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领导处理此事件的总指挥，他的指示是否得当？他的措施是否有效 ？对于最后发生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他应负什么责任？退一步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不能力劝林彪不夜航，都不能阻止专车，都不能阻止专机强行起飞的话，怎么把‘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呢？

“我 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２５６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当然，他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 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想‘真拦’还是 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 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最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

“周总理的人品我历来是敬佩的，但是，对这样一件惊天大事的处理，是失误 的。他在掌握了大量情报的前提下，不是同林彪‘叛逃’做坚决斗争，而是出于自 保的需要，在犹豫和权衡个人利弊之间，错过了最佳拦截时间和最佳方案，同时还 找了一个垫背的，把我当作替罪羊。我毁于一旦是小事，让林彪跑了、毁了国家的 声誉、毁了共产党的威信是大事。

“谁应该在‘九·一三’事件上，负第一位的、最主要的责任呢？事实面前， 史学者和读者们自有评判吧。”（《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７８７－７９２）

---“或毁或誉任人评”——读《李作鹏回忆录》　　　　　　高原

一张拍摄于1943年的毛泽东“老照片”，拍摄者为江青……这些幕后故事，首次在《军中老照片——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中披露。

这是毛泽东视察南泥湾五天行程中在炮兵团留下的唯一一张照 片。毛主席上衣右边的口袋里，竟有半只吃剩下的烧鸡。”

毛泽东在视察359旅返回延安的途中，又专程来到位于陶宝峪的八路军炮兵团视察，听取汇报并吃了顿午餐。炮兵团拿自己喂的鸡、养的猪、种的菜，招待毛泽东一行。时任炮兵团教导营营长、出生于1917年12月的宋承志，临时被分配负责视察时的保卫工作，陪同领导检阅部队。吃完晚饭，还剩下半只烧鸡，宋承志念及烧鸡是稀罕物，便塞进了毛泽东的衣服口袋。“当时，只有随行的江青手里有照相机，她记录了毛泽东的这一形象。宋老迄今90多岁了，去年我们编撰这本书时，他才第一次对外人讲起这些细节。”

---老照片：毛泽东视察南泥湾上衣口袋有半只烧鸡

中国新闻网

陈云：毛泽东吃鸡是革命任务

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回忆：

当时，陈云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早年中共学习的必读文件。陈云当年作这项政治报告时，司马璐也坐在下面听。当时，司马璐坐在前面的地上。陈云讲完问道：“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吗？”

一位比司马璐年纪略长的官员从他身边 走过去向陈云递了一张条子，随后，陈云说：“刚才这位同志问，既然共产党是讲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大家的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总有鸡吃？”

陈云接着做出回答说：“是的，毛主席总有鸡吃，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是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

据司马璐后来说，在他的印象中，当时一般的党员对陈云都相当敬重，觉得他为人正派，他所见到的陈云为毛泽东吃鸡作解释的这段话，中共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了。

---原文出自：老年日报 2007年6月5日刊

曾经担任过中共要员的历史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的可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身居高位，退位后仍然受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当事人，他们写作回忆录仍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有专人或者专门的班子协助，有权查阅档案，但所有的材料只能按照中央决议的既定结论来组织和取舍。避讳和掩饰相当普遍。有的回忆 录能在某些问题上说出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己属难得。

另一种就是像吴法宪这样，早已从政治高位上跌落下来，成为政坛斗争的失败者，写作回忆录纯属个人行为，没有机会查阅档案，但一心想给世人留下自己的历史见证。

两种回忆录，哪一种史料价值更高？答案不言而喻，当然是后者。过去常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受到史家重视的不是哪些官方投入人才财力精心出版的高官回忆录，反而是吴法宪这些政坛失败者个人撰写的回忆录。对于这些政治上的失败者而言，他们除了说出内心保存的记忆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资本。况且，他们写作时虽然已非戴罪之身，实际上还受到某种控制。如果刻意造假，无中生有，舆论对他们十分不利。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接受审查，一些细节曾经反复交待，所以记得十分清楚。这些回忆录以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受到史家的特别重视，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

作者： 丁东

庐山会议的导火线是称天才问题。据吴法宪讲述，最初是1971年8月14日他和康生、张春桥在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争执：

