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毛泽东早在55年就收到过湖南因农业合作化而导致饿死人的报告，因此有许多人认为老毛对下面的情况其实知根知底，只是为了他的霸业而故意牺牲了中国农民。真要是这样的话老毛这个人未免也蠢得过头了一点，他这一番闹腾是把中国的农民给弄死了，问题是炼出来的钢也不能用啊。其实老毛的行为非常容易 理解，而且在当今社会极为普遍。你想想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沐浴在CCAV和环球时报的春风之下，就算此时有人揭露出一点社会现实，爱国青年们无非也就是什么汉奸网特轮子美分之类的一砖头招呼上去。独裁者在封住别人嘴巴的同时，其实也顺带堵上了自己的耳朵，老毛虽然能听到一丁点反面的声音，一个整天听惯了吹捧的人却只会把这想成是背后瞒产私分之类的阴谋。被统治者也不能说是一点责任也没有，搞合作化时他们看危害不大于是迎合了老毛，搞大炼钢时他们觉得还可以忍受于是再次迎合了老毛，他们就像温水里被慢慢熬煮的青蛙一样逆来顺受，只要还有一点退路就绝不反抗，把统治者娇惯得不可一世，等真到死人的时候再想反抗却发现已经太迟了。

在饥荒蔓延到城市之前，不少农民选择了逃荒要饭。但那个年代农民就是想进城都不容易，毛泽东知道他们小农阶级意识浓厚，不肯为伟大祖国奉献力量，影响了自己的宏图霸业，因此一直反对农民进城务工，到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的将中国人分成了农村人和城市人这两个等级，形成了制度性的歧视。大跃进后农民大量流入城市讨饭，我党又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将逃荒农民称之为“盲目流动人员”，简称“盲流”，社会上掀起一片批判之声，说这些人是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白天要饭晚上下馆，城市人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农民口中的“饥荒”也就成了用来骗饭的谎言了。农村出了那么大的事，城里人愣是毫不知情，可见言论封锁足以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通知下来之后，各地派民兵守住各大道口，把农民封在家里等死，导致了各种吃人肉甚至“易子相食”之类悲剧的发生。无论是饿死也好，被打死也好，被逼自杀也好，被吃掉也好，任何一个大跃进的牺牲者，无疑是死于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

---发动大跃进的人一点都不傻

“放卫星”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或许都只是一出不可能发生的闹剧，但放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却有它的必然性。大跃进那个年代不仅“插红旗”，还要“拔白旗”，批评、撤换那些产量不达标地区的官员，光是丢掉乌纱帽都算走运的，要是一不小心给你整个反革命出来，那你以后的地位就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了， 而且老婆孩子都要跟着遭殃，所以头可断血可流，党票万万不能丢。毛泽东定个100的指标，你最低限度也得吹个105吧，问题是万一某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官员吹到了150，老毛立刻又会抬高指标，你之前就属于吹牛不合格，必须重吹一次，这谎言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是吹牛要上税的场合，人们反而吹得越起劲。俗话说树多生杂木人多出怪物，要求所有官员都不吹牛就跟要求他们不贪污或者是要求老百姓入了社还拼着老命种地一样不现实，问题并不出在这些人的身上，而是毛泽东统治之下的中国，其他人不仅没有说真话的权利，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57年时《日人民报》的总编邓拓仅仅是没有及时发出老毛的最新指示，就被逼得辞职，河南省书记潘复生曾要求毛泽东降低河南的粮食征购量，结果被下放到了西华农场，换上来的吴芝圃则是一号科幻大王。在这种环境里，越是忠臣越被发配，越是渣滓越能上位，敢于为民请命的人早就劳改去了，毛泽东身边剩下的不是软蛋就是阴人，他自己又是个自作聪明的傻逼，简直是无敌了。

亩产万斤看似荒诞，其实真把现代人放到那个环境里，还真由不得你不信形势一片大好：《日人民报》登满各种喜讯，个个有图有真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丰收曲》里，河南某公社当场从一亩地里称出萝卜28万斤，更有毛刘周邓四人在农村指导工作的画面；当时的人民英雄钱学森则写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说只要能充分转换光能，亩产就不止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再增长“二三十倍”。从媒体到领导到专家全都这么说了，整个社会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各地照搬那些卫星大户的种植经验，即使亩产没有提高，也只会认为是自己没有学到其中的精髓，就像看不到皇帝的新衣，他们只会以为是自己太笨，还羞于说出口一样。在一个信息被严格封锁的一言堂社会，只要官方开动宣传机器，任何假的东西都可以说成是真的。

