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被审判时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王关戚都是毛泽东的狗，他们都是秉承毛泽东的意思去咬人的。只是有的对手势力较大，一时还扳不倒，毛意识到眼下还需要安抚

对方，这样就只好把咬了人的狗当牺牲品宰掉了。换句话，戚本禹他们是替罪羊。不过严格说来，“替罪羊”一词还不大准确，因为替罪羊本身可能 是无辜的，而戚本禹他们自己显然是有罪的。这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狡兔死，走狗烹”中的走狗也不大一样。因为兔死狗烹是指君主手下的功臣在帮助君主打下江山后，因为有功劳有实力，所以构成对君主的威胁，君主不放心，所以找借口除掉。而戚本禹他们被打倒却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君主有威胁，而是因为君主要借他们的人头，用来安抚自己在当下还不能不拉拢来当作盟友的未来的潜在对手。

戚本禹在政治舞台上只活跃了１８个月，却因此而坐了整整１８年牢。问题是，戚本禹是被当作替罪狗而关监狱，那既不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而受到应有的惩罚，又不是为了真理而作出光荣的牺牲。这样的受苦是最缺少意义的，因此也是受苦者最想找出一种什么意义来宽慰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深受无谓之苦的人，反而越是爱对外宣称“无怨无悔”。否则，那种赤裸裸的荒诞感未免就太难以承受了。如此说来，戚本禹直到临死之前还在歌颂文革歌颂毛泽东和江青，那也就很好理解了。

---胡平：从戚本禹的命运看文革期间的中央文革

郑著还揭示了中共宫廷政治的另一个特质：持续不断的内斗。周恩来逝世以后，华国锋被毛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以华为代表务实派和以张为代表的务虚派又发生了矛盾，结果竟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发生了1976年10月6日的宫廷政变。华国锋联合叶剑英等元老派动用军队一举抓捕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按 官方长期以来的说法，这是因为张春桥等人搞阴谋诡计，要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对此，郑著有截然相反的看法。首先，根据郑著对大量史料的调查梳理，张春桥和王洪文对于毛泽东最后选择华国锋作为第一副主席都是“完全拥护，保证支持”的。[19]尤其是张春桥，如果他要在华和王之间做一个选择，甚至可能还是会选华国锋。[20]本来华、张、王三驾马车还是可以稳定地运行几年的。只是“华国锋太急于想‘独掌乾坤’了，结果后来自己也没有好下场。”（页767）其次，无论是华国锋、叶剑英，还是汪东兴在实施十月政变时都说过的“四人帮”已经在布置搞“武装政变”了，他们必须“先下手为强”。郑著在经过详细的考证后，说明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过是一种为打倒政敌制造的倒打一耙的借口。对此，现在的文革研究界也逐渐有了一定的共识。[21]最后，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中徐景贤有关张下令武装政变的证词其实是一种“伪证”。[22]其原因是在徐被监禁期间，华国锋通过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赵苍璧派人告诉徐：只要承认张春桥给上海下过武装叛乱的指令，徐就可以免于起诉和处分。为此，徐做了假证。（页790）

有关华国锋发动政变的必然性，郑著借萧木之口有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分析：

帝王制度的本质是皇权由一人独擅，不准旁人分享，不容许有不同政见，更不能容忍出现派别。历史上，大凡立而又被废的皇太子，一旦新皇帝继位，他们的命运几乎全都是一个字：死。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时间略有先后。此类实例，古代史上可以找出一大堆。不过华国锋根本用不着去翻那些老古董，他只要一接班也即继位，便可以无师自通。道理很简单：左边一个是曾经有可能入选的接班人张春桥，右边一个是已经定了三年的接班人王洪文，华国锋坐在这用一个位置上心里能踏实吗？于是这位原来曾经厚道的人便有了不那么厚道的想法，等到毛泽东一去世，便与功臣派联起手来，发动了一场称之为“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十·六政变”。（页880）

这一体制性的分析是耐人寻味的，它至少证明了中共的接班人制度从没有跳出过封建王朝黑暗的宫廷政治的怪圈。

---宋永毅：读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

“另类史实”：宫廷政治中的明争暗斗

郑著的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作者打开了“失败者”看历史的逆向视域，提供了不少对官方的中心叙事具有颠覆性的“另类史实”，从而展示了一种新的观照文革中中共高层争斗的史观。对此，作者借原王洪文政治秘书，张春桥的知音之一的萧木之口说道：“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 多，和他们（这里指张春桥、周恩来、华国锋等——本文作者注）距离比较近，在我眼里没有坏人，但他们都是悲剧人物。”（页713）中共上层宫廷政治中黑幕重重，常常有兴衰而无正邪、有成败而无是非、无论哪一方都不干净。而一直占据“好人”的历史大义的“四人帮”的反对派，在权争的手段伎俩上有时远比他们要反对的一方更阴险狡诈一些。

