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残忍吃亲人

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年，其兄嫂死后，一个不满10岁的侄女被其收养，不久侄女饿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紧张，患病多年。

儿子吃父亲。1960年5月25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中共党员，县文 化馆副馆长）等人汇报：在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检查，群众强烈反映农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被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元卖掉。由于当时政府对这类事采取回避态度，所以没加追究。

父母吃儿子。1960年3月28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被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剩下两个孩子被送进大队孤儿园。

母亲生吃女儿肉。1960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饿死3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但知道要馍，要饭，要医，要药。生产队长朱本善把真实情况告诉检查人员，并说昨天刚把生吃的女儿埋在地里。

据张催粮回忆，1960年春，我家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全家4口人，饿死两口之后，身边只有一个瘦弱的女儿，她迫于饥饿，丧失理智，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之后精神失常，有时呼叫女儿的名字。

据市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他家在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1922年生人）在1960春因饥饿打起了十来岁女儿的主意，将女儿打死煮吃。此人在90年代初还健在。

父亲杀吃亲生儿子。据大杨财政所离休干部、中共党员孙传玺回忆，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孙传玺妻子娘家的邻居），1960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后死光。

据法院原秘书尚振华（离休干部）回忆，他所经办的案件中，有一个先吃小孩的惨案。案犯是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

梁志远的一个亲戚吃了死去的儿子，夫妇腹泻病危，其婶母说他们不该吃人肉。他说：“情愿一顿吃饱死，不愿长饿活着生。”结果两夫妇死亡,全家7口人死去5口。

哥哥杀吃弟弟。据市技术监督局、中共党员、退休干部杨心宽回忆：1960年春，我在城父公社任组织部长，该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岁），其父母死后，即与其弟韩四生活在一起。1960年3月，他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经审问供认杀弟煮吃的事实。因未满18岁，公社党委作决定时我参加研究，将韩某抓送公社“火箭营”（一种强化劳动的组织）扣留关押，数月后在“火箭营”死亡。

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我家原住亳县大杨公社郭万大队李老家，与前瞿庄石某家相距很近。石某家是一个18口人的家庭。1960年春，18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亳县的惨剧" 杨继绳

大规模的死亡发生在1959年到1960年冬春之间，象一阵迅猛的旋风席卷整个川西平原。从1958年冬季以来被精疲力竭的劳累、日益加剧饥饿折磨衰弱不堪的人们，再也经不住这次惨重的袭击，成批成批的倒下了。

人吃少了会饿，会衰弱，但是要饿死可不那么容易。活过来的人说，一天有一两米也饿不死。然而现在已 经不是缺粮，而是断粮，少则十天半月，多则数月，食堂停伙关门，什么吃的也没有。土地、牲畜、农具、土地上生长的一切都是“公家”的，农民家徒四壁，自由市场取缔，甚至到城里挤馆子都不可能了，一切淀粉制品现在凭粮票供应，而农民没粮票，食堂一关，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唯有死路一条。

老人们在呻吟中衰竭而死，孩子在哭叫中嘎然而去。倒毙在路边田间的多 数是男性青壮年，他们为生存绝望地奔走，被驱赶到田间干活，然後象断了电 的马达走着干着突然倒下，猝然而死。女人由于有较多的脂肪储存和较慢的代谢，承受饥饿前煎熬的时间长一些，但她们也因此受到更多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一个家庭，往往是男方先去，剩下她们去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和面对敖敖 待哺的孩子。

没有啼饥号寒的喧嚷，没有呼天抢地的悲泣，没有“饿死不如肇死”的骚乱，甚至没有大规模死亡引起的震惊和恐惧。死者默默地，无声无息地消失， 活着的神经麻木，除了减轻生理上的痛苦，没有任何事情能引起关注和兴趣。 有时候，他们会见惯不惊地互相告诉一下谁又死了，就象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无力走动的人躺在床上绝望的等死，谁也无力帮助他们，有时候全家人就躺在床上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後死的根本无力掩埋前者，而且埋不埋似乎也失去了意义，因为後者很快也会死去。一些全家死绝的人家数日後才被发觉。

---《麦苗儿青菜花黄　川西大跃进纪实》 东夫

1978年2月，蒋经国曾在在立法院的施政报告中进行《揭穿共党和谈阴谋》的演说，内容引述了前苏共领导人列宁的一段话来提醒国人：

“明天我要把这个敌人用绳子绞死、勒死，但今天晚上我还可从这个明天我要绞死的人手中，买到用来绞死他的绳子。”列宁这句话值得我们警觉。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中，一定要认 识敌人！不了解敌人，就是盲目，也是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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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近五十年来之政治生活，深切认识共产党乃是邪恶魔鬼，杀人凶手，所有威胁、利诱、欺骗、分化之伎俩，无所不用其极；尤其血气方刚之青年人以及苟且偷生之徒最容易上当，一入圈套即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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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党的战争是保卫我们民族与整个国家生存的战争

