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kun1989
今年以来，中国各地基层政府不停扩大"维稳编制'，招收编制外警务人员、网格员等，以确保政权安全。据公开数字显示，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已突破八千万人，全年工资合计突破八万亿元，约为税收的40%。虽然经济萎缩百业凋敝导致税收减少政府财政吃紧。不过，基层政府街道办仍在利用政府财政招收网格员，负责社区治安，确保政治稳定。重庆市璧山区政府网站9月26日刊登招聘网格员简章显示，招聘18岁以上45岁以下具有本科学历的专职网格员，每月薪水2400元，外加五大社会保险。 1月3日，深圳市西部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85名社区网格员，外派至南山区各街道办事处完成辖区基础网格工作任务。2月28日，厦门市集美区招聘网格员226名；8月10日，济南市约十个区县招聘网格员约两千人。所谓网格员就是管人的，负责定期巡查，确保社区安全和秩序，即时报告社区内的违反行为，以便向有关部门和警方报告。 虽然外界无法准确掌握维稳经费的真实数据，但从一些小细节中可以看到，缺乏独立权威的仲裁机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中国式维稳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更加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和财政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许多地方的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在增长，维稳经费甚至超过政府民生支出，对于经济并不富裕的地区，天价维稳成本不免令其捉襟见肘。 公共安全经费增长的背后是疯狂的腐败，每一个安防监控项目，被各路蛀虫吞噬的资金不是一个小目标！这就是中国特色维稳的本质，叫喊不稳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攫取挥霍更多的经费，因而中国陷入了一个怪圈，越喊不稳越有钱，越有钱越不希望稳定，一大批吃维稳饭的人，不断地制造敌人寻找敌人，甚至把许多维权者上访者批评者以及弱势群体视为不稳定因素，特别是恶意制造冤假错案，进行大规模野蛮强拆，让这个社会充满了仇恨和动荡。 按理说，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已充分具备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保证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会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等等。只要这些机构部门和各级组织，充分保证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开和科学运行，那么，中国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到各自的体制路径，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解决，不至于发展到以庞大财政预算支出来维稳，让整个社会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蔡慎坤
@cskun1989
中国庞大的财政预算究竟有多少用于维稳一直成谜，这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如此重要的开支都应该透明清晰也可以公开讨论。可悲的是，一个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经济指标堪称世界第一的国家，公开讨论这样的公共话题，要么被贴上妄议的标签，要么被套上寻衅滋事的罪名。有媒体曾报道，2020年中国的维稳经费高达2100亿美元，不但10年内成长逾1倍，且高出同年军费的7%。然而有趣的是，从2016年开始，中国庞大的维稳经费（公共安全支出）就从财政预算中大幅缩水，中央财政也不解释公共安全预算缩水的原因。 2023年中央财政国防预算经费15537亿元，而公共安全预算经费2089.72亿元，2016年中囯财政国防预算经费9543.54亿元，公共安全预算经费1668.15亿元。2015年中国财政预算报告，国防预算经费是9114亿元，公共安全预算经费是8899亿元。自2011年起，连续3年公共安全预算经费都超过国防预算经费。2013年公共安全预算经费为7690亿元，国防预算经费为7201亿元；2012年公共安全经费为7018亿元，国防预算经费6703亿元；2011年公共安全预算经费是6244亿元，国防预算经费为6011亿元。 2016年公共安全预算经费大幅缩水，并不意味着公共安全经费大幅减少。2016年财政预算报告中提及的“公共安全支出”并非全口径数据，而是把庞大的“公共安全支出”划入地方财政预算，导致公共安全预算经费看上去大幅缩水的假相。我曾从财政部网站查到一组数据：2015年国防预算经费9115亿元，决算数9088亿元；2015年公共安全预算经费8899亿元(其中中央级预算经费1541亿)，决算数9380亿元(其中中央级1584亿)；2016年国防预算数9543亿，2016年一般公共安全支出全国预算数查不到了，只查到中央级预算数1668亿，增幅5.3%。如果加上地方维稳经费就高达9887亿元！ 自2009年以来连续7年中央财政公共安全预算经费都超过军费，所谓公共安全预算经费，通常被外界理解为“维稳费”。2012年两会期间，时任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李肇星公开表示“中国没有维稳经费”。他称“公共安全”支出内容涵盖广泛，包括政法机关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甚至是食品检测开支等。但由于财政预算涉及公共安全的数据相当简单空洞，一直无法消除外界对公共安全预算经费的疑虑。 财政部公开的数据显示：公共安全预算开支包含六个范畴，包括武装警察、公安、法院、司法、缉私警察及其他等六个部分，其中以公安涉及的开支最多 。权威部门一再重申，属于公共安全范畴的维护社会稳定，本是一个政权职责所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中国式维稳有自己的特色：由于发展经济至上，无论是在环境保护还是征地、拆迁等问题上，地方政府本身即为利益相关方，难以“超然物外”，导致维稳成本越来越高。 财政部曾驳斥“公共安全支出”等同“维稳费”之说，说中国财政预算中根本没有“维稳费”之说，同时告诉公众，除美国、法国以外，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公共安全支出都超过了军费开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从2008到2013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分别为4059.76亿元、4744.09亿元、5486.06亿元、6244亿元、7018亿元、7690亿元。财政部曾宣称，中国公共安全支出与财政收入保持着协调发展，并非如外界所编造和渲染的那样，需要应付“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局面。 官媒多次发文强调：捏造所谓“中国维稳预算”，企图给中国扣上“专制警察国家”的帽子，是外媒别有用心的潜台词。可实际上，中国警察与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世界上排在相当靠后的位置。以美国为例，美国警察共有警员92万人，警察与人口比例达到3.25，而中国警察与人口比例只有1.3，远低于美国的警员配备比例。如果以公共安全支出与军费比例而论，中国不及德、英、日、澳、俄等国，以警察占人口比例论，中国远低于美国。 如果说中国警察与人口比例约为1.3，那么中国警察规模应该只有一百多万，一百多万警察每年竟然要花掉数千亿上万亿是不是太过夸张？实际上，中国人口基数庞大，警察人数也扑朔迷离，警察种类更是五花八门，参与公共安全的人数更是超乎想像。一般意义上的警察，包括了特警、巡警、交警、刑警、户警、经警、狱警、法警、外事警察、公共信息网络安全警察、禁毒警察、科技警察、国安警察、空中警察、航运警察、缉私警察、林业警察等等，还有一支可与正规军队媲美的武装警察部队，包括机动部队和特战部队，其装备和规模与军队不相上下，只是近年来武警才划入军队序列。 除以之外，中国还有一支与警察人数相差无几的治安联防队员、协警、网监员、网评员甚至类似于朝阳群众这样的编外组织等等，几项相加，人们就知道，吃公共安全这碗饭的人数应该在千万以上，比官媒公开的人数至少多了十倍以上。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做预算，中囯公共安全预算经费超过囯防预算经费理所当然。
#中国取消动态清零一周年】 三年折腾，还有哪些瞬间让您此生难忘？旧日荒唐会不会卷土重来？
延时开奖,等额选举,全民民主,特色经济……
停止卖票后30分钟内，超级计算机要统计出匹配彩票中心派出的各地托票，统计出有人跟投了，那一组号就作废，开出另外一组号。半小时内统计只有他们人买的号才开那些组号，有其他人买的就不会开出来。 同时出现于统计学与概率学上的事，不能再演了，因为开奖是多个连号而且是万注，彩票机出票也要时间！
@cskun1989
12月4日，许成钢教授破例在台湾发表尖锐的批评演讲，抨击习近平上台后重返极权体制，对“东升西降"作出误判。他指出在没有法制的社会里，法律规定的产权并不意味着对资产的控制权。“所谓改革派如今在大陆都不敢提司法独立，共产党讲得很清楚，就是党领导一切，党领导司法。司法只不过是执行党的决定。”许成刚指出“党领导一切”背后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叫“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特色的极权制度就是向“地方分权”，行政和资源向地方分权，但政治、人事、意识形态等一切控制在中央手里：“只要管住你的脑袋，效忠中央即可。” 许成钢教授是治学严谨理性务实的资深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也是中国党政官员敬重的老师，199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和香港大学名誉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终身教职）。并于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2013年获得孙冶芳经济学论文奖。是美国科斯研究所(RCI)的理事（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过去曾在哈佛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任职，曾任世界银行和IMF顾问，以及多国经济期刊的主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 许成刚教授对外界寄予厚望的改革开放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指出改革开放只为中共续命，并非中国产生天翻地覆的改变。也因为这份灵活，让中共得以活命。在改革开放时产生私有制，让各地争取台商、外商投资。但是，这让外界误解，以为好像是天翻地覆、一切都变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形成中国特色共产极权制。它改变目标，并未改变制度。在文革时，目标是阶级斗争；经济改革时，目标是发展经济。两者是为了同一目标，走向共产主义”。 许成钢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是两次重大运动，大跃进死了4千万人、文化大革命整了1亿人，中共的统治合法性动摇，经济濒临崩溃。中共意识到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挽回信誉，然而官方文件提到“私有制、公民社会、私人媒体将导致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他说邓小平早已宣布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四道红线：“任何人不能碰这红线，邓小平讲的不是空话，1989年天安门的镇压就是告诉外界：你敢碰我，就要死。” 许成钢表示，虽说“地方分权”是中共极权制度的关键，但是习近平日益收权，不想依赖地方行政力量。他以“低能表现”，形容习近平的欲望。许成钢说，极权主义弊病丛生，而地方分权才让中共变得如此强大，也才使得习近平吹嘘东升西降，误认为力量足够强大、误认为能自上而下都控制、误认能以“一带一路”控制全球大局。虽说“地方分权”是中共极权制度的关键，但是习近平日益收权，不想依赖地方行政力量。他以“低能表现”，形容习近平的欲望。“这些都是错误的判断，哪怕我们站在他的立场帮着他想，也是错的。都不要说极权主义本来就危害全人类的，就算是为了极权主义制度的发展，他也是错的。他危害了自己的制度，这也是内部很多人反对他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认为，他太愚昧。”他提到习近平利用大数据管理、动态清零，许多中国人说，“动态清零是一个总预演，将来如何全面控制社会都演习过。当需要时，一切一块来就控制了。” 当被问到，习近平近日赴上海视察，以及中共中央出台一连串刺激经济方案是否可行的问题时，许成钢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为例指出，当时国内外的人都判断香港是中国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只要当局还关心经济，一定小心对待香港事务。其次，如果香港不能保持“一国两制”，又怎么跟台湾谈“一国两制”？然而，就算香港并未真正挑战中国共产党而是挑战其统治香港的做法，北京还是用对内地同样的手段予以镇压，香港经济走下坡路是可预期的。 “他关心的不是经济，是他的政权。他在具体做事时，要判断政权整体影响为何。”许成钢解释，中国对民营企业采取一系列打压手段，以及目前经济发生的问题都是过去所积累的后果，“眼看经济要出问题，面临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风险，而且持续扩大中，他才试图采取某些手段来缓和。” 针对有关中国近年出现包括文官系统在内的消极抵抗，制度崩溃会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发生，以及中国历史与前苏联是否能做比较等问题。许成钢剖析，极权制度有个特点，“非常暴力的全面控制”。在此情况下，消极抵抗能走多远很难判断。他举一个最坏的例子，朝鲜极端的贫困，但是靠着全面的暴力统治也能维持。 许成钢表示，苏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相信只有先进的制度，经济增长才会领先其他国家。当增长低于发达国家时，就证明制度出问题。苏联经过20年改革，社会精英普遍形成共识，制度不能改革只能放弃：“当社会精英普遍形成这个共识时，制度崩溃就到了。”他指出，在朝鲜，社会精英没有这样的共识，所以暴力统治仍持续。在中国，共产党上层和社会精英有多少人能逐渐形成社会共识，外界并不清楚。许成钢说，他只能提出猜测的条件，但无法得到答案。
