你
但阻止你跟正常社会交流
而且在麻风病院里
你很难维持家庭和繁衍
你自然老死，断子绝孙的死掉
麻风病的问题就解决了
历代的中华帝国和编户齐民体制
就是这样一个麻风病院
它以一个比较体面的方式把你关进来
你进了编户齐民这个体制
要逆向选择，生还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编户齐民就是断子绝孙的第一步
张献忠、传染病和蛮族起到的作用
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东亚帝国三阶段论
主持人：您之前提过，大部分的东亚帝国
至少是秦汉之后的东亚帝国
其实都是内亚帝国或东北亚帝国的延伸
帝都是三元的
第一个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名义上的首都
但名义上的首都
其实只是接通东亚跟内亚或东北亚的枢纽
第二个是供应这个首都大部分粮食的产粮区，就是苏杭
第三个就是在草原上起家的地方
对于唐朝来说，帝都在长安，本家在晋阳
对于满洲人来说
帝都在北京，本家在盛京
对于共产党来说，它现在的帝都在北京
以前另外一个本家在莫斯科
现在的本家在哪里呢
刘仲敬：共产党就像后期帝国
比如日俄战争以后的满洲人
它的本家和来源已经被切断了
像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人
他们只能依靠朔方
在朔方，他们还能招募一批内亚武士
等到李克用起兵以后，这条线就中断了
被困在长安的李唐政府没有内亚的支持
那么扬州的江淮转运使也不会给它运粮
于是它就两头落空
坐在长安等死，被各路军阀吞并
当然，这里面是有周期性的
第一阶段是草原帝国
第二阶段是刚刚入关以后两头都占的时间
第三阶段就是金哀宗入汴以后两头都不占
这时，宋人忽然想起来金人是异族王朝
他们想起这一点的时代
恰好是金人已经同化得差不多
真正要做中国人的时代
金人以前真正是异族王朝的时候
他们不敢想起这一点，因为惹不起
大清国受到的待遇也就是这样的
在康熙雍正年间
汉人是不敢说它是异族王朝的
等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不要说他们
就连荣禄这样的普通满洲大臣
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都说：
“我们中国如何如何”
真正认同中国的时候
孙中山和章太炎突然跳起来说：
“你们他妈的不是中国人，给我滚”
现在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习近平是第一代真正认同中国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时代
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同义词
共产主义是国际主义的同义词
谁讲民族主义，那很明显就跟蒋介石
和被打倒的资产阶级是同一伙的
这是坚决不行的，是敌我斗争的对象
搞到习近平这个时代
他真正认同中国的时候
反倒是大家都想起来
共产党其实不是中国人
这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基本逻辑
但是这个逻辑是东亚帝国的历史宿命
是逃不掉的
你越是让王沪宁这样的文人出来当权
而不是让叶剑英和李克农这样的情报官出来当权
那就越像唐朝在武则天以后
用科举行政官来取代长孙无忌
这样的鲜卑贵族一样
说明你没有力量了
你要依靠东亚本身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
被你提拔出来的那些人才瞧不起你
才要各种搞你
习近平现在之所以弄成这样
无非是因为
这些以吴越科举士大夫为主的改革开放干部
各自拿着自己的小金库
由于自己没有被砍头
因此并不把你放在眼里
蒋介石和习近平的局部反制战略
主持人：您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专访中有提到：
“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
被征服者也通过自己的接受能力
来塑造征服者的面貌
末期的八旗兵和今天的共产党员
不具备列宁或者周恩来时代
那种国际恐怖主义到处流窜的能力
而是变得跟国民党
北洋军阀和大清帝国的官僚差不多”
在上一集剿匪学院院长的访谈中您也说明了
现在的习近平和1936年的蒋介石
处在类似的生态位之中
这边我有两个延伸的问题想请教您
第一是，习近平依靠的共产党干部基本盘
肯定是不如苏联共产党
而是比较接近于蒋介石在1936年的那个基本盘
蒋介石在1936年发起了对日全面战争
成功的绑架了当时中国的各路军阀
得以统筹全中国的资源为他所用
但即使在这个状态下
蒋介石也完全不是日本的对手
最终还是靠着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力量
而不是任何一个东亚大陆上的力量来战胜日本
