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的《日记》里，记录了不少在延安看到的负面现象，有对自己经历的不快，有对他人遭遇的不平。

一次，萧军到合作社买东西，路经一处山坡，山上警卫营的兵士向下扔石头，萧军质问他们，下来一个兵，不放他走，“我要去见他们长官，他也不许见，我要见毛主席他说我不配，我要见洛甫他们不准我上去，我 要和他打架他也不肯，这完全是一种无赖的行径。”萧军很激动，找到洛甫告状。那军人虽受到批评。但他觉得心受伤了：“我感觉到这不是‘八路军’，简直是一群低级的野兽！看不到一点教养的痕迹！我不相信他们对于老百姓不欺压！因为仅仅是在他们‘中央’的门前，全是如此，其它地方不问可知道。”“我要离开这里，因为这里给予我的侮辱与损害是别处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我还不能发声”！“我宁可到外面去住国民党的监狱！因为他是敌人！我不愿意再在这里受‘优待’了！”（上P28）

一次，文协的勤务员被总务科长“吊在洞里的梁上，已经关了半天一夜了”，萧军去说情，先是不准，后来才放人。他写道：“我憎恶透顶这些小党人，即无用又卑劣，还要装腔作势，有机会我一定要狠狠地臭骂他们一顿”。（上P126）“我一定要执着自己，和庸俗来战斗！”

作家草明刚到延安时，萧军看到对她和孩子安排得不好，孩子生了病，他很愤怒：“离开此地的决心又燃烧起来。”他给自己定下，在延安“至多是两年”。

他表示：“我希望革命成功，我愿意他们生长……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些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集合了！”（上P174）

“下午到河西谷玩了半天，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上P175）

萧军到医院去看等待产的妻子，回来写到：“下午去看芬，在医院中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1）李伯钊自己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2）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3）毛泽东的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4）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十几元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上P200）

---邢小群：读《萧军延安日记》

湘西一月杀人四千六百

中国封建时代改朝换代之初，统治者常实施怀柔政策，并大赦天下，意在缓和矛盾，取得民心。中共一九四九年十月取得政权后，则反其道而行之。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来第47军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中，发现一个小小的湘西， 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处决了四千六百多人， 相比之下，上海六百万人口，只杀了二百余人。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又是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已杀七十二人，准备再杀一百五十人，也只二百多人。而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才处决了二千九百人。河南一个省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执行死刑三千人，就不敢再杀了。在此以前，毛泽东在批转镇反文件中，都只是原则性地强调，要大杀几批，要大张旗鼓，要大胆放手。现在却有了具体的样板了。他认为，应当立即推广湘西的作法与经验。迅即将47军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负责人。

毛批示说：“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使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47军在湘西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是从一九五○年十二月中旬开始的。军长曹里怀（1909-1998）湖南资兴人，时任湘西军区司令，授中将，曾率六万兵入朝，后领空军，任副司令。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组织编篡的《湘西剿匪》一书说道：“从十二月中下旬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底，先后镇压二万名匪首、贯（惯）匪、匪霸、特务、在乡作恶军官、地霸和有民愤血债的乡保长，以及其他有民愤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据47军向上级的报告，已杀的四千六百八十八人，其统计截止时间是十二月二十日。

报告中还说道：“全区八万土匪、几千在乡旧军官，及恶霸与伪警队伪乡保长等坏分子将近十万，我们经过几次讨论，决定分化瓦解消灭敌人。在这个总方针下作出了杀一万人的预算”。

这个“杀一万人的预算”，不知包括还是不包括已杀的四千多人。但在不到五十天内，实际已杀二万人，不管按哪一种理解，杀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原定预算。本来，根据47军于五○年底向上级的报告，他们是准备收缩的。“中南局⋯⋯指示均悉，我们都进行了讨论，镇压匪首惯匪已收到相当效果，应基本上停止，并已指示总结与检查这一段执行情况。”因此大大超过原定预算的杀人数，是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进一步放手杀人了。

---湘西剿匪大屠杀真相

作者: 罗印文

1967年秋天，我到上海采访。,,这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

我问：“什么意思？”

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 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

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

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基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忍不住，提笔写了第三个“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

这个“内参”转到当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手里。他向江青报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放厥词，胡说王金凤是上海、北平的地下党员，受到刘晓、刘仁领导。刘晓、刘仁是“叛徒”、“特务”，王金凤也是“中统”特务。她提出，要把金凤押送秦城监狱。敬爱的周总理保护了我，说“先审查审查吧”。于是，由陈伯达下令：“立即对王金凤监护审查。”1968年，把我押到北京卫戍区，和一些部长，如吴冷西、陶鲁茄、刘白羽等关在一起五年一个月。直到1973年6月，还是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把我放回《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

坐牢五年，关在单身牢房，与世隔绝，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更残酷的是，吴法宪下令，强迫我的丈夫赵宝桐（全国空军英雄）和我立即离婚，又逼赵宝桐重新结婚。赵宝桐顶了三年半，空军说他不重新结婚，便是“对王金凤有幻想，是立场问题。”赵宝桐生怕再顶下去，自己也可能被抓，则三个五岁、十岁、十一岁的孩子必然流离失所。无奈，他被迫于1971年12月和一名工厂技术员结婚。一年半后，我出狱了。

出狱后我面临家破人散的悲惨局面。我不甘心屈服，赵宝桐也不愿屈服。我们齐心协力，经过三年半艰苦复杂的斗争。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2月26日，锦州法院判赵宝桐和那名技术员离婚。同日，北京法院判赵宝桐和我复婚。

