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对George A. Selgin著作《Praxeology and Understanding: An Analysis of the Controversy in Austrian Economics》的逐章节总结：
前言（Preface, pp. 5-8）
背景：本文基于作者1982年在纽约大学攻读硕士期间的论文，回应奥地利经济学研讨会中关于“市场是否存在均衡趋势”的争论（Kirzner支持均衡趋势，Lachmann持怀疑态度）。
核心论点：作者提出基于方法论主观主义（methodological subjectivism）的“均衡化”（equilibration）概念，试图调和争议，但遭到双方反对。
反思：批评者过度关注原创性缺失，忽视论证本身；少数支持者包括Murray Rothbard和G.L.S. Shackle。
现状：米塞斯思想在主流理论界重获认可，为重新审视行动学（praxeology）提供契机。
引言与问题提出（Introduction, pp. 9-12）
奥地利学派起源：反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怀疑论，主张经济科学应基于普遍精确法则。
新挑战：沙克尔（Shackle）的“万花筒社会”（kaleidic society）理论质疑未来可知性，动摇“目的性行动”这一奥地利理论基石。
争议焦点：目的性行动是否可能？经济科学是否有效？
研究目标：分析沙克尔、哈耶克、拉赫曼对米塞斯行动学的批判，重新审视均衡、协调与决定论问题。
第一章节：行动学——经济理论的方法（Praxeology: The Method of Economic Theory, pp. 11-18）
米塞斯的贡献：发展门格尔思想，创立行动学（praxeology），反对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
行动学核心：
以“行动公理”（人目的性地行动）为起点，演绎普遍必然的经济规律。
知识独立于具体时空，基于“内在经验”而非感官数据。
理论不可被经验证伪，只能通过逻辑反驳。
与主流区别：新古典经济学视规律为概率性，行动学视其为绝对确定（apodictic certainty）。
主观主义：价值、利润、成本等是心智产物，无客观基础。
第二章节：理想类型与“精确法则”（Ideal Types and “Exact Laws”, pp. 18-26）
韦伯 vs 米塞斯：
韦伯：经济理论依赖“理性人”理想类型，规律是实用真理（pragmatic truths）。
米塞斯：行动学规律指向“行动的人本身”，无需理想类型，保证普遍性。
舒茨的调和：提出匿名“行动人”理想类型，但被米塞斯视为历史分析工具，非纯理论。
理论与历史的区分：
理论（行动学）：分析行动的逻辑模式，不预设具体偏好。
历史：依赖“理解”（verstehen），通过理想类型解读具体行为动机。
关键问题：若行动需理解他人反应，行动学如何避开“理解的可能性”问题？
第三章节：从米塞斯到拉赫曼——奥地利修正主义（From Mises to Lachmann: Austrian Revisionism, pp. 27-38）
哈耶克的批判：
行动学是“空洞同义反复”，需补充知识传播的经验假设。
经济学应研究社会因果关系（为何行动者能“正确”）。
沙克尔的挑战：
弱命题：忽视不确定性（误将行动学等同于新古典静态模型）。
强命题：未来是“万花筒式”不可知，目的性行动不可能。
拉赫曼的综合：
接受哈耶克观点，采用舒茨式理想类型方法。
融合沙克尔思想，质疑“均衡趋势”，强调预期发散（divergent expectations）。
主张行动学需解释“预测可能性”，否则理论无效。
第四章节：均衡化与协调（Equilibration and Coordination, pp. 37-59）
均衡化的行动学定义：
核心：企业家利润是主观想象，行动即消除想象利润的过程（逻辑必然）。
与知识状态无关，新信息仅触发新一轮均衡化。
拒绝“客观利润机会”概念（属历史分析范畴）。
批判基尔兹纳与拉赫曼：
基尔兹纳：隐喻“客观利润机会”使均衡化沦为经验问题。
拉赫曼：沿用瓦尔拉斯均衡标准，误判创新为“非均衡”。
协调的“常识性”：
协调依赖预期正确性，非行动学概念。
需通过历史理解（verstehen）判断计划兼容性。
沙克尔挑战：若未来不可知，协调不可能，行动学即无用。
第五章节：“万花筒社会”的启示（Implications of the “Kaleidic Society”, pp. 59-70）
对行动学的指控：预设社会因果关系（历史决定论），否定自由意志。
作者反驳：
行动学预设能动决定论（activist determinism）：行动受观念（目的、知识）驱动，但观念是终极给定。
否认社会因果关系将导致彻底不可知论，使理论与历史失效。
行动学的根基：
因果关系是行动的先验前提（“为行动，人必知因果关系”）。
接受“人可能正确”是理性的要求，无需解释其机制。
终极论证：否认行动学适用的世界，将不存在有意义的经验。
结论（贯穿全文）
行动学的价值：尽管形式化，其结论（如货币计算对协调的必要性、干预的危害）具实践意义。
争议的本质：双方误解行动学——基尔兹纳引入客观性，拉赫曼沿用瓦尔拉斯标准。
奥地利学派方向：应坚持米塞斯框架，避免陷入解释“社会因果机制”的悖论。
附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pp. 71-75）：涵盖米塞斯、哈耶克、沙克尔、拉赫曼等关键文献。
作者与机构（About the Author/Institute, pp. 76-80）：
George Selgin为佐治亚大学教授，研究自由银行理论。
米塞斯研究所致力于推广奥地利学派思想，出版、教学与政策倡导并重。
核心贡献：
Selgin通过彻底的主观主义重构行动学逻辑，证明“均衡化”是行动的内在属性（非经验趋势），并捍卫其应对“万花筒未来”挑战的哲学基础——社会因果关系是行动与理论的先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