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大家都专注于“破”,把资源都用在“破”上,结果就会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新的帝国——打破了旧模式,新模式却没能建立,于是新人再次循旧模式行事,所谓换汤不换药是也。

而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反过来呢?

如果大家专注于“立”,专注于打造新模式,会有什么结果?

这样做的弊端是, 当你不再关注“破”,不再致力于促成“破”,社会由“破”到“立”的进程就不再受你影响,如果旧模式生命力足够顽强,专注于为成为建设者做准备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等不到合适的历史契机,在旧帝国崩塌后一展身手。

在中华沦陷区,旧模式的生命力曾经是非常顽强的。古老的东方帝国曾长年闭关锁国,对外部依赖度极低,在发展出高度成熟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后,更能凭极低的国家治理技术长期保持伤害力落差。东方帝国拥有对伤害链系统来说最宝贵的资产——不到极端境况不知反抗,甚至到了极端境况仍会选择默默死去而不是反抗的庞大底层人口。

如果皇帝懂得珍惜,这种“庞大牲人+低劣治理”的模式可以持续很久,足以熬死多少代渴望促成社会变革的觉醒者。

我懂王丹这一代人、魏京生这一代人从青葱少年等到白发满头的悲哀。

六四已经过去整整35年了。

在这35年间的多数时间,中共没有显露颓势,而且在入世后,经济快速发展,一度呈现过堪称“超英赶美”的盛世景象。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很容易因此感到绝望。

因为在中共政权将古老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与全球化进程、欧美制造业外流的趋势相结合时,迸发出的经济增长态势,是让欧美经济学家也“看不懂”,很难预测其未来走向的存在。

连专家都看不懂,何况多数并没有接受过规范学术训练,没有在社科领域下过大工夫的民运人士。

许多民运人士因此陷入悲观,怀疑自己永远也等不到中共暴政“破”的契机。有些人在灰心绝望之下甚至放弃了曾经的坚持,转而与中共合作。

FBI近来抓出了其中两人,但没有被抓的肯定更多。

因中共的“顽强”而试图转换思路,把“推翻暴政”这一理想改成折衷一些的“促成改良”,因此与中共进行过接触、进行过有限度合作的民运圈人士恐怕更多。

作为一名晚辈,我其实很能理解这些人的心情。

但他们错了,他们没能看清让中共“顽强”的底气已因改开后的“盛世”消失。

中共曾经因继承了古老东方帝国的维稳模式,拥有在极低技术水准、极低外贸依存度下长期保持伤害力落差的能力。

这份能力让中共扛住了1949年以来自己制造的每一波人祸,即使三年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口,中共的统治仍然稳固。

这份能力来自古老维稳模式本身的低成本、高效率。低成本,是因为把牲人压制在极度愚昧、极度贫弱状态后,官僚体系凭一点点特权、一点点组织优势、一点点信息优势,就能轻松保持对牲人的伤害力落差。

高效率,则是因为宣传部门的谎言能让牲人主动配合统治者压榨自己、鱼肉自己。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共开始放弃旧的维稳模式。

在发展经济的需求和官员腐败的需求共同推动下,低成本的编户齐民、信息封闭,被政府主动替换成了高成本的网络监控、人脸识别。

为了从底层生产者身上赚到更多的钱,统治者放松了对牲人的管控,给了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的机会,也就令最古老但最有效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不再成其为国家维稳体系的主要支撑。

对牲人维稳,是多么轻松容易啊!

