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延安后，刘少奇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3年3月16日－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泽东任“主席”的提议（亦即“毛主席”来历）。

我们知道，在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宜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显然，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早期，尽管出现过陈独秀 这样的“大家长”、王明这样的共产国际“宠儿”，但他们的权力在组织上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

党中央书记或总书记的设置，一直持续到刘少奇到延安后飞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时，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第一个“毛主席”的头衔是1931年他在江西瑞金苏区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实那时正是他大权旁落的时候，这个“国家主席”有名无实。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后来，七届一中全会进一步设置了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这个职位。从法理上来说，“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这个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曾经胜利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一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之福了。

---刘少奇如何从延安崛起的

吴思：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

在1999年第10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冯建辉先生写的《林彪与个人崇拜》。文章很长，分析得也很透彻。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林彪自己写下的几句话。林彪写道：“党性遵命性也。” “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 “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 “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 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文章责备林彪，说他是两面派，为了个人得失不讲原则。这种责备当然是正确的。

我认为他所说的正是一种制度运作的真相，他描述了专制制度下的官场潜规则，以及适应这种潜规则的最佳策略。潜规则是这样一种不明说的东西：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它是一种纳什均衡，在这种均衡之中，每个参与者都采用了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从个人生存发展的角度看，每一方都找不出比这更好的选择了。所以这是一种最稳定的格局，尽管它未必是合乎理想的格局。无论任何人入局，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必然要采用这套策略，不如此行事的人将被淘汰出局。1959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收拾彭德怀的时候，最高领袖决心已定。他要踢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在个人专制的体制下，他也完全具备这个能力。

他在庐山上当面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 林彪的策略深得最高权力的欢心，他本人也因此取代彭德怀，于庐山会议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从个人的角度看，林彪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

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国共产党大跃进政策失败後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 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700万人死於饥饿。”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着《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国共产党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国共产党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後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着《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於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国共产党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资料。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徵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後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国共产党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於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 60,2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说，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人饿死。在当时有1,600万人口的贵州，“约有100万人死於饥饿。其中遵义地区，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贝克尔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死亡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140万人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319万，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後遭当局查禁）。

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曹长青：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杀人记录

毛泽东在1954年宪法讨论会上的讲话

“我们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

“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 …..”

“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

“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具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是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在不得以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

被人吃掉的哈佛大學醫學博士

1957年，甘肅省在酒泉的戈壁灘中一個叫做夾邊溝的地方建立了勞改營，先後有三千多名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被送至此地勞改，由於惡劣的生存環境，到1960年時，只有三百多人存活。這些曾經名滿天下的知識分子，為求存活，竟然到了人相食的地步。

董堅毅從哈佛畢業後，1952年 被鼓動回國，帶着妻子海歸，在上海惠民醫院工作。55年又響應國家號召，支援大西北建設，主動到蘭州工作。結果在57年的鳴放中因為給醫院領導提了幾條意見被定為右派，押往夾邊溝勞教。

1960年夾邊溝迎來死亡高峰，每天都有大批勞改人員餓死，人相食比比皆是。作為醫生的董堅毅自知命不久矣，為了防止自己的屍體被飢餓的獄友們吃掉，董堅毅臨終前特別跟獄友，來自甘肅公安廳的右派劉文漢交代，死後用毯子裹好自己的屍體，藏匿於外，等自己的妻子來見最後一面。

劉文漢依其遺願，將其屍體裹好藏匿於一個地穴中。一個星期後，董堅毅的妻子顧曉穎千里迢迢從上海趕來，劉文漢帶她去見屍體，卻遍尋不見。最後在戈壁灘上找到被拋棄在外的董堅毅屍體，身上的毯子衣服已經被偷走，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僅剩一顆頭顱掛在骨架之上。

董堅毅死時只有35歲。其妻最後只有將其頭顱帶回了上海。這個真實故事出自和鳳鳴女士《經歷：我的1957年》。

毛泽东漫长的、邪恶的一生已经有了好几本英文的长篇传记。张戎和哈利戴写的这本是最长的，超过了菲利普·肖特（Philip Sort）的《毛》（1999）和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1995）。这本书在调研上花费的精力是超乎寻常的。从所记录的最早的访谈日期来看，至少从1986年开始，作者就已经开始 为这本书工作了。访谈使作者们能够从许多高层和有意思的人那里获得一手资料，第一个访谈对象是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1。他们也深入到了长征的偏远地带、毛在延安时的窑洞、超过20个毛在全国的秘密私人别墅、俄罗斯总统府和外交部的档案、还有其他，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伦敦和华盛顿的档案库中。他们甚至想进入平壤的中国战争纪念馆，不过失败了。