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执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 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吴法宪分别取得了陈伯达、周恩来、黄永胜、林彪的支持。这才有1970年8月23日林彪不点名批评张春桥的讲话。而且，吴法宪还转述了叶群的说法，林彪在讲话前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

张春桥敢于主张在宪法中去掉三个副词，估计他早已知道毛泽东在九大的党章上圈掉了三个副词。而吴法宪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认为这是向林彪发难。林彪的讲话让他出了一口气，于是想扩战果，要求全会改变议程，分组讨论林彪讲话。此前林彪打击的矛头指向罗瑞卿、陆定一、贺龙的时候，他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但江青和毛泽东是一家人，这次触动江青和她的亲信，就超出了毛泽东可接受的限度。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许多中委跟着林彪一拥而上。称不称天才的争执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权旁落。于是，毛泽东写出《我的一点意见》，从打击陈伯达入手，掺沙子，扔石头，挖墙脚，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彻底摧垮了林彪一派。

读了这本回忆录，笼罩在庐山上的历史云雾，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

作者： 丁东

吴法宪的文革经历，正好分为前后两半。前一半处于权力中心，后一半则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使他沦为阶下囚。在文革前五年和吴法宪同处中央领导层的当事人，今天全已作古。其中多半没留下回忆录，留下了回忆录的是少数。吴法宪不但以自己的想法完成了回忆录，而且公开出版了，这是十分难得的。

不论 是研究党史，还是研究文革，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权力核心不透明。对外公开的信息，和实际的政治操作，往往有很大的落差。如1965年12月，毛泽东、林彪决定在上海开小型会议批判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连当时主掌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批罗的原因，反而要请吴法宪介绍从叶群那里听来的情况。这样的格局，哪里是局外人所能想到的？

1966年8月初，原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失势。以后的五年，毛泽东实际上凌驾于三派人马之上掌控政局，一个派系以林彪为代表，主要成员有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一个派系以周恩来为代表，包括一些国务院领导成员，经过1967年的“二月逆流”事件以后，留在领导层里的人已经不多，后来李先念回到领导层；一个派系以江青为代表，还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

现在官方对文革的结论，以周恩来一派为正面，另外两派为负面，并认定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其原因不难理解。邓小平因文革而被打倒，所以必须否定文革；林彪、江青因文革而地位上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倚重的力量，所以要彻底否定。但是，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在文革中到底是怎样的关系？除了互相利用的一面，是否存在互相冲突的一面？

在吴法宪看来，目前流行的很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描述是相当失真的，对他个人判决也是不能接受的。他的回忆录向世人勾勒出另一幅高层政治斗争的图景：在九大以后，中央内部主要是林彪一派和江青一派的对立和斗争。因为与江青不和，陈伯达投向林彪一派，周恩来、汪东兴等也和林彪及黄、吴、李、邱站在一边。作为身处旋涡中心的当事人，吴法宪以自己的视角详细回忆了林彪、江青两派冲突的来龙去脉，并且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高层斗争细节。

比如，1967年2月，中央文革插手军队事务，萧华被抄家，林彪和江青当面发生冲突。2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家中训斥，经叶群斡旋，才下了台阶。吴法宪认为，“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

作者： 丁东

图：1950年代初，吴法宪在香山小憩。

“文革”期间，毛泽东采用了政治运动的特殊形式，不是利用各级党组织掌控运动，而是利用群众组织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这样就出现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之争，甚至升级为武斗。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目标达到以后，重建秩序成为新的政治目标。此时，聂元梓、蒯大富却无力控制北大、清华校内的两派对立和武斗 ，毛泽东抛弃他们是必然的。聂、蒯对武斗中的死亡事件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则要看他们是否亲自发令、亲自动手。蒯大富在“工宣队”包围清华时说过“可以武力抵抗”的话，当然对校内“武斗”负有一定责任。不过，当时他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但对毛泽东派“工宣队”进校的决策却事先毫不知情。然而，1983年给他定罪时，专门选择对他不利的证据，而不采信对他有利的证据。

