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门工作，经常遇到这样两种领导：

一种，部门具体事情，一概不做，却整天忙着单位大事的领导；

一种，闲不住，恨不得把全单位的活都拿到部门给下属做的领导。

很不幸，有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会同时在本部门拥有这两种领导。

也说钻营

钻营很多时候，是贬义词。但在这里，我想作褒义的使用。

钻营，一是代表着一种上进心；二是代表着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三是代表着一种勇毅刚猛的精神。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容易小富即安、得过且过，贪图安逸；二容易稍微遇到点挫折，就打退堂鼓，就泄气，就认输。

可你见过哪个真正善于钻营的人，沾染过这些惰性与懈怠？几乎没有。

很多时候，我们把别人的奋斗、别人的隐忍，误以为是“削尖脑袋”的钻营。其实，那不过是我们在对镜自照时，为自己的人生遗憾寻找的一种冠冕堂皇的托辞。

钻营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一种对人生的怯懦与退缩的态度。

人年龄大了后，在虚无感陡增的同时，也变得对一切都很淡然。

年轻时，渴望成功，却一直失败，整个人陷进痛苦。

年龄大了后，更失败了，反而多了几分释然、淡泊。

或许，真正能给一个人带来改变的，不是阅历，也不是学识，更不是思考，而是年纪。

年纪、年龄才真正改变一个人。

人性可怖，但人仍可爱

人性往往是割裂的。一个好人，也可能在某些角落里隐藏着肮脏与阴暗，甚至低于我们所能接受的道德底线。

有时候想想，人性真是可怕。

它既能让人高尚，也能让人堕落；既能成就文明，也能毁灭善良。

因此，不必盲目肯定人性。人性是经不起细察的。然而，不去肯定人性，并不意味着否定每一个人。

人，是复杂的存在。一个人在人性中可能有阴影，但他在生活里，仍可能温暖他人。我们可以对人性失望，但对人，不该失望。

真正让我们绝望的，是那种人性中的黑暗；但支撑我们活下去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那一丝明亮。

一个人的人性或许不完美，但他这个人，依然可能是善良的、值得信任的。

人性可以丑陋，但人，总值得怀抱希望。

人性确实割裂，而人，终究单纯。

让我们动摇的，是人性；让我们相信的，是人。人≠人性。

《势利：一种生活需要的聪明》

与人交往久了，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势利的。但这并非人性的堕落，而是一种生活的聪明。

人活着并不难，难的是“活得好”。哪怕今日科技昌明、物质丰裕，真正活得体面、活得有尊严的人依然不多。因为在竞争加剧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被迫学习一种“生存的技艺”——而势利，正是其中之一。

势利的背后，是一种现实理性。它让人具备三种功能：

第一，筛选功能。 势利帮助人迅速识别谁值得接近、谁不必耗费情感，从而节约精力；

第二，向上功能。 势利使人懂得追随优势资源，寻求更高的平台，以便改善处境；

第三，节约功能。 它让人在人际交往的复杂局中，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可能的收益。

因此，势利并非全然可耻。它只是人类在加速度社会中的一种适应策略，是人性在压力下展现的精明。

当然，若势利失去了分寸，滑向卑鄙与功利，那便不再是聪明，而成了灵魂的贫乏。

真正的聪明，不是彻底抛弃势利，而是学会在势利与良知之间，找到平衡。

舆论的错位良知——也看郑智化事件

郑智化吐槽深圳机场对残疾人不友好，起初舆论一片支持，但很快风向反转，批评、嘲讽接踵而至。

唉！这就是我们的言论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网络现实。不夸大其词，无人理睬；夸大其词，又被指责“言过其实”。于是，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在公共场域表达真实的关切。

