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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南阳一学校发生火灾 导致13人死亡
2024年1月20日 16:50
美国之音
谷歌地图显示的中国河南省及主要城市的地理位置图。
据中国官方媒体周六报道，河南省南阳市附近独树镇砚山铺村英才学校一宿舍周五发生火灾，造成13人遇难，1人受伤。涉事学校负责人已被控制。
据悉，英才学校是一所全托制寄宿制的私立学校，业务类型为小学教育。目前还不清楚死者中有多少是学生。
周六，中国社交媒体用户表达了对火灾的愤怒，并呼吁对任何安全漏洞进行惩罚。
由于安全标准松懈和执法不力，火灾和其他致命事故在中国屡见不鲜。
去年11月，中国北部山西省一家煤炭公司办公楼发生火灾，造成26人死亡，数十人被送往医院。
去年7月，该国东北部一所学校体育馆的屋顶坍塌，造成11人死亡。
去年6月，中国西北部一家烧烤店发生爆炸，造成31人死亡，促使官方下令全国开展安全风险专项整治
去年4月，北京一家医院发生火灾，造成29人死亡。
（本文参考了路透社、法新社的报道）
“向胡塞致敬！”中国网民为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加油
2024年1月19日 05:43
文灏
一名举着匕首的胡塞支持者参加最近的一场反美游行
星期四（1月18日），美国对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发起了第五次袭击。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与胡塞武装发生冲突的同时，中国互联网上的用户们却为这个武装组织加油助威。中国的媒体也将胡塞武装描绘为挑战美国的反叛力量，并放大对美国方面的批评。
去年10月7日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援助哈马斯，开始攻击通过红海的商船。美国于去年年底开始向胡塞武装发起反击。今年1月15日以来，胡塞已经连续袭击了两艘来自美国的商船。美国1月17日将胡塞武装再次定性为恐怖组织，这一定性将于30天后生效。
胡塞武装曾被认定为恐怖组织，后来因对也门的人道主义考虑而将其从名单上删除。尽管美国和其它国家一再要求胡塞武装停止向商业航运开火，但是该组织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因此，美国在胡塞武装被从名单上删除三年后，再次将其认定为恐怖组织。
“这些针对国际航运的袭击危及了船员安全，破坏了商品自由流通，干扰了航行权利和自由。此项认定旨在促进追究该组织恐怖活动的责任，”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官媒将胡塞武装描绘成一支挑战美军的力量
在胡塞武装在去年11月发动恐怖袭击后，中国曾一直不谴责胡塞武装，只笼统地表示反对袭扰民用船只的行为，呼吁“有关各方”为维护红海的地区安全稳定“发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作用”。
不过，随着危机不断升温，中国最近似乎开始调整立场，公开点名胡塞武装。在上星期的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中国罕见地批评胡塞武装在红海水域“多次袭击和扣押商船，干扰国际贸易秩序”。中国外长王毅1月14日在开罗同埃及外长萨梅赫·舒克里（Sameh Shoukry）会谈后表示，中国对红海局势急剧升温深表关切，并“呼吁停止袭扰民船的行为，维护全球产供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
但中国的官方媒体等机构在描述美国等西方国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时，将重点放在对美国方面的批评，一些媒体的文章也将胡塞武装描绘成了一只挑战强大美军的反叛力量。
新华社1月16日发布的的一篇分析文章在开头援引专家的话说，美国与英国对于胡塞的打击是一次“糟糕的诈唬”，称其“不仅无助于缓解红海紧张局势，还会危害红海和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中国官方控制的上海报业集团下的澎湃新闻在同一天发布了一篇特约稿件，其中称胡塞武装“不是美军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并将该武装与美国的冲突形容为“叫板实力强大的美国军队”。
社交媒体上网民“向胡塞致敬！”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不少网民们对胡塞武装的行为表达了敬仰。一名叫做“内幕live_9zov”的博主在微博上写道：“胡塞明知道敌强我弱，但是为了加沙勇于亮剑，当出头鸟。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种政治勇气不常有，向胡塞致敬！”
网民们也对美英军队可能遭受的攻击表达了喜悦。一位网民称：“我想看美英军舰被炸沉的消息。”
从10月7日哈马斯武装对以色列的平民发起攻击后，中国大量网民站在了哈马斯的一方。在一些社媒平台上，甚至出现了紧跟哈马斯在战场上动向的“饭圈”。观察人士曾向美国之音将这种现象与中国网民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油的现象类比，即任何美国反对的势力都值得支持。
中国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一位装扮成哈马斯战士的用户
请同时参阅：
在中国社媒上，反犹言论锐减，哈马斯成为新宠
在这次中国网民对胡塞武装的支持中，也不难看到将他们塑造为“反美”战士的言论。
“支持反抗帝国主义霸权，向所有勇士致敬。愿您每次顺利，得胜归来，” 一位视频平台哔哩哔哩上的网民对胡塞武装这么评价。
也有一些网民批评了对胡塞的正面评价。微博上的一位网民写道：“红海各国商船都被袭击，然后国内的物价就涨了，你就多付钱，在这煽动仇恨，和IS、纳粹等一模一样，令人作呕。”
美国业内人士：2024年美国对华芯片出口限制可能会继续加强
2024年1月18日 22:23
美国之音
美中国旗与半导体芯片图示
美国专家称，2024年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控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因为美国政府释出信号，计划推出新的出口管制，以定期堵塞漏洞。同时，最新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的出口限制下，中国2023年的集成电路进口跌至349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5.4%。
美国财经电视台CNBC周四（1月18日）报道说，美国与荷兰可能在今年加大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限制，以遏制中国的芯片科技发展。
半导体研究分析机构TechInsights(科技洞察力)副主席兼资深研究员丹·哈奇森（Dan Hutcheson）接受CNBC采访时说，“如果有更多的限制出台，我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我们仍处在这种针锋相对之中。美国有很多鹰派人士，对中国军事增长非常担心。”
去年10月，美国在此前限制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对尖端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向中国出口的限制。华盛顿担心，北京可能将这些尖端芯片用于发展人工智能和军事应用。
随后，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阿斯麦（ASML）1月1日宣布，荷兰政府撤销了部分向中国出口设备的许可证，其中包括光刻机。
北京抨击荷兰政府的这一限制，敦促荷兰维持公正公平的立场及市场原则。而中国商业部上周指责美国将出口管制作为一个工具，在荷兰公司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问题上直接干预。
《芯片战争》一书的作者克里斯·米勒稍早时对CNBC表示，这表明，不仅美国政府，像荷兰等西方国家也在加紧对芯片制造设备和尖端芯片的一些限制。
Futurum Research的首席分析师丹尼尔·纽曼对CNBC说，“随着美国选举的到来和台海政治紧张局势的持续，很难预见相关限制措施会有大的放宽。如果有什么的话，我认为只会进一步强化。”
报道表示，西方遏制中国高科技的努力推动中国本国企业自力更生。自2019年起，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和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进行制裁，迫使北京强化其国内产业。
据设在上海的CINNO Research的数据，中国前十家最大的芯片设备制造商的收入2023年上半年同比激增39%。
Futurum Research的丹尼尔·纽曼说，“我确实认为短期内对西方有利，但是中国将竭尽所能，确保不会在芯片竞争中被甩下。”
不过，尽管美国政府对先进半导体技术和芯片出口中国实施了越来越严厉的管控，但是路透社通过查阅标书等文件发现，中国军方和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单位和大学过去一年仍得以购买小批量受到美国出口控制的英伟达（Nvidia）先进半导体芯片。
路透社1月15日发表一篇独家报道说，中国军方和国营研究机构采购的都是可能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导致突破或用于军方非常复杂电脑的美国先进芯片，而且供货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供货商。
路透社表示，这一发现也凸显美国要完全向中国断供先进的美国半导体技术和芯片有多么困难。
在中国买卖美国的高端芯片并不违法，而可以公开获取的标书文件显示，在美国政府发布收紧对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和技术的禁令之后，几十家中国实体仍然成功购得并接收了英伟达的先进芯片。
路透社说，这些先进的芯片包括A100以及功率更强大的H100芯片，而美国政府自2022年9月起就禁止这两款芯片出口中国。另外还有两款英伟达降低技术指标为中国市场专门设计的芯片A800和H800，但是美国政府去年10月也开始禁止这两款芯片出口到中国。
英伟达设计生产的图形处理器芯片对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而言，要比英伟达竞争对手的类似产品要先进得多，关键是英伟达芯片能够更有效、更快速地处理机器学习任务所需的大量数据。
路透社还表示，中国军方和研究机构等单位在美国严令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的状况下千方百计寻找和采购英伟达芯片说明，尽管像华为等中国本土公司已经卯足了劲来研发替代英伟达芯片的产品，但是中国军方和研究机构的替代选择仍然非常有限。
在美国政府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人工智能芯片之前，英伟达在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市占率高达90%。
路透社报道说，去年采购英伟达先进芯片的机构包括中国顶尖的大学和两家遭到美国出口限制的单位，即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中国电子科技大学。美国政府指责这两所学校参与中国军方项目研发或隶属于中国军方，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哈尔滨工业大学去年5月采购了六枚英伟达A100芯片，以便训练一个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而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在2022年12月采购了一枚A100芯片，但是没有说明这枚芯片的用途。
江苏常州一企业发生粉尘爆炸，导致8死8伤
2024年1月20日 15:38
美国之音
中国江苏省地图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周六，中国东部江苏省一家工厂发生爆炸，造成8人死亡、8人轻伤。
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1月20日3时38分，位于上海西北180公里(111英里)的常州市武进区南夏墅街道的常州燊荣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发生粉尘爆炸。报道称，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开展中。
当空气中的易燃颗粒(包括金属)点燃时，就会发生粉尘爆炸。
在安全法规执行不力的中国，致命的工业事故屡见不鲜。
去年5月，山东聊城中化集团鲁西化工双氧水生产区发生爆炸火灾事故，造成9死1伤1失联。
2022年11月，中国中部河南省的一家工厂发生了40多人死亡的事故，当局指责工人无证焊接。
（本文依据了法新社的报道）
增长5.2%？很多中国人感觉到经济正在衰退
尽管中国官方公布2023年经济增长了5.2%，超过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但是，对于毕业即失业的年轻人、因房产贬值而惶惶不安的业主以及收入低于前一年的工人来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给人的感觉是在衰退。
求职如今是许多中国人的噩梦（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公务员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张美乐（Melody Zhang，音译）焦虑地在宿舍的走廊上来回踱步，复习她的答案。回到房间后，她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哭。
在经历了100多次媒体行业的求职失败后，张美乐希望能在国家宣传部门找到一个工作。在青年失业大潮中，有创纪录的260万人去应聘39600个公务员职位。遗憾的是，张美乐没有通过。
“我们生错了时代。”这位24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没有人再关心自己的梦想和抱负。无休止的求职是一种折磨。”
对经济的信心危机阻止了人们的消费，也妨碍了企业的招聘和投资，这可能会成为一种自噬机制，侵蚀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力。
尽管中国官方公布2023年经济增长了5.2%，超过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但是，对于毕业即失业的年轻人、因房产贬值而惶惶不安的业主以及收入低于前一年的工人来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给人的感觉是在衰退。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说，教科书上对经济衰退的定义——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萎缩——不应该适用于一个每年投资量约为其产出的40%（是美国的两倍）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正处于经济衰退中。”朱天说，”如果你和10个人交谈，7个人会说我们今年过得很糟糕。”
“我认为政府无法承受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他说。他敦促采取更多的刺激措施，以打破信心不足导致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尤其会影响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