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参与整人的积极分子后来大多受到保护，只有“文革”后的情形例外。例如，“反右”运动后来基本上改正了，但当初的整人者却从来毋须承担责任，甚至不曾要求他们道歉，有官职的照样做官。而“造反派”这一批“文革”特殊阶段的积极分子却遇到了当局的特殊对待。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挨整，周恩来通过“清查五·一六”运动有意扩大了清查范围；“文革”结束后，从“两案审判”、“清理三种人”到“登记在册”，他们又一次挨整。毛泽东死后，最高权威变成了邓小平。由于邓小平是“反右派”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所以“反右派”的积极分子都受到了保护；“文革”前期邓小平曾经被批判，他自然要否定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两案审判”也好，“清理三种人”也好，其准绳无非是确立邓小平的政治合法性。在“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文革”初期参与过打人的一些高干子女，因为其父辈与邓小平同沉浮，所以被视为可信任的子弟而受到保护。1982年、1983年对“红卫兵领袖”的审判虽然标榜要实行法制，并且宣布只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其他问题，其实这次审判还是一次政治行为。

---文革五大学生‘领袖‘----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

作者： 丁东

杨继绳说，“文革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文革延续了十年，造反派活跃的时间不过一两年而已。

1967年夏天，毛泽东的 战略部署从天下大乱转向天下大治。他说，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一度被他利用的造反者便卸磨杀驴。他不再容忍自下而上的力量横冲直闯，依靠军队，重建秩序。文革的中后期，从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到1975年的整顿，造反派受到不同名目的审查。毛泽东去世后，从华国锋领导的清查“四人帮”，到邓小平主导的整党、清理“三种人”，造反派受到进一步清算。

---文革史叙述的五种语境

作者： 丁东

杀人手段骇人听闻

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 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

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

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崇左县锰矿党支部书记苏士林等3人来信反映：“1968年8月，‘联指’在全县进行大屠杀，一个晚上，太平镇就杀了24人。被杀者从家里捉起来，蒙上双眼，推上汽车，拉到县城外的半边山，一个一个用刀子捅死。

哀号声、挣扎声、哭叫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吓得附近村庄，家家关门闭户，生怕大祸降临，这哪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还不如”。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4·22”组织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以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将打死的十几名死者尸体，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来，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

---骇人听闻 文革中女班长割五男生殖器泡酒

—我参与处理广西 文革遗留问题

作者： 晏乐斌

他（沙青）在在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中写了一段甘肃通谓“人吃人”的故事：

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 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而这，则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在通渭这块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姚文元说他的鸡是“黑鸡”

这位画了一辈子鸡的画家，做梦也没想到，他笔下那些活蹦乱跳的公鸡，居然被姚文元指控为“黒画”，是怀有刻骨仇恨的公然反对社会主义的公鸡。

姚文元曾拿着一本《迎春花》作品集，蛮不讲理地指控南京著名画家陈大羽，说他的一幅花鸟画《迎春》，是在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春天。 姚文元分析说：“在这幅画上方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欣欣向荣景象的极端仇视。”地方报纸迎合姚文元，也加入批判陈大羽的行列，说他画的公鸡是和赫鲁晓夫串通一气，因为赫鲁晓夫曾经攻击中国为“好斗的公鸡”，两者相互呼应，都是在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

---作者： 徐敏

图：陈大羽笔下的公鸡

全民大炼钢的小火花

党号召开展群众性大炼钢铁时，我正在大学里读书，当时自己很兴奋，觉得大搞群众运动快速赶超英国是一件大好事。但是，让我们不懂炼钢的人来炼钢，怎么炼，能炼出来吗？是让我们去炼钢厂帮忙，还是把我们集训一下，去办个小厂炼钢？都不是。硬是让群众白手起家，自己想办法炼出钢 来。尽管我心中牢记了“做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但心里还是存有疑虑，觉得把炼钢看得太简单了，哪能人人都能炼钢呢？这种想法很快就遭到遏制，记得我们建筑系党总支书记在一次动员大炼钢铁的会上曾说：“连市里的老太太都能在地上挖个坑炼出钢来，我们这些大学生怎么就炼不出钢来？这就是思想没解放，怀疑党的群众路线！”于是我和同学们赶快解除疑虑，按照党的指示，开动脑筋想办法去炼钢了。

我是我班的生活委员，劳动的事也归我管。我组织同学们找来了炼钢的材料和燃料，参观、学习了先行者是如何炼钢的，摸索出了炼土钢的办法。同学们搞来了不少废钢烂铁、木材和煤炭，建起了鸡窝式的三膛反射炉，也真的炼出了钢，锤成了钢锭，当时是很高兴的。没几天，废钢破铁没了，就把一些钢铁的成品，如：做饭的大铁锅、铁器物等，都拿来炼钢了。我班同学用架子车，从农村拉来不少农家用的大铁锅，都是好好的，因为当时农民都吃人民公社的大锅饭，自家的锅就不用了，动员他们献出来支援全民大炼钢。

