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宪法或法律是解决深层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法律提供了框架和工具，但真正的变革还需要教育、经济发展和社会观念的长期演变。也就是刘晓波提到的公民社会的概念。

“尊重教权”不等于“赋予教权以国家强制力”。 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可以尊重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文化和道德体系，但当其教规要求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或基本自由时，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必须介入，捍卫那个人的权利。

​这就像一个家庭里，父母有“管教权”，但如果他们以“管教”为名虐待孩子，国家的法律就必须介入保护孩子。国家的责任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和自由，这个责任高于尊重任何一个特定团体的内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