---发动大跃进的人一点都不傻

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他认为斯大林去世后他应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要登上世界革命的历史舞台。他后半生的内政与外交，文治与武功，成功与失败，功劳与罪孽，都直接间接地与他这个要当世界领袖的野心联系在一起。领导世界革命，国家必须要有强大的实力，照毛泽东的说法，“手里没把米，叫 鸡都不来。”

这是他迫不及待发动大跃进的思想根源。为了迅速把经济搞上去，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后又提出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简称“三面红旗”。空想社会主义加“左”倾狂热，中国人民的大灾大难来临了。

---辛子陵2010年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演

1967年4月10日， 在江青的精心导演下，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并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多名“走资派”拉去陪斗。这天早晨六 点，清华大学红卫兵开着车到中南海抓人。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主楼七层，强迫她穿上陪同刘少奇主席出访印尼时穿过的旗袍和高跟鞋， 并用乒乓球串连成一个硕 大无朋的大项链给她套在脖子上，拉到批斗会会场。

这一幕恶作剧充分表现了江青的狭隘、嫉妒、心理阴暗、人品下流。1963年 春，刘少奇携夫人访问东南亚几国，重点是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和夫人隆重接待中国元首。雅加达繁华的街道上并排悬挂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巨幅画像，中外报 纸、电视、纪录片，都作了突出的报道。把个江青气得妒火三千丈。

出国前江青帮王光美作形象设计，要穿黑丝绒旗袍，不要戴项链。后见王光美竟敢不听她的，戴 了项链（缅甸总理奈温夫人送的），这使江青更加歇斯底里，这就是乒乓球项链的由来。

这次批斗会闹腾了一整天，中间还在清晨六点、下午一点和下午五点四十分 穿插了三次审问。第二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的照片和《三审王光美》的记录，都上了红卫兵小报，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扫地以尽了。

---辛子陵2010年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演

图1：1966年3月，身穿旗袍的王光美随同刘少奇出访缅甸

毛泽东有关对日作战的言论

（1）“林彪：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毛泽东：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8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 月，国内控制 发行版）

（2）“彭德怀发动的这次大规模战役，事先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在百团大战进行的时候，毛主席曾把王震同志召到延安，对他说：“彭德怀干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商量，我们的力量大暴露了，后果将很坏”。后来毛主席又多次批判了彭德怀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的严重错误，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大努力克服了百团大战 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921-1968）》，第79页，1969.5）

（按：《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1968）》同其他文革时期的抄本一样，其内容多来源于一手档案资料，普遍为海外学界认可，但由于为非正式出版物，编辑凌乱，字句或有讹误，所以在引用时应特别注明，以下《毛泽东思想万岁》同）

（3）“…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毛 泽东：《1937年9月25日致朱德、任弼时、周恩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351）

（4）“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发出下列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分册，页117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

（5）“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没有你们，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毛泽东：天津市工农兵中学教材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毛泽东思想万岁》，534页）

（6）“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100页）

---杯酒国殇：为袁腾飞老师写的引用文献

刘源：刘少奇最后一次见毛泽东，请求辞职结束“文革”

1月13日（1967年），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我父亲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提出: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 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建议我父亲读几本书，他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书。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就在毛泽东同我父亲谈话后的几天，家里就被强行拆下电话，断绝了我父亲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事态发展很快急剧恶化，到3月毛泽东的态度也明朗化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政治局常委决定，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并指定由康生负责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给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残害我父亲，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海上一浪花

图：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刘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

1936年GNP/GDP至少为1976年的2倍

（1）“中国国民生产毛值，1934至1936年分别为213、237、259亿元”（中央研究院：《中国国民所得》，中华书局，1936，中国社会科学院复印）

（按：根据1936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缔结《中美白银协议》，法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

0.2975美元。这样 1936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毛值，大约为77.05亿美元。）

