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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炒作吧。有人注意到這個女人的父親，一身廉價的衣服不到100元人民幣，滿口爛牙齒，從未接受過牙醫的治療。但這位女士卻花70萬去搞安樂死。太不符合常識了。我認識的華東師大講師江緒林，自殺前把銀行11萬存款匯給他的姐姐，然後悄無聲息地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姐姐是他唯一的親人，是姐姐把他扶養成人。這才是一個自殺者死前符合常識的動作。
你居然為這種愚蠢的言論背書，不大好吧。滿腦子都是共產黨教科書給他的所謂歷史。什麼中世紀黑暗，完全是中國的歷史學家胡說八道，我看是中國人的褲襠髒得發黑。徐褲子雖然罵罵咧咧的，這是他的性格直率使然，他也罵過我，但他的開放式學習能力，在華人世界裡，肯定是一流。
人類進入到21世紀，一個最大的關於人的景況的變化，就是知識階層越來越愚蠢，越來越無恥。
為什麼。因為知識人最熱衷於用知識改變人性，進而改變社會。由此構成知識人普遍的知識自負。
真實的認識論秩序是，觀念在前，對象在後。一個人要改變觀念，得先懸置知識。因為是知識鎖死了觀念，而不是相反。一個讀書人不死一回，理解不了這個道理。
事實上一個知識人如果理解不了這樣的認識論秩序，會陷入三種困境，一是在讀書人圈子里文人相輕，二是大眾圈子里的啓蒙幻覺，三是拒絕上帝話語啓示，亂用自由意志，高估自己的理性能力。
最後，一個知識人懷著理想上路，卻發現所思所想盡都是作惡，而他們用來作惡的工具，就是他們的知識。
真他媽蠢，你有古老的太極，你應該首先發明量子糾纏理論啊，為什麼是西方人發明的呢。這就是支那人的思維方式。多麼簡單的判斷，要麼是你祖宗傻，要麼是你傻。如果你不承認你傻，那就是祖宗傻。另外，人類總體是賤人，聖經早就告訴我們，死亡不是終點。然而很多人不相信，因為這是信仰表述。但換成科學的說法，發明一個新詞兒量子糾纏，人們就相信了。這是什麼，這就是賤。笛卡兒早就說過，如果原因沒有，結果肯定沒有。中國人是一群只知道吃不知道思考的蠢貨。
短視的人性論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朱熹注，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這是把父兄和家庭當成了判斷的座標系。中國社會的隱蔽秩序就是如此，家庭是中社會的基礎單元，孝順是民情秩序的邏輯起點。
李澤厚也認為這就是中國問題的本質。李從他熟悉的現代哲學的維度加以闡釋，認為中國人的本就是“建立日常生活與家庭成員的情感關係”。
如果立足於中國傳統社會的習慣性觀念，這種解釋不無道理，中國社會的確是一個由家族倫理關係向社會倫理關係不斷推進的過程，人們有理由相信，只要一個人在家中是孝子，那麼他在公共社會問題上，一定是一個仁義之人。
然而人性幽暗，一個人在家孝順父兄，在外就不會犯上作亂，這並不是人性真相：有人殺人如麻，回家卻是大孝子。真正的愛，是愛鄰居，愛陌生人。中國人的家族熟人社會，其實是血緣關係加上利益集團。孔子把普遍人性局部化，這是問題的根本之所在，是在關於人如何認識自己的命題上的短視。
問題的另一面則是，孔子通過這種短視的人性論，將他這樣的君子抬高到偶像地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儒生個個都是偽善的高手，中國人個個都是在家裡盡孝順，但走出家門卻把中國建造成一個長期以來的互害社會。
李澤厚在解釋這句話的時候，比朱熹誇張很多，他甚至認為孔子的工作事實上是在“製造中國人的心靈”。由此李澤厚把儒學解釋為中國人的一種“準宗教”，試圖借助宗教的影響力來規範中國人的心靈。
這的確是李澤厚畢生的工作，然則這並非李澤厚首發，著名的張載之著名的橫渠四句，早就白字黑字寫在歷史的縫隙裡，儒家就是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堅持認為，中國儒學及其傳人，是這個世界有史以來最驕傲的一群人。
真正想自殺的人，有勇氣自殺的人，都是悄無聲息就把事情辦了，不想打擾任何人。我認識的人中間有自殺的，從未聽見他們說過自殺，然後突然就自殺了。還有幾個人，每天喊自殺，大半夜打電話說正在割腕或者吃了安眠藥。我通常都開玩笑說，你要真想死，不會給我打電話，所以趕緊出去喝酒，喝醉了就睡覺，明天早上又是新的一天。
這姑娘的愚蠢驚天動地。其實，中國人最大的愚蠢就是關於死亡問題。你自己把自己搞死 ，你就舒服了麼。這世界是你一個人說了算？一群智障。所以說，中國人活的不人不鬼，人生處處不如意，都是因為死亡問題的短視造成的。
與許成鋼教授討論共產主義的源頭
許成鋼教授最近把共產主義的源頭鎖定為基督教的演化，這是一個非常膚淺和片面的描述，有必要簡單回應。（參見許教授的相關言論）
共產主義的基本意義，是人面對不確定的世界（生老病死），面對稀缺性（貧窮），面對悲劇性（戰爭，瘟疫，飢荒），所產生的人類關於理想國的基本意識。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有共產主義的心理訴求。
在這個意義上，我痛苦地承認一個事實，多年以來，這個世界上所有自以為智慧的知識分子們，一生都在為共產主義奔走呼號，然而卻把共產主義的原因推卸給上帝，他們一直不願意把共產主義的悲劇指向有限之人。
