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为共党，便如此嗜杀，而毫无恻隐之心？原因就是恻隐之心，是人性的一部分，故唯“人”才有侧隐之心。人人皆知共党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不承认有所谓“心”的。他们认为“心”也就是“物”，人不过是血肉制成的工具罢了。所以把人用在经济生产上，就是血肉的机器，把人用 在战争作业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巩固残暴的统治上，就成了杀之以镇猴子的鸡了。总而言之共产党统治政策的一个最大环节，就是屠杀，这是他们一了百了的得意杰作。其所以敢于如此与古今中外一致拥护的“人道”观念为敌，没有别的凭恃，就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则他们认为屠杀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换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产统治的成功，所以共产党徒不愿意放弃屠杀，正如他们不愿意放弃统治和政权一样。
列宁曾说过：“我们不曾在原则上拒绝过恐怖主义，我们也不能这样。恐怖乃是一种军事行动，可以加以有利的应用。在某些时刻，它甚至于是必要的。”
这话说的太技巧了。岂止某些时刻，恐怖主义是必要的。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没有恐怖主义，共产统治既不能出现，也不能持久。
---《陈诚回忆录——国共战争》
他们这三十年来在中国所造的孽，虽起黄巢闯献于地下，当亦有自愧弗如之感。
大陆沦陷之初，港澳及各地华侨，对于共党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谓大有人在。然而仅只一两年的时间，人心为之大变，希望破灭了，完全变成绝望，好感消失了，完全变成咒诅。至今无论海内外的中国人，除去已失人性的共党中 ，形成“新阶级”的人物外，对于共党不存“时日曷丧，与汝偕亡”之想的，可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共党仅仅在一两年之间，使华侨对它的观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他们太残酷，使人人觉得在共党统治之下，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所以才毅然决然的摒弃了对他们的幻想。
共党之嗜杀，不但数量上跨越黄巢闯献，其手段之惨毒，也有非黄巢闯献所能想望者。他们创造发明了许多酷刑，使受害者虽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来关于这类事故的报导，俯拾即是，我们不但不忍卒听，而且也不忍备言。
单就杀人之多这一点来说，共党所造成的记录，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诚回忆录——国共战争》
为毛泽东尸体“保鲜”紧急处死一人做试验
徐景贤：有一天，刘湘屏通知我，说是需要上海找一具新鲜的尸体，在死亡以后立刻把他的面容翻一个完整的石膏面模，以便永久保存、因为遗体保存需要一个可供对比的“标准体”，以便观察今后的变化。可是，在老人家的脸上不能做翻模的多次试验，更不能对面容有丝毫 损伤，所以，希望上海在新鲜尸体先走一步，取得实验结果。
这可是一个难题，而且时间限得很紧迫，哪里去找无主的新鲜尸体呢？我在市委康平路小礼堂找到马天水、王秀珍商量了一下，我们三个市委书记决定：在法院已判决的死刑犯中立即执行一个，用死囚的新鲜尸体做试验。于是，我把市公安局的负责人老薛和成虎两人找来，布置了这项絶密任务。他们提出：如果执行枪决的话，流 血以后面容会有改变，所以准备和法医等商量一下，改为注射针剂致死较妥。我表示同意。他们做了充分准备以后，就和法院的人一起到监狱里去提出死刑犯，并不把他送到刑场，而是在押送车上就由医生用注射方法对死囚执行死刑，据说注射以后时间很短人就平静地死亡了。
押送车直接把尸体送到龙华火葬场，办完死亡手续，再通知上海第一医学院派人去火葬场按正当途径领取尸体，这一难题总算解决。这恐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使用药物注射执行死刑，但在当时是絶对保密的。直至一九九七年，我在报纸上看到昆明首次采用注射方法对两名罪犯执行死刑的报导，报道中说：“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首次依法使用非枪决的方法处决罪犯，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依法使用注射药物的方法执行死刑。”我当时想，这个纪录恐怕要归之于上海，因为早在二十一年前的一九七六年，已经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了。
