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节录

我们在经济困难期间，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 (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 )，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 尾数一千七百万 新卢市，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 全部还清。过去向苏联借的五十万吨食糖，今年已经还了二十万吨，其余的 二十万吨，准备提前在一九六五年全部还清。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 主义国家的贸易欠帐，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

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 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一九六四年年底，我国的 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六十六亿七千万元，其中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 支出的为三十五亿五千万元，占百分之五十三。

---“苏修逼债”真相小考

秋　实

一位女儿给香港母亲的信

来自广东(1961年)

母亲：

你三月六号寄来的信早已收妥了，知道各人都很好。来信说及年初四曾 经寄回白糖和麦片，但是现在仍未收到。上次你说及曾经寄过一罐糖果，到 现在仍未得收。可能是寄失了。

猪油同面粉我们是收妥了，超和说好在你寄回来，若果单靠每月买几两油 ，就连煮条菜都没有油了。现下我们每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买。这个月因 为三十一天，粮食又不够，一日两餐都要食粥了。每餐煮多几条菜当饭。但 我食得菜多，时常肚痛。超和同亚婆都患水肿，仍然未好。因为吃唔饱很有 关系。穗丰每日食两次粥，很快肚饿，半夜醒来肚饿就呱呱叫。所以有时总 要想尽办法宁愿贵一些都要买□几件饼干。亚女，亚星同亚妹总算听话，吃 得半饱就算了。我在农场劳动，成日担担锄锄，成日都肚饿。现在很难增加 粮。因为大伙都是这样。

亚强亚昌都高很多了。大概都已经生性很多了。亚星去检查，医生说他 肝大，面青青。可能又是营养不良的缘故。车针和钩针未收到过。大概又是 寄失了。小孩子最喜欢就是你寄猪油同面粉来。你收信后请叫亚诚同亚芳寄 两罐猪油同面粉回来给我们吧。我听人说，托香港中国旅行社寄时，收得很 快，兼送到上门。上次我叫诚弟写信给四嫂，请她由婆罗洲寄两罐，不知道 四嫂肯不肯寄。你叫亚诚写信去时叫四嫂寄两罐给我们吧。我们各人都平安。 请不用挂念。上日穗丰去影了一相片，前天去看，说影坏了。要重新影过。 又要十多天才能影得好寄来给你看看。顺候

康安

品 9月23日寄

(网友苗人龙辨认)

早在大战钢铁之前，毛的政策就极大地损害了农业生产。他教导农民怎样种地，告诉他们高产的关键是把地耕得越深越好，农作物种得越密越好。於是全国的土地便给耕到一米多深，密不透风地撒上种子或插上秧苗。深耕把土壤的腐殖层翻了下去，把生土翻了上来，而密植则使秧苗因为缺乏通风而腐烂。

在1958年 的大炼钢铁中，绝大多数农民被征召去炼钢或是修水库，庄稼 因为没人收获而白白烂在地里。在许多地方，哪怕是农民被恩准去收庄稼， 他们照样还是无能为力──锄头和镰刀早就给砸碎塞到“土高炉”里去了， 化作了一团团百无一用的“牛屎疙瘩”。浩劫并不限于农业生产：为了“烧 木炭”来“炼钢”，一山又一山的森林就被放火烧掉；为了从实现“每亩万 斤肥”的指标，一村又一村的农舍便被推倒，以便用墙土来作“肥料”；一 个又一个的水库修了起来，才发现要麽附近根本就没有水源，要麽坝基不稳， 洪水一来就要垮掉……那是一个荒唐成了现实而疯狂成为人生常规的时代。

不仅如此，每个公社干部都被逼著撒谎，无限地“放卫星”而虚报产量。 国家於是相应地增加了农业税，使许多公社不得不以上交种子粮来完成指标。 与此同时，毛却在为粮食生产“过量”而发愁，担心国家实在没那麽多仓库 来储放，考虑是否该给全国农民放上一年的假。为了解决这个“粮食过剩危 机”，许多单位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在党的殷殷鼓励敦促下，大家“鼓 起干劲高产，放开肚皮吃饭”，以撑破肚皮的实际行动来为国家分忧解难。 出於同样的原因，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大量出口谷物而收买黄金。於是，国家 的储备粮就这样迅速地冰消瓦解了。