但对打工人维稳,对数量上亿,流动性强,本身就处于半流民状态,只要失业恶化就会迅速转化为流民、流寇的亿万农民工、城市打工族维稳,要艰难得多。

这项庞大的社会工程,技术含量比前者高得多,运行成本自然也昂贵得多。

对打工人维稳,很“烧钱”。

但中共已经在四十年改开“盛世”中迷了眼,忘了根本,已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旧帝国行之有效的低成本维稳模式,切换到了目前这个极其烧钱,每年看得见的维稳经费都超过国防军费开支的新模式。

并且这新模式即将因财政亏空无以为继。

“破”的契机就这样突然出现了。

即使你不去“推”,不去为中共帝国的崩溃添柴加火,甚至许多底层仍然不去反抗,不象中国历史上那些流民一样不畏流血,不断冲击挑战当局的权威,中共目前在改开时代打造出的昂贵维稳模式也会因没钱可烧而失效。

而在维稳方面“消费降级”,快速找到一个既能保证效果又能节省成本且能平稳运转的新模式,明显在习近平的能力之外。

突然之间,形势已然逆转。

从此,专注于“破”,为难以实现“破”而纠结,就不那么有意义了。

但直到今天,把目光转向“立”的人,还是太少。

但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破”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了变革或革命会不会发生。但“立”的力量有多大,才能决定变革或革命会不会有“好结果”,能不能让国家走向文明,实现政治的现代化。

中华沦陷区现在正面临“维稳模式”的转换契机。

从旧帝国针对牲人的低成本模式,到改开时代针对打工人的烧钱模式,在这个世界上种种有效的维稳模式中,中华沦陷区的民众已经体验过了两种。

在烧钱模式无以为继后,显然社会即将被迫迎来再一次切换。

这一次,摆在众人面前的可选项是什么呢?

这是海外民运必须大声回答的问题。不论你是统派,还是独派。 nostr:nevent1qqsz7at74p7yae6h8qm9wjc5qzf2xhm9yqga0xzgq5eeks0jwenwzg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3r35qj

是时候召唤“立”的力量,汇集海内外“立”的力量,去迎接后中共时代的到来了。

但不论在海外还是墙内,“立”的力量都还十分薄弱。

薄弱之处在于,虽然有意愿投身建设的人很多,但意识到了要完成社会变革中华沦陷区需要建构出新模式的人,太少。

对新模式进行过具体描画,或者说能摆脱旧模式思想钢印的人 ,更少。

我们都知道,新模式显然不能和中共曾经运用过的那两种旧模式一样,新模式显然应当借鉴甚至照抄欧美现在使用的政治体制。但到底该如何在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废墟上构建起新的行为模式,绝大多数人却都还没有答案。

或者说,绝大多数准备在帝国废墟上重起炉灶的人,想在坍塌的猪圈原址上建起现代化楼厦的人,既没有蓝图,也没有相关经验。

不论统派还是独派,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能否实现政治理想、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和我们自身的能力上限密切相关。

当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把中共帝国的“破”象天降大礼包一样呈送到了大家面前,民运圈多年来太专注于“破”,太执着于“反对者”的身份,而没有在强化自身建设能力方面下足够工夫的短板,立刻就暴露了出来。

而且这短板极有可能会决定后中共时代沦陷区的发展走势。

现实就是,即使把海外和墙内、统派和独派所有的“立”的力量都汇聚到一起,想在中华沦陷区迅速完成新模式的建立,想让庞大人口平稳度过转型期,仍然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何况海外和墙内虽不时暗通款曲,却并无统一的组织和牢固的互信。统派和独派更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建设性的力量本就薄弱,雪上加霜的是,不但薄弱,而且分散。

当习近平的倒行逆施逼得体制内的一些人也不得不试着把目光投向海外时,在改开之路无以为继,要保住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墙内亿万从中上层到底层的改开受益者就必须破釜沉舟,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刻,人们却失望地发现,社会为“立”准备的资源,在关键时期能为民众所用的资源,太少。

少到任何一个理性的分析者都不得不承认,目前你看得见的每一支有希望在不久后能投入沦陷区建设的团队,都没有足够的能力“hold”住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复杂局面,在“如何尽快恢复秩序”、“如何解决中共遗留问题”等议题上给出及格的答案。

即使“大一统”思维在中共多年宣传洗脑后已深入人心,近年,支持“解体论”,支持各族各地独立的人也在明显变多。

究其本源,我想,许多人未必是对某一族某一地的独立建国有多大的热情,他们只是对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既保持大一统又完成民主转型的难度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想在“分裂分家各谋生路”和“在大一统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大一统帝国”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