@Kunluntalk
70年过去了，为什么中国官方不编撰民国断代史？百年近代史，民国史，在时间上就是1840年英国坚船利炮敲开大清朽门，到1949年中国新政权建立这一百年的历史。好多人好奇，包括易中天，秦晖在内的国内著名历史学者，为何没有近代史、民国史的历史专著？更奇怪的是当前官方，为前朝修史，几乎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固有传统，爱新觉罗家族在取代了大明王朝后，依然循照中原王朝惯例，官修明史，但今天政权已立70余年，前朝历史，依然讳莫如深，几是禁区。 其实据我所知，修近代史，撰民国史，是现代每个史家的终极梦想。但大家有所不知，巴金在文革结束后的最大梦想，就是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但至死连个瓦片都能没攒起，至于修近代史民国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梦想。 为什么我说任何一个墙内治史者，都不可能完成重建百年近代史的梦想？原因有二。 这主要涉及到中国当代官方意识形态的两个基点。官方对这一百年的历史定调，一是百年国家挨打屈辱史，二是百年民族救亡图存史，这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因果逻辑，最后才能推导出1949年中共建政，是终结百年屈辱历史，实现民族独立，走上经济发展，今天迈向小康新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叙事逻辑。 任何对百年近代史这两个基石的解构，直接就动摇了官方思想阵线的基础逻辑，必然引发整个上层建筑的坍塌，事关国本，因为事体巨大，就连官方，就因为敏感、关键、核要，至今70多年，都没有组织出版过一部官方意义上的近代史著作面世，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严峻冷酷的领域。 现在我从更宏观的大历史视野，来解构中国官方的这两个百年国本基石。此次只说论点，不展开详论。 第一，百年近代史，并非屈辱史，恰恰是中国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冲击、解体、蜕变的历史。这是中国社会模型跃升的关键时期，同一时期，整个东方都面临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制度变革，日本，印度都属于同一进程。1860-1890年的三十年洋务运动，就是大清版的改革开放，中华民国是在大清解体和西方宪政共同融合后的政治结果。 第二，1949年中共建政，是百年中国农业文明跃升工业文明努力失败的结果，是中国西北，东北小农经济，战胜江浙蒋介石代表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后果，是中国强大的农耕文明，面临西方百年工业文明冲击后，最终顽强站立，驱逐了工业文明的结果（点到为止）。 以上两点，就足以颠覆70年来，14亿国人所接受的正统历史观，如此，怎么可能会有百年近代史真相的问世？
老蛮频道
@laomanpindao
中国2022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38545亿。这些投入的大部分都没什么用，属于重复低效建设。假设中国政府把这些投入的八成都停了，留下两成的维护费用已经足够了，其它钱都拿去补充普通国人的养老金，以及给孕产妇发补贴，也就是可以拿出来3.08万亿，能够达成的效果是什么呢？ 2022年中国城镇普通退休职工总人数11370万，人均养老金年收入仅3万块钱。至于在领养老金的16464万农民，人均养老金年收入更是只有2千块钱。给城乡退休人员每个人每年都加一万块钱养老金，生活可以改善很多；还在工作的中年人群，也可以放下后顾之忧。这里也就是需要2.78万亿。 还有三千亿，给每个孕产妇每年发2.4万块钱（月发两千）的话，可以给1250万人发。每年2.4万块钱，这笔钱不少了，对很多家庭的吸引力是很大的。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只有956万。这么补贴一下，出生人口回到1千万以上，没有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只需要停掉无效的基建，把这些钱拿来补贴养老和生育，中国老百姓消费力不足、养老恐惧和生育暴跌的问题，都有很大的概率可以解决。 说完了。
不明白博客：专访蔡霞老师。
liu xianli
@xianliliu19521
《 三千年大變局從這裡開始》 ——細說各省獨立 一國變三十國 本文結論 中国大陆欲走出“百代秦政”，僅剩下中华大陸先賢們從未嘗試過的新路：各省自治，独立建国。 措施：在國際社會支援下，本省人治理本省，本省人保衛本省；近学台湾宪政民主；遠学欧盟行邦联制。 （一） 為什麼我要提出“各省自治獨立，一國變三十國”？ 從毛澤東篡政初期高喊“絕不施仁政”，到文革時期叫囂 “百代都行秦政法”和“我是馬克思（實為史達林）加秦始皇” 的毫不掩飾的大一統獨裁暴政延續至今；而悲催的大陸年青人只能痛苦的呼喊“來生不做中國人！” 為結束三千年之百代秦政；為結束伴隨百代秦政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為結束伴隨百代秦政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為結束百代秦政的驭民五术：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為結束伴隨百代秦政的中央集權獨裁統治；經在我的推特帳戶廣泛徵求意見後，我慎重提出“各省獨立，一國變三十國” 及 “三十國變【中盟】”的合理構想。 三十國（原省）各自發展，多省多制；待民主政治，公民社會，法治建設，市場經濟，多元文化等要素逐漸成熟，再嚴格比照【歐盟】組成標準，成立民主自由的【中盟】。 中國歷史走到這裡看似大陸又完成一次“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環，其不同實質是中國大陸已經從中央集權的秦政大一統國家徹底改變成為由幾十個主權獨立民主國家的志願結合體【中盟】。 【中盟】的成立與孫蔣的“北伐統一”、毛賊東的“百萬雄師過大江統一”完全是文明時代和野蠻時代的區別。 （二） 為實現【中盟】這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宏偉藍圖，各省獨立建國後，邀請歐盟諸國分別到三十國中的每一國（原省）至少開辦一所免費大學，借用一句老話叫做“一幫一，一對紅”。這三十所大學由歐盟諸國包投資包經營並優先招收家庭貧困的優秀學生。該大學既為歐洲投資國培養高、中、初級人才，也為本國（原省）培養政治、經濟、軍事、工業、農業、商業、教育等適用人才。全體畢業生用就業後的部份收入償還教育投資及培養經費。這是利國利民各方多贏的大好事。 這三十所歐盟諸國創辦的國際大學就是現代政治文明和先進科技的播種機，十幾億人民也不用再等“殖民三百年”了。 如果此項教育投資順利，歐盟諸國可以陸續在原中國大陸每個地級城市投資開辦一所免費大學，同樣優先招收貧困的優秀學生，同樣由這些學生畢業後創造的部分價值來償還教育投資及所有培養經費。 （三） 現在是2023年10月。請問：你喜歡 秦始皇｜孟姜女、毛澤東｜張志新 的舊中國嗎？ 如果你不喜歡舊中國但又感到無可奈何，那請你抽幾分鐘聽我講述《細說各省獨立，一國變三十國》，這裡的“國”是由原來中國大陸三十省市轉型為三十個主權國家。 各省獨立要害是將一人一家一黨之大一統中國改變為主權平等的三十國。民選的三十國總統互相處於平等地位，誰也不可能命令誰，多國多制，從而開始實踐中國大陸史無前例的民主政治和協商政治。 各省自治是順人心合民意的。面積相對小，人相對少，矛盾自然就少很多。遇事談判順利自然好，談判不順利要動武也是在本省範圍。看到各省自治獨立建國的最大優點嗎？ 取消“中央集權”和“郡縣流官制”，使各國（原省）脫離中央枷鎖，天高任鳥飛，民主政治轉型成為可能。 取消中央集權，治理權力分散到三十國（原省）；各國（原省）國土面積和人數則大約變為原來的三十分之一； 很明顯各國（原省）治理難度大大縮小。 不要錯誤認為這三十國小，每國平均國民數超過烏克蘭，並且大約是台灣人口的兩倍。 僅僅沿海十一國（遼寧、河北、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香港、廣西、海南）只要成為主權獨立的憲政民主國家，並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和支援，就很有可能建成十一个台湾規模的經濟實體。如果這十一國國民樂意，就可以嚴格比照【歐盟】的規章法則組成【中盟】。而這個“中盟”必須是民主國家在志願基礎上的邦聯。 中國大陸二百多年的政治實踐證明：在一個落後愚昧野蠻貧困的數億人的國家，僅僅依靠西方成熟民主社會的 “三權分立” 制度就想制約中國式強人而實現憲政民主是癡人說夢。 只有各省独立建国才能预防毛泽东、普京式的強人利用“大一統”輕易复辟 “中央集权、独裁专制”，而重蹈“军国主义、对内镇压、对外侵略、血肉长城、全民炮灰”的覆轍。 妄图以“大一统民主”来欺骗国人，乘乱夺权，只不过是二千多年“治乱循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又一王朝启动而已。 下面講講中國大陸 “一國” 怎麼變 “三十國”？ 1.各省剛開始自治獨立，一律以原省界為初始“國”界，避免陷入無休無止的邊界紛爭。 2.各省自取“國名”，由各省政治家推薦數個國家名稱，由原省全民公投決定並報聯合國備案。 3.各省自治轉型期間，為了避免出現清朝解體後大小軍閥及 “蔣匪”、“共匪” 爭搶大一統江山的混戰局面，由亞太民主國家組成“國際維和部隊”、“國際刑事法庭”、“國際人權法庭”來監督三十省的和平轉型。 我曾經在網上私下詢問過幾位赫赫有名的民運大V：既然中國民主轉型這麼困難，為什麼不走各省自治的路？使我驚奇的是各位大V回答盡然完全一致：“各省自治會血流成河”。所以組成“國際維和部隊、國際刑事法庭、國際人權法庭” 便是我對幾位民運大V答覆的思考結果。在此對幾位民運大V致以感謝。 網友可能會問：民主國家會來管“閒事”？如果民主國家不願意中共的核武和病毒再次威脅世界和平，它們必定會高度關心並支持中國各省自治獨立的和平轉型。 各省自治獨立，各省年青人再也不用枉等“中央”來解決高房價、高失業、貧富懸殊、貪污腐敗、社會不公了。 各省自治獨立, 再也沒有“中央”會送百萬青年去“抗美援朝”侵略南韓做炮灰了。 各省自治獨立，再也沒有“中央”會送幾十萬青年去侵略越南做炮灰了。 各省自治獨立，再也沒有“中央”會去萬里海疆填礁造島，把十億人的血汗錢白白往海裡扔，還引來國際一片抗議聲了。 各省自治獨立，再也沒有一個“中央”在幾千公里之外來決定大家只能生一胎或者必須生三胎了。 各省自治獨立，再也沒有一個“中央”做互聯網“防火牆”來規定人民只能看什麼，不能看什麼了。 各省自治獨立，再也沒有一個“中央”來規定“必須動態清零，必須封城核酸”了。 各省自治，再也沒有一個“中央”能把國民千億百億的血汗錢滿世界大撒幣了。 各省自治，再也沒有一個“中央”能禁止人民自由信仰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法輪功、一貫道了。 4.本方案是自從2000多年前秦始皇侵略奴役華夏大地後，首次提出人權高於皇權、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具體方案。衷心希望各省自治獨立能夠發揚光大華夏各民族的多元文化，恢復百家爭鳴的優秀傳統。 願華夏大地所有民族和個人都能享有自由民主和平幸福！ 5. 各國（原省）自治獨立後的“選舉法律”，我建議暫時借用台灣現行“選舉法律”。台灣的選舉法律已經成功使用幾十年。 如果你不同意本文觀點，沒關係我們仍是網友。但是我想聽聽你的觀點：中國大陸怎麼走出已經肆虐百代的“秦政”？ 最後用人工智能GPT-4對本文的評價作為結尾： 總之，這篇文章提出了一種理想化的中國未來發展藍圖。在實踐中，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克服眾多困難和挑戰。然而，這些挑戰不應該成為尋求改革和進步的障礙，而應該激勵人們努力尋求更加公平、自由和繁榮的社會。 （完） （附錄） 三十國地界與原省名稱地界對照： 1. 黑龍江 2. 吉林 3. 辽宁 4. 四川 5. 雲南 6. 重慶 7. 貴州 8. 河南 9. 河北 10.湖南 11.湖北 12.江西 13.陝西 14.山西 15.安徽 16.甘肅 17.內蒙 18.寧夏 19.新疆 20.青海 21.西藏 22.山東 23.江蘇 24.浙江 25.福建 26.廣東 27.廣西 28.海南 http://29.香港 30.上海 建議原直轄市重慶單獨建國。薄熙來如果現在是自由身，多半會競選重慶總統，也不至於和習近平斗得你死我活，害得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都政治地震起來。 建議選取“國名”擺脫 “盆地意識” 和 “小農經濟”，盡量選用地球人都知道的名字，不再重犯夜郎自大誤國誤民的笑話。請各省政治家取“國名”時切記！ 建議直轄市北京、天津合併到河北。
