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时的一张抄家清单说起

“抄家”是什么意思？用白话说就是，一群与你有关系或没关系的人到你们家把你家的东西随意的搬走，任何东西。抄家发生在什么时候？如上图所说，高潮在文革中1966年的8、9月。都抄了什么？这里列出三类：武器、证件、非不动产类财产。

从所列的物品可以看出，文革抄家的目的 就是冲着财产去的。

问题是谁在抢？是土匪打劫还是皇上收税？

回答这个问题，用美国话说，it is complicated，稍有曲折。

首先，关于文革抄家，没发现有太祖爷 亲自签的“你们去李家搜财宝”的条子也没有红头的“中央文件”，起码老汉这个谷歌级别的文革“爱好者”没见到过。至于“中央文革小组”有没有啥秘密指示， 那得等咱党哪天没有了被镇压的顾忌，从地下党状态中走出来把档案馆打开之后再说。不过，在1966年8月22日，咱党中央指令公安部发了个“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群众运动的规定”。没说鼓励犯抢，但是说犯抢警察不许管。所以文革的抄家抢案是有特色的土匪打劫，皇上说不犯法的土匪打劫。

于是1966年8月下旬，某天早晨，全国许多城市的家庭，包括上海这8万多家，门被敲开，这一幕就出现了：

抄家的队伍没有警察领着，没有法院许可，说抄就抄？能不能不开门？开玩笑，这是“红太阳”的队伍，太祖才在天安门上接见过。如小报上所说，“红卫兵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破四旧……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毛主席的红卫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所以，那个家门是守不住的。被抄家的有没有去派出所报警的？有。可有上面的那个“严禁出动”，报警当然是瞎耽误工夫。于是咱国历史上一次最有特色的土匪打劫就全面展开。

这个有特色的土匪打劫，对咱国的社会馒头（social mentality）留痕极深。

咱党早期，以“革命的名义”，也打过 劫，就是那个著名的“打土豪、分田地”。那次打劫，也是全民性犯抢。不过，犯抢的范围主要在农村，没进大城市。而且，咱党当时是“匪党”，犯抢没有被当时 的合法政府认可，并不名正言顺。犯抢行为虽然后来在政治上被“合法化”了，并被文艺作品比如“红色娘子军”所美化，但犯抢在发生时是“非法”的。

文革抄家就不同了，发生的当刻就是去 比较滋润的邻居家“合法”的犯抢。想想当时打劫的那个爽劲儿：“你丫牛掰，你丫平时得瑟，你丫穿皮鞋上下班，老子今天就是要把你与老子拉平。不对，把你丫 踩在脚底下，都给你丫拿走。就是老子的生活不会提高，你丫也别想活的滋润了。”爽的如此痛快淋漓，还是既合法又代表“正义”的行为。

这种“不患寡但患不均”的暴力民粹，就是太祖也不敢玩太大，毕竟，走到头，把中南海也均分了会影响太祖的饮食起居。起自1966年8月下旬的抄家到9月初嘎然而止。后来，有个类似“摘帽右派”的了断，就是文革后期的“发还查抄物资”的过程。没说前面抄家抄错了，没有任何人为抄家负过责（后来邓大人抓的“打砸抢分子”的“抢”，说的不是抄家的事儿）。抄的没错，发还的“仁慈”。

“发还”也有猫腻。黄金一律不还，作价。古玩玉器上档次的也不还，作价。什么价？咱党说了算。抄家始于土匪打劫终于皇上收税。至于各家被抄与“发还”间的财产逆差都是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了（应该不会有出顺差的）， 估计没有敢和皇上较真的。活过来就不错了，*_*。

太祖拿到了实惠，暴民拿到了短暂的快感。抄家其实也是文革的缩影。

---来源: 文革传人

一直以来，国人对于徐志摩的评价或欣赏，大体都注重于他的诗歌和婚恋。至于他的另一面，他对于时事、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却很久以来都被忽视。然而其实，徐志摩深刻的政治见解、犀利的判断目光，要远超许多同代人的短浅。

徐志摩写于1925年的通讯《欧游漫录》，却已经看出了苏联背面的真相。

当年，徐 志摩从满洲里上车，经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除了观察、聊天、看戏，徐志摩还探望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接触了一些知识分子，拜谒了列宁陵墓与契诃夫的墓园。

途经西伯利亚时，徐志摩沿途所见，发现“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愈发的明显”。在赤塔车站，“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向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的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的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注视，看着你蒸气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着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到了莫斯科，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得知一个令他震惊的信息——十月革命之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书籍几乎绝迹了。布尔什维克查禁这些书籍的理由，是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

