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最重要的自由即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
——许小年
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政府干预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
大萧条来临时,人们总是本能地寻求政府庇护。因为人们普遍相信,自由市场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失灵必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
然而,却很少有人去思考,导致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以及赋予政府干预经济更大的权力的最终后果。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
古代的奴隶被剥夺了自由,在强权的压迫下,忍受屈辱以求生存;今天的人们主动放弃自由,以换取精神主宰所承诺的安全与秩序。
肉体的奴役是对赤裸裸的暴力无可奈何的服从,精神的奴役则源于盲目的自卑和自卑心理支配下的智识自戕。
人类社会究竟是在进步、退化,还是变换形式的往复循环?
古希腊人为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争论不休,在当代语境中,古老的命题重新表述为市场与政府的分界,以及自由和管制的冲突。
2008 年,全球爆发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曾经严密而完整的市场逻辑体系,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摧毁殆尽,沉重地打击了世人对自由的信心。
人们纷纷抓住激流中的稻草,视政府为逃过世纪之劫的最后方舟。
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知识精英和他们的政界朋友利用危机中的恐慌情绪和思想混乱,攻击自由市场,将自己描绘成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主。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 20 世纪「大萧条」期间,这一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市场失灵」,或者更准确地讲,自由市场失灵。他们认为,亚当·斯密称赞的「看不见的手」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混乱和灾难,而灾难的根源就是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冲动,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
既然市场失灵,就需要理性的力量来恢复秩序。在凯恩斯主义看来,这个理性的力量就是政府。政府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监管和行政等微观干预手段,遵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调节经济运行,指导和管理市场交易,克服市场失灵,甚至还应该劫富济贫,在实现资源更有效配置的同时,保证社会公平。
然而,任何拯救都是有代价的,政府干预必然限制个人自由,皈依凯恩斯主义意味着用自由换取秩序和正义。
这交易合算吗?事实证明,这是不平等条约,公众交出部分自由,得到的却是更多的麻烦。
姑且不论「大萧条」和全球金融危机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看似高明的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漏洞百出,在实践中与设计的目标南辕北辙,所谓治世良药给憧憬理想国的人们造成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伤害,真正的受益者只有以救世主身份行事的政府。
凯恩斯主义主要有两个根本性错误:
其一,逻辑原点错了,世界上并不存在「社会利益」。社会由张三、李四、王五等具体的个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或一致,或冲突。例如当中央银行为控制通货膨胀而加息时,存款利率上升,储蓄者支持,企业则因贷款成本上升而反对,而且高利率会引起股票价格下跌,股民因此遭受损失。又如政府管制产品价格,消费者欢迎,但公司利润下降,损害包括股民在内的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任何一项政策都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因此,无法定义「社会利益」。
即使人们的利益一致,也是由于每个人的具体诉求相同,例如财产和人身的安全,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诉求符合某个绝对的和客观的「社会」标准。
而且,要使悬在空中的抽象整体利益落地,变为可执行的具体政策,需要找到「社会利益」的代表,即有能动性的个人。凯恩斯主义知识分子于是当仁不让地以社会的代表自居,宣布唯有他们把握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唯有他们可充分理解「社会利益」,唯有他们能够设计理想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造计划,执行他们治国平天下宏图大略的,就是政府和无所不在的官僚体系。
经过如此的概念转换,个人组成的社会变成了精英主导的社会,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消融在「社会利益」中,变为多余的累赘。
在更多的场合中,个人自由被视为「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障碍,遭到大众的唾弃和极权的压制。
哈耶克尖锐地指出,强调集体利益的危险就在于它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权力行使者所铺就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其二,否定市场不完美,假设政府很完美。凯恩斯主义者将「市场失灵」归咎于人的「动物精神」,归咎于市场交易的外部性、市场上的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市场的「非完美」因素;但当他们建议政府干预时,却有意无意地假设了政府官员的完全理性,假设政府是完美的。凯恩斯经济学假定市场参与者是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理性经济人」,但在分析政府官员的行为时,却假设他们最大化「社会利益」。
对于这个明显的逻辑不一致,凯恩斯主义者讳莫如深。现实世界与凯恩斯主义的完美设想相反,官员追求个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他们必然会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公开或隐蔽地为自己谋求好处,例如不顾财政资源的限制,增加福利开支,合法地收买选民。另一类常见的交易是议员通过有利于某些工商集团的立法,以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