This animation shows the irrationality of pi through the rotation of two rods, each with a constant but different speed. Despite the intricate patterns they create, the rotations never perfectly align, highlighting pi's infinite, non-repeating decimal nature. This emphasizes the impossibility of expressing pi as a ratio of two integers, a key characteristic of irrational numbers. The perpetual near-miss between the rotations of the inner and outer rods, evident at moments like 22/7 and 355/113, well-known approximations of pi, further emphasizes the fascinating and unattainable nature of expressing pi as a simple fraction. This visual represent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richness of mathematical exploration, showcasing the captivating complexity of pi's irrationality.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6-12- 09
http://www.mps.gov.cn/n16/n1327/n4834/n1452547/1467240.html
登于《人民公安2001年12期》
http://www.ilib2.com/P-ISSN~1004-5031~2001~12.html
作者：孙宇亭，男，1930 年7 月出生于河南省荣阳县。1949 年6 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 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南公安部办公室研究科干事、科员，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科员、副科长、副处长，调研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1992 年初离休。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孙宇亭）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组建各色各样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这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机关和联系的部委派驻联络员，掌握动态，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他报告。
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任谢富治，副主任甘重斗。严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我被从公安部办公厅借调到内务办公室，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一月风暴”之后，严佑民派我为内务部（现改称民政部）联络员。那时，内务部部长是曾山，副部长王一夫、黄庆熙。一个402人的部有七个造反组织。若以对待部领导的态度来划分，可分为两大派，一派称“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称“红色革命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两派各视对方为寇雠，誓不两立。
9月间的一天，“革联”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对曾山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瞒过家属，避开“红联”，联络驻内务部机关内的学生“红卫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喷气式”）。家属不见曾山的踪影，着急打电话向内务办求助。我立即询问“革联”，他们推说不知道。我又通知“红联”帮助寻找，得悉被“革联”揪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的情况。当家属赶到的时候，批斗会已散场，曾山身倚金水桥栏杆，两眼发直，似有轻生念头。我把所获情况当即报告严佑民，他又电话报告谢富治、周恩来。周总理就这一事件，要求内务办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并口述了文件的内容。严佑民把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我把起草的文稿，冠以“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的标题，送严佑民、谢富治审阅后，报送周恩来总理签发。9月27日一早，严佑民和我就向内务部造反组织的头头传达了这个指示。全文为下：
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
一、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内务部平静下来了。但好景不长。10月，内务部造反派“革联”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工作人员提供的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的情况，武断地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革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辩解。“红联”站在曾山一边，对着干。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我向严佑民、谢富治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并参与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决策会议。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在太岳，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在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我说：“这事倒也好办，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谢、严都表示同意，并决定查阅档案的事由我来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我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署同意。我拿着他们的批件，同内务办公室的赵雪瀛同志，驱车到了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我向严佑民报告后，他找×××（注①）补了一个手续。第二次到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仔细检视了批件，没有犹豫，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共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难得的是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签名真迹。那时陈毅在延安参加整风，有的电报他也看了（可见电报很多）。这时，我身心无比轻松，感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事情虽然有了结果，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凭实据。可是，档案馆规定，此类机密，不能外借，不准抄录。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我摘抄主要内容（注④）。回机关后，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却意外地发生了变化。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顿脾气。我的办公室虽与之一墙之隔，但严的房门紧闭，听不见说些什么。谢走后，严佑民到我的办公室，神色有点仓皇，苦笑着对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注②），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我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我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我开会。会场上只有我们四个人，谢的态度比较平和。
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我认为，这场风波可能就此打住了。严佑民却认为不会这么简单，党内的斗争相当复杂，“文革”以来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严佑民的分析是正确的。
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三百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了这些档案。
有一天深夜，我已脱衣就寝。谢富治的秘书突然敲门，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并说：车已准备好，马上走。公安部和大会堂只隔着天安门广场，步行一刻钟就够了，却派汽车相送，可见事态的严重和急迫。
我从大会堂的南门进去，遥望安徽厅的门口蹲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厅内右侧摆了一张长条桌，桌后坐着三个人，从右至左为吴法宪、谢富治、×××。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长条桌左侧横头旁放了一把椅子，我进门后，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立即在椅子上落座。厅门左侧靠墙放了一张桌子，有两名穿军装的人做记录。长条桌的对面三米处，有一个小方凳，没有坐人。我打量一下房中摆设，很明显地是“三堂会审”的架式。审谁？当然是我。我知趣地在小方凳上坐了下来。审问开始了。
谢富治首先开口：“你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分？”
他这十足审问犯人的口吻，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此前我在公安部机关工作13年，谢富治当公安部长后我在他身边工作8年，他对我的身世太熟悉了。此刻，既然他已把我视为敌人，我便不能再抱幻想，只能以慎重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回答，力图证明自己的无辜。我的情绪镇静下来，回答了他的第一个提问。
谢：“你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混进公安部的？”
答：“我没有混进公安部。我是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后，从中南公安部奉调进京的。当时从中南公安部选调了60名干部，由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带队到北京报到。”
因为提到了杨奇清，谢富治向旁边的吴法宪小声说：“杨奇清也有问题。”接着，谢又板起了面孔对我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我据实申辩：“这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
我在详谈了内务部两派斗争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副总理，×主任（注①）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错，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们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转向×××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冲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接着×××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很不高兴地问：“你是从哪个部队来的。”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从学部把我挑来的。”
又问：“你是造反派？”
军代表答：“是的。”
×××又问：“学部的人怎么穿上了军装？”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派人送给我的。”
这时，×××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可能是他的秘书，或是办案专门人员）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
我和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目睹了这几位中央首长表演这滑稽的一幕。我注意到，吴法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
审问继续进行。
谢富治问我：“你为什么要包庇曾山和陈毅？”