在莫斯科，徐志摩发现，“这里漂亮的奢侈的店铺是看不见了，顶多顶热闹的是吃食店，这大概也是政府经理的；但可怕的是这边的市价：丝袜也卖到十五二十元一双，好些的鞋在四十元左右，橘子大的七毛五，小的五毛一只；我们四个人在客栈里吃了一顿早饭，连税共付了二十元；此外类推”。“我碰着一位大学教授，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

后来，徐志摩去了一个知识分子家，“他是一位教授。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躺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看见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穿着一件毛绒衫，肘部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形的。家具有一只小木桌、一张椅子……斜对面另有一张床，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但你在屋里转身，想不碰到东西不撞人已经不易了”。

徐志摩也写到了列宁：列宁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

在《欧游漫录——血，谒列宁遗体回想》一文中，徐志摩写到他去红场拜谒列宁墓，刚一进门，就看到一个通体血红的地球仪，旁边还有同样血红的镰刀和锤子。令人感觉，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都是血色。这情景让他感觉非常恐怖。

他说：革命者“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一座血污海。人类得泅过这血海，才能登那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徐志摩怀有这样的认识时，是在1926年，当时他年轻得才仅仅29岁。

---徐志摩的另一面

作者: 徐尔新

无语

问题是一旦被红卫兵发现，那可是一桩大罪，会出人命的。我家曾有吴佩孚当年手书的“精忠报国”条幅，文革时就偷偷地烧了，哪里敢留？

关于大饥荒，这11本书记录下了历史

1 、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

2 、依娃《寻找大饥荒幸存者》

3 、乔培华《信阳事件》

4 、张向持《圣殿： 1959-1961 信阳大饥荒沉思录》

5 、曹树基《大饥荒： 1959 － 1961 年的中国人口》

6 、杨继绳《墓碑》

7 、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

8 、宋永毅、丁抒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

9 、童梓平、吴阿宁《大劫难： 1959 － 1962 年四川荥经大饥荒纪实》

10 、牛犇《大饥荒口述实录》

11 、冯客《大饥荒》

---转自《中华密闻》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 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姻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账枷搿，F在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巫宁坤：燕京末日

反右运动中王造时的一张照片

1957 年 7 月 3 日复旦大学批判会现场，戴眼镜者为王造时。

照片上，王造时的表情令人过目难忘：他身穿中山装，脚蹬雨靴，叼着香烟，左手紧握右手，跷着二郎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旁的长椅上，放着一只皮质公文包。围坐一旁的师生，也穿着雨靴，大多呈义愤填膺之色； 唯有右侧一位扎辫子的姑娘，脸带一丝轻松的微笑……这张照片，生动传神，故事性强，是当年解放日报摄影记者抓拍的现场画面。

7 月 4 日文汇报《看王造时现形记》一文，在描述大会现场时，倒是透露了王造时在会上的若干言行：

王造时，以伪君子姿态昂首阔步，臂夹大皮夹走入会场，直抵主席台前落座，面带笑容，口含烟斗，时时左顾右盼。看样子，他是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好像他是来斗别人的。果然，他一开口就说：“今天大会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这是很好的。我们应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进行斗争。”当副教授拆穿他这种自列右派之外的阴谋时，他还高举双手，轻轻鼓掌，有人厉声问他是否承认右派分子时，他欣然答道：“我不承认是右派分子！”伪君子这种狡猾的做作激起全场的愤怒。群呼：不要讲了，滚出去！他就转过身来向主席高喊：“你们是压服？还是说服？”当主席要他继续讲下去时，他就向麦克风高叫：我是爱党，爱国家的！也同罗隆基的“把骨头烧成灰”一样，说他如果反党反社会主义，“愿受国法制裁！”

那么，除了这些，王造时还讲了什么呢？我为此请教了复旦大学教授、 1955 级历史系学生李孔怀先生。李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读大二，曾亲历了 7 月 3 日的大会，“不过，我们班级当时被安排在教室收听拉线广播。广播里，来自大礼堂的现场声音非常嘈杂，记得只要王造时讲一句话，别人就立刻起哄，然后是‘义正词严’的反驳……”王造时讲过的很多话，李先生已不大记得了，但有一句话，却让他记忆犹新：“说我反党，你去问问周总理，他了解我。”

