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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在安理会背叛以色列是极其卑鄙的行为，长远来看将严重损害美国在盟国中的信誉，加上对乌克兰援助的搁浅，任何与美国结盟的国家都会三思而行。猜猜沙特为什么接受中国的调停跟伊朗和解？
但是内塔尼亚胡跟美国对着干的做法更是愚不可及！以色列没有本钱跟美国翻脸！
以色列人的共识是战争结束以后清算内塔尼亚胡的责任，现在看起来内塔尼亚胡不仅无力（或者选择不）结束战争，而且正带着国家走向一个更加危险的方向，走向一场更大的灾难。以色列人如果不设法让内塔尼亚胡尽早下台的话，国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处境。
第一轮天堂地狱问题讨论总结。
“爱因斯坦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是一道很好的测试题，解说如下：
标准的答案（无论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应该是你不知道，因为末日审判是神的审判，不是人的审判，你不是上帝，无法代上帝做裁决。
如果你认为爱因斯坦会进天堂，就教义而言你确实有偏差，但这是正当的偏差，因为你的偏差是在人性善的方向上发生的。对于教义上不清楚的东西，你应该遵循“黄金准则”，爱人如己，与人为善。同样的道理，“希特勒一定下地狱”也是值得鼓励的想法。
如果你认为爱因斯坦仅仅因为不是基督徒就会下地狱，你的信仰显然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因为你在教义没授权的地方偏向于用人性中的邪恶一面来看待问题，遵循的是害人之心而不是爱人之心。你需要认真检验一下你的信条，早日悔改。
在《希伯来圣经》及其周边经典的框架里，先做到“天下通道”，然后再说别的。而无论你附加什么信仰，都不能违反“天下通道”的基本人性要求。
在做一个宗教徒之前，先做一个人！在做了一个宗教徒之后，更要做一个人，而不是把自己变成禽兽！
工程师去世，上了天堂。
在门口，圣彼得对工程师说：“抱歉，伙计，你不在名单上。你不能进入天堂。”
工程师说：“等一下，我总是捐钱给慈善机构，我和妻子领养了两个孤儿，我经常参加教堂活动，你怎么能说我不在进入天堂的名单上？”
圣彼得说：“看，我不制定规则，你不在名单上，这意味着你要下地狱。”
工程师来到地狱，介绍了自己，认识了魔鬼，并说：“嘿，我可以做一些改变让这里更舒适。”
他安装了一套最先进的空调系统，地狱顿时变得宜人，温度达到了18摄氏度。
上帝看下来，意识到自己一定是搞错了，把错误的名单给了圣彼得。
上帝对魔鬼说，把那个工程师送回来。我搞错了，他应该去天堂。
魔鬼说算了吧，这家伙太棒了，我不会放弃他。上帝说：“哦是吗？你立刻把他送回来，不然我要起诉你！”
魔鬼对上帝说：“哦是吗？那你去哪儿找律师呢？”
#美国笑话
一个犹太女人，老妈得了绝症，便拎了一口锅到院子里求上帝慈悲。敲一声，求一下。
“上帝啊，救救我妈吧。”
没反应。
“上帝啊，救救我妈吧，我保证不吃猪肉了。”
没反应。
“上帝啊，救救我妈吧。我保证不破坏安息日了。”
话音刚落，一辆汽车停在门前，车上跳下来一个神医，三下五除二就把病治好了。
犹太女人把锅一甩，对着天说：“这可不是你治好的，别来缠着我！”
#犹太笑话
“美国社会主义者如此憎恨以色列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在美国社会主义者失败的最好的进步思想上取得了成功。这是一个要求每个公民参与共同牺牲的国家。
✅税收高于美国
📷义务兵役以维护国家安全
📷全民医疗保健体系
📷强有力的劳动保护
相对较大的公共部门，
政府大力参与国防、基础设施和医疗保健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以色列确实表明你可以通过进步的公共政策打造一个成功的社会，并且让公民感受到彼此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社会主义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对这种成功感到不满。”
“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一定是一个能在刀尖上跳舞，并快乐地欢笑的人。他可以失败，但他永远不会绝望！”