---王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

选自：《命运：金凤自述》

吴康民：走秘密通道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975年元旦过后不久，我忽然接到通知，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了。

港澳地区的代表们出发虽是同一天，但为了保密，是分别到了深圳再集中的。那时候没有直通火车，也没有直航飞机，到大陆只能通过罗湖海关。

过了罗湖桥进入深圳，在火车站 的贵宾室大家才集合在一起。这时，大家才知道了彼此的代表身份。吃过午饭，乘车赴广州，住进了珠岛宾馆。

会议的规定是：“未经批准，不得外出，不要向外打电话，不要会客。”基本上是切断了与外面的一切联系，开会前消息一点不透风。

到了宾馆，打开衣箱，我才发现收拾行李太匆忙，忘了带上一柄牙刷。

宾馆不供应牙刷，也没有小卖部，去哪里找一柄来呢?外出不可能，打电话不可以。告诉接待人员，他们也颇感棘手，但答应帮忙。结果是第二天才能弄到。

到了北京军用机场，挂上窗帘的大巴士把我们送到了西苑宾馆。

西苑宾馆，占地面积很大，也很陈旧。多数房间并不附有洗手间，而且饭堂和住宿的这一栋并不连在一起。

每天三次就餐时，都得跑个二三百公尺。一月份，北京天气很冷。从有暖气的房间出来，通过一个广场和甬道，再进入有暖气的饭堂，一出一进，一冷一热，使人很容易感冒。

保安部门经常来个通知，说苏联和东欧“修正主义集团”使馆的车子，常在附近徘徊窥伺，进行侦察，要我们提高警惕。说去饭堂的时候，走路尽量要往边靠。吃三顿饭，要缩头缩脑地出入，真令人啼笑皆非。

第一天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为了保密起见，通知要走秘密通道。

晚饭后，点好人数，乘坐大巴士出发。先去一家大宾馆，然后由该宾馆的地窖走入地下通道。

那条地下通道有五六公尺阔，大概可以行驶小汽车。但据说首长们的汽车，还有另外一条地下通道可达。

通道只有微弱的灯光，总之随着人流走，并拐了几个弯子。走了40分钟左右，便到达大会堂。现在完全记不起来，是从哪一个梯口，进入大会堂会议厅的。

这一次的人大会议，只有开幕和闭幕的两次大会，剩下的是几次的各省市代表团的会议。没有小组会，而且根本也没有认真讨论过宪法草案和政府工作报告。人选也没有什么酝酿。因为，这些文件和人选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的，包准没错。所以，即使是有限的几次代表团的会议，实际上也变成了“表忠会”。发言的人，都是谈毛主席和共产党对自己的关怀，说把一个普通工人或农民，或者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培养成全国人大代表，这个恩情说不完。记得有一位中医院的赤脚医生，说得十分激动……于是，嘶哑的声音，激昂的口号，此起彼落。

当时的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好像都没有发过言。上台讲的都是“忆苦思甜”的工农群众。应该说，港澳代表当时还是受到另眼相看的。“海外关系”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大部分内地人。虽然说是“统战对象”，但“港澳关系”，并不吃香。

说起记者，和今天可大不相同。因为会议秘密进行，港澳记者当然不可能有。内地记者虽然参加了大会，但也不会来采访我们。是觉得我们没有忆苦思甜的采访价值呢，抑或谅解我们仍然处于“地下”状态?这就无从探究了。

在酝酿选举领导人的时候，只有一张名单，并无任何简历。一些陌生的名字，引起了不少疑问。副总理候选人孙健，副委员长候选人姚连蔚，大家都在问：他们是什么人?

两个女的副总理候选人吴桂贤和副委员长候选人李素文，有的人还依稀知道她们曾经是“劳动模范”。而孙健、姚连蔚呢?谁也不知道他们原来是干什么的。我当时问过赵紫阳，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是到了今天，绝大多数人还是不知道他们的底细。

在一片不知道的气氛下进行选举，当然完全是走形式。那时候，大家的民主觉悟也很低。总之，是中央提名的准没错，于是选举“一致通过”。

人大会议结束之夜，天安门、东西长安街的街灯大放光明。当晚广播中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的消息，此时这次会议才算是公开了。

在等待无记名投票的点票工作时，3000名代表还在宴会厅美美地吃了一顿。记得吃的好像是“佛跳墙”之类的炖品，还有冷菜，总之是很丰盛的了。

西南地区发生的普遍的民众抗争是由于中共征粮、禁银、禁烟等不当措施引起的，但中共却欺骗世人说是国民党残余要颠覆中共政权，中共为自己的恐怖镇压带上了堂而皇之的面具，让世人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据中共史料记载，“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西南区共处决匪首8300余人，共歼灭匪特85万人。”

邓小 平对毛泽东建议，将抓到的武装反抗头领杀死，要求“对于罪大恶极当杀者要坚决处死，不得姑息犹豫”，并对在四川西北关押的4210名监狱犯人提出了特定的数字，即“大约有一千一百二十人需要被处死”并命令每个县都提出一个“不超过二十或三十个”人的名单，在即将到来的镇反运动中处死。毛认为邓的这一计划很好，并将邓的观点广为散发。

1950年11月，邓小平提出将西南地区六个军送往朝鲜作战，这些部队中有大量倒戈的国民党士兵和武装反抗征粮运动的追随者，就是把他们送到朝鲜战场去送死，这个建议也受到毛泽东大力称赞。

