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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封風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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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最重要的自由即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

——许小年

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政府干预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

大萧条来临时,人们总是本能地寻求政府庇护。因为人们普遍相信,自由市场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失灵必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

然而,却很少有人去思考,导致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以及赋予政府干预经济更大的权力的最终后果。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

古代的奴隶被剥夺了自由,在强权的压迫下,忍受屈辱以求生存;今天的人们主动放弃自由,以换取精神主宰所承诺的安全与秩序。

肉体的奴役是对赤裸裸的暴力无可奈何的服从,精神的奴役则源于盲目的自卑和自卑心理支配下的智识自戕。

人类社会究竟是在进步、退化,还是变换形式的往复循环?

古希腊人为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争论不休,在当代语境中,古老的命题重新表述为市场与政府的分界,以及自由和管制的冲突。

2008 年,全球爆发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曾经严密而完整的市场逻辑体系,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摧毁殆尽,沉重地打击了世人对自由的信心。

人们纷纷抓住激流中的稻草,视政府为逃过世纪之劫的最后方舟。

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知识精英和他们的政界朋友利用危机中的恐慌情绪和思想混乱,攻击自由市场,将自己描绘成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主。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 20 世纪「大萧条」期间,这一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市场失灵」,或者更准确地讲,自由市场失灵。他们认为,亚当·斯密称赞的「看不见的手」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混乱和灾难,而灾难的根源就是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冲动,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

既然市场失灵,就需要理性的力量来恢复秩序。在凯恩斯主义看来,这个理性的力量就是政府。政府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监管和行政等微观干预手段,遵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调节经济运行,指导和管理市场交易,克服市场失灵,甚至还应该劫富济贫,在实现资源更有效配置的同时,保证社会公平。

然而,任何拯救都是有代价的,政府干预必然限制个人自由,皈依凯恩斯主义意味着用自由换取秩序和正义。

这交易合算吗?事实证明,这是不平等条约,公众交出部分自由,得到的却是更多的麻烦。

姑且不论「大萧条」和全球金融危机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看似高明的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漏洞百出,在实践中与设计的目标南辕北辙,所谓治世良药给憧憬理想国的人们造成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伤害,真正的受益者只有以救世主身份行事的政府。

凯恩斯主义主要有两个根本性错误:

其一,逻辑原点错了,世界上并不存在「社会利益」。社会由张三、李四、王五等具体的个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或一致,或冲突。例如当中央银行为控制通货膨胀而加息时,存款利率上升,储蓄者支持,企业则因贷款成本上升而反对,而且高利率会引起股票价格下跌,股民因此遭受损失。又如政府管制产品价格,消费者欢迎,但公司利润下降,损害包括股民在内的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任何一项政策都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因此,无法定义「社会利益」。

即使人们的利益一致,也是由于每个人的具体诉求相同,例如财产和人身的安全,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诉求符合某个绝对的和客观的「社会」标准。

而且,要使悬在空中的抽象整体利益落地,变为可执行的具体政策,需要找到「社会利益」的代表,即有能动性的个人。凯恩斯主义知识分子于是当仁不让地以社会的代表自居,宣布唯有他们把握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唯有他们可充分理解「社会利益」,唯有他们能够设计理想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造计划,执行他们治国平天下宏图大略的,就是政府和无所不在的官僚体系。

经过如此的概念转换,个人组成的社会变成了精英主导的社会,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消融在「社会利益」中,变为多余的累赘。

在更多的场合中,个人自由被视为「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障碍,遭到大众的唾弃和极权的压制。

哈耶克尖锐地指出,强调集体利益的危险就在于它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权力行使者所铺就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其二,否定市场不完美,假设政府很完美。凯恩斯主义者将「市场失灵」归咎于人的「动物精神」,归咎于市场交易的外部性、市场上的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市场的「非完美」因素;但当他们建议政府干预时,却有意无意地假设了政府官员的完全理性,假设政府是完美的。凯恩斯经济学假定市场参与者是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理性经济人」,但在分析政府官员的行为时,却假设他们最大化「社会利益」。

对于这个明显的逻辑不一致,凯恩斯主义者讳莫如深。现实世界与凯恩斯主义的完美设想相反,官员追求个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他们必然会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公开或隐蔽地为自己谋求好处,例如不顾财政资源的限制,增加福利开支,合法地收买选民。另一类常见的交易是议员通过有利于某些工商集团的立法,以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

在法治薄弱的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高官的家族直接经营商业和企业,如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家族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这些家族获得了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垄断经营权,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落入他们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承包商手中。

在政府官员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现实情况下,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分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再适用,需要采用由布坎南(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洛克、奥尔森等人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学派并不因政客的利欲熏心而否定政府,而是强调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只有在公众和媒体的强有力监督下,只有在制度的有效约束下,政府官员才可能按照公众的意愿制定和执行政策。

即使监督和制约保证了官员与公众目标的一致性,政府的效率仍有可能低于市场上的自发交易,这是因为官员既无激励,亦无信息办好公众委托的事务。

无论哪个国家,官僚体系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些事情做对了,公众认为是应该的,不会有任何奖励;做错了则有可能发生公共舆论危机,并且授同僚以柄,在官场升迁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官员与企业信息不对等。比如对于企业制造的环境污染,凯恩斯主义者提出可以为减排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显而易见,补贴额应该等于减排成本,但政府并没有企业的成本信息,只能要求企业自报。结果可想而知,企业普遍虚假高报。

有人也许会问,政府为什么不能查处虚报减排成本的企业呢?政府当然可以这样做,但监督检查也是有成本的,成本有可能高到不值得甚至无法负担的地步,而市场之所以有效,归根结底,就在于人们能够在市场上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为准确的信息。

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政府干预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

处在政府保护下的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将资源用于游说和贿赂政府,以便继续享受排斥竞争的行政保护政策;个人则依赖政府的福利开支,不再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

战后英国的萎靡不振,今天欧洲的债务危机和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又何尝不是政府职能扩大、民间创造力衰退所造成的苦果?

