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种族、边界和战略问题相互交织，构成宪制的内侧。皇帝将其视为禁脔，不给士大夫留下染指的机会。元人习惯多种族社会和多元管理体制，并不尊重宋儒珍视的礼文之俗。杭州和大都布满了西夏人、色目人的社区和印书厂，景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互争雄长。泉州的阿拉伯人已经强大到足以发动教派战争的地步，淮西、关陇和西南的穆斯林势力比宋代和清代都要强大许多。朱元璋的开国功臣颇多穆斯林将领，泰半出自淮西集团。宗教的组织资源增加了乱世民众的生存机会和战斗能力，教派和教义的差异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底层人只有次要的意义。

最重要的种族问题来自辽金元部落遗民和他们从东欧、西亚带来的辅助部队。这些族群人数不多，但多聚居在战略要地。他们残余的军事素质仍然优于大多数邻居，是明祖“肃清沙漠”计划的宝贵资源，在《明史》武臣列传当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突出地位。太祖尽量将他们编入卫所甚至锦衣卫，赐予汉姓汉名，禁止他们在本族内通婚。对于那些无法军事管理的异质社区，太祖用离散政策和移民阑入破坏他们的传统。顾炎武愤怒地谴责明祖玷污了华夏的高贵血统，但他想象的纯正血统早在六朝和残唐就已经中断和替代了。编户齐民的强化需要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明祖的野蛮手段非常适合这样的目标。宋代的同质化社会产生以前，经历了数百年的自然演化和战争筛选。明祖要在几十年内产生更加彻底的效果，否则就根本没有行仁政的机会和可能。张士诚和陈友定确能忠于仁政的理想，但他们的路径肯定会导致类似五代十国的局面。在此期间，某些缺乏争雄逐鹿机会的小邦很可能步武安南，产生特殊的共同体认同，再也不会接受大一统。明朝征服了蒙古人五色斑斓的遗产，留下一个单调的世界。其是非功罪，完全是价值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