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百年风雨》中说过,周恩来的人格特征在于他的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说周恩来什么都是,他当过演员,做过学生领袖,投身政治之后,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领导过两次城市暴动,组创过中共的情治系统,担任过中共的军事首领,主持过中共的统战,成为中共首席外交家,出任了终身的总理之 职。说周恩来什么都不是,他求学时代没有读书能力,整天沉溺于演戏,或者与同学缠缠绵绵,无论到日本还是到法国、英国,都没有留学的求学能力,最终不得已,才投身政治。

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原因,并非是资历很老能力过人,而是凭着共产国际头领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介绍信得以一步登天。他在上海和南昌所参与并领导的两次暴动,全都以失败告终。在上海的中共情治系统的创建过程当中,差点全军覆没,幸亏有个钱壮飞,才得以死里逃生。至于在所谓苏区的反围剿之中,周恩来的军事指挥能力更是平淡无奇。周恩来最拿手的应该是他的统战本事,事实上,周恩来对中共的最大贡献也就在于他以过人的统战能力为该党凝聚了广泛的人脉。周恩来在人际关系上的凝聚力,在中共历代首领中无出其右。只是那样的统战,说穿了无非是哄骗、笼络、收买、利用他人,通常是利用完了就一脚踢开,过河拆桥。这不要说在旁观者看来不上台面,就是周恩来本人也并不以此为荣。至于作为总理的治国能力,周恩来晚年自己都曾坦承不如邓小平实干。即便作为红色外交家,其实也是徒有虚名。张闻天秘书何方的回忆有说,周恩来搞外交的特色是只抓芝麻,大事糊涂;说穿了就是只知沉缅于琐事,根本不懂外交方略。

周恩来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人格特征所证明的乃是,周恩来其实终其一身都是个演员,能够将他扮演的所有角色全都演得栩栩如生,至于那些个角色到底做了什么实事究竟有无成就,那就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即便是在流氓政治当中耍流氓比横,周恩来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这种戏子特征,天知地知,周恩来自己知毛泽东知。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戏子人格,所以能够驾轻就熟地拿捏周恩来。这是周恩来终其一身都被毛泽东踩在脚底下欺负的根本原因。

---李劼: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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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个政治八卦书籍的发散地,但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却并非八卦,而是严肃得有如《晚年周恩来》,尽管在学术份量上不及《晚年周恩来》那么厚重,况且颇多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选择了有关这个历史人物的性心理考察。笔者八十年代最早评说湖南毛的《论毛泽东现 象》,庶几就是从毛在北大当图书馆员时遭受当年北大知识领袖不经意的冷落之后所产生的心理反弹入手,揭示毛的文化心理人格。自弗洛伊德心理学创建以降的二十世纪人文研究,这种探索方式在欧美世界可说相当风行,只是在汉语世界显得有些另类罢了。

蔡咏梅对周恩来的这种性心理分析,让我想起民国学者孙次舟先生在《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一文中有关屈原是同性恋的探讨。孙先生文章发表之后,在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与周恩来一样,屈原也是一个碰不得的偶像级人物。周恩来是一个清廉革命家的象征,屈原是一个爱国主义标兵。尽管事实上屈原的同性恋倾向远比所谓的爱国主义标兵要真实得多,因为在屈原时代根本不存在爱国观念,但世人就那么铁板钉钉地认定,屈原,就等于爱国主义,从而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将他说成是弄臣,并且还是同性恋。

因此,孙次舟先生的屈原性取向探讨也罢,蔡咏梅女士的周恩来情感方式的考究也罢,都让所谓的学术界感到尴尬,从而引起诸多号称学问家们的不满甚至愤怒。尤其是在这二个同性恋个案都无法确切证实而只能从他们的言行中加以推测的情形底下,周恩来的同性恋倾向与屈原作为一位同性恋弄臣由于失恋而成为《离骚》作者的成因,都只能永远处在争议之中。

不过,同样作为历史人物,在周恩来与屈原之间有个重大的区别,周恩来尽管也将其情感诉诸过文字,但更多的却是转化成政治生涯。因此,屈原的情感是完全抒发在文字里,而周恩来的情感却更多地发散在其政治生涯之中。蔡咏梅女士借重的弗洛伊德理论,仅止于其性心理探讨,那可能还不够。倘若让我来选择周恩来情感方式探究的话,我更倾向于选择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

