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懂中国，越是懂中国人，你就会越懂在这片土地上构建现代化国家的难度。
难在这亿万国民，这广袤国土，在从伤害链走向产业链的过程中还只是“半成品”，难在若你能看见中国人灵魂的投影，你会看到真正属于他们的星座只有一个——人马座。
他们只有半身是人，另外半身还是牛马。
你无法指望这样一群人。
虽然他们渴望过上欧美国家公民的现代化生活，但他们远没有为建设这样的生活，为创建和维护这样的制度环境做好准备。
如果你要强行把这样一群人，半人半牛马，深层观念还停留在古代的人，“拉”进现代政治体系，你会发现成本是惊人的，成功率是极低的。
更尴尬的是，你会发现为了强迫他们成为公民，你将不得不限制他们的思想自由，“向下的自由”。
结果是你不但改变不了他们，还会被他们改变，从一个希望施行民主善政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一个笃信强力手段的暴君。
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你不转换思路，把“中国民主化”拆解成分步分片、分阶段分地区完成的工程项目，就会无从下手。
为什么我会认为在大一统的情况下，中华沦陷区的民主转型无法成功？
因为我太懂这片土地，也太懂这些人。
为什么我认为必须采用先让香港独立、上海独立，先让这两个“点”成为民主堡垒、民主基地、民主样板，再带动沿海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民主转型，才是现实可行的做法？
因为如果不把最容易成功的地区和纵深区域“分”开，如果整个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的问题统统缠结在一起，大家就会象一篓互扯后腿的螃蟹，你拉着我的爪爪，我拽着你的钳子，谁也没法逃出生天。
本来么，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就是先“划特区”，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本来么，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所有的欠发达地区，发展都不是整个地区齐头并进，都是由部分地区尤其是城市先发展起来的。
从点到面，从线到面，是社会无法不遵循的，客观存在的发展规律。
而想让中华沦陷区摆脱千年魔咒，跳出伤害链的治乱循环，打破皇朝周期律，我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
所以，我们需要容许这片土地的人们循序渐进，“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转型成功”，让最有希望爬出竹篓的两只螃蟹用自己的逃离，向后来者证明道路的可行性，也让亿万“半人马”无法在星火初生尚未燎原时，就一瓢冷水浇熄还柔弱的火苗。
推翻旧政权，和建设新国家，是两件事。
是两件想要成功需要准备的前提条件完全不同的事。
许多在民主转型上“卡瓶颈”的发展中国家都曾成功推翻过他们的暴君。
推翻旧政权，很难，常常需要流血。但当暴君的欺凌把人民逼到绝境，当“活下去”要付出的代价要承受的压力过于接近造反者要承担的，当民怨汇成洪水奔涌咆哮决堤而出，曾趾高气扬的暴君就会呈露其虚弱的本质，在抗争者面前轰然倒下。
推翻旧政权，很难，但再难，也是足够绝望的人们做得到的事。
但建设新国家却不是。
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国家，在帝国的废墟上，扔掉旧“图纸”，建起一座全新的上层建筑，不是有勇气、有怨气、有决心就能成功的。
还得有智慧。
推翻旧政权需要的是破坏能力。
建设新国家需要的却是建设能力。在流血推翻旧政权后，好容易有了建设新国家的机会，却因缺乏足够的建设能力，缺乏相应的人才和团队，只能反复“卡瓶颈”，人民在候选政治人物中作出了选择，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推翻自己曾经的选择，是无数发展中国家民众的锥心之痛。
如果不彻底认清现实，不把建设新国家所需的经济基础、民情民意、外部援助和技术支持计算清楚，不因应现实条件去设计行动方案，这份锥心之痛就会同样成为在中共帝国崩溃后，在“大一统”的旗帜下，因新一代政治人物的建设能力与过大的疆域、过多的人口、过于复杂的民情民意、过于沉重的历史负担不匹配而同样“卡瓶颈”的沦陷区民众的血泪心声。
你们不希望走了习近平，却迎来王近平、李近平吧？
你们不希望在摆脱中共中央的欺凌践踏之后，又要承受另一个中央的欺凌践踏吧？
你们也明白，饭只能一口一口的吃，路只能一步一步的走这个基本常识吧？
那么你们就该明白，在中共国如今的经济坍塌势头下，在除了完成对产业链秩序的建构没有第二条挽救经济的出路时，脚踏实地，象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搞“特区”那样，在小范围内实行不同的游戏规则，容许发展程度差异极大的地区采用不同的发展策略，容许离完成转型最近的城市和地区“分裂”出去，才能让这些最有希望的地区通过法理上的独立建国，来保证自身的发展既不受任何“中央”掣肘，也不受内陆地区亿万“半人马”干扰。
整个中华沦陷区目前能拿出来的建设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因此，实际上，只有香港和上海，能在摆脱其他地区的干扰后，较快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建构。
大一统=团灭
选择新欧洲方案，选择让至少两个新兴国家成功，才能让这两个新兴国家成为整个沦陷区觉醒者可以投奔的安全岛，也成为其他新兴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国家建设时可以就近求援的技术支持“客服中心”。
然后，让她们因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成为促成邻近地区新兴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