就在三个月前的 3 月 27 日，王造时在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后，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邀请王造时到家中共进晚餐－－他成为复旦唯一一位被单独接到西花厅的贵宾。席间，王造时谈到健在的“七君子”成员都在北京当官，唯有他在上海当教授，有人曾因此对他开玩笑称“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风趣地说：“现在你不是来北京了吗？我看你并不憔悴，还长得很胖呢！”在交谈中，周总理还和王造时谈了恢复救国会的事，并希望王造时来北京工作。临别时，周总理紧握着王造时的手，亲自把他送上了汽车。

这次会见和交谈，使王造时深受鼓舞，他觉得周总理是了解他、信任他的。回沪以后的 6 月 8 日，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您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哪里想到，不久以后，反右派斗争兴起，王造时遭到了连续不断的批斗，他自感大难临头，不得不向周总理求援。 6 月 22 日，他给周总理写了第二封信，称“各报发表关于我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分子的帽子，私衷实不胜感慨而惶惑”，“以唯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唯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亦无裨益也” 。

然而，反右派斗争大局已定，即使像周总理也难挽狂澜－－这一点，是王造时万万不曾想到的。今天，我们把王造时“你去问问周总理，他了解我”这样的豪言壮语，和 7 月 3 日照片中他的神态举止两相对照，我们可以读出更丰富的历史内涵。

---作者：张国伟

牢房里也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高很多。那时，监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来了我这么个大学生，中国人当时比较认这个头衔，所以大家就让我给他们讲故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遇罗克的知识面不比我窄。当我讲故事的时 候他不会听，只是看他的书，或者去睡觉。因为我的常识性讲解对他说来没有什么意思。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所谓的好学校一直升上来的，我才知道这个社会对大家是不公平的，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了解并不多。而在这一方面，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草莓，在街道上怎么跟人搞好关系，怎样传呼电话……他在社会上交往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至少，他使我了解了社会的另一面。

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编诗集，我们把手纸裁成像豆腐块那么大，然后他想办法弄到纸和笔，假装写材料，实际上写我们自己背的诗。把过去学过、读过的古诗，一首一首地记录下来。可以想象，监狱生活是相当枯燥的，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罗克一直在学习，我对他比较佩服。我当时对于自己会被判这么重的刑，始终耿耿于怀，大惑不解，而且一口气难平，觉得是被别人迫害，完全是个人恩怨的一种阴谋，所以，我在监狱里给大家讲《基督山恩仇记》，遇罗克也在场。

这时候，能和遇罗克一块编古典诗词，大家都觉得生活中还有文化，还有些情趣，在谈诗论词的过程中，暂时忘掉铁窗中的残酷。因为，我周围的人经常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戴上手铐脚镣，天天见到的就是铁和血，还要假装视而不见。

中国那个时候如果有民主选举的话，他会得到很多人的选票。因为，在我们的牢房中这很明显。我们牢房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人，但是对遇罗克都毕恭毕敬。他们对我倒没有，量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仗着政府对我们好一点就胡作非为而已。但是，遇罗克不一样，因为谁都知道他敢跟政府较劲，在牢房中就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又是《出身论》的作者，是当时在中国被污辱被损害的最底层人的代言人，所以这些人对他非常尊敬。

在另一方面，遇罗克也有他特别孩子气的一面。他也愿意跟我们一块唱歌，也跟我们学了一些歌，还和我们一块下围棋、下像棋。他下像棋可以下盲棋，我们根本下不过他。

实际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监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是长期监禁，他没有想到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当时虽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们都是有具体的罪行，从这一点来说，我会比他判得重，因为我有里通外国等罪名，而他连这种罪名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陈毅对于出身问题的看法跟他一样，他也通过途径跟陈毅联系过。因此，遇罗克当时跟我说，他对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的处境，他知道我肯定会被判死刑，但是执行不执行还不知道。他曾经对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先出去，一定会替你陈情，去找陈毅，想办法为你斡旋，使你免于死刑。我还很高兴，对他表示感谢。我当时已经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那个时候遇罗克并不知道他会被判死刑，那个时候他的案子还没有判决。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料到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开了这个杀戒，以思想罪正式枪毙人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还没有估计到后来会有“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结果。

后来，我们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很佩服他，因为按照中国的程序，进了死刑号就是一定要被枪毙的。等我们都进了死刑号的时候，当时我被震惊了，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我们都处于一种头脑空白状况，我不知道心理学上如何解释，当时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就是人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你将要被处决。

