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真好（1/2）

说得真好（2/2）

千年的所谓教化国内改变基本不可能，除非出什么大事

在人性复杂，既善亦恶的情况下，环境和制度是关键，一个恶劣的环境下，好像战争中，好好的人也会被激发出兽性；恶的制度下人性一样会被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把罪犯改造成常人，一个不好的制度和大环境可以让天使堕落，变成魔鬼。论不好的制度，极权之下，焉有完卵

这种事不是巧合是必然，人本恶没有人在利益面前能战胜自己

应该说，邓小平之于赵的器重并非走眼，一如其对胡的倚重也是有原可究。但邓的器重也罢，倚重也罢，都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稍有不合，就会心生芥蒂。这在胡、赵无疑是伴君如伴虎，在邓则是用人有疑。专制政治的人际关系，从来都是紧张的，而不是宽松的。胡的天真在于，大大咧咧，从来不看邓的眼色 行事。赵的精细在于，始终小心翼翼；一方面尊奉主君，一方面挟邓自重。

胡耀邦被邓嫌弃，并不令人意外。让人遗憾的是赵紫阳不懂得他与胡耀邦之间的唇亡齿寒。这就好比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只能抱成一团，不可彼此生隙。但赵紫阳先是给邓小平写信进言，抱怨与胡难相处；然后坐视胡被倒不说，还顺手落井下石。不管赵紫阳晚年如何为自己辩解，但他在倒胡生活会上对胡的指责，却是再辩解也无法自圆其说的。胡耀邦那痛彻心肺的伤心欲绝，与其说是因为薄一波的恩将仇报，不如说是由于赵紫阳的划清界线。赵紫阳始终没有明白，即便晚年辩解时都没有明白，在当时的所有同僚中，心地坦荡的胡耀邦其实是最能相处的一个同盟者。有什么问题，完全可以摆上桌面协商，根本没必要私下抱怨。不要说胡耀邦不难相处，即便是很难相处，赵紫阳也不能把彼此的间隙向邓小平透露，而应该与胡耀邦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倘若邓有倒胡的念头，赵紫阳理当明确表示，彼此共进退。若要去胡，赵也走人。假设赵紫阳有那样的明确，邓想要倒胡，也得三思而行。

赵紫阳第二大失误，据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披露，是在去胡之后邓欲将万里接替赵的总理位置时，竟然表示异议。须知，万里是邓小平在赵紫阳升任总书记后交给赵紫阳的二个辅佐者之一，另一个是杨尚昆。万里没能接任总理，又意味着万里没能名列常委。又因万里在常委当中的出局，导致了五人常委的权力失衡。李鹏被乘虚塞入，陈云的部将姚依林悄然跟进。胡启立和乔石虽然可以为赵紫阳站台，但比起万里份量不足。这样的权力格局与当年的胡赵邓叶陈，今非昔比。更不用说还有诸多退而不休的元老，成为凌驾于常委之上的一众太上皇。说是一个婆婆，但邓小平最终拍板时，却依然要邀约太上皇们全体到场。

赵紫阳的第三个失误便是以为只要拿到邓的尚方宝剑，就可以高枕无忧，搞定一切。就算胡耀邦太天真，不适合当总书记，那么接蹱而止的赵紫阳理当不天真了吧。殊不知，在宫廷政治的权斗中，照样糊涂。赵紫阳从来没有想过，在诸多元老当中玩一玩五湖四海。八老之中除了邓小平，习仲勋是肯定可以争取的。此外还可以争取的，是很乐意与对军队没有野心的赵紫阳合作的杨尚昆。杨尚昆想抓军权，对赵紫阳来说，并非坏事。杨尚昆想在邓百年之后取代邓坐到帘子后面，也不妨碍赵紫阳发奋图强。然后还可能争取到的是薄一波、甚至邓颖超的中立或者不唱反调。即便顽固如陈云、王震，也并非不能搞定，只消找到他们的软肋即可。只要他们的子女想做官、想经商，就必定有软肋。这种人际游戏要是放到杜月笙，可以做得极其到家。中国的宫廷政治，就是玩五湖四海，最大限度地笼络众人，集中力量孤立对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可不是只哄着贾母一个，诸如王夫人、薛姨妈之类的，全都弄得面面俱到。显而易见，赵紫阳从来不读《红楼梦》。