这本书收录了在38个国家、363个按人名排列的访谈，包括两位前美国总统、李光耀、新加坡的第一位外交部长、刚果的独裁者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毛的助手和后来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前日本内阁部长，（他承认毛泽东曾经把周恩来总理赶到中南海的厕所里）、毛的女儿和外孙、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张和哈利戴也收录了几十个匿名的访谈，包括了一名在延安的洗衣工，它描述毛的内衣是用上好的棉制作；一名药剂师，在1940年代他曾经被指控为毛的一位政治对手开来苏水；在延安时期毛的女儿的奶妈；毛的别墅中的服务员，许多毛的“女朋友”。他们也采用了上千条没有档案记录的消息来源，包括与中文、英文、俄文、法文和意大利文所写的发表过和未发表的文章。这些资料中也包括了许多我，和其他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和政治专家们都不熟悉的内容。

正如书的副标题所揭示的，几乎在每一章当中，张和哈利戴都写出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之中的一些如果是真实的，对历史学家来说可称得上是大新闻。早在江西苏维埃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积攒了大量的私人财富；在长征中他的部队只真正的打过一仗；他们能够从国民党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是蒋介石特地允许的；长征中最著名的一战根本没有发生；1962年在苏联的支持下毛曾经攻打过印度。

其他的独家揭秘则对揭示毛的性格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延安时期他就曾经对一名政敌投毒。如果能够帮助他提升在党内的地位，他可以将自己的战士送上屠宰场。他在刘少奇被缓慢地折磨至死的过程中自得其乐。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是自私和无情的。张戎和哈利戴在此之上，又增加了以下的特征：残酷、超级权力狂、缺乏理想和同情、懒惰、为权力而挑起革命只为了满足嗜杀和性欲。

无论是在时间上、地理上还是在历史中，都很难想象有比毛更全景式的人物了。张戎和哈利戴完全聚焦于毛泽东。在他周围，我们可以一窥共产党领导人的懦弱和愚蠢，他们要么向周恩来一样受毛泽东的摆布，要么就被毛泽东杀掉。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政治运动造就了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半个世纪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折磨、杀戮和毁坏而全无善意，在其统治之下的人民陷于贫困和无力。

---黎安友（Andrew Nathan）评《鲜为人知的毛泽东》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这么龌龊地滚动到今天，期间真正有所谓“开明”的时间总和也不到百年。来自俄国的共匪在邪教加持下更是把这个粪坑里的蛆虫搅得天翻地覆、发扬光大，成为人类文明洼地中最肮脏、最腐烂的沼泽。刘小波说，需要三百年的殖民才能…

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着《中国觉 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国共产党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现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曹长青：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杀人记录

毛泽东和斯诺说着说着，就说到他最反感的两件事上。

“我最反感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虐待‘走资派’——那些罢了官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过去我们抓了俘虏不打不骂，还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家呢！现在因虐待他们已经拖延了党的重建和改造。”

看到这段话，大山突然明白：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被干扰了 。你看：虐待“走资派”毛都这么反感不同意，那些被虐待和被残酷迫害致死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更和毛没关系了。老人家不知道呀！他要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各地都发生了什么，他会同意继续文革吗？这哪是文化大革命，这分明是武化大革命嘛！

由此大山怀疑：“祝展开全面內战”是毛说的吗？毛在火车上向下面的人学挨斗坐“喷气式”的动作是真的吗？这些哪个是真的？

都是真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逢什么山唱什么歌。

便想起当年延安抢救运动，想起毛的脱帽致歉；想起毛的“还我王实味”。杀了！谁让杀的？想起康生的一度被冷落。

毛最反感的另一件事是说假话。

“有人一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当被踢得那个人问他：‘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还在这里嘛？’”〔徐中远《毛泽东笑谈生死》）

文革，一面说要文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一脚的斗技，没有造反派不会。熟悉国共两党斗争史的人更熟悉这个东西，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谁不会？只是全国到处都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最后，不听中央文革的没看对眼神儿的都是反革命派。王力、关锋、戚本禹开始革命不？蒯大富、韩爱晶等几大学生领袖开始革命不？“联动”开始革命不？