在一个公民意识尚未成熟的社会里，舆论常常执着于表象，而忽略问题的核心。郑智化的情绪化发声，确有夸张之处，这是事实；但社会公共设施普遍缺乏对残疾人的关怀，这同样也是事实。遗憾的是，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前一个事实上，对后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却选择了回避。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种舆论的“良知”——要求公众人物必须言之有据，不得夸大。但这种良知却被错位使用，变成了掩盖真正问题的遮羞布。当人们忙于追责“言辞不当”，他们也在不自觉地回避现实的冷漠与制度的缺陷。

郑智化的错误，也许仅在于他相信这个社会仍有理性讨论的空间。然而他遭遇的，不是对事实的辩驳，而是一场情绪性的围攻。

一个社会如果连表达的勇气都被讥笑、连情绪的呼喊都被惩罚，那么沉默就将成为新的安全。真正令人悲哀的，不是郑智化的“失言”，而是我们共同失去了倾听与思考的能力。

人活着需要幻觉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对自我的幻觉，没有这种幻觉，人将失去生存的动力。

阿q就证明了这种幻觉，对人性自我的意义，尽管最后是一场悲剧。

可以说，整个人类文明、人类的物质文化创造，都是基于这种幻觉。

像愚公，如果他没有这种幻觉，他无法想象自己能移山。

我们活着，很多时候，动力就来自这种对自我的幻觉。

有的人说，我们要认清真实的自己，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自我的幻觉。

人都是有限性的生存，谁能认清真实的自己？没有的。

而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在于他认不清自己。认不清自己，才匍匐在大自然和诸神的脚下；认不清自己，才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

鲁迅是在批评阿q吗？其实，鲁迅是通过阿q，在质疑一个不能允许人勇于肯定自己的时代。

任何对幻觉的拒斥，最终都是灾难。人活着需要幻觉。幻觉，正是人类对虚无的抵抗。

人之伟大在能变换性情

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不断改变或者说调整自己的性情，以适应这个社会。

中间虽然有很多撕裂、纠葛和痛苦，但最终都在不断地改变。

事实上，一个人活着很难不违背自己的心意，自己意愿。

我们人或许就是这样的动物，为了适应环境，不断地改变着自己。

动物也在不断地改变，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但动物的改变，却需要上千年的演化，人就不一样，人只需要不断给本心施压，压制本我，就可以很快实现这种变化。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对动物或许是真理，但对人却不是。这句话太强调，环境对其作用对象的改变，却忽略了对象本身的主动因应。

人能够主动的适应环境，动物却不能。错过了南飞的燕子，会被冻死在过早到来的寒冬，但人不会。

面对环境的挑战，人会主动出击，但动物只能被动淘汰。

一个物种出现，却又灭绝，人类一旦出现，就会成为永恒。

并不是说大自然无力作用于人类的身体，而是人类还有心理因应上的对大自然挑战的应对。这是人从其社会中，学到的本领。

动物也会结成群，但不能产生社会，人就能。人有社会，让人类面对自然更加从容。

但最终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社会远比自然复杂，应对自然需要身体上的改变，但应对社会，却需要整个人自身的改变，尤其是心理上的自我调整、性情上的自我转变。

人说过来说过去，是一个社会性存在，而作为社会性存在 ，归根结底人是一个心理存在：人就是他的性情。

人能变换性情，让人超出动物，拥有了更加复杂完善的应对自然的机制。这就是人的伟大。

观《怪物：艾德·盖恩的故事》

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一股只属于自己的疯狂。不同的是，有的人选择压抑，将这份狂热隐藏在礼貌与秩序的外衣之下；而有的人，则选择表达，让这种力量直接冲撞社会的边界。前一种人完成了自我社会化，成为“无害”的社会成员；后一种人，则往往与社会渐行渐远，被塑造成“异类”，甚至“怪物”。

艾德·盖恩的故事，便是这种极端情形的缩影。他之所以堕入黑暗，一方面源于母亲的强势与控制，另一方面也来自他自身的选择。他一生都未能摆脱母亲的精神桎梏，心理上始终未曾剪断那条无形的“脐带”。这种依附，成为他封闭而危险的舒适区。

