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唐五代两百多年的移民和开发已经造就了自己的精英，宋代是他们摸索和试探组织模式的时代。范仲淹和朱熹企图重建宗族的公共服务职能，为他们理想中的地方共同体张本，留下的遗产主要在南方。宋学的门户纠纷甚多，精神气质却有共通之处：重经义，轻经验；扬三代，贬汉唐；急著述，缓事功。朔党后继无人，从侧面反映了北方社会的衰竭。北方原本就是残唐五代兵火破坏最烈的地区，汴京朝廷又给他们增加了双重负荷：消费主义和社会实验。

京师一向是编户齐民最彻底的地区，汴京的消费者性质又烈于前代。宋代财政扩张势如奔马，制造了一个成本畸高的经济区。除了薪俸消费产生的下游产业，其他事业几乎没有任何生存机会。消费性服务业吸引了大批游手之徒，构成近代江湖社会的原型。秘密会社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甚至跟原有的民间宗教结合，既是社会散沙化的后果，又是进一步散沙化的动力。光棍文化和投机心理盛行，则稳定的社会组织难以存续。宋代市民文化是消费性商业价值观和流民冒险家价值观的产物，无限崇拜不择手段的发迹变泰（投机），比良民和农民更缺少自律、自治和积累的性质，这些性质才是西方所谓商业文化的根本。新党和洛党喜爱的方田法只有在汴京附近地区才真正付诸实施，随着党争的起伏而反复兴废。无论王安石时代的实践效果如何，仅仅因为政策的反复无常，就足以妨碍任何良性秩序的存在。任何京畿居民都知道：在自己的一生中，他的财产和社区关系至少要三次推倒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