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浙是晚期帝国的精华、士绅社会的样板，只有他们维持了十国到清末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延续性。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大屠杀当中，他们的人口损失都不及半数，而且没有切断精英的传统。在最近一千年的东亚社会，这就是难觅其匹的重大成就。书面记录往往给后人留下相反的印象，因为大屠杀的记忆取决于文化精英在幸存者当中的比例。浙人留下的受害记录最多，恰好说明他们的社会所受破坏不大，知识精英在劫后仍然拥有左右历史记忆的能力。伯颜下江南，只造成了个别的屠杀。元军洗劫两湖，造成了大面积的无人区。陈友谅对两湖的人力资源涸泽而渔，征服者朱元璋的屠杀导致了湖南人口的整体性替换。相形之下，张士诚辖区所受的掳掠只能称为局部事件。然而，后人的刻板印象恰好相反。这种认知偏差貌似不公，其实体现了最大的公正，因为文明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口和财富，而是取决于组织的复杂度或秩序的生产力。白起时代的军国主义大屠杀理应遗臭万年，因为华夏文明最精致的花朵和最有生命力的共同体由此而绝。流寇时代的人口灭绝虽然有过之而无不及，损失的组织和秩序却微不足道，甚至可能不及原始部落的灭绝。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几千死难者比黑死病的数百万死者重要。东方暴君屠杀整个行省，不如雅典民主审判苏格拉底重要。朱元璋屠杀了湖南的大部分居民，重要性也远不如他流放到凤阳的少数苏州人。宋明两朝的两浙士绅界定了后人心目中的东亚文明的概念，正如1812年的英格兰绅士界定了英国的概念。他们是孔孟和王谢的不肖子孙，却是远东铁达尼号最后熄灭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