今天，有人说中国无货不假。为什么？昧良心赚钱。文革，中国无话不假，为什么？昧良心保命。你不小心说错一句话，也许小命就没了。今天人与人之防是别让人把钱骗去，那会儿，人与人之防是别让人把话骗去。你说了真心话，一转身组织就知道了。李九莲怎么死的？未婚夫告得嘛！

但这还是和毛泽东无关，毛是多么的反对说假话呀！只是毛这么反对说假话，他的亲密战友却偷偷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你说林彪和毛泽东亲密了几十年，毛的光明正大他没亲密去，却亲密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真是奇了怪了！

---文革：毛泽东最反感的两件事

作者: 大山无言

政治保卫局滥打滥杀

1934年6月中旬，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国民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对红军进行了严密整肃。所谓“严密整肃”，就是一个字：杀。

龚楚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当时，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 ，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官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人，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

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

“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所谓长征）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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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曾经反思说：“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对共产主义理想幻灭，可能是龚楚最终下决心脱离中共最重要的原因。

---中共红军高级将领龚楚为何脱离中共？

作者: 王友群

“抢救大陆学人”

蒋介石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

计划中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 。很快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这份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1948 年12月初，陈雪屏奉命由南京飞北平，召集梅贻琦、胡适等北大清华校长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蒋介石亲自下手谕派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至北平南苑机场随时待命，被“抢救者”可以即时登机南飞。但在这次沉闷的会议上，在座各位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开始争取胡适，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北大一些同仁听了，都饶有兴趣地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却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

胡适嘱托邓广铭找到陈寅恪，问其是否愿意一起南飞，陈寅恪干脆地回答说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胡适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8年12月14日，飞机在北平等候大学教授时，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此次计划，使要离北平的人去登记。15日傍晚18时半，胡适与陈寅恪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同机者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

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4位教授。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云云，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

其实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人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原来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来了。而“抢救”名单上有的人却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甚至有天派了5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们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当然也有很多不在“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的，钱穆就是其中代表。在钱穆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嘲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时，老师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大多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1949 知识分子的抉择

文/周为筠

毛时代对社会控制的八大招数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爭一抓就灵”。

此文转自中国战略论坛,作者不详.标题为本人所加 ——-大音稀声

1 [信息闭塞]

国际交流压到最低限度。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新闻选择新闻解释（按国内政治需要来任意取舍国际新闻）。再由各报一律转发，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应。

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

媒体一律公费办，发行基本公费订，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每晚二小时政治学习包括读报）。

一般读者无从比对选择，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欧美百姓生活比我们苦的多。于是产生了幸福感，知足心。

但上层可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资料了解真情。

作用：统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上知下，下不知上；内知外，外不知内。

. [补：相比毛时代，如今新闻较以往开放的多。信息控制大大失灵。老百姓知道的内幕多了。自然不满也多了]。

. 2 [行政控制]

. 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

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文革中，行政权力通过“单位”，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每个人头上。

工农商学兵，全国人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农民归公社管）。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了个人（农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资，外加户粮关系），在行政上也控制了个人（个人诸种自由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工作，上学培训……等等，要经单位批准）。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个人（如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尤其个人秘密档案）。

甚至，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领域。县团级党委有权对员工作出政治处理（轻则发动其他员工开你的批斗会对你进行殴打。中则关进“学习班”“牛棚”—-单位设的变相牢房，剥夺你的人身自由。重则戴上“帽子”便你具有“阶级敌人身份”也即使你沦入贼民阶层从而不具有了生存保障权）。

由于全社会高度统一行政化，因此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有单位管着你，无论你换了多少单位，所有单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后衔接。

天网恢恢，密而不漏。

3 [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是阶级对阶级的镇压。

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后来全国“镇反”杀了上百万，也算阶级斗争的延伸应用。

此时，“阶级敌人”比较单纯，仅仅指地主富农资本家，新政权的原政敌（历届旧政权的骨干–警长、排长、保长、支部书记长以上—-称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后来，罪名越来越随意，“阶级敌人”范围越来越宽：

从批判“清宫秘史”“胡风反动集团”开始，意识形态跟不上“最高”的思路的人员开始成为“反动分子”。

从“高饶事件”开始，党内政斗失败者成为“反党分子”。

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知识分子有各种异议甚或无心说错话者，成为“右派”。

从五八年“反右倾”开始，党内对政策有不同见解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六十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提出后，举凡对党对毛对各级官员不满的人，举凡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平民百姓，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风等被认为不检点（如通奸，不遵守纪律）的平民百姓，则成为“坏分子”。