没有个人的创造就没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从电灯、汽车到移动通信,从绘画、诗歌到交响乐,无一不是思想自由驰骋和灵感自由升华的结晶,无一不源于个人的自由梦想和自由发挥。

爱迪生、福特和乔布斯,米开朗基罗、歌德和贝多芬,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他们得以运用其天才,给我们留下了哲学、科学、艺术与财富,构成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核心。

墨守成规的官僚体系可以维持自由所需要的和平与秩序,充当自由的守夜人,却绝不可能替代自由的创造力。

现代人生而自由不言自明,无需论证,集权专制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起码在公开场合也要表示出对个人自由的尊重,那些殿前伺候的大学士只能从后门偷运进反个人自由的迷药。

虽然甘愿饮药者不乏其人,仔细观察,大多因缺乏自信,或者妒嫉到宁可自残进宫,好借皇上的鸟铳,将头顶上自由飞翔的同类击落在地。

当然,个人自由不是绝对的,可以加以限制,但必须是自愿的,或者说自由只能让渡而不可剥夺。

自由人和奴才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而自我限制自由,后者则以自我奴役换取奴役他人的权力。

自我限制的方式是制定法律和规则,法律看上去限制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但若没有法律就没有和平秩序,在暴力横行和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哪里有个人自由可言?法律因此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形成的游戏规则,服从法律并非放弃自由,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同样的,政府如同法律是保障自由的工具。自由人选择政府,在允许政府使用强制性手段的同时,严格地限定强制性手段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序。

对于现代人,最重要的自由即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这一自由使他们能够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广泛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本文选自许小年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写的推荐序,原题目为《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

https://mp.weixin.qq.com/s/v4pEbSb-NyFnlz7OTSn2fA

随着以色列军队大举进攻哈马斯最后的巢穴——拉法,哈马斯剩下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看起来,以色列的“小霸王”本色彻底显露出来了,他们瞄准了消灭哈马斯的目标,18头牛也拉不住了。

此刻,底层的普通哈马斯成员大概是不怕的。因为他们打小从听得懂话开始,就被教育要为“圣战”而死,死了会上天堂,天堂上有72个处女等他们上去,然后陪他们玩“躲猫猫”游戏。

但哈马斯高层一定慌得一批,因为他们知道那都是骗人的鬼话。即便世上真有天堂,也轮不到恐怖分子去;即便恐怖分子可以去,底层的普通哈马斯成员级别也不够。

他们只能找当初出钱出武器怂恿他们袭击以色列的雇主:大哥救我!如果你们不救我,我就把什么都说出来……

雇主们很清楚自己干的是龌龊的勾当,不能够让他们把什么都说来,但自己又不好出面,只好再掏钱,请其他人出面搞些小动作,能救下来更好,实在救不下来,也就由他们去了。

借用那个微博名叫做“理记”的大V评论5月1日惨烈事故时说的话就是——“这都是命!”

于是,昨天,5月10日,连续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某几个不知身份的国家要求联合国大会紧急进行投票,允许巴勒斯坦再次向联合国安理会申请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投票结果是: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

顺利通过!

不少人因为激动而产生了误会,以为投票一通过,巴勒斯坦就成了联合国正式成员国。

非也!兄弟,非也!

这项决议不具备强制性,它表达的意思:大会认为巴勒斯坦符合了联合国成员资格,可以向安理会提申请;同时建议安理会“以赞成方式重新考虑”让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

如果安理会召开会议,毫无疑问美国将再次进行一票否决。事实上,美国已经在4月18日否决过一次了。

有朋友不理解了:美国不是一直坚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矛盾吗?为什么反对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呢(有人干脆说美国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对此,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罗伯特·伍德曾经解释过。他说:我们不仅不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而且一直坚持巴勒斯坦建国。但是,巴勒斯坦必须解决好各方的关系之后,才能以一个正常国家的身份加入联合国。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说:此次投票不是关于澳大利亚是否承认巴勒斯坦国。当我们认为时机成熟时,我们就会这样做。

这个“各方关系”或“条件成熟”,至少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巴勒斯坦内部谁作为合法政权,法塔赫还是哈马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不久前双方曾在融洽的气氛里亲切会谈过,结果是笑容满面地拒绝了对方的意见。

连合法政权都确定不下来,怎么加入联合国?谁在联合国代表巴勒斯坦?

可以这么说,如果巴勒斯坦上午加入联合国并且以色列同时撤军,法塔赫和哈马斯下午就要开仗——这时间吸纳为联合国成员,无异于鼓励他们打内战。

其次,是巴以之间的关系——包括国境线和外交关系。现在以色列与哈马斯正处于交战之中,这些问题短期内都定不下来。

这两个问题不提前解决好,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结果更乱——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哈马斯没有与以色列开战都没能加入联合国的原因。现在打得乱七八糟了,反而“符合资格”了?

对联合国的投票结果,以色列代表吉拉德非常愤怒。

他掏出一台微型碎纸机,将联合国宪章塞进去,撕成了碎片。

我一直认为,以色列应当换一个人担任联合国代表。吉拉德讲的话我个人非常赞同,但他这个人容易激动,态度也过于强烈,经常会有一些过激的言辞和行为。

这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国际政治,不是这么玩的——要学拜登、卡梅伦。

其实吉拉德在投票前的话讲得很精彩。

他举着一张辛瓦尔的大幅照,上面印着“辛瓦尔总统”的字样。他说:

如果在目前这个时期投票允许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成员,就相当于任命辛瓦尔当总统!

撕碎《联合国宪章》,过了。

吉拉德——或者说以色列——为何如此抗拒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成员呢?

因为,现在,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既是自卫战争,也是反恐战争,战争的对象是哈马斯组织。但是,如果巴勒斯坦被联合国承认为正式国家,加沙就是巴勒斯坦国的一部分,其对哈马斯的战争就可以被曲解成对巴勒斯坦国的战争。

即便是法塔赫成为巴勒斯坦国的合法政权,它也可以从外交层面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哈马斯的战争。那时候以色列若还坚持在加沙作战,很容易被诬蔑为侵略。

因此,在解决掉哈马斯之前,以色列绝不能接受它成为联合国所承认的正式成员国——巴勒斯坦国。

第二件事是:南非要求国际法院命令以色列从拉法撤军。

南非的位置在非洲大陆最南边的角上,哈以战争对其利益几乎没有影响。但去年12月29日,南非向国际法院提交了一份长达84页的诉状,称以色列违反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为什么在要求以色列停火这件事上,南非这么积极呢?

如果你觉得是因为正义感爆棚,那就想得太多了。

南非现总统拉马福萨于2022年被该国检察官指控洗钱、贪腐,家中还藏着400万美元现金因为被盗而曝光。

试问,这个地球上会有哪个国家的总统在家里藏着合法的400万美元现金?