尸体送到火葬场以后，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很奇怪，说是这具尸体的身体怎么是热的，他们不知道就在几分钟之前才执行了注射死刑。上海第一医学院取走的这具新鲜尸体非常管用，他们当即用了各种方法拓下了尸体的面容，翻成了标准的石膏面模，过了一天，第一医学院的研究小组给我送来一个像饼干筒那样的方木盒子，盒子上着锁，同时附来一个装着钥匙的信封，要我转送北京。我在办公室里独自用钥匙开了锁，打开木箱，只见里面塞满了棉花，取出棉花，我吓了一跳：原来就安放着那名死刑犯的石膏面模，年约五十来岁，瘦瘦的，闭看眼睛，上唇和下巴上还粘着几根他的胡须。这个脸部的面模翻得非常细致，逼真，连皮肤的纹埋和额上的皱纹都翻出来了，据说上海向北京通报了在新鲜尸体上翻模的方法和经验，北京赶紧要上海把模板送去看看。就这样，我把这个木箱锁好后交给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卫生部刘湘屏，并且叮嘱 交通员：“路上小心。”
---《十年一梦》
纪登奎还讲过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的一件事。林彪事件后，纪登奎主持林彪专案组日常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叶剑英和纪登奎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
纪登奎说：“主要是我向主席汇报，因为我是具体抓这个专案的，总理和叶帅主要是一起听，后边也讲讲。这次汇报，我主要汇报有关人员的审查情况，特别 讲到林彪集团意图谋杀主席等情况”。
令纪登奎诧异的是，毛泽东听了纪登奎的汇报后，并没有就案情本身问什么，而是说：“纪登奎啊纪登奎，你头上少了几根白头发。不像我、恩来、叶帅，老奸巨猾。”
纪登奎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是不解。汇报结束出来后，纪登奎问周恩来：“我刚才的汇报是否属实？”周恩来说：“是！”纪登奎又问：“主席信不信？”周恩来说：“信！”纪登奎再问：“那主席为什么说我少几根白头发？”周恩来不再直接回答纪登奎的疑问，而是说了一句：“你刚来中央，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这句话含义并不清楚，但是确实意味深长。纪登奎听到这里，就不再问什么。
我当时问纪登奎：“您后来是否弄清楚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思？”纪登奎看我一眼，并不回答我。
---赵树凯：纪登奎闲谈高层人物
潘佐夫：与毛邓相比蒋是“文明的独裁者”
俄国裔的历史学者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曾利用前苏联的历史档案，分别为毛泽东、邓小平、和蒋介石三人书写传记，书名分别是：《毛泽东的真实故事》、《邓小平的革命人生》，以及《失败的胜利者--蒋介石》。潘佐夫说，毛、邓、蒋，这三个人，同样不择手 段登上权力的顶峰，但在这三人当中，只有蒋介石到了晚年有所反思，并在台湾推行一系列改革和政策，奠定台湾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为台湾的现代化和民主化铺平道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开明的”的独裁者。
---蒋介石曾想在重庆谈判时杀了毛泽东
作者： 樊冬宁
张戎：毛喜欢女人，这已根本不是秘密。毛从杨开慧起就是如此。我们一个重要发现，就是杨开慧遗稿。她死前，将其诗、信、笔记藏入砖缝与屋檐下，各一包。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维修房子被发掘出来，毛本人不知道（毛七六年死）。内容在大陆是绝对保密的，毛亲属也不准看。从那些文件可以看到毛虽然爱杨， 但已有很多女友，最后遗弃杨开慧，杨表示对毛遗弃她和三个儿子的怨恨和对共产主义的失望。所以，毛有很多女人，是完全没有疑义的。我与被访者已商定，我会在书后列出他们的姓名，但除非是已死的或绝不会受伤害的，我们不会写出谁说了甚么。
---金钟:作家张戎女士谈毛传写作经历
林彪和毛不讲原则的关系