已经有很多人为了看到沦陷区成功完成民主转型,补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缺口,不惜放弃对“大一统”的执念。

但即使大家都肯放弃“大一统”,以当前简中圈呈现出来的思考能力、秩序建构能力,想要稳稳接住习近平即将抛下的烂摊子,仍是极难。

这是个大工程。

促成亿万人口规模的社会完成转型,实现新的秩序建构,完成模式切换,这是个超大型的社会工程。

我希望每个有志于投身建设的人,每个关心沦陷区民众福祉的人,每个不希望看到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人,都意识到,自己需要参与到中华沦陷区的建设进程中来,都意识到,不论政治观点为何,只要你不想看到沦陷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你就需要促成这一庞大的社会工程需求,以尽可能科学、合理、高效的方式被满足。

这工程需要被拆分,拆分为不同阶段。

这工程需要在拆分后分包给不同的工程队,需要按产业链阵营既熟悉也认同的方式在市场上进行“招标”。

每个有志和有能力投身建设的人都应当把自己看成工程人员,你和其他人组成的一支支建设团队,就是在沦陷区兴修上层建筑的一支支工程队。

愿意汇入建设大潮的人,肯帮忙搬砖的,肯来打螺丝、扎铁丝的,不论出身,不论过往,都应受到欢迎。

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应该是一个被分片包干给各小工程队,包工头们带着农民工干得热火朝天的工地,而不是一个纵容多条小伤害链彼此撕咬、剩者为王的蛊盅。

我们都需要转换思维方式,从海外民运圈里那些最知名的人士,到墙内体制内坐拥资源却看不见出路的精英们。

大家都需要把注意力从“破”转向“立”,更需要把对后中共时代沦陷区秩序建构的想象,从“建设一个由我主导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民主国家”这一深受中共宣传浸染的默认思路,转换为类似于中共改开初期,在当政者圈定特区,政府放松管制后,新工厂新工地遍地开花的场景。

因为这才是最现实的场景。

因为建设性的力量既然薄弱而分散,建设任务也就只能被切分到既简单又零碎的程度,才能让“小工程队”接得了单。

我并不认为,在民主的旗帜下,海外民运和墙内觉醒者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携手同心解决沦陷区的人道危机。

这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但想避免新非洲路径,后中共时代,沦陷区所有政治势力需要达成一个共识。

对建设的共识。在建设期间,各“工地”、各“包工头”互不干扰、互不侵犯的共识。

对专注于“立”的共识。

而这共识的构建,需要由此刻,在海外,就开始。 nostr:nevent1qqsw5f6k45n8et7llja8hwytafdn9w8wrl390dpeqj9agssm8cyra8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udnf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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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刻开始,海外与墙内就需要达成共识。

我们需要意识到,在后中共时代,在亿万沦陷区民众即将陷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之际,“立”,应当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建设才是沦陷区最迫切的需求,能用于建设的力量,从人力,到物力,从本地本乡的豪强,到外邦外国的援助者,一滴也不能浪费。

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争权夺利上,没有时间浪费在“统一思想”上。

因此,就象当初中共治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就象邓小平虽然戴上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荣衔,改开时期的大多数新政策新思路却并非来自他的设计和他自上而下的安排那样,我们需要尊重民间在学着自发构建新政治秩序时的“遍地开花”。

邓小平并没有自上而下推行一套由他设计,由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政策。

他只是克制住了中央对地方过度膨胀的控制欲,只是部分的收回了政府干扰民间经济活动的巨手。

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取得那些成就的真正原因。

在欧美构建近现代政治秩序的经验里,“虚君共和”的成功,精要在于“虚君”,在于成功实现了对君主权力的限制。

在中共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成功的精要同样在于“虚君”,也就是成功实现了对中央➡️地方、政府➡️民间的权力的限制,虽然这些限制范围极其有限,且没有制度性的保障,虽然这些限制极其薄弱,并已被事实证明,在邓小平死后,随时能因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一念之差而取消。