为了炼钢，我曾砸过几十口锅。那些天夜里（那时我们每日白天上课只能夜里炼钢），我的工作就是用大铁锤把扣在地上的大铁锅，不顾震得手痛手麻，砸得七零八碎，然后让女同学用小锤把我砸的碎片敲成更小的块儿，再送到鸡窝炉内烧化炼成钢。实际上很难烧化，只是把小铁块们烧红，就让另几个男同学像铁匠一样把那些红红的小铁块们锤成一坨长方体，有婴儿枕头那么大，即所谓的钢锭。这就是我们炼出来的钢。

尚需提到的是，在有了铁锅作炼钢原料时，我班的钢产量明显的提高了，但是和高年级比还差得多，我去看了其他班的钢锭堆积情况，不见得比我们多，怎么炼钢成绩就比我们高呢？这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一句话提醒了我，她说你要从钢产量的估报上作文章。我回想了一下，在开始炼钢前，打擂比武定指标时我就犯了思想保守的毛病，团支书说一定要往高里报，不能比别的班低，越高越好，事后不会有人检查是否达到，主要是造声势，激发大家积极性，让大家鼓足干劲。于是我懂了，我班所报的钢产量也上去了。炼钢的同时，人也得到了锻炼，有时夜里苦战一通宵，白天还得照常上课，若没有坚强的意志和苦干的精神是不行的。

那时总说知识分子思想复杂，必须好好改造。可是，经历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我还是想得很多，心中还是纳闷，我们炼钢是为了什么，将已是成品的有用的金属器物毁掉再返回去炼钢，这纯粹是为了炼钢而炼钢，是糟蹋东西！我和同学们把那么多完好的大铁锅都敲成碎块，又费时费力费燃料把它们烧红锤成莫名其妙的非钢非铁非渣的坨坨，这算啥事？那么全民的大炼钢究竟怎么样呢？中国有句老话：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知道了我们大学生怎样弄出来亮丽的小火花和钢产量，我认为也可以推测出全貌。

1961年夏，我大学毕业了，在离校的前一天，我留恋地在校园里走了一圈，看到我们炼的土钢锭锈迹斑斑还堆放在教学楼后面继续生锈，我的心中说不出是啥滋味。

---作者： 春之繁花

应该说在‘无为事件’中，张恺帆的决然一跳，也决非是一时头脑发热的匹夫之勇，更不是在揣测圣意，做一次仕途上的豪赌。无为人和其他人，至今说到张恺帆和‘无为事件’，依然对恺公充满敬意，就是知道那时张恺帆，是明知‘无为放粮’是忤逆了一言九鼎的毛泽东，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方针背道而驰的。 尽管现实是中央农业政策已完全失败了，但在专制社会里，地方官员决无可能改变中央决策，弄的不好不但改变不了现实，反而可能招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张恺帆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是知道这些规矩，有人称之为‘血酬定律’的。知道了为何还要逆‘龙鳞’而行？这或许是张恺帆和‘无为事件’，旧事重提原因之一。

迫使张恺帆奋力一搏的直接原因，是张恺帆面对无为饥民的苦苦哀求，和满乡戴孝的乡邻，尤其是因大批死人，乡人无力深埋，而处处散发出的尸臭。据《张恺帆回忆录》记载：“……我们进入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无为许多人认识我，都向我下跪：张省长，救命！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张省长，把自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我到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的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臭味……”（回忆录346页）面对家乡父老如此凄惨的现实，如果你是张恺帆，手中还有一点权力，只要你的良知，还未泯灭，你还能无动于衷吗？

其实说什么‘张老k大闹无为’，全是批张时夸大之词。张恺帆出身农村，又是个务实之人，知道当务之急是什么。首先是解散人民公社食堂，把农民应分的口粮，发到农民手里；把非法‘平调’出去的房屋还给农民；把没收的自留地还给农民，抢种晚秋和胡萝卜等快熟农作物救命；把关闭的集贸市场重新开放，允许农民捉些小鱼小虾，活跃市场。就是著名的‘三还原’。条条都是活命政策，件件都在温暖农民的心。张恺帆两次在无为召开四级干部会，加速实行上述救命措施，也确实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使濒死的乡村，迅速恢复了生机，饿死人数快速减少，农民们有点像人一样活着了。‘张青天’的名字也被叫开了，那是众望所归！