林彪事件以后，张春桥、江青等文革派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元老派处于对垒状态。毛泽东出于制衡他手下的权力体系的需要，其实对两个宗派都是有批评的。除了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毛对“四人帮”的批评外，1975年1月，毛泽东提议张春桥当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遭到周、叶、李的联合反对，毛就批评他们说：“你们三个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帮’”。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还批评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页679－780）由此可见，“帮”一词在毛泽东口里不过是对党内派系活动一种揶揄式的评语而已，把毛泽东对张春桥等人“同志式”的批评上升为“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使人比较震惊的还有郑著所揭露的周恩来为打倒政治对手所搞得工于心计的活动。（页670－671,850－853）因为毛泽东对张的格外器重，使张有可能接周死后的总理的班，周恩来便开始对他进行种种打击，主要是在历史问题上硬把张说成是“叛徒”。说张春桥是“叛徒”的所谓材料来自林彪军人集团成员邱会作支持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旗”。邱会作和张春桥之间有很大的个人恩怨。张在运动初期支持“红旗”的对立派“红纵”造了邱会作的反，邱为了报复便支持（或指使）“红旗”炮打张春桥和搞他的材料。周恩来听说了此事，便暗示邱让“红旗”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把这些材料寄给自己，再转给毛泽东。[13]周这么做一来撇清了自己和林彪集团一起搞张“黑材料”的嫌疑，二来又以文革中流行的“群众揭发”包装了自己整政治对手的真实用心。

其实，张春桥在历史上从没有被捕过，“叛徒”一说实为为子虚乌有。笔者在上海文革中亲身参加了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也见闻过“红旗”等组织搞的张的“叛徒”材料。平心而论，实在都是一些捕风作影和道听途说的东西。比如，其中有一传说是张春桥1940年间在国民党的南京的江苏反省院写过“自首书”和“反共启示”，其实那时张已经去了延安，又如何能在南京写“自首书”呢？以周恩来几十年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和一贯为人称道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应当不难一眼看透那些明摆着的破绽。何况他本人就有过这样的遭人诬陷的“历史问题”。1967年5月，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旧报纸中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而“伍豪”是周恩来在党内的化名之一。此事源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诬陷。但闹到江青和毛泽东那里以后，周恩来立刻做了多次反驳，其中最有力的理由便是：在这一《启示》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出的1932年2月，他已经人在江西中央苏区了。[14]比较周、张这两个为人诬陷的案件，应当说张案更容易令人一眼穿透，因为连一份类似周的书面《启示》都不存在。奇怪的是：周恩来竟死死地抓住张所谓的“叛徒”问题不放，明明暗暗地打击张春桥。1973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上海，邓颖超特地拜访了上海市委大院中几乎所有的新老干部的家，却有意不去张春桥家。还公开地扬言：“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页861）这显然是暗示张春桥太太文静的历史问题和张的“叛徒问题”。[15]1974年12月，周恩来还在他最后一次见到毛谈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时，当面提出张的“历史问题”，以阻止张可能当总理。[16]除此以外，周还把这些从来未经证实的问题不负责任地扩散。1973年4月9日，周恩来非常肯定地对来看望他邓小平夫妇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17]而当时的邓小平还在被审查之中。周恩来作为一个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受诬陷的受害者，对另一个受害者张春桥却不断地用别人迫害他的方法加害。这实在是很能说明中共的宫廷政治的经典特质：无原则的暗算、阴谋、攻讦。

或许，郑著所披露的叶剑英对王洪文的暗算更能引发经久的震撼。在1973年7月的十大上，毛泽东决定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在当时的政治局里，元老派挺王最力的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王洪文当时被毛调到中央学习各方面的理论、方法和经验。但是叶剑英却老是邀请王洪文到中南海钓鱼，去郊外打猎，还在军委所在地拨给王一套高规格的楼房。平时叶常邀请王赴宴。王为得到元老派的支持无法推辞，叶却常常指令部下用茅台酒把王灌醉。（页719）对这些，张春桥虽然也设法劝阻王洪文“不要上这些人的当”，但王并不听劝。令王洪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叶在他背后又把他的林林种种表现都向毛作了汇报，造成王是一个不堪培养的纨绔印象，以致毛失望地感叹说：“钓鱼台无鱼可钓”。（页792）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后来又都出现在华、叶中央列举“四人帮”罪证的文件里，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罪证”，证明他“大量贪污盗窃、侵吞挥霍国家资财。”[18]叶剑英这么做可谓一箭三雕。其一，使王对他感激涕零。如果王洪文接班成功，他便有从龙之功。其二，拉拢王洪文，分化他和其他文革派——如张春桥、江青的关系。最后，在毛那里破坏王的名誉，使毛对他选的接班人失望。对于曾被叶剑英玩弄于股掌之中，王洪文被抓以后有过锥心的懊悔，曾在秦城监狱里对着张春桥的囚室窗口大叫：“我错了！”（页798）