---饥饿岁月(一)

芦　笛

和斯大林制造的人为饥荒不一样，我们的人造饥荒并不是特地设计出来迫使农民屈服的伟大战略部署。毛和他的战友们绝对没有那麽恶毒。相反，他们比谁都更盼望中国能变成世上最强大的国家。问题是，在他们的雄心壮志与其治国的能力之间，横亘著一道万里长城，抱负有多高，能力便有多低。

当年中共的干部 和苏共的干部组成完全不一样。苏共的干部都是学院里训练出来，而中共当年的干部基本是农民出身的一穷二白的半文盲。苏共有著深厚的尊重知识与技术的欧洲传统，而中共内部盛行的则是暴发农民那蔑视一切智力活动的反智主义。斯大林的口号是“技术决定一切”，而毛的口号是“卑贱者最聪明”，立志“愚公移山”，靠愚昧与顽强来改天换地。就这样，“外行必须领导内行”成了时代最强音，而“大老粗”变成了最光荣的头衔。党当仁不让，充当了万能导师，不仅教导和监督人民所有的智力、体力活动，而且还扮演类似西方教会的道德指导者的角色，解答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否属於唯物论，直到头发应剪到几寸才是革命者的一切问题。这种无知与傲慢联姻的结果，便是那压倒一切的、无所不在的、令人无法相信的愚蠢。

---饥饿岁月(一)

芦　笛

风调雨顺的三年

关于三年困难的原因，先后有官方多种解释。最初，官方把它完全归结为" 自然灾害"和"苏修卡脖子"，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从而种下了同毛泽东的分歧。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定论为："主要由 于'大跃进'和'反 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 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而1998年第10期《方法》上刊登的《风调雨顺的三年》说，用全国120个水 文站历年水文资料（1895～1979）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为依 据，由一批著名气象水文科学家对1959～1961年国内水文气象情况进行了缜密、 客观的分析，得出结论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常年比较，1959～1961三年 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正常程 度甚至令人吃惊。"但由于重复了不止一百次的"自然灾害"谎言，使绝大多数老 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都毫无怀疑的接受了"自然灾害"论。

---也说"三年自然灾害"

刘文瑞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严重失败的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 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字样。为了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 谎言。

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 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 为全国民众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画： 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把谎言编得更大了， “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 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

---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王维洛

一位工人给香港岳父的信

来自浙江(1961年)

岳父大人:

你寄来东西在8月13日收到的。四个孩子看到都非常高兴。两个小的光明 和光华似乎还第一次见面。寄到后四个孩子都吵着要吃。对炼乳来讲四个孩子 都没吃过。因我们经济条件不够。对目前来讲，更加困难，近二个月没下一点 雨，造成干旱。国家 每天供应小菜除冬瓜外，其他要吃小菜就到市场上向农民 去买黑市菜吃。一天辛辛苦苦的劳动只能买一个南瓜，吃一斤猪肉就要二天劳 动。对国家规定的东西和菜油，过去一斤五角，现在提高到七角。如毛巾袜子 一切棉织品都要并布票供应。今年每人发了一尺，二寸布票只能买一条毛巾， 一双袜子。目前孙子有的衣服都已破，也无法购买。一无布票二无钱。因要供 应的东西有一定限止，每人每月一块肥皂一包火柴。素菜每人有时二两三两不 一定。想多吃一点，由市场上买黑市小菜，叫有钱样样都有。如每人每月五张 糕点票能买五个并，要多吃几个，就要买高价并吃，价格相差十几倍。如香烟 每天供应十支吃不够，吃黑市烟，黄酒每户每月一斤半，高级酒不限止，一切 高级品国家大量供应。孩子想吃一粒糖要付糖票，每人每月二两糖。对我们的 生活来讲一天不如一天。因国家定量减少，家中人口增加，市场物价提高，我 们的工资从五六年改革到现在没有动过，大人可以刻服一点困难。小孩是不懂 事，不吃饱就要哭，看人吃也要吵着吃，总的讲粮食吃不够造成经济困难。岳 父你老人家有条件的话可设法给我们寄点物品和钱来，使我们全家大小几口渡 过这一困难。关于上月来信大人可有收到？这次大人寄来东西是很好，这化了 三角六分手续费。今后大人寄东西来最好外面一只布袋，用可以做鞋面的布， 因布票供应紧张，连穿鞋即成问题。上月来信我已详细写明，这不再多写，有 空以后再谈吧。立等来信。