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这是遇罗克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说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他对于生活的选择不一样，表现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遇罗克在那个时代，只能作为一个牺牲的英雄，他的选择一定是这样的后果。因为我后来知道，审讯他的审判员姓丁，因为个子很高，都叫他“丁大个儿”，丁大个儿对遇罗克恨之入骨，但是，直到六九年的时候还是定不了遇罗克的罪。丁大个儿就说，好，定不了罪更好，就等机会。一直等到七零年“一打三反”，他真正如愿以偿，把遇罗克送进死刑号。

当时时代一定会“成全”像遇罗克这样的有自己信念的人。这个政权、这个专政机器是会“成全”他，这是双方的成全。这个专政机器是靠人的鲜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们为什么没有被选择牺牲，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血统，这是社会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还不是当局枪杀的最佳选择。

---张郎郎：狱中的遇罗克

内参片《简·爱》

“ 内参片 ” ，即不对外公映、只供内部参考的影片。 “ 内参片 ” 文革前就有， 1965 年起中断， 1970 年，上海译制片厂零星恢复了 “ 内参片 ” 的译制。

多年后，苏秀感叹： “ 有这么一小群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却在竭尽全力为那些被批判成‘ 封资修 ’ 的作品译制配音，而且必须尽心尽力， 保证质量，让这些电影成为 ‘ 最好看 ’ 的电影。这本身就是件极为特殊又古怪的事。 ”

这些 “ 最好看 ” 的封资修影片的经典之作，就是 1975 年版的《简 · 爱》。

“ 这些片子是中国电影公司从国外买来的拷贝，其中一部分让我们译制。因为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所以由文化部电影局专门拨款，给我们一些加工费。译制完成后录成拷贝，再寄给中影公司。 ”1975 年版《简 · 爱》的副导演、年过古稀的孙渝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影公司寄来的文件袋上都不写电影名，只写代号。开始是 A 、 B 、 C……1971 年起，因为片子越来越多，字母不够用，改用数字编号，如 “ 沪内 × 号 ” 。

苏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这些内参片都是保密的，连家人都不许透露。每一个剧本都有编号，工作结束后必须交还厂里，不能带出厂外。 “ 译制的目的是什么，给谁看，我们都一概不知。 ”

苏秀记得，正式开始生产内参片前，厂里曾经专门开会，传达为什么要译制这些封资修的 “ 毒草 ” ，会上还宣读了周恩来的电报，称译制 “ 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时做参考 ” 。但让苏秀困惑的是，像《简 · 爱》这样的片子，显然与当时的国际国内 “ 阶级斗争新动向 ” 无关啊。

《简 · 爱》的后期合成完成之后，徐景贤来审片。在一楼的放映室里，导演陈叙一和副导演孙渝烽陪着他看片。在孙渝烽印象里，徐景贤看上去大概三四十岁，很瘦，但很精神，言谈温文尔雅。他话不多，看片中间偶尔提问，陈叙一简要作答。看完片子后，徐表示 “ 很好 ” 。片子没有作任何改动就通过了，送交中影公司。

《简 · 爱》译制完成后，厂里依照惯例举行批判大会，旨在给导演和演员消 “ 封资修 ” 的毒。这是孙渝烽的工作内容之一，最后由他写成简报上交工宣队。

所有参与影片译制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 “ 消毒大会 ” ，轮流发言，对影片进行批判，主创人员作重点发言。政治形势严峻时，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也参与发言，大家个个表现得义愤填膺，摩拳擦掌。

“ 其实每部影片的批判内容都差不多，后来我做简报上交时，只需把片名换掉就可以了。 ” 孙渝烽笑道。

但《简 · 爱》除了 “ 麻醉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生活 ” 的常规罪名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罪名：宣扬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个人至上。

---杨敏：内参片《简·爱》——“编外”的艺术天空

一个被“点天灯”的年轻姑娘

她叫冯光珍，土改时家住川东忠县城西长江边上的一个山村九蟒村。她父亲叫冯国祺，是忠县的工商业兼地主（有 30 多石租）。土改时冯国祺被捆绑吊打，然后被枪毙，死时 49 岁。同一天被枪毙的还有（苏达三、曹新煌等人）。冯光珍母亲叫何顺贤，冯国祺死后，她也被整死，死时 47岁。（另外，冯国祺的大儿冯光和，大儿媳陈德珍和他们的女儿，全部死于土改。）

冯国祺被枪毙时，他 18 岁的女儿冯光珍还在省立万县师范学校读书，差一年毕业。以前每月她都要收到家里寄去的生活费，现在忽然没有了，她听说土改搞得很厉害，担心家里出事，就从万县赶回来。有人劝她不要回去，否则要遭殃，但她放心不下父母，还是回来了。