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只要没有中央的干扰,没有政府的干扰,沦陷区原有的生产要素就完全可以在外部产业链的积极配合下,通过引进技术、引进生产线、引进企业管理观念,通过对外贸易,与外部产业链建立紧密联结,迸发出强大的财富创造能力。

在一个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村干部要剪裁进口化肥包装袋来遮羞的中国,和一个派出的代购员能横扫巴黎奢侈品专柜的中国之间,差的只是“有没有中央”。

而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甚至只是部分限制了中央政府权欲的成果。

那么,如果完全没有中央呢?

如果我们把邓小平在开启经济体制改革时试着做了一点点的事情做成“完全版”呢?

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吸取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并将之用于政治体制改革呢?

还记得曾遍地开花的“承包”吗?

那就是民间自发构建的,远比自上而下的设计安排更有活力,更具创造力的经济秩序。

在中央的阻挠下,人们曾经以为中共国民间并不存在强大的财富创造力。在改开政策为民间“松绑”之前,谁曾想过,看起来那么麻木、愚昧的亿万民众,根本不需要谁去动员去启蒙,就能从田间地头涌入工厂,就能在机遇面前迅速呈现出“准备好了”的状态呢?

如果经济体制改革是由习近平而不是邓小平开启并推行的,是一场由最高领导人先精心设计好,再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思想”,由领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我相信它的效果绝不会有我们看到过的那么好。

它效果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秩序构建是自下而上的。

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先放纵地方尝试、民间尝试,然后中央再给予追认、政府给予肯定。

所以,我们应当明白,同样的经验可以也应该用在中华沦陷区的政治体制改革上。

想在既有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做的,是完成经济体制改革期间未能完成的工作,是对“中央干扰”、“政府干扰”的彻底清除。

因此,中华沦陷区不能有一个新的中央。

道理很简单,谁若以“建立一个新中央”为目标,为了树立中央权威,谁就将不得不站到民间自发建设活动的对立面。

把地方豪强看成局部政治秩序的“承包者”,把引进海外政治理念和政府行为模式看成“招商引资”,你会看到,就和经济体制改革期间一样,其实民间不需要有那么充分的准备,民众不需要久经训练,才能成为具备权利意识的公民。

只要没有中央政府的干扰和阻止,民间完全能自行开启并最终完成秩序的建构。

我们不可能找到另一个邓小平,让中央政府在民间自发构建秩序期间保持对权欲的克制。

但我们可以不要中央。

我们可以在“谁都不要干扰别人的建设”这件事上达成共识。

我们可以在海外,对这件事,对“我们都不打算采用暴力手段在中华沦陷区维持或重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体制”达成共识,对所有愿意向沦陷区民众提供建设方面协助的团体和个人,许下庄严承诺。

上海,未来成功实现了独立的上海,不会去侵略江苏、浙江,更不会挥军北上攻打北京城,去抢那张虽在传统伤害链思维中价值连城,在产业链价值观里却一文不值的龙椅。

后中共时代的上海,只打算做一件事,那就是管好自己,走好自己的建设之路。

我们会努力做好示范,成为表率,但绝不会逼你们学习。

但如果你们也一样,一样专注本地建设,不寻求扩张领土最终“实现统一”,未来百年内的区域和平就有保障了。

在后中共时代,每个从政者都要尊重届时的既成事实,尊重由公投认证过的疆界,不干扰别族别地的建设,不用暴力手段打断邻国和平发展的进程,最重要的是——都不追求以军事手段重建大一统帝国,应当是从海外到墙内此刻就达成的共识。

谁也不寻求骑到别人头上,这应该是从海外到墙内,所有人的共识。 nostr:nevent1qqsgxfrzhjn5h8rzg35myqfj049ftvrs8ptvl6w0gfaz9un8p4xqrx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m4ggw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