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为全人类打造的“刹车系统”,是个在漫长演化史中逐渐打磨成型的,由法律、道德、宗教、亲情、社会福利、军事科技等各种工具组成的庞杂体系。

但其中最强有力的成分,也是人类直到近代才真正获得的力量,是繁荣。

是通过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令匮乏不再是人类社会无法抵御的威胁。

放眼全球,人类的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足够供应全世界人口的消耗,绰绰有余,即使局部地区出现减产,或遭遇巨型天灾,以今天的通讯和物流技术,人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在出现大量饿殍前把食物运到需要它们的地区,送到每个人手上。

只要没有当地政府设置的障碍。

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完全平均地分配物资,也不可能实现看似值得向往,实际上象“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样,在具体执行层面并无准确定义的绝对公平。但人类社会的粮食供给能力,确实已经能为所有人的热量需求“保底”,能让穷人活着忍受贫穷而不是直接饿死。

这就是“刹车”的最强组件。

穷人已经能选择活着忍受贫穷,奋起杀人把身边的人当成食物来源,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选项。

而当穷人的处境从绝境变为困境,当穷人不再必须杀人吃肉,“陌生人”这个群体的可信任程度,就随之上升。

人类的杀戮冲动源头在哪里?

在安全焦虑,在求生欲望,在把他人的死等同于自己的生,把他人的危险等同于自己的安全这样的存量博弈心态。

在于“活下去的名额只有一个,不杀了你,我就得死”的信念。

但如果,“活下去的名额”现在有两个呢?如果“活下去的名额”现在有100个,往后这100个人中的另外99个都会是与自己合作共事的同僚、战友呢?

如果“陌生人”不再意味着必须消灭的安全威胁,而意味着可投资的新人际关系,意味着机遇呢?

人们面对陌生人时,将会有与习惯了杀死陌生人的匮乏时代截然不同的心理反应,和应对模式。

文明的“刹车系统”,约束人类对他人杀戮冲动的整套心理文化机制,要细作分析,要梳理其历史源流,可以很复杂。但要简单直白的说明,其实就一件事——在一个无法避免与陌生人相处合作的,数量远超邓巴数的庞大社群里,建立每个人对陌生人的信任和善意。

而对陌生人的信任,由于“陌生人”这一概念本身作为“信息空白点”的特性,只能基于你对陌生人自身处境的想象,而你对陌生人处境的想象,又只能基于你自身的处境。

一个正处于饥荒地带,饿到想吃人的人,会很自然地假定自己突然遭遇的陌生人也正饿得想吃人。

但一个刚吃饱了正在散步消食的富裕居民,就不会把突然遭遇的陌生人当成前来猎杀自己的刺客。

因为他会很自然地想象,陌生人和他同样处于“食物充裕”的状态。

而在大自然里,在花费了千百万年时间塑造我们的本能,塑造我们对自身处境判断能力的大环境里,即使狮虎那样的猛兽,吃饱后也是不捕猎的。

在一个不得不与陌生人共处、合作的环境里,人们用于压制灵长目对陌生同类攻击冲动的文化心理机制,本来一直是“消解陌生感”。来自不同部落的陌生人在相遇时,通常都要向对方介绍自己,并在介绍时尽量给出能消解“我们是纯粹的陌生人”的信息锚点。

阿拉伯人冗长的姓名体系,就是一个典型。当他们需要对陌生人报出自己的全名时,对方会听到他父亲的名字、祖父的名字……一代代数上去有时还会添上绰号、族名、地名等信息。于是在这样庞杂的信息库里,对方往往能找到几段“听过的”,原本素不相识的双方往往能通过互报姓名,找到彼此在亲缘关系上的交集,或追溯出父祖族亲辈的世交渊源。

宗教是另一个用于消解陌生感的文化心理机制。几乎每种宗教都会向教徒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强调教徒之间的理论上应当存在的手足情谊。当教徒们接受这样的设定,具有同一信仰的陌生人就不再是陌生人,而是“从未谋面但同根同源的兄弟姐妹”,以及,因遵守同样的教规禁忌而具有同类的、可预知的行为策略的潜在合作者。

不论教义为何,几乎所有传播较广的宗教组织都会建立一种仿家庭结构,以他们崇拜的神或佛为“父母”,以神职人员为引导规范普通信徒行为的“兄姐”,这种氛围对消解陌生感,促成教徒之间和平共处、构建合作关系的作用是巨大的。

其中那些较积极扩张的宗教,更会推出把非信徒也视为潜在信徒的教义,进一步扩大自家信徒潜在的合作范围——而合作规模的扩大会直接促成组织本身在人数上和能力上的壮大,令这类宗教组织成为族群竞择的胜者。

但这种做法的副作用是什么?