---论八十年代改革悲剧

作者: 李劼

据杨尚昆统计大饥荒饿死的人数是9600万，这还是在户籍上的，而农村等地小孩七岁才上户口，那么七岁以下饿死的不计其数，大饥荒三年，少说也饿死了一个亿！

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 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

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

---刘晓波：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读《晚年周恩来》之二

鲍彤去世一年多了。

鲍彤：整个“六四”是有预谋的，这个预谋者是邓小平。是有领导的，这个镇压的领导者是邓小平。是有计划，长时期的计划，这个计划者是邓小平。是有组织的，把几十万军队调到北京来，不可能是没有组织的，这个组织者是邓小平；可能杨尚昆是他的助手。所以“六四”是邓小平决定的一个重大决策，他是这个重大 决策的领导者，组织者，计划者，实施者，最高统帅。

邓小平有一句非常大的名言，跟江泽民说的：“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毛是核心，他说了算。毛泽东死了以后，我是核心，我说了算。现在你是核心，如果你讲的话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他第一句话概括了延安时期以来直到文革的情况，这是事实。但“毛泽东死了以后我说了算”这句话不对，吹牛啊。毛泽东死了以后，并不是他（邓）说了算，陈云可以对他提不同意见，彭真可以对他提不同意见，李先念可以对他提不同意见，胡耀邦赵紫阳也可以对他提不同意见。他什么时候说了算过？所以他这个话是虚张声势，假的，捏造的。

但是，后来这是事实，什么时候？杀了学生以后，这是事实，陈云也承认：“我们这个以邓小平为头子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邓小平成为核心是六四以后，不是在六四以前。六四以前是元老政治，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六四以后只有他有发言权。所以他可以南巡讲话：“谁不改革谁下台”这些东西。

当然，那个改革用的是改革的名词，那个改革已经完全变了味了。而原来意义上的改革是改掉毛泽东的体制，要解放老百姓。至于南巡讲话以后的改革，那是“解放我们自己人”，这个“自己人”是陈云讲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靠的住，不会挖我们的祖坟”。所以很多人说：六四以后走上了市场经济，那是“自己人的自由经济”，不是“自己人”能自由吗？不是“自己人”，今天可以发财，明天可以叫你破产。今天你可以当官，明天可以把你抓起来。谁有自由？“自己人”才有自由。建立的是“自己人”可以决定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方向“自由的决定”，可以自由的腐败和反腐败。

---鲍彤谈六四（五）：邓小平是六四镇压的“最高统帅”

作者: 肖曼

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数识字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

1949 年进城后，不少中共干部顶不住“糖衣炮弹”诱惑，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 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 万件。

亲历者浩然详述 共干这一时段的“鸟枪换炮”：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共产党在农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靠近革命，最终被卷进革命队伍里。

随大流跟大帮地挨到胜利时期，他们竟然捞到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混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延安时期的“芳华”

作者: 裴毅然

字如其人！糊塗一生！

宋美龄对她的评价却是：“二姐生性好强，一生每逢大事必糊涂，最终于国未尽忠，于民不称仁，于父母未尽孝，于夫妻未尽节，于亲朋未尽义，于大义未尽思，于天地无一敬，于暴君未尽谏，于凶民未尽抚。可不悲哉！……终至于众叛亲离，孤苦无依，上辱父母先祖，下愧多灾黎民。”