在法治薄弱的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高官的家族直接经营商业和企业,如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家族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这些家族获得了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垄断经营权,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落入他们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承包商手中。
在政府官员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现实情况下,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分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再适用,需要采用由布坎南(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洛克、奥尔森等人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学派并不因政客的利欲熏心而否定政府,而是强调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只有在公众和媒体的强有力监督下,只有在制度的有效约束下,政府官员才可能按照公众的意愿制定和执行政策。
即使监督和制约保证了官员与公众目标的一致性,政府的效率仍有可能低于市场上的自发交易,这是因为官员既无激励,亦无信息办好公众委托的事务。
无论哪个国家,官僚体系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些事情做对了,公众认为是应该的,不会有任何奖励;做错了则有可能发生公共舆论危机,并且授同僚以柄,在官场升迁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官员与企业信息不对等。比如对于企业制造的环境污染,凯恩斯主义者提出可以为减排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显而易见,补贴额应该等于减排成本,但政府并没有企业的成本信息,只能要求企业自报。结果可想而知,企业普遍虚假高报。
有人也许会问,政府为什么不能查处虚报减排成本的企业呢?政府当然可以这样做,但监督检查也是有成本的,成本有可能高到不值得甚至无法负担的地步,而市场之所以有效,归根结底,就在于人们能够在市场上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为准确的信息。
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政府干预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
处在政府保护下的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将资源用于游说和贿赂政府,以便继续享受排斥竞争的行政保护政策;个人则依赖政府的福利开支,不再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
战后英国的萎靡不振,今天欧洲的债务危机和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又何尝不是政府职能扩大、民间创造力衰退所造成的苦果?
没有个人的创造就没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从电灯、汽车到移动通信,从绘画、诗歌到交响乐,无一不是思想自由驰骋和灵感自由升华的结晶,无一不源于个人的自由梦想和自由发挥。
爱迪生、福特和乔布斯,米开朗基罗、歌德和贝多芬,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他们得以运用其天才,给我们留下了哲学、科学、艺术与财富,构成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核心。
墨守成规的官僚体系可以维持自由所需要的和平与秩序,充当自由的守夜人,却绝不可能替代自由的创造力。
现代人生而自由不言自明,无需论证,集权专制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起码在公开场合也要表示出对个人自由的尊重,那些殿前伺候的大学士只能从后门偷运进反个人自由的迷药。
虽然甘愿饮药者不乏其人,仔细观察,大多因缺乏自信,或者妒嫉到宁可自残进宫,好借皇上的鸟铳,将头顶上自由飞翔的同类击落在地。
当然,个人自由不是绝对的,可以加以限制,但必须是自愿的,或者说自由只能让渡而不可剥夺。
自由人和奴才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而自我限制自由,后者则以自我奴役换取奴役他人的权力。
自我限制的方式是制定法律和规则,法律看上去限制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但若没有法律就没有和平秩序,在暴力横行和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哪里有个人自由可言?法律因此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形成的游戏规则,服从法律并非放弃自由,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同样的,政府如同法律是保障自由的工具。自由人选择政府,在允许政府使用强制性手段的同时,严格地限定强制性手段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序。
对于现代人,最重要的自由即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这一自由使他们能够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广泛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本文选自许小年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写的推荐序,原题目为《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
https://mp.weixin.qq.com/s/v4pEbSb-NyFnlz7OTSn2fA
随着以色列军队大举进攻哈马斯最后的巢穴——拉法,哈马斯剩下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看起来,以色列的“小霸王”本色彻底显露出来了,他们瞄准了消灭哈马斯的目标,18头牛也拉不住了。
此刻,底层的普通哈马斯成员大概是不怕的。因为他们打小从听得懂话开始,就被教育要为“圣战”而死,死了会上天堂,天堂上有72个处女等他们上去,然后陪他们玩“躲猫猫”游戏。
但哈马斯高层一定慌得一批,因为他们知道那都是骗人的鬼话。即便世上真有天堂,也轮不到恐怖分子去;即便恐怖分子可以去,底层的普通哈马斯成员级别也不够。
他们只能找当初出钱出武器怂恿他们袭击以色列的雇主:大哥救我!如果你们不救我,我就把什么都说出来……
雇主们很清楚自己干的是龌龊的勾当,不能够让他们把什么都说来,但自己又不好出面,只好再掏钱,请其他人出面搞些小动作,能救下来更好,实在救不下来,也就由他们去了。
借用那个微博名叫做“理记”的大V评论5月1日惨烈事故时说的话就是——“这都是命!”