然而，农民们欢呼了，推行极左路线的恶吏，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犯愁了，他知道自己治下，饿死了这么多人，在古代是要下油锅烹了的。但他有恃无恐，他是紧跟毛泽东和曾希圣的，再死多少人，只要路线正确就没事。而张恺帆别看你做了多少好事，但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于是一纸黑状，送给省长黄岩，黄岩急送给正在庐山上围攻彭德怀的曾希圣。曾也马上呈送正大发淫威的毛泽东。这才有了毛泽东关于张恺帆无为问题的凶狠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毛泽东8月10日（1959年）”

毛的批示当时即转发全国的，随即又扩大了反右倾斗争，加速了共产风肆虐，更多的百姓是在毛的批示后被饿死的。所以说‘无为事件’不是一件局部的伤害，而是全国性人祸大饥荒，重要的一环，有很重要的标本意义，永不过时！

---惨烈的安徽大饥荒

作者： 茆家升

图： 张恺帆

大跃进中安徽官场，是几近集体沉沦了。高指标，高征购，放什么粮食高产卫星，全国皆是，安徽尤甚；乱挖土水库，曾希圣鼓吹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指挖的土石方量），得到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夸奖，结果是耗尽了饥饿中农民体力，很多人倒地成饿殍！

曾希圣受到毛的宠信，在安徽奉行极左路线变本加厉， 一意孤行，安徽民众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是以曾希圣黄岩桂林栖为首的省委常委一班人，面对如此悲惨现实，不仅熟视无睹，反而大肆挥霍仅有的民脂民膏，骄奢淫逸。大兴楼堂馆所，尽情享受。甚至在贫困的大别山深山的岳西县西关小镇，为常委们每人盖了一栋别墅，还为毛泽东盖了一座大别墅。

真正的一边是饥民哀嚎，粒米如珠，饿殍遍野；一边是酒食征逐，荒淫无度，恬不知耻！面对安徽如此惨烈不堪的现实，连极左派大将柯庆施都看不下去了，严词批示说：

“安徽竟被搞成这个样子，病、饿、逃荒、死。有些人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就像猪一样，还用嘴朝前拱！”（柯庆施1961年6月25日在安徽岳西县石关别墅群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上的发言）

---惨烈的安徽大饥荒

作者： 茆家升

图：曾希圣

那当年宣城灾难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有两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一些端倪。一是网上在拙著之后，有多人贴出了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

“田照临，好政策，八斤稻子一个月；二两煤油（全家）只摸黑；一两香油擦锅铁；半两红糖一口塞；田照临，你缺德不缺德！”

田照临就是田氏夫妻店，宣城县委第一书记 ，第二书记就是其妻杨某。这样的格局，即使在一党专政的国家也少见，他俩是应该对宣城灾难，负主要责任的！一人一个月口粮八斤定量，是指农户，城镇非农户标准要高许多，饿死的要少得多。8斤稻子是什么概念，是指的原粮，碾成米也就6斤多一点，每日只有2两。有人研究过，人按这个热量摄入，活不过20天！

宣城还有人记得1960年的寒亭公社，是什么样子吗？有人告诉我，那时寒亭老百姓，饿、病、逃荒、死，已是大地一片荒芜，人迹罕见，猫狗也绝迹了。正因为大片荒田，无人耕种，上海市劳改单位，才在此地办了军天湖农场，征用了农场和周边大量土地。因为上海人被劳改，服刑期满后，是不能回上海的，所以还须要预留一些田地，安置刑满人员。不是寒亭公社饿死这么多人，找一块这么大的一块地，又离上海较近，真不容易。

---惨烈的安徽大饥荒

作者： 茆家升

如果说杨继绳先生的《墓碑》，是描述了全国性大饥荒的一个大框架，而丁人卜先生则提供了很多翔实的，令人发指的细部。比如一平二调时，人民公社为办什么万头猪场、鸡场，强占民房，使多少实名实姓的农户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又比如恶吏无为县委第一书纪姚奎甲，面对1959年当年粮食总产只有6.4亿斤，却上 报为14亿斤，上调7亿斤。结果挖地三尺反什么瞒产私分，把农民最后的度命粮，全夺走上调了，居然要农民吃那些猪都不吃的东西，还算上亩产量和总产量。下面从丁著（《无为天堂梦》）中摘录的。