在周恩来研究当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乃是,周恩来为什么在毛泽东面前那么的委屈求全那么的忍辱负重?对此,《晚年周恩来》一著认为,是因为“周恩来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强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认为,“周恩来没有家庭原罪感”,“所谓原罪,不是来自家庭,而是来自于不为社会容忍的,更不为其党所容忍的同性恋隐私”。这两种看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我认为,周恩来之所以始终在湖南毛面前那么低声下气,关键的心理原因在于对自己能力不足的自卑和对自己名不符实的恐惧。

---李劼: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

马鼎盛:周恩来死得惨,八零后不能忘记

首先,八零后要知道周恩来之死,他死得很惨。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此后直到1976年1月8日,三年多时间,他都在带病超负荷工作,包括经受多次批判,多次做大手术,期间更被迫违心作深刻的政治路线斗争检查。从1974年6月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 去世为止,周恩来一共做了13次手术,1976年1月,周恩来动了最后一次手术,只拖延了他5天生命。周夫人邓颖超认为,重病临死时抢救是没有意义的,她看到周恩来太痛苦了,但是邓大姐没有权力说话,治疗方案由毛泽东亲自拍板,她只能看着总理受很大的罪。

周恩来惨死不但在肉体上痛苦,在精神上的折磨更是痛彻心肺。周恩来在临终前让邓颖超注意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问题,另一件就是1973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右倾投降主义”问题。1975年9月,周恩来病情再次急剧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他在手术前调来了1972年他说明“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直到9月20日进手术室之前才审阅完毕,并且让邓颖超交给有关部门存档。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突然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周恩来病危期间,所有老同事老部下都尽量争取探望总理,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多次劝毛泽东去探望总理,老毛拒绝说“我又不是医生”。周恩来死后,中共领导层多数人希望毛泽东参加周的追悼会,医疗专家也认为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的健康。但是毛泽东没有去。根据汪东兴保存的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毛在1976年1月12日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我和…总理…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同时,毛泽东身边的人得到命令:不准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不准戴黑纱。“四人帮”以中央的名义,强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献花圈,竭力降低悼念活动的规格。总理的灵堂只能设在北京医院的一个仅数十平方米的简陋房子里.。

周恩来去世三个星期以后,是春节除夕夜,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鞭炮齐鸣。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在回忆录中说,是毛泽东对她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据说,毛泽东还在别人的搀扶下,亲自点燃二踢脚。一位在中南海负责警卫工作多年的老干部说,1976年农历大年初一,从老毛的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拉走的鞭炮碎屑有整整一卡车。

周恩来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名曰周恩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 了当年派陈毅去夺取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

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以往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过节。

当时更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

可以想象,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的听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

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权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的。

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象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为了巩固江青和张春桥的地位以及平息在军中不满,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和毛之间就没有缓冲地带,接下来就将是他和毛之间的直接斗争了。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也就是允许这份报告流传。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苏联顾问李德和毛泽东、彭德怀一直争执不休,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我,得负主要责任,我请求党中央解除我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

另一种说法是林彪派兵包围遵义会议,说不开出个结果,不许散会。所谓开出个结果就是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见势不妙,才转舵。

以谦谦君子形象遮盖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

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周毫无道德,当不会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真诚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无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

周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一个形象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

亵渎了总理的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

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口,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

周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乃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

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

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

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

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但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的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

---历史与现实中的真实——揭开周恩来之谜

作者:吴洪森

中共早期高级干部,基本上由三类成员组成:

一类来自莫斯科读书班,如瞿秋白、王明等;

另一类代表第三国际势力,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欧生;

第三类是毛泽东式的土生土长派。

第一类人政治声望最高,以钦差大臣身份,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具有绝对权威。

但这类人致命弱点是光杆司令,在党内没有从上 到下的组织系统,党内出现分歧和残暴斗争时,

这类人总是逃脱不了被牺牲的命运。后两类人虽然在声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是真正的实力派。

从人际关系上来看,周恩来表面上与莫斯科关系较疏远,他仅曾“路过”苏联,但实际上,他比直接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更接近苏共最高领导层,他是当时党内真正的“通天”人物。苏共让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为了减少外界注意,从而更方便地使用这把“工具”。

试想一下,若鲍罗廷直接把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安插在黄埔军校,就免不了留下明目张胆操控孙中山国民政府军队的印象,起用周恩来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口舌的作用。

如此,周恩来虽无莫斯科钦差之名,却尽得钦差之利。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一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

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

---历史与现实中的真实——揭开周恩来之谜

作者:吴洪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