张戎：我见过林豆豆、张宁和林彪家有关的不少人。毛和林的关系不一般，是一种完全不讲共产党原则的关系。他们最早的关系，是一九二九年联手整朱德。以后毛给林彪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林说话可以很直率，俄罗斯档案中有林给苏联人的报告，讲毛不打日本人，打平型关还是他违背毛 的意旨打的。他还告诉苏联人，周恩来干了些甚么事……毛给了他很大的自由。林彪自尊心极强，毛从不逼他做自我批评，而中共党内外谁都要自我检讨，周恩来就是最会作检讨的。作为交换，林彪在毛需要时，出来助毛一臂之力，七千人大会就是一例。大家以为经过大饥荒，毛会改变经济政策，实际上饥荒根源是毛出口粮食到苏联东欧，以便买军事设备。毛的工业化完全是军事工业化，他一心想的是要把全国资源集中起来发展军事工业，以便他有生之年可以成就超级大国称霸世界。买苏联的原子弹、导弹、核潜艇，完全靠出口粮食，我们在俄国档案馆看到中国对苏出口粮食的记录，明白如果不出口这么多粮食，中国一个人也不会饿死。饿死几千万人，刘少奇都看不过去，但毛就不愿改变政策，七千人大会期间，毛还在高层说，不是没有粮食，就是收不起来，开完会，大家下去收粮食。他仍然要横徵暴敛，导致更多人死亡。刘少奇便在七千人大会上来了一个突然袭击，脱稿讲话，改变了大会气氛，对毛形成压力。毛批赫鲁晓夫突然袭击，实际是针对刘少奇，这也是毛发动文革的原因。到文革前夕，毛又和林彪交易，用军队干部取代地方干部，换马。林彪便和毛讨价还价。代价就是整罗瑞卿。罗是毛的爱将，不忍抛弃，所以，文革发动推迟了几个月。
毛林翻脸，源于庐山会议上，林想当国家副主席，毛当主席，他可成为国家二号人物。令毛震惊的是，政治局常委都支持林彪，因为他们看到没有林的保护便会自身难保。汪东兴率先支持林彪设国家主席，毛看到连掌管他的安全的汪都支持林，林的权力太大，一定要削减，但当时林彪系统的人势力很大，毛无法动，只有破例叫林做自我检讨。于是，二人便翻脸，这是关键。但林不会认错，只有逃跑，林掌握空军，准备逃香港，先到广州。林立果已做好准备。后来改逃苏联，是临时的决定，堕机确是飞机没有油了，不是周恩来下令打下来的，我先生在苏联也作过这方面很多调查。
---金钟:作家张戎女士谈毛传写作经历
关雅琴遭遇了什么？
她是西单“玉华台饭庄”的服务员，上过初中，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她被抓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校园中，用绳子绑在旧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她。她发出惨叫声。这个地方离校门很近。过路的人听到了她的惨叫。打着打着，她的惨叫声停止了。打她的红卫兵叫 来了学校医务室的刘大夫。刘大夫来后，用手指拨开她的眼皮，看了以后说：瞳孔已经散了，她死了。你们把她放下来吧。
一名校友写道：
“到了学校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红卫兵从街上抓来了一对流氓！现在就关在校门左侧的平房里。我和一名同学赶快跑去，想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从上着锁的房间门缝外往里看，只见屋子深处的柱子上绑着两个人，大概是被打的吧，两个人都垂着头根本看不见脸。听同学说两个人在街上有不良行为。看来两个人是情人。20世纪60年代的情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能有什么不良行为呢？像现在的情侣一样在人前拥抱、接吻，是不可想像的。顶多话语、动作比常人亲热一些而已。无法抑制的爱情外露在红卫兵看来就是流氓行为！这给两个情侣带来了杀身之祸。
我们不忍再看下去正要离开，来了几个红卫兵打开门进去了。我们二人直觉到不好，加快了离开的脚步。果然从后面传来了怒骂声、皮带的嗖嗖声和惨叫声。
后来听说这对情侣，两个人都被打死了。”
但是现在仍然不知道是哪一天，关雅琴被打死了。人们只记得，是在8月下旬，是在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8月18日）之后。那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那个盛大集会后暴力大规模升级。施暴对象，从学校的校长、老师，扩大到校外的居民，主要受害群体有所谓“小流氓”，信仰宗教的人，拥有私人房产的人，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还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文革后的《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说，1966年8月9月，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但是报纸没有说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
