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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事件的起因，并不在新疆，而是在广东韶关，韶关市有一家旭日玩具厂，这是一家港资企业，工厂员工人数达到1.6万人的规模，在当时，它是韶关规模最大的制造企业，纳税大户，也是全球最大的玩具企业了。这个时候的中国，对于维吾尔族有着特别的政治优待，各省都有接纳维吾尔族青年并提供就业岗位的政治任务。广东省在此承担了安置20万维族青年就业的任务。它将这些任务逐一分解，直接下到了各个大厂，其中韶关旭日玩具厂就接到了800名维族青年的安置任务，其中男女大概各占一半，这批青年男女于5月2日抵达该厂，并被厂区直接放到了生产流水线上。

然而悲剧很快就发生了，这批维族青年此前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并且当时的民族政策鼓励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使用当地的语言和文字，使用当地特批的教材，并且鼓励他们恢复失传已久的宗教礼仪，所以在他们人生的前20年，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汉语，也不认识汉字，更不理解汉族的生活习惯。

他们说着维族传统语言，使用蝌蚪一样的维族文字，每天都要在毯子上跪拜五次，每次半个小时。现在，将这批维族青年，强行塞进上万名汉族青年群体里面，参与流水线上的精密工作，这根本就不可能。维族青年根本就不可能与流水线上下的其他人展开配合，他们一定会拖累整条流水线的生产。造成同组的其他汉族工人的收入猛烈下降，并因此带来无法弥合的激烈矛盾，事后我们回头来看，将维族青年安置到工业流水线上就一定带来激烈的矛盾冲突。这一点毫无疑问。

不过在当时，所有人都被“优待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给蒙蔽了双眼。根本看不出问题之所在。当时的中国，从官场再到民间，其实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此时的维族内部文化，已经与汉族文化不相容了。两边其实已经没有磨合的余地了。

于是，时间仅仅只过了一个多月，旭日玩具厂的汉族和维族工人，就开始爆发持续的暴力冲突，两边开始发生小规模打斗，到6月25日，双方的冲突升级，厂区内开始流传维族男青年强奸了汉族女工的故事，于是当天傍晚，汉族工人组织了几百人，冲进维族男工人的宿舍楼，寻找到涉事的维族青年进行殴打。

然而维族人的团结程度和组织程度都超过中国工人，他们整栋宿舍楼迅速联合起来，反过来将汉族工人围堵在了宿舍楼内，然后进行围攻，楼外的汉族工人发现情况不妙，于是火速召集了几千名工友前来救援，这一次他们拥有了绝对的人数优势。砸烂了一楼几乎所有的玻璃，从多个方向攻入楼内，救出了几乎被围殴致死的同胞。然后反过来将维族男工人集体殴打到跪地求饶。

注意，在整个事件中，维族女工人没有受到丝毫的波及。

汉族工人的愤怒，一直处于受控状态，并没有扩大化，中国官方在事后给出的调查结论，否认存在强奸事件。至于伤亡人数，官方的说法是有两名维族青年死亡，79名维族人受伤，此外，汉族工人受伤人数为39名，对这样的调查数据，维族工人和汉族工人，双方都不同意，都认为自己的伤亡数字远大于此。

政府对此次事件的处理方式是各打五十大板，汉族工人和维族工人都被抓了十几个，并分别判处了五到七年的有期徒刑，对这样的处理方式，双方就更不认可了，在汉族工人这边，他们认为强奸是真实存在的，维族人的嚣张跋扈也是真实存在的。汉族工人虽然挑起了集体斗殴事件，但在性质上属于正当防卫，是对邪恶且残酷的维族暴民的合理反击。

而在维族人那边，他们则认为自己虔诚的宗教信仰和纯洁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并且发誓要以汉族的鲜血来抵偿这样的侮辱。当然，事件进展到这里，依然还是民间冲突的范畴，各方的组织和应对都显得仓促和缺乏准备，然而接下来，维族有组织的分裂势力开始进场，他们敏锐的意识到韶关玩具厂的这场冲突，事实上已经意味着维汉之间丧失了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双方的生活习俗、文化认同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实在是过于巨大，已经不可能调和。

发起进一步的暴力冲突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暴乱很快再次爆发，只不过这一次的战场转移到了新疆乌鲁木齐。

在这里我必须先简单讲述一下活跃在新疆的分裂势力，新疆地区有组织的分裂势力，其政治目的大同小异，就是要在新疆地区重建“东突厥伊斯兰国”。因此我们往往将这些组织统称为“东突组织”。

东突组织有很多个分支，这些分支之间有合作更有分歧，争权夺利乌烟瘴气，关系非常复杂，大家也没有必要进行区分，将他们统一认定为“东突分子”就行了。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在阿富汗的塔利班系统内，接受过全方位的军事训练和恐怖袭击训练，具备冷热兵器的战斗技能，就战斗能力来说，远远超过了平时养尊处优的中国警察。

2009年7月5日，也就是韶关冲突之后的十天，东突组织抓住这个机会，动员起了自己多年积蓄的人力资源，发动数千维族人在乌鲁木齐街头聚集，对韶关事件表达愤怒，他们抗议中国政府的处理不公，并誓死捍卫维族人的民族和宗教特权。因此，他们宣布必须在肉体上消灭在新疆地区生活的所有汉族，乌鲁木齐警方的反应其实称得上迅速，在维族人开始聚集的同时，警方就发起了逮捕行动。在当天下午五点，就已经逮捕了上百名领头的东突分子。如果是普通的民众聚集闹事，这样的应该足够了。但是警方依然极大的轻视了东突组织的力量。最关键的是，此时的新疆政府上上下下，对东突组织有意发起大规模的暴力袭击的这一事实，其实是一无所知，他们依然幻想着向少数民族提供无止境的特权的民族政策，可以长久的维持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