她一回来竟然被评成地主分子。

土改民兵们要她交出金银，对她使尽了各种酷刑，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把她大绑起来和她母亲一起暴晒，一晒就是半天，绳子勒进肉里很深，她才 18 岁，皮肉很娇嫩。

川东地区“点天灯”一是用黄泥巴在地主头顶上围一圈，中间倒上油，点“天灯”。二是把双手横着捆在墙上（或木板上），手心朝上，在两边手心里倒上桐油点灯，等到烧干了又再添油。

冯光珍遭受的是第二种。

冯光珍的弟弟冯光林说：“我记得姐姐的双手先是感染，后来慢慢化脓溃烂，蛆从里面往外滚，老远都闻得到臭，那时我们已经被洗劫一空，没有钱给姐姐治伤，眼睁睁的看着姐姐的双手一天天烂掉，先是皮肉掉尽，露出白森森的骨节，然后骨节一节节地脱掉，最后，姐姐的左手完全没有了，只剩下手腕，右手手掌烂掉了大半，只剩下半个手心。她能活出来全靠一个乡间的土医生，他同情姐姐，做好事给她医治，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姐姐永远失去了双手，成了一个残废人。”

冯光林还说：“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大哥大嫂都死了，我们被赶出来住在一个破烂的草棚里，最要命的是没有吃的。我才 6 岁，姐姐成了家中最大的人。她带着我们几个弟妹去四处讨饭，双手伤口一直溃烂。她流着泪去乞讨，要来了饭，我们就一口一口的喂给她吃，她没有手啊，自己怎么吃？那个场面，有许多好心人看了都偷偷流泪。”

冯光林还说：“姐姐从 18 岁失去双手，她的青春也就毁了。由于她是地主，虽然已经严重残疾，仍然要继续接受永无休止的斗争，每逢政治运动来了，她就要受苦。平常每月一次的训话会她是非到场不可的。她注定一生不可能有婚姻了，因此她从没想过要结婚。……”

---谭松：读了“从《软埋》历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革命历史观”之后

图1：冯光珍遗像

图2：1998 年，手残了 48 年后的冯光珍领到了一个残疾证

陈诚一生反共意志坚定，早年对中共党性泯灭人性、中共组织不同于中国人，就有着较为清醒的意识。

陈诚在其回忆录中将中共红军直称为“赤匪”，指出它是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制造的一种匪患，并称诞生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组织。

陈诚在解读孙中山“容共”策略时分析道，“容共”不是容 纳共产主义，更不是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因为当时李大钊等共产党徒提出加入国民党时，是说一个一个加入的，而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国民党。

“以国父之宽容大度，对于‘人’是不曾有所歧视的。至于一经作了共产党，便不复再有人性，这岂是国父当初始料之所能及？”“共产党徒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之后，立即展开挑拨离间的分化作用，于是乃有‘左派’、‘右派’、‘中派’等等名称出现。在‘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之下，共产党在本党阵营中已隐然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

陈诚指出，单就中共嗜杀来说，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纪录。饥饿也是一种慢性屠杀。中共与普世价值的“人道”为敌，是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陈诚明确地说：“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并引用吴稚晖先生的话批评共党“‘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

陈诚在回忆录中对中共的评价切实而又深刻，他品论说，中共的“匪格”实属下下，因为他们总是假托人民公意，欺人自欺，残酷卑鄙。

---做梦都是灭共复国的上将陈诚

作者: 宗家秀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 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幺！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逡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是竹笆，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1951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沉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谢泳：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

镇反运动中被杀者的三种“待遇”

第一种“待遇”是有一张正式的布告。这种情况的被杀者，在就刑之前，都要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宣判（其实是公判大会）。在公审大会上，将早已捆绑着的犯人推到台上，由政府工作人员宣读其罪行和判决结果，然后将犯人推向刑场进行处决；被杀之后“享受”布告一张。布告是石印印刷

的，一张报纸大小，纸质也比较好。布告上有被杀者的姓名（用红笔画了丫）、年龄、出身、籍贯、罪行、以及判决结果，最后是批准机关及其红色印章。那个时候的杀人权是掌握在县级政权手里的，因此布告末尾都盖着“某某县军管会”的大印。后来到了土改末期，县军管会的印章变成了县人民法院。这是当时杀人的主要方式。用这种方式杀人，因为参加公审大会的人很多，又有布告到处张贴，所以影响大，震慑力强。