年轻人的理想在消失
今年6月，在约1亿名16-24岁的中国人中，每4人中就有1人以上处于失业状态，这也是官方暂停公布失业率数据前的最后一个数据点。周三（1月17日），中国恢复公布该数据，但将大学生排除在外，所公布的12月份青年失业率为14.9%。
由于企业为应对低迷的国内需求而削减成本，那些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人，收入也低于他们的预期。招聘公司智联招聘发现，第四季度中国38个大城市雇主提供的平均工资同比下降了1.3%。
对于一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元计算增长了约60倍的经济体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心态转变。此前，中国经济的成功主要是通过对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实现的，但这种模式在大约十年前就开始导致债务大于增长，目前中国的借贷总额已达到难以偿还的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高校培养学生从事服务业中的高技能，而不是工厂或建筑行业的工作。家庭消费低迷以及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和教育行业的打压更是减少了他们的机会。
34岁的珍妮丝-张（Janice Zhang，音译）一直在科技行业工作，直到2022年底，她因家中有急事而辞职。她相信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很容易再找一份新工作。
然而，她后来只找到了一份社交媒体营销的工作，而且每天要上班15小时。她干了没多久就辞职了。
她说，眼下的经济环境让她觉得自己就像“海滩上的一粒沙”，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中国，‘理想’这个词一直驱使着每个人，因为大家相信明天会是最好的时代。我现在要克服的困难，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治愈明天将要带来的失望。”
不仅仅是房地产危机
上海一家高档咖啡店的老板李文生（Vincent Li，音译）遭受到经济上一次重创，他说这一重创把他打出了中产阶级的行列。
由于中国人开始削减开支，消费者更喜欢去便宜的咖啡店。而他于2017年在旅游胜地海南岛花400万元人民币买下的两套公寓，三年来没有吸引到任何租客或者买客。
李文生说：“房地产市场已经饱和。”
根据中国央行的最新数据，在中国约3亿城市家庭中，96%的家庭在2019年至少拥有一套公寓。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两套公寓，十分之一的家庭拥有更多公寓。大约70%的家庭储蓄投资于房地产。
房地产中介表示，自2021年房地产市场开始下滑以来，一些城市的公寓已经贬值了三分之二，这让业主们感到财富减少，并开始省吃俭用。
房地产行业在高峰时期约占经济活动的四分之一，如今已被视为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威胁。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洪源远说：“最大的风险在于，旧的增长源减少所带来的后果可能会变得难以控制，并抑制新的增长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可能会陷入转型困境。”
影响中国人生活的不仅仅是国内政策。在台湾、乌克兰和南海问题上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紧张，导致中国首次出现外商投资赤字。
国际贸易机构还对中国有关部门突袭咨询公司和尽职调查公司以及禁止出境等问题提出了警告。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阻碍了芬奇（David Fincher）设立在上海的咨询公司开展尖端半导体业务，从而切断了他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他担心更多的外交紧张局势或中国政府新的监管变化会使他的业务难以为继，正在考虑“润”到海外。
芬奇说：“你感觉自己就像锅里的龙虾。水正在煮沸，而你却只能坐以待毙。”
他说：“我和其他人一样，为中国政府感到忧虑。”
（路透社）
日期 20.01.2024
香港和台湾曾经这样纪念六四
日期 01.06.2022
今年随着香港天主教会宣布将不再为六四死难者举办悼念弥撒，香港公开的六四悼念活动全部无法举行，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记忆在香港被系统性抹去。台湾可能成为两岸三地唯一可以纪念六四的地方。
一周年纪念
1990年6月4日，香港民众首次走上街头，纪念天安门大屠杀一周年。这一年起，香港支联会每年组织大规模悼念活动。由于1989年民主运动在中国大陆是禁忌话题，香港逐渐成为各类与六四有关的追思活动的中心。
维园烛光
自1990年以来，每年6月4日晚，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都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表达自由民主诉求。参加人数少则数万人，多则十多万人（据组织方支联会数字，一般高于警方公布数字），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六四纪念活动。（2015年资料图片）
天安门的故人
2013年，台北民众举行烛光晚会，纪念六四，声援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刘晓波是89民运代表人物之一、与周舵、高新、侯德健一同被成为“天安门四君子"。
遥望台北
2019年，六四30周年之际，台北举办了专题纪念活动。此前还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放置了由台湾艺术家雪克（Shake）搭建的充气“坦克人”艺术装置，亲历六四的王丹、周锋锁等民运人士到场参与。
两岸三地成唯一
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规模和历史远远不及香港，但近年来开始得到更多关注。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仍有三千多人参加了在台北的烛光悼念晚会。由于这一年香港和澳门都以防疫为由禁止六四集会，台湾成为两岸三地唯一可以纪念六四的地方。
六四纪念馆
香港六四纪念馆2012年起临时设址九龙，先后迁至城市大学和尖沙咀，在物色新馆址过程中屡遭挫折，被迫多次关闭。2018年支联会在旺角购买房产作为新址，2019年4月重新开馆。2021年4月休馆翻新后，5月底重新开放，但数日后被当局以“证照不全”为由再度关闭。
国殇之柱
2019年六四30周年之际，香港大学生清洗丹麦艺术家高智活（Jens Galschiøt）的作品“国殇之柱”。它曾在香港各间大学巡回展出，现矗立在香港大学黄克竞楼平台。传统上，支联会每年都会派人在六四前夕洗刷该雕塑。
疫情下的追思
新冠疫情下的2020年，因有防疫限聚令，当局31年来首次未批准维园六四集会。但仍有数万港人来到维多利亚公园燃烛默哀。
再度遭禁
2021年，香港当局再度禁止六四纪念晚会。一年前香港国安法生效后，香港社会的言论、集会自由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同时，澳门的民间六四纪念活动也连续第二年遭禁。
这是一个专家的肺腑之言，一年时间、两个城市、不是飞机就是高铁，仅一名专家，肺移植一项就做了370例，全国有多少这样的专家？他们移植的肺源是从哪里来的？这条普普通通的秀工作的微博惊悚吗？而他说累并快乐着，他的快乐挺费命啊，只不过费的是别人的命。
赵兰健［Zhao Lanjian］
@uyunistar
［云南：生孩子卖掉比养猪还赚钱］
［活摘：贫困愚昧会促生孩卖零件］
这是我很久一直在疑虑，而不敢谈话题。是不是真有卖孩子，而内心毫无廉耻和顾及的没有人性的人。我还亲历过另外卖子案件，这是我在云南怒江探访被拐卖人口家庭时，内心最纠结最痛苦的经历。限于个人隐私，我并未把这些真实的人性阴暗对外公布，原定 美国之音 计划对我做专访之前，他们也确认过不讲这个案例。
这些阴暗环节涉人性魔鬼一面，多重叠加的敏感，导致 美国之音 编委会顾虑重重。这也算是郭文贵在 美国之音 断播事件后，美国之音 的另外一起断播事件吧。很失望，这些国际平台再次错过引发 铁链女 的那些阴暗环节。
我也能理解 美国之音 的顾虑，安逸的滋润生活，谁都不希望被一场残忍的真相打乱。我也如此，平时越极力回避的那些，越是经常在睡眠中惊醒，回到在云南怒江福贡县的那些孤独夜晚。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在曲绕回旋的音乐诉说里，才能感受到那些被亲人和社会抛弃的，被拐卖人员的悲绝。
我跟踪一位即是天使又是魔鬼的母亲，她曾亲手卖掉了自己的孩子。我知道这一切真相之后，想知道她内心的更多感受，在大山黑夜里远远的尾随，我想知道她要去哪里。白天她和我交流这么多，她平静的倾诉着那些复杂，我要掩饰波澜紧张，真诚和平静的听下去。我观察她，质朴表象背后到底是哪种深不可测。出尔反尔和她的恳请，她的彷徨和期待，都被我摄录下来。
我知道这些真相后，再也无法在夜晚入眠。一位教堂里祥和的母亲背后的错乱和失常的魔鬼一面。无论在哪里，我都会随身携带摄录器材和随身音箱。思绪困境中 ，必须听听《The Silence of the Lambs》《Sad Romance》我整夜播放这些安神音乐，希望自己在偶然中放松入眠。
亚古村的基督教堂，月色之下比白天增添了更多鬼魅感。我在院门外面看他们聊天，在听着里面传来的一曲曲基督圣歌，现场带来的超然感，驱赶掉了多日的疲惫不安。跟踪的这位母亲是领唱，六七十岁的老人声音象少女一样清澈甜美，此刻我脑子里不断浮现天使和魔鬼问题，最后依然是无果告终，以我的生活阅历，不足以理解这边远山寨里的平凡人生和复杂人性。
正像此刻我必须听着音乐去回忆当时的不解，背景音乐是中国人几乎不知道的韩国小提琴曲《Sad Romance》，这是越南艺术家创作的描写世间的美丽、忧伤、痛苦、彷徨、欢乐和希望的深情婉转。现在听的是十小时版本，来自于这天晚上在亚古教堂的启发而下载的。
躲在教堂的门外，享受着天籁之音。拍摄了此刻的纯粹安宁发了一个推。完全不想打扰教堂里的任何，那时的心情和现在的心情是一样的，超然的享受着这些美妙只音，忘记那些带着血淋淋色彩的残虐拐卖故事。
最后一首圣歌是这位母亲独唱，傈僳族语的清唱，曲调哀怨、婉转、安享。她歌唱的就像是我小音箱里的 《Sad Romance》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那种深沉而又婉转的乐曲，在傈僳族的语音里特别动人。余音袅袅，情不自禁走进教堂，走过散落的座椅，洞察这位年迈母亲的表情。经过她时，瞥见一张泪流满面的脸，歌声和语调丝毫没有被错乱的泪滴影响。不敢停留，也不敢直视，悄然走过过道，来到讲坛的一边角落里。
一位牧师在做最后的总结发言，我往教坛下面观看，一张张谦卑的脸平静又祥和，即使很多人脸上闪动着泪光，也是通透和祥和的真情展现。这位年迈的母亲害羞的擦去泪花，低头祷告。我想她一定是在祈祷，她被卖掉的孩子，还活着并且依然安康。她因为我的到来，燃起了希望和纠结中的过往。
她在思考她的小花梅，是不是也和铁链女或伏地女一样。那还好，必定是还活着。而她的孩子很大的概率是被杀害了。她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呢？
如果我不知道几个白天对我的讲述，只在这个教堂里听语余音婉转，我相信她是个拥有少女美妙声音的天使。如果她是我妈妈，我会原谅她吗？如果我去告发，警察和社会会原谅他吗？如果牧师和教友，知道她卖掉了自己孩子，这个教堂会原谅她吗？
即使这样，我也不会认同王志安所说的，人贩子是在救了“小花梅”，“董志民不改进监狱”。因为在我的这个故事里，我认为她的孩子是被谋杀了，被一系列的人贩子和买家给谋杀了。当然，我对外部分释放信息之后，这位母亲寻找孩子的信息，全部都被删除了。这个集权的社会就想真正的抹去她和她孩子的一切，这也是一种谋杀。
所以，但我看见下面这条图片新闻。卖孩子胜过养猪赚钱的故事思绪万千。我依然相信，这些母亲未来会有自我救赎的那一天，对着上帝忏悔。而我现在的祈祷是，她们的孩子没有被当作配件生产出来，还能以人的形态生活着，而不是以器官的形态，寄生在一位老红军的身上。
在这个角度而言，二十多年前被卖掉孩子远比现在被卖掉的孩子，残虐程度稍小一点。
生孩子被当作零配件，是一个太虐心的社会现实问题。
［死难同胞：凌晨加班 拿命换钱］
［八死八伤：上通宵班 真正穷人］
能在凌晨3：38大爆炸中死亡的，全是社会最底层的穷人，他们不得已上通宵班，他们在拿命换钱，他们全都是在粉尘大爆炸中。
可想而知，这种上班环境是多么恶劣。他们是养家糊口，迫不得已必须连轴转的人。一场大爆炸，就像他们从来没来过一样，官宣以异常平静的口吻说：“都处理好了”。
而他们很可能就是最会傻爱的红粉，和推特的五毛都差不多。深爱着粉尘爆炸送命的伟大国家。
“星链”再让中国焦虑，中国版卫星互联网“国网”能压倒“星链”吗？
2024年1月18日 06:17
许宁
2023年2月27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猎鹰9号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卡纳维拉尔岬太空军基地发射，有效载荷为21颗星链卫星。
覆盖全球的美国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Starlink）技术不断取得突破，让中国军界和学界再现焦虑。中国国企将从今年起发射成千上万颗低轨卫星以打造中国版卫星互联网“国网”与之抗衡。但专家认为，在火箭发射技术上，中国与美国商业卫星发射巨头SpaceX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中国官媒再提“星链”“威胁论”
“星链”目前通过数千颗近地轨道卫星组成的卫星群为60多个国家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这些卫星依靠美国知名科技企业家伊隆·马斯克（Elon Musk）麾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火箭发射入轨，让购买“星链”入网设备的地面用户摆脱传统基础设施限制，实现自由高速上网。
随着“星链”卫星越来越多、功能不断提升，SpaceX的发射能力屡破记录，中国官方对星链的技术优势再次显露忧虑，甚至抨击“星链”会给太空安全构成威胁。
中国解放军旗下单位主办的《中国国防报》1月9日刊登署名文章说，“星链”能够提供覆盖全球的网络通信、军事侦察和太空对抗能力。文章指责“星链”协助美国军方“从攻防格局、对抗态势和力量对比上获取大国竞争优势”，帮助美国“实现太空霸权”，破坏太空战略稳定。
“星链”的战略意义，可突破各种封锁
“星链”的战略意义在俄乌战争到以哈冲突中得以凸显。俄罗斯2022年2月开始的对乌克兰袭击造成乌克兰电信基础设施的严重破坏，但乌克兰政府和军队以及部分平民依靠“星链”设备的支持，维持了高速网络连接。
乌克兰军队在乌东巴赫穆特城外与俄军作战的前线放置的“星链”网络连接器。（2023年3月8日）
2022月，伊朗一名女子在被“道德警察”拘捕后去世，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马斯克当时决定加强“星链”对伊朗的覆盖，帮助民众突破伊朗当局的网络封锁和审查，使用网络社交媒体。
专家说，这些国际事件让中国意识到“星链”在网络自由通讯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打造“中国制造”卫星互联网的急迫性。
太空政策与地缘政治学者南拉塔·戈斯瓦米（Namrata Goswami）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从去年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在台湾冲突升级的情况下，类似“星链”的技术一旦介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也就是中国的太空部队，必须非常认真地应对。”
“星链”暂时不入中国
