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包含“破”和“立”两个方面。只是在科学昌明的近现代,在生产效率极速提高,社会分工细化,社会合作的规模和品质不断提高的近现代,一个社会若不能在“立”这方面做到合格,光“破”掉令大众不满的旧秩序就不会带来好结果。

坏消息是在需要迎接变革的社会里,包括海外反对者在内的许多人, 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个方面,太多人还在纠结于“如何破”,纠结于要如何推翻中共的暴政,并试图采用种种手段,“把习近平掀翻了再说”。

好消息是暴君同样囿于旧式思维。

虽然近来民运圈连续爆出“线人”猛料,但即使不看详细案情描述,我也能想象得到中共通过胁迫和收买线人想实现的是什么目标——它当然是想掌握海外民运在“破”这一方面的进展,想消弭这些异议者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

但伤害链系统只会在伤害力落差被颠覆之时崩解,而想从海外借兵去颠覆掌握核武的现政权显然不大可能。

在海外民运和中共统治者同样把注意力聚焦在“破”这一方面时,双方都错失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

历史进程的关键是什么?

是“立”。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现代化国家,构建能维持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因此能让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体制,并保证它的长期平稳运行。

是通过政治的现代化,让完成变革的国家得以与其他现代化国家成为“同类”,归入文明阵营,获得长期稳定的有保障的国际地位。

海外民运中的多数人,甚至不少知名人士,都没能把注意力,把资源,把努力的方向放在这里。

但中共同样没有把防止反对者获得“立”的能力当成维稳工作的重心。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从好几年前起,我就不再关心“破”的进展,因为中共当然会自己把自己作死。皇朝周期律并非因中共而生,也不会自中共而亡。一个令民怨沸腾,一个积弊难消的政权,总会走到它盛极而衰的时刻,在它自毁前想“加速”这一进程,不但筹谋艰难,而且很有可能给民众造成苦难,事与愿违,破坏反对者这一方的道德形象,不利于事后“接盘”。

在我看来,“破”这方面,大可全交给中共自己去做。海外的力量有限,专注于“立”都还来不及,分心旁顾,只会削弱海外本可在变革期间向墙内提供的助力。

许多人都以为变革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权斗”,是“各个组织、各个派系争夺权力”,但从文明演化的视角观察,在社会变革期间,真正发生的是模式之争,是一种行为模式对另一种行为模式的替换。

只要模式的替换实际上发生了,不论国号有没有换,国王有没有换,“革命”都等于成功了,因为社会的肉体虽仍是一样,灵魂却已更新。

如果一个政权能在不“换人”的情况下就改变行为模式,它就能成功让社会的变革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实现。

如果一个国家能在不“换政府”的情况下改变行为模式,把较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替换为较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这个国家就能以较低的代价令其国民生活水准得到改善。

这就是改良派希望看到的。

形势走到今天,改良派曾寄托的希望已化为泡影,但我并不认为看透事情本质之后,我们仍需要按旧式思维,把“反共”,把“促成国家变革”看成必须令尸骨如山血流成河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共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很快完成“破”这个环节。倒不是说民间抗争者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但就象新能源车频繁自燃一样,当中共把自身的财政收支、自身的维稳调整到了现在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中,旧模式的无以为继本身就会令政府的组织度和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走向崩溃。

在维稳被迫“由奢入俭”的过程中,没有足额经费保证人员的基本收入和设备的基本维护,旧模式就会自毁,以停电、断网、服务器坏了没法修的形式自毁,以一线维稳工作人员既没法足额领到工资也没法报销差旅费的形式自毁。

即使没有人强行用新模式去替换旧模式,中共维稳模式的自毁也仍会发生,海外民运存不存在,干不干预,结果都一样。

但海外民运有没有致力于“立”,有没有研发能“乘虚而入”的新模式,对中华沦陷区的未来却很重要。

在我看来,当下的海外民运实在该把注意力放在“立”上,放在对新模式的创建、打磨和推广上。

在中共的旧模式无以为继的当口,只要你能拿出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新模式,你就有希望争取到大多数的支持。