我回答说：“我作为驻内务部的联络员，弄清事实，协助领导平息纷争，是我的职责。既然曾山问题成了纷争的焦点，就需要设法澄清。查档案，是为了澄清问题。我和曾山没有私交，在我当联络员之前，彼此素不相识，没有来往，我没有理由包庇他。至于陈毅，他是元帅，我知道他，他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个小人物。”
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因事关紧要，我还没有想好回答的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了眼睛，说肚子饿了，让服务员拿夜餐来。服务员端上了包子和馄饨。吴法宪劝我们吃些夜餐。我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便说我不饿。
谢富治说：“既然不想吃，回家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真是一节生动的课程，使我受益匪浅。我这个“小字辈”，在这几位资深的“老领导”面前，一下子增长了许多社会知识和党内斗争的知识。然而，更增加了我的害怕和不安。怕的是那些看来道貌岸然，内心却龌龊阴险的人，若不慎跌入他们预设的陷阱，定会万劫不复；不安的是为尊敬的严佑民同志担心，他心怀坦诚，承担责任，把我从政治泥沼中拉出来，但他若因此而身遭不测，我于心难安。
1968年春节过后，公安部召开干部大会，谢富治、×××、吴法宪出现在讲台上。谢富治宣布，由解放军接管公安部机关，公安部的全体人员，统统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后，谢富治又委托严佑民召集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开会，宣布撤销机构，移交档案，由军队接管。
公安部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是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异己的“集中营”。非重点对象，两个星期尚可回家一次；重点对象（多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不好，以及个人历史复杂者），则不准回家，家属送来日用品还要经过造反派的检查。夜深人静，是抓人送进监狱的时刻。吉普车一响，不用问，就是又有人上路了。我算了一下，仅1968年3月、4月内，我所认识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严佑民便是其中的一个。
严佑民的被捕，本是意料中事。在心情激动和沉重的同时，陷入了更为沉静的思索。我试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某些人炮制的这起冤案进行解剖。罪名当然是所谓的“盗窃核心机密”。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核心机密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抗战末期（注③），日军为了摆脱困境，向新四军提出谈判的要求，商谈相互妥协的条件。新四军作不了主，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和他们接触，并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做好大反攻准备的方针和策略。于是才有新四军代表曾山和日本军方代表的接触，相互讨价还价的事情。第二个问题，这件事，算不算核心机密？在当时，它是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同时，为了防止在国际、国内造成影响，陷我于政治上的被动，必须严格保密，定为核心机密并不过分。但是，时过境迁，它的机密性也就丧失了。同时，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敌对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乃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惯用的手段，并不新鲜。第三个问题，既然算不上核心机密，而决策者们又一口咬定是核心机密，就是把所谓的“机密”当成打人的棍子。曾山是新四军的组织部长，他的后面是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如果曾山在威逼之下坚守秘密，肯定要受皮肉之苦，而对当权者却有益无害；如果曾山认为事情已过去多年，又是经中央批准的而讲了出去，那么，刘少奇、陈毅的“投降派罪名”又多了一条证据。所以他们睁眼看着造反派胡闹下去（当然也不排除这场闹剧是他们幕后导演的）。第四个问题，即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是怎样和整个事态联系起来的。我和严佑民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考虑到事情如此之奥妙，仅是凭着做人的良知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行事的。
谢富治、×××事先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政治漩窝，一旦觉察，急于脱身，就需要找个替罪羊。我便成了首选对象，我出身不好，没有后台，掀不起一点浪花。只是到了关键时刻，严佑民挺身而出，才把我救了出来。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奸人预设的政治陷阱，他们想要猎捕的对象是曾山，是我无意之中做了与曾山老人有益的事，而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严佑民又救了我。
严佑民，这位坚贞的共产党员，由于中华文化的长期熏陶，此刻他做到了俯仰无愧。然而正因为如此，他身陷绝境。
我不仅无力营救我的良师益友脱离“天牢”，而且还要随时准备着身遭不测。我能够办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对自己的亲属后代略作交代，留下遗言；二是竭尽智慧，逃避时刻可能到来的更大的劫难。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恩师、挚友严佑民含冤忍垢的1460天里，我虽经过了下放劳动、党员登记、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等政治浪潮，却都坎坎坷坷地走了过来。多少人间生死荣辱事，也一件件在我面前走过。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后吴法宪锒铛入狱。1972年3月，谢富治患癌症，在挣扎中痛苦死去。党内残酷斗争中的幸存者曾山同志故去时，所谓“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冤案的涉嫌人严佑民还在狱中。
1972年9月，得悉严佑民被从秦城监狱假释出来，住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由夫人林喧陪伴。我设法避开公安部调研室造反派头头的纠缠，前往探望。四年的牢狱生活，和相继发生的心脏病、白内障、风湿性关节炎，折磨得这位很健壮的老人变了形状。但他性格依然开朗，谈吐依然妙趣横生，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虽十分忧虑却又满怀信心。在这样一位有恩于我的长者面前，我再也压不住激动的感情，久埋心底的话，一下子冒子出来：“查档案的这件事，不管它冤不冤，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
没有想到他听后竟冷冷地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停一会儿他才接着说：“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很可能瘐死狱中……”说着，严老也越来越动情。我怕勾起他四年冤狱中的种种伤心事，就转换话题谈社会现象，谈读书心得，谈诗文。他说：“在监狱里，我读了《资本论》，《毛选》至少读了四遍。”我说：“我看了一些历史书籍《史记》、《汉书》、《隋书》和《三国志》，还心有所感，写了一首诗。”他问我什么诗，我吟给他听，并写出来给他看。
严 君
春秋几番是非缠，
敢笑廷尉羁张盘。
友情泣血染浊水，
正气凌空刺云天。
枫叶沐霜色更美，
志士逢凶胆不寒。
四年囹圄等闲事，
收拾行装再向前。
他看后，哈哈大笑，说：“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喜欢最后两句，‘四年囹圄等闲事，收拾行装再向前’。”
粉碎“四人帮”后，严佑民被委以重任，赴上海扫荡“四人帮”的老巢，以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和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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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来自公安部网站，有很多转载。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 --- 孙宇亭，文章曾刊登于以下期刊：
《炎黄春秋》1999年06期
《人民公安》2001年12期
《中国社会导刊》1999年 第10期
《政府法制》2002年 第12期
《广州研究》1985年 第01期
《旧闻秘录》2007年 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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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XXX”、“X主任”——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的是旺东兴。
文中有：“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
中央办公厅主任正是汪东兴。
“XXX”、“X主任”——是旺东兴无疑。
注②：“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的是康生。但是康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他能指挥的了谢富治、旺东兴和吴法宪吗？旺只听毛和周的。这位中央负责同志绝对不是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的任何一人，否则早就写出名字了，正好向他们推罪，更不可能是康生，作者和刊登者不可能为康生隐罪。
1967年以后，中央各部委都瘫痪了，中央文革接掌了大权，刘少奇、邓小平又被打倒，这时能说上话又能指挥的了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就只有周恩来和毛了。中共经常故弄玄虚，1949年国共两党和谈期间，在《人民日报》上突然宣布要惩治国民党战争罪犯的文章，并把战争罪犯的名字列了出来。用的是“中共的一位权威人士”这种称呼来玄虚天下人，其实“权威人士”是毛自己本人。
本文中的“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是电报签字人之一周恩来。
注③：“抗战末期”： 不是抗战末期，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着：电报跨越时间很长。
注④：本文中只写了他自己，在有的期刊中是写：我（孙宇亭）和赵雪瀛等四个人花了四天时间查了中央秘密档案馆。他们为了向上级汇报，当时抄出了电报中缔结条约的具体条文。电报很多，跨越时间很长。
与潘汉年齐名的大汉奸曾庆红他爹曾山。公开史料，当时中共方面参与跟侵华日军秘密和谈协议的有四人：饶漱石、潘汉年、曾山、扬帆。他们分别是：新四军政委、中共社会部副部长兼华南情报局负责人、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主任、中共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 《当年为保曾庆红的爹引出的惊天秘密》曾山，1899年出生在江西吉安；1926年加入中共。1931年11月7日，正当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国难当头之际，中共在苏共操控下，在中华民国境内的江西省，建立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曾山任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曾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长。1935年，曾山到苏联“国际列宁学校”受训。 曾山跟侵华日军秘密和谈 1937年冬，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山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同侵华日军秘密和谈，以利侵华日军和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和平共处”。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毛）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中共）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弗拉基米洛夫所说的“毛的一个代理人”，应该是指中共高级特工潘汉年。 1955年，潘汉年被中共抓捕，先被判刑15年，后被判无期徒刑。1977年，潘汉年被监禁至死。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中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罗青长回忆称，“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大汉奸）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根据公开史料，当时中共方面参与跟侵华日军秘密和谈的有四人：饶漱石、潘汉年、曾山、扬帆。 