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亡于黄巢，祸基于桂林。其实，庞勋和黄巢的崛起自有其内在联系。叛乱的佣兵和违禁的盐枭正是晚唐军事－财政制度的具体化，预示着宋明江湖社会的出现。官盐垄断的收益就是官兵的饷银，官兵的任务就是保证官盐的垄断。盐枭没有自己的佣兵组织，就无法抵抗官兵的追剿。顺民消费者通过支付官盐的垄断高价，买下了雇佣兵的武力，从而免除了自己的军事义务。由于三方面因素结合，盐枭的江湖构成了官府之外最大的组织资源。在动乱时期，他们的组织最有资格逐鹿问鼎。王仙芝、黄巢和后来的张士诚都是盐枭，一点都不是偶然。吏治国家与垄断经济结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颠覆自身的江湖社会。叛军和流寇都由顺民社会无法容纳的流氓无产者组成，只要组织资源略微超过顺民，就能横行天下，原因不是自己的强大，而是社会的涣散。流寇战争的存在就是散沙社会的证明，散沙社会的扩散程度与顺民社会的解体程度成正比。社会解体前的封建体系或部落组织不可能出现流寇战争，因此最适合承担剿匪任务。春秋封建根本没有流寇。战国郡县只有小规模的聚啸。汉魏宗族有能力镇压大规模的流寇，这种能力一直维持到隋唐之际。武后、玄宗革命以后，世家大族瓦解。于是，只有沙陀人才能打败庞勋和黄巢。明代面对流寇、倭寇和后金，一再乞灵于千里之外的西南土司，因为他们的组织资源仍然像秦政以前的诸夏那样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