包括且不限于无数在改开时代已经尝过“模式转换”甜头的墙内政商界的支持。

因为时代的变革虽然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是要流血的,但实际上,只要人们愿意改变行为模式,流血并不是必须的。

旧帝国的臣民、牲人们并不是不能成为新兴国家的公民,成为新兴国家的建设者。

去年还在田里割稻子的农民,并不是不能给麦当劳打工,在柜台前收银,在厨房里做汉堡包。

在旧模式日益明显的崩塌下,人们愿意拥抱新的行为模式。

只是这新的行为模式需要被“引进”。

是时候了,海外民运该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一方面了。不论统派还是独派,现在应该着重考虑的,都是在中共维稳模式自毁后,自己能向中华沦陷区民众提供怎样的选择。

这才是当前历史阶段海外各派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nostr:nevent1qqs8s7h06v9fc605jk0thx6tcsrtg64g2kpj29du8pvnf3n2httntwq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9kauuq

如果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大家都专注于“破”,把资源都用在“破”上,结果就会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新的帝国——打破了旧模式,新模式却没能建立,于是新人再次循旧模式行事,所谓换汤不换药是也。

而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反过来呢?

如果大家专注于“立”,专注于打造新模式,会有什么结果?

这样做的弊端是, 当你不再关注“破”,不再致力于促成“破”,社会由“破”到“立”的进程就不再受你影响,如果旧模式生命力足够顽强,专注于为成为建设者做准备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等不到合适的历史契机,在旧帝国崩塌后一展身手。

在中华沦陷区,旧模式的生命力曾经是非常顽强的。古老的东方帝国曾长年闭关锁国,对外部依赖度极低,在发展出高度成熟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后,更能凭极低的国家治理技术长期保持伤害力落差。东方帝国拥有对伤害链系统来说最宝贵的资产——不到极端境况不知反抗,甚至到了极端境况仍会选择默默死去而不是反抗的庞大底层人口。

如果皇帝懂得珍惜,这种“庞大牲人+低劣治理”的模式可以持续很久,足以熬死多少代渴望促成社会变革的觉醒者。

我懂王丹这一代人、魏京生这一代人从青葱少年等到白发满头的悲哀。

六四已经过去整整35年了。

在这35年间的多数时间,中共没有显露颓势,而且在入世后,经济快速发展,一度呈现过堪称“超英赶美”的盛世景象。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很容易因此感到绝望。

因为在中共政权将古老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与全球化进程、欧美制造业外流的趋势相结合时,迸发出的经济增长态势,是让欧美经济学家也“看不懂”,很难预测其未来走向的存在。

连专家都看不懂,何况多数并没有接受过规范学术训练,没有在社科领域下过大工夫的民运人士。

许多民运人士因此陷入悲观,怀疑自己永远也等不到中共暴政“破”的契机。有些人在灰心绝望之下甚至放弃了曾经的坚持,转而与中共合作。

FBI近来抓出了其中两人,但没有被抓的肯定更多。

因中共的“顽强”而试图转换思路,把“推翻暴政”这一理想改成折衷一些的“促成改良”,因此与中共进行过接触、进行过有限度合作的民运圈人士恐怕更多。

作为一名晚辈,我其实很能理解这些人的心情。

但他们错了,他们没能看清让中共“顽强”的底气已因改开后的“盛世”消失。

中共曾经因继承了古老东方帝国的维稳模式,拥有在极低技术水准、极低外贸依存度下长期保持伤害力落差的能力。

这份能力让中共扛住了1949年以来自己制造的每一波人祸,即使三年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口,中共的统治仍然稳固。

这份能力来自古老维稳模式本身的低成本、高效率。低成本,是因为把牲人压制在极度愚昧、极度贫弱状态后,官僚体系凭一点点特权、一点点组织优势、一点点信息优势,就能轻松保持对牲人的伤害力落差。

高效率,则是因为宣传部门的谎言能让牲人主动配合统治者压榨自己、鱼肉自己。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共开始放弃旧的维稳模式。

在发展经济的需求和官员腐败的需求共同推动下,低成本的编户齐民、信息封闭,被政府主动替换成了高成本的网络监控、人脸识别。

为了从底层生产者身上赚到更多的钱,统治者放松了对牲人的管控,给了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的机会,也就令最古老但最有效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不再成其为国家维稳体系的主要支撑。

对牲人维稳,是多么轻松容易啊!

