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国家也是。

宗教令教徒们共享一个精神层面的“家庭”,人们读同一本圣经,去同一座天堂,灵魂得到的是同一个神的救赎,所以他们不会认为素未谋面的“主内兄弟姐妹”是陌生人。

但该隐仍会流亚伯的血,如果“活下去的名额”不够用,基督徒之间、穆斯林之间,总还是能找到理由彼此杀戮。

是繁荣改变了这一切。

科技进步带来了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带来了生产力增长和出生率下降,带来了人均可用资源的持续增长。

于是,“活下去的名额”增加了,而且这增加看起来绝不是暂时的。

文明在漫长演化史中一直是循着“消解陌生感”的路径缓慢发展的,各部落各族群为了维持超越邓巴数的人口规模,为了让天性警惕陌生人的人类个体“驯化”成会对素不相识的面孔释出善意的“文明人”,想尽了办法。

人,在陷入安全焦虑时,是极易释放杀戮冲动的。因为杀戮本就是最原始的压力应对方式。在面对压力时,许多人都会肾上腺素飙升,想大哭大叫,想破坏点什么,想摔锅打碗吼一声“这日子不过了”,或是想象突然发生世界大战,世界末日突然降临——然后自己被戏剧性地从当前困境里解救出来,从沉闷琐碎的日常里解脱出来。普通人不会发动世界大战,但隐藏在这些想象背后的“灭世冲动”,和在卢旺达大屠杀、法国大革命、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等真实事件中,平日温和善良的个体突然展露的“黑暗面”没有本质的不同。

人人有杀戮天性。要用文化规训约束人们的杀戮天性,是困难的。

难在杀戮天性的背后,是求生本能。

难在人性本身是在丛林内部打磨成型的,而在丛林深处,杀戮,对动物的杀戮,对其他灵长目的杀戮,对同属人科的资源竞争者的杀戮,和对邻近部落人类的杀戮,在饥荒时甚至人对同族弱者展开的杀戮,曾经是求生的唯一手段。

你不可能让一个人放弃自己求生的唯一手段,除非你能给出更好的选择。

与“不那么陌生的人”合作去对抗“更陌生的人”,就是文明在演化历程中曾极力向个体推荐的选择。

共享同一个宗教故事、民族故事、国家叙事,使用同样的身份标识,共用同样的语言,共用同类的口音,遵循同样的风俗和禁忌,都是让实际上的陌生人在观念中成为“不那么陌生的人”的手段。

共享对“更陌生的人”的敌意,强调敌我之别,同样是常被用于凝聚社群,消解陌生感的手段。

但凝聚社群的手段,并不会止步于“创造熟人”,和对付陌生人。

如果“活下去的名额”是有限的,杀戮就是必须的。

如果杀戮是必须的,为了保持社群自身的凝聚,为了让杀戮能有序进行,能不演变成霍布斯丛林式的全面混战,杀戮就必须有清晰的指向,在这种时候,“创造陌生感”,指定敌人,指定集体宣泄杀戮冲动的对象,就和“消解陌生感”同样重要。

在每一个族群的扩张期,都会出现类似“众生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说法,让这个族群能顺畅与原本不具备本族群“自己人”特征的外部个体合作。

但在每一个族群因资源匮乏不得不收缩分享范围的时候,族群内部的分化、纷争,又都会让一部分不幸被选中的人成为其他人焦虑情绪的宣泄口。

而这部分人,会被说成“不可理解”、“不可理喻”、“不可接触”的。

一些微小的差异会被提出,放大,论证为排挤这类人的理由。

但真正的理由,是他们被选为了“被吃者”。

基督徒会杀戮基督徒,穆斯林会杀戮穆斯林,在同族之间,男性会杀戮女性,成人会杀戮儿童,红卫兵会揪斗“走资派”,但在红卫兵或者说造反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武斗也频繁发生。

共享的文化、共享的语言、共享的叙事曾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陌生人。但在某些时候,我们会再次发现彼此的陌生,再次发现彼此杀戮的必要性。

然后杀戮真的就这么发生了。

很多不明所以的人都试图在事后弄清缘由。很多想防止悲剧再次发生的人都试图循“消解陌生感”的思路,通过加固曾成功消除了人与人之间陌生感的共有叙事,来杜绝“再次发现彼此的陌生”的可能性。

但那只能是缘木求鱼。

加固道德的堤防,加固法律的堤防,加固文化的堤防,加固宗教的堤防,加固各种通过教育和宣传灌入个体心中的杀戮约束机制,都不能解决问题。

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什么?