---宋永毅：读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

中共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领导人和其直系亲属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规避政策。相反，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奉行抽象空洞的“任人唯贤”的政策、即只要“贤”而不避“亲”。即使在同一部门，也不反对提拔领导干部的配偶和直系亲属一起工作。这当然使各级领导人在公开地搞夫人参政时没有任何政策和法规上的障碍。文革以前 ，中共上层、尤其是在军内就有任命自己的夫人参政的风气。尽管中共革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建国后的十元帅、十大将、五十七上将中无一是女性，但不少人的办公室主任（或手握实权的秘书）却是他们的夫人。以下的表格只是我们至今为止知道的军队高干夫人以“办公室主任”名义在文革前后参政的情况：（图）

这种情况在党政系统的上层官员中也并不鲜见。如政治局委员、被称为“蒙古王”的内蒙古自治区的负责人乌兰夫的办公室主任就一直是他夫人云丽文。再如，政治局委员康生的办公室主任就是他的夫人曹轶欧。原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办公室主任是他的夫人严慰冰。在文化大革命山西省的一月夺权中扮演了中枢角色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刘格平，也有一个时时起关键作用的夫人丁磊。文革前她只是省人委信访局的一个普通干部，刘格平一成为革委会的第一把手，她也当上了省人事局局长。据研究山西省文革史的学者的评价：她“是个权欲熏天、不甘寂寞、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后来山西一系列事件，都有她浓浓的影子”。有的高级干部的夫人名义上并没有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但也是大权在握的“政治秘书”。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主席和中共副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江青也同样，文革前担任过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办公室的副主任，曾一时被称为“毛办”的实际负责人。

自１９６７年军队参加支左和１９６８年以后中高层军队干部担任地方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种本来应当被视为利益冲突的夫妻同时在同一领导部门工作的现象竟在军内和党内蔚然成风。不少军队高级干部的夫人原来不在军队或同一部门，也特地被调到军内或同一部门工作，担任办公室主任。比如，林彪集团的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夫人陈绥圻、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的夫人董其采就都是由叶群以“军委”的名义出面调到他们丈夫身边当办公室主任的。可能这种任命夫人为“办公室主任”或“政治秘书”的出发点之一是让作为首长的丈夫有最贴心的人来处理机密事物，但其实质是很明显地把公共政治家庭化了，并以私人化的关系严重侵犯了公权力。

---宋永毅：从政治夫妻到夫妻政治：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

李海文：不是我写得漫画化，而是“文革”本身就是一出闹剧，造反派们干的那些事太荒诞、太漫画化。

比如徐景贤，还是个大学毕业生，他在“文革”中说医院是等级最森严的地方，要大夫、护士扫厕所，让杂工带听诊器给病人看病，有人生病了，想找老专家，徐景贤不同意

，最终导致患者死亡，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可徐景贤自己得病，从来是找老专家看。

我插队前，带同学去晋阳饭庄去吃饭，结果被改造成大食堂，还没我们北大做得好，这都是学徐景贤的上海经验，让顾客自己刷盘子、自己端菜。

“文革”使我们国家至少少培养了２００万大学生，因为１９６５年我国每年培养２０万大学生，如果按每年递增１０％计算，十年动乱我们就少培养了三四百万大学生，此外我们还少培养了两千万中学生，少培养了一亿小学生，“文革“结束时，在中国的８亿人口中，文盲就占２亿。

---有良知的人不应沉默

伪证是如何制造的

至于(刘少奇)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曾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后被江青批为右倾，关进秦城监狱5年的肖孟在1979年时这样回忆：他们(江青康生等)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 有的人被赶出专案组，甚至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肖孟所谓的“昧良心”，是指刑讯逼供，炮制伪证，以此证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刘少奇曾叛变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在江青康生看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翻身。”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州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州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

就这样，经过连续7天的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前后达20次，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依据”，“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了，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1972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