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其网络防火墙能够持续发威，中国也在竭力确保包括“星链”在内的外国互联网技术不会进入中国。
与“星链”同为马斯克名下的电动机车公司特斯拉在中国建有大规模的“超级工厂”，马斯克与中国高层的关系一直引人关注。马斯克2022年曾透露，中国政府要求他保证不会把“星链”引入中国。
特斯拉执行总裁马斯克和特斯拉中国区高管陶琳在上海举行的国产特斯拉Model 3型汽车交付仪式上。（2021年1月7日）
不过，“星链”最新推出的直连手机（Direct to Cell）功能，也引发了中国官方的担忧。今年1月3日，SpaceX成功发射了21颗“星链”卫星，其中包括6颗具备直连手机功能；地面的智能手机用户（4G或以上）无需购买额外设备，即可连入宽带网络。SpaceX将这类“星链”卫星称为为“太空中的手机信号塔”。
《中国国防报》的文章说，未来这一业务实现大规模应用后，“星链”系统将接入大量通信设备，实现全球无缝通信。这一功能是否会对中国用户开放，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荷兰莱登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数字中国”（DigiChina）项目共同创办人罗吉尔·克里默斯（Rogier Creemers）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希望阻止任何它无法控制的网络连接。”
中国拟建“国网”，以抗衡“星链”
为了与“星链”竞争，中国一直打算建立自己的星座计划。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0年将发展卫星宽频列入新基础设施的项目名单，卫星互联网成为北京试图推动的一个关键技术领域。同年，中国国有企业向国际电信联盟（ITU）提交了代号为“GW”（“国网”的拼音缩写）的星座计划申请，该计划至少包括12992颗卫星。
据《日经新闻》统计，中国航天部门中的多家国有企业共计划发射26000颗近地轨道通讯卫星，与美国“星链”竞争。其中，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星网）将从今年上半年到2029年发射1300颗卫星，目前发射卫星的总计划数量约为1.3万颗。卫星发射将使用海南省的文昌航天发射场。
专家们说，在“星链”率先在地球近地轨道布局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是轨道资源的紧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去年发表的一份分析说，近地轨道智能容纳约6万颗卫星，由于“星链”已规划部署4.2万颗，中国国有航天企业所剩空间不多。
早在2023年2月，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航天工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建议，鉴于“星链”计划是在地球低轨“跑马圈地”，抢占轨道资源和频率资源，作为回应，中国应该在“星链”星座尚未部署的轨道部署中国的巨型星座，在其他轨道高度取得先机和优势，对星链星座形成“压制”。
中国航空航天技术起步落后美国和前苏联20多年，自1990年代才开始真正进入程序。但是，专家们说，通过过去10年的努力，中国现在已经几乎完成了追赶。
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的科学家乔纳森·麦克道尔（Jonathan C. McDonwell）说：“也许在电子设备的精密度和整体质量方面还不太理想，但在太空中实现某些目标的能力方面--北斗系统就是明显的例子，这是中国的GPS。还有大量的中国间谍卫星，以及中国去年完成的庞大的轨道发射的总数量。”
不过，麦克道尔补充说，虽然在许多方面，中国已经从一个三等太空国家转变为一等太空大国，但仍略落后于美国。
从商业价值上来说，“国网”和“星链”也不同。麦克道尔认为，中国版“星链”可能不会吸引太多的西方用户，但太空政策专家戈斯瓦米则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将其未来的卫星互联网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地区推广。
但是，她警告说，这可能会对这些国家的国家安全有这巨大的影响。她说：“这意味着中国可以从中获取情报、监视和侦察通信（的能力）。”
戈斯瓦米表示，一旦这些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在网络连接上依赖中国，中国就可以提出政治条件。“中国可以说，如果你使用我们的系统，你就必须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她说。
SpaceX发射优势明显 中国难超越？
SpaceX目前把握了先发优势，自2015年开始逐步建立起巨型低轨卫星星座，并实现多国部署，不禁标志了“星链”卫星通信技术的成熟，更仰赖SpaceX强大的低成本发射能力。
“星链”项目一共计划发射42000颗近地轨道卫星。根据麦克道尔的追踪统计，截至1月15日，SpaceX共发射了5739颗星链卫星，目前还在近地轨道上运行的星链卫星有5317颗。
在将卫星送入近地轨道的成本方面，SpaceX目前使用的“猎鹰9号”（Falcon 9）和“猎鹰重型”（Falcon Heavy）火箭的每公斤的发射价格已经分别降到2600美元和1500美元。SpaceX可完全复用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Starship）一旦测试成熟，这个价格可能跌到每公斤几百美元的水平。
与此相比，中国的“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低轨卫星发射报价为5000美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年12月刊文惊呼，中国经常把发射成本低作为自己的一个“亮点”，“现在相比SpaceX已经没有成本优势了”。
文章说：“无论是SpaceX的火箭发射载荷以及火箭的发射成本，SpaceX现在都比我们有优势。” 文章指出，中国目前最大的火箭“长征五号”的最大的载荷是25吨，而SpaceX的“猎鹰”火箭最大载荷可达63.8吨；SpaceX正在试验的“星舰”火箭最大载荷可达150吨。
长期观察SpaceX的天体物理学家麦克道尔对美国之音说，“星链”得成功之处在于，以马斯克为代表的领导层具备冒险精神，但重要的是SpaceX采取垂直整合路线，降低了发射技术成本。
他说：“他们大多数的事项都是靠公司内部，而不是包给好几家外面的公司，这使他们能够管控得更好。”
“中国在政府层面和商业初创公司层面都在运载火箭和通信卫星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所以我认为他们正在迎头赶上，特别是在通信卫星方面。”他说：“但在运载火箭方面还不太清楚。似乎没有人能接近像星舰这样的水平。”
太空政策专家戈斯瓦米说：“我认为中国将会悄悄地赶上，而美国可能根本还毫无察觉。”
简评土地改革运动
帖子由 admin » 2024年1月5日
作者：于松然
早在 1946 年 5 月，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首次提出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政策。
这个政策，打着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旗号，开始了暴力杀掠式土地改革。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则是承认土地投资人合法权益下的和平均田。
毛式土改是划出 8%～10%的地主、富农，发动 50%～60%的贫雇农（主要是贫雇农中的痞子、二流子和见利妄为分子）对他们批斗、掠夺和打杀，从而使农村占多数的贫雇农，能跟着共产党走，为夺取政权聚集力量。据资料记载，搞的最凶、杀人最严重的有胶东、晋绥、河北等地。他们的残杀手段，惨绝人寰。具体有：砍头、活埋、剥皮、石头砸死、烧死、马后拖死、树上吊死等等，甚至地主家怀了孕的女人，都要被剖腹，将婴儿取出活活摔死。有些地方，不仅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浮财，还要分他们的老婆、女儿。1947 年，国军开始九月攻势，地主、富农、中农组织的还乡团，开始报仇，贫雇农遭到了报复。还乡团报复手段之残忍，不下贫雇农。挑起仇恨，这是中共土改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屠杀与报复，是分而治之策略的体现。有时，为了弱化敌人的反抗，平服贫雇农中善良群体的不满情绪，中共也纠正过一些残酷做法，但都是权宜之计，服从于土改的主要目的。对此，有共产党学者教导学生：“要从革命需要出发去理解这种杀戮的‘必然’性，而无庸道德价值判断。”
毛的这种出于政治动员的反人权、反人类的残忍谋略，果然奏效，贫雇农及其子女受到鼓励，纷纷参加解放军或地方武装和政府，同国民党军作战。
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与台湾国民党的“和平土改”相反，于 1950 年在全国继续开展了暴力杀掠式土改运动。与过去政策稍有不同的是，强调“团结中农”，分老婆、分女儿的相对较少。
毛曾多次批评“和平土改”是右倾思想，要求全党继续推行“行之有效”的杀掠式土改。据文献记载：山西兴县土改时，时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党组书记兼副主任的中共干部牛荫冠，在家乡召开“斗牛大会”。他以工作组组长的身份，坐在主席台上，批斗跪在台下的曾被毛泽东誉为开明绅士的老父牛友兰。令与会的父老乡亲们震惊的是，他居然亲手用铁丝穿了自己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致其父三天后暴毙。由于立场坚定，大义灭亲，牛荫冠步步高升，官至正部级的全国供销总社主任；但他再也没敢回过兴县老家。坐镇广东的中共省委书记陶铸、赵紫阳等，大搞“村村见血”的红色恐怖，即每村都要至少枪杀一个地主，以立“政威”。原北大学生乐黛云，回忆 1951 年她在江西参加土改的情景：她所在的村子划出了八个地主，被副县长一声令下，全部就地处决；其中有一个老实八脚的老人，在上海干了一辈子裁缝，省吃检用，攒了一些钱，土改前不久，回家买了些地，刚好划上了个地主，也被处决了；为此，她一直想不通。1951 年在重庆郊区，笔者曾目睹过一个公审地主的场面：地主被押上台后，先后有两人上台，控诉地主欺压他们的罪行；台下打倒恶霸地主的口号，此起彼伏；控诉结束，主持人便代表人民政府，宣布判处地主死刑；当即地主被拉到台下，枪响应声倒毙，暴尸于台边；年约十二三岁的地主儿子，在他脑浆开花的父亲尸体前，冷笑了一声，转身扬长而去。——怨恨者控诉，代替了检方起诉；政府公审，取消了法院取证和庭审；官员口头宣判，抛开了判决书；立即执行，勾却了上诉；连封建王朝稍带人性的“秋后问斩”，都被中共废止了。一言蔽之：野蛮取代了文明！
土地改革被中共宣称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动员策略：挑起占农村大多数的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之间的仇恨，毁弃他们之间存续数千年和谐依存的道德伦理价值，迫使他们尖锐对立起来，变成你死我活、鲜血淋漓的阶级仇恨关系，使农民多数人依附中共，从而达到树立共产党权威、巩固农村政权之目的。对那些不愿和不敢分地主、富农财产的多数贫苦农民，用少数痞子、流氓无产者的带头和软硬兼施、“说服教育”的办法，让他们都能分到些田地或浮财，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据著名学者梁漱溟回忆写道：“1951 年 9 月，我从四川土改工作后回京见到主席，谈到土改中死了不少地主阶级的人。主席说：台湾造谣说死了一千多万人；哪里有那许多？我估计全国合共大约六十几万人吧！”又据有关文献记载，土改中“依法”处决的地主大约有 60～80 万，加上土改中被打死和自杀的地主、富农，大约死亡了100～150 万人，其中20～30 万人自杀。（由于档案死不解密，数字版本颇多，有待進一步考证。）毛泽东认为，通过这种策略——御人权术，就能使大多数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毛泽东的中共，以革命名义進行“村村见血”的暴力政治土改，是中共对农民的第一次掠夺：掠夺颠覆了使我中华民族数千年凝聚在一起的仁义礼智信和真、善、美传统价值，摧毁了农村数千年和谐依存的宗法关系，扼杀了中国人勤劳和智慧，迟滞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毛的暴力杀掠式土改，是击败国民党的政治策略，并非真心把土地均分给农民，使农民都变成土地的真正主人。历史业已证明，土改刚刚结束，毛泽东的中共便开始了对农民的第二次掠夺進程：他们运用专政权力，通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打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旗号，摧毁了土地私有制，剥夺了农民们的私有权，把农村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生产资料攫为党国所有，使他们“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全国唯一的雇主；同时，在第二次掠夺中，他们制造了一大批以痞子、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农村官僚特权阶级，并以这些人为代理，迫使农民变成了依附于他们的农奴。——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时代，现代农奴与雇主及其代理人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迟滞、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当代中国亿万农民，之所以在“瓜菜代”的贫困中煎熬了半个多世纪，落后的农业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改观，其根源皆在于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紧急呼吁：每年的 5 月4 日，即中共在1946年通过实行土地改革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的那一天，理应成为“中国土改大屠杀纪念日”，年年铭记，岁岁不忘！）
土地改革中，当民主人士章乃器，向毛泽东反映“对地主滥用肉刑乱打乱杀”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毛共把这类御人权术合法化，就为尔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开了蔑视道德、侵犯自由、践踏人权的先河，也为尔后继续愚弄和全面掠夺农民打下了基础。
简评人民公社运动
帖子由 admin » 2024年1月5日
图注 ：（自左至右）上行：1、毛对亩产两万斤的批语；2、公社召开亩产万斤的誓师大会；3、亩产万斤报导；4、水利兵团出发。下行：1、吃在公共食堂；2、登梯摘棉花；3、养猪养成象。
作者：于松然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自此，总路线、大跃進、人民公社合誉为“三面红旗”。借着大跃進的红色狂潮，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在全国农村正式地普遍地开展起来，并迅速达到了高潮。据官方报导，到 10 月底，全国 74 万个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社，变成了 2.6 万个“政社合一”的、集“工农兵学商政”为一体的、全民即国家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完成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制造典型是毛泽东和中共的拿手好戏。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们一手打造的王国藩、徐建春等一系列政治典型，让他们肩负着党的红托儿使命，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把六亿农民拖進了共同贫穷的深渊。在人民公社运动中，他们如法炮制，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典型——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被他们制造了出来。其中，国务院副总理谭震霖、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和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等领导干部，为制造这个典型费尽了心机。