现在习近平的对手
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民主阵营
如果习重复了蒋介石的策略
那么最终并不会有一支太平洋舰队来解救他
这样习近平的处境
难道不是比蒋介石在1936年的状况更不利吗
习近平可以指望的最好结局是什么
第二是，蒋介石在1936年绑架各路军阀
和现在习近平绑架各路共产党势力
用的都是中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最近习近平很爱谈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
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发明出来的
到蒋介石的1936年也才三十几年
为什么中华民族史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对东亚大陆居民有这么大的魔力
是单纯因为没有其他例如诸夏的民族发明
还是因为二十四史以来的天朝思想
就很适合中华民族的史观
东亚大陆的人要怎么跳脱这个大一统的诅咒
刘仲敬：蒋介石心目中的世界
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他自己也处在
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误导性迷雾当中
或者说他把自己也欺骗了
他在1936年看到的世界就是
国军虽然整体上是落后于日军的
但某些特殊部门（例如空军）
已经领先于日军
因为日本空军过去有架子在
所以它因袭过去旧式飞机的架子
只能零零星星改良
这跟一战以后
号称全世界最强大陆军的法兰西陆军一样
正因为过去的成功，所以因袭过去的成功
不能进行戴高乐当时所提议的大规模集中使用坦克部队
而德国作为战败国，它的军队裁减得很大
它可以做大规模的战略创新
因此，在空军这个20世纪看上去最有希望的新兵种上面
最领先的反而不是英法日这些老牌强国
而是传统的非列强和战败国
也就是德国、苏联和美国
美国几乎没有军队，但美国当时和现在
都是民间飞行俱乐部和民间飞行员最多的国家
在当时，美国一国产生出来的猎人和飞行员
比全世界其他国家
训练有素的陆军和空军士兵加起来还要多
当时和现在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就好像，奥运会篮球比赛当中能够拿冠军的球队
拿到美国NBA去，连参加决赛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NBA自己打出来的水平
比奥运会打出来的最高水平还要高
美国陆军的训练水平
不如美国民间的猎人协会、山鸡协会
那些私人俱乐部打出来的水平高
而美国陆军的水平
已经是全世界最领先的了
这还是陆军，空军尤其是这样
私人飞行员和私人航天系统
几乎是美国独占的。在世界上很多国家
基本上除了政府系统以外
民间在这方面的积累是等于零
而美国政府和军队
在这方面的积累远远不如民间
所以，真的打起来
实际上是美国一国就强于全世界
而苏联由于过去的空军根本没有了，从头建设
所以它恰好可以引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最新科技
而法国的飞机用得比较早
基本上是一战时期的水平
我们都知道，已经形成的军官团有既得利益
要把他们原有的技术淘汰掉就很困难
要增加新的预算也很困难
如果你原来没有，一张白纸好画图
那是很容易的事情。意大利也是这样
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才引用空军理论
由于民主政府不稳定，长期没有执行
墨索里尼上台以后，大力发展空军
结果，世界上的空军领先国家反而是德国
意大利、苏联和美国这些国家
然后蒋介石励精图治引进空军的时候
从美国聘用黄光锐这样的飞行教官
黄光锐曾经在美国加州的那些私人飞行俱乐部干过教练
所以他能够代表一部分美国民间的飞行水准
这个飞行水准就像NBA的篮球水准那样
是世界领先的
日本当时没有这样领先的高手
还有就是苏联空军和意大利空军的直接援助
蒋介石能够同时从斯大林
和墨索里尼那里搞到这些援助
像蒋经国后来在南昌曾经视察过的那些飞机场
是意大利援建的
跟后来的菲亚特是同一个系统的
顺便说一句，他们当时用的飞机发动机
比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
能够拿到的发动机还要先进
意大利在二战失败以后，就不能再搞空军了
但底子还在，就用来搞汽车
所以菲亚特的牌子是天下闻名的
这个水准也是中国从来没有达到过的
所以，其实抗战时期国民党空军的基本盘
如果你不看衣服
而看实质的要害技术和核心技术
比现在的庞然大物人民解放军空军是要强的
无论是绝对质量还是相对优势，都是这样
蒋介石从美国
苏联和意大利拼凑起来的这支空军
毫无疑问是领先于日本空军的
世界上所有的创新思想家都有一个毛病
他们把新技术的作用估计得太高
《2001太空漫游》的作者亚瑟·克拉克