祝

大人健康

婿

一九六一年于浙麻

(网友认真、苗人龙辨认文字，BJ补校)

三个婆娘一台戏，

你打过来我打去。

没有一个好东西，

丈夫都是狗臭屁。

—— 孤勇者

邓颖超 叶群 江青

饿出来的“大包干红手印”

安徽凤阳，以凤阳花鼓闻名四方，但千百年来花鼓唱得让人辛酸。即便是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年代，仍不能摆脱饥饿的阴影。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小岗村的３０多户人家，一下饿死了６７人，绝了６户人家。１９７８年，凤阳遭受特大旱灾，饥饿的阴影再次笼罩在 小岗村人头上。

怎样才能有饭吃？小岗村人的选择是：大包干。

以家庭经营为特征的包产到户“大包干”并非小岗村人的创造。“文革”前，中国农村的不少地方都搞过“包产到户”，但最终却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被赶尽杀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凤阳农村曾实行过“三包一奖”的办法。小岗村人称责任田为“救命田”，而后却遭到极“左”路线的强烈批判，令许多干部群众心有余悸。１９７８年夏天，面对多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当时的安徽省省委书记万里要求建立责任田，救农民于天灾人祸之中，这被中央负责人竭力否定。可以想像，在当时的情况下，小岗村人要迈出“大包干”的一步，面临的将是轻者被批、重者坐牢的风险。

但“饿极了”的小岗村人顾不了这么多了。１９７８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小岗村的２０户农民，除关友德、严国昌两位户主去江西讨饭外，剩下的１８户户主全部聚到了严立华家，商议“大包干”的事。

用不了多说什么，他们一致让严俊昌、严宏昌和严立学这几位生产队干部领着他们“大包干”。为表示说话算话，有人提出，要立字为凭。

严宏昌将一盒一角四分钱一包的“淮北”牌香烟盒撕开，正准备往上写字据时，被会计严立学拦住了：“写不下，要按那么多手印呢。”在场的严立符说：“我家有，我去拿。”

生产队记工员严立符将平时派工用的大白纸折开，裁下一张信笺大小的纸，送到村里文化水平最高（高中文化）的副队长严宏昌面前。血气方刚的严宏昌从１５岁开始就在外闯荡，靠着干土石方工程的“转包”才养活了老婆和４个孩子，可谓见多识广。为了表示自己的敢作敢当。严宏昌首先在字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盖上了章。随后，他又另起一行，依次写上了全村２０户户主的姓名。

参加会议的１８位户主，除严宏昌、严立学、韩国云带了自己的章在名字上盖了外，其余１５人均在自己的姓名上按了手印。外出讨饭的关友德的手印，由叔叔关庭珠代按；严国昌的手印由其儿子严立坤代按。

２１枚血红的手印（印章），每一枚都灌注了一腔热血！小岗村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为生存而在“大包干”字据上按下的红手印，竟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一位小学教师写给香港好友的信

来自广东番禺(1961年)

家：

收到您寄来的油很久了，但因身体不好故久久不能给你回信，真对不住 整天在麻烦你，吃了你寄来这罐油又不知等到何时了。在你没寄来之前，数 月没有一滴生油到肚，米粮不够，加上油和肉食又没有，真是铁铜做的也生 锈了。幸得□家你做事 能灵活掌握，否则我今番都没希望吃这些了。

