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死，我们宣传需要一个大熊猫的图，设计扒拉了一个版权库里的熊猫崽崽

四川朋友不乐意了：你这个熊猫好像不是我们四川的，是xx省的

设计崩溃了：❓这是local光环吗这也能认出来，熊猫不都长的一样？………

我：那放个花花什么的四川网红熊猫呗

同事：花花有版权……

不是……熊猫不都长一样吗！

我觉得中文群里没有几个人能把美国司法体系讲清楚的，也没人能把选举体系讲清楚。我上大学学过十二怒汉，指的是陪审员，但具体是什么制度安排，我咨询了ChatGPT才略知一二。所以，我对司法体系只知皮毛，至于有没有双标，那就压根不懂了。司法和选举不是靠直觉，辛普森案即使电视机前的美国人都认为他是杀妻凶手，这是直觉，但一只手套却能证明他无罪。在州法院输了官司，州的司法体系很烂，联邦法院的官司输了，联邦的司法体系很烂。十二个陪审员都判定有罪，十二个陪审员都很烂。这就是直觉，但直觉不是法律。

蛤，上周刚买的伊利😅

难怪这个社会怪怪的，正常人都没有流量，反倒直播拉屎一堆人看

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单位、部门，顶撞领导都要被收拾，我属于太冲动了，也被收拾得挺惨。

安卓呢？

中共竟然一直等到5月20日赖清德就职仪式结束后第三天才进行环岛军演。

这只说明一件事，就是习近平怂了。

赖清德何许人也，不需要等他发表就职演说，全世界都知道。即使习近平无能到没办法提前预判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会如何表态，中共也很应该针对几种可能性最高的情况，例如分“强硬”、“软弱”、 “中庸”三种情况做预案。

如果提前准备了应对方案，只等赖清德就职演说后择一执行，中共的军演就不需要拖到第三天。

现在拖到了第三天，这就意味着中共对台决策机制里存在着某个严重影响反应速度却没有人敢追责的问题。

——习近平的“遇事迟”。

以及在中共决策核心里，因习近平的独揽大权、多疑敏感，导致下属为防遭其疑忌不敢越权行事，连做预案都不敢积极主动的“摆烂式”工作氛围。

在一个领导既不懂行没法亲自干活，也不尊重干活员工，却为耍威风经常对干活员工大呼小叫挑刺苛求的工作环境里，动辄得咎的一线员工到最后就会养成象算盘珠一样拨一拨才动一动的工作态度。

因为少做才能少错。

当能干活的人都逐渐变成不拨不动的算盘珠后，整个部门的工作效率自然就会降到和拨算盘珠的人的手速相匹配的水准。

在台海问题上，中共决策部门显然已经进入了上述工作状态。这个议题过于敏感，习近平不放心交给别人做，但他越不放心，越在此事上揽权不放，对各路“能干活的”下属挑剔苛求，下属们就会越谨小慎微，不敢在习近平本人清晰表态前乱说乱动。

于是，只要习近平本人没有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没有清楚发出“给我准备几个方案”的指令，下属们就不敢做事，或者虽然私下准备了，也绝不敢在习近平开口索要前主动呈上。

中共的对台决策，目前显然是100%由习近平掌控的，不仅大方向由习近平掌控，细节也一样。

所以习近平的工作效率，就等于整个团队工作效率的上限。

而作为一个知识基础薄弱，技能点都加到了权斗上的纨袴，习近平的决策效率在任何涉及较多技术考量的项目上都很低。

然后，我们不要忘了，对台跨海作战在现代战争中也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类型。

因此，习近平目前已经让自己陷入了很尴尬的处境。

他不可能放心把这件技术含量很高的决策工作交给别人做，甚至也不放心把其中的一部分，涉及技术的部分，交给懂行的专业人士来做。

但他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就得亲自弄懂对台作战会涉及到的各种技术细节。

这可太为难一个70岁的学渣了。

在这件事上，分权，他不放心，揽权，他Hold不住，可真是进也难，退也难。

进退两难的结果，就是他也躺平摆烂了。

在成功连任之后，习近平在许多重大事务的决策上都隐然透出了摆烂姿态。

他似乎逐渐认清了事实，这事实就是作为一个70岁的学渣，他不可能在进入大权独揽无人掣肘的状态后，在决策失误的责任再也无法推卸给别人之后，通过努力学习成为一个在面对各种技术含量较高的复杂议题时能作出正确决策的英明领袖。