曾经写过很多著名的长篇科幻小说
但他有一部短篇科幻小说大家不怎么注意
故事是这样的，在遥远的未来
两个星系联盟之间打了仗
故事是通过一个星系联盟的总司令之口讲述的
总司令在后来的关押中
回顾当时战争为什么失败
他说：我们在战争初期本来已经享有优势了
正在这个时候
国家科学院给我们派了一个
号称本世纪最大天才的天才科学家
来取代我们传统的科学家
领导我们的军事科技部门
天才科学家研究了一下就说：
“你们的传统科技太落后了
我有一些好玩意儿给你们
请你们制造我的好玩意儿
比你们的东西先进得多”
我到实验室去看，确实是这样的
只有少数保守的军官说：
“我们现在打得很顺手，眼看就要打赢了
顺着打下去就行了，犯不着花这个钱
但这些老保守都被撸下去了
于是，新技术就开始研发、生产、换装
在青黄不接的过程当中
部队刚刚换下了旧装备
新装备还没有调试好，大家还不适应
在新装备在实践中暴露出弱点还来不及修正的时候
对方依靠数量优势打了过来
对方不搞技术更新
就把它的传统武器在数量上扩充了几倍
利用我们青黄不接的时机打了过来
结果，我们本来应该打胜的战争反而打败了
战争打败以后
总司令和首席科学家都被关押了
总司令给法庭打报告说：
“我什么都能忍，就是不能忍受监狱当局
让我跟首席科学家住在同一个牢房里面
我实在是受不了他”
然后科幻小说就结束了
一般的情况都是这样的
新锐科学家或者先进技术持有者
都会像意大利人杜黑
提出的那种空军制胜论那样
高估新技术的作用
像德国人在一战时期
也是高估潜艇的作用
在那以前，在普法战争前夜
法国人是鱼雷的发明者
法国人也认为，鱼雷发明了
英国的海军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当时英国完全没有抵御鱼雷的技术手段
后来也是完全没有抵御德国潜艇的技术手段
法国人和德国人差不多对了一半
英国确实是损失惨重，但还是挺过来了
这就是一个类似哈耶克的默会知识理论
世界上的大多数财富和技术
是隐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如果你只比较看得见的地方
你可能会比例失调。所有新技术的创始人
都有这种比例失调的毛病，把那些沉默的
不大引起重视的默会知识忽略掉
蒋介石跟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军事战略家一样
也认为：“要整顿旧军队，人数太多
花钱太多，政治关系太多，缓不济急
我制造出来的这支少量的新军队
能够压倒日本的空军
应该可以弥补中华民国的海军劣势”
海军在空军面前是赤裸裸的
是经不住空军打击的
日本虽然有传统海军优势
但它在空军方面是劣势
中华民国如果像李鸿章的北洋舰队那样
重新搞一支舰队出来，那是传统科技
弯道超车是不容易的
一步一步走，花的时间很长，花的钱很多
另外搞一支空军出来压制日本的海军
应该是没问题的。按照实验室推演的结果
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另外，我们在原有的旧军阀系统之外
再搞一支人数很少的模范陆军
模范陆军和模范空军相互支持”
可以说，就像中国今天的产业结构一样
“尽管在整体上是落后的
但在局部项目上面
我们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了
虽然在竞争中打败原有的霸国是不可能的
但反制原有的只拥有传统优势
原来的若干先进点已经居于劣势的传统霸国
（例如美国）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应该是可以的吧。我们不是要打败美国
我们整体上落后，我们是知道的
但我们在几个点上有局部的先进点
这几个局部的先进点
应该可以使牵涉太多的传统强国
对我们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目的，我们是可以达到的”
这就是蒋介石的战略
其实也是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战略
以及法国海军鱼雷的战略
法国海军鱼雷的战略，一般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后来英法两国变成盟友了
而法国人并没有真的用海军鱼雷
像拿破仑一世时代那样向英国挑战
其实这也是一个“无论鲨鱼还是鲸鱼
都要长成流线型”的问题
鲸鱼不是鲨鱼的子孙
只不过跟鲨鱼一起住在海里面
它们就得采取类似的演化策略
这就是一个演化适应性的问题
我刚才讲过的“整体落后，局部突破
无法扭转整体落后的局面
（因为成本问题）但可以集中资源
制造一两个先进点来反制强者”
这个弱势者的策略，是法国、德国、日本
苏联和现在的中国都采取的策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中国
既是苏联共产国际的后代
又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拿破仑的后代
从组织上来讲
