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部落战士以战争为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不像流氓无产者雇佣兵那样需要高额军饷，且战斗力量和组织力量也高于后者。只有在这样的军事前提之下，摄政王才能维持万历税收标准。只有在这样的税收体制下，儒臣才能理直气壮地赞颂大清取天下之仁。因为仁政的根本在于轻徭薄赋，并不绝对排除王师的恐吓性屠杀。这种屠杀只限于“顽民”，“顺民”一般能够通过及时表明立场获得征服者的保护，因此不至于严重破坏传统社会的可预测性，远不如流寇的拷掠筹款政策那样武断任性 。

近代国耻教育的选择性记录完全抹去了流寇的恐怖统治和贰臣恢复文治的努力，片面强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残暴，成功地将贰臣集团抹黑为纯粹唯利是图的投机分子。这种叙事包含部分事实，但并非全部事实，更没有体现公正的比例感。我们无法否认最基本的格局：北京朝廷继承了明朝中后期的宪法结构和税收制度，南明朝廷却继承了流寇集团的军事骨干和征敛方式。贰臣承担了次要但切实的行政和财政合作者任务，蒙尘天子和行在孤臣只扮演了流寇的统战花瓶角色。清军将追捕“一只虎”李过和弑君叛逆余党作为南征的公开目标，回避了剿灭明室的尴尬动机，成功地唤醒了士绅阶级的忠心和恐惧，将自己打扮成该阶级的天然同盟，收到了最大限度孤立敌人的效果。清室得天下之易，为历代征服者所仅见，理应部分归因于“得天下之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