他不能犯错，但观高数题如观天书的他，面对自己亲手揽来的国运考卷，也没有能力“答对”。

这倒不是说他会害怕一旦犯错，中共内部的反对者有办法对他追责。

但他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以英明领袖自诩的他，会用背书名列书单的方式拉抬个人形象的他，从小到大习惯了被捧着的他，总归是要面子的。

所以习近平现在进入了另一种心理状态。

他开始糊弄自己。

延迟到第三天才开始的对台军演，是他对自己的交代，而不是许多分析者认为的，他对民众、对党内支持者的交代。

他这种心态不会仅在台海决策中显露，也会在接下来其他技术含量较高的决策项目中显露。

例如中国经济。

习近平已经是个70岁的老人。

无论他过去是不是对武统台湾、东升西降有执念，到了现在，到了看起来能阻碍他的一切外物都已被扫清，只需要下定决心就能达到目的的时刻，他总归需要面对这个真正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自己。

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勇气，他自己的意志。

而作为一个长年受父亲荫庇的纨袴，一个长年生活在谄媚吹捧中的特权阶层子弟，高估自己是必然的。

只是这种高估，到了没有人能替他糊弄自己的时候，总是要破灭的。

能不能真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完成台海作战，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有没有决心和意志正面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要不要在70岁高龄冒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之险，倾国一赌，他自己得想清楚。

他显然还没有想清楚，或者说，他不愿意想清楚。

对一个似勇实怯的纨袴来说，对一个一生都只能打顺风仗，直到70岁都没有借助身边那些靠堆都能把一个小学生堆成学霸的教育资源学习资源摆脱学渣身份的弱者来说，糊弄自己，拖延了事，用“长考”来错过时机，事前只发布含糊暧昧的指令，把失败的责任推诿给“不拨不动”的下属，是最顺心的抉择。

他怂了。

但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怂了。

可惜，这是瞒不住的。事态的发展最终会让全世界都意识到他已经怂了。不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外交、战争方面，习近平都丧失了进行突破性决策的心气。

“烂尾帝”正在让自己的人生烂尾。

他的帝国则会在上下甩锅互相糊弄中以贻笑天下为终局。

哈哈，这个没法说，煞笔遇到高智商捞女，现在还能反转

中共掠夺农民的第一招——“统购统销”

1953年，当时中共的政务院便颁布了一个名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其中明确规定如下：

“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 ，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

在中国官方的政令文件上，从来都是充满了仁义道德的词语，这个文件当然也不例外。你看人家说得多好，你们农民的粮食既可“自由存储”，又可“自由使用”；既可卖给合作社，又可在集市上交易。你们够“自由”了吧？但是请注意，人家还有个绵里藏针的“温馨提示”：你的这一切“自由”，必须是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分配的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以后，才“可能”有这些“自由”。而到这时，你连填饱肚子都大成问题了，你那些“自由储存”，“向集市出售”的“自由”就只能成为“中国梦”了！

其实农民只要年景好，无天灾，确也有一定的余粮，也会拿到集市上来出售，以购回一些生活日用品，这本是自然而正常的事。但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暴政借口要搞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而搞所谓“统购统购”，其主要目的，首先是要尽量囤积粮食，准备打仗；其次就是要对农民进行剥夺，他们所出的那个“统购价”，还不到当时市场价的一半。这实际上就是假“统购”之名，行抢夺之实。更重的是既曰“购销”，那就是买卖。买卖就是要双方自愿公平合理。而这个“统购统销”则根本不管你农民愿不愿都得卖。县里把“统购”任务下到各区，区把任务分给各乡，乡分给各村，村直接按户、按人头下任务，农民愿卖也得卖，不愿卖也得卖。