中共跟苏联共产党有密切的父子关系
但跟拿破仑三世和法兰西共和国
则是毫无关系
只不过法国面对英国
日本面对美国，都处在弱势地位
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想要打败资源领先的强国
那么就要像鲨鱼和鲸鱼都要进水里面
变成流线型一样，采取相似的策略
它们不必相互模仿或者传承
仅仅是因为处在相似的环境里
就不得不采取相似的策略
这就是弱势者的赶超和反制策略
总之，有野心的弱势者
都不得不走上这条路，因为这是形势使然
而这条路总是要失败的
最近五百年来一次都没成功过
这也是因为相似的弱点
弱势者可以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就是依附策略
比如像丹麦和比利时
索性就去依附英国算了
法国可以从世界老二争取当世界老大
但丹麦人和比利时人是永远没份的
何必折腾呢？既然英国是老大
它们跟着英国走就好了，它们不去挑战
但像法国、德国、苏联和日本这样的国家
也是弱势者，但似乎是有资格变成强势者的
自己毕竟也是大国
它们就不会满足于丹麦和比利时
那种纯粹依附的小国策略
它们要挑战一下
弱者挑战强者所能够选择的策略
也就是这样的
所以在蒋介石心目中
中华民国的空军是不应该像后来那样的
像后来那样的原因其实还不是瓦房店化
当时瓦房店化还只是刚刚开始
因为军事动员时间还很短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整个军事机器
是全球化生产的结果
比如，只要香港的海路中断
这个零件、那个油路之间零零碎碎拼不上
他必须用竹子做油箱
用各种替代品顶上去
他的空军自然就支持不住
中华民国空军在淞沪战役刚刚爆发的头三个月还是很牛的
如果能够一直牛上三年
那么日本派到扬子江的舰队
是真的会被他全部炸沉的
蒋介石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
他的预期是：“什么叫做反制
日本人看到我们的空军优势
就不敢把海军开到上海附近
为什么中华民国和大清国老是受人欺负
我们的海军不行，北洋舰队已经被打光了
列强只要开两艘军舰到扬子江口或者大沽口
大炮一旦对准，我们只有投降一条路
单方面挨打。怎样对付它们呢
我不是制造一支海军去对付它们
我用空军来对付它们
谅它们也不敢把非常珍贵的、价值连城的
多少年才能搞出来的军舰
放到我的空军轰炸范围之内白白损失吧
它们不敢封锁我的口岸
那么列强对付中国的手段以后就没有了”
他没有料到，日本人还是来了
而他的空军没有几个月就打光了
假如中国是一个内生技术的国家
那是没有关系的
就像美国在珍珠港事变以后那样
打光了，再生产一批，生产的比原来还要多
一路打下去，可以肯定，打不了三年
日本的海军就要在中国沿海地区被打光了
但由于中国当时的军工生产是全球化的
像中国现在的潜艇和飞机生产一样
在海外资源切断的情况下坚持不了几个月
很快蒋介石的空军就没有了
因此原有的计划实现不了
淞沪抗战本来不应该打成后来那个样子的
按照蒋介石当时在1936年的想法：
“我们的少量精兵和大部分空军优于日军
然后再利用政治手段
绑架川军和桂军之类的各路军阀
让他们来当炮灰，依靠人肉盾牌战术
来消耗日本质量比较高的军队
应该可以把战局控制住”
没想到蒋介石的少数精兵几个月就打光了
打光了以后
后方找不出能够跟日军相媲美的部队来接手空缺
然后各路杂牌军队一哄而散
连苏湖航线都守不住
要塞根本就没人守，就直接放弃了
导致南京全线崩溃
这一点是出乎蒋介石预料的
但如果是换到我，我就能预料到
这是中国社会内在的薄弱性造成的
从外国引进、依靠外汇买来的现代化
只是一层薄薄的衣服
它不像美国现代化那样是内生的
怎么打掉也没有用，打掉多少，生产多少
这就是蒋介石仅有的一套衣服
打掉了就全没了，就光着屁股逃走了
但蒋介石是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的
所以他认为他至少拥有局部反制能力
今天的习近平也像当年的蒋介石一样
认为他是有局部反制能力的
按理说，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仅仅威慑
就能够迫使日本军舰不敢开到上海附近
如果日本军舰不开到上海附近
不用海军炮火掩护
那么日本军队是不可能在杭州湾登陆
抄国军后路的。只要日本军队不敢登陆
仅仅是在上海租界附近战斗
只能是一场局部战争
上海都不会失陷，南京始终是安全的
这是第一步。当然他也不是只算了第一步
第一步，最大的可能性
是日本军舰根本不敢开到海岸来
战争只会像1932年的淞沪战争那样局部化
打出了中华民国的军威
证明中华民国的实力跟日本不相上下
双方的博弈条件就完全改变了
然后再加上苏联的协助
中苏联和压制日本
甚至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恢复过去损失的东西
这是最大的可能性。第二大可能性就是：
“万一我们在前线失败
我们可以迁都洛阳和重庆
长期抗战，把日本人拖死”
但这是一个理论上的设想
就是说给自己壮胆的设想
后来蒋介石全面溃败以后