是消解杀戮本身的必要性,是“增加生存名额”。

你要知道,杀戮是在大自然里习惯靠捕猎为生的动物应对生存压力的第一手段。

所以,相应的,消解生存压力就是化解杀戮冲动的最直接手段。

杀性再强的人吃饱喝足也是可以变成“沙发土豆”的。

但在持续的饥饿感催逼下,再良善的人也有可能对肥美的邻人动起杀机,并在内心把各种微不足道的冲突夸大为历史积怨,为自己的杀戮冲动找理由。

现代文明真正的成就是什么?

是通过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令“吃饱”成了常态,甚至成了共识。

是资源充裕,使得“陌生感”的涨落不再成为攸关每个人生存概率的问题。这才是“多元共容”成为可能的真正原因。

“消解陌生感”,和“增加生存名额”,这是两条人类都曾尝试过的通向和平共存的道路。

如果你关注和平,如果你关心人类,如果你真的关心历史和未来,对这两条道路的深入分析和反复研究就是必须的。 nostr:nevent1qqsw59et870djdt3jkkrz6utyrc7pdtkx3u9yy760a7x88789sfec3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88846s

文明在漫长演化史中曾长期循“消解陌生感”路径发展。

几乎所有社群都是通过消解陌生感,通过创造“想象的共同体”来实现对邓巴数的超越的。但在资源匮乏时,在社群需要“牺牲一部分保证总体”时,曾被消解的陌生感会再次被创造,曾声称彼此为“永远的兄弟姐妹”的人们会因极细微的教义分歧,彼此攻杀。

在社群中,陌生感的涨落与资源的匮乏和充裕实际上有紧密的对应关系。

在匮乏时期不得不争夺资源的个体之间会更易产生矛盾,矛盾也更易激化,直到刀兵相向。在家庭内部,“贫贱夫妻百事哀”是句非常写实的谚语。在农耕地区,会与邻村展开大规模械斗,会为抢水而流血杀人,不惜与邻村结成世仇的村子,都并不富裕。

今天的人类社群已经普遍超越了邓巴数。

所以,管控对陌生人的杀戮冲动,消解对陌生人的敌意,是普遍存在的文化功能。

但在文明演化的过程里,绵延至今的社群都曾反复经历过匮乏与充裕的波动。所以,在所有族群中,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既曾被极力消解过,也曾被重新创造过。这两种做法都在文化或者说传统中留下了遗痕。

以中国古谚为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和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分别指向陌生感的消解和创造。

我希望你们意识到,“创造陌生感”这种做法,在社会无法永久性摆脱匮乏,但又必须以消解陌生感为超越邓巴数维持社群规模的主要手段时,是多么常见又多么可怕。

它会直接将群体引向杀戮。

将群体引向对“陌生人”,实际上是曾经并不陌生,只是在被“创造陌生感”之后才突然变得陌生的那些人,亲人、爱人、邻人的杀戮。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卢旺达大屠杀。懒得查资料的可以回忆一下中共国政治运动期间的悲剧。

那些被杀死的,曾经熟悉的陌生人,在回顾历史的我们看来,并不陌生。

卞仲耘是学生们熟悉的校长,但在被戴上“高帽子”之后,在被揪斗之后,她变成了陌生人。她在学生们眼中的形象,从熟悉的校长,变成了新揪出的“坏分子”,而这从熟悉到陌生人反差,更容易激发起群体的恐惧,激发出用口头攻击和肢体攻击宣泄安全焦虑的行为。

当“创造陌生感”的权力掌握在特定的人手中,这些人就能指定杀戮对象。

在中共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人都被“指定”过。从人群中被“揪出”的知识分子,被“揭发”出的历史反革命、特务,都在被戴上各种“帽子”后,在从熟人变成政治上的“陌生人”后,承受了群体的暴力。

在清零期间,“红码”则是另一种指定。一个人“阳了”,在他居住的小区里就成了“羊”,在小区微信群里就成了邻居们急着驱离,应被“抓走”的对象。

如果不是疫情本身的特殊性阻断了发生肢体暴力的可能,那些“阳了”的居民们需要承受的,不会仅有网络里的语言暴力。

在这个议题上,我并不想只批判中共国。

给犹太人贴上标签的纳粹德国,把曾经的邻人视为异族的胡图族人,对同族进行大清洗的红色高棉和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多个共产主义国家,都曾做过一样的事。