我实在想不出来,除了拿了别人的钱,还有什么能让他这么积极地在哈以战争中扮演角色。

第三件事是: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呼吁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

他说,内塔尼亚胡政府是一个“种族灭绝”政府。

对哥伦比亚这个南美洲国家,我不想作过多评论,只说4个字——“一言难尽”。

但无论怎样,和中东相距天涯海角的它,对哈以战争表现得如此积极、激烈,甚至超过了巴西总统卢拉,总是令人费解。

顺便说一句,他于2022年当选总统,2023年,他的儿子和前妻就因涉嫌洗钱罪而被捕。

最后,对此次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入联决议作个总评——

1.巴勒斯坦肯定会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但不会是现在。而是在以色列消灭哈马斯之后,巴勒斯坦真正建立起稳固的政权之后。

2.有关国家发起投票的目的是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试图逼迫以色列放过哈马斯一马,给哈马斯续命。

目前看来,以色列让步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这个投票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所以都是乌合之众。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他们愿意去加沙吗?搞不好他们全跑加沙去申援,以色列会停火呢。

爱党必须是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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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定期收割世界的逻辑。

我尽量避开专业名词用容易听懂的话讲我对此的理解。

可能存在个人理解的偏差。如有不同观点,可分享切磋。

我们先从一个国家小的货币逻辑讲起。

货币发型,流转,起效,回流可以视为一个闭环。

在新一批货币发型之初,就可以通过监控手段很清楚放大乘数,并跟踪流转到哪一步,可以大致算出超发或紧缩会在什么时候影响到哪个层级。

我们老粉应该体会更明显。

老蛮疫情刚放开时,就明确说一年后,经济萧条的体感会到我们p民层级,结果也的确大差不差。

美元也一样,只不过这个国家变成了全球。虽然世界各国货币多样,却是锚定美元紧跟美元汇率,或被美元影响极大。

至少短期看,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被挑战的可能性不大。

再说金融的金字塔层级。

你可以理解为赚钱能力强弱,由上而下,由强而弱。

顶层。

极少数权贵。(全球都一样,这是产出正常商业范畴的存在,盈利能力惊人,同时不按商业逻辑规则)

第二层

经融。

第三层

高科技(互联网现在勉强还属于高科技范围,但是互联网也迟早成明日黄花,被新的高科技取代,成为基础产业。)

第四层

工业。房地产或其他利润率不超过20%的加工业都可以归于该范畴。

第五层

农业等提供原材料的基础产业。低于5%利润率的都可以归于此。

这只是粗分类,方便理解,只要理解是根据赚钱能力分层就好。

每一个层级都由下一层,或跨多阶层接受供养,汲取其利润大头。

现在我们把美国全球货币模型和利润金字塔模型,两者结合起来,就能粗略得到以美元为流通货币的地球金融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我们能粗略得把各个国家套进不同层级。

比如

美联储,顶层。

美国就是金融和高科技。

日本,德国,就偏高科技和工业。

我们偏工业和农业。

像未完成工业化的资源输出国和粮食出口国,就是最底层农业。

好,美元全球化发出来,到最底层,然后一层层或跨层被赚到,积聚往上。

到顶层再散发出来,形成流通闭环。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发生想要囤积财富跨越阶层的存在。

像我们之前就做得很好,从农业跨到了工业,并努力向高科技够。

但是,消费是有限的,工业化之后,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产能过剩,消化不了这么多产出,其结果就是我们上去了,把别人挤下去了,欧美很多企业就是这么被我们卷死的。

而且我们的心还不小,美元就过多在我们所在的层级淤积。

从系统角度看,我们就成了恶性肿瘤,汲取了上下级的养分,让这个系统运行不畅。

这也是我们被迫和世界经济逐步脱钩的原因,我们逼得人家没好日子过啊。

那假使我们乖乖配合,就处在人家给我们定位的“工业,农业”这个层级,会发生什么呢?

美元会先通过降息,鼓励资本进入我们这个层级投资。

因为我们人工,便宜。

环保不健全,便宜。

地价低,便宜。

吸引外资福利政策,便宜。

等这羊羊毛养长了,美元加息。(当然还要配合目标国周边紧张,国内税收政策,等一系列手段)

引导资金回流。

要知道,资金对企业来说,好比是人的血液。

断了血液供给,哪怕是只断几分钟,之后加倍给,人也是要死的。

它做的就是要逼企业死,然后转过头来低价收购这些“破产的优质资产”。

苏联被这么剪过,韩国剪过,日本剪过。

大家去看,只要是纸币上零很多的,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没差。

那些自己作的不算啊,那些被顺道手殃及池鱼的,也只能怪自己点背。

我不知道这个点我有没有说清楚,有兴趣可以去看一部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看过会更有感触,底层逻辑相同。

一直被事打断,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也没时间检查,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如果想起其他的,我再补充。

说来说去还是货币战争那套逻辑。不说200年,就近100年早就应该有一小撮地球支配者出现。共济会什么的弱爆了。

老崔在这里几乎就是个转贴机器人。还不如在微博的时候,几乎没有他自己的东西。

魔鬼教育小魔鬼也需要小鬼们尊敬自己,服从自己。不要去招惹更强大的魔鬼。在魔鬼看来,强大与否决定了恶的下限。一个绝对强大的存在,就可以无限的作恶。因为没有任何存在可以惩罚它。

也可以这样理解,魔鬼需要小鬼那一点点“向善”只是防止自己力量变弱,对方变强的时候不被吃掉。虽然这只是一厢情愿。

Replying to Avatar 野釣君

柏拉图的理想国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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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84y1B7Ai?p=16

在第四卷的时候,苏格拉底说到了5种政体模式对应人的5种灵魂。在准备继续这个话题的时候,被打断并被迫提出了三个惊世骇俗的观点。那就是5~7卷的内容。

这章开头重述了他们认为最好的国家模式,然后继续叙述剩下的四种政体模式。

四种制度正是下列有通用名称的四种。第一种被叫做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受到广泛赞扬的。第二种被叫做寡头政制,少数人的统治,在荣誉上居第二位,有很多害处的。第三种被叫做民主政制,是接着寡头政制之后产生的,又是与之相反对的。最后,第四种,乃是与前述所有这三种都不同的高贵的僭主政制,是城邦的最后的祸害。

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政制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人们性格。不要以为政治制度是从木头里或石头里产生出来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它一切的方向。

五种政治制度,就应有五种个人心灵。

我们已经描述了与贵族政治或好人政治相应的人,我们曾经正确地说他们是善者和正义者。

下面我们要考察一下较差的几种。一种是好胜争强、贪图荣名的人,他们相应于斯巴达类型的制度;依次往下是:寡头分子、民主分子和僭主。这样我们在考察了最不正义的一种人之后就可以把他和最正义的人加以比较,最后弄清楚纯粹正义的人与纯粹不正义的人究竟哪一个快乐哪一个痛苦?

我们先来考查国家制度中的道德品质,然后再考查个人的道德品质,因为国家的品质比个人品质容易看得清楚。因此,现在让我们首先来考查爱荣誉的那种政制;在希腊文中我们找不到别的名词,我们只好叫它荣誉统治或荣誉政制。然后我们将联系这种制度考察这种个人。其次考察寡头政制和寡头式的个人;接下来考察民主政制和民主式的个人;其四我们来到僭主统治的国家考察,然后再看一看僭主式的个人心灵。于是我们就可以试着来正确判断我们面临的问题了。

苏格拉底认为每一种政体都是从上一种好的政体堕落而来。格劳孔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设计的那么好的王政,怎么会堕落呢?