于是,昨天,5月10日,连续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某几个不知身份的国家要求联合国大会紧急进行投票,允许巴勒斯坦再次向联合国安理会申请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投票结果是: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
顺利通过!
不少人因为激动而产生了误会,以为投票一通过,巴勒斯坦就成了联合国正式成员国。
非也!兄弟,非也!
这项决议不具备强制性,它表达的意思:大会认为巴勒斯坦符合了联合国成员资格,可以向安理会提申请;同时建议安理会“以赞成方式重新考虑”让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
如果安理会召开会议,毫无疑问美国将再次进行一票否决。事实上,美国已经在4月18日否决过一次了。
有朋友不理解了:美国不是一直坚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矛盾吗?为什么反对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呢(有人干脆说美国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对此,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罗伯特·伍德曾经解释过。他说:我们不仅不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而且一直坚持巴勒斯坦建国。但是,巴勒斯坦必须解决好各方的关系之后,才能以一个正常国家的身份加入联合国。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说:此次投票不是关于澳大利亚是否承认巴勒斯坦国。当我们认为时机成熟时,我们就会这样做。
这个“各方关系”或“条件成熟”,至少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巴勒斯坦内部谁作为合法政权,法塔赫还是哈马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不久前双方曾在融洽的气氛里亲切会谈过,结果是笑容满面地拒绝了对方的意见。
连合法政权都确定不下来,怎么加入联合国?谁在联合国代表巴勒斯坦?
可以这么说,如果巴勒斯坦上午加入联合国并且以色列同时撤军,法塔赫和哈马斯下午就要开仗——这时间吸纳为联合国成员,无异于鼓励他们打内战。
其次,是巴以之间的关系——包括国境线和外交关系。现在以色列与哈马斯正处于交战之中,这些问题短期内都定不下来。
这两个问题不提前解决好,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结果更乱——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哈马斯没有与以色列开战都没能加入联合国的原因。现在打得乱七八糟了,反而“符合资格”了?
对联合国的投票结果,以色列代表吉拉德非常愤怒。
他掏出一台微型碎纸机,将联合国宪章塞进去,撕成了碎片。
我一直认为,以色列应当换一个人担任联合国代表。吉拉德讲的话我个人非常赞同,但他这个人容易激动,态度也过于强烈,经常会有一些过激的言辞和行为。
这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国际政治,不是这么玩的——要学拜登、卡梅伦。
其实吉拉德在投票前的话讲得很精彩。
他举着一张辛瓦尔的大幅照,上面印着“辛瓦尔总统”的字样。他说:
如果在目前这个时期投票允许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成员,就相当于任命辛瓦尔当总统!
撕碎《联合国宪章》,过了。
吉拉德——或者说以色列——为何如此抗拒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成员呢?
因为,现在,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既是自卫战争,也是反恐战争,战争的对象是哈马斯组织。但是,如果巴勒斯坦被联合国承认为正式国家,加沙就是巴勒斯坦国的一部分,其对哈马斯的战争就可以被曲解成对巴勒斯坦国的战争。
即便是法塔赫成为巴勒斯坦国的合法政权,它也可以从外交层面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哈马斯的战争。那时候以色列若还坚持在加沙作战,很容易被诬蔑为侵略。
因此,在解决掉哈马斯之前,以色列绝不能接受它成为联合国所承认的正式成员国——巴勒斯坦国。
第二件事是:南非要求国际法院命令以色列从拉法撤军。
南非的位置在非洲大陆最南边的角上,哈以战争对其利益几乎没有影响。但去年12月29日,南非向国际法院提交了一份长达84页的诉状,称以色列违反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为什么在要求以色列停火这件事上,南非这么积极呢?
如果你觉得是因为正义感爆棚,那就想得太多了。
南非现总统拉马福萨于2022年被该国检察官指控洗钱、贪腐,家中还藏着400万美元现金因为被盗而曝光。
试问,这个地球上会有哪个国家的总统在家里藏着合法的400万美元现金?