根据“一大二公”、“便于领导”、“全民皆兵”和“大兵团作战”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变成了一个大兵营。
嵖岈山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全公社共建 27 个生产兵团，外加一个钢铁兵团。以生产队为一个团，团内设正副团长、政委。一个中队为一个营，任命了营长、教导员和参谋长；营长领导全盘生产，教导员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参谋长负责技术指导。营下边按村庄和作业小组，组成连、排、班。此外，各团还专门设立了水稻营、棉花营、红薯营。
由于军事化管理，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农民，都被约束在“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上工和收工”的军事管制之中。为了达到“伟大领袖”提出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要求，许多村都把男女分开，编成连、排，分开居住，“所有男人住村东头的营房，所有女人住村西头的营房，老年人带着孩子住留守营房。”夫妻也不例外。由于欲火难耐，有些小夫妻竟敢铤而违纪走险，夜半跑到山里亲热。
被哨兵逮住后，以严重违犯军纪论处。好事者记录了斗争辩论他们的场面：
审者：“你们为什么干这见不得人的事？”
违者：“想哩。”
审者：“想，想，想，谁不想？你们就不会忍一忍？” 违者：“忍不住呀。”
经过辩论批斗后，触犯“军纪”者提高了认识。 审者：“还想不想了？”
违者：“急死也不敢再想了；谁再想就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
这个记录已无法考证；但毋庸置疑的是，公社男女分开的军事化管理，增加了年轻夫妇“野合”的可能性。
由于最低层的生产队长可以当团长、政委，共产党的官有低贱之嫌。于是，在全国各地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过程中，中共做出了严格规定：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分别编为团、营、连、排。刚刚当上团长、政委没多久还没过够大官官瘾的生产队长们，立刻变成了兵头将尾的小排长。共产党的官又主贵起来。
公社军事化管理，就要实行“统一吃饭”。于是，毛泽东倡导的公共食堂，便横空出世，大放异彩。由于毛将公社规定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政权体制，属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各级党和政府，在对农民实行平均分配的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制的同时，有权无偿地调配各营、连、排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调配他们的粮、油、棉等生活资料，这种被时人称为即“合理”又“合法”的“一平二调”，使公共食堂有了“可靠”的供应保障。有资料显示：嵖岈山人民公社共建食堂 301 个，9,364 户全部参加了食堂；全社实行粮食供给制，全年每人 500 斤口粮标准，无价供应，社员凭粮证吃饭，可以吃个肚儿圆。在典型的带动下，遂平全县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建幼儿食堂 99 个、青壮年食堂247 个、幸福食堂(老
人)126 个、综合食堂 1,667 个。在初期的公共食堂里，人们初尝共产主义硕果，可以尽情地吃，忘情地喝（见上图）。张艺谋在他的《活着》影片里，就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公共食堂两次饭局的画面：一次是大吃捞面条，一次是大嚼肉水饺。笔者在北大荒的公共食堂里，曾
有幸享受过一顿“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吃的是油条，喝的是玉米粥。1958 年11月２日，《河南日报》报导：“公共食堂的建立，其优越性如旭日东升，放射出万丈光芒。”
公社军事化管理，使毛泽东的大兵团作战思想大放光芒。毛泽东一声号令“钢铁元帅升帐”，全国九千多万男女齐上阵，以人民公社“钢铁兵团”为骨干的炼钢大军，使砖砌的小炼钢炉遍地开花，火光冲天。尽管小高炉炼出来的多是不合格的钢铁，却硬是把当年全国的钢产量翻了一番，达到了 1,070 万吨。
公社军事化管理，给农业大跃進安上了一双任意高飞的翅膀。在《人民日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的启示下（见上图），嵖岈山人民公社放出一颗亩产小麦3,821.9斤的“卫星”。但“卫星”上天不久，便被其他省市放出更大的“卫星”所取代。不服输的嵖岈山人，咬咬牙，又放出了一颗亩产水稻 31,403.33 斤的大“卫星”。好家伙，一亩竟产水稻３万多斤，这在遂平县放高产“卫星”史上，还是第一次。然而，他们高兴没过多久，广西环江县亩产 13 万斤中稻的“超级卫星”，飞上天空，力压群芳，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单产冠军！嵖岈山人蔫了，不敢再咬牙了。但省委书记吴芝圃死不服输，他硬把河南1959年只有 210 亿多斤的粮食产量，上报成 450 亿斤，达到和超过了毛泽东要粮食“翻一番”、全国每人每年“平均有粮食 1,000 斤，猪肉 100 斤，油 20 斤，棉花20 斤”的目标。
嵖岈山人虽不敢再放“超级卫星”，但社办工业却捷报频传：几个铁匠集中在一起，一座炉，几把大锤，门口便挂起了“岈山人民公社修造厂”的牌子；几个木匠集中在一起，各自带着他们的斧、刨、锛、凿，“岈山人民公社木工厂”便宣告成立；油匠们支起了一口大锅，小毛驴拉着沉重的油磨，踩着没尽头的磨道，转了一圈又一圈，油匠们仰着一张张油光闪亮的脸，庆幸他们已从农民光荣地变成了“岈山人民公社榨油厂”的工人……嵖岈山人大办工业捷报，引领了全国农村工业的大发展，为全国“以钢为纲”的工业大跃進，做出了贡献。尽管人民公社引领了工业大跃進，但在“七千人大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竟敢说，1961年，工业“减产了 40%。”
嵖岈山人在大办大学中，成效卓著。在各级政要的帮助下，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红专综合大学”正式成立，实现了毛泽东关于“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号召，成了当年典型中的典型。全校共 10 个系，在校大学生529 人。该校教授是土洋结合，土教授可能识字不多，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洋教授由原来的小学教师担任。毕业生不仅能种地、开拖垃机、“拔白旗”和批判资产阶级，还能写快板书，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典型力量的推动下，全国工大、农大、夜大、红专班等高等院校，与“红专综合大学”争红斗艳，遍地开花，使毛泽东“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教育革命思想，大放异彩。据统计，全国高等学校由 1957 年的 227 所，到 1960 年，增加到 1,289 所，猛增5.6 倍。嵖岈山公社社员，几乎人人都变成了大学生。
然而，让嵖岈山人没有料到的是，進入 1959 年，日子越过越艰难了。首先是公共食堂告急，粮、油、菜的供应越来越少，有些食堂连喝稀都喝不上。在打倒了彭德怀之后，1960年 11 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必须坚守公共食堂这块“社会主义阵地”指示，向全国发布命令：“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由于中央的决定，嵖岈人、河南人乃至全国各地的干部和群众，谁也不敢解散公共食堂。于是，在“社会主义阵地”的公共食堂里，红薯叶、马齿菜、菜梗和菜叶，都派上了用场，有些食堂，甚至派上了玉米心、花生皮、嫩草根和树皮。不过公正地说，这些“食品”，比笔者在北大荒用玉米穗衣作淀粉充饥，要好吃一些。
公共食堂喝稀断粮，都是高产“卫星”惹的祸。
在农业大跃進、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中，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使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57 年 3,700 亿斤，“激增”到 1958 年的 7,500 亿斤，猛增 1.03 倍。上行下效，在遂平县，1958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约为 3.03 亿斤，却“激增”为 10.03 亿斤，猛增2.31 倍。大丰收了，国家征购粮油数量也“理应”增加。在遂平，1958 年底，国家征购也从去年的800 万斤，猛增到 9,000 万斤（县委书记认购数）；全国呢？国家征购数也“理应”自1957 年的960 亿斤，增加到 1958 年的 1,500 亿斤，但阻力太大，只征购到 1,175 亿斤。到了1959 年，各地照例高奏大跃進、大丰收的凯歌。同年 8 月，在庐山，当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清除出中央后，毛泽东不顾各地已开始饿死人的严酷现实，率领全党、全军、全国，掀起了“持续大跃進的新高潮”。是年，在粮食减产 15%、年产不足3,400 亿斤的严重人祸面前，在许多公共食堂无粮断炊的严酷形势下，毛泽东的中共，仍按他们心目中的产量，借着“反瞒产私分”运动的狂暴，强行从农民手里“征购”走了 1,348 亿斤粮食，占当年实际产量的 39.6%。在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独树一帜，他一拍脑袋，把全省1959 年的粮食总产量，硬从 210 亿斤“拍”成了 450 亿斤，猛增 1.14 倍。在吴书记的“坚强”领导下，嵖岈山所在的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宪文，学着顶头上司吴书记，一拍脑袋，把当年实际20
多亿斤的产量，“拍”成了 50 多亿斤，国家以此强行从农民手里“征购”走了10 亿多斤，约占当年产量的一半。
民以食为天！当农民们眼睁睁看见政府用枪杆子强行夺走他们 40%到50%的口粮后，陷入啼饥号寒的危机之中。在“社会主义阵地”的公共食堂里，短短几个月，便从喝稀走到了揭不开锅的尽头。为了活命，农民们便以瞒产、私分、私藏粮油、做小锅饭来与官府抗争，使征购遇到了强大阻力。天才的毛泽东，立刻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反坏右”要翻天。1959 年 2 月 22 日，他发出指示说：“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進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于是，他在全国发动了以反瞒产、反私分、反私藏为中心的“民主革命补课”的整社运动。1959 年 8 月 19 日，他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要用“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办法去“反瞒产私分”。
那些以痞子、流氓无产者为主要成员的“群众”和干部们，闻风行动了起来，他们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对农民、对私分的生产队干部，大打出手。他们扬言：“不打人就不是好干部！”甚至说“不打人就是右倾分子”，就是“小彭德怀”！
有关资料显示：在贵州，省委书记李景膺把反瞒产运动定义为“捉鬼拿粮运动”后，捉“鬼”变成了打“鬼”。据《炎黄春秋》报导：湄潭县在反瞒产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就有 1,324 人，打伤致残的有 175 人，关押致死 200 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开除公职、撤消一切职务的有 1,680 人。在广西，经过柳州地委同意后，1959 年2月 25 日，石龙县集中全县各社队干部 5,000 多人，在二塘樟村召开反瞒产大会。县委书记孟广平说，1958 年获得了大丰收，但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右倾情绪作怪”，各社队干部故意瞒产私分，有粮不交国家，因此，要大打一场“反瞒产的人民战争”。据说，在“反瞒产的人民战争”中，有数百人被打死。在上林县，打和罚的手段有 30 多种，其中包括拳打、脚踢、罚立正、罚跪、捆绑、罚挑水、扣工资、夺饭碗、背石头、罚苦工、晒太阳、带病上工等等。在河南，在嵖岈山的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献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掀起了反瞒产私分、挖私藏粮油狂潮，全区打人成风。在光山县，县委召开的一次反瞒产会议上，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把反瞒产不积极的县委书记张洪福，活活打死。上行下效，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致死 40 多个农民。据统计，在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手打过人的占 93%。庐山会议后，从 1959 年11 月至1960 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挖藏粮中，由公安机关逮捕的 1,774 人中，有36 人被打死在狱中，拘留的 10,720 人中，有 667 人被打死在拘留所里。全国呢？笔者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粗略保守估算：按每县打死打伤 30～40 人计，全国死伤不会少于七万人，其中被打死的，应在三万人以上。
随着反瞒产、反私分和挖藏粮运动的深入和发展，饿死在“天堂”里的人越来越多。在贵州湄潭县，从 1959 年 11 月到 1960 年 4 月的反瞒产运动中，全县共饿死124,511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死绝户的达 2,938 户，遗下孤儿 4,737 人。在嵖岈山的信阳地区，据学者们估算，在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后的半年多里，“非正常死亡”约为60～100 万人，三年里（1959～1961）“非正常死亡”约为 110～130 万人。其中，在人民公社的发源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全社仅４万人，从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的三个多月间，就饿死了4,000人，占总人口的 10％。据潢川、光山、息县三县统计，孤儿就达 1.2 万人之多！在全国，