中共在其它地区通过土改和镇反运动进行的暴力统治，在西南地区通过征粮和“剿匪”得以实现，因此，西南剿匪的真相是中共暴力统治的又一见证。

---志愿军战俘引出邓小平西南“剿匪”真相

作者: 张菁

西南征粮运动是中共暴力统治的实践

对于征粮政策，中共西南局报请中财委调减至30亿斤。同时扩大征收面并增加缴纳方式，在公粮完成70%以后，可折收杂粮、土产、药品、手工艺品等等。

至1950年秋收时节，10月1日，邓小平才宣布西南区“一九四九年度公粮已基本完成了”，对此，邓将其视为中共新政权在政治 上的巨大胜利，他明确说：“今年征收的一九四九年公粮，前后拖了五六个月，如果当时我们再拖就完不成了，我们之所以要坚决收齐……主要是打击封建势力，让他们明了共产党、人民政府说的话是要做到的。由于这样做完成了任务，财政问题自然就得到解决，但更大收获是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的气焰，西南民众现在就和过去的北京民众一样，认为共产党的事情不提则已，一提出来就是要做的。”

可见，邓小平一再坚持在西南地区超额征收公粮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中共的威严，用暴力手段使百姓恐惧着屈服。正如邓小平对后续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评论是：这场群众运动声势浩大，地主阶级不敢公然抵抗，一些地主由于恐惧而自杀。

---志愿军战俘引出邓小平西南“剿匪”真相

作者: 张菁

网文：《大饥荒 毛泽东处惊不乱？》

一九六Ｏ年，从东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从白山黑水，到锦绣江南，神州大地上终于爆发了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中国有史以来面积最大、死人最多的一次大灾难。正是一九五八年的疯狂“大跃进”，才造成三年的大饥荒。且是毛泽东不顾大跃进失败后，为了维护自 己的独裁地位，继而反右倾、倒行逆施造成的恶果。 这些灾情报告，大都经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副总理邓小平转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再转呈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却不敢转呈毛泽东。他历来对毛泽东畏惧三分。

毛泽东亦深知刘少奇于经济建设、治政治国很有一套，周恩来、陈云、李富春、邓子恢也比自己有经济头脑。但他绝不允许同僚们对自己的经济决策权提出挑战。

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执意推行农业合作化、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营化之后，一直沉湎于他的那套乌托邦式的经济大跃进、快速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妙图景里，他一直未能理解：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有甚么不好？一九六Ｏ年，在全国一片饥饿声中，北京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歌功颂德大会，一为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一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群英会。继续高举三面红旗，为毛泽东思想大唱赞歌。毛泽东仍不能自省：他已经被供奉在中共政治的神殿上，严重脱离了社会，脱离了民众，他已堕落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瞎指挥者，一位不懂装懂的自大狂，权欲狂。刘少奇明哲保身，按下了全国各省区的灾情不报，而只是伙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数人去做一些以不触怒毛泽东为原则的“政策调整”。

毛泽东本人是怎样了解到全国大饥荒的灾情的？此事，还需要提及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南海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一九六Ｏ年的某天，毛泽东坐在南海北岸的石凳上。听汪东兴汇报中央警卫团战士、干部的思想情况，又特别是警卫毛泽东本人的全连战士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毛泽东倒是要求汪东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对他讲真话，报告事情真相。这是性命悠关的大事呢！毛泽东从来不敢粗心大意的。汪东兴恭敬地望着毛泽东，据实报告说：

全连干部、战士的一百九十三人，从家中的来信中得知家中的灾情，亲人得水肿病、死亡、生活有困难的，有一百五十四人，占全连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九点八。

战士董方会说：毛主席住在北京，知不知道农民的生活？粮食打下那么多，都运到城里去了？战士许国如说：叫人们吃菜是不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中南海建筑工人每月六十斤粮食还没劲呢，农民光吃菜和白薯，吃不到正粮，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说：电影《万水千山》我也看了，那时生活是苦，但现在农民的生活比那时还苦。战士张立臣说：现在农村老百姓吃的连狗都不如，过去狗还能吃到糠和粮食，现在人饿得没劲，小猪饿得站不起来。社员还说：毛主席是不是叫我们都饿死……

毛泽东愣住了。真是晴天霹雳。他是第一次听到农村的这些情况。但他沉得住气，见汪东兴不再汇报下去，便说：“小汪，多谢你，我是被蒙在鼓里了。我相信，战士们讲的都是真话，真实情况……我想找他们本人再谈谈”。

报告主席，他们发言的当天，就都调离了中南海了。

毛泽东起身回到院子里去了。汪东兴望着他的背影，激动得眼里泛出了泪花……原来是，一天前，朱总司令、刘主席、周总理三位老首长一同来找他小汪谈话，恳求他把农村的大饥荒状况，以汇报警卫连干部、战士思想动态的方式，报告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汪东兴当时感动极了。给三位老首长下了跪！

一个小时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已经服了镇静剂，心情平稳了些，但仍是一脸的沮丧。他没有责备刘、周、朱、陈、林、邓诸位，只是很伤心地把汪东兴的汇报复述了一遍。他说：

“晚上有个常委会，把彭真也请来。我先向各位同志作检讨。乡下大饥荒死人。我担第一份责任。再研究国民经济怎样调整。这事一定要抓紧。不要忘记，明末李自成是怎么闹起来的……”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三位都舒了一口气。毛泽东见大家仍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便又说：