玉米叶皮芯，7万亩，亩产270斤，总产1890万斤，（以50%淀粉折算）；

高粱秆子：一万亩，亩产400斤，总产400万斤；

黄豆杆子7万亩，亩产200斤，总产1400万斤；

芝麻杆子：50000亩，亩产260斤，总产1400万斤；

花生藤壳：5600亩，亩产200斤，总产1120万斤；

还有什么野生的微量猫儿肠草、土苋菜充农民口粮，都以吨数计！不了解这个真实情况，怎会相信，在人均占有粮食近700斤的1959年，有大批农民饿死！

说起这个无为人对其刻骨仇恨的恶吏姚奎甲，真实地表明了，在极权制度下，一个手握重权的坏领导人，作起恶来，后果是怎样的严重与残酷！有句民谣：“贼来如梳，匪来如篦，官来如剃！”姚奎甲正是这样的恶官！他应是无为大饥荒的一线作恶者，百死也难赎其罪！但姚逃脱了，仅调走了事，但无为人仇恨难消。

，，，，，，

文革期间斗当权派，把姚奎甲从芜湖揪回无为游街示众。主持人知道其罪恶深重，如果裸游，后果严重，难担干系。就用一铁笼子将姚装进去，用板车推着游街。当笼车游到无为十字街心时，惊天动地的事发生了！等候已久从四乡八镇赶上来红了眼的万名百姓，他们应都是那场人祸大饥荒中，枉死者的亲属，人人手拿石块，一齐大吼，疯狂地向笼车砸去！顿时把笼车砸的七歪八扭，要不是主持者一再劝阻，说出了人命麻烦大了，隔着笼子也能把姚奎甲砸成肉泥！这就是当时轰动大江南北的‘笼游姚奎甲’事件。清清白白地告诉世人，那里有压追，那里就会有反抗！载舟之水也覆舟！

---惨烈的安徽大饥荒

作者： 茆家升

在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安徽省是重灾区。当时安徽全省总人口三千三百余万人，而非正常死亡人数，竟达到四、五百万之众！死亡总人数，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那里饿死了一千万人。但从死亡率看，安徽却是第一位的。这个数字见于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公开出版发行的《张恺帆 回忆录》，应为正史。

如果说安徽省是当年的重灾区，那安徽人口的第一大县，无为县就是重中之重！其严重程度，从非正常死亡总人数和占人口比例上看，可能是县一级全国之最！

无为县的粮食产量，大跃进前1957年总产量约为6亿斤许，而大跃进开始的1958年，总产量达到6.6亿斤。按当年该县总人口95万人计算，自留地产粮不计在内，人均占有粮达700斤，一般人均300斤，即可保证生命存活，不被饿死。人均近700斤，应是丰年了，谁知道却是大批饿死人的肇始。

无为县属江淮平原，北为巢湖之滨，南紧依长江。境内水网纵横，历来是江北的大粮仓，也是全国四大米市之首芜湖市，粮食主要供应地之一。为何在基本上风调雨顺的三年内，全县竟会饿死近三十万人！天灾乎，非也！实乃人祸焉！

---惨烈的安徽大饥荒

作者： 茆家升

我在“献忠书”上签了名

1968年的年底，上海，阴沉湿冷的冬天上午，深入到班级里的两位工宣队员在一位高年级女教师的陪同下突然来到了我家里。

那时，父亲正被“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所谓“抗战时期在重庆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历史问题），母亲早早就去上了班，，

斜挎“红宝书”、臂戴红袖章的黑脸女工 宣队员郑重向我宣布，根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部署，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统一安排，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必须去农村插队落户。

说到“最高指示”，女师傅提高了嗓门，粗糙的黑脸泛光，神圣而庄严。

阴冷冷的房间，靠墙的方桌两边就坐着这两位严肃的，由“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的工宣队男女师傅；外端是必须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窝窝囊囊、垂头丧气的我；我的边上是那位女教师，正是我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已经来信说将去四川绵竹汉旺东方气轮机厂的大哥，当年高中时的老师。桌上，我的面前，摊开着沉默男工宣队员从草绿色仿军用书包里拿出的“献忠书”。

