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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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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请出示您的处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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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去日本,看到处处是平城纪年,那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是在古代文献里处处都有,但现实中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那种感觉很奇妙,处处是汉字,在机场我用英语询问工作人员,请她用“Chinese characters”写下地铁中转站站名。小姑娘严肃地告诉我:是Nippon Kanji(日本漢字)。我一下子回味过来,对呀,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文明。

日本的奇妙之处,在于古代和现代的完美结合。地铁里、山手线、新干线,西装革履公文包的年轻人、大街上头戴礼帽身着衬衫拄着文明棍的老人,但同时随处可见穿着和服或踩踏着木屐的妇女。她们不是游客,是带着孩子到佛堂学习的家庭妇女。

和制英语是另一个典型。日语里有大量的外来语,绝大部分用片假名表示。对外来语的容纳力是中文汉语远远无法企及的。

最奇妙的是香烟。用汉字写出来,是煙草,用片假名表示是タバコ,罗马字表示为tabako,读起来是英语的tobacco。

日本的文化是拼凑的文化,是一个外来文化的拼盘,但日本人为拼盘文化感到骄傲,他们认为拼盘是自己的身份,即使是从中国传来的汉字,他们认为那是日本漢字。

这跟中国人对于外来文明的敌视、抵制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最鲜明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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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中国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政治舞台上从古到今,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没有流氓基因,更没有代代传。

日本的历史上政治斗争同样残忍。比如,某地方势力被打败后,默认设置是当头的切腹自杀,比如大名、城主,不要等敌人来取你项上人头,自觉点,切腹自杀给自己和家族保留点面子。成年的男性后代也要切腹自杀,不想死不愿意切的,由城主或家臣代劳捅死,然后家臣也自杀,反正一起死。至于女眷,那则是由着对方处理,幸运点的安置成侧室,不走运的送到妓院。

残忍是残忍,但不流氓。不流氓的标准是说话算数,不说一套做一套,不出尔反尔。这种价值观实际上是中国先秦时代的价值观,但中国自从刘邦开始,政权就走向流氓化,走到毛腊肉时代,中国权力的流氓化到达了巅峰,到了习近平的二次文革,权力再次提高了流氓化水平。

日本的权力没有流氓化,原因可能是天皇的持续存在。就是说,天皇是最高权力机构,虽然是象征性的,但一直是作为道德模范,起到教化作用。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作用,天皇估计早就被扔进历史垃圾堆了。

除非是在历史的重大关头,天皇起到指引方向的作用,当然方向也是内阁制定好,借用天皇的手指一指而已。比如,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的作用是推动脱亚入欧,举措之一是把身着西式军服的明治画像输送到日本全国各地。一九四五年天皇的作用是宣布停战,举措之一是玉音放送。

除此之外,天皇和他的家族作用就是遵守礼仪,带动全国人民遵守礼仪。实话讲,这就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所憧憬的景象。当然,礼仪有用,前提是建立了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则是西方制度的产物。

最高权力的阶层不流氓,全社会就没有流氓习气。天皇没有耍流氓的资本,因为天皇没有权力;天皇就像欧洲中世纪的教皇一样对普通民众有影响力,所以天皇不流氓,它制约了官僚集团不能耍流氓;天皇和官僚集团不耍流氓,使得全社会不流氓。

看到没有?良善社会的前提,是互相制衡。权力越集中,耍流氓的可能性越大。到了毛腊,毛腊不仅耍流氓,还要给自己的流氓习气刷上一道漆,叫做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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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新斯科特省哈利法克斯市

在苹果音乐的播放列表里加入了“海的声音”,就是各种各样风吹海浪有节奏的击打海岸的声音。

晚上睡觉开启海的声音,真的是催眠。即使暂时睡不着,海的声音也能让心情平静,不会胡思乱想。

雨的声音就不行,越听越清醒………

红卫兵很邪恶,对吧?

但没有毛腊的支持,红卫兵再邪恶,破坏范围也有限。但毛腊不仅发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穿着军装上城楼了,还戴上红卫兵袖章了,还暗示红卫兵要武了。

这特么跟川普在2020年总统辩论时暗示Proud Boys “Stand back and stand by”。听到这句话,Proud Boys兴奋了,这是总统的最高指示。红卫兵听了毛腊要武,就开始武斗了:Proud Boys听到川普说stand back and stand by,于是开始准备攻打国会大厦了。

平庸之恶,没有掌握大权人的支持和默许,是恶不起来的。

所以,不要动不动讨伐小老百姓。

今天的蒙特利尔

我第一次去日本,看到处处是平城纪年,那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是在古代文献里处处都有,但现实中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那种感觉很奇妙,处处是汉字,在机场我用英语询问工作人员,请她用“Chinese characters”写下地铁中转站站名。小姑娘严肃地告诉我:是Nippon Kanji(日本漢字)。我一下子回味过来,对呀,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文明。

日本的奇妙之处,在于古代和现代的完美结合。地铁里、山手线、新干线,西装革履公文包的年轻人、大街上头戴礼帽身着衬衫拄着文明棍的老人,但同时随处可见穿着和服或踩踏着木屐的妇女。她们不是游客,是带着孩子到佛堂学习的家庭妇女。

和制英语是另一个典型。日语里有大量的外来语,绝大部分用片假名表示。对外来语的容纳力是中文汉语远远无法企及的。

最奇妙的是香烟。用汉字写出来,是煙草,用片假名表示是タバコ,罗马字表示为tabako,读起来是英语的tobacco。

日本的文化是拼凑的文化,是一个外来文化的拼盘,但日本人为拼盘文化感到骄傲,他们认为拼盘是自己的身份,即使是从中国传来的汉字,他们认为那是日本漢字。

这跟中国人对于外来文明的敌视、抵制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最鲜明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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瞌睡乔有些担心自己十一月份的总统大选了。

但话说回来,战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只要把哈马斯打到无法在加沙立足,无法东山再起,那暂时达成停火协议,留哈马斯几条狗命先活几年又能怎么样?