“少奇、朱总司令，对付乡下的饥荒，有甚么紧急办法没有”？

朱德搔了搔头上稀疏的白头发：

“民以食为天，开仓赈灾吧”！

刘少奇望了一眼周恩来，跟着说：

“恩来，我们全国的战备储备粮大约是多少”？

周恩来面色肃穆，想了想才说：

“可供全国人口一年零七个月”。

刘少奇点着头，对毛泽东建议说：

“救灾如救火，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开仓赈灾。自古以来，封建时代，遇上大灾荒都是这么做的”。

刘少奇的话分量很重，毛泽东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用眼睛望着邓小平、林彪二位，然后问：

“小平，你是总书记，也是大管家，脑子好用，有甚么高见”？

邓小平平日总是愣头愣脑的，少说话，多干事。他先尊敬地看看刘少奇和朱总司令，然后看看毛主席，毫不含糊地说：

“这次灾荒来势很猛，面积很大，不是一两年的问题……我看还是先放宽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开不开仓”？毛泽东问。

邓小平捏着双下巴说：

“我们有五百万军队要吃粮，还有八百万干部职工，一亿多城市人口……乡下农民还有野菜、野果、树皮、草根，我们的军队和城市职工，却是连树皮草根都吃不上。所以我说，开仓赈灾要慎重。国库一直不富裕，也不可能从国外买进大笔粮食……话说到底，我们的党和政府，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建立在总理所说指的一年零七个月的战备粮上”。

邓小平这个矮子，看问题总是这么直截了当。毛泽东又看了看林彪、陈云二位，林彪说：

“开仓不开仓，我都同意，只要五百万人民解放军有充足的粮食供应……真的出了李自成，也要靠解放军去解决。总司令，你说是不是”？

陈云，你的高见呢？毛泽东问，陈云半闭着眼睛回答：

“事已至此，有哪门话好讲？赶快研究国民经济的收缩、调整吧！解散食堂，恢复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救命要紧”。

刘少奇和朱德一直在交换着眼色。朱德忍不住说：

“我们准备先饿死多少农民？我们的天下可是靠农民打下来的呀”！

毛泽东的脸色越来越苍白，额角上的又冒满了汗珠子。他又躺了下去，但嘴里仍在说：

少奇，总司令，小平，先开一部分仓，主要发放种子，加两三个月的度荒粮……具体的，你们去定……

周恩来见主席病的不轻，连忙站起来说：

“晚上的常委会，仍由少奇同志主持吧。你身体欠安，就不必参加了。我们会尽快作出决议，调整各方面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大搞自力更生、生产自救”。

“也好，少奇，你是能者多劳，拜托拜托。总司令，你是大老实人一个。小平，你是言必有中，干脆利落。还有陈林两位……我是快见马克思的了，今后，一切拜托各位了”。

政治局常委会由刘少奇主持，彭真列席参加，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任记录，决议立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起草一封《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先用电话迅速下达至全国各地，内容十二条，农业方针全面退缩，坚决制止“一平二调共产风”。

凌晨一点，常委会散会。林彪单独来到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的情绪已经稳定了。张毓凤给林副主席上了茶，便退到屏风外。主席说：

“林老总，我们可能要打败了……你估计，这回，陆海空三军会不会迎接彭德怀”？

林彪堆起满是皱纹的笑脸，他当然懂得眼前这个军委主席指的是甚么。于是，他汇报起军队工作来：

“当前，全军战士、干部，正在深入揭批彭德怀、黄克诚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论，在这个基础上，又大力开展学习运动，读马恩，读列宁斯大林著作，又特别是读毛主席的著作。《毛选》四卷，是军队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教材。毛主席的书，不但战士要读，干部更要读。军队工作，千头万绪，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党指挥枪的原则”……

张毓凤一次又一次给他们上茶。她发现，听了林彪的汇报，主席的气色好多了，脸上有了笑容。

---此文2004年5月发布在凯迪网

1950年2月的中国新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尽管各地征粮的问题不少，但老百姓手中尚有存粮，所以中共还能征到一些粮食。但在中国新年的用粮高峰过后，农民存粮无多，再被逼粮，势必导致各地局势迅速发生动荡。

尽管邓小平领导下的各级干部用尽各种暴力手段征粮，但粮食数量距预期还是相差甚远，到2月中 旬，完成任务最好的地区也只收到40%左右。

在此过程中，过重的粮食税负担和征粮干部的强横作风，使民众对中共最初的良好印象被破坏殆尽。农村中各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一些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当地政治人物复又萌生叛意，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集体请愿和武装抗粮、抗税的反抗事件。

针对内部人提出政策要“合理负担”，邓小平态度强硬，他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账，算历史帐，新帐老帐一起算，算总账！”他还说：“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

3月6日，邓在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再次申明征粮量绝不让步，并强调说：“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只有考虑如何完成，绝不容许思想动摇或者要求减轻。”

邓对征粮任务数量的坚持，使基层干部在征粮中更加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到4月份，各地反抗武装纷起，贵州镇远专区的12个县中，有10个县的粮库被抢，还有川北、川东等地由于春荒严重，出现了多例聚众集体吃大户的抢餐、抢粮事件。在《川北区党委关于征粮必须密切结合生产、度荒、剿匪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农民要粮，势必使“匪患反形增加”。

但邓坚持认为，40亿斤的征粮数量并不是农民手里拿不出，而是地主们顽抗不交，所以，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如果这次大张旗鼓开展的征粮运动无法按期如数收齐，共产党在西南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就不能确立，以后的事情就更难办。