列宁在1917年发动俄国的十月暴动后，不到两年就派人来中国组织共产党。列宁曾说：“从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由北平经过加尔各答的。”可见他的野心就是要赤化中国、赤化世界。

过去我们历史上有“邪恶”与“善良”之战，“黑暗”与“光明”之战。但共产主义较诸过去历史上所谓的“邪恶”、“黑暗”、“暴力”尤为狠毒。不同的地方是，它要毁灭整个中华民国，把这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它进入印度，欧洲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对于共产党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面临的是一场保卫我们民族与整个国家生存的战争。我们胜利了，共产主义就失败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就失败了，它在全世界也就失败了。

---“蒋经国对共产党的认识”

文/仰岳 整理

老照片！1958年大炼钢运动！！ （2/2）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致礼！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王容芬1966年9月24日王容芬自述（节选自戴睛、洛恪采写的文章《女政治犯》）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属于政治犯。一九六六年九月逮捕，十年以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宣判——无期徒刑。没过三年，一九七九年三月，作为大案要案第一批改正，无罪释放。什么叫大案要案？凡是刑期二十年以上的都是。其实我这案子就我一个人，连同案犯都没有。我进去的时候十九岁，大学四年级；出来三十三岁。十岁的时候，我以语文、算术二门课二百分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一中。这是北京的一所名牌中学。报到前，我赶了一个暑假的活儿：山里红去籽穿糖葫芦、大蚕豆割口炸开花豆……总之十岁小姑娘揽得上的活儿。挣了钱，我给自己买了一段花布，做了一条长裤衩。这是我记事以来穿过的最好的衣服。当时我们班里除我以外，档次最低的也是大使的儿子。别的人手帕都不会洗，可我得拆洗一家人的被褥。每个礼拜六我都到六郎庄的泉水边，用大棒捶捶。棉衣棉裤都自己做。学校规定住校，我没住。第一，跟同学没什么可谈的；第二，我也不能住，因为要在家干活。高中就到外院附中去。这主意是我自己拿的，因为看教学大纲，那里的课和普通中学一样，就是外语量大，这有多好。我高中成绩一直不错，只有一个学期政治课差了一分，没拿到金质奖章。这三年是住校，妈不再让我干活了。十六岁（一九六二年）保送大学，成绩也不差，就是派头不行。我一直穿哥哥的剩衣服。现在女裤前边开口是摩登，那时候简直不能见人，还好上衣长，能遮住。衣服也是哥哥的，而且还是我给他做的，他穿完我穿。我就这么穿着哥哥的衣服直到进监狱，直到坐牢。当了囚犯，才有了两件像样衣服，那是妈可怜我才给我做的。文革开始以后，我家被抄了三次，所谓刨地三尺。我妈主动迎接这场革命，把她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照相机砸了，算是破四旧。没想到反倒惹了事：销毁特工器材。我没当造反派。刚进大学的时候，我读过沃尔夫的《马门教授》，觉得历史在重演。我们学校在魏公村附近，平日我常到湖南公墓，在齐白石墓地看书。一天，亚非语系的学生突然扛着铁锹镐头跑进来，把美丽安静的墓地砸得一塌糊涂。我当时就想，这叫“文化革命”？我们学院党委书记是小红军，十七岁就当县长。他妻子当过我的老师。有一次我病了，就是她把我背到医务室。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是基督徒式的共产党员，被斗得……还有陈教授夫妇的自杀，校医室黄医生夫妇的自杀——现在想想他们死了也好，省得受那十年煎熬。我还在街上见到一孕妇被剃光了头，厕所的纸篓扣在她头上，一边抽一边朝她泼浆糊，逼她喊：“我是黑帮……”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妈原来还有点钱。我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苦，她都不肯动这笔钱。她自己没文化，认准了孩子非读书不可。她说过：“你们念到哪步，我供到哪步；念到留学，供到留学。”这回她吓慌了，把钱从银行提出来，藏进面缸、藏到绒线团里，一搜全搜出来了。那天夜里，我们母女躺在已经砸塌了的床上，我求她：“还有什么快交了吧！”她说：“不行啊！”我说：“那就烧！”她说，“烧不了。”原来她把金戒指扳直了缠在腰里。我说，“干脆交了赞助他们革命，看还要干什么？！”这样才保住一条命。“八·一八”接见，也让我参加了。