---王友琴：她的名字叫关雅琴—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的十八岁服务员
图： 宋彬彬的忏悔？
后来，打人情形比较缓和的时候，1966年年底，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北京，进行所谓“上访”，就是去“中央文革小组群众来访接待室”（在陶然亭附近）和“国务院群众来访接待室”（在北京西城区西安门附近），申诉他们的问题，说明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们不属于要遣返的人员之列，试图回京。他们没有地方住，也没有钱，只好在火车站过夜。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的布告。命令被遣送的人“必须立即离京，违者由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结依法处理。”这个布告列出十类被遣送的人员，比红卫兵“西城指挥部”的“六类”稍加详细。这十类人如下：
（一）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二）查有确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
（三）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正（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份子；
（四）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五）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七）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份子；
（八）贪污盗窃份子，投机倒把份子；
（九）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份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十）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份子。
从布告行文可以看出驱逐对象范围之广，包括了原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资本家和“右派份子”，甚至包括了“摘帽右派”，包括了“家属”，等等。当时大量的“小业主”也都被当作“资本家”驱逐。另外，也可看出界线含糊。“表现不好”是弹性很大的词语。当时社会上的别的人竞相显示自己的高度“革命性”，宁左勿右，怎么会承认这些人“表现好”。另外，从物质利益的角度讲，这些人被强迫离开后，他们的房子已经被别人占据，那些人不希望他们可以返回。
后来，这些人中有的继续上诉，因为他们在农村也实在没有“出路”。但是，在1968年和1973年，这些人的行为被称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案就是现行反革命”。他们的行动不但没有成效，反而受到新的残酷打击。
住在北京东单一带的一户人家，1966年时是工人，在工厂做事，他们的“成分”在五十年代被划成是“小业主”，因为他们有400块钱的资本在一家出租小人书的店里。1966年8月他们被当作“资本家”驱逐到山东农村，多次上访无效。历尽艰辛，他们在1978年回到北京。在八十年代又不被准许参加“工商联”，因为他们的资本太少。他们的邻居只有90块钱资本，也受到一样的对待。
毛泽东死后两年，1978年，被遣返的人中的一些人再次回到北京要求“落实政策”，后来获准回到了北京。
何洁夫是那些人中永远不可能回来的一个。
何洁夫是北京农业大学的职员，他的妻子高吉章是同一所大学的会计。他们夫妇被列入“遣返”名单之中。在北京农业大学，1966年夏天有69个人被强制遣送回乡。
何洁夫夫妇和孩子被遣送到广西农村。1967年11月14日，何洁夫在村子里被打死。他们的只有7岁大的儿子看到父亲被活活打死，精神受了刺激，以致后来也不能完全恢复正常。
高吉章在文革后回到了北京农业大学。
何洁夫是被驱逐的十万北京居民中的一个，十万分之一。
作者： 王友琴