5月中旬，邓向毛泽东报告西南征粮已完成40%，然而至6月中旬，征粮总数也只有十七、八亿斤，比40%多不了多少。直到这时，邓才最终承认：西南公粮“完全收齐是有困难的”。

---志愿军战俘引出邓小平西南“剿匪”真相

作者: 张菁

《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所收录的《征粮、民变与“匪乱”》一文中分析了西南地区征粮与民变的关系，文中提到，中共的暴力逼粮行为是导致民众奋起反抗的直接原因。很多中共征粮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对民众进行乱扣乱押、绑人吊人、滥施行罚，如搜家（杀猪抵粮）、封门、不让民众插秧等激烈手段，致使出现因交 不起粮自杀、卖子纳粮等现象。

《西南局组织部给西南局和中央组织部报告》中也称，这时较为普遍的是“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不经政府，随便扣押殴打，有的轮流斗争不让睡觉，不准吃饭，游街罚跪，剃眉毛，顶尿盆等蛮不讲理的办法，甚至有个别逼死人的……”

当时反抗者们提出的口号，也都是针对这些激进政策的，而与党派政治毫无关系：“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护烟”；“反征粮”；“反禁烟”；“反禁用银元”等等，从中看出，武装反抗者们最大的诉求是保家保命，而并无其它更高的政治目标。

邓小平在1950年2月的报告中承认，这些标语再加上一个“专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的口号，已经让许多“穷人”加入到抵抗中。

比照国民政府原税收额，中共中央1949年11月核定出西南地区1949年公粮征收数量为20亿斤。同时为了平息中共占领全国后大发货币造成的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中央财经委员会另外要求西南调运4亿斤粮食援沪。

邓小平却表示西南地区征粮量应达到40亿斤，他认为只有征收到40亿斤粮食才能让中共西南新政权得以立足。为此，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他督令各地在结束军事行动后，要立即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

---志愿军战俘引出邓小平西南“剿匪”真相

作者: 张菁

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长期在陈云和邓小平之间穿梭。1987年6月底，薄想清楚了，要树邓，要在七一纪念会上讲一篇话，要我帮他忙，起草个稿子。薄对我说，“要在全党树小平。中国需要巨人，小平就是巨人。”我当然得帮忙。但邓矮，若用“巨人”字样，难免有朝一日变成笑话，加深一波和小平间的历史隔阂。我写了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薄很高兴，同意，就这样讲了，后来传开了。

但是我错了。中国的改革，是千百万人自主权的部分恢复，用不着也不存在什么总设计师，更何况两年后，邓小平亲手杀死了改革。

什么是改革？我认为，就当时的中国而言，说千言万语，不如说一句话：改掉毛泽东。毛把中国人捆死了，改革就是从毛泽东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不改革，中国人，包括共产党，统统得憋死。这道理，邓小平不是不懂。

邓小平和改革的关系，不谈则已，要谈，必须全面地说两句话：他支持过改革，他最后扼杀了改革。

赵紫阳分析得透澈：邓有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两者的关系，我想，邓是以党为体，以改革为用，改革为了救党。稳定就是党。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党压倒一切。党认为必要，就有权调动坦克，杀掉改革，理直气壮反人类。

杀了改革，如何救党？南巡讲话指明了出路：在党权压倒一切的大前提下，允许和鼓励不择手段发财。不择手段发财，当然继续借重“改革”的大名，实际上是各尽所能，为所欲为，按照权力，争夺战利品。其后果，当然是无权者必穷，有权者可富，权小则小富，权大则暴富乃至腐富。不可一世，蔚为奇观，是谓“让中国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是谓“崛起”，是谓“富强”，总之是创造腐败的奇迹。

现在的腐败，头上生疮，脚底流脓，谁负责？周永康负不起，江泽民也负不起。只有邓小平负得起。

---鲍彤：论摆脱阴影改掉邓小平的错误

把毛的“前三十年”和邓的“后三十年”看成一个整体，也是符合史实的。毛祖和邓宗，政策很不同，风格也不同，那是“小异”；相对地说，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大同——毛祖邓宗共一党，而且共同维持着一个时代——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时代，共同维持着一种制度——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共同梦想着实现一个目标——共产党永 远领导一切的伟大理想。

掌握“大同”，就能更深入地理解“小异”。造反有理的毛，是造别人的反有理；稳定压倒一切的邓，是拿自己的权力去压倒自己不喜欢的一切。两者是一回事。实行公有化的毛，是把别人的一切私有财产充公，这是为了过渡；邓允许国有企业改制，是瓜分这些公产，过渡到自己权贵的手里。两者也是一回事。毛主张计划，是通过计划把国家的资源捏在领导手里；邓开放市场，是通过党和政府调控市场，把经济活动捏在领导手里。也不是两回事。

毛恨臭老九，邓尊重知识，这都有话可证，有事可证。当然，毛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也爱郭沫若、钱学森、张春桥等无数爱党爱毛的知识分子。同样，邓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并不看重章伯钧、储安平、白桦、刘宾雁、黄万里、方励之等无数正直敢言的谔谔之士。应该说，毛邓的感情好恶是完全一致的，体现着异曲同工的道理。

毛闭关锁国，不假，但他既非常熟悉罗斯福和林肯的自由民主的主张，也有一边倒向斯大林的毛病，又有向赫鲁晓夫索取原子弹技术的要求；邓对外开放，也不假，他是两个拳头都硬，引进外资为华所用的确不假，两年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从来没有淡忘或马虎过。当然后来又有新发展，直到反对普世价值，早已不是两年一次，而是年年反，月月反了。