副作用是,当人们把陌生感留给了异教徒时,也就把未约束的杀戮冲动留给了异教徒。

当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宗教战争,你就会发现,它仍是部落战争的变体。

人们仍在象杀戮邻近部落成员的黑猩猩一样杀戮陌生人,只不过,对“陌生人”的定义从人际交往经验层面转到了精神层面。

人们仍在杀戮那些自己无法理解、不敢信任的人,杀戮那些让自己感到不安全的人,最原始的人性,为自身的安全不惜杀戮陌生人的残酷天性,一直都在。

如果你必须循“消解陌生感”的旧路去寻求世界和平,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间的和平共存将是不可能的。

但繁荣到来了。

“活下去的名额够用了”。

这改变了一切。 nostr:nevent1qqs8555pt49fe68djm8stwrzagzl2u9gxsu0na42gte0ymjfgks50s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trr77g

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国家也是。

宗教令教徒们共享一个精神层面的“家庭”,人们读同一本圣经,去同一座天堂,灵魂得到的是同一个神的救赎,所以他们不会认为素未谋面的“主内兄弟姐妹”是陌生人。

但该隐仍会流亚伯的血,如果“活下去的名额”不够用,基督徒之间、穆斯林之间,总还是能找到理由彼此杀戮。

是繁荣改变了这一切。

科技进步带来了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带来了生产力增长和出生率下降,带来了人均可用资源的持续增长。

于是,“活下去的名额”增加了,而且这增加看起来绝不是暂时的。

文明在漫长演化史中一直是循着“消解陌生感”的路径缓慢发展的,各部落各族群为了维持超越邓巴数的人口规模,为了让天性警惕陌生人的人类个体“驯化”成会对素不相识的面孔释出善意的“文明人”,想尽了办法。

人,在陷入安全焦虑时,是极易释放杀戮冲动的。因为杀戮本就是最原始的压力应对方式。在面对压力时,许多人都会肾上腺素飙升,想大哭大叫,想破坏点什么,想摔锅打碗吼一声“这日子不过了”,或是想象突然发生世界大战,世界末日突然降临——然后自己被戏剧性地从当前困境里解救出来,从沉闷琐碎的日常里解脱出来。普通人不会发动世界大战,但隐藏在这些想象背后的“灭世冲动”,和在卢旺达大屠杀、法国大革命、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等真实事件中,平日温和善良的个体突然展露的“黑暗面”没有本质的不同。

人人有杀戮天性。要用文化规训约束人们的杀戮天性,是困难的。

难在杀戮天性的背后,是求生本能。

难在人性本身是在丛林内部打磨成型的,而在丛林深处,杀戮,对动物的杀戮,对其他灵长目的杀戮,对同属人科的资源竞争者的杀戮,和对邻近部落人类的杀戮,在饥荒时甚至人对同族弱者展开的杀戮,曾经是求生的唯一手段。

你不可能让一个人放弃自己求生的唯一手段,除非你能给出更好的选择。

与“不那么陌生的人”合作去对抗“更陌生的人”,就是文明在演化历程中曾极力向个体推荐的选择。

共享同一个宗教故事、民族故事、国家叙事,使用同样的身份标识,共用同样的语言,共用同类的口音,遵循同样的风俗和禁忌,都是让实际上的陌生人在观念中成为“不那么陌生的人”的手段。

共享对“更陌生的人”的敌意,强调敌我之别,同样是常被用于凝聚社群,消解陌生感的手段。

但凝聚社群的手段,并不会止步于“创造熟人”,和对付陌生人。

如果“活下去的名额”是有限的,杀戮就是必须的。

如果杀戮是必须的,为了保持社群自身的凝聚,为了让杀戮能有序进行,能不演变成霍布斯丛林式的全面混战,杀戮就必须有清晰的指向,在这种时候,“创造陌生感”,指定敌人,指定集体宣泄杀戮冲动的对象,就和“消解陌生感”同样重要。