真想不到解放后已有十一年了，但各种物品的供应日益衰落，什么都限 制，情愿卖给别国充阔佬。你听过没有，每人每月只卖一合火柴，一合火柴 得3、4拾支，而质量不好，一天把它用完了。总之吃得的不吃得的都限制到 非常，难怪有些共产党员也组织逃跳到香港去了。

好了，不谈这些吧！越写越头疼，祝你

一切顺利

代问候永姐等 4,14

以前外国人称中国佬为东亚

病夫现在极之多人病，这回东

亚病夫又再与人见面了

(网友庄稼人辨认文字)

回过头看，１９５９年已经发生饿死人的现象，上百万人 非正常死亡，结果却因为庐山会议后的政治形势，在一片反右倾促跃进的喧嚣 声中，被掩盖了起来。中央不仅未对日益扩大的饥荒产生应有的警觉，反而在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初，仍旧坚持种种加剧饥荒的措施，比如继续大办食 堂，扩大核算单位，鼓 励高指标浮夸风等。特别是在浮夸基础上的高征购，不 少地方连农民的种子粮都刮走了，是农村大面积饿死人的主因。

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１９５９年中国粮食出口不仅未减，反而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１９６０年也仍是居高不下，直到１９６１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 历史资料表明，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小麦，采购自北美。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 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出口或进口粮食。

１９６１年初，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 的事情。１９６１年，在咱们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 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 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若干史实

秋实

１９５９年的实际粮食产量，仅仅只有３４００亿斤，各地却按照吹牛吹出来的产量收购粮食。于是，破天荒地，在减产年份，农民粮食产量的 40%被拿走了，扣除返销粮后，净拿走28%。而在平常年份，这两个比重分别只有25-30%和15-20%。于是，１９６０年春天，当上层仍在莺歌燕舞的时候，已经有成百上千万的 农民，在饥饿线上无望地挣扎着。

进入五月份，吹胀的牛皮 开始破裂。最早的警兆，是各省的粮食调出数，只完成计划的一半。粮食销售 量却有增无减，北京、天津、上海等主要城市相继告急，粮食库存几乎挖空了。 ５月２８日，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问题仍未缓解，６月６日， 又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这时，北京的存粮 只够卖７天，天津只够１０天，上海大米库存已经耗尽，辽宁也只有８天可卖。 全国各地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粮食紧张。

７月，中央开会研究粮食紧张问题。北京中止敞开售粮，采取发放粮票，限额供应的办法。

９月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正式 承认，粮食因“自然灾害”严重减产，局面已经十分严重。这时候，那些在饥 饿线上挣扎的农民，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倒毙，但中央正在焦头烂额地忙着解决 城市缺粮问题，已经顾不到他们了。

随着国内新闻舆论变调，从歌颂跃进成绩转向宣传克服困难，至迟１９６ １年初，国际社会已经广泛察觉，中国大陆可能发生了饥荒，虽然它们并不清 楚饥荒的严重性。国际红十字会主动向中国提出饥荒援助的建议，但在这年二 月，红十字会秘书长报告说，中国方面断然拒绝了援助。美国国会和白宫，也 讨论了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的可能性。然而，在１９６１年１月底２月初，肯 尼迪总统拒绝了这项建议。他注意到中国去年还大量出口粮食，同时也认为， 中国方面不可能对美国提议作出善意回应。２月份，中国外长陈毅在接见日本 客人时强调，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我们绝不向美 国乞讨！”

１９６２年，十万难民涌往香港，香港左派报刊视若无睹、不予报导。查 良庸的《明报》却倾力倾情，大幅报导评论，发行量倍增，一举奠定了其大报 地位。当时，目睹难民们水尽粮绝、惨绝人寰的景象，查良庸挥笔写下社评《 火速！救命！》，文末呼吁：

“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可惜，大陆并没有《明报》，大陆的查良庸们，早就被反右反右倾运动封了口。只有上千万农民，在刺骨的春寒中，在酷热的骄阳下，悄无声息地死去，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