在台湾总结经验说：
“我们英明研究
故意让日本人从东向西进攻
而没有从北向南进攻
是我们战略上先进性的体现”
其实那是后来编出来的，当时的想法就是
“这只是一个备而不用的方案
给自己壮胆，让我们明白
即使打败了也没关系
我们并没想到真的会打败”
所以上海真的失陷了以后
武汉会战都是临时准备起来的
南京根本没办法防守
后来的战略计划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
具体到后勤物资上面
就像甘莫林在1940年法国崩溃的时候
对雷诺总理和丘吉尔所说的那样
当时丘吉尔问甘莫林：
“马奇诺防线崩溃以后
法兰西共和国还有多少后备军”
甘莫林耸耸肩回答说：“一个也没有”
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他听到这话，震惊到连下巴都掉下来了
全世界最强大的法兰西陆军
一个后备师都没有？但真的就是没有
法国人根本就没有想到马奇诺防线会崩溃
事后再组织抵抗
法国人连足够的人力资源都没有了
而敦克尔克撤退又主要是撤退英军
其实这个时候，就像“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所有的联盟
都是在胜利和分肥的时候比较好维持
在失败的时候就各自猜忌
法国人已经开始怀疑英国人准备只顾自己了
而英国人事实上也是在只顾自己
所以法国也就抛开英国去单独谈判了
国军在上海陷落以后制定的计划
其实就跟戴高乐他们制定的计划一样
是纸上的，跟现实中的资源不能衔接
这样的计划跟《资治通鉴》里面
文人设计的战略计划一样
是悬在空中、无法落实的
能够落实的计划就是
每一个军官都知道到哪里去领他的军服
像美国的战争机器
它强调的不是个人的先进战略思想
或者是像诸葛亮和韩信那样
著名智囊和著名大将特殊的聪明才智
美国战争机器强调的就是
每一个士兵就像工厂里面的工人一样
彼此之间的工作是能够协调起来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替换的
像福特公司生产出来的汽车零件那样
永远不会害怕
哪一个零件坏了就找不到替补的
流水线作业，标准化配置，模块化管理
样样都准备齐全，无论怎么消耗
都有无限的补充能力
所以怎么也消耗不过美国
在这样的军事体制下
个人的才能是根本不重要的
重要的就是现代化的生产管理体制
这样的体制在中国是组织不起来的
这就是黄仁宇所说的不能进行“数字化管理”
但他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进行“数字化管理”
而在于社会自组织资源的冗余性有多大
如果自组织资源有大量冗余
这样的国家是不会被冗余较小的国家打败的
对方消耗不起，而我是能够消耗得起的
所以，只需要看自组织资源在哪一方面
比如在古代战争时期
就是看正规军以外能够作战的人有多少
然后就会发现，匈奴人和突厥人
基本上是所有男人都能作战
而大宋朝，除了官军以外
民间基本上毫无战斗力
而官军在长期官僚化的管理之下
战斗力也退化了。所以大家就会明白
尽管理论上宋朝有百万大军
比对方的军队多十倍以上
但如果真的不算军队
而算所有有作战能力的男人
宋朝其实是弱势一方
要是计算东亚有多少人能够作战
那么大概是两百万人能够作战
在李自成那个时代，一百万人是满洲人
明朝各路官军加起来大概有二三十万
还有七八十万是落到郑成功海盗
张献忠流寇、西南各路土司手里面
所以大明其实是处于劣势的
像1940年的美国，基本上没有军队
但世界上大多数能飞的飞行员
和能战的士兵其实都在美国
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
美国能够动员的飞行员
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
基本盘就是这样的。但这个基本盘
习近平和蒋介石都是算不出来的
在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信息迷雾当中
他们觉得，对列强他们有一半的把握
最大的可能性是
吓住日本军舰不敢来上海
美国军舰不能开到台湾附近
请注意，中国重点发展的武器是什么
中程导弹和超高音速导弹
这些武器在战略网当中的意义是什么
它跟蒋介石的空军是一模一样的
它是一个弯道超车的非传统武器
蒋介石的飞机是用来不让日本军舰
像八国联军军舰和英法军舰那样
开到大沽口和上海来
威胁中国的政治命脉和经济命脉
中国导弹的意义
是不让美国海军逼近台湾附近海域
特别是台湾海峡
两者的战略思想真是一模一样
这个战略思想如果百分之百实现
日本军舰不会来到上海
美国军舰不会来到台湾
中华民国新练陆军的德式机械师
只需要打八国联军留在京津走廊
和淞沪非军事区的那几千名维和士兵
列强的海军和支援部队不会来
国军几十万大军打那几千人
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会再犯当年义和团的错误
美国军舰不能开进台湾
战争只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万大军