在每一个族群的扩张期,都会出现类似“众生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说法,让这个族群能顺畅与原本不具备本族群“自己人”特征的外部个体合作。

但在每一个族群因资源匮乏不得不收缩分享范围的时候,族群内部的分化、纷争,又都会让一部分不幸被选中的人成为其他人焦虑情绪的宣泄口。

而这部分人,会被说成“不可理解”、“不可理喻”、“不可接触”的。

一些微小的差异会被提出,放大,论证为排挤这类人的理由。

但真正的理由,是他们被选为了“被吃者”。

基督徒会杀戮基督徒,穆斯林会杀戮穆斯林,在同族之间,男性会杀戮女性,成人会杀戮儿童,红卫兵会揪斗“走资派”,但在红卫兵或者说造反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武斗也频繁发生。

共享的文化、共享的语言、共享的叙事曾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陌生人。但在某些时候,我们会再次发现彼此的陌生,再次发现彼此杀戮的必要性。

然后杀戮真的就这么发生了。

很多不明所以的人都试图在事后弄清缘由。很多想防止悲剧再次发生的人都试图循“消解陌生感”的思路,通过加固曾成功消除了人与人之间陌生感的共有叙事,来杜绝“再次发现彼此的陌生”的可能性。

但那只能是缘木求鱼。

加固道德的堤防,加固法律的堤防,加固文化的堤防,加固宗教的堤防,加固各种通过教育和宣传灌入个体心中的杀戮约束机制,都不能解决问题。

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什么?

是消解杀戮本身的必要性,是“增加生存名额”。

你要知道,杀戮是在大自然里习惯靠捕猎为生的动物应对生存压力的第一手段。

所以,相应的,消解生存压力就是化解杀戮冲动的最直接手段。

杀性再强的人吃饱喝足也是可以变成“沙发土豆”的。

但在持续的饥饿感催逼下,再良善的人也有可能对肥美的邻人动起杀机,并在内心把各种微不足道的冲突夸大为历史积怨,为自己的杀戮冲动找理由。

现代文明真正的成就是什么?

是通过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令“吃饱”成了常态,甚至成了共识。

是资源充裕,使得“陌生感”的涨落不再成为攸关每个人生存概率的问题。这才是“多元共容”成为可能的真正原因。

“消解陌生感”,和“增加生存名额”,这是两条人类都曾尝试过的通向和平共存的道路。

如果你关注和平,如果你关心人类,如果你真的关心历史和未来,对这两条道路的深入分析和反复研究就是必须的。 nostr:nevent1qqsw59et870djdt3jkkrz6utyrc7pdtkx3u9yy760a7x88789sfec3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8884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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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文明在漫长演化史中曾长期循“消解陌生感”路径发展。

几乎所有社群都是通过消解陌生感,通过创造“想象的共同体”来实现对邓巴数的超越的。但在资源匮乏时,在社群需要“牺牲一部分保证总体”时,曾被消解的陌生感会再次被创造,曾声称彼此为“永远的兄弟姐妹”的人们会因极细微的教义分歧,彼此攻杀。

在社群中,陌生感的涨落与资源的匮乏和充裕实际上有紧密的对应关系。

在匮乏时期不得不争夺资源的个体之间会更易产生矛盾,矛盾也更易激化,直到刀兵相向。在家庭内部,“贫贱夫妻百事哀”是句非常写实的谚语。在农耕地区,会与邻村展开大规模械斗,会为抢水而流血杀人,不惜与邻村结成世仇的村子,都并不富裕。

今天的人类社群已经普遍超越了邓巴数。

所以,管控对陌生人的杀戮冲动,消解对陌生人的敌意,是普遍存在的文化功能。

但在文明演化的过程里,绵延至今的社群都曾反复经历过匮乏与充裕的波动。所以,在所有族群中,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既曾被极力消解过,也曾被重新创造过。这两种做法都在文化或者说传统中留下了遗痕。

以中国古谚为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和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分别指向陌生感的消解和创造。