不会当皇帝

毛泽东很勤政，内政外交、工业农业、意识形态、文教卫生、批判《武训传》、研究《红楼梦》、食堂、工分、烧柴、除“四害”……批件繁密、管天管地、思虑细屑，实在不会当皇帝，他管得越细，国事才越糟。百官伴君如伴虎，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事事仰等天意，否则吃力不讨好，还落个 “右倾”。皇帝累死，百官吓死，百姓闲死。“伟大毛时代”，官民自由度最低，毛从头到脚管百姓，从种田到吃饭。

毛泽东还“勇于颠覆一切”，不仅为秦始皇、曹操翻案，甚至为商纣王“平反”。1958年11月20日，他评议商纣王——

聪明善辩、能武能文，打仗很有英雄气概。纣王尚武重文，对东南的经营，使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东南，对我国历史是有贡献的。

……

毛氏经济学

（毛）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 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从长远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可以大大加快建设速度。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

---裴毅然《赤难史证——大饥荒成因》

我也开过这个东西：

1974年，陕西。让人动容的介绍信，仅仅是为了四两油。这是在渭南大荔丰义仓展厅看到的老文件。

二月底，茅草还没出土时侯，我回过一次家。一路哀鸿遍野，满目荒凉。进村前，看见乡亲们正在东岗修渠。人人都浮肿，老少都拄拐杖。艰难地铲两锨土，就躺下，喘粗气。都不说话，脸上毫无表情，眼光是死死的。只有不浮肿的干部大声吆喝着豪言壮语。只有两面红旗在春风中十分活泼。村中，没有人影人声， 没有牛叫羊叫，鸡叫狗叫。因为没有树，也没有风声。一只鸟儿、一个虫儿也看不见。连风吹起一片羽毛、一根草梗的景象也看不见。没有一个会动的东西。只有东一座西一座没了门窗的破屋，空对着白日蓝天。村庄像沙漠中前朝留下的废墟。夜里，看不见一星灯火，听不到任何声响，只有无边冰冷的死寂……只住一夜，我就回校，因为食堂不给我饭。所谓饭，就是清水煮酒糟，放几片霉了的红薯叶，每人每顿可以分一瓢。母亲去哀求，几乎给干部跪下，才多给半瓢。离家前那顿早饭，父母把碗里能捞出的东西都捞给我吃，怕我饿着没劲，走不回学校。父母都只喝了一碗黑黄的清汤……

回校后，我竟写了一组歌颂人民公社的诗。当时正盛行民歌体，诗就写成了“赶五句”。其中一首题为《修渠》：

战歌声声动云天，

社员修渠引清泉。

肚里越饿越有劲，

誓死建成米粮川。

——天三顿吃干饭!

五句当中，只第三句里那个“饿”字造出一点儿真实，其余全系谎话。这首诗在地方小报发表时，第三句被编辑改为“胸有壮志身有劲”，连那一点儿真实也没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诗稿被搜出，因为那个“饿”字，几乎把我斗死）。

---周同宾:"古典的原野"

也是“活着”

一千多名归国志愿军战俘至今下落不明

简单核对一下有关的数字，还难以回避一个严重的疑问：除了遭到党纪军纪处分、劳教、关押以及被批斗等等迫害之外，归国志愿军战俘中有没有人被秘密处决？从现有各方面的资料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有多少人，以及他们是怎样被处决的。

现有的资 料表明，联合国军和印度监管军正式移交给中方的志愿军战俘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甄别时就选择归国的，共计6670人。第二类是在甄别时选择了抗拒遣返，到中立区后“经解释”或自行“冲出虎口”而归国者，计有440人。两类合计7110人。而根据贺明所着的《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一书所提供的资料，由昌图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归管处）正式处理结论的志愿军战俘总共只有6064人。那么，剩下还有1046人是怎么处理的？他们归国后被关押在何处？经历了什么过程？最终命运是什么？国内出版物迄今未对这一千多位归国志愿军战俘的下落有个确实明了的交代。他们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十分可疑。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从中立区解释营地归国的那440人。志愿军解释代表团负责人之一的贺明回避了这440名战俘的下落问题。这批人并没有被送到昌图的“归管处”去和先期归国的战俘汇合。他们显然被关押于另处。中共为什么要另外关押他们？对他们进行何种处置？贺明先在1990年出书介绍了当年如何在中立区争取战俘回归的事迹。然后又用了七年的时间去调查“归来人员的经历”并成书出版。按理，他经手接回的那批“归来人员”应该是他在调查中的重点或者特别有兴趣的对象。但他最后出的书中却没有提及这批人。对于不是他经手接回的人员，他还能够掌握许多资料并整理出书；而对他自己亲手接回的人员，倒一个也没有调查到。这可能吗？是不是他知道了什么，但不能说？

