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生意义的探索 有个女孩曾在冰岛黑沙滩写下:「当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时,就去照顾植物。它们从不过问为何生长,只是把根系更深地扎进火山灰」。三个月后她收到陌生人留言:「你救活的薄荷,此刻正在我的拿铁里散发清香」。
或许人生的意义就像雪山融水,它不宣告自己要成为什么,只是浸润过青苔的深绿,倒映过飞鸟的掠影,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清晨,突然汇成了溪流的歌声。你此刻的无助,也许正在为某个未来时刻的顿悟积蓄势能。
要不在黎明前试试这个:打开冰箱找颗鸡蛋,在45°C温水里观察它缓缓沉底的状态。这个简单的物理现象已持续了亿万次,但这次,是宇宙借由你的眼睛在见证存在本身的神圣仪式
人类刚出生的时候,在所有方面都依赖父母。衣食住行由父母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也由父母提供,父母就是我们的神。此后要花二三十年的时间才能慢慢实
现物质独立、精神独立。
然而,精神独立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宗教提供了神, 世俗社会提供了明星,元首们则提供了自己——元首固然需要他们,然而他们更需要元首。但这些还不够。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有些人像崇拜神一样崇拜某个消费品制造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寄托于某个国家。比较常见的是自己所在的国家,但把其它国家作为精神寄托的也不罕见。虽然前者和“爱国”常常很难区分,而后者和“汉奸”也很难区分,但两者其实是一回事。
信息安全本来是纯技术、完全中性的词语,通过国家意志的定义,将“煽动…捏造…宣扬…侮辱…损害…”定义为所谓的网络攻击、网络有害信息、网络安全威胁,而在实现层面完全技术性、中立性地看待安全,丝毫不考虑现实政治问题。这样既在技术上实现完备的封装,也给了用户以高可扩展性的安全事件定义界面。对国家安全与技术安全实现充满隐喻的捆绑,对意识形态与信息科学进行牢不可破的焊接,这就是方滨兴带给高层的开拓性思维,也就是所谓的国家信息安全话语范式。
这个话语范式是如此自然、封装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网络化发展出现了怎样严重的问题。几乎所有网民都没有意识到,给他们带来巨大麻烦和沮丧的GFW竟然是他们眼中为网民打黑除恶的国家互联网应急响应中心;几乎所有网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网上某处的一亩三分地修剪花草对于国家来说竟然是网络安全攻击事件;几乎所有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那个看似立竿见影的防火墙实际上具有怎样强大的副作用、会给互联网发展带来怎样大的伤害。意识形态面对网络化这样变幻莫测的景色无法忍受,就只能用眼罩封闭住眼睛。
现在开始
学着爱自己
也还来得及
现在开始
从头来过
也还来得及
现在开始
学习新课程
也还来得及
现在开始
尝试从痛苦中走出来
也还来得及
现在开始
交新朋友
也还来得及
现在开始
寻找爱情
也还来得及
现在开始
去寻找合适的心理咨询师
也还来得及
现在开始
去学一门技术
也还来得及
现在开始
去探索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事情
也还来得及
现在开始
去尝试重修旧好
也还来得及
现在开始
去尝试改变世界
也还来得及
现在开始
去探索新的爱好
也还来得及
现在开始
为自己快乐地生活
也还来得及
去做那些之前一直想做的事情
去做一个快乐的人
从现在开始
请不要把我们现在这个病态的社会里的成功,等同于生活的意义。 —— 拉拉诗人奥德雷·洛德
成功永远不能取代安心、友谊、和爱。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
对我来说,成功不是别人的认可,而是自我的成长,是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得合乎自己的心意。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
小时候在忽视或者虐待中长大的人会发现,很多社会上默认“人人都会”的事情其实是需要学习的“技能”。
学会如何维护自己的自主权,是一种技能。
感知自己身体的状态,是一种技能。
有效休息,是一种技能。
受欢迎受喜爱,是一种技能。
这些都是别人在小时候自然而然学会了,但我们却迟迟也没有人教,只能自己在长大之后慢慢摸索的事情。这就是我们遭受的不公平。
马克思对于“自由”缺乏理解,这直接导致他的世界观出现了严重偏差,但马克思煽动的工人运动反倒给工人获得了更多自由
“自由”的意思是,我有选择和谈判的权利,
而不能是“自愿工作,但不工作你就要饿死,不工作你就是阶级敌人”,这能叫自愿吗?所以对于自由的定义,其实包含的是“免于饥饿贫穷的自由,免于恐惧威胁的自由”
马克思由于缺乏这个意识,他把问题单纯地总结成“分配不公导致的匮乏”,但根本问题是公平分配的制度根本就不存在,
共产主义本质上通过“公有制”偷换概念以逃避“分配制度”的文字游戏,马克思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公平分配,他只是感到“现在的分配制度似乎对工人不利,可以煽动他们闹事”
但没想到初心是恶意的,结果却是好的,工人运动在没有消灭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就直接解决了“分配不公”的问题。说到底工人其实需要的不是彻底干碎现有制度,而是团结起来坐上谈判桌给自己争取选择和谈判的权力
勃列日涅夫
有一次在对工人演讲说:
“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台下的工人问:
“那我们呢” 
有没有可能,你父母并没有自恋型人格障碍(NPD)。你父母只是很典型的把孩子当作私有财产对待的糟糕专制家长。而你父母可以这么对你,是因为社会给Ta们这么做创造了条件。