文革中更为混乱，打派仗时各派均称对方为“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分子”。

解放前当过地下党或曾被俘的干部战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务”。

文革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派”而被冲击打倒。

红卫兵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压垮时，其中抓了百万人，罪名是“516分子”。

总之：“阶级斗争”越来越“异化”了—-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已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

不过，实用价值很大—-打起阶级斗争旗号，就为大规模镇压，放开手镇压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对如今，在民主法制形式下镇压起来缚手缚脚）。

同时有效转移了民众对贫困生活现实的视线（民众以为，生活贫困是因为“阶级敌人”造成的）。

.4 [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是采用“群众运动”形式进行。通常分四阶段：

①动员阶段：

先由掌权者（单位领导或上级派下工作组），进行大会宣讲，发放学习文件，群众学习讨论表态拥护，统一思想，形成氛围（把可能的反对意见先行压制处理）。

②检查阶段：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爭一抓就灵”。

③斗爭阶段：

掌权者根据群众汇报材料及平时掌握资讯，把群众分类（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再组织前者批斗后者。这样，本质上是领导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众在当斗爭主力了。因为会上发言批判、出手殴打、执枪关押、破门抄家的，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甚至，这支积极分子队伍就叫“群众专政队”（专业公安机关不出面，只作威慑力量）。

④处理阶段：

运动最后结果是提拔一批人（斗争积极分子们入党提干评先），处理一批人（被打击对象被戴帽、开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术为“挑动群众斗群众”“以群众制群众”。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驭下有术。从延安整风发明此术以来，屡用屡灵。

作用：

“群众运动”妙处一：形成群众人人自危的氛围，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窥视，抢先告密，讨好领导。织成了一张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天罗地网。使大家“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群众运动”妙处二：每场运动在产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发泄了内心施虐欲，利益是公报私仇，利益是火线立功入党提干（古称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况且有专门政策规定：即便事后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脱受害者，但要“保护斗爭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不会追究诬告、打人乃至于杀人者的责任。（这样，“群众运动”始终有群众基础）。

“群众运动”妙处三：积极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满足内心施虐欲，并使自已这类走运者物以稀为贵。妙在已倒霉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来—-争取立功减刑，并使自已这类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轻压力。（这样，巧妙发掘并利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补充：反右运动时，群众互咬尚未形成习惯，上级便往各单位硬压指标，规定被打击名额，达不到则拿单位领导人充数。由于毛时代“运动”每几年来一次，到文革时，中国百姓己习惯成自然，运动号令一下，群众便习惯性地互相撕咬起来]。 [所以，现在为文革唱赞歌的，许多是当年斗争积极并以此为乐，“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 [客观地说，领导者玩弄平民于股掌中，有史以来，以此为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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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贱民阶层]

.运动中的倒霉者成为戴上帽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划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这一批人被打入另册，加上“血统论”政策使其直系亲属也沦入另册，于是，另册人口成为社会上倍受歧视的群体，成了贱民阶层。

当时习惯上称为“05%”。其实，若加上“血统论”拖进的直系亲属，该阶层占人口比例应在20%左右。

贱民阶层成员生存状况极恶劣。不允许入党当官参军上大学。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时大家都可以随意欺侮他们。甚至于打死打伤完全无生命保障。运动一来，有理无理也揪出来批斗一番，开会时要在会场前跪成一排。（当时有种说法叫“把监狱放在社会上”让“群众专政”）。

贱民阶层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定。通过发动“95%”打压“05%”，取得如下效果：

①“转移视线效应”。行政管理上发生的罪责挫折都可以推到“05%”头上。转移了“95%”的视线。

②“排泄渠道效应”。使“95%”可以通过施虐于这些贱民，取得心态平衡。

③“杀鸡吓猴效应”。由于“95%”到“05%”之间并无一道鸿沟，县团级党\委就有权给平民“戴上帽子”—-即把你从“95%”划到“05%”中去。于是“95%”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已由于触怒上意而被踢进“05%”。所谓“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表面是对“05%”的公开训斥，未尝不是对“95%”的暗示警告。

[试想，除最高领导人外，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元帅将军、省市领导、大学教授、劳动模范们都能从座上客翻为阶下囚，那还有什么人敢说自己就肯定不会掉进贱民阶层的深坑里去了]