据专家测算，1959 年到 1961 年的“三年人祸”中，有 3,000～4,500 万人倒毙在人民公社的“天堂”里；官方在《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中承认：1958 年到1961 年“非正常死亡”3,767 万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紧急呼吁：每年的 8 月 29 日，即中共在1958 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那一天，理应成为“中国大饥荒纪念日”，年年铭记，岁岁不忘！）
“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的恶果，迫使中共从 1961 年起，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和有效的补救措施，如政治上广开言路的“神仙会”和经济上的“三自一包”等亡羊补牢措施，扭转了大规模饿死人的局面，当时颇得人心。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性质基本没动，数亿农民仍像现代农奴一样，不得不在雇主和各级官僚特权阶级的监控下，长期在“瓜菜代”的贫困中煎熬。
“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的恶果，使中共陷入分裂。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右派逐渐得势，毛泽东的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迫使他不得不退居二线。不甘心身居二线的毛泽东，开始在暗箱里策划向刘、邓兴师问罪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死后，右派发动宫廷政变，击败了毛左集团核心“四人帮”，宣布文化大革命为“浩劫”。1978 年，在邓小平、中共的黙许和支持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签订“血”约，揭“书”而起，砸开了人民公社枷锁，率先分田到户。1979 年9 月，中共在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承认小岗农民分田到户的合法性。1980 年 9 月，中共下发《关于進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1982 年 12 月，在全国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重新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自此，肆虐中国农民二十四年又三个多月的毛氏人民公社，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接着，到了1983 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推翻人民公社体制的同时，砸开了中共套在农民身上长达三十年的农业合作化枷锁，使亿万农民开始过上能吃饱饭的生活。至此，毛氏人民公社和它的前身共氏农业合作社，都被扫進历史垃圾堆，成了千古诅咒的妖孽。
简评大跃进运动
帖子由 admin » 2024年1月5日
作者：于松然
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
凑着太阳吸袋烟。
毛泽东说: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958 年，当农民们掌握了“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以后，便“焕发出无穷的物质力量。”这首诗就是证明。
1958 年1 月，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胸怀“大救星”权力情结的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周恩来，指责他“反冒进使6 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 米的错误。”3 月，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5 月 5 日至 23 日，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确认，“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宣布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争取在15 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红色狂潮。
1958 年各项经济指标，按大跃进速度进行修订。那些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教授们，许多人在反右中已中箭落马，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那些没有中箭落马者，大都心有余悸，“乖乖”得多了，一切听任政治家们安排，谁敢多说一句？
毛泽东规定：“每年增加一千亿斤(粮食)，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 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
由于怕反党当右派，怕犯右倾错误，各级干部们的高指标、浮夸风便泛滥起来。
6 月22 日，毛泽东批转的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中说：“明年（笔者：指1959 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 万吨（笔者：1957 年才524 万吨，年均翻2.86 倍），而1962 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是1957 年的16 倍多）。”在逢迎献媚和异想天开的竞争中，谁是佼佼者？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非冶金部党组莫属！
8 月北戴河会议上，考虑到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任务，毛泽东决定“土洋结合”。他要求，全党全民大办“土炉子”炼钢，实行书记挂帅，并用“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铁纪律去完成任务。到 1958 年年底，投入的农村劳动力达 9,000 万人（另说6,000 万人），“土炉子”全国遍地开花（见上图）。由是，1958 年全年完成炼钢任务1,070 万吨，虽比计划少 230 万吨，但比去年翻了一番多。 (笔者：中间有多少不合格的钢材？)
9～10 月，《人民日报》多次介绍推广商城经验：花100 多元建一个炉子，只用250 斤木柴和木炭，就可以炼出一吨钢，并郑重其事地说，这不是“炒铁”、“板铁”，是名符其实的“钢”。对此，10 月 18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说：“河南金榜第一名”。在毛下令“钢铁元帅升帐”之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们，也在中南海里搞起了“土炉子”炼钢，并恭请“伟大领袖”莅临指导。毛应诺前往视察（见上图）。
40 年后人们才得知，1961 年实际钢产量仅为 870 万吨，四年间比1957 年增加了66%。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农业也“捷报”频传。 6 月 8 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 3,821.9 斤，放出了第一颗单产“卫星”（另说为 2,105 斤）。几天以后，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亩产 4,353 斤的水稻“卫星”也飞上了天。从此，一场放“卫星”的竞赛活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继四川卑县放出中稻亩产82,525 斤的“卫星”后，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不甘落后，便放出的一颗中稻亩产130,434 斤的“超级卫星”，创下了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最高纪录！ 9 月 18 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报导了这个令人鼓舞又令人困惑的消息。为了证明“高产卫星”的“真实”性，许多报纸都配发了“嬉戏在卫星田里谷穗上的儿童”的照片！ （见上图）
乘着大放“卫星”的狂风，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巡游祖国大地。 6 月14 日，他在河南封丘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 斤，猪肉100 斤，油20 斤，棉花20 斤。” 8 月4 日，他在河北省徐水县回答粮食多了怎么办时说：“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见上图）对“伟大领袖”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国亿万农民感激涕零。 11月 10 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是一个很好的口号。”对此，毛十分欣赏。
12 月，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 亿斤左右，(笔者：1957年为3,700 亿斤；另说为3,900 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6,700 万担左右(笔者：1957年为3,280万担)。
历史跨进 1959 年，频传的“捷报”变成饿死人的“丧报”，雪花般地飞入中南海。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果然，1959 年 9 月，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分子彭德怀“跳”了出来，竟敢“我为人民鼓与呼”。毛泽东率众反击，把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中央，由此掀起了“持续大跃进”的新高潮。
那难忘的三年，笔者在北大荒农场劳动。 1958 年中期，当时的农垦部部长后来在八十年代荣升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上将说，下半年农场全部吃四菜一汤。秋，笔者在兄弟农场食堂，享受过一顿“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吃得是油条，喝的是玉米粥。 1960 年吃水煮玉米粒和玉米穗衣淀粉。 1960 年冬，农场做人造肉展览，宣传“玉米秸秆全身都是宝”，属“国家机密”，参观回来后，笔者被指派用玉米穗衣做淀粉，人吃后拉屎干结，有时得用手抠。黑龙江历来都是“清明忙种麦”，王震“敢想”，下令种冬麦，结果数十万亩绝产。王震敢干，农场挣钱门路多。种大烟，花朵五颜六色，非常好看，花籽吃着比芝麻香。冬天进完达山原始森林里伐木，各总场、分场都建有伐木队，挣现钱，年年如此：靠山吃山嘛。伐木人零下40 度取暖，把直径40～60cm 的百年大树放倒，按50cm 一节锯开，扳斧一劈四瓣，填进大油桶里烧……总之，笔者“得天独厚”，在大破环境中既没饿着，也没冻着，只是疚心难却。
到 1961 年，持续长达三年的大跃进，终以饿死农民 3,000 万～4,500 万的代价，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官方承认：1958 年到 1961 年，饿死即所谓“非正常死亡”3,767 万人。那个发射“超级卫星”的广西环江，全县 16 万人饿死了 5 万，创死亡率达31.3%的世界纪录。据安徽省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叫“石求明”的,上书毛泽东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11%强，一个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 ”1971 年10 月，笔者于林彪摔死后不久，曾到河南信阳地区息县草黄林公社出差，同那里几个大队干部闲聊六〇年时，他们几乎毫无顾忌地、不加掩饰地说：那三年，他们公社饿死人在三成以上，有许多绝户。
对死亡，毛泽东早有“创见”。大跃进一开头，他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八届二次会议上，他讲大批死亡是“白喜事”。他说：“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 ” “鼓盆而歌是正确的。”（笔者：庄子亡妻后鼓盆而歌）“人死应开庆祝会”。如此说来，饿死几千万应开多大规模的庆祝会？草菅人命非其莫属也！四十年后，官方资料显示当年粮食实际产量和征购情况：
1957 年产粮 3,900 亿斤，征购 961 亿斤，占产量的 24.6%（另说产粮3,700 亿斤，征购960 亿斤，占产量的 26%）；
1958 年产粮4,000 亿斤，征购1,095 亿斤，占产量的27.3%（另说征购1,175 亿斤）；1959 年产粮3,400 亿斤，征购1,348 亿斤，占产量的39.6%； 1960 年产粮2,870 亿斤，征购1,024 亿斤，占产量的35.7%； 1961 年产粮2,960 亿斤，征购809 亿斤，占产量的27.3%。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毛泽东许多反高指标反浮夸的言论。但我们无法否认，他是高指标的始作俑者和恣意妄为者。毛泽东的天才在于他那政痞式的“一分为二”：对同一件事，他既善于肯定，也善于否定，既善于褒扬，也善于贬斥，一切都要求他的下级领会其“精神实质”；他的“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的痞子哲学，成了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的“理论”根据。当发现高指标祸国殃民时，他摇身一变，便从始作俑者变成了个反对者。这是中共的赤文化，亦即无产阶级专政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这种赤文化确保了毛泽东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如果发生错误，也是下面“歪嘴和尚念错经”的结果。
饿殍遍野的大跃进是“大救星”权力情结产物，亦即权力拜物教的滋生物，因而没有使毛泽东的中共翻然悔悟。但为了推卸责任，他们除大喊天灾外，却把罪责推到苏联乘人之危的“逼债讨帐”上。然而，历史记录却推翻了毛的谎言。据报导，在三年大饥荒中, 苏联政府曾决定援助中国 50 万吨食糖，300 万吨粮食，都被毛“理直气壮”地拒绝了。
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事后，他还对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要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就这样，数千万在饥饿中挣扎的农民，为毛泽东的“节操”和“志气”，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草菅人命之登峰造极者，非毛莫属也！