第二种“待遇”是有一张手写的布告。其宣判与行刑过程与第一种情况一样，也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宣判，然后张贴布告。只是布告不是石印印刷的，而是用毛笔手写的。一般写在纸质较差颜色泛黄的申二元纸上。布告上也写着被杀者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罪行等内容，姓名也用红墨水打了丫；但批准机关不是县级军管会或县人民法院，而是区政府，最后的签名则是区长某某。因为党政从来都是不分的，所以区长一般都兼任区委书记，说明区委书记和区长都有杀人权。这种情况在土改运动中比较普遍。那些因为被仇恨煽动起来的农民，心中的怒火已经失控，将一些平时与地主发生的生活小事、邻里纠纷、孩子斗殴之类的事情，都上升为地主欺压农民、民愤极大、恶霸地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高度，要求政府“为民作主”、“报仇雪恨”。这种情况，和后来各次整人运动中断章取义，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一模一样。政府来不及完成整理材料、上报、审批、下达、执行等一系列程序，更没有做核实、审查之类的工作，简单地以“顺应民心”这样的理由从重从快，由区委书记或区长批准将人枪毙。

第三种“待遇”是将犯人从监牢里拉出来后，绑赴刑场就地枪毙，既不召开公审会也不张贴布告。

---陶渭熊：镇反运动中被杀者的三种“待遇”

地主周春富“土改”命运

地主周春富被押出来时，儿童团员刘永会拿着一根棍子混在人群中。周春富跪在地上，开始接受贫雇中农们的批斗，一个叫黄永祥的积极分子站在台上控诉他。

“黄永祥说，你个老东西，偷我们家葫芦！下面喊口号：周春富老白毛，摘人葫芦开水瓢……大家就开始打，每人一根棍子，不打不 行。”刘永会当年正读小学三年级，他回忆说，乱棒之下，周春富并没有立即死亡，还曾回到民宅改造成的“监狱”里坐着喝凉水，“喝完水后就不行了，被扔到附近学校旁边的沟里。人还没断气，有两只狗就去撕咬他，身上都是血，活活咬死了。”

这是1948年1月的辽东省复县(现辽宁省瓦房店市)，周春富只是2月初之前在土改运动中被打死的2850名地(主)富(农)之一，并无太特别之处。在瓦房店市和辽宁省档案馆内，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没有人会预见到，他身后将被冠以“周扒皮”的绰号，永远活在“万恶旧社会”的暗角，接受鞭尸。

这个变化发生在周春富被打死4年之后。在其家乡复县闫店乡和平村，一个叫高玉宝的文艺战士，结合席卷全国的“诉苦”运动主题，写了一本畅销一时的《高玉宝》，宣称周春富生前被唤作“周扒皮”，以阴险狡诈长于剥削著称，最经典表现是，半夜跑到鸡圈学鸡叫，然后以天亮为名让佣工早起干活。“半夜鸡叫”的典故，曾长期占据语文教科书，成为毛泽东时代学生们大脑海马体内永难消失的记忆。

---“地主周春富“土改”命运”

作者：南都首席记者 韩福东

图1：刘永会目睹周春富被打死

图2：木偶片中“周扒皮”的形象

图3：周春富没留下照片。这是周春富之子周长义，长相和他最接近

图4：周春富旧居。

毛亲自规定镇反数字

第一次镇反，正如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所说，“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之下做的”。

1951 年 1 月 17 日，毛发出《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提出“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在镇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毛亲笔撰批的书面指示和批示，就有 142次 。

而毛“亲自领导”的一个方法，就是限期规定镇压数字。比如， 1951 年 1 月 21 日毛给上海市委的电报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1 月 22 日又电告中共华南分局广东方面负责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2 月份，根据他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开会讨论处决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做决定”。

5 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提出“在处决反革命问题上，乡村已达人口千分之一 ( 在西北地区为千分之零点五 ) 、城市已达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者，应即停止大批地杀人”，而“有些城市镇压得还很不够……仍需大杀几批，并争取在七月底以前，杀掉预计数字的三分之二”。其中的“很”与“七月”三字，系毛泽东亲自修改。《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则要求，“一切捕、杀反革命尚不彻底的地区，特别是那些根本没有触动的地区，从今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止的六个月内”，应“有计划地把一切应该捕、必须捕、但现在尚未捕的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把一切应该杀、必须杀、但现在尚未杀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杀掉”。

杀反革命的指标、比例，可以随时变化。 1951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说：“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才过半个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又说：“在城市中杀反革命，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例如北京二百万人口，已杀六百多，准备再杀三百多，共杀一千人左右也就够了。”