（2）1976年中国的GDP按当年价计算是2943亿元，外汇储备为12.55亿美元。如果用1992年的物价水平计算，相当于189亿元人民币。 1992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5.515比1。用189除以5.515，得34.27亿美元。（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交流中心，人大经济论坛）

（按：上述内容由以上数据来源计算得到，故未加引号。考虑到中国当时不存在外资，且1936年基本不存在劳务输出，故可近似将两者作为同一指标比较）

（3）“1934年1月31日，一美元含金量被规定为13.714格令（合0.888671克）。黄金官价由每盎司20.67美元提高到35美元……1973年2月12日，美元再次贬值10%，含金量减为0.73662克，黄金官价每盎司提高到42.22美元。”

（按：即使我们假设76年与92年美元含金量相等，1936年GNP/GDP应至少为1976年的2倍）

---杯酒国殇：为袁腾飞老师写的引用文献

说的不错，就是漏掉太多了。

老毛这个人其实从来就不安分于只做中国的国王，而是打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在他眼里最多只能算是迈向下一步成功的垫脚石。各位可以回忆一下毛时代流行的雷人口号，什么“解放全人类”、“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地球管理委员会”、“地球统一计划”，很多人 以为毛泽东只是在开玩笑，实在是低估了这个狂人的野心，老毛的性欲很强盛，只不过是能力不足而已。

正所谓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1950年斯毛金三人联手策划了朝鲜战争，不料遭到了美帝纸老虎的强力阻击，折腾了两三年也没能把人家赶下太平洋，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计划也因此宣告流产。毛泽东痛感中国还没有跟美帝叫板的实力，决心掀起一场社会主义建设风暴，在极短时间内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超级强国，“大跃进”正是由来于此。

---发动大跃进的人一点都不傻

图：1965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江西井冈山宾馆前和工作人员合影。

与林昭很有关系的《星火》杂志的编辑和作者，其核心成员是兰州大学的右派，这些成员多因写文章揭露三年大饥荒的实情，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集团”，或被枪毙（张春元、杜映华、林昭），或坐牢服长刑，九死一生，，

《星火》杂志只出了一期，第二期尚未出版就被扼杀在摇篮中，参与者许多人抓，即令暂时躲 避掉了的张春元，稍后亦被抓，最后惨遭枪杀。

张春元的《粮食问题》也切近问题的实质，他先是不点名的批评了《人民日报》的虚假浮夸。“那家自称是‘人民’的报纸也不知依据什么，说：大跃进的58年粮食产量翻一翻（番），比1957年增产一倍！总产量7500亿斤，每人平均1200斤；瞧！‘奇迹就出在这儿，一个人每月有100斤口粮还喊不够，还叫喊紧张，无怪乎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说：总在人们的食道上‘抓的很紧很紧’了。”增长如此之多的粮食，却饿殍遍野，只要小学算术就可以算度出其撒谎之无耻。紧张着张春元便剥皮式的将四九年后的统治实质揭穿：“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主席，另只手却狠狠的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脚下，用政治愚弄、超经济的剥削、强制性的奴役劳动等政策，采取了诱惑胁迫、党棍恐怖、饥饿等手段，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了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成为真正的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把农民千辛万苦得来的劳动果实，用征收公粮、统购余粮、催逼勒索，收刮得干干净净，使农民经常处于半饥饿的慢性自杀状态。”

至于张春元的《论人民公社》就说得更为直白：“人民公社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不是‘广大人民的殷切愿望’，而是独裁分子主观臆造的产物，是独裁分子为了保持其独裁地位而倒行逆施的结果”。具体到公共食堂和户口，他说到：“如公共食堂就是用饥饿来进行强迫性劳役的一种工具；户口手续是一种变相的农奴卖身契；加工加点的实质是一种苦刑；粮食限量就是一种逼性的慢性自杀。”五八年推行的户口制度，实际上在大饥荒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浪的作用，凡是外出逃荒者被抓回来，不是打死就是饿死，侥幸活下来者极为稀有。将大饥荒与户口制度联系在一起来进行思考的人，至今仍属稀有，张春元至少从整体上看出了这里面的内在关系。

---冉云飞：反右与大饥荒的关系：以《星火》为例

打倒刘少奇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先得让他犯个路线错误，按中共的规矩，只有犯了路线错误的人才能打倒。于是毛泽东做了个局。1966年5月16日发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叫全国大专院校停课闹革命，把学生发动起来。往哪冲呢？五一六通知说是“三里”“五界”。“三里”是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走资派”，“五界” 是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教育界、出版界的反动权威。