我实在想不出来,除了拿了别人的钱,还有什么能让他这么积极地在哈以战争中扮演角色。
第三件事是: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呼吁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
他说,内塔尼亚胡政府是一个“种族灭绝”政府。
对哥伦比亚这个南美洲国家,我不想作过多评论,只说4个字——“一言难尽”。
但无论怎样,和中东相距天涯海角的它,对哈以战争表现得如此积极、激烈,甚至超过了巴西总统卢拉,总是令人费解。
顺便说一句,他于2022年当选总统,2023年,他的儿子和前妻就因涉嫌洗钱罪而被捕。
最后,对此次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入联决议作个总评——
1.巴勒斯坦肯定会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但不会是现在。而是在以色列消灭哈马斯之后,巴勒斯坦真正建立起稳固的政权之后。
2.有关国家发起投票的目的是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试图逼迫以色列放过哈马斯一马,给哈马斯续命。
目前看来,以色列让步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这个投票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所以都是乌合之众。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他们愿意去加沙吗?搞不好他们全跑加沙去申援,以色列会停火呢。
魔鬼教育小魔鬼也需要小鬼们尊敬自己,服从自己。不要去招惹更强大的魔鬼。在魔鬼看来,强大与否决定了恶的下限。一个绝对强大的存在,就可以无限的作恶。因为没有任何存在可以惩罚它。
也可以这样理解,魔鬼需要小鬼那一点点“向善”只是防止自己力量变弱,对方变强的时候不被吃掉。虽然这只是一厢情愿。
柏拉图的理想国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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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卷的时候,苏格拉底说到了5种政体模式对应人的5种灵魂。在准备继续这个话题的时候,被打断并被迫提出了三个惊世骇俗的观点。那就是5~7卷的内容。
这章开头重述了他们认为最好的国家模式,然后继续叙述剩下的四种政体模式。
四种制度正是下列有通用名称的四种。第一种被叫做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受到广泛赞扬的。第二种被叫做寡头政制,少数人的统治,在荣誉上居第二位,有很多害处的。第三种被叫做民主政制,是接着寡头政制之后产生的,又是与之相反对的。最后,第四种,乃是与前述所有这三种都不同的高贵的僭主政制,是城邦的最后的祸害。
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政制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人们性格。不要以为政治制度是从木头里或石头里产生出来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它一切的方向。
五种政治制度,就应有五种个人心灵。
我们已经描述了与贵族政治或好人政治相应的人,我们曾经正确地说他们是善者和正义者。
下面我们要考察一下较差的几种。一种是好胜争强、贪图荣名的人,他们相应于斯巴达类型的制度;依次往下是:寡头分子、民主分子和僭主。这样我们在考察了最不正义的一种人之后就可以把他和最正义的人加以比较,最后弄清楚纯粹正义的人与纯粹不正义的人究竟哪一个快乐哪一个痛苦?
我们先来考查国家制度中的道德品质,然后再考查个人的道德品质,因为国家的品质比个人品质容易看得清楚。因此,现在让我们首先来考查爱荣誉的那种政制;在希腊文中我们找不到别的名词,我们只好叫它荣誉统治或荣誉政制。然后我们将联系这种制度考察这种个人。其次考察寡头政制和寡头式的个人;接下来考察民主政制和民主式的个人;其四我们来到僭主统治的国家考察,然后再看一看僭主式的个人心灵。于是我们就可以试着来正确判断我们面临的问题了。
苏格拉底认为每一种政体都是从上一种好的政体堕落而来。格劳孔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设计的那么好的王政,怎么会堕落呢?