1966年夏天，北京城区有近十万居民被抄家后注销户口驱逐出北京，被押送到农村“监督改造”。这个数字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可是和在校园暴力中受难的老师一样，这十万人的悲惨故事一直在关于文革的记载的架构之外。
当时的媒体没有对这一大规模的 对和平居民的迫害作任何报道。但是从“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的“第四号通令”，可以了解到这一迫害是怎么发生的。
“第四号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分为7节，有七个小标题。最后一个小标题是“七、给出路”。这一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第四号通令”于1966年8月29日发布，就象政府的法令一样有权力，而且通过红卫兵的暴力行动施行。其时，红卫兵正在进行所谓“破四旧”，在各处抄家，打人，焚烧文物。8月下旬，红卫兵每天在北京活活打死数百人，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后自杀，以致尽管焚尸炉把尸体不计姓名地成批焚烧，火葬场仍然有大量死尸堆积。
这个通令制定了对那些没有被打死的人的处置方法。而当时正在疯狂进行的暴力抄家，为这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提供了实施的条件。在死亡的威胁和棍棒挥舞之下，近十万人被没收了一切所有物，被扫地出门，离开北京，前往农村。
这十万人要么离开，要么在北京被打死。有的人当时天天被打，或者已经被关进红卫兵设立的监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死。离开北京和不离开北京，对他们的生命安全没有区别。再说，他们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北京的红卫兵主持了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驱逐行动，包括抄家，打这六类人，没收财产，注销户口，处理其中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以及把被驱逐者押上火车。在北京的火车站给这些人设立了特别的入口。红卫兵在那里把守。很多人在车站被打甚至打死。大多数人是通过广安门火车站离开的。这些人的家具都已经被没收。有些人带了衣服和做饭的用具。在广安门火车站，他们带的衣服被没收（当时是夏天）。每人只准许带一只碗，一家人只准许带一只锅，其余的炊具都被没收。
有些人在去农村的路上被打死。比如，1966年8月29日，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从北京开往长沙的火车上，打死了一个这样的老年女人。1966年夏天，上海人也曾经在火车站看到从火车上抬下来的多具尸体，是在“遣返”路上被打死的人。
这些人到农村后，农村把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对待。这些人中的一些，到了农村被斗争，而且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吃的东西，很快就死亡了。
---“遣返”，对城市和平居民的非法驱逐
作者: 王友琴
（陈金贵：）“红八月太可怕了！红卫兵都以‘要武’为追求目标。他们穿上军装戴上红袖章，拿起棍子抄起鞭子，到处打人抄家，几乎无恶不作。那几天北京街头血肉横飞，跳河的卧轨的比比皆是，被活活打死的也屡见不鲜。红卫兵为了扩大战果，还到不少单位煽风点火，地质学院附中的几个红卫兵来的我们厂，把所 谓地富反坏右资都集中在操场，用带铜头的鞭子抽打这些人。这些已经变态的坏人还独出心裁让资本家爬行几百米，顿时操场就像草原，几十个活人像羊一样爬来爬去。
“有的人实在受不了了，有个叫刘财的老人，因为是个只有几百元股息的小业主，也算坏人，他当天给自己拴了块石头跳了龙潭湖。第二天尸体飘上来，厂里领导让几个资本家把刘财的遗体送到火葬场。几位资本家看着刘财的尸体虽然同情，却也不敢吱声。
“到了火葬场，几个红卫兵如同凶神恶煞。他们的目光又转向几个‘押运’尸体的人，那个年代每个单位都有心眼儿极坏的人，他们连畜生都不如，畜生至少不会互相侮辱取乐，但人群中的坏人就喜欢作践活生生的人，工厂的老红卫兵给所谓的黑五类都在胸前挂个牌子，比如狗地主某某某，臭资本家某某某，大右派某某某，他们对押运尸体去火葬场的人大声呵斥‘你们身上的牌子不许摘，到了火葬场也要挂着，让大家知道你们是阶级敌人’。