饶、潘、曾、扬与侵华日军秘密和谈产生的效果是：八年抗战期间，新四军与侵华日军之间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仗。 1949年中共建政后，曾山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纺织工业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商业部部长，交通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等。 保曾山 查档案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内务部部长曾山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冲击。 1967年9月，造反派将曾山抓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坐“喷气式”）。 当时，国务院内务办公室驻内务部联络员孙宇亭，将曾山被批斗的情况报告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严佑民，严佑民立即报告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得知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口述一份文件，要求内务办以最快的速度发下去。文件的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标题称曾山为“同志”表明：曾山是得到中共中央认可的人。指示共有四条： 第一，对曾山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决定。第二，曾山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第三，外来学生不能干涉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第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这是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曾山实施的保护。但是，到了1967年10月，内务部的造反派，根据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情报人员提供的曾山和日本人接触过的情况，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 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人有过接触，但所有行动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 造反派不相信曾山的辩解，内务部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则站在曾山一边，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怎么办？ 在一次会议上，国务院内务办驻内务部联络员孙宇亭提议：“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当时在场的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严佑民，都表示同意，并决定：查档案的事由孙宇亭来办。 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孙宇亭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字同意。 然后，孙宇亭拿着他们的批件，跟内务办工作人员赵雪瀛一起，驱车到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 孙宇亭向严佑民报告后，严佑民找中办主任汪东兴补了一个签字手续。 看到汪东兴的签字后，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立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工作人员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其中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上面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亲笔签名。 这些档案证明：曾山所言，确有其事。 孙宇亭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心里很高兴。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凭实据。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孙宇亭摘抄四份电报上的有关内容。孙宇亭回机关后，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小人物 “闯大祸” 这里说的小人物，是指孙宇亭。 孙宇亭曾任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科员、副科长、副处长，调研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1966年文革爆发后，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兼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兼任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孙宇亭被抽调到国务院内务办，任国务院内务办派驻内务部的联络员。 当孙宇亭起草的报告送报中共中央之后，反馈回来的信息，使孙宇亭大吃一惊。 孙宇亭后来回忆说，1967年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顿脾气。 谢走后，严佑民到孙宇亭的办公室，苦笑着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领导，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 孙宇亭问：是哪一位中央领导？严说：谢没有说。孙宇亭等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自己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孙宇亭开会。 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孙宇亭以为，这场风波可能就此打住了。但是，事件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紧接着发生了六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公安部所有档案被封存，所有档案管理人员被更换。 1967年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300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这些档案。 第二件大事，孙宇亭查档案被认定为“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 1967年11月的一天深夜，孙宇亭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吴法宪（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谢富治、汪东兴、严佑民、赵雪瀛、孙宇亭，有两名穿军装的人做记录。 谢富治主审，被审对象就是孙宇亭。 谢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孙宇亭说，这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他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富治、汪东兴、严佑民三位领导都清楚。查档报告是他起草的，但是谢、汪、严都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谢、汪、严的批件，他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 谢坚持说，盗窃档案之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孙宇亭还没有开口回应，严佑民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第三件大事：“解放军”全面接管公安部。 1968年黄历新年过后，公安部召开干部大会，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出现在讲台上。谢富治宣布：由“解放军”接管公安部机关，公安部的全体人员，统统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第四件大事：国务院内务办公室被撤销。 谢富治委托严佑民召集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开会，宣布撤销机构，移交档案，由军队接管。 第五件大事：汪东兴、谢富治瞒天过海。 这件事其实发生在谢富治审问孙宇亭时，但因为它特别具有戏剧性、又特别能代表中共高层官员脸厚心黑的一面，这里把它单独说一下。 当时，孙宇亭说，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谢、汪、严都签字同意了。 谢富治转向汪东兴，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东兴对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接着，汪东兴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在简短询问军代表几个问题后，汪东兴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汪东兴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汪东兴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 汪、谢在此事上负有领导责任的证据，就这样，被销毁了。 当汪、谢销毁证据时，吴法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装着没看见。 孙宇亭、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亲眼目睹了这汪、谢两位中央首长表演的这一幕。 第六件大事：严佑民被关秦城监狱四年。 孙宇亭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汪东兴、谢富治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严佑民还算一个有担当的人，主动把责任揽过去了。 其结果是，严佑民因“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被关进秦城监狱四年，1460天。 说到底，谁在怕？ 1967年，谢富治担任的职务有：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 汪东兴当时是公安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 谢富治当时属于副国级高官，是中共党的、国家的、军队的领导人之一，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扫清政敌最重要的帮手之一。 汪东兴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大内总管”，是替毛监管中共正国级高官的最重要的帮手之一。 按常识，出于保护曾山的目的，谢、汪批示同意孙宇亭到中央档案馆查有关曾山的档案，是例行公事。 但是，孙宇亭起草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后，在中共高层竟然引起巨大恐慌，以致于发生了上述六件极端反常的大事。 事出反常必有妖。 在中共高层，到底谁在害怕与侵华日军秘密和谈的事被人知晓？应该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曾山的请示电报上亲笔签字的人。 当时签字的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刘少奇1967年已被打倒，任弼时早在1950年就去世了。 也就是说，真正恐慌的人，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 毛、周、康为什么恐慌？ 因为在中华国民政府将士正在同侵华日军浴血奋战时，毛、周、康却派曾山跟侵华日军秘密和谈，以求与侵华日军和平共处。这是“通敌卖国”的严重犯罪行为。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6-12- 09
http://www.mps.gov.cn/n16/n1327/n4834/n1452547/1467240.html
登于《人民公安2001年12期》
http://www.ilib2.com/P-ISSN~1004-5031~2001~12.html