④“地位比对效应”。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要稳定，社会阶层上最好形成两头小中间大，即有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设置了“贱民阶层”做垫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农民抬升到社会“中层”地位。

设身处地，我是一般工农。那么，我通过（眼光向下的）比较、形成了优越感满足感。我通过（对弱者的）施虐，排遣了贫困劳累带来的郁闷感。我通过（亲身体验的）批斗，形成了恐惧感自律感。于是乎，我心态平衡了，我知足了（尽管我贫困劳累）。

[这种模式已不是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了。此为对平民“分而治之”术。借鉴的是印度“种姓制度”]。

补充：另有两个群体，名义上不是贱民阶层，但实际享受的半贱民待遇。

知识分子群体（五七年反右从政治上被搞臭，文革中批斗从业务上被贬低，称为“臭老九”，是“被改造对象”），

内控人员群体（通常是归侨。历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甲长、公务员。被发现曾过有对社会不满言论者。刑满释放者。历史不清者。特嫌）。内控人员表面与大家一样，但个人档案内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他们不被信任而被时刻提防—-但他们自己往往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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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居民有户口、粮食关系。凭此发放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烟票等高达七八十种票证。在市面上，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光凭钱是买不到的，必须同时凭票证。定量供应（份量在吃不饱也饿不死之间）。

农民无户粮关系（也即不发放以上票证）。于是，离开本乡本土不能生存，进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农民离乡背井，被称为“盲流”，轻则遣送回乡，重则被公安机关“收容教育”。连“暂住证”的机会都没有）。

城里人无批准，到处流动也不可能（因以上票证是由本地本单位发放。离开本地本单位就没有生活来源了）。死死被捆在单位里了。（文革中期，企业、学校内实行军队化编制—-“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领导一元化”，上面对下面的管制更极端化）。

这就有效控制了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凝固化，使社会闭塞，安定（呆滞）。顺便也阻绝了口口相传的信讯流通，支援了第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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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式分配]

单就平民的经济生活而言，消费较平均。但这是“等级平均”。

计划经济模式下，社会财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则构建成全国统一的经济收入金字塔—-经济收入与政治等级严格挂勾。官越大者钱越多，官越小者钱越少。[中国有史以来，权力与财富的结合从来没有如此紧密]。

同一等级，无论在全国何地，基本上工资收入相同。

但从等级间不平均上讲，比改革开放的今天更甚。毳时代，单从工资上讲，最高级与最低级相差三十余倍。况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费变为职务公款消费的比例愈大。工资收入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况，权力越大，调用公款合法为自己及家庭服务的途径越多。

例：大陆首富家产上亿元。有私人游泳池、空调等。而普通工人（即“领导阶级”）普遍月薪三四十元左右，存款能上一二百元就不错了。唯一家电大概是支手电筒。极而言之的悬殊，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一群大队干部秘密开会分上几麻袋粮食半片猪肉，也许就挺过了大饥荒。而没分到的社员可能就全家饿毙。尽管队干部只比社员多分那一麻袋粮食，看绝对数字并不悬殊，可在那个时候，就是生死之区别，还有比生死之别更悬殊的结果吗？如今贫富怕是悬殊不到这个地步。

现在，老百姓的机会要多些。起码，老百姓也可以致富了。现在，再悬殊，困难贫民也有底线（低保），不至于到大规摸饿死人的地步。所以，现在比过去要平等些。

过去现在同样不平均，同样有贫富悬殊。严格的说，过去贫富还更悬殊。但过去民怨较小，原因：

在行政级别与经济收入成正比的同时，行政级别还与知情权成正比。

级别越高，知情权也越大。级别越低，知情权也越小（平民百姓只能阅读宣传教育类报刊与听单位领导作形势报告。那不是新闻只是宣传教育）

所谓“信息不对称”—-上知下，下不知上。（理论为“权力与分配成正比，与透明度成反比”。）

级别越高，其消费状态也越保密，不为平民所知。上面人再富，下面人不知。

俗话说：“富人知道别人比他穷，穷人不知道别人比他富”。所以穷人富人都很满足。

给人一种均贫富的表象，不致为贫富分化而引发民怨。

所以社会安定了。

况且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一厘钱精神”，艰苦朴素。把追求消费丑化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变修”了。也起到心理安抚作用。