---悲歌１９６０ -- 关于大饥荒的笔记

云儿

看图，还是金大侠给力👍

援外知多少？

毛泽东要挣面子，不止于提前还债，而且让人民节衣缩食拿出大把银子无偿地援助小兄弟。本来，1958和1959年，出于大跃进的需要，国内财政紧张，对外援助已经大幅度缩减了。中苏翻脸后，中国随即大幅度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62年起 ，援外更是大幅超过了偿债。

1961年4月份，中国报刊上曾相继刊载两则耐人寻味的外贸消息。其一 乃是1961年4月8日《中苏贸易会谈公报》。公报说，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 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 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这 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 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 见1961年4月9日 《人民日报》]

其二 则是4月25日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经济会谈公报，称中国政府同意对 阿尔巴尼亚在建设化学、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业等二十五个项目方 面，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同时，中国还同意向阿尔巴尼亚供应粮 食和其他主要食品，虽然中国人民当时正在饿肚子。[1961年4月26日《人民 日报》]

就这样，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般散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 等。据说，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中 国人民的大力支援。

---“苏修逼债”真相小考

秋　实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绝大多数领导人都一心执行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根本不去救灾；甚至摄于毛的淫威，不敢谈灾情，相反还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迎合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态，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

中国的历代王朝 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灾情呈报、灾情调查、灾情评 价到救灾措施的救灾制度。清朝规定，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 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 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 种子、购粮平粜、以工代赈等。但“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这三年中，中国却没有任何救灾机构，也没有任何灾情呈报、灾情调查和灾情评价，更谈不上救灾措施，结果中灾变成了重灾。

---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王维洛

1960年7月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把 帐算出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 则要10年才能还清。10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上千万的中国农民，正死于饥饿。

---“苏修逼债”真相小考

秋　实

近日又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有一段记叙：“据保健人员说，彭德怀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吃饭极少， 保健人员问他：‘为什么吃这么少？是不是在车上睡眠不好？’他用手向窗外指了指，‘看看外边，这叫人怎么吃得下去。’原来远处站着许多人，衣衫蓝缕，蓬首垢面，手把栅栏，呆望着车厢。显然都是灾民。”这就 叫良心未泯。庐山会议间，李锐八月三日日记：“晚上跳舞，舞场为一教堂。上帝有知，都进不了天堂的。”也是良心未泯。

庐山会议毛泽东7月23日上午讲话：“……一有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 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 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所以，当日上午 散会后，周恩来招集几个副总理谈话，彭德怀说：“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 了，老奸巨滑。”8月1日常委会清算彭德怀历史总帐，在林彪发言批判彭德 怀时，周恩来插话批判彭德怀：“相反，很骄傲，犯上。我多次错误，认识 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 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

墙倒众人推，周恩来也助了一臂，“干劲很大，极大”。那么多“革命 前辈”没有人出来说公道话，倒有那么多的人落井下石。秀媚的庐山演出了 一场丑陋的集体人格沦丧。

---再说周恩来畅饮茅台及其它

---ayuan56

一位中学生写给香港父亲的信

来自湖南长沙(1961年)