更要命的是那个“统购”任务之高，以我的家乡成都市附近农村为例，农民平均每亩田就要卖“余粮”上等黄谷350市斤左右。而当时根本没有今天的什么高产良种稻，一亩田的产量也不过500来斤，卖了一半以上的“余粮”还有公粮任务必须上交，你说这农民不闹粮荒能行吗？这是“地主、反革命份子、坏人煽动少数落后群众闹粮”吗？这和官媒体上常爱说的什么“不明真象的群众”被“坏人煽动起来闹事”，真是如出一辙。怎么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的政府，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仍然是只知委过于民，而从不“下诏罪己”呢？

为了完成“统购统销”的任务，当时各地专门派了工作队，直接下到区、乡、村进行“督战”，软硬兼施。所谓“软”，就是讲大道理，进行政治宣传，说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你们翻身得解放，分得了土地，吃水不忘挖井人，要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等等等等，接着再哄，说“卖余粮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建设好了，以后耕田不用牛（用拖拉机），象苏联的农民那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神话鬼话，天花乱坠。这时再选农民中一、两个积极份子，或许以入团，或许以入党，或提拔当农村干部，或将来招工进城之类的空头支票。更在私下里对这些积极分子“透露”点“内部机密”说，“万一你们将来缺粮了，政府又可以返销一些粮给你们呀，所以这就叫统购统销嘛，未必共产党还会哄你们呀”？

农民当时确实还是相信共党和政府的。更不知这些工作队干部只是为了他自己要完成任务保住饭碗，乃至升官便信口许愿，你农民将来有无饭吃与他们何相关？于是积极分子们便信以为真，出来带头表示响应政府卖余粮的号召，甚至还要超额多卖。其他农民谁还敢叫苦、反对，或说不卖？如果这一切“软”的都还不行，“硬”的就来了。俗话说“半夜吃柿子——专挑软的捏”。农村中最“软”的莫过地主，富农，抓两个出来，或说他家私藏粮食（农民哪个家不藏一定储备粮？），或说他“不满统购统销造谣破坏”，或说他“煽动闹粮”……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咋说都行。于是弄来开大会批斗，公安局马上配合，当场逮捕。那时连逮捕证都不需要，一根绳子捆起拉走就行了。老实的农民早都吓呆了。当时有个和我父亲多年相识的老农民，到我家悄悄对我父亲说“到了这一步，莫说喊你卖粮食，喊你卖老婆你也不敢不答应啊”！

这就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就是苛政、暴政下农民悲惨的处境！不过平心而论，统购统销虽然让农民受害不浅，但又还没弄到要饿死人，象三年大饿荒中“猫儿饿得舔磨子，老鼠饿得啃砖头”那样的惨景。因为当时农民手中毕竟还有些芋头、红薯、瓜果、蔬菜一类的东西，可以“抵挡”一阵子，到夏粮一出来，情况就缓解一些了。于是当时报上便大肆宣传“瓜、菜可代半年粮”，“红薯营养很丰富”。不过写文章的人，却不会去拿瓜菜红薯当饭吃的。

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土改后的农民分得土地时，以为自己当真就是土地的主人了。却不知中共这个全中国唯一的“大地主”比“旧社会”的“地主”更厉害百倍不止。而“统购统销”只不过是当局准备掠夺农民第一招的“小试牛刀”，而“小试”之后，善良老实的中国农民，基本都逆来顺受了，反应并不强烈，更没在全国出现上万宗“群体性事件”。于是当局一道道的“优惠套餐”就给农民端到桌上来了，从互助组而初级社，而高级社，而人民公社，而无偿劳动大炼“钢铁”，乃至收回自留地，不准搞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招比一招狠，招招致命，刀刀见血。到这时，农民别说反抗，连呻吟的气力也没有了。所以三年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三十万人而风平浪静的河南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宪文见此情景，不无得意地赞叹道：“多么好的老百姓啊！”

---作者: 林傲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