当时有人归纳其规律：“荣华富贵由上面发出，艰苦朴素从平民抓起”。

[补：相比毛时代，如今，权钱分离。老百姓之间有穷有富。当官之间也有穷有富。乱了。令许多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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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个人崇拜]

. 动员全部人文领域（新闻、文艺、教育、史学、哲学社科），长期突出两个主题（神化个人与妖魔化其他人）。也即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个人崇拜的形式有许多首创：早请示晚汇报、语录舞忠字操、学毛\著积代会、“雷打不动”每天政治学习、创作歌曲百分之百是个人颂歌、小中大学教材一路颂歌，文艺与新闻充满颂歌。报刊上文章大量引用毛语录并且要用黑体字。

把毳之语录称为“最高指示”，高于宪法党章之上。

“爹亲娘亲不如毳亲”，“三忠于四无限”，“毳著，一天不学走下坡、二天不学问题多、三天不学没法活”。宣传媒体天天向人民灌输这种观念。

公安六条规定，对毳与林提意见，即为犯罪（恶攻罪。死于此罪名者不知凡几，如被割喉的张志新与被生取器官的李九莲）。把一切批评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影响扩散。

“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历史与新闻，不讲真实性，只讲倾向性。

妖魔化国内党内不同政见者（如十次路线斗争之观点，“大批判”充斥全部报纸版面）。

使百姓有一个盼头：我的日子再苦，本地形势再糟，要怪就怪本地官员没搞好，要怪就怪国外帝修反的破坏。但上面有个“大\救\星”，总会解救我们的。

林野夫妇被杀

林野，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1928年初参加朱德发动的湘南暴动，任中共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

林野出生地主家庭。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其父母被当地中共农会在暴动中杀死。当地的农会干部担心林野报复，要求朱德将林野交给他们处置，被朱德拒绝。

1930年6月，中共 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在工作中，林野得罪了军政委谭震林，被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

1934年秋，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不得不突围求生。林野任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苏区军区（留守部队）工作。

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与他团聚。夫妻久别重逢，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但是，因林野父母被中共杀害，担心林野“谋反”，当时中共“政治保卫分局”局长谭震林，与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合谋，在林野夫妇吃完晚饭回住处的路上，将其杀害。

事后，两个奉命杀人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了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黄姓特务员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拚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姓特务员杀死。

一年轻恩爱的夫妻，并没有犯什么错，在父母被杀之后，又双双被杀，这件事对龚楚的刺激非常大。

---中共红军高级将领龚楚为何脱离中共？

作者: 王友群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瑞金召开了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由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的农民政策：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联合贫农，以雇农为基础。

周恩来讲：“地主阶级的实质是反革命的。为了镇压苏区内反动阶级的死灰复燃，必须毫不姑息的斩草除根，将地主阶级彻底消灭，这是无 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所说的：‘对反革命分子的姑息，便是对革命同志的残忍’。”

在会上，龚楚婉转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被周恩来以“这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加以压制；这一极左政策被通过并强制执行。

某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规模颇大的思想斗争会。龚楚被指控的罪名主要是他在广西右江主持苏维埃运动时候没有大开杀戒屠杀土豪劣绅，被认为执行党的政策不力，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龚楚在巨大压力下，被迫违心检讨，之后继续接受的“猛烈斗争火力”。

一个叫黄苏的年轻干部，无中生有，揭发他生活腐化，曾用一千元代价娶一个妻子，令他忍无可忍。

周恩来宣布给予龚楚“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送红军大学学习。

---中共红军高级将领龚楚为何脱离中共？

作者: 王友群

龚楚回忆说：“1933年4月中旬，我率模范团由清流南下，道经长汀县城，那天晚上，有位50多岁姓刘的中医生，特地跑来见我，这位诚朴慈祥而医术颇精的儒医，两年前曾为我医过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泪纵横地告诉我：‘30年来我都是靠做医生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因为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早年在 乡间买了七亩田，还在县城开了一间药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在乡间的田地被没收了，一家的生活，于是仅靠着药店的少数收入和我行医的酬金来维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设法照付，并没有任何拖欠的情事。

近一年来，店里两位工友，先后都去当了红军，店里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们的工资，我还是照政府的规定，按月送给他们的家属。惟近来没有生意，屡次想停业，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我捐出一大笔捐款。你想，我已一贫如洗，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筹出这笔钱来。这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只有请你救救我，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我听了他这番诉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义吗？一则恐怕不发生效力，再则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对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觉得不忍；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离开长汀时，便鼓起勇气，特将此事面告当地政府负责人，请他查明办理。”