苏格拉底在这里用了一种非常魔幻的良辰吉时才能生出最优秀的人来解释,因为时辰不对没有生出最优秀的人。导致他们的金命里混杂了其他劣质金属,产生了不和谐。不和谐的他们分辨金银铜铁的能力也退化至丧失。这就是堕落的原因。

冲突一经发生,统治者内部两种集团将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铜铁集团趋向私利,兼并土地房屋、敛聚金银财宝;而金银集团则由于其自身心灵里拥有真正的财富而趋向美德和传统秩序;他们相互斗争,然后取得某种妥协,于是分配土地、房屋,据为私有,把原先的朋友和供养人变成边民和奴隶。护卫者本来是保卫后一类人的自由,终身专门从事战争捍卫他们的现在却变成奴役他们和压迫他们的人了。

苏格拉底认为这种时候的统治者不能让智慧者执掌,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单纯,品质混杂了。宁可选择较为单纯而勇敢的那种人来统治国家。这是一些不适于和平而更适于战争的人,他们相比更加崇尚荣誉(爱钱但不能公开,只能私下敛财)。这种就应该是荣誉政体(贵族政体)的堕落。

当这些统治者不再满足了私下敛财,开始公开获取财物时。他们就会把财产作为资格的制度,政治权利就掌握在了富人手里。这时的政体就堕落到寡头政体。

苏格拉底用了一对父子的设想,阐述了这两种堕落的产生。然后用“雄蜂”比喻国家里的恶之来源和恶人的来源。

从寡头政治过渡到平民政治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贪得无厌地追求最大可能的财富。

崇拜财富与朴素节制的生活不能并存,二者必去其一。这样,一方面丝毫不能自制,一方面又崇拜金钱,铺张浪费,寡头社会里这种鼓励懒散和放荡的结果往往不断地把一些世家子弟变成为无产的贫民。他们互相仇恨,互相妒忌,他们急切地希望革命。当平民得到胜利,其余的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一个民主制度,我想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章罗老师提到了孔子困于陈蔡,很是推崇了一把儒学和孔子及颜回。颜回的回复是:“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这个回答是不是包含了至理?有!马屁。双重马屁! 纯粹的巧言而已。没有解释,更没有论证。最关键是于其困境并没有得出真实的原因,对于摆脱困境更是无一丝作用。至少,子路觉得大家都没有做到最好;子贡觉得我们要求太高,都是有可以改进的方向存在。而颜回这个回答呢:您已经伟大到了天都容不下的程度,其他人都不能理解你了,你就是圣人啊!全是曲高和寡之意。但劣曲也难有人和,具有相同的处境。

---这里的文化,糟粕远大于义理。这里只有宏大叙事,只有说教填鸭,甚少论证,更别说反对。道家的大道在于法自然,儒家在于礼。不管是哪种很难有反驳的意见,和充分的论证。老子曰、孔孟曰就是至理,不能辩驳。与其同期的墨子、杨朱等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皆被断其苗裔,绝其宗祠,灭其言说。这是何等的不容!见君子乎?

这是我的一点点不同意见。

#中文 #华语 #诺斯特 #读书 #理想国 #CNostr #Chinese #TheRepublic #China

孔子终其一生,都在复周礼。对于孔子,一直有“述而不著”的争论。他致力恢复周的礼制,认为其当下,就是“礼崩乐坏”所致。儒家的大道还真的是“礼、乐”。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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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一位东德的科幻小说家曾经描绘过一个特殊的外星文明:这个外星文明的人不是生活在星球表面上,而是生活在星球内部——这个星球像一个空心的球体一样。他们也像其他星球的人一样想探索外太空,于是就凿穿了他们的星球。结果内部的空气全部泄漏到外太空去,整个文明就灭亡了。

北洋政府统治的最后十年,不仅是关外的其他的民族实体,而且关内的各个实体也明显处在解体的过程之中。像孙传芳、吴佩孚这种人,等于是渐渐地开始越过北京的外交部,跟苏联和日本推动事实的外交。而且各省之间开始相互达成具有准条约性质的攻守同盟和其他体系。北京的政府渐渐地被架空了,越来越依靠列强的海关支持和外交支持,维持一种空洞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和日本没有积极干涉,国共两党没有从苏联取得它的列宁主义组织机器的话,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这样的一个中华民国的前途也就像美洲独立后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或者是墨西哥帝国一样,最后的结果还是进一步解体成为更加散碎的小邦。

无论是北京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上的某些特殊的强人,虽然可以取得局部胜利,但是谁都没有表现出有能力和欲望完成重新整合这个体系的要求。能够完成这个体系重新整合任务的,也就是国共两党。而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和组织资源并不是中华民国内部所能产生的,仍然要依靠苏联来输入。它能够建国成功,仍然要依靠苏联、日本冲突造成的国际体系的演变。最后的结果,造成了一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托勒密式的体系(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43—公元前30年)实行相当极端的国家垄断制,矿业、盐、酒、香料、玻璃、陶器等都由国家专营,对外贸易、钱庄等商业活动也由国家控制)。大清的疆土在基本完整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但是它却不是保存在华夏社会内生的力量手中,恰好相反,它必须依靠外来的列宁主义政党,而列宁主义政党汲取资源的方式恰好就是要粉碎华夏社会原有的社会组织。

我们都知道,从孔子时代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门第取代贵族的过程;从唐代到宋明时代,又是一个士绅取代门第的过程。每一次取代过程都包含了两层:第一是原有居民的灭亡和人口替代;第二呢,就是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力和动员力方面,是不如原有的组织的。明清士大夫跟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初期的门第相比,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而这些门第跟孔子时代的贵族相比,又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而列宁主义国家产生的主要后果就是,连这个极其软弱的存在——士绅和清朝末期重新成长起来的乡绅阶级,也彻底打碎了。把它们原有的组织力量和资源全部整合到列宁主义的集权主义国家之中。在完成了这次整合之后,列宁主义政党才有足够的资源建立它的新的国家体制。