他一次次的杀戮与对尸体的亵渎，并非单纯的暴力行为，而是对母亲的扭曲召唤。在这种病态的联结中，他试图以极端方式重建与母亲的精神纽带。而他之所以彻底脱离社会的秩序，也正在于这种联结无法被他人、被世界所共享。

影片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隐喻：一个人若始终被单一的“中心”所支配，像树木一样只能向上生长，那么他就难以与外界的多元根系相连。唯有当一个人能够像块状结构那样，自由延展、交织、交错，才有可能实现与社会的丰富联结，并在异质中找到自身的位置。

艾德·盖恩的悲剧，就在于他无法摆脱“树状思维”——这种单线、单根、封闭的精神模式，使他失去了横向生长、接纳他者的可能。而现实中的人生，注定要遭遇多种“根茎”：不同的人、价值、经验与可能。你无法摧毁它们，只能选择包容与共存。

母亲属于过去，而人生必须面向未来。这不仅是一种时间上的命题，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谁能尽早从树状思维迈向块状思维，谁就能在多元与复杂的社会中找到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艾德·盖恩未能完成这一转变，最终成为社会无法容纳的“怪物”。而怪物，终将被社会所清除。

人能不能走出他的有限性？

人能不能走出他的有限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有两种答案，一种是人能走出；一种是人不能走出。

人能走出，证据是符号知识世界的永恒性。

人不能走出，证据在于任何符号知识的世界都带有它自身的局限。

其实，我是倾向于后者的。即使知识世界是永恒的，呈现出一种理性。但这种理性，对于任何后来的人类来说，都是局限性。

知识世界本身的历史性，它作为时间性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人不能走出，至少处在这个当下历史时刻的人是不能走出。

这让我想到普朗克的一个观点，他说：一个新的理论之所以战胜旧的理论，不是因为它更有说服力，被普遍接受，而是信守旧理论的人，都死绝了。

普朗克的话，话糙理不糙。人终究是有局限的，不可能走出他与生俱来的有限。超越有限的是不同的新一批的人类，而他们同样重复着被他们超越的人的命运。

尼采、瓦格纳与当代音乐的病态

写于2019-5-30 23:03

对于尼采而言，瓦格纳曾是他生命中最深的幻觉。1872年的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几乎将瓦格纳当作“希腊精神在德国的新生”来赞美。他相信，在瓦格纳的音乐中，潜藏着一种与古希腊悲剧相通的力量：酒神的狂放与日神的秩序的再度结合。

然而，十五年后，尼采终于痛下决心，与瓦格纳决裂。1887年的《偶像的黄昏》里，他对瓦格纳进行了全面清算。这不仅是对一个艺术家的批判，更是对自己曾经的幻觉与迷醉的刮骨疗毒。尼采直言，瓦格纳不过是一个“半瓶子醋的音乐家”，他的音乐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统一其中所释放的力量，缺乏真正的风格（《尼采全集》第十三卷，第163页）。

尼采敏锐地指出，瓦格纳的成功并不源自艺术的真诚，而在于迎合了时代的病症。这个时代需要病态，需要残酷，也需要虚伪的无辜与自我装傻。瓦格纳恰好满足了这些需要。他的歌剧以震撼的音响、极端的情感、夸张的舞台效果，带来了集体性的沉沦，而非个体的觉醒。换言之，瓦格纳音乐的力量，是制造幻觉的力量，而不是唤醒生命的力量。

这不正是我们当下音乐文化的写照吗？今天的流行歌曲，往往追求的是旋律的轻快与包装的绚丽，而非触及灵魂的真切震动。我们很少再听到像 Beyond 这样的歌曲，去歌颂《农民》与《大地》，去唱出《光辉岁月》的坚韧与希望。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短暂的流行热曲，它们以所谓“清纯”“青春”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耳朵，带来片刻的迷醉，却没有任何持续的力量。