一千多位归国志愿军战俘可能已被中共秘密处决，应当是一个合理的猜测。而其中由中立区返国的那440名志愿战俘更多了一条极为不利的“罪过”，就是知道得太多。举例来说，如果战俘怀着和解释帐篷里某女同志“组成家庭”的愿望而同意遣返后，中共会让该同志活很久吗？更何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按照党组织指示先伪装反共潜伏在反共战俘营区。来到中立区后又奉命表演“逃离虎口投向祖国怀抱”等闹剧。尤学和、黄立超等人参与了各种“惨案”的编造过程。王旭等人则涉及策动营区暴乱的计划等。他们是李克农特务体系一连串不光彩活动的见证人。这无疑增加了他们被灭口的必要性。

有位在大陆被共产党关押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于1983年刑满释放。之后辗转到了台湾。他到台湾后以“立山”笔名在《联合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回忆他在大陆监狱和劳改营里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篇叙述了他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京市宣武门外新生路十五号，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待决犯看守所里所见到的情形：

“靠南当时关押了八百多名抗美援朝志愿军，他们是被联合国军俘虏后，在板门店换俘时本来想去台湾，经中共政工人员晓以既往不咎的“大义”，发生动摇，改变初衷回来的。但一过鸭绿江就关起来，凡是手臂上纹有“反共抗俄”的分成一堆，中共党团员分成一堆，干部按排连营团分别集中，然后分开关押在抚顺、北京二地交代问题。”

“八月十五日天未亮，偶然发现广场停满了苏式嘎斯大卡车，车上站满了武装士兵，被五花大绑的志愿军被拉上卡车插上罪幡，拴紧脖子，车子悄悄开出广场。有人数了一下共二百辆囚车，二十辆载武装士兵的卡车，广场四周布满岗哨，有人说三个月前也处决过一批共六百多人，我在1号时关有二千多人，全部处决后我曾见有人替他们收拾留下来的政治学习资料和衣物。”

“本来是六点起床，改在七点半才拉铃，干部问我们早上看见什么情况没有？大家都说睡得好香呀，什么也没看见。”

这位“立山”的说法仍待进一步资料的核实。但他提供的情况显然值得高度重视。

一千多名志愿军战俘归国后下落不明，这不是一件小事情。知情者绝不止三、五个人。我相信某些地方某些人一定保留着一些重要的证据。此事将来一定会真相大白。

---历史为他们作证 揭秘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战俘

作者： 穆正新

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那时还包括重庆）,,,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

这个数字是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的。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根据：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差正好约1000万 。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只不过是个1，这是太高的抽象，回忆录中还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例证。如雅安地区荣经县县委书记说的：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人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

问题的严重还不只是饿死了这样多的人，而在于当时四川省委的个别领导人封锁饿死人的消息，继续调运粮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还在饿死人。

---李锐：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

——《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序言

地痞流氓对地主施残暴酷刑

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 “ 背火背篼 ”( 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 ) 、 “ 抱火柱头 ”( 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 ) 、吊木脑壳 ( 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 ) 、 “ 烧飞机洞 ”( 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 )“ 点天灯 ”( 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 ) 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酷刑。

土改中的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1950 年的土改有没有谣言说的那么恐怖？

转自《历史麻辣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