在这三年灾难中，有两件令人嗟叹欷歔的事，已分别载入史册。一件是，“伟大领袖”听到饿死几千万人后，心里很难受，表示三个月不吃肉，以此“悼念”饿死的阶级兄弟。御用精英们听了后，大为感动，纷纷着书立说，大讲毛主席与劳动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高尚情操”和不吃“嗟来之食”的“志气”。另一件是，河南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因向上级要不到粮食，全县饿死十一万四千人。遭到上级批判后，怕当替罪羊被枪决，便领着老婆和三女一男全家六口人，夜半跳了井，14 岁的儿子毕剑增，侥幸水里逃生。后人没人敢为他着书立传，却有不少人称，这位县委书记是“以死谢罪”，死而余情犹在！
毛泽东为何发起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
帖子由 admin » 2024年1月14日
作者 于松然
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指示《人民日报》等报纸：“加上一版，专门报导学习解放军。”于是，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掀起了新一轮的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
社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缔造和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又说：“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解放军坚持我国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等，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把解放军这些方面的宝贵经验学到手，真正活学活用这些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精神。”
人们从这篇社论中可以看出，学习解放军最根本的是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如果说学雷锋是毛泽东要求他的人民读他的书，“净化”人们的思想，学大寨是毛泽东要求他的农民们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和干劲来承认他的人民公社的正确性，学大庆是毛泽东要求搞工业的干部和工人们，学会用他的所谓“两论”和“大兵团作战”思想搞工业，从而为他的臭名昭著的大跃進正名，那么，这篇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批发的《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则要求他的人民必须用他的思想指导一切。在造神运动的设计上，毛泽东把学习解放军当成“纲”，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当成“目”，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纲举目张”。这种“纲举目张”，完美地体现了他的“大救星”情结和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
毛泽东是个枪杆子崇拜者，“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他的名言。按照毛泽东的逻辑，枪杆子既然能出政权，就能保政权。夺得政权以后，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紧紧握住枪杆子不放。令他不放心的是，朝鲜战争后，他不得不任命对他怀有“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的彭德怀为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了牵掣彭德怀，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他出人意料的提议增补林彪元帅为中共中央常委，副主席，凌驾于彭德怀之上，获得批准。1959年9月，在庐山会议上，他又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罢免了彭的一切职务，并将其逐出中央，扶林彪为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
1906年12月17日，农历丙午年十一月初二，林彪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林家大湾一个富足的农民家庭。1926年初夏，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了第四期学员。同年12月，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1927年8月1日，已升任七十三团一营七连连长的林彪，参加了周恩来等人发动的南昌起义。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井岗山会师后，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毛泽东的领导风采曾使林彪由衷佩服。他见到毛时脱口而出：“南昌起义的军队要是由你来指挥，肯定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毛泽东打量着这个瘦弱的二十二岁的年轻的连长，问道：“为什么？”林彪说：“除了敌强我弱和客观上的因素外，起义军的高级领导人不会打仗，只是从书本上或条例里死搬硬套地指挥战争，也是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林彪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毛泽东，并被毛视为知己。很快，林彪便被晋升为一营长，1929年春，又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又跃升为红军第四军军长，1932年3月，未满二十六周岁的林彪，又被毛任命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长。长征时，他紧跟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奇袭泸定桥，智取腊子口等等，战绩卓著，受到毛的赞扬，尽管其间，他俩曾发生过严重分歧。到延安后，他曾被毛削去军权调任为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但他毕竟是一员难得的虎将，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毛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内战时期，他又被毛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统帅百万大军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内战中，他组织和指挥了三大战役中的两大战役——辽沈、平津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主力一百多万。在战争年代，林彪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路顺风，也为毛泽东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大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彪对职位上的安排不太满意，便“称病”不朝。但壮心不已的林彪，不忘窥伺政权，时刻注视着政局的变化；因无机会，便卧薪尝胆，等待时机。机会终于到了：1959年9月，彭德怀倒台后，林彪取而代之，成了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毛曾说过：“林彪是忠于我的一员战将，我信任他。”林彪心领神会，他对夫人叶群说：“毛泽东深谋远虑，一看就不是那种咋咋唬唬，轻浮得像张纸的人。我就感觉到，跟上这个人，绝对吃不了亏。跟对人，就是吃不完的资本呀。这是在任何书上都找不到的经验之谈，你要好好地读透这本无字书。”他对叶还说 “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为此，他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一步一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大统帅，其他的人都不行都不够格。我们的眼里就是要只有一个统帅，一个领袖，一个天才。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此时的林彪已是毛泽东肩上猛鹫，毛泽东指向哪里，他将扑向哪里。
庐山会议上揪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后，全党沉浸在震惊和沉默之中。为了效忠，刚刚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打破了寂静，心中捧着“无字书”，在当年９月份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出了异常响亮的毛泽东想听到的声音：“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捷径。”9月30日，他又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進》文章。文中说：“195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進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他警告说：“……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進，不要革命。”
1960年１月，林彪把毛泽东的延安对抗大题词，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
同年，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他宣扬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推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在他的鼓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1960年９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根据毛泽东“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思想，又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突出政治”，实际上是突出崇拜毛泽东的政治。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对此，毛夸奖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于是，该报即从5月1日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毛主席语录。接着，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到1964年5月1日，部队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已下发到部队战士手中。
1966年１月24日《人民日报》报导说，林彪同志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顶峰论”是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最重大的贡献之一。但物极必反，顶峰之后，接踵而至的必将是颓萎、堕落和衰亡，不论林彪主观上是否意识到。
军内造神运动，用真假搀和的办法制造了许多学习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诸如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都成全军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偶像。
毛泽东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喜在心中。特别是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使他心潮澎湃，无法忘怀。林彪在那次讲话中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進、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的这篇“救驾”式的讲话，使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迅速走出困境，反守为攻。
借助林彪在军队中推行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把军队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毛泽东向刘、邓为代表的党内右派集团夺权的主要权谋之一。于是，他反复号召：“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心怀“无字书”的林彪，已洞悉毛泽东的谋图。他在日记中写道：“要整刘少奇。”便积极配合起毛泽东来。
有人说，为了权力，毛、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这话虽然刺耳难听，但不是无中生有：林使劲吹拍，毛开心笑纳；他俩一唱一和，先后表演了十多年，直到林彪出逃摔死到温都尔汗为止！
林彪在军内大搞造神运动中，有多少军人伤亡？一将落难，又有多部属、亲朋跟着遭殃？在新闻封锁、舆论一律的环境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一度被报导过的文革事件后又重新被控制、封锁和加密的条件下，笔者很难从解放军出版物中找到多少有关资料。但人们还是能从军外的一些书中，找到伤亡事例。例如，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披露：
“小王在军队时亲眼看见过一次死刑判决和执行。被处死者不是监狱的犯人，而是一位解放军士兵。那时部队里正是突出政治、抓阶级斗争非常时髦的时侯。有位连长选了他的一位喜欢顶撞干部的调皮战士做阶级斗争的活靶子，经常点名批判他。他对连长积下了仇恨。一天夜里，他取出他的枪，冲進连长的房里，打死了连长，后来又打死二十个来追捕的军人。他最后被打伤逮捕，不久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的伤完全治好后才执行死刑。执行死刑前全军开了宣判大会，开会时，坦克排在会场外，杀气腾腾，好像被判死刑的是一个师的敌人。这个士兵是被用步枪从他背后击中脑部而死的，死后有人用手枪补火，查实他确已死亡。”
人们还可以从广为流传的两个事件上，窥见到军内造神运动的惨烈。
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跳楼自杀。
1966年3月18日深夜，处于委屈、痛苦、悲愤和绝望中的罗瑞卿，从他住房的三楼楼顶纵身跳下去……他没有死，多处骨折、受重伤。
跳楼前，他给妻子郝治平留下了既可怜又可悲的绝命书：