軸心時代的思想家，無論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還是孔子老子，以及其他文明初期的思想者。他們都是共產主義的夢想家。他們的思想體系，經由時間的湧現，構成我們每個人的觀念秩序。
所以，當我們討論共產主義，我們首先要討論的，其實是我們自己的觀念秩序。
聖經傳統是反對共產主義的唯一思想資源，其理由有三：
第一，在假定人的完美屬性的基礎上，人類初期都是共產主義，但聖經傳統告訴人類，由於人在最初的自由選擇中，發生了巨大的選擇錯誤事件，因此導致人類永遠失去了樂園，進入貧窮、苦難和紛爭的時代。在這一時刻，共產主義永遠失去了必要的人性論基礎。
第二，在假定理想國存在的基礎上，人類初期都是聯合的人類統一共同體。但聖經傳統告訴人類，由於人擁有與生俱來的挑戰上帝的張力，因此人的巴別塔衝動被上帝限制，世界分散為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國家，分散秩序成為人類社會的常態。在這一時刻，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大一統理想永遠失去了可能性。
第三，在假定人可以不死的意義上，人類初期都是共產主義。但聖經傳統告訴我們，由於人的自由選擇的錯誤，人永遠進入必然死亡的狀態。在這一時刻，共產主義面臨一個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這就是人的死亡問題。所以聰明的人們很容易發現，共產主義從不思考死亡問題。共產主義只對當下的世界圖景釋放烏有的美好想像。
結論：如果一個人永遠不死，他的關於共產主義的夢想就是合理的，而且是正義的。只有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必死的結局，他才會看見自己的無知，才會開始對共產主義展開真正的思考，才會開始堅定相信耶穌的基本意義是復活，上帝早已為人類提供了一套關於死亡問題的解決方案。
一個真正相信復活的人，他在生命的整體意義上，早已逃離共產主義的淺薄短視的思考。
許成鋼教授唯一的真實的問題，就是他從未思考死亡，即使他年歲已高。一個人思考全世界，卻不思考自己的生命，這有什麼意義呢。
When the people of Israel heard this law, they cut off all relations with the idle people. (Nehemiah 13).
Americans are hypocritical and have been in contact with the CCP for more than 40 years. This has not changed the CCP's value at all. On the contrary,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dragged down by the CCP,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a country of shitholes, a country of thieves, and a country of Biden curves.
In fact, this is normal. If a good child and a bad child play together, in the end the good child will become bad, not the bad child who will become good.
這世界的荒謬就在於，類似於程益中這樣的瘋子，居然也能夠使用語言，居然也有判斷的衝動，居然也代表著人類的一種景況，居然在中國這樣的低端名利場曾經一度紅遍江湖，居然也曾經代表正義。程益中是一種中國特色的人性現象和認知現象，以後有時間了，我會寫一篇論文：中國人曾經有多麼愚蠢，以程益中為例。
以色列民聽見這律法，就與一切閒雜人絕交。（尼希米記13）。
美國人假冒為善，與中共交往40多年，並沒有改變中共一絲一毫的價值譜系，反倒是美國被中共拉下水，美國成了屎坑之國盜賊之國拜登曲線之國。其實這很正常，一個好孩子和一個壞孩子在一起玩耍，最後一定是好孩子變壞，而不是壞孩子變好。
這件事是一個經典案例，我得好好想想，說出常識。比如在中國，那是一個動物世界，而不是正常人類，因此任何人如果在那裡混圈子，討生活，順著中國人的習慣和中共的邪惡，無論你是體制內官員還是江湖好漢，無論你是讀書人還是文盲，最後都會變成畜生，變成垃圾。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放在论语的第一行，令后人大伤脑筋，因为孔子在这里突然提到了“君子”的概念，然后有问题意识的人必然要追问，什么是君子？
在概念没有明确界定的前提下，人的判断就会进入纠缠。不过这里提到的“不愠”，是一个古典的道德诉求，一个有心灵风景的人，应该总是保持某种节制的美德。人类社会总体上看，就是一部人性如何节制的伦理历史。
圣经有云，“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一个人无论处在怎样的观念习惯背景下，如果失去了节制的美德，将会彻底失去人生的秩序感和意义感。但圣经传统下的忍耐，存在前后稳定的语境。当人们讨论患难的时候，人们在讨论为真理而患难，真理在前，患难在后。真理就是上帝话语。当人们讨论盼望的时候，人类依然是在讨论因为真理而盼望。真理在前，盼望在后。真理是圣经传统之下的人们存在的起点和终点。正如英国诗人T.S.艾略特的诗句：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在我的结束是我的开始。
