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这个身陷重围的民族同仇敌忾的心理在整个战争期间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在1940—1941 年的空袭中，伦敦出现的休戚与共的情感营造了一种氛围：人们普遍期待着一个经济平等的新时代。战时经济的成功管理鼓励了一种乐观主义，人们觉得有可能把这种国家权力用于和平目的。正如一位当事人后来回忆所说的：“空气中弥漫着渴望和活力，人们都相信，变化是可欲的，而且事实上也是可的。”“凝结的习俗”已被打破，重新开始的机会出现了。30年代那段依靠救济活命的悲惨日子不应卷士重来。贝弗里奇是英国著名的战时报告 《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 》的作者。过去，他一直认为，计划经济牺牲了个人自由，付出的代价似乎过高。他没有和他的朋友韦布夫妇一同去访问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但在战争期间，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约瑟•哈里斯记载的那样，贝弗里奇“开始相信，某种形式的计划不再只是一种选择，而是绝对必要的”。他在书中阐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方案：政府通过明智的财政管理来指导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同时借此机会扩大社会福利事业。】

可能这就是民意基础吧，理论在民意基础面前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