和被封锁在台湾岛的军队之间进行
优势因此就在中华民国国军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一边
而不在上海那支只有几百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和今天的台湾军队这边
但这样的战略设想都落空了
落空的原因有一部分是
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的时候所说的那样：
“威灵顿真是一个傻逼
你明明知道要打败了，你还要继续打”
日本当时并没有料到蒋介石有这些先进性
它只是按部就班，按照原来的设想
先派一支相当于维和部队的小部队去维持治安
结果没想到蒋介石派正规军主力上来狠打
但即使是这样，日军虽然居于守势
还是没有被歼灭
日本主要不是想要打南京
它从来没有过进攻南京的计划
它最多的计划
也就只是在满洲国边境维持一个非军事区
防止蒋介石和苏联的渗透人员进来
它从来没有过进攻南京和华南的军事计划
它不得不打的原因是
它自己那支小小的上海派遣军被围困了
就像英国必须派人去喀土穆解救戈登将军一样
解救他们，是日本的战争目的
但要解救他们
就不得不打败国民党在上海的几十万大军
就像以色列人让沙利特回家一样
这是一个不计代价的问题
以色列人不能让自己的人被敌人俘虏而不出兵
出兵要死多少人，那是次要问题
所以，无论要死多少人
即使日本舰队全灭
日本人也必须去救出上海那支派遣军
因此，日本军队必须在杭州湾登陆
就凭这一点，国民党的算计就完全落空了
日本人不是在计算：
“我们是不是会损失很多军舰
在损失了很多军舰的情况下
要不要就不救了”
而是不存在不救的问题
日本人绝对不能不救日本人
全军覆没也非得救不可
然后第二幕就出现了
日本军舰真的开来的时候
中华民国的空军已经损失得差不多了
已经无法实现本来计划好的
“把日本海军打沉在扬子江口”
这样伟大的计划了。之所以执行不了
不是因为中华民国的飞行员和飞机不行
而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后备军
损失了就根本补给不上，是一次性的攻击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
也是搞的这种一次性的攻击技术
中国的导弹和潜艇之类的东西
都是按照一次性的设计来制造的
如果不是这样
那么研究到合格验收还需要猴年马月呢
时间根本来不及
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最高级的领导人是不懂的
他们是只讲政治不讲技术的
他们只需要技术人员给出结论就行了
从结论上来看
中华民国空军优于日本空军
可以一战歼灭日本海军
如果日本海军敢来
如果日本海军暂时不来，可能有点问题
但如果日本海军开到南京或杭州附近
在中华民国空军的作战半径之内
那应该是中华民国空军胜利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认为
它能够凭借它的反制战略
阻止美国海军开进台湾海峡
这些都是同样的思想
在蒋介石心目中看到的战局
跟后来实际发生的战局是相差很远的
他并不认为他一定会输
所以对于蒋介石和习近平来说
他们的整个战略设想是合理的
而且，他们并不渴望战争，他们认为
他们的战争准备已经足以威慑日本和美国可能的介入了
后者会理智的考虑
根本不派他们的海军过来
所以，你要了解历史上的决策者
当时实际所处的信息迷雾到底是怎样的
他们所看到、所设想的世界
与我们在历史发生以后
所看到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
科举制与技术瓦房店化
主持人：我刚才看到您发的一个推文
关于95式步枪和AK-47仿造步枪的差别
我在想，如果中国现在还有仿造AK-47步枪的能力
您预期未来在中国境内的军阀混战
还是会以70年前被证明可用的兵器为主吗
刘仲敬：不是，大部分都是土造兵器
莱阳钢管之类的东西
莱阳钢管肯定比95式步枪强
95式步枪还有一个后坐力
打得你站都站不住
莱阳钢管用起来就非常方便
95式步枪不能发挥步枪的战斗力
而用起来和携带起来还不如钢管方便
那结果必然是钢管占上风
在效益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当然是成本低的占上风
以前我完全不能理解宋末和明末的那些土匪
为什么会拿着木棒和铁管之类的东西去跟官兵打仗
官兵为什么会裸体作战
现在我明白了，官兵之所以会裸体作战
是因为朝廷发给他们的铠甲根本挡不住利箭
而且穿上了铠甲还笨重连逃命都逃不了
裸体上阵，防卫效果跟穿上朝廷的铠甲是一样的
但是行动起来就要便捷得很多了
那些拿着白杆打仗的人
整个逻辑也是完全相同的
我敢说，在赵匡胤那个时代
刚从晋阳军下来的时候
他们使用的装备还不是这样的
但是几百年下来，等到金兵入汴的时候
赵宋王朝的大臣不但连城牆都不会修了
连描绘以前赵匡胤时代修城牆技术的能力都没有了
他们只会说：“好奇怪呀
高祖皇帝真是一个奇人
为什么城牆修得弯弯曲曲的