作者：孙宇亭，男，1930 年7 月出生于河南省荣阳县。1949 年6 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 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南公安部办公室研究科干事、科员，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科员、副科长、副处长，调研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1992 年初离休。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孙宇亭）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组建各色各样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这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机关和联系的部委派驻联络员，掌握动态，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他报告。
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任谢富治，副主任甘重斗。严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我被从公安部办公厅借调到内务办公室，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一月风暴”之后，严佑民派我为内务部（现改称民政部）联络员。那时，内务部部长是曾山，副部长王一夫、黄庆熙。一个402人的部有七个造反组织。若以对待部领导的态度来划分，可分为两大派，一派称“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称“红色革命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两派各视对方为寇雠，誓不两立。
9月间的一天，“革联”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对曾山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瞒过家属，避开“红联”，联络驻内务部机关内的学生“红卫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喷气式”）。家属不见曾山的踪影，着急打电话向内务办求助。我立即询问“革联”，他们推说不知道。我又通知“红联”帮助寻找，得悉被“革联”揪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的情况。当家属赶到的时候，批斗会已散场，曾山身倚金水桥栏杆，两眼发直，似有轻生念头。我把所获情况当即报告严佑民，他又电话报告谢富治、周恩来。周总理就这一事件，要求内务办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并口述了文件的内容。严佑民把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我把起草的文稿，冠以“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的标题，送严佑民、谢富治审阅后，报送周恩来总理签发。9月27日一早，严佑民和我就向内务部造反组织的头头传达了这个指示。全文为下：
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
一、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内务部平静下来了。但好景不长。10月，内务部造反派“革联”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工作人员提供的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的情况，武断地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革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辩解。“红联”站在曾山一边，对着干。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我向严佑民、谢富治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并参与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决策会议。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在太岳，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在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我说：“这事倒也好办，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谢、严都表示同意，并决定查阅档案的事由我来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我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署同意。我拿着他们的批件，同内务办公室的赵雪瀛同志，驱车到了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我向严佑民报告后，他找×××（注①）补了一个手续。第二次到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仔细检视了批件，没有犹豫，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共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难得的是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签名真迹。那时陈毅在延安参加整风，有的电报他也看了（可见电报很多）。这时，我身心无比轻松，感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事情虽然有了结果，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凭实据。可是，档案馆规定，此类机密，不能外借，不准抄录。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我摘抄主要内容（注④）。回机关后，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却意外地发生了变化。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顿脾气。我的办公室虽与之一墙之隔，但严的房门紧闭，听不见说些什么。谢走后，严佑民到我的办公室，神色有点仓皇，苦笑着对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注②），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我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我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我开会。会场上只有我们四个人，谢的态度比较平和。
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我认为，这场风波可能就此打住了。严佑民却认为不会这么简单，党内的斗争相当复杂，“文革”以来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严佑民的分析是正确的。
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三百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了这些档案。
有一天深夜，我已脱衣就寝。谢富治的秘书突然敲门，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并说：车已准备好，马上走。公安部和大会堂只隔着天安门广场，步行一刻钟就够了，却派汽车相送，可见事态的严重和急迫。
我从大会堂的南门进去，遥望安徽厅的门口蹲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厅内右侧摆了一张长条桌，桌后坐着三个人，从右至左为吴法宪、谢富治、×××。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长条桌左侧横头旁放了一把椅子，我进门后，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立即在椅子上落座。厅门左侧靠墙放了一张桌子，有两名穿军装的人做记录。长条桌的对面三米处，有一个小方凳，没有坐人。我打量一下房中摆设，很明显地是“三堂会审”的架式。审谁？当然是我。我知趣地在小方凳上坐了下来。审问开始了。
谢富治首先开口：“你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分？”
他这十足审问犯人的口吻，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此前我在公安部机关工作13年，谢富治当公安部长后我在他身边工作8年，他对我的身世太熟悉了。此刻，既然他已把我视为敌人，我便不能再抱幻想，只能以慎重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回答，力图证明自己的无辜。我的情绪镇静下来，回答了他的第一个提问。
谢：“你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混进公安部的？”
答：“我没有混进公安部。我是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后，从中南公安部奉调进京的。当时从中南公安部选调了60名干部，由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带队到北京报到。”
因为提到了杨奇清，谢富治向旁边的吴法宪小声说：“杨奇清也有问题。”接着，谢又板起了面孔对我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我据实申辩：“这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
我在详谈了内务部两派斗争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副总理，×主任（注①）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错，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们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转向×××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冲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接着×××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很不高兴地问：“你是从哪个部队来的。”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从学部把我挑来的。”
又问：“你是造反派？”
军代表答：“是的。”
×××又问：“学部的人怎么穿上了军装？”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派人送给我的。”
这时，×××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可能是他的秘书，或是办案专门人员）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
我和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目睹了这几位中央首长表演这滑稽的一幕。我注意到，吴法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
审问继续进行。
谢富治问我：“你为什么要包庇曾山和陈毅？”
我回答说：“我作为驻内务部的联络员，弄清事实，协助领导平息纷争，是我的职责。既然曾山问题成了纷争的焦点，就需要设法澄清。查档案，是为了澄清问题。我和曾山没有私交，在我当联络员之前，彼此素不相识，没有来往，我没有理由包庇他。至于陈毅，他是元帅，我知道他，他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个小人物。”
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因事关紧要，我还没有想好回答的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了眼睛，说肚子饿了，让服务员拿夜餐来。服务员端上了包子和馄饨。吴法宪劝我们吃些夜餐。我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便说我不饿。
谢富治说：“既然不想吃，回家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真是一节生动的课程，使我受益匪浅。我这个“小字辈”，在这几位资深的“老领导”面前，一下子增长了许多社会知识和党内斗争的知识。然而，更增加了我的害怕和不安。怕的是那些看来道貌岸然，内心却龌龊阴险的人，若不慎跌入他们预设的陷阱，定会万劫不复；不安的是为尊敬的严佑民同志担心，他心怀坦诚，承担责任，把我从政治泥沼中拉出来，但他若因此而身遭不测，我于心难安。
1968年春节过后，公安部召开干部大会，谢富治、×××、吴法宪出现在讲台上。谢富治宣布，由解放军接管公安部机关，公安部的全体人员，统统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后，谢富治又委托严佑民召集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开会，宣布撤销机构，移交档案，由军队接管。