所以，毛祖和邓宗，的确是一以贯之的。他们是夺权和掌权用权维权的关系。有时更多地着眼于权，有时更多地着眼于利，是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本质区别。中共党史作者要大家把前30年和后30年看成一个整体，不仅用心良苦，而且无可非议。

毛和邓，都做了一辈子中国梦，希望中国组织起来，十亿如一，成为天下无敌的战斗力，天下无敌的劳动力。这是相同的。但他们二人的办法不同。毛的办法是用绳子把十亿捆在一起，邓的办法是用GDP把十亿糊在一起。捆的办法肯定不行，糊的办法好像也不是太得手应心，所以正在谋求全深改。

---鲍彤：毛邓同异和中国的光明

外国政要深受邓小平吐痰困扰

一九七五年，快将出任美国国务卿的美国外交官万斯（Cyrus Vance）到中国会见邓小平时，就深受邓吐痰所困扰。据国际礼仪专家罗杰（Roger E. Axtell）在其畅销书《世界身体语言之礼与非礼》（The Do's and Taboos of Body Language Around the World）的叙述，“每当邓清喉咙 ，俯身吐痰之际，万斯都不动声色。但观察家的确注意到，每次邓吐痰时，万斯都本能地把腿移离痰盂六吋，并在邓完事之后，把腿移回原位。”

要是连洋男士都对邓当众吐痰那样感到不安，那些洋女士料必更感困扰。戴卓尔夫人因香港前途问题被迫要近距离会见邓小平时，肯定如受酷刑。失魂落魄之余，可能与她在会见邓小平后在人民大会堂外台阶摔倒有直接关系。英国资深传媒人安妮．罗宾森（Anne Robinson）女士很同情戴卓尔夫人的遭遇，她在自传里说“那个时为中央军委会主席，却实为最高领导的邓小平坚持要在自己和戴卓尔夫人中间放个痰盂。到底他是否知道，或者是否真的不知道他的欧洲客人会对这非常恶心？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据报导他吐了很多次痰就是。”

由此可见，我们大有理由假设，不论邓小平是蓄意还是无法自控，其痰盂及其频频吐痰的行为，曾经在中国政治，起码是中国外交史上产生过一定作用，就是令对手感到厌恶，坐立不安，神不守舍，进而为减轻痛苦欲速战速决而乱章法。戴卓尔夫人若因而表现失准，以致未能捍卫香港人的利益，也毫不出奇。

---邓小平的吐痰外交

作者: 钟祖康

我国古代有“充军”之制，是轻于死刑、重于“流刑”的一种刑罚，作为死刑代用刑，“刑莫惨如此”。据当年在沅陵县公安局工作的杨先树回忆，上级布置任务时就是说，“找批身体健康、罪恶不大的，准备充军去”。47军撤离湘西时，带去朝鲜前线充军的约七千人（后来因前线减员严重，又陆续在湘西筛选了几批，充军 人数超过一万）他们虽然身着志愿军军服，但并非正式军人，他们自认有负罪感，是走上“救赎之路”。

原47军军长曹里怀将军在《湘西剿匪史稿》定稿座谈会上说：“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逼上梁山的。你们想像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他们打出了国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很壮烈。我常在梦中念着他们。”可以说，他们是被当做“炮灰”送到前线的，是共产党借刀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珍彪，是被充军到朝鲜的前土匪，他却是杀敌最多，获得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士，志愿军总部曾授予他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可是他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复员回到湘西张家界武陵源区故乡小山村时，迎接他的不是英雄礼赞，而是冷漠、戒备、警惕，并被打入“另册”，以致他不得不遁入深山老林，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野人生活。

---湘西剿匪大屠杀真相

作者: 罗印文

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

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利用受审者神智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李锐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瞌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枪监守，威胁）”，在保安处有人还受到长达十五天 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

手段之二：捆绑吊打、刑讯逼供。

据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社会部讨论起草〈审讯条例〉。会上围绕是否用刑的问题，产生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康生坚持主张用刑，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仅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就曾采用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曾亲自上阵殴打受审人员，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被县委领导人私自关押的有二十九人。

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保安处处长“周兴即亲自这样打人”。

手段之三：饿饭。

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专设“特字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

手段之四，假枪毙。

在审干、反奸、抢救运动中。假枪毙是一种常见的斗争和惩罚方式。经过种种酷刑拷打，如果被审查者仍拒不交待，这时审查机关负责审讯的干部就会想到利用假枪毙的方式再作一次榨取口供的努力。选择假枪毙的时间一般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害，许多人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在中央党校受审期间，就曾被拖出去假枪毙。

种种刑罚、肉体折磨，以后被一句“逼、供、信”轻描淡写地遮盖过去。在统称“逼、供、信”的审讯方式中，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般都是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折磨是反复不断地向被审查者进行“劝说”，恐吓、引诱受审对象进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精神施压若不奏效，就辅之以肉刑，或五花大绑，被施之以拳打脚踢，或被拖出去受“假枪毙”的巨大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的人因多年监禁，成为“满头白发的青年”。许多人因遭受这种双重折磨而导致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在经过许多年以后仍难以抚平。一个受审者当年曾被五花大绑，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以至双手和指尖，全成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1949年后还没有蜕尽。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作者: 高华

临时支部

“‘临时支部’实在是个监狱。在这里，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一位女同志 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咽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

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视窗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延安整风。

识字者为目标的“肃反”