你知道，我学德文，听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我觉得林的讲话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我觉得心沉得很……“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鬼使神差似的，我开始动手写信，给党中央、团中央、团校，还有伟大领袖本人：“请你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想，你在干什么，后果又将如何”；“这不是群众运动，这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当时认为自己将有一番壮举，郑重地走到天安门广场——我认为那是神圣的地方——向烈士们行注目礼，然后走进当时的棋盘街邮局，从自动售票机买了邮票，贴上，发出，大概一共六七封。接着走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把一封同样内容用德文写的信带在身上，出发向东。到了苏联大使馆附近，量好距离，开始一瓶一瓶喝。我当时的想法是，他们会第一个发现尸体；然后，我以死来反抗“文化革命”的事会传遍全世界。我只记得看见窗口有人，好像还听见里边的说笑，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了。这全是自找的，不是人家要把我怎么样，也不关老师同学的事。你想，我还能参加“八·一八”接见……就这么傻瓜一个，如此而已。刚醒过来就有人审讯。我那时候还不想活呢，把输液的管子拔掉，把瓶子摔在地下，总觉得我的死不管怎么样也能发挥点作用。在公安医院躺了三天，就被送进宫德麟模范监狱，收进一号监房。那是个小间，按规定关三个人。后来犯人多了，有时候五个、有时候七个；我去的时候还是三个。房子又阴又湿，全年不开窗，被子上都是绿毛，潮得能拧出水来，一个月放一次风。进了监狱反倒不想死了。从第一天起我就用冷水冲头。一进厕所，就钻到龙头底下，这么坚持下来一直没什么病。但关节很快肿起来了，肿得老大，站不起来，只能拄着棍子蹭。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有二个犯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也是三个，因为我去挪出去一个——那是个老红军，我下面再讲她的事。二个人，一个是北京远郊区的老太太，刑事犯，可能有人命；还有一个是政治犯，基督徒，这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联系，人是那么干净漂亮。她原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老处女。因为有她在，监里只要来了新犯人，都往这个牢房送，知道在她的安抚下，不会捣乱、不会出事。她家里给她送的东西多，牙膏、牙刷、毛巾，她都白送人；新人来了，她让你脱层皮似的逼你洗。那老太太，居然每天洗两次澡；一杯热水，我看着她洗。就在这前后，牢里来过一个犯人，从美国回来的，马里兰大学毕业生，也是基督徒。我这位朋友觉得那人最能理解她，给她讲经，嘀咕“主在看着我们”等等，做事也不防她。你问做什么，还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给老太太洗脚，跪在地下给她剪指甲，送给别人衣服什么的。其实她自己也相当困难，她的一条裤子上有九十八个补丁，我数过。她把丝的毛的都给别人，给那有人命案的乡下老太太。别人说“你真好”！她说，“我算什么，如蛆如虫。”别人说“太谢谢了，一辈子忘不了”，她说，“不要谢我，要谢上帝，是主让我这样做的。”结果，这个老太太，再加上那个马里兰的毕业生，全给她揭出来了，上纲上线。她几乎一辈子都在牢里，她的父母是宗教领袖。她年轻的时候在燕京读西语系，好像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到云南山里传教，施医舍药。她的母亲是天津一家医院院长的女儿，父亲原是皮货商，把家产卖光，跑到香山，点个小油灯读圣经，后来就在香山传教，那一带的人都知道他们。她父亲是被枪毙的，母亲是无期，后来死在牢里了。她是因为传教而劳教的，你知道，咱们的规定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只可以心里信，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可她总要宣传她的信仰。劳教的时候也不收敛，还说主如何如何，于是被再一次抓进牢里。她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擦地、打水、倒尿；让她拆洗男犯的牢服，连裤裆里的蚤子，全一个一个摘出来。她累得腰间盘突出，手都摸得出来。要我看她比雷锋强。雷锋做了什么都记在日记本上，要不我们怎么知道？她干事生怕别人知道，主知道就行了，主在天上一切都看得见。这基督徒被他们揭发以后，也戴过背铐和四十斤脚铐，是在北京戴的，苏式狼牙那种。这种上铐的办法原先专门用来制服小偷，让他们交代窝赃的地方。真是铐一百个，一百个灵。不上半个钟头就都跪下，哭爹喊娘。这位基督徒后来特别后悔，因为她向上帝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主，我离开你一个星期，请原谅我，我实在受不了了。”她要求摘下铐，作了检讨。直到今天，还觉得没脸见上帝。她妈骂她：“你不是盐，是失了味的盐！为什么要请假？！”