音乐，本应反映一个时代的灵魂。若如此，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时代所滋生的，正是“瓦格纳式”的艺术家——他们制造的是迷醉与幻象，而不是生命的觉醒与重建。尼采在批判瓦格纳时，实际上已经预言了现代艺术的症候：病态、贪婪、冷血，以及把空虚包装成姿态的“卖萌”。

在尼采看来，真正的音乐，应当承担起“唤醒”的功能。它不是麻醉，不是让人忘却自身，而是让人更深刻地面对自身的存在。任何音乐，如果不能带来这种个体的觉醒与生命的高扬，便是颓废的“半吊子艺术”。

音乐本应是治疗，但在我们的时代，它却成了病症的延续。病意味着破碎，意味着在世界中丧失了自我，只剩下一个被外部材料拼接的布偶。拯救，从反抗音乐的堕落开始。

小米汽车出事不是一起了，活活烧死了至少3个人。但因为它是民族品牌，是中国科技优越西方的证明，所以，基本上也没怎么引起重视。

有时候感慨，我们真贱，明明我们是他们吹牛逼的代价，却还是为他们的牛逼骄傲。

科技首要的是它的人文关怀，而人文关怀最最基础的门槛，是对生命的敬畏！

可我们的科技，做到了吗？

这让我想到史怀泽和他的敬畏生命伦理学。

没有对生命的敬畏，科技就会变成今天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样子。

这些年，经济发展得很快，一场疫情、贸易战，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一下子被扭转。

但消费主义，尤其是超前消费主义，并没有因为经济衰退而刹车，相反愈演愈烈。

一方面，是这么多年消费者培养出来了这样一种超前消费的惯性；另一方面，现在借贷消费更加便利，也有各种优惠，像支付宝的花呗、京东白条、美团、微信等等，都在推波助澜超前消费。

但事实上，在经济下行的今天，超前消费，也就是所谓的借贷消费、信用卡消费，就是在提前透支未来。

像房地产，不知套牢了多少家庭的未来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这个教训是很惨烈的，这也是超前消费的灾难后果之一。

现在大家不敢把钱大把大把投资在房子上，而是转移到买电动汽车，几十万的车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上千万的房子，其实是一样的。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全靠信用卡、花呗、借呗、京东白条，来回腾挪周转，才维持现有的生活，却从未想过，人是人，会失业，会生病，过着今不想明是可以，但人不可能稍微遇到点挫折，就寻死觅活，就想着逃避。

借的银行的钱、平台的钱，哪怕你不吃不喝，都必须按期偿还的，不然本金、利息一起算，利滚利，更是天文数字。到时哪怕你再辛苦挣钱，到工资卡的钱，还没等你花，银行就会自动扣掉，你转移这些钱，流水上一旦显示你有钱，但转走了，就会被银行起诉恶意欠款。这个后果很严重很严重。

经济下行期，切莫超前消费，更不要借贷消费，那是我们普通人，负担不起的大山。

人的一生，很多时候是迷茫的。我们找不到目标，也找不到可以暂时立足的石头。整个人像在溺水，又像从高处坠落——除了往下坠，什么也抓不住。那是一种深沉的恐惧与无力。

活着，其实就是与陷入这种境地的自己搏斗。只是多数时候，我们都输给了自己，陷进更深、更持久的迷茫之中，有的人甚至用一生都未能走出。

看似一个人在单位里工作积极，充满活力，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内心深处的迷茫。我们往往被外在的勤奋所迷惑，却看不见灵魂的阴影。一个优秀的人，也可能在无声的夜里，与绝望为伴。

迷茫是一种灵魂的长期状态，它无法被表象穿透。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应轻易判断一个人的灵魂。人是复杂的，我们每个人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外在的生活与内在的生活。而这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映照，而常常是彼此遮蔽。