“治平：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刘伯承元帅曾说过：“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这可以说是包括罗瑞卿在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共识。伦理共识使他们认为：革命永远神圣，党永远正确，毛泽东永远伟大；对他们来说，极左路线、个人崇拜等等都不是问题；他们甚至认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无论个人遭到多大的不幸、委屈，包括个人和家庭的毁灭，都无损革命的合理、党的正确和领袖的伟大。这种与现代文明价值格格不入的封建忠君意识，是大跃進、文革中混乱局面得以控制、一党专政得以继续的重要原因。
一个忠于毛泽东、忠于共产党、事业日逼中天的总参谋长怎么会如此短见？
“绝命书”中说的“会议的事没告诉你”指的是什么？原来，自三月以来，毛泽东和林彪决定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并指定叶剑英主持会议。罗在会上作检查；如果罗不承认给他罗列的一系列罪行，检查就不能通过。会议没有确定日期，停停开开，每当罗瑞卿要陈述真相为自己申辩时，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或宣布休会。显然，这是从“延安整风”继承下来的整人法：只能坦白、挨整，不许沉默、抗辩——毛泽东式的逼供信。风光时，罗瑞卿常用这种办法收拾别人，没有想到今天，会让叶剑英用这种办法来整自己！无可名状的痛苦，使他陷入绝望的深渊，整个精神崩溃了，他决心以死来抗争。
罗瑞卿怎么会得罪毛泽东呢？
罗瑞卿与毛泽东1929年相识，1930年初罗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就在毛泽东手下工作。抗战初期在延安，罗被任命为抗大教育长，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话，对抗大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是忠实执行者。1949年到1959年，罗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忠实执行了毛泽东的决策，先后镇压反革命高达200～300万，为稳定政局作出了巨大贡献。
罗虽被国外称作“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却被毛泽东称为“大警卫员”。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他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笔者：毛泽东给罗的绰号）顶着。”1959年庐山会议上，罗瑞卿发现周小舟、周惠、李锐到彭德怀、黄克诚住处交谈，向毛泽东告了密，使毛泽东下决心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毛兴奋地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过生日前夕，对他的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他还颇为得意地说：“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可以说，罗对毛忠心，毛用罗放心，他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如此忠于毛泽东的大将怎会遭到整肃呢？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他得罪了林彪。
其实，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也很好。
林彪同罗瑞卿从1930年2月开始相识共事。罗虽然比林大一岁，但一直是林的下级。红军时期，林当红四军军长时，罗是十一师的政委，林当一军团军团长时，罗是军团的保卫局长。到陕北后，林当红军大学的校长，罗是教育长。抗战时期，两人分开。内战打太原后，罗要求调到四野，林彪、罗荣桓同意，但由于中央决定调罗当公安部长，才未去成。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罗瑞卿这名中共中央委员，已经成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十分耀眼的红人。林彪建议任命忠于毛的罗当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很快被毛批准。可见他们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据说，不到两年，林、罗的关系就出了“裂痕”，而这种“裂痕”与叶剑英元帅和杨成武上将的“小报吿”相关。1965年秋天，林彪曾经对陶铸这么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这话也许是实话。陶铸将林的话传给了罗瑞卿。笔者认为，林的意图不仅要陶铸把这句话传给罗，更要传给毛泽东。陶铸是否把林的话传给了毛，笔者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笔者深信，陶一定会把林的话传给毛。因为，当年身为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是毛泽东向刘、邓夺权所信赖的重要人物之一；由于他是毛的亲信，在来京后的第二年，便被毛任命为文革小组的顾问，接着提拔为中共中央常委，迅速成了地位仅次于周恩来的党和国家第四把手。如此显赫的毛的红人，当时的他，怎会忘记把发生在林、罗之间的重大信息传给毛泽东？做为毛泽东猎鹰，林彪已经察觉到毛要整罗瑞卿了。平时对罗颇有意见的林，在借机向罗发出了严重警告的同时，便不失时机地向毛表示忠诚，并开始了倒罗的部署。可惜罗没有“吃透”警告，还以为他是毛的红人，林整不了他哩！
林彪是如何察觉到毛要整罗瑞卿呢？据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回忆：
“罗不是政治局委员，却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笔者：毛的痴呆儿子）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韶华（笔者：毛岸青夫人，江泽民时期授少将军衔）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必也会知道（笔者：常委林彪当然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正常。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罗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罗点点在回忆中还记载了另一件事：
“1965年5月，江青找到爸爸，说她对军队和军装都很有感情，希望有一套新的军装和帽徽领章。罗为了照顾江青同志的感情和维护现役军人的尊严，只发给江青一套军装，没有发领章和帽徽。这种不肯通融的做法，引起江青极大不满。”
点点说的对广大老百姓来说不可思议：伟大领袖胸怀若谷，怎会如此小肚鸡肠？但对熟悉毛泽东品格的林彪来说，这些信息对他非常重要。
猎鹰的双眼，决不会放过更为重要的信息：
1964年12月26日，在毛的生日晚宴上，毛当着众训斥刘少奇；1965年1月，在政治局会上，毛，刘又首次公开冲突；此时的刘少奇，在党内、政府中的势力已据主导；原先被毛看好的彭真，邓小平，已完全倒在刘少奇一边；党内外特别是在众多中、高级干部看来，毛最多是作为一个偶像而存在；自1963年以来，毛已发觉他在党政中被逐渐架空；到了1965年，毛已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而此时，毛所倚重依靠的军队，实权已逐渐转移到贺龙和罗瑞卿手中；生性多疑的毛，并不信任贺龙，一旦毛、刘摊牌，贺龙的态度是个未知数，等等。——党内这种复杂而尖锐的权力斗争形势，怎能逃出林彪的鹰眼？
毛泽东所信任的罗瑞卿呢？自1959年出任总长、军委秘书长、特别是1962年出任书记处书记后，大权在握，自认为在军中有毛、贺支持，在政府中有刘、彭真撑腰，在党内有邓应援，大有取代林彪之势，因此，作风强悍，飞扬跋扈，除贺龙外，其他老帅大将都不在他的眼里，甚至许多事情也常绕过林彪直接向毛请示回报。而林彪呢？为怕与毛的红人罗瑞卿争锋，被毛怀疑夺权，自1962年夏天后，在罗咄咄逼人面前，无可奈何地“托病”逐渐放权，再次“卧薪尝胆”，等待时机。看出军内形势的刘少奇，为了架空毛泽东，也对罗采取亲近拉拢的态势。1965年5月他曾公开说：“我们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罗也经常向刘、邓请示工作。党内右派势力也乘机散布说：“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一个‘病人霸着’，总不是一件好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权大盖世，上必除之，何况罗有依附于刘、邓的嫌疑？毛泽东听到传闻后，发觉大势不好，便开始了“倒罗弃贺”的新部署：他一方面严厉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另一方面秘密召见另一得力助手叶剑英、毛的“好学生”总政主任萧华和忠臣副总长杨成武，令他们注意贺、罗动向，收集有关“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同时晋升杨成武为第一副总长和军委副秘书长，做好了随时接班的准备。
遭到申斥的林彪终于等到了机会，便当着陶铸对罗发出了警告，并在备忘录中恶狠狠地说：“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
权力资源是有限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却是无限的。在一切都取决于个人意愿的氛围中，很多问题并非原则之分、主义之争，核心不过是权力的转移。权力的转移或再分配，就需要不断的斗争去实现，这就是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
有人认为，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为换取林彪支持的一笔政治交易；但笔者认为，这是毛泽东一箭三雕的权术：严惩不忠、警告观望和安抚林彪。
了解中共内情的人都知道，他们要打倒谁，上面所说的理由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为了使广大干部和百姓们信服，他们必须在至诚、至爱、至情、至理上大做文章。
打倒罗瑞卿的第一个“至理”的罪状是：“大比武冲击政治”。
六十年代初，南京军区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少将在某部二连蹲点时，发现二连副连长郭兴福训练有方。在李德生的重视下，迅速出现了一个训练典型：郭兴福教学法。本来对林彪大搞“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活学活用”和“突出政治”颇有微词的罗瑞卿，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使郭兴福的教学方法迅速在全军走红。对此，罗点点回忆道：
“时光很快就流转到1964年。回想起来，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事情有了一点变化。父亲周围的许多事开始变得别扭起来。那年1月里，叶剑英同志在南京军区视察时，发现了郭兴福同志的军事教学法很有特点。……叶剑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毛主席写了报告。毛主席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大加赞许。林彪看了报告也表示赞许。毛主席批准了叶剑英的报告。军委还在1月3日指示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这种练兵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父亲向林彪报告后于1月下旬到南京军区召开了现场会，对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進行具体的组织和研究，并通知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都派人参加……
“父亲的本意是十分明显的，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军队战斗力的不断提高自然是他这个总参谋长的主要任务。……父亲总认为，突出政治不能光是一句话。政治也从来不是空头的。……军队当然应该拿出点像样的训练成绩来向党汇报。这不仅是部队建设的需要，而且实际上搞好了也是给突出政治从另一角度做个补充，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
“父亲以他特有的热情和敏锐，成功地组织实施了这个轰动一时的‘大比武’。
“毛主席对每项精彩的表演都鼓了掌。
“面对这些可喜的成绩，军委各位领导同志以及毛主席、周总理都给以密切的关注。父亲多次陪同周总理、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观看军事表演。这一年的6月15日、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正在北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也都观看了军事汇报表演。
“毛主席对每项精彩的表演都鼓了掌。在看完擒拿格斗表演后，毛主席还对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说：‘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毛主席还在观看表演的时候说：‘北京、济南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部队要练夜战，近战。’‘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
从当年新闻报导上来看，罗点点的回忆基本属实。但在当时“养病”中的林彪，已经窥测到毛怀疑罗的态度，便于1964年12月就当时部队工作中的问题发出指示说：“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他针对全军大比武说：“要把这个风煞下去，很快来个转弯，不转变部队就会被搞得不像样子，就会吃大亏。”
罗瑞卿的把柄终于被抓住了。1965年5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会议总结发言理应待报毛、林后由元帅叶剑英代表军委作，但罗事先未请示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把叶帅凉在了一边，从而引起了元帅叶剑英、聂荣臻和上将萧华、杨成武、李天佑等人的不满，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向毛告御状。此时，在其打倒刘、邓的战略部署中已经对罗的立场产生了怀疑的毛泽东，借机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借机对罗说：“要加强通气”，并说：“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并对通气问题作了五条规定。不久，毛泽东为确保在对刘、邓的斗争中军队的绝对忠诚，就开始了逐步解决贺龙、罗瑞卿兵权的部署，任命杨成武、李天佑分别为第一副总长和主管作战的副总长，在罗瑞卿不在京期间主持总参工作。与此同时，发现并积极推动全军大比武的叶剑英，摇身一变，成了批评大比武冲击政治的元帅，开始按毛、林安排收集起罗瑞卿冲击政治的材料来。洞悉毛心迹的林彪，便向夫人叶群面授机宜，叶群迅即以电话告知海军副司令李作鹏中将。1965年11月27日，李便同海军副司令王宏坤上将、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少将三人写信状告罗瑞卿，称其阴谋篡权海军，并罗列了他十条罪状。同落井下石一样，相互揭发，也是毛泽东用分而治之之策控制高级将领的重要手段。