但对打工人维稳,对数量上亿,流动性强,本身就处于半流民状态,只要失业恶化就会迅速转化为流民、流寇的亿万农民工、城市打工族维稳,要艰难得多。

这项庞大的社会工程,技术含量比前者高得多,运行成本自然也昂贵得多。

对打工人维稳,很“烧钱”。

但中共已经在四十年改开“盛世”中迷了眼,忘了根本,已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旧帝国行之有效的低成本维稳模式,切换到了目前这个极其烧钱,每年看得见的维稳经费都超过国防军费开支的新模式。

并且这新模式即将因财政亏空无以为继。

“破”的契机就这样突然出现了。

即使你不去“推”,不去为中共帝国的崩溃添柴加火,甚至许多底层仍然不去反抗,不象中国历史上那些流民一样不畏流血,不断冲击挑战当局的权威,中共目前在改开时代打造出的昂贵维稳模式也会因没钱可烧而失效。

而在维稳方面“消费降级”,快速找到一个既能保证效果又能节省成本且能平稳运转的新模式,明显在习近平的能力之外。

突然之间,形势已然逆转。

从此,专注于“破”,为难以实现“破”而纠结,就不那么有意义了。

但直到今天,把目光转向“立”的人,还是太少。

但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破”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了变革或革命会不会发生。但“立”的力量有多大,才能决定变革或革命会不会有“好结果”,能不能让国家走向文明,实现政治的现代化。

中华沦陷区现在正面临“维稳模式”的转换契机。

从旧帝国针对牲人的低成本模式,到改开时代针对打工人的烧钱模式,在这个世界上种种有效的维稳模式中,中华沦陷区的民众已经体验过了两种。

在烧钱模式无以为继后,显然社会即将被迫迎来再一次切换。

这一次,摆在众人面前的可选项是什么呢?

这是海外民运必须大声回答的问题。不论你是统派,还是独派。 nostr:nevent1qqsz7at74p7yae6h8qm9wjc5qzf2xhm9yqga0xzgq5eeks0jwenwzg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3r35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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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是时候召唤“立”的力量,汇集海内外“立”的力量,去迎接后中共时代的到来了。

但不论在海外还是墙内,“立”的力量都还十分薄弱。

薄弱之处在于,虽然有意愿投身建设的人很多,但意识到了要完成社会变革中华沦陷区需要建构出新模式的人,太少。

对新模式进行过具体描画,或者说能摆脱旧模式思想钢印的人 ,更少。

我们都知道,新模式显然不能和中共曾经运用过的那两种旧模式一样,新模式显然应当借鉴甚至照抄欧美现在使用的政治体制。但到底该如何在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废墟上构建起新的行为模式,绝大多数人却都还没有答案。

或者说,绝大多数准备在帝国废墟上重起炉灶的人,想在坍塌的猪圈原址上建起现代化楼厦的人,既没有蓝图,也没有相关经验。

不论统派还是独派,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能否实现政治理想、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和我们自身的能力上限密切相关。

当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把中共帝国的“破”象天降大礼包一样呈送到了大家面前,民运圈多年来太专注于“破”,太执着于“反对者”的身份,而没有在强化自身建设能力方面下足够工夫的短板,立刻就暴露了出来。

