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文化自信感和讀書人的文體滿足感：一種典型的精神僵死病

文史教授謝泳曾經撰文批評西式論文的負面影響，

他說，「正是一種規範的西式論文體害了中國的文史研究，

現在很多學中國文史的研究生，不會寫文章，

寫不了像樣的文章，可能與這個訓練不無關係。」

我完全不同意這樣的批評。

中文環境的文史論文質量低下，不是西方文體導致的，

而是思想有禁區，言論不自由，信息不豐富，

以及學術科學方法的嚴重缺失所導致的。

恰恰相反，西方文體結構周密，層次深邃，邏輯嚴謹，

具有科學敘事的徵象，因此必然能出新東西。

而中國文體，都是歷史敘事，片言只語，模糊表達，

不夠細分，過度追求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境界，

把玩的痕跡太多，用故事揣測故事，用簡潔的名義抵御複雜性。

這種文體適合文人之間的唱和應酬，不適合深度思辨。

謝泳曾經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獨立學者，

後來被體制收編，成為廈門大學文史教授。

面對謝泳教授的觀點，我的好奇心在於，

為什麼一個看上去擁有不錯的學習能力的學者，

會在中年以後大面積肯定中國方式和中國文體。

原因可能在於，他對材料和對象的處理已經觸到了他的觀念秩序的天花板。

當更多的材料對他的觀念秩序構成衝擊，

他必然選擇捍衛自己的觀念秩序。

某種意義上，當一個中國學者經歷一生的學習，

回頭認為自己的傳統文化才是至境，

基本上意味著這個學者的想象力已經停止了。

作為觀念秩序存在於謝泳的思想結構中的中國文化傳統，

由此成為他的思想的終極目標。

如今他已經抵達這個目標，所以他停止了。

這是人性論和認識論的常態：

任何一個抵達目標的人都會停止且滿足。

在西方思想史語境下，這是典型的「浮士德困境」（ Faust 's Dilemma）。

當一個人止步於自己的原初觀念秩序，並且為此而滿足，

那麼這個人就已經是一個精神上的死人。

這裡涉及到一個人的生命意義上的關於目標給定的重要命題。

人是目的導向之人，目標導向的給定，決定了人生的廣度與深度。

目標太遠，人會絕望，會苛求自己。

目標太近，人會停止，會滿足，會失去力量，會死於人生的中途。

是的，人類在求知命題上最大的錯誤，

可能就是目標給定太近，從而導致人類普遍的短視。

以謝泳教授為例，他對西式文體的批評意味著他對中式問題的滿足，

他求知的目標就是為了證明中國傳統文體的絕對正確。

需要重新辨析「浮士德困境」。

浮士德式的寓言現象均勻地分布在每個人的精神格局之中。

魔鬼與博士打賭，魔鬼幫助博士實現他想象中的理想國，

但博士不能滿足，一旦產生滿足感，博士就會死去。

浮士德博士不相信自己會滿足，

賭局由此開始，結果博士死於滿足。

這意味著人性論和知識論上的一個重大現象，

人是有限之人，因此任何意義上的滿足感都會導致生命提前終止。

個體的問題意識如此，文化的指向也如此。

如果一種文化傳統是滿足的，那麼一定是死文化。

如果一個人是滿足的，那麼他一定是一個活著的死人。

如果一個國家一種制度總是強調文化自信

說明這個制度這個國家已經是一個僵死的狀態。

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考察中國文化傳統觀念秩序

均勻覆蓋在每個中國人心靈之中的那種無所不在的滿足感（文化自信感），

我們就有足夠的理由認為，我們所在的文化傳統習慣性觀念秩序

事實上已經是一種僵死的文化習慣。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顯然是，我們應該怎樣處理自己和傳統文化的關係。

合理的方法應該是，在批評中更新。

首先是批評，然後是逃離。

所謂批評，不是全面否定，而是每個人要直面自己的文化觀念困境，

認識自己的問題所在。在批評的意義上，

我們的文化傳統習慣永遠有意義，

而且每個人只能從這種僵死的文化習慣開始屬於自己的開放式糾錯。

只有在這種開放式糾錯的觀念秩序的工作已經完成，

接下來的更新才能夠形成真實的意義。

什麼是更新，真實意義上的更新，

事實上是每個人都有一場盛大的生命的告別。

離開你的國家，離開你的家族，離開你的地理，

離開你的文化傳統習慣，努力生活在別處，

一直在路上行走，走到一個由上帝啓示給你但靠你自己不可企及的地方去。

你只有這樣去做了，你才能發現你的生命無窮無盡的可能性。

而任何意義上的回頭看、任何意義上的中間滿足感，

都會讓一個人戛然而止，毀於虛無，提前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