我希望你们意识到,“创造陌生感”这种做法,在社会无法永久性摆脱匮乏,但又必须以消解陌生感为超越邓巴数维持社群规模的主要手段时,是多么常见又多么可怕。

它会直接将群体引向杀戮。

将群体引向对“陌生人”,实际上是曾经并不陌生,只是在被“创造陌生感”之后才突然变得陌生的那些人,亲人、爱人、邻人的杀戮。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卢旺达大屠杀。懒得查资料的可以回忆一下中共国政治运动期间的悲剧。

那些被杀死的,曾经熟悉的陌生人,在回顾历史的我们看来,并不陌生。

卞仲耘是学生们熟悉的校长,但在被戴上“高帽子”之后,在被揪斗之后,她变成了陌生人。她在学生们眼中的形象,从熟悉的校长,变成了新揪出的“坏分子”,而这从熟悉到陌生人反差,更容易激发起群体的恐惧,激发出用口头攻击和肢体攻击宣泄安全焦虑的行为。

当“创造陌生感”的权力掌握在特定的人手中,这些人就能指定杀戮对象。

在中共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人都被“指定”过。从人群中被“揪出”的知识分子,被“揭发”出的历史反革命、特务,都在被戴上各种“帽子”后,在从熟人变成政治上的“陌生人”后,承受了群体的暴力。

在清零期间,“红码”则是另一种指定。一个人“阳了”,在他居住的小区里就成了“羊”,在小区微信群里就成了邻居们急着驱离,应被“抓走”的对象。

如果不是疫情本身的特殊性阻断了发生肢体暴力的可能,那些“阳了”的居民们需要承受的,不会仅有网络里的语言暴力。

在这个议题上,我并不想只批判中共国。

给犹太人贴上标签的纳粹德国,把曾经的邻人视为异族的胡图族人,对同族进行大清洗的红色高棉和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多个共产主义国家,都曾做过一样的事。

我想让你们看到,“创造陌生感”是一种多么有效的杀人手段,是多么有效的利用群体的杀戮冲动,利用群体的安全焦虑,利用人类天性中的黑暗面,向特定人群“输出伤害”的手段。

而在“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规则之下,当你成功使用了这样的手段,你就会是那个获得奖赏的人。

你现在是不是懂得,为什么毛泽东要一次又一次发起政治运动了?是不是懂得,为什么在中共党史里,在“革命力量”还那么薄弱的时期,领导人就要一次又一次清洗整肃“纯洁队伍”了?

人性的黑暗面会永远存在,朋友们,这不以善良的你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但群体的杀戮冲动只会在强烈的匮乏感下被激发,在被权威引导着,向指定的对象,那些“被创造的陌生人”身上宣泄时,成为普遍的行动,令屠杀成为事实。

人群是很容易陷入文革式的癫狂的,这是真实存在的人性。但人群通常又只会在满足了“匮乏感”和“有指定对象”两个前提条件时才会真的释放出这份癫狂。

巴勒斯坦人为什么会渴望杀戮以色列人,为杀戮以色列平民和游客而欢呼?许多俄罗斯平民为什么会支持侵略乌克兰?小粉红为什么叫嚣“留岛不留人”?

因为在他们那里,这两个条件都已满足。

他们都有强烈的匮乏感。

在他们生活的信息环境里,统治者也已为他们指出了宣泄杀戮冲动的对象。

于是他们杀戮。

就这样,这些群体成了统治者手中好用的刀,看似不是士兵的他们随时可以成为士兵,他们随时可以展开群体性的杀戮,和单对单的寻仇完全不同的,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杀戮,一些“平民”对另一些身上被贴了隐形标签的平民的杀戮。

于是掌控着他们的统治者,就这样拥有了强大的伤害输出能力,有了按伤害链逻辑推算,极为坚实的统治基础。

所以毛泽东会强调“笔杆子”和“枪杆子”的重要性。这是经验之谈。

我希望你们都能看清在文明史上发生过的一场场群体杀戮背后隐藏的这些规律。

因为中共国,中华沦陷区,很可能——我不忍心说这无限接近100%的可能性是确定——要进入又一场群体杀戮了。

群体的匮乏感正在生成,正在增强。

而陌生感也正在滋生。

曾帮助人们消解陌生感的传统文化已凋零,因党文化已原子化的社群对新一轮杀戮毫无抗拒之力。

末日将临。 nostr:nevent1qqs86g5p7yzd8exrphfz9sfg5wa9lvnnpuujyfkwtqqrtkejp7d6yx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j4jc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