我们宋徽宗道君皇帝改建的城牆
就是笔直笔直的，看上去好壮观哦”
但笔直笔直的城牆是只能看的
在军事防卫上完全没有用处
那些士大夫连打仗需要什么样的城牆都已经不懂了
而赵匡胤当时还是懂的
承平日久，所谓的武备废弛
其实就是指这样的现象
主管军备的文官都是五年一任就走人了
他制造一些烂货或制造一些好货
反正又不真的打仗，效果相同
他为什么不制造烂货呢
等到最后需要用的时候，效果就是这样
这跟国有企业造出来的产品
最后完全丧失竞争力是一样的
如果还能够保持50年代
苏联步枪的那种生产能力，可能还行
但这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生产能力需要有技工传统的传承
原有的那种技工
肯定在邓小平时代实行教育改革的时候
就已经倾向于灭绝了
邓小平之所以这么得人心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他满足了大家都想做官
优等生就应该做官
做了官以后就不用干活的这种爱好
仔细想起来其实就是这样
如果你身在局中，你是不能改变的
英国有一部讽刺小说
某某爵爷是一个大地主，有很多房子
他收的房租当然不少
他忽然想到要做慈善，命令他的管家：
“你去给某某贫民区的房子减租”
管家一听：“爵爷你有没有说错
你是想要增加房租，对不对？”
他连续问了三遍
爵爷十分肯定的说是要减低房租
该管家莫名其妙的去执行了爵爷的命令
但他自己并不知道爵爷这是要干什么
语气神色都给房客留下了极其不正常的印象
于是房客之间就产生了谣言
说爵爷可能是要做某种不正当的买卖
否则他为什么要减房租
是要贩毒还是要走私人口
“哎呀不得了，我们跟犯罪份子住在一起
是不是很不安全
别人都住在高房租的精英地区
而我们住在低房租
充满犯罪活动的贫民区
是不是很不安全
我们还有孩子呢
我们还指望孩子将来能阶级上升呢
我们还是赶紧搬走吧”
然后他这个减了租的房子居然会租不出去
租不出去，他收不了房租
就没有办法维修房子
于是房子就显得非常破败，下水管也不通
这样一来，设施一坏，就真的租不出去
他就必须真的降价了
越降价越租不出去
最后他的房子真的荒废了
变成了犯罪份子活动的地方
这部小说是用来讽刺资本主义的
但是你也可以看出
在一个体制当中，你如果不跟着走是不行的
比如，中国共产党有一个雪豹突击队驻扎在广州
它是中国特种部队当中唯一经过实战的
它到伊拉克去，最后交了赎金走人
还有一次它到了新疆拜城
然后采取了发动群众的手段
让地方民族干部把民族群众组织起来收拾一下
自己坐在招待所里好吃好喝
听起来好像很不像话
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
其实我自己就是这么干的
而且我非得这么干不可
我要是下基层去巡视
我肯定要坐在招待所里面
绝对不干活，而且也是不能干活的
你下去这件事情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我是钦差大臣
你们好好哄着我哟
否则我写一份对你不利的报告
对你来说非常不利
你不捧着我怎么能行呢
我好好享受一下”
第二种解释是：
“我是在官场斗争中失败了，上山下乡来了
是一个被贬到海南岛的官
这时候我就夹着尾巴做人
就要拼命干活了”
所以你不能干活，如果你作威作福
所有接待人员都觉得你是钦差大臣
会加倍来捧你。如果你居然会替他们干活
他们肯定会怀疑你是一个被贬的官员
不但不会好好招待你
还会给你打小报告和各种揭发
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能做好人的
你一定要顺着官员的本性
最起码，你不去敲诈勒索
但是你至少也可以偷偷懒
先问一问，本地的名胜古迹有哪些
有没有什么很好的葡萄园
你去游览一下，就等于是公费旅游了
然后你回去以后
假如你有一点儒家士大夫气概
你就要写一篇文章说：
“我真是一个清官呀
别人都去敲诈勒索了
而我两袖清风，我就是去玩了玩葡萄园”
当然，你是不会去干活的
不干活是理所当然的
不敲诈勒索已经说明你很了不起了
而如果你居然去干活
别人就要以为你是流放犯了
会反过来整你的，这种事情做不得
因此，上述那支特种部队到新疆去的时候也没有干活
它没有做任何使自己冒风险的事情
当然，这样一来
它以后还能不能干活就很成问题了
别的事情好说，军队这件事情
你长期不练，你可能就什么也不会了
五毛这些舆论制造者制造的说法好像是
中国警察比香港警察要强大得多
随时可以来支援一下香港警察
但实际上，很可能香港警察的战斗力
是超过大部分大陆公安和人民解放军的
香港警察有西方进口的装备
而大多数中国军队是没有的
而且香港警察平时是真正干活的
而绝大部分的中国军警平时都是不干活的
中国军警是官僚系统的一部分
是按照官僚系统的逻辑来办事的
所以真正干活的人是临时工
如果你去干活
那么你会释放出一个对你自己不利的信号
就是说你好像是一个失败者一样
否则你怎么会去干活呢
凡是有点成就的人都是不干活的
而你读书的目的
就是为了读完以后就不用干活了
这样违反你自己本阶级的工作习惯
是会产生对你自己非常不利的后果的
根据这种逻辑