像孟用潜这样，被株连进刘少奇案的人还有很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达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在被株连的人中，孟用潜终有一天走出监狱，至少也还算“幸运”。像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人，则在重病缠身时被专案组逼死。而他们中的张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刘少奇并不相熟，“话都没有讲过”。

---罗屿：刘少奇冤案中的伪证是如何炮制的？

在三年磨难中的豆豆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后，惊动了世界，举报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10月4日被召回北京玉泉山（这里是中共中央常委的住地）接受高规格的秘密问讯。审问人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她带来毛的安抚的口信：

豆豆：

不要伤心，你是立了大功的，你们家分两 派，我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好好注意身体。

毛泽东

10月6日

谢静宜开出一张要豆豆交代的清单，内容有：“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林彪手令怎么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特别要追查9月12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这是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的。

谢静宜认为豆豆是在舍车保帅，她凛然告诉豆豆：“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来不是来听你宣传的，你交代好了，还能给你保留《空军报》副总编辑的位置。”

谢要豆豆不要再冥顽不化，和家人划清界线，再立新功。

谢是毛泽东身边了解外界的一只眼，文革中，“六厂二校”是毛泽东狠抓阶级斗争的试点，谢敬宜是联系人。谢更熟悉空军内部的派系争斗。她的丈夫苏延勋，原是空军的机要局长，因反对老司令刘亚楼已“靠边站”。毛请他吃饭安抚他，要他继续留在空军：“看看他们会对你怎么办？”苏把搜集“小舰队”的异常活动都通过自己夫人报给了毛，这些信息在毛林之争中（特别是毛南巡前后），起了特殊作用。

豆豆坚持不改自己的说法，谢静宜口含天宪也难以应对豆豆的不屈，唯一能惩治的，就是下令撤销她俩六菜一汤的优待，一日三餐送来战士食堂的大锅饭菜。

豆豆也写出不少交代，在谢静宜看来都是在避重就轻，不是毛泽东所要的。其中，有毛林关系对毛不利的言词，谢静宜看了，大为光火：“这是放毒，要是把这些告诉群众，你们是在犯罪！”

她要完成钦命，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谢看到久拖难有成果，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她俩分开，各住一座楼。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为党立功，交代出了成绩，毛主席高兴了，会接见你的。”

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豆豆。还有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央警备局局长杨德中在座，谢静宜做记录。

周恩来开场说得很亲和：“主席要我和你们俩谈谈，我拖了几个月，今天我代表主席来见你们。”

接着，周批评豆豆：“听说你们和谢静宜同志吵架了？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你们做得不对嘛。”

周又询问豆豆9月12日晚上一些情况后，转入正题：

“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报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老虎在“‘九一三’前我还见过嘛……”

豆豆不放过这一机遇，向周恩来陈述林彪是怎么被骗出走的，没说几句，周不容分说，拉下脸来训斥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风，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

纪登奎也跟着指责：“林立衡，你不要自认为是很清白的！”

对豆豆的执迷不悟，周要领导专案的李德生对豆豆继续管束。李说：“我要出国。”

周当即宣布由他亲自管理豆豆，并要豆豆回空军去接受群众的再教育。

豆豆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地“帮助”。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豆豆在高压下精神崩溃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药，经301医院抢救后，把她交回空军报隔离审查。

豆豆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

为防止她再自杀，把她关进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房间，派专人日夜监守。房间内昼夜开着灯，不准挂蚊帐，她身上被蚊子咬得遍身是肿块，看守人每天端来一盆稀释的敌敌畏泼洒在地面上。屋内空气污浊，又数月不见阳光（看守人在墙上挖了个小洞，每天让她伸出手臂晒半小时的太阳），豆豆掉了6颗牙，头发掉了一半，体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死存亡关头，她向毛泽东写出求救信。

1974年7月31日，由空军政委高厚良来向监禁中的豆豆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往来，他们与死党有区别。

经政治局讨论，决定把豆豆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

8月初，豆豆和张清林一起来到黄河滩上，这里是空降15军43师的农场。豆豆改名叫张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劳动是给果树打农药，农药引起她皮肤过敏，浑身红肿瘙痒。后改为牵牛种地，牛不听她使唤，又让她锄草、喂猪、做酒。一天忙活8小时。

空降15军政委张纯清来看望她，同情她的处境，要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豆豆说：“我不会再写信了，我会活着，我活着历史也活着。”

1975年10月5日，中央组织部和空军干部部派人来农场，向豆豆宣布邓小平的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真名，按干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请求被拒绝，只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郑州。