这样一来，打击面就非常宽了。从本班老师和本校校长揪起，知识分子，领导干部，都可以揪。社会就乱了。后来又鼓动革命小将“破四旧”，红卫兵走上街头。那天我作为观察员在王府井巡视，抬头一 看，电线杆子上一个“勒令”，禁止下象棋，说象棋这东西，舎车马，保将帅，反动！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一看，化妆品柜台被砸了，说这是“香风臭气”，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四联理发店，一位女士出来，刚烫的头发，波浪式大花，一个女红卫兵，冲上前去，在头发上就是一剪子，这位女士要抗议，又挨了两皮带，也不敢说理了，拔腿就跑。清华园浴池，一个老头围浴巾，抱着脑袋跑出来，后面的红卫兵提着皮带追着打。理由是他们叫工人搓背，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景象。

面对这个局面，刘少奇决定要管，不能让社会成为无政府状态。在首都，向各个大专院校派了工作队。我就是工作队一员，我们是派往文化部所属艺术院校。在中央音乐学院两派红卫兵辩论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就在场。刘诗昆上台发言被打，是我们工作队给救下来的。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起来以后，躲到杭州刘庄别墅过神仙日子去了，叫刘少奇、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工作，挡在第一线，应付北京和全国的乱局。这是一个大阴谋、大陷阱。刘邓怎么做都不对，都要被毛泽东抓住辫子。现在知道的结果是，刘邓出来管了，往大专院校派了工作组，毛泽东说他们镇压了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要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假如刘邓不出来管，不派工作组，听任局面乱下去，是不是就跟上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了呢？否！那时毛泽东会说，打砸抢抄抓，杀人，这是反革命暴乱，中国出了“匈牙利事件”，刘邓就是黑后台，修正主义党变成了法西斯党。毛会牺牲几十万学生，出来保护那些受害者。他又一次成了“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掌握着话语权，一言九鼎。这就是独裁者的厉害。毛泽东是料定刘邓不会看着局面乱到失控不管的，经过反右派斗争，地方各级干部——这是刘邓的基本队伍——也不会看着不管的。毛泽东稳操胜券，看着刘邓和省、地、县各级领导，犯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辛子陵2010年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演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的轻歌曼舞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 倾。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 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 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走出了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

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 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

---辛子陵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演

“三面红旗”使毛泽东遭到了几乎毁掉自己一世英名的惨败。为了使大家有一点感性认识，我们讲一个村子里的真人真事，看看所谓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怎么回事。

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0年在浙江省富阳县环山村环二大队的调查，一个劳动日日值是3分，就是说农民劳动一天挣来一根冰棍钱（当时 最便宜的冰棍3分一根）。富阳地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人民历来丰衣足食。公社化后一个中等劳动力在队里干一年活，只分2元5角3分，换不回口粮。全队224户，户户倒挂，都欠队里的债。全队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债48元1角8分这欠款并不是社员借钱娶媳妇、盖新房了，欠的是口粮钱。

在旧社会，多狠毒的地主，是周扒皮，还是黄世仁，都不会这么干。奴隶社会奴隶主也得让奴隶吃饱饭，没听说强迫奴隶劳动不管饭，还让奴隶倒贴伙食钱的。毛泽东创 立的人民公社竟是这么一种制度，连社员的饭都供不起，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还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

这种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民 对“一大二公”的报复。国家斩断了农民和土地和粮食的任何联系，破灭了农民勤劳致富的任何希望，他们怎么会有劳动积极性？极左路线到此并没有止步。合作化、公社化还不够，还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农家母鸡生了蛋，老太婆拿到集市（自由市场）多卖几角钱买灯油买盐都不行，这叫资本主义尾巴，得割掉，低价卖给供销社，拿到国家手里。国家的触角就这样直接伸向老太婆手里那几个鸡蛋。这就是毛泽东按照列宁的指示，要消灭每时每刻都产生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所采取的政策。农民当然要反抗，当他们退社的要求被镇压后，他们不敢再索要自己的土地，只要求包产到户。这种经营方式，和多劳多得挂钩，和个人利益挂钩，是部分地“重建个人所有制”。但毛泽东不允；为了一个包产到户，从中央到基层，多少为民请命的好干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啊！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实行了3年，饿死了37558000（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1万多人 毛泽东制造的这场人祸的死亡数字，比历朝历代因天灾饿死人数的总和还多764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错误，是根本道路的错误，是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的空想社会主义，应予彻底否定。