苏格拉底在这里用了一种非常魔幻的良辰吉时才能生出最优秀的人来解释,因为时辰不对没有生出最优秀的人。导致他们的金命里混杂了其他劣质金属,产生了不和谐。不和谐的他们分辨金银铜铁的能力也退化至丧失。这就是堕落的原因。
冲突一经发生,统治者内部两种集团将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铜铁集团趋向私利,兼并土地房屋、敛聚金银财宝;而金银集团则由于其自身心灵里拥有真正的财富而趋向美德和传统秩序;他们相互斗争,然后取得某种妥协,于是分配土地、房屋,据为私有,把原先的朋友和供养人变成边民和奴隶。护卫者本来是保卫后一类人的自由,终身专门从事战争捍卫他们的现在却变成奴役他们和压迫他们的人了。
苏格拉底认为这种时候的统治者不能让智慧者执掌,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单纯,品质混杂了。宁可选择较为单纯而勇敢的那种人来统治国家。这是一些不适于和平而更适于战争的人,他们相比更加崇尚荣誉(爱钱但不能公开,只能私下敛财)。这种就应该是荣誉政体(贵族政体)的堕落。
当这些统治者不再满足了私下敛财,开始公开获取财物时。他们就会把财产作为资格的制度,政治权利就掌握在了富人手里。这时的政体就堕落到寡头政体。
苏格拉底用了一对父子的设想,阐述了这两种堕落的产生。然后用“雄蜂”比喻国家里的恶之来源和恶人的来源。
从寡头政治过渡到平民政治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贪得无厌地追求最大可能的财富。
崇拜财富与朴素节制的生活不能并存,二者必去其一。这样,一方面丝毫不能自制,一方面又崇拜金钱,铺张浪费,寡头社会里这种鼓励懒散和放荡的结果往往不断地把一些世家子弟变成为无产的贫民。他们互相仇恨,互相妒忌,他们急切地希望革命。当平民得到胜利,其余的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一个民主制度,我想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章罗老师提到了孔子困于陈蔡,很是推崇了一把儒学和孔子及颜回。颜回的回复是:“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这个回答是不是包含了至理?有!马屁。双重马屁! 纯粹的巧言而已。没有解释,更没有论证。最关键是于其困境并没有得出真实的原因,对于摆脱困境更是无一丝作用。至少,子路觉得大家都没有做到最好;子贡觉得我们要求太高,都是有可以改进的方向存在。而颜回这个回答呢:您已经伟大到了天都容不下的程度,其他人都不能理解你了,你就是圣人啊!全是曲高和寡之意。但劣曲也难有人和,具有相同的处境。
---这里的文化,糟粕远大于义理。这里只有宏大叙事,只有说教填鸭,甚少论证,更别说反对。道家的大道在于法自然,儒家在于礼。不管是哪种很难有反驳的意见,和充分的论证。老子曰、孔孟曰就是至理,不能辩驳。与其同期的墨子、杨朱等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皆被断其苗裔,绝其宗祠,灭其言说。这是何等的不容!见君子乎?
这是我的一点点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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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终其一生,都在复周礼。对于孔子,一直有“述而不著”的争论。他致力恢复周的礼制,认为其当下,就是“礼崩乐坏”所致。儒家的大道还真的是“礼、乐”。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受教!
不想伤口撒盐。是什么心理促使他们买那个车?既然有这种准备,就必须承担其后果。现在做的一切都会使事态更不可控。手套企业,菊花党是普通乃至小权贵们都惹不起的。
国事光析:胡赵遗产与当今思考
今年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三十五周年。四月中旬以来,进入政治舆论的热季,许多持续多年的争论再次浮上水面,其中争论之一就是如何评价胡耀邦和赵紫阳。
https://www.voachinese.com/a/commentary-hu-zhao-legacy-and-a-few-thoughts-20240426/7587351.html
在当时的情形下,或许请求改良算一条不算太离谱的道路,哪怕是恳求、祈求、直至跪求,这不算离谱,也不可耻。
毕竟在11年前,中共才把他们坚守的公有制打开了一条缝,全民在饿死的边缘终于有脱离饿死的可能。再度盼望有能吃饱的可能,这个要求不离谱吧。
胡赵二人在那个状况下,做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当然今天的研究苛求他们可以做更多,避免以后的惨烈事件。并以此否定他们曾作的事有积极的一面,那是不公平的。
特别是胡,平反冤案这件事绝对是经得起任何考验和质疑的,这也是他最具人格魅力的表现,也才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柏拉图的理想国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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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间如果有正义,是正义的人过的幸福,还是不正义的人过的幸福?是正义更重要,还是利益更重要?是正义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还是因为有了利益才坚持正义?