你不是问政治犯的事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进她出的那个老红军，她十几岁就从家里跑出来了，爱人好像是科学院物理所所长。她是有精神病的，“文化革命”前就有，一犯病就喊“打倒××！××坏透了！”文革开始后就不饶她了：“怎么那精神病什么情况下都没事，就在这里出毛病——现行反革命！”剃了光头，抓了进来。这女红军从我们这个监房出去以后，一天夜里，不知为什么她又喊起来。看守对犯人说：“你们要革命，捂住她的嘴！”她使劲挣扎，看守问，“还喊不喊了？”“不喊了。”“放开吧！”一放又喊。跟她同牢房的有个会道门的巫婆，刑事犯，通奸杀夫的。那巫婆有一点八米，又高又壮，一屁股坐在她脑袋上。那老太太没挣几下，就给坐死了。那一夜后来不断地输氧、抢救，还是不行了。一个红军战士，让巫婆坐死……这是我坐牢唯一一件痛心的事——我要不去她也不会迁出，也就不会死了！她叫韩湘，我没见过她的面。后来我得了肺病，和另一个肺病病人住在一起，她是个新四军战士……我要是一直病着就好了！可是我很快好了，她没好，弄到山西，跟别人一个牢房。她也是“现反”，跑到王府井去贴林彪的大字报，逐字逐句批《再版前言》。这是个十足的死心眼，即使在牢房，每到“七·一”——我们在狱里过了十几个“七·一”——她就换上一身崭新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乘出牢房打水的时候高喊：“今天是七月一日，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要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叛徒、卖国贼、野心家林彪！”在北京的时候，看守喝斥她几句就算了。我常劝她：“犯得上吗？喊两声能解决什么？那些看守、那些流氓小偷懂什么？！说不定为了立功赎罪反过来治你。”后来她变得明白一点了，只是集体念《再版前言》的时候不出声，看守也没再找她的麻烦。到山西以后，出事了。那里的规矩，一有运动，每个牢房要选出一个批判重点。她们牢房本来定的是一个老干部的老婆，这女人耍了个滑头，操纵小犯人把火引到这新四军身上。她们抓住她的不出声，逼问她“对副统帅怎么看”。她不肯说违心的话，就死不开口。山西看守把她吊起来打，还逼她在院子里跑圈……那时候她的肺病可能就已经转成癌了，没过多久就死了。这是后来遇见一个难友告诉我的。她说：“没了，那新四军。”我的罪名是反林彪，按照“登基、大赦天下”的中国老例，反林的犯人“九大”以前都放出去。我于是送进学习班。我当时以为，没几天就能自由了。我们这个班，和少年犯关在一起，那是一批非常年轻的中学生犯人，也就是有名的“联动分子”。那帮人，剃了光头，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爬起来，一边跑一边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还演自己编的戏……当时我觉得他们小，我妈送点钱来，都给了他们；星期天军管不在他们就钻铁丝网出去买零食。不料让老师找上了，我只好站出来说，“我让他们去的。”于是发动大家揭批。批什么？那时候时兴上街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本来也想让我们上街，后来说就在里边游吧。有一次，可能那指示出乎寻常地新与高，要不就是哪个看守高兴了，把我们都装进敞篷车，从德外黄寺到马甸屯，拉来拉去。我欢呼不出来，每到这时候，总是戴起口罩，就是不念。这一个个半夜发出来的最新指示给中国带来多少灾难？几代人毁在里边了！唐山地震不过一座城！不念指示这事这时候也揭出来了，再加上我给他们唱过几支歌，背述过几本小说；还有两个孩子谈恋爱，女孩子跟我不错，我帮她递过纸条……那男孩没骨气，什么都供了，上纲说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全球革命战略，组织反革命集团”承认自己是骨干。此外，说我所宣扬的，是“驴的理论”“狗的理论”；我的作为，是“资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等等。那女孩上台揭我的时候，腿都哆嗦了。别的人还捅我两下，拧我一把，她一直没抬头。这女孩出狱以后在北京以性开放闻名，这次出卖比她的放荡还让她丢人。批的结果，我的罪名除了“反副统帅”之外又多了一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学习班的人后来陆续都放了。平心而论，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放的可能。监狱方面曾经找我谈话，希望我有认罪的表示，结果是大吵一场。最后变成我问他们：“你们到底认不认罪？这平白无故地放我算怎么回事？说明白，怎么关的？”就这样，“两罪并罚”，我被押到北京看守所。这已是一九六九年夏天。到了秋天，以为要打大仗了，元帅们转移，犯人们也向外省疏散：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那次包了整整一列火车，停在丰台外边的一个小站，三个人铐在一起，两边有刺刀架着。在临汾下车的时候，周围好像有上百架机枪，枪口都朝着站台。犯人不许低头，蹲在那儿，不让坐——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到了临汾又疏散，这回是乘卡车。我们那部车上六名女犯，十二名押解大兵，每人背上都有两把刺刀顶着。