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为全人类打造的“刹车系统”，是个在漫长演化史中逐渐打磨成型的，由法律、道德、宗教、亲情、社会福利、军事科技等各种工具组成的庞杂体系。
但其中最强有力的成分，也是人类直到近代才真正获得的力量，是繁荣。
是通过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令匮乏不再是人类社会无法抵御的威胁。
放眼全球，人类的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足够供应全世界人口的消耗，绰绰有余，即使局部地区出现减产，或遭遇巨型天灾，以今天的通讯和物流技术，人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在出现大量饿殍前把食物运到需要它们的地区，送到每个人手上。
只要没有当地政府设置的障碍。
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完全平均地分配物资，也不可能实现看似值得向往，实际上象“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样，在具体执行层面并无准确定义的绝对公平。但人类社会的粮食供给能力，确实已经能为所有人的热量需求“保底”，能让穷人活着忍受贫穷而不是直接饿死。
这就是“刹车”的最强组件。
穷人已经能选择活着忍受贫穷，奋起杀人把身边的人当成食物来源，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选项。
而当穷人的处境从绝境变为困境，当穷人不再必须杀人吃肉，“陌生人”这个群体的可信任程度，就随之上升。
人类的杀戮冲动源头在哪里？
在安全焦虑，在求生欲望，在把他人的死等同于自己的生，把他人的危险等同于自己的安全这样的存量博弈心态。
在于“活下去的名额只有一个，不杀了你，我就得死”的信念。
但如果，“活下去的名额”现在有两个呢？如果“活下去的名额”现在有100个，往后这100个人中的另外99个都会是与自己合作共事的同僚、战友呢？
如果“陌生人”不再意味着必须消灭的安全威胁，而意味着可投资的新人际关系，意味着机遇呢？
人们面对陌生人时，将会有与习惯了杀死陌生人的匮乏时代截然不同的心理反应，和应对模式。
文明的“刹车系统”，约束人类对他人杀戮冲动的整套心理文化机制，要细作分析，要梳理其历史源流，可以很复杂。但要简单直白的说明，其实就一件事——在一个无法避免与陌生人相处合作的，数量远超邓巴数的庞大社群里，建立每个人对陌生人的信任和善意。
而对陌生人的信任，由于“陌生人”这一概念本身作为“信息空白点”的特性，只能基于你对陌生人自身处境的想象，而你对陌生人处境的想象，又只能基于你自身的处境。
一个正处于饥荒地带，饿到想吃人的人，会很自然地假定自己突然遭遇的陌生人也正饿得想吃人。
但一个刚吃饱了正在散步消食的富裕居民，就不会把突然遭遇的陌生人当成前来猎杀自己的刺客。
因为他会很自然地想象，陌生人和他同样处于“食物充裕”的状态。
而在大自然里，在花费了千百万年时间塑造我们的本能，塑造我们对自身处境判断能力的大环境里，即使狮虎那样的猛兽，吃饱后也是不捕猎的。
在一个不得不与陌生人共处、合作的环境里，人们用于压制灵长目对陌生同类攻击冲动的文化心理机制，本来一直是“消解陌生感”。来自不同部落的陌生人在相遇时，通常都要向对方介绍自己，并在介绍时尽量给出能消解“我们是纯粹的陌生人”的信息锚点。
阿拉伯人冗长的姓名体系，就是一个典型。当他们需要对陌生人报出自己的全名时，对方会听到他父亲的名字、祖父的名字……一代代数上去有时还会添上绰号、族名、地名等信息。于是在这样庞杂的信息库里，对方往往能找到几段“听过的”，原本素不相识的双方往往能通过互报姓名，找到彼此在亲缘关系上的交集，或追溯出父祖族亲辈的世交渊源。
宗教是另一个用于消解陌生感的文化心理机制。几乎每种宗教都会向教徒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强调教徒之间的理论上应当存在的手足情谊。当教徒们接受这样的设定，具有同一信仰的陌生人就不再是陌生人，而是“从未谋面但同根同源的兄弟姐妹”，以及，因遵守同样的教规禁忌而具有同类的、可预知的行为策略的潜在合作者。
不论教义为何，几乎所有传播较广的宗教组织都会建立一种仿家庭结构，以他们崇拜的神或佛为“父母”，以神职人员为引导规范普通信徒行为的“兄姐”，这种氛围对消解陌生感，促成教徒之间和平共处、构建合作关系的作用是巨大的。
其中那些较积极扩张的宗教，更会推出把非信徒也视为潜在信徒的教义，进一步扩大自家信徒潜在的合作范围——而合作规模的扩大会直接促成组织本身在人数上和能力上的壮大，令这类宗教组织成为族群竞择的胜者。
但这种做法的副作用是什么？
副作用是，当人们把陌生感留给了异教徒时，也就把未约束的杀戮冲动留给了异教徒。
当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宗教战争，你就会发现，它仍是部落战争的变体。
人们仍在象杀戮邻近部落成员的黑猩猩一样杀戮陌生人，只不过，对“陌生人”的定义从人际交往经验层面转到了精神层面。
人们仍在杀戮那些自己无法理解、不敢信任的人，杀戮那些让自己感到不安全的人，最原始的人性，为自身的安全不惜杀戮陌生人的残酷天性，一直都在。
如果你必须循“消解陌生感”的旧路去寻求世界和平，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间的和平共存将是不可能的。
但繁荣到来了。
“活下去的名额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