——张平《我们如何幸福：以色列人为什么快乐无比？》
全文见公众号：
这个推非常长，但是非常值得看。我用gpt翻译了一部分，有兴趣的自己继续看吧。
在1990年代初期的埃及，我记得我家的女性很少，几乎没有人，实际上盖着头发。男性的外表大多是当时典型的阿拉伯保守男性风格：修剪整齐的胡须、浓密的胡须、丰满的身材，总是穿着衬衫和打褶裤，室内戴着太阳镜等。文化，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主要是世俗的、传统虔诚的，以及温和保守的。星期五、斋月和节日既是宗教节日又是国庆日，世俗化和商业化，很像美国的圣诞节，但没有失去宗教仪式的功能，更像是拉丁天主教国家。
家庭的许多重要事件都包括肚皮舞者（与当前西方化的情色版本完全不同）。我记得，小时候，男人们经常推我上台与女性一起跳舞，我经常这样做，甜美的舞者喜欢。当然，男人们希望通过我获得间接体验，而女性则认可，因为情色是通过家庭和童年的天真无邪来社会化和安全地传达的。这是一个对每个人都有效的很好的安排。
我的一个叔叔是个花花公子，我至少参加过他的五次订婚派对，每次都有漂亮的女人。我清楚地记得有威士忌瓶在场。在我们家庭的边缘阶层，我记得有更大的婚礼和更多的活动在更朴素的社区举行。我想他们买不起威士忌，而且可能也不喜欢，但我记得有一大箱一大箱的大绿瓶子，一旦打开就会起泡沫。我也记得我讨厌它们的气味。还可能是在社会恶习的等级制度中，我怀疑啤酒比烈酒低。
随着1990年代的进展，事物变化得既缓慢又迅速。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盖头发，改变穿着变得更加宗教化。到了21世纪初，我的家庭，包括我母亲在内，没有一个女人留着头发。肚皮舞者在活动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2010年，它们不再是适合家庭的活动，而是被局限在可疑的夜总会/妓院中，埃及的女性逐渐被东欧人取代，后者更接近脱衣舞女，而不是我记得家庭活动中的舞者。男人们也变了。我的叔叔，那个花花公子，放弃了他的“放荡”生活方式，回到了真主，成为了一个留着长胡须、穿着全黑面纱的萨拉菲派人士，他的商务旅行改为了到巴基斯坦的传教之旅。音乐，曾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变得可疑起来，经常在公共场所被宗教布道或古兰经诵读所取代。
最重要的是，语言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埃及的方言表达逐渐被古典阿拉伯语中的固定宗教祝福语所取代（想象一下一个只用教堂拉丁语问候人的人）。我特别讨厌的是，我母亲，愿她安息，无论我如何与她交谈，她总是反复使用古典的固定句式，讽刺的是，这些句式更接近于计算机自动错误消息，而不是人类自发的交流。甚至连名字也变了。19世纪中叶，随着开始建立现代埃及国家，埃及的穆斯林和基督徒都采用了一系列非宗教、中立的名字，比如卡马尔、纳因、纳赛尔、萨贝特、阿什拉夫等。到了1990年代末，许多穆斯林家庭开始使用古典的伊斯兰名字（想象一下相当于卡西乌斯、阿提库斯、西塞罗、奥雷利乌斯等），而中立的名字在科普特家庭中越来越少，特别是工人阶级家庭，被教会的名字所取代。
这种转变的显著之处在于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如果你向它的主体指出这一点，他们可能不会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们会让你觉得你是妄想或者有错误的记忆。官方文化，包括高级文化，虽然反映了这种变化，但从未真正反思过。也就是说，如果你阅读或回顾那
阿訇、神父和拉比聊捐献的事情。阿訇说：“我拿到钱就画个圈，钱扔起来，落在圈内的归真主，圈外的归我。”神父说：“我站在教堂门口扔，门里的归上帝，门外的归我。”拉比说：“太不虔诚了，怎么能替上帝做决定呢？我就朝天上扔，归上帝的上帝自己收走，上帝不要落下来的才是我的。”
#犹太笑话
牧师去参加一位女士的葬礼。
牧师：「非常抱歉失去你的妻子。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鳏夫：「你能给我这个地方的WiFi密码吗？」
牧师：「你意识到我们即将下葬你的妻子吗？」
鳏夫：「全都小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