说起刺刀，在北京提审的时候，也有两把刺刀架在脖子两旁，一直送进审讯室，出门的时候这两把刀又原样搁在你肩上。在山西是十年。是在晋城四年，宣判以后到榆次。山西的审讯员我可不敢恭维，不知哪儿弄来那么一帮子，好像没上过几年学。在他们眼里连看《资本论》都不行：“《资本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看这种书反动透顶！”对我的审讯要点，是转弯抹角地揪后台。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作案”的时候十九岁，怎么会没有人在背后指使，哪怕揪出个把老师也行。他们让我交代从小到大所认识的人。我先是拒绝，后来干脆写了好几百。他们问：“这里边谁对你影响最大？”我说，“我觉得我对他们影响大。”他们说我顽抗，日夜轮番审。有一次我脱口而出：“想起来了，那是个外国人。”他们高兴极了，忙说：“哪国的？叫什么？写在黑板上！”我转身写了：俄国、拉赫美托夫”几个字，他们忙问：“现在还在外语学院么？”……你看我这不是自找么？他们知道受了愚弄，就给我用刑。我因为“捣乱”受过好多次刑。在北京还好，属于比较文明的一种，刑具是从苏联进口的，狼牙铐，中间有三个链。戴上之后，越挣越紧，不过不挣没事，梳头、解手都行。脚镣不同等级不同斤数。还有一种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后从外边打气，犯人就喘不过气来了，这种刑我没用过。绝食的犯人鼻饲：插个管——不插出血对他们说来可能就不为插管——棒子面粥撒把盐，往里一倒。还有吊、捆。在北京不打，一般也不骂。到山西以后，我没挨过打，这次受刑用的是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小铐，背到身后，就是前面讲的治小偷的那种，吊把大锁。这种铐我上过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为山西本省的一个派头头，从窑洞走烟的窟窿里给我扔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出去以后到中央替他告状。这条我看过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销毁。我见条子被他翻出来了，就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来，丢进嘴里。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着又来了三四个看守，都是男的，压在我身上，使劲卡，想让我张嘴。我咬住牙不放，他们就找来钳子，从嘴两边夹——现在我这两边的牙没了，就是那次夹掉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死过去了，谁知硬让他们把嘴撬开了。嘴一开，进了一口气。就着这口气，我把那条咽下去了。当时满嘴都是血，喷了他们一身一脸。就为这一撬，这条命才缓过来，要不当时就完了——当时已经大小便失禁了。我觉得他们太野蛮了，缓过劲就骂他们，就这么又上了背铐，还戴了四十斤的镣。镣究竟是怎么回事，外边的人是不知道的，总以为像李玉和那样，挺着胸走脚底哗啦啦响。其实根本哗啦不起来，两个半环扣在脚腕上，皮肉全磨烂了，根本不能走；可我不敢不走，多疼也得站起来走，那铸铁拖在地面上是丝——嚓——的声音。戴着背铐，几个月的月经没法料理，全流在身上身下；人家扔过来一个窝窝头，就在地上滚着吃；蚊子也咬、臭虫也咬，痒得受不了了，只能像牲口一样在砖上蹭蹭。后来狱医来验伤，说这人活不了多久了，这条命你们看着办吧……他们就给摘了。摘不下来，锁已经锈住，拿锯锯开的；铐往下撕的时候连着皮肉，扔到炉子上，我还听见油炙在热铁板上吱吱啦啦的声音。你看我这只手现在还抬不起来，那时候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根本拿不过来，一个月都过不来。戴背铐的时候，我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用舌头舔开，用脸压平，再由下巴按按，一页一页翻着看。那是一九七五年底、一九七六年初，就像现在这样的深秋。除了《宣言》，我在狱里还读过《毛选四卷》。《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完全倒背如流。《实践论》说，“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这和马赫主义是一样的：感官所感觉到的，就是客观存在。那么，如果没有感觉呢？难道就不存在了？这对我启发很大。比如我没有嗅觉，气味这东西就不存在了么？我对气味就不可能认识了么？人的感官只有眼耳鼻舌身，现在又发展了第六感官的理论。就算发展到第七、第八……第一百种功能，要认识世界，缺的还多着呢？这算怎么回事，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认为世界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也不是什么什么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作用与再作用的交织与组合。我当时学《毛选》也极有心得。