爹爹：

您老人家近来好，前天才写了封信给您老人家，说东西一样都未收到。 您老一定会著急。但今天猪油收到了。别的还未到，可能是寄包裹要慢些， 以后一定会到的，请放心好了。猪油收到了，别的东西收到了马上回信给您老人家。猪油是上午十一点多才到的，我马上就去取回来了。真使我们 高兴，我和外婆大人在吃晚饭时就每人吃了一点，味道真香。真不知怎样 形容才好，我们以有近三年都没有吃到猪油，今天一吃不知高兴得怎样了。 尤其我们这病更须多吃营养多吃点猪油。以后多吃点猪油，病一定会好转 的。你老人家也困难，我们也知道，但为了身体，尤其外婆大人更体贴您 老人家，但使身体好，您老人家每月寄一盒猪油好吗？使我们每月能吃到 点猪油营养一下，尤其老人家更须要营养，外婆老人家也是这样想的。请 您老人家每月寄一盒猪油来。大舅近年身体好吗，生活得怎样。也没信来 也没钱寄来，不知何故。他自己讲的今年会按月寄点钱来给外婆老人家用， 但现信都没有一封来安慰老人家。外婆老人家真痛心极了。她老人家要您 你老人家多批评他，要他象您老一样，艰苦朴素，要他不要为个人乱花， 要记老母的养育之恩，她老身体很弱，真是过一年算一年，要是有大病， 真难支持呢，她老很想看看您老和大舅呢。现她老又有病，但我在前，也 知侍候她老的，请您老人家放心好了，请您老人家多批评大舅，要他今后 每月都要寄点钱来给外婆。姐姐她一切都好，请勿念，她也很想念老人家 呢。我于2月25日报到，27日开课，学费需几块，大约也在十五元之上。 病这几天稍好了一点一样，因稍为有了一点精神，我也知道自己保养身体 的，请您老放心，只要有营养吃，自然就好的快，请您老每月给我和外婆 老人家寄一盒猪油来，要大舅也要想办法，母亲一切都好，请您老人家不 要挂念，余下次再禀，并向孙伯父家问好。

娘要大舅多来信，并要他寄 钱来。

祝　您老身体健康，

□□禀于61.2.25日

(网友筋斗云、蓝极辨认文字)

饿死三千万与周总理畅饮茅台

《顾准日记》－－ 1960,1,1：吴华家也死了几口。1,4：村里死亡相当 重，一死就是一家。1,5：昨晚赵生祥说，他到鲤鱼山买鱼，半路上带来了一个肿病的女人，家里已肿死了两人，剩她一人，走到城内找叔叔，实在走不动，要赵的自行车带一下。……肿病，全家死亡，不限于右派家 属。1,9： 哀鸿遍野，我努力求饱，有些说不过去。陈毅宴会，还有著名演员演出助兴。

无独有偶，2001,2,14的《新民晚报》第11版《酒仙谢晋》云：“60年 代的自然灾害中，文艺界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请大家去西山休息几天，最后 请大家聚餐加点营养。那天总理来到西山宾馆，对夏衍说：‘今天我要喝点 酒。’于是谢晋、于洋等几个会喝酒的人被推派与总理同桌。总理请大家喝 的是茅台，代表们很兴奋，你一杯我一杯地向总理敬酒，总理谈笑风生，一 杯接一杯。不知不觉中，几桌人喝下了好几瓶茅台酒，总理也喝下七两左右 的茅台，……”

我生也晚，陈毅周恩来宴会之时，我未及来到人世并且加入到饥饿的滚 滚热潮中去，更无缘投身于饿殍的洪流中去，不无遗憾。我生也不是很晚， 在小学时候，有幸学过一篇课文，叫做《一件珍贵的衬衫》，说为人民而无 比艰苦朴素的总理，他的衬衫补丁又补丁，如百衲衣。当然衬衫跟茅台是绝 无冲突的。总理七两茅台下肚，酒酣耳热之际，也许会卸下中山装外套展露 百衲衣，景观也不坏。景观之外的景观是哀鸿遍野，所以你一杯我一杯、一 杯又一杯，吸的乃百姓的脂膏，是敲百姓之骨吸百姓之髓，并且我知道，吃 猴脑的应该打开活猴脑盖吃鲜活生猛的，而总理等等茅台之时正是哀鸿遍野， 所以他们兴许是敲饿殍之骨吸饿殍之髓，怎么他们也不觉恶心！

---ayuan56

运粮船中途转向

我们的外贸部门坚持要求中国按照双方签订的基础协议，将小麦紧急运往我们的港口，但小麦迟迟没有发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北京要求会见李强，他当时是中国外贸部的部长。我与他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交谈。

“我是为了小麦的事情来打搅您的，”我说：“您知道这件事。我接到地拉那的通知 说，那里的经济状况和食品供应状况十分严重，而授权执行两国政府协议的中国公司还没有行动起来。可能的话，请您下达指示，将小麦紧急运往我们的港口。”