多谢各位朋友关心，在此一并致谢🙏

说到诊治费17000，更气。出院报销后只用了7000那个样子，剩下的钱也不退给我们了！唉！

我给她说，你爸妈给你哥盖房子，我们最多出15万。

她一听气不打一处，然后把我刚转给她的10万，转回了我。

然后，让我算算这几年，她还欠我多少钱，全还给我。

唉！他哥嫂不正干，40多岁的人，一点积蓄没有。孩子也培养得失败，初二就下学了！

她老爸老妈恐怕他们两个不能动了，儿子也盖不起新房，就不顾孩子反对，推倒旧房，原址建起四层小楼。钱不够，也是二老豁出老脸去借，二老不去借也不行，他儿子怕花钱反对盖新房，当然也不会去借。

说是去借主要还是向我们借，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出15万帮衬着二老把房子盖起来。

上上周，她妈生病，诊治费17000，也是我们出的。

就因为吃饭时，我给她说，你给你们家花钱时，也要留一手，最多15万，不能再多了，什么装修、家具、电视、冰箱，他们有钱就买，没钱就不买。

我的话，招惹到了她。

把刚转去的10万还给我，现在逼我离婚。

唉！

我最害怕放假和周末，因为他们的作息时间和我不同。

他们是上午不起床，而我一般早早起来，越是假期周末醒得越早。

因为他们的时间和我的不一致，导致整个假期基本减半，什么也干不成。想约着他们出去附近走走，这些都不能成行。

唉！

当领导的人里，自以为是的最多。他们常常误以为自己之所以能得到尊重与肯定，是因为自身有多么出色，却不明白，那只不过是权力带来的附赠品。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下属离开了他的部门，往往再也不愿与他有任何交集。没有了职位上的从属关系，人们就懒得再忍受他的指手画脚与自以为是。

同样的情景也会发生在假期：平日里已经够烦了，下属们巴不得与他保持距离，更不可能在非工作时间主动与之寒暄。谁愿意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还要看他耀武扬威呢？

这正是权力的幻象：它能制造虚假的认可，却无法换来真正的尊重与友情。

在官僚体系里，人只剩下官职

在行政楼上班，最大的感慨就是：在这个冰冷的官僚体系里，唯一存在的只是森严的等级。

人的丰富性在这里被有意无视。无论你有怎样的学问，怎样的人格与经历，都在行政秩序里被抹平成一个单一的身份——官职。

哪怕你是教授，如果官职级别低，一个普通讲师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指挥你。在这里，年龄、学历、职称都失去了意义，唯一有意义的，是谁的官更大。

行政楼的眼睛，只认得等级。

《731》：让电影回到叙事

《731》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影片，它的最大价值在于回到电影的本质——叙事，而不是沦为单纯的政治宣传。

一部真正优秀的电影，首要任务是讲好故事。即便是说教片或政治片，若失去了故事，就只剩下空洞的口号和生硬的煽情。遗憾的是，如今的许多电影，往往在情感渲染和意识形态灌输上用力过度，却忽视了叙事的完整与人物的立体。

电影的根本，在于叙事。其核心有三：第一是人物，第二是情节，第三是故事的完整性和逻辑性。而恰恰是第三点，常常成为许多影片的短板。

《731》在这一点上做得可圈可点。影片故事完整，情节推进自然，人物形象饱满。它所讲述的，不只是战争年代的残酷，更是人在极端处境下，能否仍然保持人性与尊严的问题。无论为善还是作恶，在那样的环境下，个体都可能被剥夺为“人”的资格，遭遇同样的屠戮与凌辱。这种对人性的拷问，使影片的叙事更具深度和普遍性。