有没有可能,你前男友也没有自恋型人格障碍。他只是很典型的充满歧视女性的想法、不能平等对待女性的混蛋。而你前男友可以这么对你,是因为社会给他这么做创造了条件。
有没有可能,你老板也没有自恋型人格障碍。Ta只是很典型的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把员工当工具用的卑鄙的人。而你老板可以这么对你,是因为社会给Ta这么做创造了条件。
你的遭遇不是因为对方的精神疾病造成的,而是社会结构对加害者的纵容造成的。另外,大多数做下残忍的事情的人根本不是精神疾患,而是健全人。不要因为自己遭受过的痛苦而去责怪无辜的精神疾患群体。
一些普通中国人高喊“台湾是中国的”,甚至扬言要发动战争,这种情绪看似爱国,实则无益。台湾问题复杂,涉及历史、身份与现实,远非口号能解决。战争不仅摧毁生命与经济,还会让两岸人民陷入长期对立,得不偿失。普通人被政治宣传煽动,失去理性思考,恰恰是“政治绑架”的体现。
劝告大家冷静:与其叫嚣战争,不如多了解台湾的民情与文化,促进交流而非对抗。国家统一是目标,但方式应是和平与智慧,而非暴力与威胁。历史证明,战争只会留下创伤,和平才能带来繁荣。作为普通人,我们应摆脱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思考什么是真正对两岸人民有益。少一些口号,多一些理解,世界会更好。始终保持:理性与知识,才是解决分歧的钥匙。
人类的理论往往与实际脱节,导致人类历史上许多严重后果。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理论强调市场自调,但现实中金融危机频发,如1929年大萧条、2008年次贷危机,重创经济。
而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大跃进”片面追求高产,导致经济失衡和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化政策更引发社会动荡。
我们追求不能脱离实际的理论,结合现实不断调整想要以此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多数情况下是得不到真理,也无法实践,甚至无从判断正在实践的是否是真理
你俩谈对象没在一起住时,你睡了个懒觉,爬起来吃碗泡面,没什么不开心。ta睡了个懒觉,爬起来吃碗泡面,没什么不开心。你俩一通电话,竟然都睡了个懒觉,吃了碗泡面,还挺巧,没什么不开心。但你们组建了家庭,预期不一样了,你俩今天一起吃了泡面,心里就觉得今天本至少该有一顿简单而不失营养的早餐,却一起吃泡面,于是两人都很不开心,觉得这日子过得没意思..
同样的事情,由于没有“人”这个预期对象的存在,就生出不同的情绪,这叫空船效应。其实古人最经典的
故事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其实两个和尚凑到一起抬水的时候,就会出现社会惰化效应*,一个可能想上午抬,一个可能想下午抬,相比一个人的自由,协调成本就出现了。如果双方控制欲都比较强、不那么明事理,都希望对方先做..就会争吵,就会内耗。就会进而进入博弈困局、智猪博弈状态,很容易是都不去抬水,宁愿渴着然后控诉对方..
中国是有五级位置层次
1北上广深2各省会和中心城市3普通城市4县城5农村
这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也允许这种差异存在。
但是,土地管理和政策性差异导致的人为差异性资源配置,所带来贫富差异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比如某市,强行在某区域划一个工业园区,这个工业园区离你家非常远,但离你一起长大的同学非常近,这是不公平的
比如深圳,为什么只在深圳划一个圈?
比如拆迁,为什么不能另选地址?
比如老旧小区改造,为何不给我家改造?
没有环卫工身份的清扫工人权益得不到保障?而有环卫工身份的人却不清扫马路,只在办公室享受安逸?
你能相信这居然是真的吗?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当我们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竟习以为常,一直如此就是对的吗?
尽管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正式环卫工在待遇上有着天壤之别,却依然无畏风雨,坚定地在其中穿梭。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的基本权利在哪里呢?
自由和平等仿佛消失了?
或者自由和平等从未存在过?
我们有个坏习惯,那就是我们容易把幸福美好认为是愚蠢的。极端迂腐的人或精明算计的人又常常非常乐意推广这种想法。于是我们开始相信只有苦难才能孕育智慧,只有邪恶才值得探究。
但这些想法完全背叛了真实。请看清事实吧,邪恶陈腐不堪,痛苦毫无趣味。
Country、state和nation的政治区别**
Country指一个拥有政府、法律和领土的政治实体,如中国或美国。State在国际上与country同义,表示主权国家;但在国内(如美国),state指行政单位,如加州。Nation则强调民族或文化的统一,如中华民族,可能跨越多个国家,或存在于一个国家内。例如,英国作为一个country,包含英格兰、苏格兰等nation和行政state。理解这三者的区别,能更准确描述政治与文化实体之间的关系。
关于“底层互害”
我想说的是:
倾听、推动改变、从自身做起。
劳动者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劳动者的困境正是运动的起点。底层互害的确存在,但它不是不可解的宿命——通过团结、发声和行动,我们可以一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
首先,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可以理解为所有愿意为劳动者权益发声、采取行动的人——既包括劳动者自己,也包括有能力影响政策或社会观念的其他人,比如知识分子、政策制定者或普通公民。这个“我们”不是一个固定的群体,而是一个基于共同目标的动态联盟。如果你是劳动者,那么你天然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你的声音和经历正是推动改变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