孔子语境下的真理是什么呢，显然是孔子向往的天道。天道的内容是什么呢，孔子并不知道，或者说孔子早已忘记。这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遗忘综合症，导致孔子的道德诉求失去了前提，同时也失去了结果；失去了开始，也失去了结束；失去了起点，也失去了终点。
在逻辑的意义上，当一种思想失去起点和终点，这种思想就只能是一句牢骚之语，一种此时此刻的无意义的感慨。
事实上，孔子腹有诗书，一辈子周游列国，渴望被人知，但现实残酷，只好以君子风范劝自己不愤怒，这构成了人性意义上的掩饰，同时也构成了人不追求真理的短视，并且把自己当成了准则，当成了逻辑，当成了美德典范。
君子概念，应该就是中国人心灵史意义上的美德典范。
后来的儒学大家不断解释孔子的思想。朱熹解释说，学在己，知不知在人。朱熹的境界也偏低，一个做学问的人，终极目的应该是敬畏真理，荣耀上帝，而不是获得他人的赏识。如果他人的赏识始终没有出现，难道一个思想家就放弃思考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申一个重大的学习现象：一个人的学习，必须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是获得他人理解。真正的思想家一定是孤独的，甚至一定会被人类社会所误读。圣经有言，“不要得人的荣耀，荣耀归给上帝”，这其实是给人类的学习预设无限空间，提供第一推动力，从而避免浅尝辄止，避免思想的肤浅，避免知识的苍白。
当我们的辨析来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同为轴心时代的思想谱系，孔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差距太明显了，可惜中国人多年以来看不见差距，即使看见了，也不承认，反而以特色为理由坚守自己的缺点。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在这里提供了两种思想原型：一是开放精神，二是乐感文化。
但这只是孔子的单向度表述，强调“有朋”，则忽略了敌人，忽略了人性的苦难属性，无法理解悲剧精神，遮蔽了人类社会的冲突和竞争。
冲突需要我们勇敢，竞争需要我们提升核心技术。中国人最稀缺这两种品质，原因可能就在孔子这里。所有的人都想通过交朋友的方式提升人生幸福，进而演变为中国人熟悉的拉关系走后门。
这其实是一种變相的交友方式，是一个惊人的错误。事实上他人就是地狱，我们要从小学会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学会像羔羊一样走进狼群。
事实上，人类社会是一部关于悲剧诞生的宏大诗篇，战争，瘟疫和饥荒，是人类无法回避的艰难选择题。
对于人类而言，敌人的存在是事实秩序，所带来的是人类直面苦难的张力。遮蔽敌人和苦难，则遮蔽悲剧精神，肤浅的大团圆审美情结，肯定就出自孔子的这种乐感想象。
麻烦在于，由于我们起初就缺少人性的幽暗性训练，缺少仇敌意识，所以我们经常会把朋友当成敌人，把敌人当成朋友。
老祖宗由此传递下来的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人生格言，是一句完全小清新的心灵鸡汤，而且是一场对人性对社会的愚蠢误读。
“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在孔子所有语录里最有价值，强调学习的方法在于研究。但问题是，这句话放在整部《论语》的开头，作为中国人学习的起点，使得其问题意识大打折扣。
比学习更重要的问题是人类应该向谁学习。牛顿向上帝学习发现了第一推動力，莱特兄弟向鸟儿学习发明了飞机。基督信仰传统下的人们向聖經话语学习，发现了至高的不可企及的真理，这使得他们终于愿意谦卑下来承认自己不过是人。
两个文盲互相学习，永远不可能找到新知识。三个人在一起学习，基于人性的普遍幽暗性，结果一定是谁也看不上谁，由此人们各自走向了自命清高，文人相轻。
这是一种必然，人为了安慰自己的無知，通常更愿意高估自己。承认这一点很艰难，因为我们缺少深刻怀疑自己的能力与习惯，我们总是急于原谅自己，並且在某個愚蠢的狹窄的地方，停下來孤芳自賞。
二十年前我讨论任何问题，都要往制度上扯。
后来发现人在前，制度在后。人有问题，才是重点。
然后又发现，人有问题，不是指所谓国民性问题，不是宏大叙事，而是自己的个体的意义上有问题。
又过了一些年，发现自己的问题，不是道德秩序问题，也不是行为问题，而是自由选择问题。
选择是个关键词，问题是什么才是合宜的自由选择呢。然后我发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取决于他的原初观念秩序。
到这里我终于意识到，真正的批评是对自己的原初观念的批评。而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批评自己的原初观念，取决于他是否建立了一套稳定的终极的分析坐标。
意识到这一点，我开始写作沉思录，对自己的原初观念进行碎片式的讨论，竟然积累了200万字。
这是一趟撕心裂肺的旅程，我只管向着标杆奔走，直到生命的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