于是这个国家自己就变成了托勒密式的自相矛盾:国家和社会是矛盾的。如果你要维持这个国家,那么你必须容许这个国家行使法外的权力粉碎社会,在粉碎社会的过程中间汲取资源来维持自身。这样一个国家,它能够实现社会原先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愿望,但它却要毁灭社会自身。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国家对你进行这个法外的榨取和破坏,那么,驱逐掉这个外来的组织因素以后,你原有社会产生出来的最强大的组织资源都不足以使你整合起来,你顶多能够制造一些小团体,一些宗族团体,一些地方绅商搞出来的军绅政权,但是你没有办法把整个东亚大陆整合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你面临的就是一个破碎的多国体系。你要推翻这个多国体系,重新恢复帝国的版图,那么你就需要引入一个本身社会所不能胜任的巨大的组织力量。

尽管苏联的干涉和列宁主义政党的引入多多少少具有偶然性,但是在这个偶然性造成既成事实以后,你就很难用一连串来自于西欧的政治语言的遁词去把它打发掉。因为欧洲的情况根本上是不一样的。列宁主义组织在东欧产生本身就是西欧秩序向东延伸的结果,它能够粉碎俄罗斯原有的社会结构,但却没有办法粉碎欧洲本身的社会结构;但是它进一步向东延伸,却能够粉碎东亚和第三世界的原有社会结构。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因为社会组织结构的顽强程度和自我维持的生命力本身就是一个秩序输出和输入的问题。很明显,列宁主义国家产生、碰壁和输出的整个过程,就已经体现了世界秩序的实质问题。

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是在欧美和西方,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但有能力产生秩序维持自身,而且有能力产生秩序向外输出。因此在这个区间内,共产党主义的渗透是失败的。但是在外围地区,它的社会组织就要软弱得多,要单薄得多,因此共产主义渗透就能够成功了。对于欧洲,共产党主义是一个解构的力量,所以波兰或者东欧这种地方能够把列宁主义驱逐出去以后,重新回到它原有的基督教社会组织去,重新加入欧洲。但是在东方,像是在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地方,列宁主义组织,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尽管是西方叛逆者、仍然拥有西方组织力量的一种秩序输入。列宁主义的输入,强化了东方原来已经涣散而接近溃败的社会组织,使它能够在表面上捏合起来,变得像一个国家一样,尽管它的实质并不是国家。

这样就产生了极为严重的问题。你可以冒充这个实体是一个国家,但是它不具备国家的性质,它是外来的,它存在的本身就是外来组织对本土社会的征服。如果你用国家的标准去衡量它,就会许多很多荒诞的、不合理的理论,例如说它是专制主义或者是其他什么什么主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言外之意就是,它是一个国家,是由社会本身产生出来的,只是在社会产生政治组织的过程中出了偏差,你加以纠正就可以做到。但是它恰好是不能加以纠正的。如果你成功地纠正了它在这方面的错误,或者说是成功地迫使它同意了这些纠正,那你就等于是杀了它。因为它正是依靠这些武断的做法才能够维持。一个外来的寄生性的组织,如果失去了行使武断权力、榨取资源的能力,它很快就会死亡。而在它死亡的过程中间,也会使没有能力自己组织现代国家的这个社会露出它自己应有的本相:一个破碎而溃败的社会。你不能够假想自己的社会跟波兰人或者是匈牙利人一样,原先是完整的,只不过是暂时被外来征服者掩盖了一部分;而恰好相反,在外来征服者侵入你以前,你本身已经是处在注定要产生张献忠或者诸如此类人物的那种状态中,一旦失去了这个外来的组织输入以后,旧日的王朝末日、文明解体即将出现的那种场面,愈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你面前。

如果要用缓慢和自发生长的方式重新建立一个新社会,那么你真正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够在巨大的汲取压力日益上升的情况下,保护这些新的小团体,不让它在襁褓之中、在最脆弱最幼弱的阶段遭到掠夺而丧失自己的生命力。那么这个答案应该就是,你不能让这个实体承担一个真正国家的使命,不能让它去加入西方国际体系所习惯的那种列强争霸的游戏,因为它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负担。如果承担这样的负担的话,无论直接和间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它最终仍然不得不加强它对社会的榨取程度。而这个汲取的过程,又将重新破坏你勉勉强强生长起来的这些非常脆弱的小共同体。然后留下的是一个更加散碎的社会,这个社会比原先更加无法完成你打算完成的使命。

这里面整个的问题,其实从最根本上就是这一点。你用神话来替代历史,误解自己的真实地位,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位东德的科幻小说家曾经描绘过一个特殊的外星文明,这个外星文明的人,不是生活在星球的表面上,而是生活在星球的内部。这个星球只有薄薄的层,像一个空心的球体一样。他们也像其他星球的人一样想探索外太空,于是就凿穿了他们的星球。凿穿星球的结果就是,星球内部的空气全部漏到外太空去,整个文明遭到灭亡了。之所以他们会这么做,是因为在他们的科学体系中,他们不肯承认自己这个体系的特殊性,坚持要把他们这个体系当成一个普通星球,跟其他星球一样的普通星球来对待。但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错误定位的结果就是,你不可避免地要根据你自己的错误定位作出错误决策,最后把自己毁掉。

我们回顾最近这一百年的历史,西方秩序入侵以后,依据这个秩序,重建东亚文明体系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的毁灭都是由于误解了自身的实际地位所造成的。国民党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依靠列宁主义秩序重新整合东亚各地的一种工具,那么它绝不会是假定自己是五千年文明的后代,绝不会认为自己有力量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占据独立的地位,能够既抗击苏联又抗击西方帝国主义。如果它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依附地位,在苏联势力集团和西方势力集团之间,能够作出一个明智的决断的话,能够安于依附地位的话,也许它现在还不会毁灭。

然而,这一点却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既然已经制造了这个神话,又把自身的合法性寄托在重建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的复兴、建设新中国这一类的说辞之上,它就不得不承担自己的组织和能力所不能支持的这个巨大任务。承担这个巨大任务的结果就是把它打回原形。共产党在它执政的最初阶段,承认了自己的地位,首先安于做苏联的小兄弟,然后又安于做西方的依附者。但是这个地位对于它来说是不体面的,很难为它自己在夺取政权中采取的各种手段做辩护。如果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得到这个地位的话,那么它夺取政权的种种手段就显得是太不合法了。因此它必须为自己安置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国民政府曾经为自己安置的那个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实际上是要求改变从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整体地位。这样一个巨大的震荡,从性质上来讲,实际上不仅是超出了清末以来远东国际体系的整个震荡,而且已经超出了蒙古世界帝国解体以来,整个世界格局演化所容许的程度。