“不料，经过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再回到汀州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孤儿寡妇已沦为乞丐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痛苦，也非常愤怒！好几晚，我为了这件事不能入睡。”

---中共红军高级将领龚楚为何脱离中共？

作者: 王友群

欲擒故纵

纵观中共党内斗争，毛泽东将欲擒故纵玩得哗拉哗拉的。每每他的对手以为没什么事儿时，恶运开始了。

1966年，刘少奇大祸临头前，毛闪身杭州，北京的事儿你看着办。大专院校工作组一派，镇压群众运动了。中南海批斗前，毛将刘召至人民大会堂，几声少奇呀，差点没将刘感动的晕过去，回家还和老 婆说，主席没批评他。

倒刘前，为防刘少奇、彭德怀勾结，将彭调离北京前，毛召见了彭。也是几声德怀呀，将彭忽悠得好顿感动。以为毛真得不计前嫌，心花怒放的去了四川。

重新拉起邓小平后，几次批评江青等人，还故意在邓的面前讲江青告王洪文的状，说江青也不喜欢王洪文。邓小平真和江青等人对着干后，又一巴掌搧过去，“人才难得”立刻“翻案不得人心”了。

老家伙们，笑迷迷的设套，小家伙们，身边的人也设套。

1959庐山会议前，将几个身边的秀才召来畅所欲言，田家英便实话实说了。

田家英谈了他春天带工作组去四川农村调查的情况，并学着当地一个劳模的腔调说：“水稻要亩产万斤，哪个龟儿子哄你，只好把谷子往田里堆!”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众人也跟着笑起来。毛说：“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

毛泽东这个态度，你还不掏心窝子说吗？

周小舟掏了心窝子，李锐也掏了心窝子，结果统统反党了。

别说田家英、周小舟、李锐，刘少奇、邓小平什么经历？玩得过毛泽东吗？刘邓是按程序出牌，牌在桌面上出，毛泽东玩牌是没规律的。不仅毛泽东，中国的封建帝王们说话办事哪个讲过规律？讲规律还叫什么无法无天。

---毛泽东擅长玩欲擒故纵

作者: 大山无言

周恩来让江青扇了耳光，就是江青逼他签字抓孙维世之时发生的事。〝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丁帆《“红色公主”孙维世命陨五角楼》《党史纵横》2008年第3期〕

丁帆的 记述尽管很皮毛，仅仅十二个字〝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但这也够惊天动地了！从前，我们知道一些江青在周的面前如何飞扬跋扈，但到这种程度万万让人想不到！连陈伯达最后都敢反抗江青，何以一国总理就到了如此地步，让一个女人扇了耳光还一个劲儿地向江青同志学习。难怪林彪瞧不起他。

那么，江青再毛泽东的老婆，一般情况也不敢这么干。谁听说过江青扇过身边工作人员耳光吗？但她怎么敢扇周恩来呢？这就是问题了。

问题一定出在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上。那么，孙维世给周恩来写了什么？又给毛泽东写了什么？丁帆没说。估计这两封信不会在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江青决不会因为孙维世反对文化大革命而扇她干爹的嘴巴子。诸君认为可能吗？

现在该谈谈周恩来遭江青打耳光是否在忍胯下之辱这个问题了。当年，韩信不忍胯下之辱不会有日后的大将军。古语云：匹夫见辱拔剑而起不为勇也！而今，一国总理让文革小组副组长抽了耳光愤而辞官也不为勇也吗？周忍此大辱也是为了日后吗？一个主人昏迷尿都淌出来的人，日后会领着中国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吗？

那么，连普通工作人员让江青打了恐怕也得喊两声。何以周恩来让江青抽了耳光竟无声无息？

问题还是在信上。但信的内容恐怕没人知道了！历史只告诉我们：1949年12月孙随同毛访苏，江青后来曾亲自追问过孙维世。江青想知道的也是我们想知道的。但孙维世不会说，这是组织机密。当年是，现在仍然是。