而在东突组织这边，他们有着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以及应变措施。在上级被捕后，由谁继任和指挥，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仅仅逮捕了现场的上百名领头者。对于此时已经完全成熟的东突组织来说，根本就毫无意义。

于是，到了晚上八点。新疆的夜幕降临，东突组织开始在城区内展开有组织的暴乱活动，他们以8到10人为一组，配有长短刀具、棍棒和燃烧瓶等战斗武器，袭击他们在街面上能够看到的每一名汉人，同时焚烧车辆和店铺，以制造整个城市的混乱，这种有组织的暴乱完全超出了当地警方的应对能力，警方只能尽可能的保证一两条城市主干道的安全，但是对于蔓延全城的暴力，已经完全无法应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整个城市陷入彻底的暴力恐慌之中。

在随后的两天，新疆各地的东突分子一边在当地发起针对汉人的暴力袭击，一边迅速向乌鲁木齐聚拢，整个新疆此时都弥漫着恐怖的氛围。生产和生活秩序已经被彻底摧毁。

到7月7日，新疆的汉人群体终于醒悟了过来。他们清醒的意识到，单纯依靠政府已经不足以阻止暴力的进一步蔓延，于是他们通过各种网络通讯工具完成了自我组织，在此过程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通讯工具是QQ群，乌鲁木齐的汉人们以街道为单位组织起来，组成了民间巡逻队，对此时还在四处烧杀抢掠的东突分子进行坚决的武力反击。

事实上，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一直到汉人开始自我组织并开展反抗，才真正触动了中国政府的敏感神经，对少数民族的极端优待政策，在当时来说，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根本性国策，东突组织搞一搞事情，杀掉几千名汉人，对顶层决策层来说，那只是癣疥之疾，汉人无非就是蝼蚁而已，死了就死了。死多少都没关系，连抚恤金都不用给，而汉人群体在此过程中的学会的自我组织和暴力，才是震动政权的大事。会真正动摇整个政权。

于是，7月8日，全国的武警部队都被紧急调往新疆参与镇压叛乱。

到7月10日，新疆就整个安定了下来。而在维族东突分子纷纷被捕的同时。汉人之中发起自我组织的领袖人物，也全部被捕。并且事后的刑期并不比东突分子要短。

七五事件之后，整个新疆事实上就变成了火药桶。各种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暴力案件。东突组织以暴力行动屠杀汉人，并夺取地方政权的政治目标，已经非常清晰了。

比如2011年7月30日的喀什暴力袭击事件，东突分子先驾车冲向人群，因为碾压了太多人体导致车辆熄火，于是下车持刀进行砍杀。就在第二天，同一伙暴徒先杀掉一家餐厅的老板和服务员进行纵火，然后冲出餐厅进行无差别砍杀，这两起连续的暴力事件，造成了至少14名汉人平民死亡。42人受伤。

然而所有这些暴力事件，都没有改变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对于新疆动乱不安的环境，中国政府的应对方式，简直让人匪夷所思：他们断掉了新疆全区的网络系统整整一年的时间，以阻止汉人再通过网络通讯手段实现自我组织，并阻止相关暴力新闻的传播，即使一年之后恢复了网络系统，也只是有限度的恢复，只能登陆少数几个有限的网站，并且只限浏览，不能发布信息，这种情况又持续了整整一年。

说到这里，我必须回过头来，讲述中国的民族优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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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1y ago

所以不要对体制内部的自由派抱有任何期望，体制内部的自由派领导人，必定是舔少数民族，给汉族埋雷的。

Replying to

九犬一獒

换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大批人被划入另册。到了“文革”后期，除了原有的“地富反坏右”之外，又有不少人戴着“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等帽子被赶进了“黑帮”队伍，接受群众监督，同时也牵连到了他们的子女。

当时他们的子女不要说与参军、升学、招工这类好事无缘，随着阶级斗争的调门越喊越高，就连谈婚论嫁这样的人生大事也都成了难题。女孩子的婚姻还好说一些，不惜把自己的条件一再降低，找个好成分的家庭一嫁了事。男孩子可就难办了，家庭成分好的女孩子谁也不愿意嫁过来，就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女孩子也避而远之。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我的老家山东济宁，有民间媒婆走街串户后想出一条自以为绝妙的主意：换亲。具体运作流程是这样的：先把张家的姑娘介绍给李家，李家的姑娘嫁到王家，再把王家的姑娘转嫁到张家，就这样搞起来新社会的拉郎配，而且还要门当户对。假如你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她就给你介绍一家富农，你爹如果是个老右派，她就给你找一家历史反革命来搭配。其用意很明显，两家半斤八两，谁也不要嫌弃谁。对此，老百姓还给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做“三家帮”或者“三家转”。

这里面还有两条潜规则。第一条是只能有女孩的家庭才能参加“三家帮”，因为你家拿不出女孩去交换，所以别人家不愿白帮你家。第二条是只要换过以后，不论女孩的遭遇如何都不能反悔。一家反悔，另外两家也跟着散伙。这样无形之中还显示出一种“连坐”的约束力。

有需求就有市场。一家成功了，四邻八乡都纷纷效仿，倒也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婚姻问题。最高兴的是那些媒婆们，一天到晚走东家串西家，吃完张家到李家。

---“文革”时期，“黑五类”的子女结个婚有多难

来源：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