公安部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是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异己的“集中营”。非重点对象，两个星期尚可回家一次；重点对象（多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不好，以及个人历史复杂者），则不准回家，家属送来日用品还要经过造反派的检查。夜深人静，是抓人送进监狱的时刻。吉普车一响，不用问，就是又有人上路了。我算了一下，仅1968年3月、4月内，我所认识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严佑民便是其中的一个。
严佑民的被捕，本是意料中事。在心情激动和沉重的同时，陷入了更为沉静的思索。我试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某些人炮制的这起冤案进行解剖。罪名当然是所谓的“盗窃核心机密”。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核心机密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抗战末期（注③），日军为了摆脱困境，向新四军提出谈判的要求，商谈相互妥协的条件。新四军作不了主，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和他们接触，并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做好大反攻准备的方针和策略。于是才有新四军代表曾山和日本军方代表的接触，相互讨价还价的事情。第二个问题，这件事，算不算核心机密？在当时，它是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同时，为了防止在国际、国内造成影响，陷我于政治上的被动，必须严格保密，定为核心机密并不过分。但是，时过境迁，它的机密性也就丧失了。同时，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敌对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乃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惯用的手段，并不新鲜。第三个问题，既然算不上核心机密，而决策者们又一口咬定是核心机密，就是把所谓的“机密”当成打人的棍子。曾山是新四军的组织部长，他的后面是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如果曾山在威逼之下坚守秘密，肯定要受皮肉之苦，而对当权者却有益无害；如果曾山认为事情已过去多年，又是经中央批准的而讲了出去，那么，刘少奇、陈毅的“投降派罪名”又多了一条证据。所以他们睁眼看着造反派胡闹下去（当然也不排除这场闹剧是他们幕后导演的）。第四个问题，即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是怎样和整个事态联系起来的。我和严佑民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考虑到事情如此之奥妙，仅是凭着做人的良知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行事的。
谢富治、×××事先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政治漩窝，一旦觉察，急于脱身，就需要找个替罪羊。我便成了首选对象，我出身不好，没有后台，掀不起一点浪花。只是到了关键时刻，严佑民挺身而出，才把我救了出来。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奸人预设的政治陷阱，他们想要猎捕的对象是曾山，是我无意之中做了与曾山老人有益的事，而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严佑民又救了我。
严佑民，这位坚贞的共产党员，由于中华文化的长期熏陶，此刻他做到了俯仰无愧。然而正因为如此，他身陷绝境。
我不仅无力营救我的良师益友脱离“天牢”，而且还要随时准备着身遭不测。我能够办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对自己的亲属后代略作交代，留下遗言；二是竭尽智慧，逃避时刻可能到来的更大的劫难。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恩师、挚友严佑民含冤忍垢的1460天里，我虽经过了下放劳动、党员登记、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等政治浪潮，却都坎坎坷坷地走了过来。多少人间生死荣辱事，也一件件在我面前走过。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后吴法宪锒铛入狱。1972年3月，谢富治患癌症，在挣扎中痛苦死去。党内残酷斗争中的幸存者曾山同志故去时，所谓“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冤案的涉嫌人严佑民还在狱中。
1972年9月，得悉严佑民被从秦城监狱假释出来，住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由夫人林喧陪伴。我设法避开公安部调研室造反派头头的纠缠，前往探望。四年的牢狱生活，和相继发生的心脏病、白内障、风湿性关节炎，折磨得这位很健壮的老人变了形状。但他性格依然开朗，谈吐依然妙趣横生，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虽十分忧虑却又满怀信心。在这样一位有恩于我的长者面前，我再也压不住激动的感情，久埋心底的话，一下子冒子出来：“查档案的这件事，不管它冤不冤，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
没有想到他听后竟冷冷地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停一会儿他才接着说：“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很可能瘐死狱中……”说着，严老也越来越动情。我怕勾起他四年冤狱中的种种伤心事，就转换话题谈社会现象，谈读书心得，谈诗文。他说：“在监狱里，我读了《资本论》，《毛选》至少读了四遍。”我说：“我看了一些历史书籍《史记》、《汉书》、《隋书》和《三国志》，还心有所感，写了一首诗。”他问我什么诗，我吟给他听，并写出来给他看。
严 君
春秋几番是非缠，
敢笑廷尉羁张盘。
友情泣血染浊水，
正气凌空刺云天。
枫叶沐霜色更美，
志士逢凶胆不寒。
四年囹圄等闲事，
收拾行装再向前。
他看后，哈哈大笑，说：“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喜欢最后两句，‘四年囹圄等闲事，收拾行装再向前’。”
粉碎“四人帮”后，严佑民被委以重任，赴上海扫荡“四人帮”的老巢，以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和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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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来自公安部网站，有很多转载。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 --- 孙宇亭，文章曾刊登于以下期刊：
《炎黄春秋》1999年06期
《人民公安》2001年12期
《中国社会导刊》1999年 第10期
《政府法制》2002年 第12期
《广州研究》1985年 第01期
《旧闻秘录》2007年 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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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XXX”、“X主任”——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的是旺东兴。
文中有：“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
中央办公厅主任正是汪东兴。
“XXX”、“X主任”——是旺东兴无疑。
注②：“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的是康生。但是康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他能指挥的了谢富治、旺东兴和吴法宪吗？旺只听毛和周的。这位中央负责同志绝对不是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的任何一人，否则早就写出名字了，正好向他们推罪，更不可能是康生，作者和刊登者不可能为康生隐罪。
1967年以后，中央各部委都瘫痪了，中央文革接掌了大权，刘少奇、邓小平又被打倒，这时能说上话又能指挥的了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就只有周恩来和毛了。中共经常故弄玄虚，1949年国共两党和谈期间，在《人民日报》上突然宣布要惩治国民党战争罪犯的文章，并把战争罪犯的名字列了出来。用的是“中共的一位权威人士”这种称呼来玄虚天下人，其实“权威人士”是毛自己本人。
本文中的“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是电报签字人之一周恩来。
注③：“抗战末期”： 不是抗战末期，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着：电报跨越时间很长。
注④：本文中只写了他自己，在有的期刊中是写：我（孙宇亭）和赵雪瀛等四个人花了四天时间查了中央秘密档案馆。他们为了向上级汇报，当时抄出了电报中缔结条约的具体条文。电报很多，跨越时间很长。
中国向何处去？——许志永上诉书
发表于 2023年11月24日 编辑 凌江峰
你们审判我们，人民审判你们。真正的上诉，不是面向卑微的山东高院，而是面向人民，面向历史。疫情过后，世界经济欣欣向荣之际，为何中国百业凋敝一片萧条？短暂反弹之后，消费萎缩，投资乏力，出口下降，就业艰难，衰竭式经济危机，根源何在？出路何在？
根源就在十年倒车，国民信心崩塌。
经济问题本质是政治问题。
国进民退。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压缩民企生存空间，高科技民企被国有，优秀民营企业家被退休。官僚资本，一家独大，处处与民争利。资源、能源、通讯、电力、甚至旅游、出行，凡赚钱行业均有国企。官僚资本一家独大处处与民争利。口口声声公平竞争，可共产之党的意识形态，是要消灭私有制的。口口声声主体平等，可没有民主，官民何曾平等？
扭曲市场。电动汽车高额补贴，5G通信强硬推广，银行被权力牵着鼻子，股市被黑手操纵致死。权力之手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市场到哪里起决定作用？
耗竭民力。垄断土地，推高房价，沦国民为房奴。垄断石油，抬高油价，沦国民为车奴。一辆货车一天汽油费千元，过路费千元，物流成本世所罕见。上有央企，下有城投，国计民生皆被垄断，皆成吸血工具，人民负债累累，何以消费？
拔苗助长。2008年金融危机四万亿恰逢其时。如果之后尊重市场，开放社会，中国经济增速降格，更为持久，直到成为发达国家。可经济增速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唯一基础。过于在意GDP数字，高铁、高速公路、跨海大桥，不管是否重复，不管多大价值，每年远超四万亿。十五年拔苗助长掏空了中国，财政透支，银行亏空，转嫁到人民头上，负债累累。
三年防控。2020年元旦，央视一天八遍辟谣，极权体制成功封锁了消息致疫情爆发祸及全球。又是极权体制，一声令下，封城、封村、封国。起初过激反应尚可理解，可半年后全球死亡率很低，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为何中国一封三年？独裁之祸。万千企业倒闭，亿万国民失业，至今日全面危机。天意吧，新冠给共产极权最后一击。
一言蔽之，没有制约，权力任性，假如希特勒多活四十年，他的帝国也一定衰竭而亡，极权体制的必然宿命。
根本问题是方向问题。
改革开放，中国走出公有制计划经济深渊，朝向现代文明方向，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带来了三十多年的繁荣进步。可过去十年，倒行逆施，高举马克思，看齐金三胖。国民一片迷茫，信心崩塌。
中国向何处去？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是民主自由还是独裁专制？是美国还是北朝鲜？是康庄大道还是悬崖绝壁？是顺潮而兴还是逆流而亡？
中国有清楚的未来，真正的民主，多党竞争，全民普选，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真正的市场经济，私有产权为主体，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人类文明普世潮流，中国不可能例外。
中国当然有自己的特色，各国皆有。美国有总统，日本有天皇，印度有总理。但民主制度根本四原则，天下大同。民主不分主义，不分东西，只分真假。多党有竞争，人民有选择，是真民主。一个候选人，得票百分百，是假民主。我们反对的，不是所谓社会主义民主，而是假民主。我们追求的，不是所谓资本主义民主，而是真民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绝不是马列主义同流帝王权术，西方糟粕合污中华糟粕，而是民主科学相辅仁义礼信，西方文明相成中华文明。专制结束之后，自由民主的中国，十四亿人迸发出激情活力，创造出世界上最发达的科技，最繁荣的经济，最灿烂的文化。美好中国，引领人类新文明时代。
本来他们有正确的方向，与民争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权力逐步退出市场，逐渐开放民主选举。大方向对了，人民重见希望，重拾信心。
二十年前，我曾真诚建言，十年前也曾大声疾呼。可眼看中国在错误方向上越走越远。倡导国民做真正的公民被判重刑，号召积极参选人大代表也能成罪证。所有民主萌芽都被扼杀，所有改良空间都被堵死。他的天命和角色就是极权末代，无人阻止其奔向断崖。