---周恩来遭江青打耳光是忍胯下之辱吗？

作者: 大山无言

图2：1949年12月，毛与孙维世在苏联。

老百姓的房屋也大量被拆，或是用砖头盖集体的房子，或去大炼钢铁，或是用于给土地上肥，或是因为不许人私藏粮食。公社之间还互相竞争，看谁拆的多。四川有 60-80%的房子被拆，湖南也有40%的房屋被毁。运输瘫痪，一半的森林被毁，用于炼钢。胡耀邦61年视察黄淮地区，得出的结论是，修建的水利工程造成 水土流失，导致当地灾荒。冯客认为在那段时间，气候的因素只占5%。

在冯客看到的档案中，有一些是县公安局的人记录下来的死亡和暴力状况，他解释，是因为有一些人看到触目惊心的状况向上级写信告状，希望改变。他说当时的中国不只一个彭德怀。

冯客的中文同事也能拿到很好的档案资料，有时作为西方人他能看到不同分类的资料。有一次他到一个县城的档案馆，说我是某某人的朋友，对方给他搬出写着绝密的文件，他按住怦怦乱跳的心打开的时候，看到一张字条：文件已经销毁。

冯客认为，导致这一切的最终原因是一党专制剥夺了一切自由。

---荷兰学者谈他的新书《毛制造的大饥荒》

在那个国家是一切，人不过是账目上的一个数字的年代，有的人是被故意饿死的，把口粮给能干活的人。冯客综合各种资料的结论是，有4千5百万人属於非正常死亡，被饿死和死于暴力成为显著特徵。

冯客说：“食物还是有的，但是政治上的选择，有人在决定谁可以吃，谁不可以。”

食物也成为革命的暴力武器，一些开会睡着、干活迟到、身体虚弱的人，或政治上被认为是坏人的人，是被饿死的，因为不许他们去公共食堂吃饭。

冯客：“在档案记录中，有的村子80%死亡的人是不许到食堂吃饭造成的。”

在湖南，一个孩子偷了一把粮食，他的父亲被干部强迫把儿子活埋了。这个父亲几个星期后死于内疚。有的人因为偷一个土豆被头朝下吊起来，背上还压着石头。

冯客介绍，当时中国买了苏联很多设备，到期要付帐。周恩来先说： 我宁可不吃饭，也不欠债。邓小平说： 只要每个人少吃一口就行了。 毛泽东的理论：先发制人，被谭震林在下面讲话时解释成：在农民吃之前，国家要把粮食拿到手， 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

柬埔寨红色高棉当年杀害的人有2百40万，冯客说，那只不过相当于中国安徽省阜阳地区死亡的人数。

---荷兰学者谈他的新书《毛制造的大饥荒》

大山无言:再议1989齐奥塞斯库之死

掌握着强大国家专政机器的齐氏夫妇，为什么一夜之间便成丧家之犬，人人喊打？——尽失民心，事情做绝。齐氏夫妇的作法，在西方国家早就该下台。然而，他们即没有西方政治的民主意识，又无东方政治的古老智慧，以为刺刀的血腥一定会让国民害怕，被处死便是必然的了！而

且，救国阵线竟敢将处死齐氏夫妇的场面电视转播，可见这对夫妇民心失尽到什么程度。

但同样是遍布武警，为什么1989年12月21日中午12点，布加勒斯特党中央广场召开的十万人群众大会上，竟喊出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

历史应该记住这声呐喊！

这声呐喊，让一道铁幕忽啦一声碎裂了，随之而来的是海潮般的怒吼。齐奥塞斯库的声音被埋没了！对此，他目瞪口呆。密布全国的秘密警察没有一个告诉他，他己经坐在火山口上了。

军队再干什么？开枪呀！让反革命暴徒再一次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齐奥塞斯库已经让罗马尼亚人民数次领教过什么叫社会主义民主，还差这一次吗？

上帝垂青罗马尼亚人民！紧要历史关头，国防部长米列亚宁肯自杀，也不愿再下令开枪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不仅没下令开枪，反而令军队撤回军营。

历史同样该记住这两个人！

于是，党中央大厦遭到海啸般的冲击。

于是，齐氏夫妇仓促逃走。

于是，齐奥塞斯库无限感慨痛楚地说：“叛徒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是这样！”埃列娜似有所悟地说：“竟然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叛徒来自我们的身边……”

是的，米列亚是“叛徒”，斯登古雷斯库上将是“叛徒”。但对罗马尼亚人民来说，这样的“叛徒”越多越好！

历史的偶然与历史的必然，决定了齐氏夫妇的命运;决定了他们在逃亡中没有一个人民帮助他们;决定了他们至死也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