如果大家不能够整体上调整一下自己的认知结构,把东亚作为一个文明体系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位置、把东亚地区的政治实体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真正位置理顺一下,我想,在不算太远的未来,我们就会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冲突和非常危险的结局。有一个笑话是,有很多问题是翻译造成的,例如,封建的翻译、资本主义的翻译,都是因为当初引进西学的时候翻译不用心,给它一个错误的定义,于是后来人必须根据这个错误的定义重造自己,结果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的情况其实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跟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关系、只跟极少数学者有关系的历史理论,已经变得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了。历史必须负责为中国完成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重新解释一下中国是什么东西,而且这个解释必须符合东亚在过去两千年时间内形成的文明演变,和它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因为如果你的建构是错误的,或者说你以为这个建构需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你就完全可以在现在吹一个大牛,等到遥远的将来你的子孙后代去承担后果,那么你会发现,在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的时候,国际体系会有自身的生命力,把你放在一个极度危险的位置上去,使你面临着:要么你承认你过去的神话必须整个修改;要么你必须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的前景。

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的历史体系是什么呢?就是:一半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体系,也就是说,全世界都是错误的,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正确的这个体系;另一半呢,则是由梁启超时代发明出来的这个大中华体系,就是说,我们原先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一部延续的历史和延续的种族,是最古老的民族,早晚要实现民族统一的。现在的历史体系是根据这两种基本框架糅合而成的。所有的具体的研究和具体的考据都是像瓦片一样,无论你搞成什么样子,都要嵌合到这个原有的体系之中才能发挥作用。这些实际上是于事无补的。如果你不打算从根本上,把上述的这两种神话体系加以破坏的话,那么我们未来,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的东亚,就要面临着极大的考验了。我很有把握的说,它是经不住这个考验的。

至于说要想避免这个考验,重构历史体系,你首先就要打破你错误的虚荣心,要承认,即使是在非常遥远的时代、在文明初创的那个时代、在孔子时代、在华夏曾经处在它最佳状态的时代,它比起较早产生、更加核心地区、在东地中海的文明中心来说,它的地位也是比较边缘的。在以后的长期演变之中,我们曾经认为是非常自豪的汉唐文明,实际上它大多数时候是处在文明输入的、而不是输出的状态。中亚、外伊朗地区和印度对东亚地区的文明输出,比起反方面的文明输出要多得多。正如东亚地区对朝鲜和日本的文明输出,比起日本、朝鲜对中原的文明输出要多得多。虽然交流是双方面的,但是你给我的东西和我给你的东西是不对等的。中心地区,在最近六千年来,始终是输出得更多,输入得更少;而边缘地区始终是输入得更多,输出得更少。

这个格局不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才临时形成的,也不是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不是说帝国主义名义上撤出东亚以后,你就能够获得原有的地位。实际上恰好相反。帝国主义撤出东亚的直接结果,就是切断了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了历史核心区对边缘地区的输出。这样最大的受害者恰好是你本身。这个过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九国公约和华盛顿会议是怎么样造成的,它就是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和中华民国的精英阶级在错误的历史理论指导之下,以为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战胜国资格这个机会,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然后中国就可以获得跟欧洲国家相匹敌的地位。它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中华民国尽管自身没有力量,但是依靠着美国的支持和威尔逊主义的理想,实现了它的目的:强迫英国人和日本人,尽管有实力,但还是从东亚大陆撤退。撤退的直接结果就是放进了苏联的势力。在英国人和日本人撤退的地方,苏联迅速地派了它的代理人。而英国人和日本人保持克制和不干涉的结果,就是导致条约体系在远东的全线解体和国民党、中共制造的长期革命。

这样的长期革命从秩序输出的角度上讲是什么呢?就是说,帝国主义的殖民秩序撤出以后,中华民国的宪法体制自身就无法维持了。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如果在没有殖民主义的状况下,大清解体会发生什么?答案肯定就是,要么是成吉思汗和多尔衮这样的人来,要么就是李自成和张献忠这种人来,也许两种人会一起来。无论如何你是不会有什么宪法的,哪怕是一部拉美式的、不完美的宪法都不可能有。中华民国之所以能够有一部好歹是拉美式的、好歹还是名义上的共和国和象征性的宪法,靠的就是殖民主义在东亚的余威还在,能够遏制内外恶秩序重新浮出水面。一旦你主动把这种秩序赶了出去,那么在你自己的内部秩序来得及生长以前,比殖民主义秩序更加危险、更加糟糕的列宁主义秩序,就迅速地渗透到东亚,最后把你自己带入到毁灭的边缘。

秩序,像大自然一样,是不能容忍真空的。你排除一个秩序之后,到来的绝对不是什么理想王国或者几千年盛世,你一定会使另外一种秩序继承原有秩序的地位。所以你在考虑选择什么秩序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清楚,你所在的地方,存在着哪几种秩序?有可能产生哪几种秩序?新生的秩序是不是已经足够强大,足以击垮原有的秩序?如果你出于虚荣心,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在根本没有新生秩序可以依赖的情况下,强行驱逐了原有的秩序,那么你就会发现,九国公约和华盛顿会议以后,在中华民国领土上出现的情况很快就要重演。

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你按照革命史观来说,是民族主义者驱逐帝国主义的历史,是无产阶级推翻压迫者的历史。但是如果从秩序输出和文明输出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殖民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了严重削弱以后,撤出了远东。远东真正的利益是什么?不是驱逐殖民主义,而是依靠殖民主义秩序输出,通过模仿和引用,逐步地建立自己的秩序。而殖民主义的撤退,打乱了这个模仿和学习的过程,这样做才使它迅速地落入了共产主义之手。而现在我们的情况,其实不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限制了我们独立或利益,而恰好相反,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和国际社会的原因的双重作用,使得殖民主义的秩序输出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以至于在世界秩序的边缘难以产生良好的秩序。在殖民主义笼罩之下,这一点本来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我们坚持所谓殖民主义邪恶、必须驱逐诸如此类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在中国以及不限于中国的这种自身秩序还不成熟的地方,肯定要面临类似伊斯兰国之类的恶秩序的威胁了。秩序是不能承认真空的。威尔逊主义世界体系有一个弱点就是,它假定世界上所有地方的自发秩序都已经足以维持自由的宪法了,然后形成一个共同体,可以通过集体安全体制维持在一起。但是在自发秩序本身不够强的地方,如果没有外来的强有力的秩序输入的话,那它很可能会出现连最起码的国家门面和象征性的文明体系都没有办法维持的那种狼狈局面。1920年以后的中国,实际上是一步一步地陷入了这样的局面。你企图驱逐殖民主义的结果,实际上是切断了整个输入源。输入源切断以后,自己产生秩序的能力又不足,又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真空状态。真空状态,要么是恶变产生出自己的破坏者,要么是会吸引其他的破坏者进行征服。