经济衰竭。国有企业垄断民生，权力之手扭曲市场，拔苗助长掏空国库，雄安新区骑虎难下，一带一路不见收获，疫情防控苛政三年，一系列重大的持续的错误决策使经济衰竭。而他们束手无策，继续拔苗助长，饮鸩止渴。
政治倒退。村级民主退到“一肩挑”，政党分开退到全面领导，集体领导退到一人独裁。政治全面倒退，极权全面扩张，维稳不断膨胀，一座大山压垮中国。
文化凋残。文化繁盛不是挖古墓建古迹，而是创造灿烂的文化为人类分享。自由是文化的生命线。而共产党视自由为大敌。曾经这个西方邪灵以毁灭中华文化为己任，毁炎帝陵，挖孔子墓，掘中华祖坟。如今，它的层层审查宛如凌迟，电影、电视、艺术、文化奄奄一息了。
社会窒息。没有民选，极不自信。大限将至，愈加敏感，愈多禁忌。演员、网红、作家、歌手等等，一不留神就被封杀，人人自危，万马齐喑，华夏民族渐失生机活力，几近僵尸矣。
高举马克思主义。一个幽灵，一个在欧陆无处徘徊的幽灵，一种烈性传染病，经苏俄传染到中国，带来了三千多万人饿死的巨大悲剧，毁灭中华文化的十年浩劫，带给人类二十世纪空前的灾难，至今仍给北朝鲜人民无止尽的奴役、饥荒与苦难。一个荒诞的主义，彻底失败的主义，高举此赤旗向全人类示威乎？
从文革中来，念念不忘回到文革中去，哀哉中华！
修改宪法。何德何能妄独裁终身。国家民族命运系于一人，圣贤尚忧，草包何堪？过去每十年换人，虽是一党，总还抱有一线希望。如今黑暗无尽彻底绝望。一人独裁，十年倒车，百业凋敝，千重困局。马列邪灵，荼毒华夏，倒行逆施，人怨天怒。帝再登基，黄沙漫天。河北京津，火热水深，率扼众力，民生多艰。昏忧天下，长夜无边。独裁误国，中华危矣！
中国需要革命。
中国必将爆发革命。惟革命才能灭专制，惟革命才能救中国，惟革命才有民主自由，惟革命才有公平正义，惟革命才有人的尊严，惟革命才有中华重生。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不是暴力革命。人民没有武装，暴力也很难结出自由的果实。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没有暴力革命，无一例外都是和平的市民革命。
1991年8月，苏共保守势力发动政变，陈兵莫斯科街头。然统治集团没有强人，军人犹豫观望，三天后共产党垮台，民主派胜利。共产极权终结的最后时刻，军人唯一的使命和角色就是犹豫观望。
革命为愤怒点燃。但熊熊烈焰的颜色，不是仇恨而是爱。驱马列邪灵，救中华同胞，救赎每一个中国人，不仇恨任何个体，不攻击他人，不破坏财产，不给野蛮暴力打压的借口。更强大的力量属于我们的力量，不是仇恨而是爱。
中国不会四分五裂。内地各省高度融合，国家认同根深蒂固，但个别边疆地区积怨太深。转型中，我们的理念清晰而坚定：自由是方向，各地区都会民主自治；公义必须捍卫，绝不允许任何暴力；和平协商未来，用爱抚平创伤。
中国不会动荡失序。苏俄政治转型，经济社会几乎没有准备。中国有四十年市场经济，有逐渐成熟的向往自由民主的力量。大规模集会游行，共产党烟消雾散，几个月内全民公决宪法大选。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失败了。当时统治集团有魅力型强人，绝大多数军人服命。民主派没有领袖，缺少方向和节奏。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还抱有希望。社会条件还不成熟，人民尚能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
今天，统治集团已没有强人，历史转折时刻，军人会犹豫观望，跟他行吗？犹豫观望就够了。民主派已有成熟的领导团队，有清楚的方向，有可行的道路，国际社会已看清中共本质，冷战再起。社会条件已经成熟，极权末世萧条失业、贫困、绝望，民怨沸腾，遍地干柴。没有人知道何时何地哪个火星引爆革命，但那个火星一定会出现。
同胞们，东方黎明即将划破长空，地火在奔突，熔岩在汇聚，华夏不在沉默中灭亡，必在沉默中爆发。
最可贵的是勇气。
说真话的勇气，捍卫自由的勇气，不怕坐牢的勇气，走上街头的勇气。
感谢孤勇者彭立发挺身而出。黎明前的至暗时刻，四通桥上的烟柱是一束耀眼的光。万千国民已被唤醒，你绝不孤单。
感谢青春学子们。三十三年后，华夏民族再次听到了你们的呐喊。你们举起的白纸，终将汇成浩瀚历史。北大食堂门口那个举标语的女孩，谢谢你，我为有你这样的学妹而骄傲。三十四年后，华夏民族再次寄望于你们。北大，魂兮归来！
感谢民主前辈们，79民主墙到89天安门再到98民主党。一代一代志士仁人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那个年代你们更需要勇气。魏京生、秦永敏、刘贤斌……千年刑期啊，华夏要多少代价才得新生？我很荣幸加入你们的行列。
感谢基督徒们。数十年来，你们在这苦难、不义、焦灼的土地上，默默传扬基督的爱。我曾见证守望教会遭逼迫时，海淀公园门口漫天大雪中的祈祷。我信仰华夏祖先信仰的昊天上帝和耶和华一样，都是人类唯一的神。
感谢真善和忍耐的修炼者。2021年12月，隔壁监室刘金果先生因为绝食，被镣铐固定四肢于床板上长达一个月。二十多年来，你们承受的苦难惊天地鬼神，厚重了华夏民族的历史。
感谢所有为自由、民主、公正和尊严抗争的人们。专制之下，无论多少屈辱，沉默的是大多数。可还是有千千万万勇敢的中国人站起来了，向强权说不，被删帖、被封号、被黑监狱、被拘留、被判刑，正是这些勇敢的人铸就了华夏不屈的脊梁。
感谢二十年来陪我一起走过的公民们。有勇气反抗，有智慧建设，一个自由、公义、爱的美好中国。有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成为真正的公民，享有言论自由、选举权等普世的自由权利。那是真正属于人民的中国，我们一生的梦想和奋斗。
同胞们，
一百一十二年前，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不幸的是，数十年内忧外患之后，民国沦陷，专制重来。又七十多年了。世界政治版图天翻地覆，民主大潮席卷全球，独裁政权纷纷落幕，连非洲也已普选多年，可我的祖国依然在一党专制、一人独裁之下，实为华夏民族最大耻辱。
中国人活得太憋屈。
曾经，把锅碗瓢盆拿去大炼钢铁，任田地荒芜，风调雨顺的三年里，三千多万人饿死，亘古未有的大饥荒，被教科书一句“三年自然灾害”轻轻带过。大革中国文化之命，无数文物亦惨遭浩劫。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养忠字猪，巨大恐怖中，举国癫狂。
曾经，“超生游击队”遍布天南地北，怀孕七八个月了被几个男人强行按倒拖到县医院后院给孩子头上打毒针，生下来还活着，扔进旁边的大开水锅里。四十年，千千万万中国母亲、眼看自己的孩子被残忍杀死，欲哭无泪，哀嚎无声。
扒坟运动来了，祖坟被推平，入土为安的逝者被强行扒出，除了高官，人人的归宿都是一个半米见方的小格子，密密麻麻，毫无尊严。
环保风暴来了，寒冬腊月，取暖的炉子被强行拖走，千千万万民营企业被勒令关停，大半生奋斗血本无归，状告无门。
疫情来了，一声令下，医生封口，央视“辟谣”，举国哑然，又一声令下，封城、封村、封国，工作、生活、梦想，一切的一切都被这愚蠢至极的禁令破碎。
再一声令下，毫无准备，突然放开，十亿国民求药无门，殡仪馆前，排起长龙。
一场空难，没有资格知道真相，更没有资格反思。一场洪水，没有资格知道多少人失去了生命。想给地震灾区捐款，只能捐给十字会等少数几个官办机构，没有资格查询善款去向。谈论国家大事，就已经到了违法犯罪的边缘，高声赞美皇帝的新装如何华丽，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他没穿衣服。遭遇不公忍无可忍去上访，关闭手机不坐火车，像游击队员潜到帝都，结果还是在国家信访局门前被抓获。
人是政治性动物。可我们没有资格过正常人类的生活，因为没有选票，国家不是人民的，是共产党的。我们至今依然双膝着地脑后留着辫子。如果说过去一些年能吃饱饭，还能像猪一样聊以自慰，如今连饭碗也成问题了。我们还要忍耐到何时？
给子孙后代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让他们继续跪地为奴，还是今天的我们挺身而出？
这荒诞的国度，这耻辱的国度，这强权横行的国度，这泯灭人性的国度，这独裁者高高在上人民卑微如蝼蚁的国度，这悲哀麻木绝望沉沦坠向地狱深渊的国度，就是我的祖国。我以毕生所有拯救她，拯救我的华夏民族，迎中华文明辉煌重生。
大时代已拉开序幕。至暗时刻，黎明将至。绝望躺平，必将激情飞扬。这是我们的时代，公民的时代，人民的时代，永别共产幽灵，永别千年专制，迎接公民革命，人类历史上最恢弘壮丽的篇章，同胞们，准备好了吗？
公民 许志永
2023年8月
好文推荐：万物饥肠辘辘，只等中国巨鲸陨落！ 之前写过阿根廷“特朗普”，当时就有读者表示，希望这个哈维尔·米莱能竞选成功。认为他的理念，可以让阿根廷脱胎换骨。结果还真的不负所望，以超过10%的领先，击败了执政党的竞选对手。 倒是国内媒体，齐声唱衰阿国，说阿根廷人选出了一个疯子，接下来国将不国。尽管他们对大事件的判断向来以打脸收场，但绝大多数的网友还是选择了捧臭脚，觉得阿国连央行都关闭，要改用美元，肯定是要完蛋了。 结果很遗憾，米莱胜选的结果出来后，阿根廷的股票指数开盘就暴涨了20%，市场永远不会说谎。 当然，我觉得真正需要担心的应该不是阿根廷，每一个“特朗普”都值得警惕。现在一些评论家将米莱称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这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应该就能一目了然。想必很多人都听过德国企业家抱怨不如印度企业家幸福的段子，他们说，你们连工资都可以不用发，我们还拿什么跟你竞争？ 这就是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典型“症状”，一切以商业发展为导向，也就是我以前常说的“重商主义”。其实二战之前，几乎全世界的工业国家，都是被这种经济哲学所统治。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快速完成原始积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当然，不发工资只是一个段子，现在应该没几个国家能干得出来。米莱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按他个人的说法，自己是处于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相当于右到极致，却又不失序。 其实也没必要对无政府主义产生恐慌，美国最早就处于无政府状态，第一批去新大陆的人，都是奔着不用缴税去的。米莱的理念，其实也就是相当于要把阿根廷带到美国建国初期的那个状态。他的政治纲领里，就包含减税90%。 这是多么地疯狂，相当于把90%的财政收入都砍掉了。同时也裁掉了将近1/3的政府机构。所以俄罗斯《真理部》能不喷他嘛？要都他这么干，《真理部》就不存在了。 而米莱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吸引外资，这个才是重点。人家是要跟你抢商业资源来的，而且诱惑力相当大，减税90%，跟免税没差了。 然后，过去阿根廷比索长期通胀，早上赚的钱，可能下午就贬值了。这也是国际资本望而却步的一个因素，但现在好了，央行关门，他们可以直接赚美元。 所以，你还好意思笑他们选了个疯子吗？别跟阿根廷人谈主权，比索一年通胀率超过100%，这种货币主权的本质是什么，还需要解释吗？如果你每年平均贬值个7%，这样温水煮青蛙倒也算了，通胀100%什么概念？烟草的税率也就80%，这跟明抢差不多了吧？ 而且，货币直接用美元之后，可以完美避开“美元潮汐”，无论它加息还是降息，都不必担心金融动荡。事实上大多数非国际货币，本质上就是一种“美元代币”而已。即便是我们的人民币，也是锚定美元，每赚取一美元外汇，根据汇率发行相应数量的人民币。所以一旦赚不到美元外汇，金融就会出现危机。 这个话题不是重点，不赘述。上一篇文章我提到过周期，其实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周期，这两年大量工厂开始撤离，迁往东南亚和墨西哥。近期也有像思杰、盖洛普、领英、三菱等知名外企，先后宣布退出中国。这是众所周知的趋势，想必不用论证了 制造业的退潮，必然又进一步引发国际资本的撤离。比如全球最大的资管机构贝莱德，今年也关闭了在中国的股票基金；加拿大的退休基金CDPQ也宣布将位于上海的亚洲办事处迁往新加坡；此前共投资了中国850家公司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今年也宣布关闭在上海的办事处。 所以，阿根廷特朗普出现的时机，相当微妙。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高速发展，而这40年又恰恰是阿根廷，南非，委内瑞拉，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新兴经济体，走向没落的时期。委内瑞拉和南非，都曾一只脚迈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分别是南美和非洲的“首富”。 阿根廷则比他们更早一轮，在二战前夕就曾盛极一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是当时整个美洲最繁忙的贸易港之一。后来因为庇隆主义的伪左翼路线，实行经济国有化，导致这个国家一蹶不振。连续错失了两轮全球制造业大迁移的机会。 一次是美国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转移，另一次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向中国大陆转移。但是眼下已经进入第三轮制造业大转移，即中国大陆向东南亚和中南美洲的大转移。 过去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本质就是这种制造业迁移周期的结果。但是这两年，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世界工厂”了。转而出现的，是越南这种新兴市场，以及印度悄然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还有墨西哥的超越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阿根廷，像是出来赶末班车了。按米莱的说法，我们已经等不及渐进式的改革了，阿根廷需要的是一场剧变。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国家式的饥渴，他们正迫不及待地等待巨鲸陨落，然后疯狂撕咬。 其实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消息，委内瑞拉也已经与美国达成协议，要对马杜罗政府进行改革，与反对派重组建立新的政府。这意味着又一个饥肠辘辘的国家，准备分一杯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