《731》是一部让电影回到叙事的作品，它在历史题材与民族情绪之外，更关注人的境遇与命运。这才是电影应有的厚度与力量。

在单位里，人往往是孤独的。

这种孤独，并不会因为办公室的繁忙，或同事间表面的和颜悦色而减轻。它的根源在于制度的不公正，以及由此形成的人际生态。

做事的人，总是被领导随意使唤。如果再老实憨厚一些，连同事也会把他们的工作推过来。于是，越肯干的人，反而越被压得透不过气。

有些领导，本身并不做事，却总是一副忙碌的模样。他们口口声声说推进困难，每天电话不断，微信、QQ回复不止。但事实上呢？具体的事他们一件也不会做，只会夸夸其谈，把办公室当成交际场所。人来人往，喝茶聊天，甚至常常消失半天一天。到头来，大家反而觉得他们不容易。

并不是单位里人浮于事，而是制度使然：谁踏实肯干，谁就被堆上更多的活。做得越多，留下的尾巴就越多，被人抓住的辫子也就越多。

同事们都不是傻子。有人肯做事，领导就会依赖他，办公室的活也自然全都堆到他身上。于是，有人忙得焦头烂额，有人却可以心安理得地清闲。长期下去，心里怎能不憋气？一旦有情绪，办公室里的空气也会骤然紧张。

所以，单位里的孤独，并不只是“勾心斗角”四个字能概括，而是更深的无奈：做得多的人更加沉重，做得少的人依然心照不宣。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表面维持着和谐，实际早已难以自然。工作结束，下了班，绝不会有人再想继续往来。

毕竟，在单位里被彼此算计得多了，谁还愿意真心做朋友？大家都明白：这只是工作关系，仅此而已。

这，正是办公室的生态。表面热闹，实则孤独。哪怕偶尔在办公室里交心，下班后也会立刻恢复冷淡。

唉——孤独的办公室生物们！

生活就是这样，不让任何一个人完满。

给你这，拿走那。

所以老子才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人生在世，重要的是心态。

心态好了，任何困难都不是事。

心态不好，任何一个困难，都能把一个人击败。

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生，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心在动。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这才是我们该修炼的心态。

《人是情绪存在，情绪是人的绽开》每当情绪暴走，我就深感人看似活在外部的世界，穿梭在城市的街道，其实，人更活在心里，活在情绪里。真的是一念起，一念落，就是每个人的一生。

很难摆脱情绪对我们的控制。

我算是很理性的一个人，但仍然屡屡被情绪裹挟，被情绪驱使。想想其他不像我般理性的人，他们的生活更是像龙卷风，更加浑沌浑浊。

为什么人很难摆脱情绪的控制？我想主要还是人就活在情绪里，情绪是他的绽开，情绪要比理性更根本，是人的本体。

情绪本体可以被掩饰，可以以扭曲的形式展示，譬如，理性。但情绪的存在是不能被否认的。

面对情绪，我们人，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情绪对他人和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值。但至于消除情绪，做到无情无绪，这是不可能的。

或许，对于一个人来说，唯有情绪让他最真实，理性却只会让他带上面具。

人说到底，活在内心里，就是活在他的情绪。情绪是这个人的绽开。

这个世界会好吗：写在查理·柯克Charlie Kirk被杀之后

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包容的世界，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不是想着抹黑和肉体消灭，而是和他理性的辩论。

但事实上，面对不同观点的持有者，极端主义往往是一种常态，相反，理性的辩论却很难得。

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需要极大的胸怀，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而不采取极端的行动。

美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民主和自由传统的国家，没想到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不同意他的观点，就枪杀他。

很难理解，在一个具有悠久自由传统和包容对话的历史的国家，能发生这样的惨剧。

事实上，今天不仅美国在分裂，对立的各方，走向极端主义、激进主义，孟买、尼泊尔也一样。

美国的伟大建基于南北战争之后南方和北方的相互和解，这一和解奠定了美国几百年的伟业，但今天，在美国Turning Point USA创始人、保守派青年旗手查理·柯克Charlie Kirk被暗杀后，也危如累卵。

今天，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族群分裂、阶级对抗、种族对决，似乎早已不是关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学说所能理解。