再怎么说,以色列是裹挟着巨大的愤怒进入加沙的,再怎么严格军纪,那种复仇的情绪是很难抑制住的。把哈马斯经营二十年的地道掘了,军火武器给炸毁了,高级干部被肉体消灭了三分之二,哈马斯也没想到会遭遇到这么大损失。即使东山再起,那也需要时间,金主伊朗和俄罗斯自己且自顾不暇,哪还有精力金援哈马斯?

某种程度上说,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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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大略省

Bayfield

休伦湖

受影响呀,但因为热水存储罐在地下,所以暂时影响不大,但三天没电的话,水肯定凉了

天气恶劣

进入四月,四月四日,暴风雪,大风,学校通知停课,居民区停电,车子上盖了厚厚一层雪,深一脚浅一脚除雪。

真是一个日字了得!

共产党有软肋吗?当然有,但它的软肋不是老百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是屁话,是糊弄老百姓的。

共产党提防颜色革命,但颜色革命不是最致命的威胁。对付颜色革命,共产党用坦克在八九六四时上演过一次,当时对它最大的威胁是官僚集团分裂,邓小平用自己的权威让不同意见的人闭嘴。再来一次六四,估计结果也差不多,因为官僚集团必须要靠体制吃饭混日子。

对共产党最大的威胁是与外国的军事冲突,军事冲突能暴露共产党的弱点。大清朝时,第一次中英战争,动摇了大清朝的统治根基,让大清朝暴露出种种不堪。与外国的军事冲突,不管是输还是和,战无不胜的神话都会破灭。现在不是五十年代韩战的时候,志愿军被打成那种惨样,还能作为捷报传回来。一旦暴露出破绽,其他国家也会跟上,就会军事冲突不断。

即使赢了,那也是和普京血洗车臣、入侵格鲁吉亚一样,都是暂时的,更何况习近平还真没普京这个本事。

集体是一个虚构的概念,就像人民一样。批评集体沉默,跟赞扬人民万岁没什么区别。

人的行为是趋利避害,一家公司不会提高调门大力提倡准时上班是高尚的道德标准,因为那没用;公司大大提高全勤奖,这是推动员工准时上班的最有效方法。

如果面对邪恶,没有人出面,那你就要问问他们为什么没人出面。邪恶的一方手持机关枪,一扫射打死一片,你质问赤手空拳只有肉身的集体为什么沉默?

即使有人出头,豁出去不要命了,结果警察来了,先把出头的人关进局子里,关了三个月,就像那个说鸿茅药酒是毒药的广东人的遭遇,那集体又怎么能不沉默?

不沉默的人被喝了茶、关了监、删了贴、封了号,你看不见那些不沉默的遭遇,你为什么天天盯着沉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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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を待つ手紙

等待春天的信

by 吉田拓郎

吃油条,喝豆浆

油条那得炸得多硬

By 环球猎奇

女性“防强奸器具”——Rapex,是一位名叫 Sonette Ehlers 的南非女医疗技术员发明的。

女性将它像卫生棉条一样插入阴道内,并配有一个涂药器,任何试图强奸女性的男性都会被倒钩刺伤套住,必须去急诊室才能取出。

看到这图,18cm不禁一紧。

By 蔡慎坤

曾经供职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吴伟先生说过一件事,在一次邓小平与胡耀邦的谈话中,邓小平明确谈到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谈到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谈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还提出了“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等等。邓胡的这次谈话,很遺憾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

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背景,公开谈论权力过度集中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分华国锋的权,当时华国锋一人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复出的邓小平要从分华国锋的权力入手,才能为自己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开辟道路。所以邓小平坚持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不宜过多,党政必须分开,不能以党代政。撇开他的直接的政治目的不论,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那个“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的党管一切的原则的否定,同时,邓小平诚心诚意认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并且他确实做到了。宪法中规定国家主席任期制,中共內部也在他领导下搞了隔代接班人和两届任期制。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真正提出大胆彻底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方案的人,是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他提出的方案曾被称作“中国庚申改革方案”,他在政改方案中明确提出,全国人大改为两院制,实行党政分开,一切政府职责由各级政府独立负责,让中共退出行政机构,同时建立独立的工会、独立的农会,其领导人完全由工人、农民自由选举产生。司法彻底独立,开放报禁,中共机构实行分权制衡。这个设想曾经在中共高层引起熱烈讨论。此時波兰爆发了团结工会运动,中共高层立即有唇亡齿寒的感觉,当时主持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和邓力群,立即封杀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和宣传。中共保守势力认为自由工会必然对中共政权构成巨大威胁。

邓小平很快就认同了保守势力的立场,也就不再提及政治体制改革,转谈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从那时起,邓小平就开始考虑,在坚持现有政治制度之下,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几年下来,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处处阻挠,邓小平看到经济改革根本搞不下去,于是从1986年上半年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这当然也有一个外部原因,即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已经开始,邓小平认识到列宁式的政治体制维持不下去了。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吴国光撰写的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文章中说“人民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这些在宪法中有庄严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但1986年邓小平主要关注党政分开、简政放权,淡化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问题。

Mirror Lake

新罕布什尔州

其实这湖看起来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