我想让你们看到,“创造陌生感”是一种多么有效的杀人手段,是多么有效的利用群体的杀戮冲动,利用群体的安全焦虑,利用人类天性中的黑暗面,向特定人群“输出伤害”的手段。

而在“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规则之下,当你成功使用了这样的手段,你就会是那个获得奖赏的人。

你现在是不是懂得,为什么毛泽东要一次又一次发起政治运动了?是不是懂得,为什么在中共党史里,在“革命力量”还那么薄弱的时期,领导人就要一次又一次清洗整肃“纯洁队伍”了?

人性的黑暗面会永远存在,朋友们,这不以善良的你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但群体的杀戮冲动只会在强烈的匮乏感下被激发,在被权威引导着,向指定的对象,那些“被创造的陌生人”身上宣泄时,成为普遍的行动,令屠杀成为事实。

人群是很容易陷入文革式的癫狂的,这是真实存在的人性。但人群通常又只会在满足了“匮乏感”和“有指定对象”两个前提条件时才会真的释放出这份癫狂。

巴勒斯坦人为什么会渴望杀戮以色列人,为杀戮以色列平民和游客而欢呼?许多俄罗斯平民为什么会支持侵略乌克兰?小粉红为什么叫嚣“留岛不留人”?

因为在他们那里,这两个条件都已满足。

他们都有强烈的匮乏感。

在他们生活的信息环境里,统治者也已为他们指出了宣泄杀戮冲动的对象。

于是他们杀戮。

就这样,这些群体成了统治者手中好用的刀,看似不是士兵的他们随时可以成为士兵,他们随时可以展开群体性的杀戮,和单对单的寻仇完全不同的,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杀戮,一些“平民”对另一些身上被贴了隐形标签的平民的杀戮。

于是掌控着他们的统治者,就这样拥有了强大的伤害输出能力,有了按伤害链逻辑推算,极为坚实的统治基础。

所以毛泽东会强调“笔杆子”和“枪杆子”的重要性。这是经验之谈。

我希望你们都能看清在文明史上发生过的一场场群体杀戮背后隐藏的这些规律。

因为中共国,中华沦陷区,很可能——我不忍心说这无限接近100%的可能性是确定——要进入又一场群体杀戮了。

群体的匮乏感正在生成,正在增强。

而陌生感也正在滋生。

曾帮助人们消解陌生感的传统文化已凋零,因党文化已原子化的社群对新一轮杀戮毫无抗拒之力。

末日将临。 nostr:nevent1qqs86g5p7yzd8exrphfz9sfg5wa9lvnnpuujyfkwtqqrtkejp7d6yx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j4jc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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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如果你看完了昨天这篇推文,你应该就明白了,毛泽东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发动“政治运动”,乐此不疲,直到文革,直到他本人自然寿命的终结。

因为他自己的权力来源,他“输出伤害”能力的真正来源,是“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是“创造陌生感”的能力,是在群众陷入癫狂杀戮状态时指定受害者的能力, 而不是指挥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进行正规作战的能力。

所以,一旦群众不再处于癫狂杀戮状态,毛泽东本人的权力来源就会枯竭。

一旦国家治理走上正轨,社会变得有序,随着群众匮乏感的不断减轻,毛泽东最喜欢也最依赖的“革命热情”,即群体的杀戮冲动,就会逐渐消退。

如果你们想反思文革,请不要止步于反思人性的黑暗面,更不要止步于把一切悲剧的成因归咎于当时参与了杀戮的个体,或是归咎于所谓的民族性,所谓的素质。

文革是一场谋杀。

在当时制造了无数悲剧的群体杀戮冲动,是被蓄意激发,和由统治者引导着向指定对象释放的。

而毛泽东制造这场谋杀的最核心原因,是因为不如此他就不能用自己最熟悉也最擅长的方式保持权力,保持他向指定对象输出伤害的能力。

明明可以把敌人“明正典刑”,拥有最高权威的他,明明可以循中共建政后的正规途径杀死政敌。但他永远会更喜欢让那些他不喜欢的人死在革命小将们的揪斗、批斗里,死在一团混乱之中,死于无人能预料到所有细节的“迫害”。

