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和仆固怀恩的停火协议无异于门阀政治的死刑判决书。关陇勋贵既然丧失了军事职能，就不再成其为阶级，沦为宫廷权贵的遗痕器官，很快淹没在外戚和新贵的蘑菇丛中。关东士族深陷文治主义的价值观，拒绝跟新一轮蛮族合作，宁愿流亡两京或江南，结果破坏了重演封建政治和门阀政治的机会 。唐代后期的旧士族失去了土豪性质，只能依靠朝廷的职位。家传的学术传统和社会责任感在短时间内还不会消亡殆尽，这是他们相对于科举新人的唯一优势。他们跟先辈相比，犹如影子跟活人相比。李德裕鄙视新人的浮薄，但传统不可能在产生传统的环境毁灭后维持多久。旧人和新人在唐末的大屠杀中同归于尽，前者再也没有复活。

士族的灭亡既不意味着大家族的灭亡，更不意味着贫富贵贱差距的减少，仅仅意味着新人不再有义务培养门第家风，为社会保存不受权贵左右的价值中心。眼前的富贵变成了唯一的社会尺度，独立于朝廷之外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减少。唐太宗、唐宣宗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终于出现了，虽然其子孙已经无缘享受。不过，某些赵宋宗室产生了相反的不满。“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闾阎富室，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 。”陋宋之陋在于扁平社会缺乏稳定预期，盛衰沉浮取决于极其细微的因素。表面上看，社会似乎没有面临秦政的武断；实际上看，获得解放的社会散沙正在彼此实施无所不在的武断。表面上看，发迹变泰的门户已经洞开；实际上看，内向竞争的模式杜绝了阶级团体形成的可能。士、农、工、商都变成了同侪竞争的孤立者，进一步丧失生产和输出秩序的能力。较之封建贵族和门阀士族，科举士绅只能称为巨人的侏儒后裔。

印刷术配合科举的扩大，推动了书面知识对经验知识的胜利 。进士科对明经的胜利，将科举变成了智力测验。苏轼宣称：无论怎样改变试题，筛选产生的结果都差不多  。就程序公正而言，宋代的科举至少比唐代更加公正。然而，更大的公正反倒引起了更多的怨言。隋炀帝初开进士科的时候，社会仍然普遍认为门阀统治理所当然。文学之士只要得到次要官职，就已经心满意足。武后解放政权，宋仁宗扩大录取名额，刺激了野无遗贤的幻想，将科举变成了全民性质的博彩活动。无论政权如何解放，名额如何增加，总是赶不上报考人数的增加，尤其永远无法追上博彩罗曼司的夸张渲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