比如这段“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有问题吧？谁胜利了？谁消灭了？说清楚！确实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过是农民和地主一同取代了奴隶和奴隶主，工人同资本家又一同取代了他们——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取代了落伍的。奴隶打倒奴隶主，农民打倒地主，工人打倒资本家，这算什么？！那时读《资本论》第一卷，就在心里算账：怎么分配才合理，还列出了公式——资金怎么周转，固定资本怎么折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发明人各应拿多少……没有纸笔，公式就列在脑子里。到山西以后有了土坑，里边抹着白灰，就一点点抠下来在地下划，当然铐起来以后就不行了。我读《资本论》甚至还替中国人民银行重新设计了钞票：剪掉一角，表明上了税；或者印上“通货膨胀百分之十”，只要拿货币交换商品，自然就纳了税，这样商品税、房地产税都可以免了……满脑子不断闪出这些火花，简直有一种超脱、升华的感觉。我觉得上学还不如坐牢。现在在所里有时候开会开烦了，就想，砸块玻璃，偷点东西，还是回去吧，不用做饭、抹桌椅，真正的思想自由，钻进去就进到了另一个世界，脚镣手铐也不觉得疼了。和基督徒比，这一世界是我自己得来的，我愿探索到底。一九七六年，终审判决无期，我就放心了。想着：如果哪天杀头，我一定以交代思想为名要笔纸，把它全写出来。如果不杀，我就接着想，直到有了自己的一套对宇宙和世界的看法支持着我活下来。你看，我和前面说的那基督徒那么要好，她的说教打动不了我。我认为她那一套是好东西，起码可以陶冶性情，不必再搞“五、四、三”运动，但那是胡言。我不信上帝能造人。我有我自己对宇宙的看法。我不信物，也不信神。基督徒的上帝没能让她坚持下来，我却没有请假。人的能力再弱，一根芦苇也好、如虫如蛆也好，只要有了信仰，任何强力奈何不得。我坐监狱真是改造了思想，对历史、社会、经济运转、宇宙，都有了属于我的自己看法——这不容易。这十三年没白活，修炼了一辈子的根底。靠这个支撑，今天干什么都觉得游刃有余。我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宣判的，就在周总理去世那天，我听到广播以后哭了，这天我记得很清楚。所谓宣判，就是由当地看守念判决书，就在他执勤的屋子里，一条铺板，他坐着，我站在他面前。这判决书写得已经很够水平，一连串的“反”：“最最反动、反动透顶、反革命家庭反动出身”……“文革开始时按捺不住反动激愤、进行反革命串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这时已不提副统帅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重新犯罪……宣传反动理论。组织反革命集团……”顶绝的是他念不通，“嚣张”读成“器张”，等等。念到一半，我笑起来，居然怎么也忍不住，笑得像抽疯一样。我当时想，这回该吃枪子儿了。按规定有十天上诉期，得把那些东西赶快写出来。没想到念到最后——“判以无期徒刑”。不过是个无期而已，我又笑了。看守说：“笑什么笑。你不上诉了？！”我说：“上诉上诉。”我的上诉词不但把罪名全部推翻，还逐字逐句批它的语病。到了清明，上诉驳回。作为已决犯，被押到榆次劳改队。记得当时并不灰心，因为天安门事件已经发生，我看到了希望。在那儿碰上一个在北京监狱认识的，她也是政治犯，叫何敏，判了十年。何敏问我：“你怎么判得这么重呀？”我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判我这个，是我的光荣。我是‘形势犯’，形势不好掉脑袋；形势好了，没几天就出去。”从晋城到榆次，跟我同路的是个犯流氓罪虐待丈夫的妇女干部。走到哪儿，她都紧抓住我的手，让看守知道她是在防我逃跑。我跑不跑跟她有什么关系？！用这么脏的手抓我，真是玷污。她认不得几个字，写供词又来求我了，全是她那些性感受，丑不堪言。求我的同时，还老想着我是无期，又打主意在我身上立功好少蹲一年。最后也没有少蹲，第二次耍流氓又进来了。张口闭口“伟大领袖”，我真是怕刑事犯。在榆次，有四个大队：刚进来的人送预备队，干重活，挖土方什么的；小偷流氓做牙膏；政治犯和即将释放的犯人做洗涤剂；无期死缓的——般都是通奸杀夫——做衣服。那里，监狱长和看守都是男人。政委是个好人。有一次在车间，见我是北京犯人就问我多少年。我说无期。他当时就急了：“多大的罪判无期？！岂有此理！”这话就当着我们说。监里买电视机，他坚持这是给犯人买的，不许看守提走。他参加革命很早，就是老提不上去。有一个时期，通奸杀人的并到我们队里，真受不了。她们和看守调情。我装着看不见，什么都不说——当时我已经很老练，除了不认罪，各方面都挑不出毛病，什么都不评论，什么都不写，日记也不写。那些女犯，看守调戏她们，正中她们的意，受了调戏的，老是受表扬、当积极分子，还减刑。有些犯人怕干活，就耍这种花招，讨好看守，半夜半夜地不回来。刚才说到的何敏，就是那时候碰见的。她判得真冤：文革初，她母亲偷偷把金子藏在她们夫妇箱子里，没对她们讲，两口子都不知道这回事。红卫兵抄出来了，问，他们说得出什么呢？男的当场就打死了，就地挖个坑埋了。她给弄进来。她没太高的文化，性情特别温柔，是个做手工艺品的工人。我分下队的时候，她已经在洗涤剂车间了。我们做大桶洗涤剂，还做洗衣粉。洗衣粉是烷基苯磺酸钠，先得有硫酸，然后是磺酸，还有火碱，钠就从这里来。