我们为什么读经典?因为读经典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对抗潮流,成为我们面对这个喧嚣世界的定力。
上一讲说了哲学家的十种天性,应该成为城邦统治者,但这是一种因然状态。遗憾的是这个世界是由实然状态构成,哲学家被视为怪人,或者无用的人。
这种情况是不能归咎于哲学的。很多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人,他们并不教授别的,也只教授众人在集会时所说出的意见,并称之为智慧。至于这些意见和要求的真实,其中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他全都一无所知。公众犹如猛兽,而这些伺弄猛兽的人,因猛兽所喜欢的,他就称之为善,猛兽所不喜欢的,他就称之为恶。他们的观点只是迎合公众的好恶,只是哗众取宠。
拥有哲学家天性的,那些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的人从童年开始就一直是孩子中的尖子,他的亲友和本城邦的同胞都会打算等他长大了用他为自己办事的。因此他们将跪到他的脚下,向他祈求,向他致敬,估量着他将来的权力,向他献媚。
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为这个年轻人会怎么样呢,尤其是,假如他是一个大邦的公民,在这里富有财产,出身高贵,再加上人品俊秀身材魁伟的话?他不会野心勃勃而不能自制,幻想自己不仅有能力支派希腊人的事务而且有能力支配希腊世界以外的事务,于是乎妄自尊大骄奢自满起来吗?
一个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人,如果有别人轻轻地走来对他说真话:他头脑胡涂,需要理性,而理性是只有通过奴隶般的艰苦磨练才能得到的,你以为在这种恶劣环境里他能容易听得进不同的话吗?
假定这个青年由于素质好容易接受忠言,听懂了一点,动了心,被引向了哲学之路,我们可以设想,这时他原来那个圈子里的人由于预感到自己将不再能得到他的帮忙,他们将如何动作呢?他们就不说任何话做任何事来阻挠他被说服并使任何想说服他的人都无能为力——既用私人阴谋又用公众控告来达到这个目的吗?
那么,这个人还能继续研究哲学吗?
构成哲学家天赋的那些品质本身如果受到坏教育或坏环境的影响,就会成为某种背离哲学研究的原因,跟所谓的美观、富裕,以及所有这类的生活福利一样。
极少数的真哲学家全象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一样,既不愿意参与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因此,大概只好在能够对城邦或朋友有所帮助之前就对己对人都无贡献地早死了。——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他们就象一个在暴风卷起尘土或雨雪时避于一堵墙下的人一样,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得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
现行的政治制度我所以怨它们,正是因为其中没有一种是适合哲学本性的。哲学的本性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而堕落变质的。正如种子被播种在异乡土地上,结果通常总是被当地水土所克服而失去本性那样,哲学的生长也如此,在不合适的制度下保不住自己的本性,而败坏变质了。哲学如果能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那时可以看得很明白,哲学确实是神物,而其他的一切,无论天赋还是学习和工作,都不过是人事。到此我知道下面你要问,这个最善的政治制度是什么了。
当他们年少时,他们的学习和哲学功课应该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当他们正在长大成人时,他们主要应好好注意身体,为哲学研究准备好体力条件;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们的灵魂开始达到成熟阶段时,他们应当加强对心灵的锻炼;当他们的体力转衰,过了政治军事服务年龄时,应当让他们自在逍遥,一般不再担当繁重的工作,只从事哲学研究,如果我们要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幸福,并且当死亡来临时,在另一个世界上也能得到同样幸福的话。
这里漫长的学习过程,几乎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功利的社会里,成名须早!得利更须早!那些自诩天赋卓绝的人,是最容易背离研究哲学的。
苏格拉底假设了只有神迹恰好出现的时候,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
(摘录大段的原文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也读不懂。无法以最简且无谬的词语概括所叙述的含义。罗老师的解读值得大家好好听,反复的听。哲学王等于圣人,而这世界没有圣人。最糟糕的是那些自诩哲学王的人妄图改造世界的行为举动,无不给这世界带来巨大的破坏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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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听过一个讲座,大谈中国的哲学。我就纳闷,哲学还分中国的西方的?中国的哲学探讨啥问题呢?论孔子的仁究竟是什么玩意?它是我们通常意义的善吗?还有义理智信,该如何做才算是仁义礼智信?不会只凭嘴吆喝吧?
这个很容易判断,名人有社会影响力的。被喝过茶的,被边控的。有上访史,有被专政过的。等等...令牠们心怀恐惧的。
千万不要惊弓之鸟,共匪确实长于监控。但牠们不是神。几十亿的使用者产生的数据量,牠们能记录下来就不错了,还分析?