---刘家驹：我写林彪传的遭遇

说到文革中最富有“中共特色”的政治景观，恐怕很难令人不想到在１９６９年的中共九大上，主席和副主席的两位夫人——江青和叶群——都被高票当选，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无论在中共党史中，还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众所周知，国际共运的第一代领袖马克思的夫人燕妮，虽然 也是他丈夫理想的支持者，但是从来没有涉足于第一国际的领导中心。第二代领袖人物列宁和斯大林的夫人，都从没有进入过党的中枢机关，更遑论直接和丈夫一起领导全国的政治运动。比如，列宁的夫人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虽然也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但十月革命以后只是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的职位，基本上从事教育科学的研究工作。再如斯大林的夫人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非但在婚后没有担任过公职，还是斯大林大清洗等政策的反对者。

在国际共运史上，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是毛泽东的一种创造，或许也是他被誉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一政策还对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产生过影响。例如，文革中的１９７１年６月，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斯库和他的夫人伊琳娜·齐奥赛斯库访问了中国。伊琳娜听取了江青的夫人参政的经验，还认真做了笔记。回国以后，伊琳娜完全把毛夫人作为她进一步执政的榜样，开始更积极地介入罗马尼亚的政治领导。她不仅立刻成为政治局委员，第二年还成为该党的第二号人物。这对夫妇狼狈为奸对罗马尼亚人民做尽了坏事，结果在１９８９年的罗马尼亚民主革命中被起义的人民群众枪毙了。

中国在文革中原创的“夫人参政”的恶果比罗马尼亚的仿造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江青和叶群为例，她们非但是毛文革的发动和展开的关键人物，实际上还成了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政界和军界的“太上皇”的脚色。江青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但谁都知道她是该组织的说一不二的核心人物。叶群虽然只是军委领导小组的一般组员，但她是林彪夫人和代表，俨然也是“太上皇”。遗憾的是：无论是在文革实践和文革过去半个世纪后的历史评判中，这一“夫人参政”政策都没有给毛文革带来成功的幸运，相反只是加重了这一民族灾难，甚至最后成为参政的夫人（们）被猜忌和抛弃的诱因。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文革的破产和人民的觉醒。

图：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关峰、戚本禹、叶群等人合影

---宋永毅:从政治夫妻到夫妻政治：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

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值得再书一笔的是，就在这样惨烈的灾难中，当老实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毙下去的时候，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了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靠高征购 、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也 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法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 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一 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别墅最为宽大 考究。不料建成，“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 这群别墅竟长年闲置，无以利用，也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只 是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

---历史的垃圾---“信阳事件”

新　禧

作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对农业“高产卫星”更是欣赏备至。在“卫星”竟放的高潮中，他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山东、江苏、上海等地，为各地的“高产卫星”兴奋不已。８月份，他在天津视察时曾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他感到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甚至发出“ 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

８月份他主持召开了北戴河中 央政府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预计１９５８年粮食产量将要达到６０００－７ ０００亿斤，比１９５７年增产６０－９０％，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 达到１０００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７０００万担左右，比１９５７年增产 一倍左右。按照７月份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数字新进行的统计，１９５８年 粮食产量估计是１万亿斤以上。北戴河会议似乎还打了点“埋伏”，只公布６ ０００－７０００亿斤。

毛泽东亢奋的心情溢于言表，这年七八月他对来访的 赫鲁晓夫说：１９４９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是没有完 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 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 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毛泽东是想在这个六亿人口的大 国，制造一个落后国家一夜之间走向富裕、变为强国的奇迹。这个奇迹，实际 上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卫星”。他要让这个“卫星”在亚洲、在社会主义阵营 腾空而起，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为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卫星”升空，曾一生 同主观主义作斗争的毛泽东，这时却把人的意志看得高于一切，超乎一切。

---《大跃进亲历记》摘录

原著：李锐

卫星们

……从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一再号召“破除迷信”、破除教 条，浮夸之风迅速弥漫全国。进入１９５８年夏收以后，比原来那些“高产典 型”更高的“卫星”，一个接着一个“腾空而起”。

用《人民日报》的话说 “进入５月以来，丰收的喜报像春天的燕子，在祖国的天空到处飞翔；高额丰产的新纪录 如滚滚的海浪，一个高似一个地向我们涌来。从大江南北到黄河上 下，到处是一片丰收景象”（《水稻生产要加油》，《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 ６月２０日社论）。就“高产纪录”不断产生出来这一点讲，《人民日报》当时的确起了一种推波助浪的作用。刘少奇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大跃进”的发动，《人民日报》要负一半责任。……

据《人民日报》报道：

6月8日，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产2105斤。

6月9日，湖北襄阳专区大面积小麦亩产1500斤。

6月11日，湖北光化县幸福社11亩小麦亩产3215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县卫星社2.9亩小麦亩产3530斤。