还有烷基苯……都是剧腐化学品，没有任何劳保措施。一双新鞋穿到车间，鞋扦子几天就锈了。那阵我跟何敏几乎时时在一起，她登高装料，我在下边供袋。有一天，她突然说，不好了，恐怕要倒霉，看守抄走了她的日记——后来知道，这日记其实是她最要好的一个女犯（流氓罪）给她交上去的。我问她日记上有什么，她说也没什么，不过鲁迅语录，“夜不长”之类，就怕断章取义。我安慰她，没关系，讲清了就行了。为了怕影响她，我没敢跟她多说话，不知道她心情那么沉重。她还有半年就服满刑了，一直说出去之后帮我带信给我妈。就在那天中午，别人都午睡了，我在洗衣服，她走到门口，还朝我笑了笑。这门是不许出的，莫非她有什么事？打算跑？不久听外边喊“何敏死了”！我一惊，赶紧朝外跑。她的组长带着另一个犯人找她，找到一个旮旯，看她吊在绳子上，正踢掉脚下的箱子——我估计她并不想死，要不为什么过了那么久，见有人来了才蹬掉箱子？就差半年了！死了以后，还开批斗会，那女流氓还上去批……把我也捎带上了。何敏有口无心，我跟她说什么都告诉了那女流氓。他们把何敏装进一条塑料袋——刚到山西的时候，犯人死还有一口薄木棺材，到她已经没有了。她死了以后我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发高烧。可是不许我躺也不许我坐，连退烧药也不给，因为我的案子在那里是最重的。何敏自己去了，丢下了她的老母亲和孩子。她在狱里给弟弟纳了鞋底，还用旧布拼拼凑凑给孩子做了几件衣服，不知有没有人取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去世了。劳改队一片悲声，哇哇的。或许真有人悲痛？我看这里边有两种，一种是表现自己；一种是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平日不许哭，今天借机大嚎一场。也有人笑。还有人做出要庆祝的样子。这批人倒霉了，批、斗、不问原案怎么判的，通通枪毙。我听说王申酋烈士就是那时候处决的，或许全国有一个统一的精神？但逐渐地，已能听到一点风声。到了允许接见的时候，我妈来看我，悄悄告诉我，我的案子已经定了，是“错案”，让我谨慎再谨慎，千万别再说什么。这些年，妈为我可苦了。吴德当权那时候，整个北京箍得紧紧的，一点风都不透。我妈说，我豁出去了，一个老婆子，怕什么？我就整日坐在法院门口，踢我打我就是不走：“我要我闺女呀！她是反林彪的，她没罪呀！”后来，她得了白内障，两只眼睛全看不见了。那次，她扶着我哥哥的孩子，翻山越岭，到榆次来探视。我妈的头发全白了。有一次，哥哥也来了。他说：“好好认罪，靠拢政府，争取从宽。”我一听就火了：“我没罪，你是什么人？给我滚，滚得远远的，我永远不见你！”哥哥很尴尬。看守朝我喊：“不许你这样对待革命群众！”我说：“什么认罪？什么从宽，让他好好给我赔礼道歉！”看守对我妈说：“看看你女儿有多嚣张，对你们都这样，对我们还不知怎么狂哪！你知道她判的什么？无期！什么叫无期，脑袋在肩膀上晃着哪！加刑会加成什么知道吗？”我妈吓得跪下了。我说：“妈，你听听他说的都是什么……”妈说：“他说的不对……”看守又喊起来：“你这老太太怎么也这么反动？”哥哥从此就再也没来看我，考他的研究生去了。他读完博士留校了，现在在伊利诺斯大学教数学。一九七九年三月，妈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榆次。他们是来给我改正的。释放的时候，读宣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我立即说：“我没有反‘四人帮’。”妈把我接回北京。自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那年已经三十三岁，只想找点书看，想把这十年来想过的东西清理清理。但我总得吃饭。我不愿接受补助、接济，法院发给我生活费，外院给我助学金，全都拒绝了。我找了个地方教德文，一小时二点五元。为上户口的事，又和派出所打了一架。不是他不给我上，而是我拒绝上，因为他在“何处迁来”一栏填了“释放”两个字。我的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什么叫释放？我是平反，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你这不明明写着无罪释放？怎么不是释放？”我说：“那‘无罪’呢，你怎么不填？”他说：“管你有罪无罪！”我不要户口了，后来法院出面劝我，才又上的。当时，外院不接受我。我已经三十三岁，还是他们的学生么？哥哥在法院的朋友出面帮我联系工作，就联系他们主管的单位、工厂，那些地方无论多么缺搞德文的，一看档案都不要我。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所，我报了名，交上去的就是上着铐的时候学《资本论》的心得，凑成一篇挺像样的经济学论文。你问我德文怎么样了？虽然十三年没摸一本德文书，但在外校、外院养成一种习惯，也就是陈老总说过的“外语环境”——除了刷牙、睡觉，嘴就不许停，无论出操上课，甚至看球赛、逛商店，嘴上老得咕噜着，说梦话、记日记全用德文，整天咕噜，像个疯子，这叫童子功。刚进监狱，那基督徒和乡下老太太都不爱讲话，我也没办法。忽然一天，远处流氓打架，听得清清楚楚。我特别兴奋，赶快练口语，把他们对骂的话全都翻出来了。看守训话我就边听边在肚子里翻。有了报纸以后，一边看一边翻，整版一字不落。十三年没断过，连铐背铐的时候，都用德文想事儿。