“到了火葬场，运刘财尸体的都是老老实实早已被吓破胆的资本家。红卫兵看见他们挂的黑牌子大怒，说都他妈的是牛鬼蛇神，全他妈和死人一起烧了，留着你们这些阶级敌人就想推翻社会主义。别以为这是段子，那时的红卫兵就是魔鬼，他们可以活活打死人，可以用开水浇死人，可以把人集体活埋，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说完就要把他们推向火化的地方活活烧死，几个奉公守法的资本家顿时吓得跪下求饶，有的嚎啕大哭说自己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
“司机张宝华当时也吓懵了，要想办法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活人烧死，他对红卫兵说，这样不行，我们厂也有红卫兵，如果不把他们带回去，我们就没法批斗他们了。一个红卫兵问你什么出身，张宝华说下中农，我是红五类，我必须把这些牛鬼蛇神带回去，如果把他们烧了他们也就没法交代其它阶级敌人了，我们正在深挖他们在旧社会欺压工人的罪行，他们一死继续追查就断了线了。”
经张宝华一顿劝说，红卫兵对资本家们再次呵斥说回去老老实实交代你们的问题，几个资本家不断感恩，各个已经吓得大汗淋漓甚至尿了裤子。
陈金贵说，前几年看过一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那年月中国没有辛德勒，各个都想在挨整的人身上踩上一只脚。但张宝华真可以算1966年红八月的辛德勒啊！
陈金贵最后说：“恶贯满盈的红卫兵这才让他们回去。其中的资本家马进荣吓得几乎瘫了。当晚他和妻子说，咱们出身不好，这文化大革命不会放过咱们，早晚有一天让红卫兵活活把咱打死烧死，咱们还是死了算了。他们给孩子留下一封短信，让他们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找来一根铜丝，把各自的一只胳膊绑起，马进荣捅了电门，二人刹那间走向天国……”
---1966疯狂红八月中司机挽救活人火化的义举
作者: 金汕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8月19日晚，北京二中、北京十五中、北京二十五中、北京六十三中的红卫兵聚集在北京前门大街已有百年历史的全聚德烤鸭店，声称全聚德烤鸭店是封资修的招牌，不能用了，我们已经做了一块新的招牌，必须换上。烤鸭店经理说我们不是私营企业，早就公私合营了，现在是社会 主义烤鸭店。我们质问道：既然是社会主义烤鸭店，为什么还用‘全聚德’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牌子？烤鸭店经理无言以答。全聚德的部分职工支持红卫兵的立场，烤鸭店经理只得答应换牌子，让职工去把老牌匾摘下来送进仓库，换上红卫兵的新店名牌匾。我们斥责那个经理：你还想把封资修的牌子留起来吗？经理回答：总要有个地方收起来吧。红卫兵小将质问：收起来？收起来你还想重新挂吗？
“不等烤鸭店经理回答，我们红卫兵和店里的职工已经抄起家伙，将门口已经悬挂了70多年的‘全聚德’砸了个稀巴烂，留在今天真是文物了，想起来我们真够缺德的。我们红卫兵还觉得不过瘾，冲上去又是一顿踩踏。接着红卫兵和店里的职工将写着‘北京烤鸭店’的长条油漆大木牌悬挂在大门正上方。换了牌匾还要换思想，我们红卫兵当即组织全聚德烤鸭店的职工学习文化大革命文件，让他们认识到‘全聚德’三个字是资本家用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是剥削压迫的象征，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砸毁这个招牌就是在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残余，也是扫除资本家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
“我们一白话，烤鸭店的职工提高了认识，协助红卫兵将全聚德餐厅、楼道、橱窗、宿舍里的旧社会遗留下来字画、书法、幌子、店规全部毁掉，店员们从新华书店买回100幅毛主席画像，连夜在餐厅、楼道、橱窗、宿舍里张贴。周总理曾宴请过外宾的外事餐厅，原来挂着一幅画着北京填鸭的大型壁画，不是解放前的，是六十年代画的，店员问我们红卫兵换不换，我们回答当然换了。于是一幅巨型的毛主席语录替代了这幅壁画，语录上的文字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统统都会被消灭！’
“8月20日一大早，经过红卫兵改头换面的‘革命’烤鸭店诞生，不仅牌匾换了，门口还挂上了一块新招牌：‘欢迎工农兵进餐’。服务员也都穿上了红卫兵的服装，带着袖标。原来几个中学的红卫兵破完四旧还是不放心，就留下了10个人常驻在烤鸭店里，担任‘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烤鸭店职工惹不起我们，给我们送饭，当时大多数红卫兵家里就靠父亲几十块工资没进过馆子，这下吃了个够。烤鸭店由我们红卫兵把守，进来的食客先问你什么出身，食客们都被吓跑了。好几天几乎没有人来吃烤鸭，路过的行人也不敢停留，害怕被我们抓进去审问。