或许我们人类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是走向大和解，还是走向荒野大乱斗，希望人类智慧在此之际能发挥积极、正面的效用，而不是把整个世代背进战争的坟墓。

但对此，相信没有谁能够乐观！

人生在命，也在时和势。

很多时候，自己的努力，反而占比很小很小。或许正因此，民间普遍流传一句话，出生是门学问。

但是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推崇“事在人为”，强调个人努力。这有错吗？当然错！

第一，事在人为，就会把自己的失败，完全推卸给自己。但事实上，有时候，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是无能为力的。譬如，一个经常健身的人，不小心被车撞了，落下残疾或者其他长期疾病，他能一味埋怨自己在健身上努力不够吗？

第二，事在人为，我努力了，那我的失败，就不是我的责任，于是为自己卸责，把混不好，归结为爸妈没本事，社会黑暗，人家有关系。但自己的失败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事在人为是错的，错就错在它有上面两个“二律背反”（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反）。

可见，一个人的一生在命在运，和自己努力不努力有关，但也没那么相关。

也说读经运动

（写于2016年8月1日，要不是“那年今日”的推荐，我还不知道我写过这篇小文）

读经运动分裂了。

我赞成柯小刚老师的主张，把读经变成一种致善致知的良心追求和中华文化的道统担当，不太赞成王财贵老师的那样一种泥古、投机和现代商品市场共谋的读经之路。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反对借助读经赚钱、赚名声，因为我觉得人在是伦理人之外，也可以是经济人，而且经济可以造成伦理，但伦理却未必。

所以，只有一个人在追求金钱的道路上，才会想到别人，才会设置伦理。伦理是一种经济人思维的副产品，是人类的商业活动所衍生出的一种支配经纪人的商业规范和行为准则。

当一个人满脑子良心和道统时，他会成为自己思想的奴隶，同时，因为自己追求的神圣性和道德终极性，会让他误解他人，以为自己和别人只是一种我与他的关系，而不能在我与你的维度思考和诠释 。

我与他之间总会隔着一个你，仿佛我与他不过是一种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让我无法用你来思考。但我与你却不同，因为关系的亲密而让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自私，而去关心你。这种关系上的直接性，让我无法用我取代你，就像我对他的思考。

我与他是那么的遥远，以至于我要么无法想象他，要么偷懒用我代替。看似我与他，其实是我与我，这是一种我的独裁。

但我与你不一样，你无法被我取消，你站在那里，我无法不认同你身上的我的陌生性。你让我是我，但他却只会让我也是你，从而有我没有他。

伦理人往往会混淆自己与他人，因为他的道德自负，因为他的神圣追求。但经济人却不会这样，因为市场不会推出只思考生产者不思考消费者的东西，所以，企业、老板和任何经营者，他们必须为你考虑，把他变成你，把你更是你。所以，王财贵他们没有错，如果为了钱，为了利用市场谋利。

问题在于，钱是具有道德性的。如果经济不能创造良性的伦理，不能实现市场买卖双方的均衡，它就会崩溃。这就要求，王财贵们不能不负责任的借助读经赚钱，他还必须通过盈利，创造一种有利于民族的伦理来。

如果除了商品价值，丝毫不考虑伦理和美学，或者考虑美学，不考虑伦理，那么，市场会接受他，但人不会接受他。这不是说人首先是伦理人，然后才是经纪人，而是，经济的价值在于创造一种被社会普遍认同和接受的道德。

当然，有的人很怀疑人有这样一种普遍的道德追求，我们说了，我们并未预设这一点，我们预设的是人为了钱，他必须要求伦理，否则，钱是空的 。

所以，我赞成柯不是柯的立意高远，而是柯把握住了这个市场经济时代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只为了钱做事情，譬如，读经，我们还可以有更基本的追求，那就是为了成为一个伦理共同体，或者说重新成为一个伦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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