在完成上述部署后，1965年12月2日，曾热情支持过大比武的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第55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还骂“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发出了整罗的信号。兰州军区的报告是杨成武首先“发现”的。早想扳倒罗的第一副总长杨成武，“发现”报告后，便飞报给林彪。林看到这份报告如获至宝，很快上呈毛泽东。这样，杨成武取代罗瑞卿只剩时间了。
在批示前的11月29日，毛的秘书通知叶群马上来杭州向毛做全面汇报。为了给打倒罗瑞卿找个“至情至理”的理由，同时缩小打击面，不惊动刘、彭、邓、贺龙等人，毛故意在叶群面前就“作战会议总结发言”和“五级干部定级问题”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笔者：指叶剑英）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骂声传达了明确支持林彪的信息。本来对罗不满的叶群，同毛一唱一和地骂起罗瑞卿来。
于是，便产生了倒罗第二条“至理”的罪状：“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
洞悉毛泽东思想的林彪，即命叶群同他的爱将空军政委吴法宪中将，编织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式的罪名：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临终遗言。
1965年12月８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竟然扩大到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这个被史称为的上海会议，会前，除毛泽东、林彪、叶群、杨成武和少数几个人外，连中共第二把手刘少奇也不知道会议内容。叶群在会议上作了３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句句针对罗瑞卿。她说，刘亚楼临终前，她去看他时，他对她说：19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四条意见，是罗总长交代让我谈的。这四条意见是：1、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2、要保护林彪的身体；3、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了，由罗瑞卿去管好了；4、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罗瑞卿负责。叶群还历数了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等个人野心的罪行。面对叶群这个“死无对证”式的揭发，毛泽东“深信不疑 ”，迅速做出了“罗是野心家”的结论，使多数与会者茫然不解。10日，被通知从昆明来上海参加会议的罗瑞卿，一下飞机便失去了自由。在毛泽东时代，这种颠覆法制文明的逮捕，早已司空见惯：对权贵如此，对下层百姓更甚！
人们不禁要问：英名盖世、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怎么会相信叶群那种“死无对证”的胡言乱语？当想起当年庐山会议期间，由于罗瑞卿告密，就导致“彭、黄、张、周”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那件事，人们就会看到这样的结局是“理所当然”的：在向刘、邓党内右派集团夺权决战前夕，毛以毛、林联盟和以莫须有的罪名拿罗瑞卿祭旗，并警告所有观望者和潜在的叛逆者。在“死无对证”的置疑眼神中，会议根据叶群的揭发，做出了撤销罗瑞卿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
1966年1月初，毛泽东晋升在“倒罗(瑞卿)弃贺（龙）”的部署中的有功之臣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原来罗瑞卿所兼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另一有功之臣杨成武上将，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
使人困惑不解的是，一个发誓“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鬼”的罗长子，在上海会议上还是个“反对林副主席”分子，但在三月叶剑英主持的会议上，一下子就变成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暗藏在军队中的赫鲁晓夫！这对于一贯忠于毛泽东的罗瑞卿来说，那委屈、那痛苦、那悲愤已经使他精神崩溃了，于是他绝望地一跳……
这一跳使既得利益者、因好色被人称为花帅的叶剑英元帅，诗情大发，改写辛弃疾《贺新郎》词中一段，讽喻背叛：
将军一跳身名裂，（笔者：辛词原句为“将军百战身名裂”。）
向河梁，
回头万里，
故人长绝。
许多人对叶剑英的幸灾乐祸颇有微辞。另一既得利益者杨成武上将，马上为叶帅圆场说：“这是惋惜。”杨成武全然不顾事实，又欺万里中华无词人。
更为惨烈的是：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教员郭兴福全家自杀！
在毛的中国，上层权力的再分配，必然祸及下层。罗瑞卿倒台后，郭兴福遭了殃。
郭兴福，山东邹平县人，1930年2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1948年9月，济南战役时起义参军，淮海战役中荣立三等功一次。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第十四步兵学校毕业后分配到12军34师教导营，后调到100团二连任副连长。在任副连长期间，他从实战需要出发，研究摸索出一套教学训练的好方法。军长李德生发现了他，并在12军内推广他的教学训练法。被誉为“郭兴福教学法”迅速走出12军，走向南京军区，走向全军。郭兴福因而被调到南京军区高级步校当教员。
1963年４月至10月，郭兴福应邀到了广州、武汉、沈阳军区，做了数十场表演，参观见习人员数以万计。
负责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在给军委的报告中写道：
“我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笔者：1963年）到南京，二十四日到镇江参加总参军训部召集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看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以后所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進分队的八个课目的表演(总共有十九个课目)。看了以后，大开脑筋，大开眼界。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报告中还说：“总之，郭兴福教学方法已为广大群众所公认，自动要求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已自下而上的酝酿了很久，有几个军区已经正式作出了决定，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军委发一个指示，在全军中加以推广，号召各军区，各军种、兵种、部队和学校及至民兵，结合本身的特点，学习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发扬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培养郭兴福式的教练员，借以掀起一个军事训练的高潮，進一步使军委有关训练方针、原则落到实处，大大提高训练的质量。”
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收到叶帅的报告后，立即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笔者：向毛泽东报告过程，与罗点点的回忆稍有不同)。毛泽东很快作了批示，对此表示赞赏，并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1964年１月３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
为了检阅由“郭兴福教学法”引发的全军大练兵的成果，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進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运动。1964年５月15日，总参、总政发出了《关于全军比武问题的通知》，拉开了全军大比武帷幕。
从6月到７月上旬，各军区、各军兵种的比武基本结束。从７月到８月，在总参谋长罗瑞卿的组织下，全军分18个比武区展开了全军大比武(不包括海军舰艇、岸炮、航空兵部队)。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参加比武的共有3,318个单位，33,000多人，在3,766个项目的角逐中，共评出694个尖子单位，3,070个尖子个人。6月15日、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大比武，都倍加赞誉。正在北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也都观看了军事汇报表演。从6月到9月的全军大比武，被军史称为“百日辉煌”。
然而，到1965年秋，当毛泽东发现罗有投靠刘、邓嫌疑后，曾被他赞誉过的“全军大比武”，成了“冲击突出政治”、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罪状，他的忠臣罗瑞卿则被他臭骂为“散布一套折中主义”的“野心家”，迫其跳楼自杀，但积极推举“大比武”而与刘、邓保持一定距离的叶剑英，却安然无事，还获得晋升。
中国有句谚语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颠倒过来呢？在毛泽东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一人落难，亲朋遭殃。遗憾的是不少人认为，这种潜规则理所当然！
生活在这种充满封建株连规则的氛围里，被李德生将军发现、被叶剑英元帅推举、最后被罗瑞卿总长看重的“郭兴福教学法”的创建者郭兴福，便随着罗总长的倒台而惨遭大难。
因被罗瑞卿看重而获“罪”的郭兴福，被戴着高帽子、坐在笼子里游街。有一次，他在气温高达40度的南京大街上，在水泥道路上爬行，爬一步磕一下头，膝盖上的鲜血把裤腿浸得点点黑红，豆大的汗珠在水泥路留下斑斑汗渍；有时还要手拿稻草大声说“我是罗瑞卿的孝子贤孙”，“我有罪”，“我罪该万死”……一个刚烈汉子，遭到如此蹂躏，他的身心受到了多么大的摧残啊！他绝望了；丈夫落难倍受歧视凌辱的妻子李淑贞，也绝望了。他们商量，用全家自杀来抗议迫害。与妻子抱头痛哭后，他要先“送走”他所疼爱的三个儿女——６岁的儿子钢钢、４岁的女儿炼炼和２岁的儿子久久，因为，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横行的中国，他怎能忍受留在世间的三个儿女被当成反革命“狗崽子”任人欺凌？当看见他的三个儿女惊恐地望着他在抽泣、在啼哭的时候，他的心跳动得几乎要破胸而出。他无法抑制住双手的颤抖，但决心已定：神志上的歇斯底里，使他咬紧牙根，野兽般地扑向他的儿女，用颤抖着双手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活活掐死，然后与妻子一起通电自杀。然而，电把他俩打懵却没有打死。妻子李淑贞醒后，见丈夫、孩子已死，砸开窗户，跳楼负伤。被剧烈撞门声震醒过来的郭兴福，跑到厨房，拎起菜刀猛砍了自己十多刀，绝望地倒在自残的血泊中。撞开房门闯進来的邻居们，目睹了那血淋淋的令人毛发悚然又令人心碎的惨烈场面！三个小孩死了，郭兴福和妻子李淑贞被抢救了过来。郭兴福以反革命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李淑贞被判处两年徒刑，监外执行。
呜乎！年幼无辜的钢钢、炼炼、久久，你们来到人世间的社会主义中国，难道命中注定要你们为大比武殉葬？命中注定要你们当造神运动的祭品？命中注定要你们用短暂的一生为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付出生命代价？
谁是杀害他们的真犯！谁是杀害他们的元凶！公理何在！
死刑消息传出，正直的人都噙着眼泪愤愤不平。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原12军军长李德生，先后出面多方工作，才将郭兴福改判为20年徒刑，多少擦掉了一些挂在人们脸上的泪珠。
李淑贞已经没有眼泪，她常常坐在儿女的坟前发呆，久久不甘离去。好心人们常开导她，她也常不无懊悔地对人说：“当时我晕了，咋没有去挡他！”
毛泽东死后，度过十余年监狱生活的郭兴福被释放了出来，恢复了军职和官衔；但巨大的悲痛已经使他变得冷漠、苍老、珠黄。八十年代初，当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采访他时，见他“原先那么虎虎有生气的人仿佛死过一回，动作迟缓，眼睛里没有一点光彩，思想和语言都带有那种心灵破碎所固有的冷漠和偏执。他没有丝毫失去那可怕的记忆，一举一动在都告诉你，他对那些恐怖场面记忆犹新，或许他只生活在那些可怕的记忆里。”
1985年，在儿女忌日那天，他曾想刴去双手，妻恸曰：“我们做过一次傻事，不能再做了！”他有所回心。然而一天，目光突然冷峻的他，骑着自行车，鬼使神差地与汽车相撞，结束了他五十五年辉煌、惨烈、悲凄的一生。
据说不久后，李淑贞在郁郁中死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给这个家庭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都是后话。
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向更高层次上发展，“最高”、“顶峰”、“最最最”、“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教和口号，相继扶摇直上。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们看来，致伤、致残、家破人亡，给胜利者带来的不是困顿，不是郁闷，也不是怜悯，更不是悔恨，而是愉悦、舒畅、欣慰和颠狂。
《马克思谬论》
帖子由 金剑 » 2024年1月19日
共产党的邪恶根源是马克屎理论，对马克屎理论進行解剖，以肃净人世间的魔性和共产党的流毒，才能跳出马克屎谬论的黑色桎梏。现在我们就戳破共产党的理论，看看它是如何的荒谬。希望我以自己呐喊，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起来批判马克屎谬论，开启肃净马列主义流毒之风气，让光明在人间再现，让人类走回正道。
马列主义把人精神排除掉，抛弃道德伦理，解放兽性，丧失人性，扩散恶的东西，如仇恨、暴力、非理性、残忍。马列主义是弃善扬恶的丛林法则哲学，往往造成良知与理性，德性、悟性与人性的丧失，造成天、地、人秩序的混乱，使人类的精神萎缩凋枯致使物质世界的异化。造就道德沦丧、放纵权力，造就专权，产生腐败。最终在唯物的泥潭里沉沦而被埋没，缺德和斗争成为了习惯，导致社会失序走向崩溃。
张东荪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说“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就会饿死。”、“把马克屎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他真是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