1932年初，苏区开始大肃反，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中共闽浙赣省委报告：

党的干部已大大的撤换了……全省的知识分子已去十分之九还要多一点。

红四方面军仇视与乱杀知识分子最为严重。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干部，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装文盲，惟恐因识字而遭清 洗。

一位逃出湘鄂西大杀“改组派”的红军老战士晚年自述：

当时，凡是稍有点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肃反委员会”定成了“改组派”。像我们这些大老粗，当时还为自己不识字而感到庆幸。

1934年，川陕赤区竟出现这样的肃反逻辑——

知识分子必然是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

起点本就歪斜的小知党还反智，以落后反对先进，以愚昧反对文明，还能折腾出什么？还能将国家拽往哪儿？1949年后的寰内赤难，实为不幸而必到的“车站”矣！

---早期苏区

——中共小知党

作者: 裴毅然

一份右派分子的处理结论书

于正仁，男，22岁，家庭出身商人，本人成分学生，现在我厂专业训练班学员，右派分子。

一、一贯表现：

于正仁1952年终学校时思想便腐化堕落，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流氓习气，他因贪污被判劳改后自认为共产党对他过于严厉，劳改把它身体搞坏，吐了血，因此对我党怀恨在

心，企图候机报仇。

二、主要反动言行：

1、咒骂并想杀掉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污蔑党的领袖和老干部，丑化党团员，他说：“我认为共产党没有人性，六亲不认，马列主义是压制人民，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多是共产党的忠实奴才，共产党和国民党，新社会和旧社会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一朝君子一朝臣。共产党快完蛋了，大干部坐小汽车搞女人……而老百姓都是成天的干呀，干呀。”又说：“毛泽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学问……毛泽东统治人民的办法是发动人民去死，他还说希望中国能来个匈牙利事件并希望和姜树武（司机）一起组织个反动党团，我愿为他们卖命一旦变了天死几十个领导干部，我的血债就可以还清了，共产党还欠我几口血”

2、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竭力宣扬崇美恐美盼望战争

他认为：苏联出兵匈牙利是苏联干涉匈牙利内政，苏联接触若干领导人员是争权夺利，集体领导是为了大家免于争夺。他说：“朝鲜战争爆发时谁都害怕美国，从朝鲜一登录三天就到了鸭绿江边，当时毛主席也非常害怕，虽然调离大批军队进行了一次反攻，但结果还是势不两立，毛主席便来了停战谈判……”，在庆祝十月革命时，他说：“毛主席这次又出国了，第一次出国回来是发生朝鲜战争，这一次回来一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并常到姜树武家里收听美国之音和台湾自由之声。

3、宣扬右派，支持落后攻击领导，企图破环党的威信

他说：“台湾赞扬章罗联盟的伟大气魄，他们有骨气，台湾举行大会公认胡风的伟大功勋”，宣扬刘绍棠如何了不起，并抓住领导的缺点趁机鼓动同学向领导和教师进攻。

4、反对党的统购统销和干部政策，否定成绩，他认为统购统销是给老百姓吃得半饱不饱，把粮食存起来。并认为共产党强调成绩，确定是次要的，一提就是政治犯。

三、斗争后的态度：

态度不够老实，最后虽被迫交待了一些问题，但不彻底，斗争后在下放劳动中仍没有彻底悔改之意。

四、处理意见：

党委批准对右派分子于正仁给予劳动教养处分。

中共富拉尔基重机厂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

1958年9月1日

---四书斋主

戡乱战史之检讨

八年抗战，国力损耗过甚，共匪利用抗战中扩充实力，抗战结束后，即行叛乱，我不仅失去战后和平建国机会，最后且失去大陆，此一血泪斑斑之史实，吾人似不能因有惨痛之一面，而忽略其有教育针砭意义之一面，为求将来之成功，不能不对此役作坦率之讨论。

1.急于复员，并编军队：战后复员 当然是对的，但另一个战争在开始，在心理及实际上，皆不容许松懈下来，在共匪全面叛乱之下急急复员，的确是不切实际的措置。与复员并行之并编军队，原则上当然也是非常正当的，但时机和方法则大有问题。假如以军队用于屯田生产，以我国幅员之广，自有容纳之地，以后状况需要成立二线兵团时，亦不至于一无所成。假如用缩编而不拆散的方法，亦当不致如此破坏军心，损害实力，影响那样深远，结果如此恶劣。

2.重划省区，撤消地方武力：东北九省，在日治时期治安组织、户籍地籍之整理、交通通信、工业农业发展，俱有良好之基础。日军投降后，伪满各级地方政府，预发三个月粮饷，封存各种籍册，等待移交。我们在接收之前，即重划省区，变更疆界，此一措置，实在不合时宜，只增加接收困难与纷扰而已。又抗战中某几省地方游击部队，维持广大敌后政权，与敌伪共匪搏斗八年之久，胜利之后，一纸命令将该项部队撤消，如是共匪不费一兵一弹，填补此项真空，而奄有数百县份之广大区域。假如不如此做，共匪何能捡此便宜？我们何至如此吃亏？

3.接收漫无政策与纪律：胜利后接收陷区都市及工业区，只封存现品，使工厂陷于停顿，而不求维持及扩大生产，恢复经济之正常循环。某日人云：“你们只是接收物资，未能接收事业。”我们的接收当局听了此种评论，不知作何感想。又若干接收人员之化公为私，监守自盗，纪律荡然，尤令人齿冷。