6月16日，湖北谷城星光乡替乐民社亩产小麦4353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亩产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亩产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县亩产5103斤。

7月12日，河南全国小麦亩产最大的“卫星”亩产7320斤。

卫星榜

稻别　创造单位　　　　　　　亩产（斤）　　材料来源

早稻　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 36956　8.13人民日报

中稻　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 43075　8.21新华社

水稻　河南商城余集乡跃进人民公社四队　30009　　　　8.30河南日报

中稻　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　43869　8.30人民日报

中稻　湖北谷城黄畋乡新农村一社　52658　9.1湖北日报

中稻　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　52599　9.1人民日报

中稻　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　50090　9.4广西日报

中稻　广西环江川山区洛阳乡　37315　9.4广西日报

中稻　广东逋县星子乡田北社　60437　　9.5人民日报

中稻　云南漾濞平坡乡平坡社　33492　　9.6云南日报

中稻　云南红河哈尼族ni族自治州全平县　60479　　　　9.9云南日报

水稻　河南信阳鸡公山乡人民公社　48925　9.9河南日报

中稻　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　130434　9.18人民日报

中稻　四川卑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　82525　9.18人民日报

水稻　河南光山钢铁人民公社新民大队　31302　9.20河南日报

水稻　河北定县超美人民公社西坡生产大队　30216　　　　9.25河北日报

水稻　河北定县超美人民公社西坡生产大队　34178　　　　9.25河北日报

晚稻　湖南刘阳县红专人民公社　66277　10.22新湖南报

……

---《大跃进亲历记》摘录

原著：李锐

人吃人的事，古今中外有之，却永远是令人惊心动魄的话题。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几乎都听说过关于吃人肉的种种可怕的传闻。当时，它被视为反政府的罪大恶极的犯罪行为，一经查处将被处以极刑，散布此类传闻也有相当风 险，因此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极其隐秘的进行。孙二娘式的勾当极为少见，多半是在死人身 上打主意，他们本无杀人之心，只是饿极了而已。同样的原因，在孩子身上打主意的人只有自食其子，连“易子而食”的安慰都得不到。泸州专区曾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在外地读书的学生放假回家，一天半夜闻内肉香，又 听隔墙有咀嚼之声，从墙缝偷看，见父母正狼吞虎咽，次日发现弟弟没了踪影， 回到学校便疯了。吃人案由公安部门秘密侦破，判处情况绝对保密，因此尽管 广为流传，却难以掌握准确的例证。

---沉默的羔羊

选自《麦苗儿青菜花黄　　川西大跃进纪实》

东夫

与大炼钢铁相伴生的是大办工业。当时的“工业”状况是什么样子，万青山书记在8月9日传达临夏会议精神时讲：“现在看，建厂（场）数字共26963个，相当可观，但投入生产的厂子和产值却寥寥无几，投入生产者占43%，产值完成了3.2%，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挂着空牌子，根本看不到厂子，甚至连住不下一个人的山神庙 也挂上两个厂的牌子，特别是对元帅工业——钢铁，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将近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没有流出铁水。”事实上，当时所谓的工业企业就是谁家的老太婆会掐草编，门上就挂个草帽厂牌子；谁家的男人会木匠，门上就挂上木器加工厂牌子；谁会石匠，门上就挂上石料加工厂牌子等。

与大办工业、大办食堂同时兴起的是所谓的“十化”，即儿童教育集体化，村村幼儿园，队队托儿所，95%的儿童要入园；缝纫机械化，社社要有缝纫厂，要供应70%以上的人的被服；医疗生育医院、产院化，公社有医院，社社有产院；家禽家畜饲养集体化，各队都设立饲养股、场、室，社员私人牲畜入社集体饲养；吃饭食堂化，其标准是80%的人参加食堂，以规模在20户左右的生产队为宜；还有生产协作化，报酬工资化，文娱体育集体化，生产管理工厂化，居住规划化等，不一而足。县上还成立了“十化”办公室，要求三天电话汇报一次，七天书面汇报一次。

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前提下，炼钢铁、办农场、修水利、建立各种专业队，样样都要平调生产队的劳动力，而口粮则要生产队来抬付。省地工作组西礼小组和西礼县委1961年6月24日关于《西和公社凤山生产队情况调查》的“附件”《西和公社西和大队凤山生产队平调情况调查》中提到，当时的西和公社从一个仅有146户、533人的凤山生产队就以修红岭渠、西梁渠、岷郡渠、晚家峡水库、太华水库、修河堤，办草关农场、山堡农场、皇城防风林带、北关园田化、北关炼铁厂以及大桥火石崖、大桥宋家沟、大桥硫磺厂、大桥蒿林寺炼铁厂等15个项目上平调劳力339人次，26549个工日。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化化耗资化化用粮，本来就很低的粮食产量和收成，很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即被“化”为乌有了。岂能不发生饥荒和人口外流！