---一位北京老红卫兵回忆文革砸全聚德
作者: 金汕
瞎评： 卫立煌在抗日战争中表现还不错。但后来在法国联系上了共产党，不知怎么瞎了眼的蒋介石居然任命他为东北军总指挥来剿共。后来辽沈战役成了蒋介石的滑铁卢，卫立煌又逃出国悠闲了一段时间，直到1955年再次“归降”，并混了个花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干干。最后赶在文革前挂了。
瞎评： 胡宗南“英勇善战”，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周围都是中共间谍（比如熊向晖），在延安以十倍的优势兵力被耄遛狗似的玩儿，你相信他是真的那么笨？ 蒋介石对胡宗南的评价为：“志大才疏”。 我看是蒋介石眼神不好。
瞎评： 张治中在长沙指挥“焦土政策”，准备在日军到来之前放火烧城。结果安排出了误解并失控，还没有准备好就提前烧城，是为“文夕大火”，不仅全城90%多的房屋被烧，还有三万多没有准备好的市民命丧火海。
这个张治中不是那个抗日名将张自忠。他在1949年4月代表国民党在北京两党和谈后就和邵力子（也是谈判代表）一起“归顺”了中共，后官至副国级（人大副委员长）。
现在中国的也差不多了，看看江西的精神病医院。
瞎评： 蒋经国在1925年末，就是被邵力子“忽悠”去了莫斯科，在苏联一呆就是12年。如果不是斯大林想“绑架”蒋经国为人质，就是蒋介石和斯大林有秘密交易。
一年多后，蒋开始北伐，以原本没有什么实力的国民革命军横扫实力较强的各北洋军阀，苏联的全力支持在其中功不可没。
当然，后来蒋在围剿长征途中的中共也离奇的网开一面，特别是在陕北对红军的“滋养”，直到抗战迫在眉睫的1937年，蒋经国才被斯大林放回来。此时已经开始了“国共合作”，蒋开始给中共发经费了。
中共打入国民党的四大间谍
张戎：我们发现中共在国民党中有四大间谍，第一是邵力子，他把蒋经国带到苏联作人质，俄罗斯档案馆有邵力子给斯大林的亲笔信，完全表明他是共产党间谍。第二个就是张治中，他与苏大使馆武官有亲密关系，全面抗战的打响，不是芦沟桥事变，七七后蒋没有开始全面抗战，日本人也 没有南进占领全中国的计划。斯大林最怕日本巩固华北后，向北进攻苏联，所以利用张治中搞了八一三沪淞之战，把日本人拖进中国广大腹地而不再进攻苏联，这是斯大林外交上绝大的成功。另两名间谍是胡宗南与卫立煌，他们对中共功劳很大。
---金钟:作家张戎女士谈毛传写作经历
图1: 邵力子
图2: 张治中
图3: 胡宗南
图4: 卫立煌
傅国涌：八宝山的等级
在三个墓区中，第一墓区的政治规格最高，多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级的人物，包括任弼时、彭真、姚依林、陈云、李先念等，然后再往下第二级台阶下是“四副两高”（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国家元首副职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军队高级将领的墓，另有一个说是自然形成的格局，这 个墓区的东侧主要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西侧则有一些级别相当的高级民主人士，曾是开国初期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张澜也安葬在这里。
八宝山的骨灰堂共有28间骨灰安放室，规格最高的是居中第一室，从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董必武、陶铸、廖承志、李富春、许光达、陈赓、徐海东、林伯渠等到“末代皇帝”溥仪、李宗仁、傅作义、张治中等，也是秩序俨然。另有9间存放的是副部级以上的官员的骨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中，“正部级要放置正面位置，副部级放在两侧。”整个骨灰堂的骨灰摆放都是按照生前的级别定的，所以有些夫妻因为级别不同而不能合葬，比如陈毅夫人张茜的骨灰就因级别不够，而不能进入中一室，甚至连属于党内的高级民主人士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的骨灰也被分别安排在两处。
这就是等级、身份的厉害，死后与生前一样，龙是龙，虎是虎，猫是猫，鼠是鼠，丝毫也马虎不得，也不容许马虎，一切都有“组织”安排，有着难以动摇的规则、规矩、规定，这是人间权势向另一维度的空间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