而且这短板极有可能会决定后中共时代沦陷区的发展走势。

现实就是,即使把海外和墙内、统派和独派所有的“立”的力量都汇聚到一起,想在中华沦陷区迅速完成新模式的建立,想让庞大人口平稳度过转型期,仍然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何况海外和墙内虽不时暗通款曲,却并无统一的组织和牢固的互信。统派和独派更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建设性的力量本就薄弱,雪上加霜的是,不但薄弱,而且分散。

当习近平的倒行逆施逼得体制内的一些人也不得不试着把目光投向海外时,在改开之路无以为继,要保住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墙内亿万从中上层到底层的改开受益者就必须破釜沉舟,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刻,人们却失望地发现,社会为“立”准备的资源,在关键时期能为民众所用的资源,太少。

少到任何一个理性的分析者都不得不承认,目前你看得见的每一支有希望在不久后能投入沦陷区建设的团队,都没有足够的能力“hold”住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复杂局面,在“如何尽快恢复秩序”、“如何解决中共遗留问题”等议题上给出及格的答案。

即使“大一统”思维在中共多年宣传洗脑后已深入人心,近年,支持“解体论”,支持各族各地独立的人也在明显变多。

究其本源,我想,许多人未必是对某一族某一地的独立建国有多大的热情,他们只是对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既保持大一统又完成民主转型的难度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想在“分裂分家各谋生路”和“在大一统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大一统帝国”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

已经有很多人为了看到沦陷区成功完成民主转型,补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缺口,不惜放弃对“大一统”的执念。

但即使大家都肯放弃“大一统”,以当前简中圈呈现出来的思考能力、秩序建构能力,想要稳稳接住习近平即将抛下的烂摊子,仍是极难。

这是个大工程。

促成亿万人口规模的社会完成转型,实现新的秩序建构,完成模式切换,这是个超大型的社会工程。

我希望每个有志于投身建设的人,每个关心沦陷区民众福祉的人,每个不希望看到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人,都意识到,自己需要参与到中华沦陷区的建设进程中来,都意识到,不论政治观点为何,只要你不想看到沦陷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你就需要促成这一庞大的社会工程需求,以尽可能科学、合理、高效的方式被满足。

这工程需要被拆分,拆分为不同阶段。

这工程需要在拆分后分包给不同的工程队,需要按产业链阵营既熟悉也认同的方式在市场上进行“招标”。

每个有志和有能力投身建设的人都应当把自己看成工程人员,你和其他人组成的一支支建设团队,就是在沦陷区兴修上层建筑的一支支工程队。

愿意汇入建设大潮的人,肯帮忙搬砖的,肯来打螺丝、扎铁丝的,不论出身,不论过往,都应受到欢迎。

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应该是一个被分片包干给各小工程队,包工头们带着农民工干得热火朝天的工地,而不是一个纵容多条小伤害链彼此撕咬、剩者为王的蛊盅。

我们都需要转换思维方式,从海外民运圈里那些最知名的人士,到墙内体制内坐拥资源却看不见出路的精英们。

大家都需要把注意力从“破”转向“立”,更需要把对后中共时代沦陷区秩序建构的想象,从“建设一个由我主导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民主国家”这一深受中共宣传浸染的默认思路,转换为类似于中共改开初期,在当政者圈定特区,政府放松管制后,新工厂新工地遍地开花的场景。

因为这才是最现实的场景。

因为建设性的力量既然薄弱而分散,建设任务也就只能被切分到既简单又零碎的程度,才能让“小工程队”接得了单。

我并不认为,在民主的旗帜下,海外民运和墙内觉醒者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携手同心解决沦陷区的人道危机。

这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但想避免新非洲路径,后中共时代,沦陷区所有政治势力需要达成一个共识。

对建设的共识。在建设期间,各“工地”、各“包工头”互不干扰、互不侵犯的共识。

对专注于“立”的共识。

而这共识的构建,需要由此刻,在海外,就开始。 nostr:nevent1qqsw5f6k45n8et7llja8hwytafdn9w8wrl390dpeqj9agssm8cyra8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udnfy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