---辛子陵2010年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演

1954年，也就是制宪行宪那一年，毛泽东在党中央会议上，做过一次宪法交底的讲话。他说：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 ？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可是到了有民主人士参加的政府会议上，毛泽东换了一副面孔。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

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他说过“玩宪法”的话。他把全国人民都玩了，把民主党派和盼望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都玩了。

前后两段话，中共高级干部信哪一段呢？信前一段。这一番话在中央领导层影响深远，根深蒂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至今起着作用。

---辛子陵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演（续）

1967年9月13日，这是刘少奇妻离子散的一天。跟他一起生活的三个读书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被勒令回学校接受审查批判，不许再回家；最小的女儿小小（六岁）交给保姆带着赶出中南海；王光美这天晚上被逮捕入狱。刘少奇剩了孤身一人。他昔日的主席办公室，成了囚禁他的牢房。又过了几天，来了两 个战士，命令刘少奇解下腰带。刘少奇厉声抗议，话音未落被打翻在地，强行把腰带解走了。

请读者注意：这是在中南海，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还没有免，办公室竟成了囚禁他的死牢。刘少奇被转移到开封以前，一直住在这里，他没有进秦城监狱，毛泽东要把他放在眼皮底下折磨他，看着他精神崩溃，看着他身体崩溃，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辛子陵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演（续）

杨继绳在他的研究中发现的最令人恐怖的记录之一来自于信阳，这是河南省的一座小城，也是饥荒最为严重的地方。当杨继绳造访时，他没能如预期的那样查阅官方档案，而是被引见给了余德鸿，余是当地水利部的一名退休干部，，

1960年冬去春来之际，浓重的死亡气息已经笼罩在这片土地。余清晰地记得季节的 转换。在田边走过的他看见成千上万的尸体倒在路边和地里。冬天的时候，尸体被冻硬了，以死去时的姿势弯曲着，密密麻麻。看起来就好像是从冰箱里抛出来，被随机地扔在地里。一些尸体本来穿着衣服，但是衣服被其他人扒走了，他们的臀部和腿上的肉都不见了。春天到来的头几天里，尸体开始解冻，散发出浓重的气味，渗透到每天要过的日子里。而当地居民已经被吓呆了。

活下来的人后来抗争地说他们缺乏人手，精疲力尽，不能为死者准备体面的葬礼。他们说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尸体要怪饿狗所为，据当地的谣言传说，这些狗在吃了死人肉之后眼睛都会发红。余说：“这不是实情。那时候所有的狗都已经被人吃掉了，哪儿还能留着狗？”那些尸体不是饿疯了的动物吃的，他们是被当地居民吃了。那个冬天，以及那之后的另外两个冬天，许多信阳人是靠吃他们家人的尸体，或他们能找到的其他无主尸体活下来的。

余所讲的这些让杨继绳震惊。“我没有想到会这么惨酷，”他说，“在古时候的饥荒中有食人现象。曾有‘易子而食’的说法，因为他们扛不住吃自己的孩子的残忍。但是这比那还要糟糕。”

---金融时报：揭露了毛制造的秘密大饥荒的那个人——杨继绳

他（杨继绳）利用一名高级新华社记者所具有的特权，深入到全国各省的档案资料库中，由此揭开了最为完整的关于那场大饥荒的全貌，这是其他中外研究者们从未完成的重任。他写的这本书是完美的内幕之作，通过与其他党员的长期的秘密合作而成型，他们都下定决心要揭露中国几十年来对这场饥荒撒的弥天大谎 。

杨继绳得到了近20名体制内的合作者的帮助——他们当中有些在政府机关工作，为了获得准确的死亡情况而默默地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艰苦的人口统计；也有一些保留了他们所在的区域中出现的食尸情况记录；有些省级档案的管理员心照不宣地点一点头、眨一眨眼，然后高兴地为假装研究中国粮食产量历史的同志打开大门；还有其他一些新华社的记者为了让这一惨剧的真实情况能发表出来而动用人脉关系联络。