规定比例不只限于处决。对于“一般反革命分子”的管制，《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规定，“在半老区和新区的农村中一般以不超过当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三为适宜，在老区和城市中一般以不超过当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二为适宜。”

---黄钟: 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 不是根据罪行处决是下达指标

乡村批斗会

“ 文革 ” 运动开始后，学生大显身手，批斗校长老师、破 “ 四旧 ” 、抄家、烧书 …… 农民也积极投身运动，且斗争对象更多，批斗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以及地、富、反、坏等 “ 牛鬼蛇神 ” ，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乡镇村庄，到处都在开批斗会，狠抓阶级斗争。

“ 阶级敌人 ” 在被批斗时，仍要遭到种种折磨摧残。

通常是罚跪。若是仅跪在地上还好，遇上心肠歹毒的造反派，还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使其膝如刀刺。有时，跪者的背后站着两个汉子，用手揪着他的头发，令其把头抬起，或是一只脚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种名为 “ 夹棍 ” 的酷刑。

有时是吊着斗。农村的草房，其人字形屋架下，有一道横木，这道横木，便成了吊打人的设施。主持批斗者令人用两根绳分别捆起被批斗者的手腕，把绳子从横木上甩过来，由两个汉子抓着，用力一拉，被批斗者便双脚悬空。有的人则是用细麻绳扎紧被批斗者的两个大拇指，吊于横木上，令被吊者痛不欲生。还有一种吊法，称之为 “ 坐飞机 ” 。说到 “ 坐飞机 ” ，人们通常认为是把被批斗者的两臂用力向后抬起，令其低下头去，呈飞机状。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录中，说他为在挨批斗时适应坐飞机的姿势，且增强 “ 耐力 ” ，曾在阳台上练习 “ 坐飞机 ” ，其姿势也是如此。乡村的 “ 坐飞机 ” ，比城市更加形象：用两根绳把被批斗者双手分别捆起，再用一根绳将其双脚捆上，捆手的绳甩过屋架下的横木，捆脚的绳从一根屋梁上穿过来，行刑者喝着号子，抓捆手绳的人向两个方向斜拉，抓捆脚绳的人向下直拉，被批斗的人便两臂展开，双脚后翘，吊在半空，像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

仅是罚跪、吊起，还算轻的，批斗时无不遭到殴打、侮辱，或是拳打脚踢，或是棍击棒捣，或是用鞋底扇耳光，或是用绳子抽打，或是往其脸上吐唾沫浓痰 …… 总之，怎么残酷狠毒都不过分，打死人也不用偿命。有的人别出心裁，将盛着屎尿的小桶，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令其闻臭，光闻臭还不行，又往桶里扔石头，溅得他满脸屎尿。

农村的造反派成员不像学生那么单纯，有的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此类人被称之为 “ 高级社员 ” ），这些人多是干将、打手；有的是想借此出风头，想闹个干部当当；有的是运动以前挨过干部的整，运动一来，借机报复；有的与他人有矛盾，吃过别人的亏，借机泄私愤；有的则是宗族之间互斗多年，早有仇恨，借运动之机，以报宿仇 …… 总之，大多怀着个人目的，去整别人。有的人势大，整了别人，没人敢呲呲牙缝；有的人则整过别人，转眼之间又被人整。

---梅桑榆：文革时期的乡村批斗会

唯色:达赖喇嘛夏宫罗布林卡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改名“人民公园”。（泽仁多吉摄影）

朱永嘉：毛泽东与鲁迅

钱理群先生文章中讲到，在三十年代，冯雪峰回到上海时，给鲁迅带去了一阕毛的诗词，他估计就是《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词的上半阕是：“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鲁迅一看，哈哈大笑说，毛泽东这首词有山大王的气概。

冯雪峰又把此话传到毛处 ，毛一听也哈哈大笑说 ：“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办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1936年11月份，鲁迅去世后，李济也有一个回忆录，其中讲到，鲁迅对冯雪峰说：“将来革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因为你们第一个要杀我。”冯雪峰连忙说不会不会。1934年4月30日，鲁迅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面说：“如果有天旧社会崩溃了，我将有一天要穿着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

钱理群文章开头讲，“毛泽东曾经在1957年反右后期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有两种可能，不(按：这个“不”当为“一”，可能是传闻之误，当时未有正式文本，难免以讹传讹)是顾全大局，不说话，或者就是被关起来，还是会写。’这个事情引起较大的震动，也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很多人就开始讨论。”有许多同志怀疑毛泽东是否说过这个话，我不怀疑，毛泽东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是在上海友谊大厅召集上海文艺工作座谈时说的，当时有人提出这个带有一点挑衅意味的问题，毛泽东作了如此回答。