现在看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在西方以外,能够自发产生出自由和宪政的条件还存在吗?西方产生出自由和宪政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它在历史的早期,在相当于中国的孔子时代或者封建时代的时候,通过多国体系的相互博弈,在各邦国之间和各邦国内部的各阶级之间,幸运地形成了权力平衡,然后这个权力平衡体制不断地演变和扩大的结果。中国的问题,不是说是它太落后了而没有发展到自由和宪政阶段,而是它太先进,它已经越过了这个阶段,或者说错过了机会窗口,已经进入了各阶级和各邦国都被大一统权力结构整体毁灭的状态。在这种缺乏分化、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唯一的制衡力量和唯一的秩序产生者只能来自于外部。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样的社会是一袋马铃薯,它没有自组织能力的,一旦失去自上而下的管制,哪怕这种管制是武断的,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听任社会解体,听任无政府状态出现,然后听任各种暴力团伙相互之间进行残杀。

所以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在的处境,那么我们就必须违心地接受话语体系为我们指出的那个前途。但这个前途,实际上是只适用于跟我们情况完全不同的其他社会。而我们使用错误的话语体系,就会给自己吃下毒药。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好像还没有几个人愿意真正承认自己的话语体系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尽管所有人都已经感觉到了,在你运用这个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你把自己推入了一种越来越矛盾的情况,不得不采取修正词语含义、不断地打各种补丁的方法,勉勉强强自圆其说。对于制造理论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就像是托勒密体系的本轮和均轮(托勒密的宇宙论中用来解释太阳、月球和行星在视运动中的速度和方向变化的几何模型)一样,把你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了。而你所在的社会,因为得不到适当的解释体系,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都会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积累的资源都会渐渐引入到毁灭自身的途径上去。

过去的几十年内,大家都采取拖延问题、等待以后发展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在可以预想的未来,这个拖延是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如果继续拖延的话,你能够指望的最好结局,顶多也就是赖过去,错过时机,然后返回原有的位置上。甚至连这一点都不能指望。能够通过不影响整个话语体系、通过局部修正、通过用钱、通过非正式的潜规则交易解决的问题,在过去十几年内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今后的问题,你实际上面临着:要么整个推翻话语体系,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定义自己,重新定义自己的使命和任务;要么呢,你就要顺着你自己也知道不可靠、站不住脚的那个话语体系,把自己引向绝对危险的境地。

这就是你为什么必须重新认识历史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考据式的历史、仅仅拼凑史料的历史对你没有什么帮助的原因。这就好像说是,一个房子,在最初本来是只能承受一个小茅屋的,在建立的过程中越建越高,它的承重墙已经支持不住了,而你却在讨论制造房子的砖块或者瓦块的质量问题。其实问题不在于砖块或瓦块,而在于你设计的这个建筑的基本结构,在设计的时候出了严重的问题。按照它设计的蓝图,它是不能承担现在即将承担的这个巨大重量,而你又处在停不下来的状态中。所以你必须坦率承认,枝枝节节地去讨论砖块本身的质量问题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你必须把整个历史整合起来,把东亚地区的局部历史重新放到世界史的框架中去,重新找回自己应有的问题,在自己的社会内部重新发掘产生秩序和维持秩序的真正力量。谢谢。

如此大段的干货,实在啃得费劲。只有膜拜!

在当时的情形下,或许请求改良算一条不算太离谱的道路,哪怕是恳求、祈求、直至跪求,这不算离谱,也不可耻。

毕竟在11年前,中共才把他们坚守的公有制打开了一条缝,全民在饿死的边缘终于有脱离饿死的可能。再度盼望有能吃饱的可能,这个要求不离谱吧。

胡赵二人在那个状况下,做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当然今天的研究苛求他们可以做更多,避免以后的惨烈事件。并以此否定他们曾作的事有积极的一面,那是不公平的。

特别是胡,平反冤案这件事绝对是经得起任何考验和质疑的,这也是他最具人格魅力的表现,也才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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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理想国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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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间如果有正义,是正义的人过的幸福,还是不正义的人过的幸福?是正义更重要,还是利益更重要?是正义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还是因为有了利益才坚持正义?

我们为什么读经典?因为读经典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对抗潮流,成为我们面对这个喧嚣世界的定力。

上一讲说了哲学家的十种天性,应该成为城邦统治者,但这是一种因然状态。遗憾的是这个世界是由实然状态构成,哲学家被视为怪人,或者无用的人。

这种情况是不能归咎于哲学的。很多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人,他们并不教授别的,也只教授众人在集会时所说出的意见,并称之为智慧。至于这些意见和要求的真实,其中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他全都一无所知。公众犹如猛兽,而这些伺弄猛兽的人,因猛兽所喜欢的,他就称之为善,猛兽所不喜欢的,他就称之为恶。他们的观点只是迎合公众的好恶,只是哗众取宠。

拥有哲学家天性的,那些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的人从童年开始就一直是孩子中的尖子,他的亲友和本城邦的同胞都会打算等他长大了用他为自己办事的。因此他们将跪到他的脚下,向他祈求,向他致敬,估量着他将来的权力,向他献媚。

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为这个年轻人会怎么样呢,尤其是,假如他是一个大邦的公民,在这里富有财产,出身高贵,再加上人品俊秀身材魁伟的话?他不会野心勃勃而不能自制,幻想自己不仅有能力支派希腊人的事务而且有能力支配希腊世界以外的事务,于是乎妄自尊大骄奢自满起来吗?

一个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人,如果有别人轻轻地走来对他说真话:他头脑胡涂,需要理性,而理性是只有通过奴隶般的艰苦磨练才能得到的,你以为在这种恶劣环境里他能容易听得进不同的话吗?

假定这个青年由于素质好容易接受忠言,听懂了一点,动了心,被引向了哲学之路,我们可以设想,这时他原来那个圈子里的人由于预感到自己将不再能得到他的帮忙,他们将如何动作呢?他们就不说任何话做任何事来阻挠他被说服并使任何想说服他的人都无能为力——既用私人阴谋又用公众控告来达到这个目的吗?

那么,这个人还能继续研究哲学吗?