---一九六〇年前后西礼县大饥荒（上）

赵继士

—— 中国至今在吃的很多美食，就是中国非常频繁苦难的活化石，包括素鸡、腊肉、熏肉、干菜、酸菜、动物内脏🤔

习惯了不觉得而己，走岀来住一两年就知道

当然，饿死是最核心配置、吃人肉是人类罕见

真吃饱饭才30年，居然就不信马上又要饿了

在国内，除了未成年人，和少数先天条件太差的，基本上都不是无辜的

—— 榆钱，榆树皮，橡实，各种野菜，代食饼干（粮库回收的杂粮粉制成），木薯粉，苕条粉，都吃过😁

三年困难时期的“食谱”

“食品专家”比曹丕“画饼充饥”还要聪明，创造了不少欺人自欺的食品。

一、双蒸饭

所谓双蒸饭就是把煮熟的饭，加少量水再蒸，使米饭粒更膨胀，盛起来似乎大碗了，其实质没有变，不过是人欺人，还浪费了柴火。

二、西施粉

西施粉的原料是海草，磨碎后加入适量米浆蒸成片状，然后切丝，虽可食，但并不充饥。

三、禾草包

禾草包是把稻秸粉碎后加入适量面粉，和匀后蒸成包子。其馅料则用一些柑桔皮捣烂，加入一些甜味素(糖精)而成。由于有了馅料，禾草包才勉强可以下咽，否则其粗涩味难以入口。

四、小球藻

小球藻是在露天的水池里，放一些种藻，在太阳光合作用下繁殖，叫小球藻。推广的人说很有营养，但产量不高，直到现在依然无从认证其营养。

五、人造肉精

人造肉精这个名字很好听，而且制造也容易，和造红茶菌一样，在一些容器里，放一些茶水和少量人尿，让它发酵，几天后便在液体面上浮出一块1－2毫米厚的片状菌块，这就是“人造肉精”，据说敢吃它的人并不多。

六、咸雪条

咸雪条其实就是冰棍，当年时任广州市长曾生就在大会上说过“明年不要再吃甜雪条了”(大意，不是原话)。由于缺糖，又要在盛夏天给市民一些清凉食品，只能供应咸雪条了。

那时城里人也极度缺乏粮食，就有个争野菜这个名称，其实这个名字不贴切，而是很多人一起到郊区摘可食的野菜，如白花菜、鸡屎藤、野苋菜、九干菜等，要想有收获，必须起早。

还有一些代用品，如南方的蕉芋，根、叶都可吃的甜菜等等，都因缺粮而大派用场。直到1962年以后，中央推行“三自一包”(给农民自留地、由农民自主种植、开放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产品逐渐丰富，再不必“瓜菜代”了。

---@海上一浪花

网友：说实话，这位非常没出息，在60年代的”秧子群“里就是荣获最差评的那个。凭爹上清华，跟不上；凭爹转学北大，还跟不上；凭爹”休学“应征入伍，豆豆改”立衡“到空军报；上下班始终用他爹驻地专车，中校杨森随卫，少校林毅”老带新“伺候兼捉刀；永远是拒人千里的清冷死鱼眼看人，活脱脱的少女版她爹。

1958年9月4日省委向全省发出了紧急动员令，要求全党全民紧急动员，大炼钢铁。宣布当年（实际距年底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要生产30万吨铁，10万吨钢，要求“一斤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迟”。西礼县闻风而动，实际上早于省委发出号召之前的8月9日就以（58）240号文件提前做了安排，提出了“为8万吨铁、4万 吨钢、1千吨铜、3千吨铅、2千吨锑、5万吨硫磺而努力”的目标，而实际启动时间则更早。

一时间，学生、农民、干部、工人，千军万马奔向炼钢第一线，不仅在大桥宋家沟、火石崖、蒿林寺和卢河王画山、十里青羊峡、页水河等地建起了炼铁炉，连城里一些单位院内也建起了炼铁炉。时值秋收季节，农田的包谷、洋芋腐烂，也不能去收。当时，中学停了课，老师也下乡上山到了炼铁第一线。开始时，小学生尚由高中学生带课，后来高中学生也撤出学校大炼钢铁了，小学生则成了无人托管的“孤儿”，整天在学校附近的山上“打仗”，放任自流。为了提高钢铁产量，农村各家各户的门扣子、铁铲子、铁勺子、铁锅、旧锄头、废镢头以及铁火盆、匙牵等带铁的器具什物，都搜集投进高炉，结果炼出来的全是不能用的烧结铁和废渣、废料。在当时西礼县民间偷偷流传着两支专讽大炼钢铁的民歌。