“很遗憾，”李强回答说，“我们手头也没有小麦，因此没法发货。”

我要求履行政府协议，但他不改初衷，坚持说“我们没有小麦，我们自己也需要大批小麦。”尽管我对他解释，阿尔巴尼亚对小麦的需求量，对于中国非常巨大的需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签订协议时，就知道这种情况。但是，在发运小麦的问题上，李强没有给我任何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考虑到阿尔巴尼亚对口粮的迫切需要，我决定见刘少奇主席。但为了避免专门的会见，我利用了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的机会。招待会是为欢迎某位国家元首到北京访问而举行的。

晚宴结束后，我径直向中国领导人走去，向刘少奇主席问候，然后向他提出，根据协议应当发运小麦的事。他知道这件事。我还简短地向他陈述了与李强的谈话。我们站着说了一会儿，刘少奇主席就对我说：“别着急，我来关心这件事。”

第二天一大早，中国外交部通知我，李先念副总理　　他主管国家经济　将于８点钟见我。李先念曾经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十分了解那里的经济状况。

李先念对我说，中国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发运小麦，是因为中国也遇到了很大困难，但考虑到阿尔巴尼亚的需要更为迫切，“我们再次进行了研究，并已指示中国有关公司，把从加拿大购买的小麦转运给你们。阿尔巴尼亚所需数量的小麦，即刻发往你们的卸货港口。”

短短几天后，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接到命令后，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就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依靠中国的慷慨援助，度过了因干旱再度加重了的缺粮危机。

---摘自《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阿尔巴尼亚 雷兹·马利列著　王洪起译)

上面是阿尔巴尼亚人的视角，下面是加拿大人的视角： https://info.51.ca/articles/1218825

图：苏约翰（John）加拿大第一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为中国提供小麦及借款的功臣。

康生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康生是什么人？陈云同志和胡耀邦同志都有过十分客观的评价。陈云同志说：

“康生是鬼，不是人。”

耀邦同志说：

“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尽是耍尽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说康生是靠诬陷好人发迹的，这是铁的事实。 关键在于他为什么能够得逞？如果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当第一把手，把全部精力心血，按照列宁的思想，放在集中一切力量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康生凭其本身的素质，只能靠边站，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康生之所以能够得逞，正是他碰上“当代秦始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为了维护他的“毛氏王朝”，巩固他“凌驾”的地位，他在“理论上”大肆鼓吹“阶级斗争论”，在政治实践上炮制一个又一个全国性“大冤案”。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在组织上需要有一批“帮凶”，通过“帮凶”再去豢养一批爪牙、打手（如王、关、戚之流）。

在毛泽东的“帮凶”班子中，康生是“佼佼者”。他的劣迹，见本书有关章节。不再赘述，以节省篇幅。康生有两个特点：一是凡毛泽东每炮制一次“冤案”，几乎都可以发现康生的魔影。在诸多帮凶中，康生是资格最老、作恶最多的一个，从1942年“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二是康生为迎合主子的政治需要，经常给毛泽东“扇阴风、点鬼火”；在“助纣为虐”方面，颇有“超前意识”，表现特别出色。

主子与奴才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以整人为乐”，即毛泽东说的：

“与人斗，其乐无穷！”

这就是毛泽东与康生紧密勾结的思想基础。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特别重用康生这个问题，高华著的那本书是这样论述的：

“毛泽东看中康生的是他对自己的绝对顺从和康生这个‘魔鬼’形象所具有的威胁作用。康生敢于最早向王明反戈一击（注：这是指1937年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人’身份回到延安时，康生是王明的随行者。但不久康生发现在延安毛泽东已掌握了实权，因此康生很快就向王明反戈一击，买身投靠毛泽东。）继而不为自己留半点退路，早已获毛泽东的信任。另外，毛也不对全党干部转变思想抱十分乐观态度，毛要利用康生的专业特长，促成全党思想转变的工程。康生这个名字所象征的强制性，将有助于延安干部在思想改造中加深对毛泽东权威的感性认知”（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301页）。）

---祝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