构成哲学家天赋的那些品质本身如果受到坏教育或坏环境的影响,就会成为某种背离哲学研究的原因,跟所谓的美观、富裕,以及所有这类的生活福利一样。

极少数的真哲学家全象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一样,既不愿意参与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因此,大概只好在能够对城邦或朋友有所帮助之前就对己对人都无贡献地早死了。——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他们就象一个在暴风卷起尘土或雨雪时避于一堵墙下的人一样,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得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

现行的政治制度我所以怨它们,正是因为其中没有一种是适合哲学本性的。哲学的本性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而堕落变质的。正如种子被播种在异乡土地上,结果通常总是被当地水土所克服而失去本性那样,哲学的生长也如此,在不合适的制度下保不住自己的本性,而败坏变质了。哲学如果能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那时可以看得很明白,哲学确实是神物,而其他的一切,无论天赋还是学习和工作,都不过是人事。到此我知道下面你要问,这个最善的政治制度是什么了。

当他们年少时,他们的学习和哲学功课应该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当他们正在长大成人时,他们主要应好好注意身体,为哲学研究准备好体力条件;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们的灵魂开始达到成熟阶段时,他们应当加强对心灵的锻炼;当他们的体力转衰,过了政治军事服务年龄时,应当让他们自在逍遥,一般不再担当繁重的工作,只从事哲学研究,如果我们要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幸福,并且当死亡来临时,在另一个世界上也能得到同样幸福的话。

这里漫长的学习过程,几乎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功利的社会里,成名须早!得利更须早!那些自诩天赋卓绝的人,是最容易背离研究哲学的。

苏格拉底假设了只有神迹恰好出现的时候,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

(摘录大段的原文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也读不懂。无法以最简且无谬的词语概括所叙述的含义。罗老师的解读值得大家好好听,反复的听。哲学王等于圣人,而这世界没有圣人。最糟糕的是那些自诩哲学王的人妄图改造世界的行为举动,无不给这世界带来巨大的破坏和伤害!)

#中文 #华语 #诺斯特 #读书 #理想国 #CNostr #Chinese #TheRepublic #China

前段时间听过一个讲座,大谈中国的哲学。我就纳闷,哲学还分中国的西方的?中国的哲学探讨啥问题呢?论孔子的仁究竟是什么玩意?它是我们通常意义的善吗?还有义理智信,该如何做才算是仁义礼智信?不会只凭嘴吆喝吧?

这个很容易判断,名人有社会影响力的。被喝过茶的,被边控的。有上访史,有被专政过的。等等...令牠们心怀恐惧的。

千万不要惊弓之鸟,共匪确实长于监控。但牠们不是神。几十亿的使用者产生的数据量,牠们能记录下来就不错了,还分析?

唯一就是你本身就是被重点管控的人,身边早就处于全天监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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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理想国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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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讲的开头,罗翔老师谈了他认为的读书。现今的世界存在了无穷的书籍,读书应该读经典,读好书。而这世界能成为经典的书其实不多的。所以选择才是重要的。读书也不是需要什么用,读书就是一种训练,一种积累的东西。

第五卷里分辨清楚什么才是真正哲学家,什么是意见的持有者。护卫者的挑选。

先定义了哲学家的十种天性:

1.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他们爱关于实体的知识是爱其全部,不会情愿拒绝它的一个无论大点的还是小点的,荣誉大点的还是荣誉小点的部分的。这全象我们前面在谈到爱者和爱荣誉者时所说过的那样。

2.他们爱真,他们永远不愿苟同一个“假”字,他们憎恶假,他们爱真。因为真实与智慧关系更相近。

3.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欲望在一个方面强时,在其他方面就会弱,这完全象水被引导流向了一个地方一样。当一个人的欲望被引导流向知识及一切这类事情上去时,我认为,他就会参与自身心灵的快乐,不去注意肉体的快乐,如果他不是一个冒牌的而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话。

4.哲学家是有节制的。因为,别的人热心追求财富和巨大花费所要达到的那种目的,是不会被他们当作一件重要事情对待的。

5.哲学家的胸襟、度量是很开阔的。因为哲学家在无论神还是人的事情上总是追求完整和完全的,没有什么比气量窄小和哲学家的这种心灵品质更其相反的了。

6.哲学家无畏生死。一个人眼界广阔,观察研究所有时代的一切实在,你想,他能把自己的一条性命看得很重大吗?因此,这种人也不会把死看作一件可怕的事情吧?

7.胆怯和狭隘看来不会属于真正哲学家的天性。一个性格和谐的人,既不贪财又不偏窄,既不自夸又不胆怯。是公正温良的。

8.哲学家是聪明敏锐的。一个人做一件事如果做得不愉快,费了好大的劲然而成效甚微,你想他能真正热爱这项工作吗?

9.哲学家有良好的记性。一个人如果健忘,学了什么也记不得,他还能不是一个头脑空空的人吗?

10.哲学家是有分寸的。我们还得寻求天然有分寸而温雅的心灵,它本能地就很容易导向每一事物的理念。

综上所述,一个人如果不是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而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他是不能很好地从事哲学学习的。那么,如果是一个具备了这些优良品质的人从事这一学习,对此你还有什么可指摘的吗?

哲学这门最可贵的学问是不大可能得到反对者尊重的;然而使哲学蒙受最为巨大最为严重毁谤的还是那些自称也是搞哲学的人——他们就是你在指出哲学的反对者说大多数搞哲学的人都是坏蛋,而其中的优秀者也是无用的时,你心里所指的那些人。

大多数哲学家的变坏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如果可以做得到的话,让我们再试着证明这也不能归咎于哲学。

我们必须在下面研究哲学家天性的败坏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人身上这种天性败坏了,而少数人没有;这少数人就是虽没被说成坏蛋,但被说成无用的那些人。然后我们再考察那些硬打扮成哲学家样子,自称是在研究哲学的人,看一看他们的灵魂天赋,看一看这种人是在怎样奢望着一种他们所不能也不配高攀的研究工作,并且以自己的缺乏一贯原则,所到之处给哲学带来了你所说的那种坏名声。

天赋最好的灵魂受到坏的教育之后就会变得比谁都坏。须知一个天赋贫弱的人是永远不会做出任何大事(无论好事还是坏事)的。

这些教育家和诡辩家在用言词说不服的时候就用行动来强加于人。你应该听说过他们用剥夺公民权、罚款和死刑来惩治不服的人。

#中文 #华语 #诺斯特 #读书 #理想国 #CNostr #Chinese #TheRepublic #China

虽不能至,心亦蒙尘。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通俗点就是:不明觉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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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你们实力济了,你想干什么!王八天下?还是再活500年?或者仙福永享,兽欲天齐?

底层逻辑很重要,左右每一个人的观点和论据。

和暴政讲道理?古往今来,近3000年,哪个暴君听进去几分?这块浸透了血泪的土地听进去了几分?

劝谏是全然无用的废话,不过是营苟之徒谋进阶的权术。进而相互吹捧,互成虚名。李世民和魏征不就这样吗?

今天的这头猪,别说和李世民就算安禄山也强其万倍。国人10数亿几乎人人胜于牠。这种蠢物指望君臣佳话,愚同其类,蠢不可及!

看了《周处除三害》觉得颇受震撼。福音堂连杀数十狂热分子,很大胆的构思,也很震撼。

台湾电影很少有这种侠客般的快意,整个主题为名而为还是稍显稚嫩,但几个反转的设计都很成功。

个人觉得可打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