第一首为“钢铁元帅升帐了”：

党中央，发号召，钢铁元帅升帐了。

钢铁元帅坐了帐，各行各业把路让。

社员忙把铁炉修，熟了庄稼没人收。

军队放下手中枪，营里营外忙炼钢。

商店转业收钢铁，大中小学把门关。

乌竹烟杆节连节，到处炼下的烧结铁。

第二首为“钢铁任务比天大”：

红嘴鹦，落了架，钢铁任务比天大。

萝卜快了不洗泥，完不成任务拔白旗。

一个萝卜两头切，工作队下乡收钢铁。

拔了门扣收了锅，线杆上退走了铁陀螺。

铁火盆儿全砸了，杠头上不搭铁铧了。

发了白雨河不清，家家光剩几苗针。

拔了门扣难锁门，家家用上了泥火盆。

想要做饭没有锅，青石板上烙馍馍。

这两首民歌生动、形象、真实、具体地描述了全民炼钢的情况和农民无奈的心情。

---一九六〇年前后西礼县大饥荒（上）

赵继士

“反瞒产”把农民逼上死路

产量减少，征购数却增加。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瞒产”的结果。根据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指示指挥各县委挨门逐户搜查据说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搜不出粮食，便刑讯拷打。潢川县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得富打过 三百多人。在潢川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 六千名到会代表都已饿得衰弱不堪，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抬走尸后接著 开会。会议结束，又有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县先后饿死了五万六千多 人。

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罗山县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预备党员，十六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譬如息县产粮五千万公斤，征购了二千七百五十六万公斤，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全信阳地区征收了十六亿斤，达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平均只剩一百多斤，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断粮停伙。五十年代担任过上海

市财政局长等职、因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淮在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 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这就是后来中共确认的“信阳事件”。

---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

丁　抒

亩产１３万斤的“制作”过程

１９５８年９月９日上午１０时左右，中共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向一名领头开镰的副书记授勋似的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开镰仪式共有六千多人参加，包括特邀来的检查验收团成员，来自广西各县每个生产队的参观者、环江县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命到场的当 地社员，四百多男女社员参加现场收割。

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上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将准备好的一担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的队伍人数，一下子便增加了两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还不能达到预计的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施展魔术，指挥过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次过秤。如此循环往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１．１３亩，当天收割了１．０７５亩，收到干谷１４０２１７．４斤，折合亩产１３０４３４．１４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１．０７５亩稻田里，实收谷子２６０００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６７０００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４７２１７．４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 的。

策划者要求验收团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大多数成员都把自己的大名列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

不过，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陈东没有签名。

第二天，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上午，县委书记洪华为试验田的大“丰收”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新闻单位１６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１．１３亩并蔸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１．０７５亩，实收干谷１４０２１７．４斤，平均亩产１３０４３４．１４斤，尚有０．０５５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

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就这样放出去了。

---狂热及其灾难

环江水稻亩产13万斤“大卫星”是怎么放出来的

王定

1959年，四川地区粮食征购创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当时公布的粮食产量 为700亿斤，後来核实为316亿斤。当年征购量154亿斤，占实际收获量的将近一 半，比1953年至1958年平均征购率高出十八个百分点。

作为“四川粮仓”的温江专区，担负了远远高于全省平均征购率的征购任 务。当年全区粮食实际产量，约合 贸易粮20亿斤，征购任务竟达到15亿斤，约 占产量的75％！比1958年的10亿斤高出一半。扣除後来返还的1亿斤，仍然占 当年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十亿斤的贸易粮征购，本来已经是维持农民生存所能达到的极限，所有超出部分，必然以农民的生命为代价。当然那时候不是这个算法，当时虚报的产量远在实际产量之上。

在人均耕地仅有两亩左右的“肥富”地区，人均征购量达到600－800斤，个别社队甚至更高。华阳一万来人的白家公社，竟征购了大米一千万斤。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抢夺。有的地方，不等稻子完全成熟就组织抢收，不等晒乾风净就往国家仓库里运，各级干部积极分子遍布田间、道路和仓库，分兵把口，组织监督，为的是不让农民把粮食拿走。

---沉默的羔羊

选自《麦苗儿青菜花黄　　川西大跃进纪实》

东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