其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引起恐惧
大部分是因为
把解放军作为假想敌的是什么改革派诸如此类
全都是假定自己不必使用武力的那种人
而且他们根本不考虑技术方面
就是说计划在什么情况下怎么打得赢的问题
前提条件就是你有可能付出一定的伤亡
而他们的假定就是绝对不让自己冒任何危险
哪怕是被小流氓欺负的危险都不能冒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觉得：
“啊，一切都是令人绝望的”
但如果你反过来
其实一般的军警也就是张扣扣、白宝山那种水平
他们并不难打
他们之所以显得如此作威作福
是因为他们处在洼地的最低处
像乾隆朝的满洲八旗一样
如果出去，他们已经没有朝鲜战争那个年代的能耐了
就是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
毛泽东应该是有能力打下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
等到70年代
人民解放军好像已经是谁都打不过了
窗口就只有那么短的时间
而且50年代，朝鲜战争时期的那些武力
也是苏联二战剩余物资武装起来的结果
当然这样做必定会有后果的
士大夫阶级出生的人
本着“绝对不能使用武力，我的任务就是搭便车”的想法
正如广大自由派说的豪言壮语：
“我们要从共产党那里骗出一个法治来”
当然，实际上被骗到的只有他们自己
而共产党容许你这么骗
实际上也是因为它自己已经瓦房店化相当厉害
共产党如果不肯打那是因为它不能打
如果它能打，它肯定会打
按照这个定义来衡量共产党的实际能力
大致是差不多的
这种结果必然就是
迟早有一天，会有不听话的、不信邪的蛮族酋长
和江湖豪杰来试一试你这个纸糊的把戏
使得以前表面上看像反对派领袖东林党之类的
在满洲人和张献忠同时出现的时候
东林党整个就像个纸糊的把戏
所有的民运人士
所有的自由派人士，所有知识份子
其实他们的能力跟东林党是差不多的
只是嘴上显得相当强大
将来真正能够争天下的不是满洲人就是张献忠
或者是两者加在一起
而水位积到一定程度
退化到一定程度
相互接触到一定程度
肯定会引起成吉思汗和卫少王的那种反应：
“我原来以为你有多大能耐
结果你不过如此而已”
于是士大夫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会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
一下子把整个纸糊的把戏完全戳穿
当然 这件事情当中，你是有技巧的
好的技巧就是，你要避免长城内外两者相互接触
你千万不能反其道搞什么一带一路
把自己的真实能力暴露在别人面前
但你即使这样各种忽悠，也难免露馅
其实现在想起来
中国收复香港应该是个重大错误
如果香港在英国手里
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
最好的做法就是
像汪洋召集台湾民小说的那样：
“你看，我们在1948年打蒋介石是多么威猛”
然后你以后千万就别再打别的仗了
如果要在香港打这一仗
我敢说，无论你打成什么结果
结果都是纸老虎戳破
因为你有了一个最新的实战记录
于是大家就要按照你最新的实战记录来评估你
世界总是这样的
大多数人靠吃祖父饭过日子
大家评估你，是按照你最近一次战争的表现来判断的
只有美国是在不断的打仗
欧洲人的最新战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谁也不知道他们以后的战绩会怎样
以色列也是一直在打仗的
而人民解放军在1979年的战绩已经很差劲了
1979年以后都是文宣部门
动笔杆子部门在各种吹逼
文宣部门是它最强大的部分
涉及技术的部门是它最弱小的部分
现在它在香港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它不打必然会引起怀疑
就是它根本不能打
如果打了就会暴露自己的真实水平
我本来以为这件事会在台湾面前发生
但是居然要在香港面前发生
最后的结果就是
戈尔巴乔夫在伊拉克不敢动
结果就会导致他在整个东欧站不住
以至于普京为了恢复自己的权力必须在车臣打场仗
车臣战争是普京帝国得以重建的关键战绩
他虽然打得不太好
毕竟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普京帝国比斯大林帝国要小得多
俄罗斯在车臣的战绩
远不能跟斯大林在柏林的战绩相比
柏林的战绩维持了苏联帝国几十年
而车臣的战绩还有格鲁吉亚的战绩
也可以在较小的程度上维持普京
这些是真实的战绩，就是这些战绩
划定了普京帝国能够维持的边界和时间
共产党呢，它吃老本的时间已经够长
它也需要一个真实的战绩来维持它以前的权威和重划边界
我敢断言，他得到的战绩会比朝鲜战争要差得很多
但是应该比1979年越南战争要稍微强一点
至于具体是什么，划出来以后
你又可以合理预测他的前途
统治这件事情，最终还是要凭战绩来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