老师死里逃生

这里记有有位名叫周群的教师死里逃生一幕。

1968年8月26日，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

周群是横岭中心小学教员，她丈夫蒋汉正因出身地主，前一天被造反派抓走了，家里只剩下三个孩子。她哄着孩子刚迷迷糊糊要睡，一阵急促的冲门声将她吓起来，没等到她穿上衣服，门已被踢开了。大队支书唐兴 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已经冲进了屋。他们进屋就吼叫着：“起来！起来！开会去！”母亲只好哄着孩子，交代了几句便被拉出了屋子。

她被带到大队仑库边的禾场上，四周全由民兵把守着，禾场中央围着的是地富子女１４名，丈夫蒋汉正此刻也在中间。周群出身贫农，蒋汉正则出身地主，“文革”初期，已被清出教师队伍，在家接受监督劳动。

周群看见丈夫被用铁丝紧紧地捆绑着，铁丝已深深地勤进肉里。

她们被驱赶着出发了。周群以为这些人连同自己要被压送到区里去。突然有人道：“蒋汉正的三个孩子还留在屋里！”

经过提醒，马上派人去抓孩子。一会儿，孩子被拖到禾场上，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这群人被赶着出发了。

山路高低不平，天又黑，周群的双手被绑着，孩子们只好跟着她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后。来到枫木山，唐书记下令停止前进，一律原地站好，不许乱动。然后宣

布道：“我们是贫下农最高法院，今天判你们的死刑。”

被捆绑的人一个个惊呆了。

处决的方法是“丢硝眼”。就是把人推进那深不可测的溶洞。开始执行了。

支书点名，便有一名死囚被民兵押去……

“蒋汉正！”唐支书点着周群丈夫的名字，这是第三个死囚，两个民兵，揪着他朝硝眼走去。

“爸爸！爸爸！”孩子们大声哭叫着，她想扑过去，但被民兵恶狠狠地推开了。

“蒋文凡！”

这位６０岁的著名中医从从容容要讨口水喝。

“那有水叫你喝？”

“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份吧！从前砍脑壳，还让吃３个热包子哩！”

没人理他。他被推下了硝眼。

5、６、７、８……第８个就是周群，她被押走时，３个孩子哭得极惨。她走近硝眼洞口，但见凉风嗖嗖，阴气迫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跪下！”身后的民兵么喝着。她立即被强制着按在地上，后脑门猛挨一钢钎，被一脚踢入那无底深渊。

……不知道过了多久，周群在洞里忽然听到有人叫妈妈，她苏醒了过来。原来，因为已经扔下好多人，她摔在了别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妈解开绳子！”她大女儿帮妈解开了麻绳。身边，她的一位本家兄弟恰好没死，凭着１７、８岁的精力，总算爬出了溶洞。但是立刻赶上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不敢去营救溶洞的人。

第二天，有人不断往硝眼里扔石头，周群和她的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到了底层。她惊异地发现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此后满地是尸体，但她们侥幸都活着。

这家人团聚了，在死亡的魔窟里。

洞里又黑又冷，一家人只能坐在尸体上，都要睡一会儿。丈夫被铁丝绑着，怎么也解不开，孩子们一个个又饥又渴，直叫肚子饿。周群急得五内俱焚！

丈夫蒋汉正已经神经失常，他在尸体上来回走着，嘴里喃喃地说：“你看你看，高粱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红高粱呀！好大一片红得像血一样，这下好了……”

周群抓住丈夫说：“汉正你清醒点，哪有什么红高粱呀？咱们是在硝眼里啦！”

他听了，默不作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这里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知熬了几天，孩子们渐渐不动，也没有声响了。周群八岁的孩子，断断续续说：“妈妈，妈妈，我怎么不死呀！死了就好了。”她已饿得皮包骨头了。

孩子一个个死去，先是大儿子，后是小儿子，周群将两兄弟放下，紧紧抱住奄奄一息的女儿，生怕她也被死神夺走。但还是无济于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丈夫要水喝，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着给他喝。他喉头动了几下，却喝不下去，头一歪，死了！

5口之家就剩下周群一个人。后来她的两位学生设法将她救出了硝眼。她在硝眼里，艰难地度过了７天７夜。

---“文革中被遗忘的杀人故事” ·萧　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