此刻，我，必须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的导师，我们的舵手，我们的统帅，我们的红太阳，献出自己的“红心”了。

我面对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无形的强大的压力，面对着执掌你人生前途、生死命运的黑脸判官，我只有表示服从和效忠。我愿意接受，只是——我来了转折，一种拙劣的小聪明——我愿意去上海的郊区比如崇明岛，甚至更远些，属于上海管辖的苏北盐城地区的“大丰农场”。

那位女教师——我忘了她姓什么，我始终心怀感激——开口了：同学的表现是好的，愿意去农场接受……富有“斗争”经验和高度阶级觉悟，有灵敏嗅觉的工宣队黑脸女师傅扳起了脸，即可打断了女教师的话，明白告诉我唯一的出路：外地插队。额外开恩的是，我可以选择：江西、云南、贵州、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毕竟我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女师傅的黑胖脸上有一丝怜悯和轻蔑。

我知道，一切都是徒劳的了，我不再作无谓的挣扎，我只想让他们赶快离开我的家，走得远远的。我的心在颤抖，我在那油印的、献给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亲人毛主席的“献忠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写上日期：1968，12……

寒气向我袭来，那样的冷，屋外在下雨。

“伤脱了，伤脱了！”（沪语：伤掉了，伤掉了）我上楼，对着我的哥哥还有他的同学重复着。我在“献忠书”上签了名，我把自己的红心献了出去，就像自己不再是童男一样，我伤心。

“献忠书”是一份卖身契约。“开膛剖腹”，“挖”出自己的心，献给伟大领袖，献给红太阳，得到的不是直接的钱财地位，它只是一种证明，证明你的心是“红”的，证明你的人是“忠”的，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你的肉体的存在。这是无价的交换，失去的是人文精神，献出的是独立人格，交出的是自由思想。

三四个月后，1969年，我离开上海，和我哥哥的那帮亭子间的同学一起离家，去吉林省怀德县插队落户。

因为那名字，那个插队的公社叫“柳杨”。有柳有杨，于是就有了遐想……

到了那里才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迎接我们的是遮天盖地的风沙，才知道什么叫“春风浩荡”。

我哥哥因为疾病，伟大领袖没有要求他献上自己虽红色而不健康的心。

那时，我已没有悲伤。

偶尔，心头会有一丝莫名的惆怅袭来。

那时，我已18岁。

---作者： 柳杨公社

黄章晋：大清洗是一种体制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西伯利亚建设"。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1979年初，周扬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透露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帐！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

周扬还坦承：“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 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到了1965年，毛又发动对中共国歌的词作者田汉，中共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夏衍，中共著名作家、编剧阳翰笙的批判。

这场批判对周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祥信号。因为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中央文委的四名领导——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曾被鲁迅嘲讽为“四条汉子”。

据周扬的老部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光年回忆，那次，毛泽东对周扬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那时，周扬应该能够预感到，快轮到他被整了。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说他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一夜之间，周扬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被扣上一大堆罪名，“批倒批臭周扬”的文章满布报刊。

那年12月，造反派把正在天津养病的周扬揪回北京，关了起来。之后，周扬就被挂上大牌子，押上了北京市大大小小的批斗会。

周扬的次子周迈曾目睹父亲在工人体育场被批斗的场景。他记录说：“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周围的人注视着我，我若无其事地跟着念语录，举手喊口号，这些我早已习以为常。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使他的头时仰时俯。这时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未来遭遇是无法想像的，我哪能想到第一次看到病后的父亲，竟然是在一个野蛮、丑陋，没有人的尊严的大露天体育场里。”（李辉文集《往事苍老》）

周扬被批倒后，经历了9年的监禁生活。

据他向亲人讲述，专案组的人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

他最怕那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有时周扬困得睡着了，打手们就拧耳朵扯醒他，一次次的拉扯下，他的一半左耳被扯掉，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

1975年7月2日，毛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不久，周扬重获自由。

刚从秦城监狱出来时，周扬几乎失去表达能力。几天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长子周艾若说的第一句话是：“搭帮毛主席……”这是湖南益阳土话，意思是“多亏毛主席”。

周艾若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

---《百年真相》节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