在后来的十年当中，杨继绳时不时地把自己锁在省档案馆里查阅记录——人口数字、粮食产量、气候摘要，人口迁徙，以及他能够查到的任何其他资料。对这场大饥荒的研究是他曾经做过的最庞大也最有风险的项目。他假装在研究农业问题和粮食产量，从而获得了几十年来都被死锁着的那些文件，如果高级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还不能让他查阅档案的话，他就动用他的同事与省领导之间的关系。他说，“我的同事们知道我在干什么，他们悄悄地支持我。”

在贵州，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杨差一点就要前功尽弃。他的同事把他带到省级的党委所在地，想要获得查阅档案的许可。神经高度紧张的部门领导询问了档案室的领导，后者又把这一要求汇报给了省级的党支书。此人再向上汇报，他的领导决定问一问中央的意思。询问中央可以很快地揭示出这一研究是个骗局。杨继绳说，“我们差点儿就完了，”听说已经向北京发出了问讯，杨冷静地告辞，说他会下次再来。结果，《墓碑》中没有对贵州的详细报道。

杨继绳始终都在担心他会被抓住，他的同事会被惩罚。“我觉得就像一个人进入深山寻宝，孤身一人，周围的野兽在虎视眈眈。”他说，“这很危险，采用这些资料是被禁止的。”

---金融时报：揭露了毛制造的秘密大饥荒的那个人——杨继绳

《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中，这样说：

“十年之间一共损失高达5000亿元，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9年，我国全部国营企业（包括工农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城市公用事业、建筑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4892.5亿元，文化大革命十年相当于败掉了全国亿万人民三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一份家当。” P349

这些损失还只是直接经济投资的损失，比如其中仅“三线工程”就造成2000亿元的损失。这里不包括文革初期红卫兵打砸抢所造成的损失，如果算上被毁掉的不计其数的文物和艺术品，这个损失将变得无法估量。

---毛时代经济真相揭秘──三十年经济负增长

聂元梓不明白，民间为什么会流传邓小平的一句话：一看到聂元梓，就想到了我那跳楼的大儿子。甚至还有传言是她叫人把邓朴方从楼上推下去的。这些传闻，恐都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文革结束后，新校长周林一进校，就宣布“四人帮”对聂元梓的隔离审查、批斗劳改的一切规定继续有效。而聂元梓本人从内部发行 的《北京大学纪事》上，还找到了这样一段史 料，1978年3月22日，邓小平约见包括北大校长周林在内的教育界人士，特意问到聂元梓怎么样，当听到有人说她要翻案时，邓说：“她有什么案可翻？聂元梓你们为什么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康生说王八蛋也要支持嘛！”

所以她认为，这也决定了自己被判处十七 年的案子，出现不允许上诉、也不让证人出庭这些违背法律程序的现象，直到今天，控检方连当年的一张终审判决书都没给她。聂元梓辩解说：

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并无关联，我能不翻案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注意，时间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队进校十天以后的事情，而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军宣队进入北大后，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也已经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可笑的是，对我的判决书认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这里，硬把邓朴方跳楼一案的发生时间，几近提前了五个月，这真是罔顾事实的违心之论啊。

---90岁的聂元梓还会不会拥护毛泽东

作者：韩三洲

虽说是年届九旬的老人了，但聂元梓的思维还很清晰，她说，直到今天，自己才深刻地悟出一句名言的真谛：历史永远是胜利者和权力者写就的。

按照官方的说法，十年文革等同于十年浩劫、十年梦魇。可是发动者为什么还是万众景仰的“英明领袖”；举手赞同文革的有些领导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还要加害别人 。一个国家与一个党的错误，能否就这样利用“政治替罪羊”审判方式，轻而易举地算在几个“造反派”身上。这样刻意营造的一种历史记忆距离客观公正又有多远？现在不是说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吗？尤其是亿万民众所亲历过的文革史，更不应该是任人随意来曲解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九十初度的聂元梓又说了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申诉，不为别的，就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太冤，90岁的人了，不知道还能有几天活头，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

---90岁的聂元梓还会不会拥护毛泽东

作者：韩三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