4.政治乏力与经济崩溃：我们的地方政治，仍沿用旧式做官那套办法，多数犯了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的毛病，所以政治的基础，不是一个正三角形，而是一个倒三角形，一遇共匪这样的敌人，因为掌握不到民众，便处处显得软弱乏力，无法对匪进行斗争。而后方省区之征兵征粮，亦未能满足军事要求。且八年对日抗战，财力已频耗竭，再加接收处理失当，浪费国家资财，及共匪叛乱，到处破坏，以致物价飞涨，军公教人员无法维持生活，民心士气俱蒙恶劣影响。

5.单纯军事对匪作战：剿匪是一个总体全民全面的战争，我们单独以军事孤立作战，其他方面在观念及作法上，根本不是动员作战，而是牵制作战，尤其因为政治乏力，组织掌握不了民众，自然无法发挥运用民力，这样的孤军作战，自然难以持久。至军事全盘逆转时，再喊总体战，已经无补于事了。

6.不当的军事计划与指挥：一上来就轻敌，对匪情判断不切实际，一再吃亏后，还是如此。同时因为匪情判断错误，作战计划也成为与实况不符的东西，而作战军之编组与指挥，也始终没有走上可胜的途径。我不明白为何老是将兵分散各地，让敌人一点一点的吃掉，而不能组成机动攻击的若干兵团，向敌人进击，将敌人击灭追散。我不明白为何不能授权最了解情况的前线指挥官，依战地具体情况，全权指挥军队作战，而由远离战场的司令部遥遥控制，作过时的处置，道理何在？

7.匪党的组织与宣传：共匪最大的本领是组织与宣传，而组织与宣传两者是相互为用的，共匪的组织具有高度严格与秘密性格，对人、事、时、地、物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它能由无而有，由小而大，由弱而强，逃而不散，败而不灭，灭而复生，全靠此一特长。我们可以说：共匪的目的物是政权，工作对象是民众，工作手段则是组织，而宣传乃与组织平行的两支利剑，以宣传（教育）巩固组织，以组织扩大宣传，尽管共产主义的理论是落伍不堪的东西，但他的宣传甚至谣言攻势，对内发生凝结作用，对外发生吸收作用，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

8.匪谍的渗透与埋伏：由组织宣传产生的另一特长则为渗透与埋伏，大有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之势；反转来说，也证明我们的组织太松懈。不容讳言的，在我们党政军的决策机关，都难免有匪谍的渗透埋伏，或导致政策之错误，或阻碍延缓政策之有效推行。我们的作战计划命令还未出门，匪已经先知道了，先布了陷阱，等我们去上当，这样而言与匪斗争，不吃亏真是奇迹。此外匪对农村、工厂、商店、学校等，都有自然或强迫（恐怖恫吓）的埋伏，今天说反共，必须要从这些地方反起才行。

大陆的失败，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谎言把我们打败的，更不是民众信仰了共产主义而致我们失败的，而是共匪运用了组织，控制了民众，渗透了我们的阵营，施用了毒辣的谋略，加上我们自己造成的众多错误而致失败的。

---剿匪经验总结

作者: 石觉

文革死亡是预谋杀人而不是失控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以时间为横轴、年死亡人数为纵轴画出死亡分布曲线，可以看到，被害人数在一九六六和一九六八年形成两个高峰，而且各地的曲线是形状相似的。这两个死亡高峰发生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时期和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期 。这是两次最主要的迫害运动。造成这样的死亡分布曲线的原因，是因为迫害和杀戮是由文革领导者统一部署和指挥的。在他们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发生了同时同步同样密度同样模式的迫害和杀戮。现在有案可查的从文革最高当局发出的各种命令和指示，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还必须指出，甚么种类的人要被打击和迫害，是文革领导人事先规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出的发动文革的《中共中央通知》里面，毛泽东亲自动手写的段落说：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因此，文革中这「五界」中人首先遭到特别严重的迫害，其中大部分是受过专业教育的知识分子。教育界里的中学教员不但遭到学生红卫兵的侮辱和折磨，而且有一批人被活活打死在校园中。中学教员是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群体之一。

受迫害最深的群体还有文革前就被指为「阶级敌人」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一九六六年八月廾八日后的两个星期中，北京有数千名城市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除了教师，大多是所谓「黑五类」以及和「黑五类」有关系的人。在北京郊区的大兴县，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杀害了「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发动攻击共产党的省部级领导机构以及往下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大批中高级干部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遭到野蛮「斗争」或被监禁在秦城特种监狱。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长期秘密囚禁和虐待中死亡。

---王友琴：不要忘记文革的本质

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政策时，可以说是就事论事，达到目的便及时收兵。苏联的“文化革命”结束后，政局仅仅平静了几年，斯大林又发动了骇人听闻的著名的“大清洗”。随着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被送上审判台，全国有大批苏共中央委员、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秘密逮捕，送往集中营。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就象苏 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她的诗中所描绘的，人人都害怕秘密警察的黑色轿车停在自己住宅的楼下。正是在这种恐惧的气氛中产生了斯大林时代的一个黑色政治幽默：一个人感到最轻松自在（在俄语中这个词也表示“幸福”）的时刻，是秘密警察来敲门抓人时，发现不是来逮捕自己，那就可以响亮地告诉秘密警察，“你们找错门了，那个人住在隔壁”。

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这就是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当年同名政治运动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革”与苏联“文革”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毛泽东对民众的愚弄、煽动和利用达到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程度，斯大林实难望其项背。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中苏两党及其控制下的极权社会其实有着文化特质上的重大区别，这决定了毛泽东能轻而易举地玩弄数亿民众于股掌之上，而斯大林却不得不依靠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

---程晓农：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