唯一就是你本身就是被重点管控的人,身边早就处于全天监视中。
柏拉图的理想国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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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讲的开头,罗翔老师谈了他认为的读书。现今的世界存在了无穷的书籍,读书应该读经典,读好书。而这世界能成为经典的书其实不多的。所以选择才是重要的。读书也不是需要什么用,读书就是一种训练,一种积累的东西。
第五卷里分辨清楚什么才是真正哲学家,什么是意见的持有者。护卫者的挑选。
先定义了哲学家的十种天性:
1.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他们爱关于实体的知识是爱其全部,不会情愿拒绝它的一个无论大点的还是小点的,荣誉大点的还是荣誉小点的部分的。这全象我们前面在谈到爱者和爱荣誉者时所说过的那样。
2.他们爱真,他们永远不愿苟同一个“假”字,他们憎恶假,他们爱真。因为真实与智慧关系更相近。
3.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欲望在一个方面强时,在其他方面就会弱,这完全象水被引导流向了一个地方一样。当一个人的欲望被引导流向知识及一切这类事情上去时,我认为,他就会参与自身心灵的快乐,不去注意肉体的快乐,如果他不是一个冒牌的而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话。
4.哲学家是有节制的。因为,别的人热心追求财富和巨大花费所要达到的那种目的,是不会被他们当作一件重要事情对待的。
5.哲学家的胸襟、度量是很开阔的。因为哲学家在无论神还是人的事情上总是追求完整和完全的,没有什么比气量窄小和哲学家的这种心灵品质更其相反的了。
6.哲学家无畏生死。一个人眼界广阔,观察研究所有时代的一切实在,你想,他能把自己的一条性命看得很重大吗?因此,这种人也不会把死看作一件可怕的事情吧?
7.胆怯和狭隘看来不会属于真正哲学家的天性。一个性格和谐的人,既不贪财又不偏窄,既不自夸又不胆怯。是公正温良的。
8.哲学家是聪明敏锐的。一个人做一件事如果做得不愉快,费了好大的劲然而成效甚微,你想他能真正热爱这项工作吗?
9.哲学家有良好的记性。一个人如果健忘,学了什么也记不得,他还能不是一个头脑空空的人吗?
10.哲学家是有分寸的。我们还得寻求天然有分寸而温雅的心灵,它本能地就很容易导向每一事物的理念。
综上所述,一个人如果不是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而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他是不能很好地从事哲学学习的。那么,如果是一个具备了这些优良品质的人从事这一学习,对此你还有什么可指摘的吗?
哲学这门最可贵的学问是不大可能得到反对者尊重的;然而使哲学蒙受最为巨大最为严重毁谤的还是那些自称也是搞哲学的人——他们就是你在指出哲学的反对者说大多数搞哲学的人都是坏蛋,而其中的优秀者也是无用的时,你心里所指的那些人。
大多数哲学家的变坏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如果可以做得到的话,让我们再试着证明这也不能归咎于哲学。
我们必须在下面研究哲学家天性的败坏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人身上这种天性败坏了,而少数人没有;这少数人就是虽没被说成坏蛋,但被说成无用的那些人。然后我们再考察那些硬打扮成哲学家样子,自称是在研究哲学的人,看一看他们的灵魂天赋,看一看这种人是在怎样奢望着一种他们所不能也不配高攀的研究工作,并且以自己的缺乏一贯原则,所到之处给哲学带来了你所说的那种坏名声。
天赋最好的灵魂受到坏的教育之后就会变得比谁都坏。须知一个天赋贫弱的人是永远不会做出任何大事(无论好事还是坏事)的。
这些教育家和诡辩家在用言词说不服的时候就用行动来强加于人。你应该听说过他们用剥夺公民权、罚款和死刑来惩治不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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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能至,心亦蒙尘。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通俗点就是:不明觉厉。
和暴政讲道理?古往今来,近3000年,哪个暴君听进去几分?这块浸透了血泪的土地听进去了几分?
劝谏是全然无用的废话,不过是营苟之徒谋进阶的权术。进而相互吹捧,互成虚名。李世民和魏征不就这样吗?
今天的这头猪,别说和李世民就算安禄山也强其万倍。国人10数亿几乎人人胜于牠。这种蠢物指望君臣佳话,愚同其类,蠢不可及!
我还是比较赞同罗翔老师对正义的理解。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看了《周处除三害》觉得颇受震撼。福音堂连杀数十狂热分子,很大胆的构思,也很震撼。
台湾电影很少有这种侠客般的快意,整个主题为名而为还是稍显稚嫩,但几个反转的设计都很成功。
个人觉得可打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