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个政治八卦书籍的发散地，但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却并非八卦，而是严肃得有如《晚年周恩来》，尽管在学术份量上不及《晚年周恩来》那么厚重，况且颇多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选择了有关这个历史人物的性心理考察。笔者八十年代最早评说湖南毛的《论毛泽东现 象》，庶几就是从毛在北大当图书馆员时遭受当年北大知识领袖不经意的冷落之后所产生的心理反弹入手，揭示毛的文化心理人格。自弗洛伊德心理学创建以降的二十世纪人文研究，这种探索方式在欧美世界可说相当风行，只是在汉语世界显得有些另类罢了。

蔡咏梅对周恩来的这种性心理分析，让我想起民国学者孙次舟先生在《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一文中有关屈原是同性恋的探讨。孙先生文章发表之后，在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与周恩来一样，屈原也是一个碰不得的偶像级人物。周恩来是一个清廉革命家的象征，屈原是一个爱国主义标兵。尽管事实上屈原的同性恋倾向远比所谓的爱国主义标兵要真实得多，因为在屈原时代根本不存在爱国观念，但世人就那么铁板钉钉地认定，屈原，就等于爱国主义，从而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将他说成是弄臣，并且还是同性恋。

因此，孙次舟先生的屈原性取向探讨也罢，蔡咏梅女士的周恩来情感方式的考究也罢，都让所谓的学术界感到尴尬，从而引起诸多号称学问家们的不满甚至愤怒。尤其是在这二个同性恋个案都无法确切证实而只能从他们的言行中加以推测的情形底下，周恩来的同性恋倾向与屈原作为一位同性恋弄臣由于失恋而成为《离骚》作者的成因，都只能永远处在争议之中。

不过，同样作为历史人物，在周恩来与屈原之间有个重大的区别，周恩来尽管也将其情感诉诸过文字，但更多的却是转化成政治生涯。因此，屈原的情感是完全抒发在文字里，而周恩来的情感却更多地发散在其政治生涯之中。蔡咏梅女士借重的弗洛伊德理论，仅止于其性心理探讨，那可能还不够。倘若让我来选择周恩来情感方式探究的话，我更倾向于选择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

在周恩来研究当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乃是，周恩来为什么在毛泽东面前那么的委屈求全那么的忍辱负重？对此，《晚年周恩来》一著认为，是因为“周恩来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强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认为，“周恩来没有家庭原罪感”，“所谓原罪，不是来自家庭，而是来自于不为社会容忍的，更不为其党所容忍的同性恋隐私”。这两种看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我认为，周恩来之所以始终在湖南毛面前那么低声下气，关键的心理原因在于对自己能力不足的自卑和对自己名不符实的恐惧。

---李劼：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