因为他是个擅长操纵群体杀戮冲动的“弄潮儿”,他从来不是,也不愿成为一板一眼的官僚。他会把当年的同事一一打倒,因为他的“老战友”们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在试图构建起能正常运转的国家治理机制时让社会变得井然有序的种种努力,全都在消解他真正的权力基础。

而他真正的权力基础,就是蓄意让群体保持的癫狂杀戮状态,和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在群众心目中已然占据的垄断权威地位,他“指定杀戮对象”的权力。

关心未来的朋友们,请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请注意到中共的权力来源,注意到从希特勒、斯大林到波尔布特,到金正恩,到哈梅内伊,这些以群体癫狂杀戮状态为真正权力来源的统治者的行为模式。

因为这类人的切身利益,和让群体保持癫狂杀戮状态息息相关,因为这类人必须通过不断向群众宣说杀戮的必要性来保持自己对人群的操纵力。

也因为当这类人感受到自身影响力下降时,他们就会循旧路加强自己的权力,也就是将国民推向更进一步的癫狂,激发出追随他的群体对他所指定的目标的,更强烈的杀戮冲动。

什么是国家恐怖主义?

这种由统治者亲手推动的群体癫狂杀戮状态,和个人对个人的仇杀情杀谋财害命截然不同的现代“部落战争”,由你想都想不到的“安分良民”对压根与自己无仇无怨无交集的平民发起的杀戮,是真正的国家恐怖主义。

这是一种受操控的疯狂。

而国家机器,这种国家的国家机器,已从理论上应该是的社会治理工具,变成了统治者操控群体癫狂杀戮情绪的工具,这种国家的社会则变成了把底层生产者大批量改造为人形兵器的兵工厂。

对毛泽东这类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保持群众的革命热情”。

因为他需要吸食这份“热情”,赖以为生。

但要让社会长期保持群体癫狂杀戮状态也并不容易,即使人类是这么容易陷入杀戮冲动,激情也总归是会消退,人群也总归是会疲惫的。

所以,在这样的国家,统治者必须制造匮乏感,必须让他想操控的人群保持“粮食会不够吃”,“我们会饿死”的担忧。

而这么做总是很容易的。在漫长演化史中,匮乏本来就是长期存在的真实状态,按照为应对匮乏而衍生的等级制度,把足够全员存活的资源不平均地分配下去,让上位者“有余”,而下位者“不足”,让上位者“朱门酒肉臭”,下位者“路有冻死骨”,本就是传统君主的常规操作。

共产主义国家为什么总会发生饿死大量人口的大饥荒?

因为不平均地分配资源,在资源总量足以让全部社会成员存活的情况下,让地位较高的人屯积有余,让地位较低的人饿死,以保持全社会对饿死的恐惧,正是领袖们“保持群众革命热情”的最有效手段。

匮乏,是领袖们的朋友。

虽然它是徘徊在饿死边缘的普通人的敌人,是无数渴望安定温饱生活的普通人的敌人。

毛泽东最恨的人,就是他的老战友里,那些因不明此理而试图让群众吃饱饭的人。

那些试图在夺得政权后让社会恢复秩序,让生产建设活动能有序开展的人。

在中共党史里一次又一次的“路线斗争”,正是试图让社会恢复秩序恢复生产,让群众不再癫狂的那些人,和需要让群众“保持热情”的那个人之间的斗争。

而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习近平想学毛泽东,虽然他并不理解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毛泽东的底层逻辑。

但这不妨碍他凭着粗浅的印象,把这国再次引向匮乏和癫狂。

学不了神髓可以学其皮相。

可,歪打正着的是,即使习近平没有操纵群体癫狂杀戮状态的能力,他也同样有很大的机会,再次激发中国社会进入群体癫狂杀戮状态。

因为只要匮乏再现,只要饥饿再现,只要“人吃人”的必要性真的出现,从小听惯了吃人故事却早被拆除了传统文化中那些“刹车”部件的亿万国民,就会如他所愿。

只是,不识水性的习近平不会是“弄潮儿”。他会沉尸血海,永沦深渊。 nostr:nevent1qqs9hfqfc5h5c9mfhlsxajc4t25fgq79md4pfqhnde05x304vd9ryzq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v2pc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