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社会由于自身在军事方面的弱点，只能默许枭雄逆取的既成事实，只能寄希望于顺守，也就是和平渗透和内部改造。他们热爱和扶植的张士诚和建文帝都失败了，暴露了儒家在思想和组织上的枯竭。他们在洪熙、宣德两朝的胜利异常短暂和表面，几乎将古老的愚君政策变成了自我欺骗。他们得不到理想的汉文帝，只好将怠惰和软弱包装成仁慈。即使这样虚假的胜利都转瞬即逝，懒王预示太监的统治。司礼监和东厂构成流氓无产者的常驻机构，克服了枭雄军事集团（流氓无产者临时机构）的固有弱点，粉碎了士绅的操纵手段，也就毁灭了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宋代宪制。皇权继承枭雄领袖，永远不会重返正常社会，在社会中没有确定的利益和地位。他和乡土共同体缺乏有机的联系，只有用抽象和普遍的观念掩饰武断统治。士绅来自乡土共同体，终将返回乡土共同体。他们的利益和地位相当明确，如果羽翼丰满，就会发展成有产者的核心。这种核心将会自动产生无数的杨行密和钱镠，破坏流民军事集团的汲取通道。吴绅对张士诚的忠心和陈友定对乡党的热忱已经预示了这种可能性，明廷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阻断这条路径。

民间解除武装，听任内部无产者主宰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宪法习惯和稳定预期的问题。士绅预期财产和礼法的寿命不会超过四五代。民众预期生命和基因每隔数十年的安全期，就会重返上百年的丛林期。流民无产者─江湖枭雄以帝王将相的同侪自居，发育了比科举文化更加强大的江湖文化，对顺民社会充满嘲讽和鄙视。六朝寒门和鲜卑君臣羡慕、嫉妒和模仿士族，元明好汉和皇帝太监只会将士绅视为猎物。士绅的溃败不仅是自身的末路，也是顺民社会进一步丧失形态的征兆。宋代的科举神话和意识形态理想变成明代的漫画，阉党和东林党的恶性竞争使宋代的朋党显得相当费厄泼赖，明末流寇也没有爱惜梁山好汉的羽毛。民众沦为两足无毛的家畜，从朱元璋的剥皮开始，以孙可望的剥皮结束，从江西填湖广（朱元璋的两湖大屠杀）开始,以湖广填四川结束。残民最后发现蛮族愿意将他们从家畜提升为顺民，表现出的感激涕零简直令人绝望。王安石和贾似道的国家垄断经济学在明代就显得过于精巧和文明，朱元璋和郑和的古拉格经济学适合新时代每况愈下的智力水准。明代的聚敛手段比宋代残酷得多，得到的资源却少得多。责任与其说在于任何具体的人，不如说社会本身陷入了囚徒博弈的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