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

毛的文革遗产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极端表现形式，其理论形态是所谓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学说；文革的真实目标是夺权和清洗，换上忠于毛路线的人，最终建立毛氏家天下；文革理论和实践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

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人物，是列宁式极权体制、中国皇权专制传统、中国底层流氓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原有的走向。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高文谦·

他见证了苏联人民的困苦

他写道：“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明显。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的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

“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 靠着我们吃饭处的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眼，注视着你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见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在一个车站下车，天已经黑了，车站上照明的却是几只贴在壁上的油灯。昏暗的候车室里是满屋子黑黝黝的人群，“那情景我再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气味！悲悯心禁止我尽情的描写；丹德假如到此地来过，他的地狱里一定另添一番色彩！”

到了莫斯科，他看到的依然是贫穷和萧条：大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大都倒闭，漂亮的店铺见不到了，最多也最热闹的是食品店，是政府开的，物资奇缺且昂贵。俄罗斯人曾有的贵族气彻底不见了，街上走过一群群男人，却见不到一件白色的衬衣，更不用说礼服和鲜艳的领结了。

由于苏俄对知识分子采取严厉政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则在经历着政治和思想风暴的同时，体验着经济上的窘迫和日常生活方面的种种困境”。

---"识破苏共邪恶的民国诗人徐志摩" 作者: 王友群

只有毛泽东，没有新中国

1996年已经出了第5版的13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最有力地证明了：只有毛泽东而没有新中国，才是中共执政后的历史真相。党天下的极权和暴虐之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家天下”。

这部文稿显然是经过精心编选的。相信很多更令人不齿的内容在“为尊者讳”的禁忌中被省略掉了。 但是，只要有心人翻阅一下，就会顿感头皮发炸、后脊梁发凉。毛泽东每天坐在宽大的书房里，手中拿着一支毛笔，只凭他自己的个人臆想和好恶，在各种呈送上来的文件上圈来圈去，大到国家决策和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生死沉浮，小到一封群众来信和蚊虫，从一场整人运动的发起到运动的具体步骤和方式，从杀人、抓人的比例到具体审判的量刑标准，从剥夺人的财产到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从新闻的发布到言论、措辞甚至标点的对错，从党内斗争到党外运动，从选举权到议政权，从阶级灭绝的指标到除“四害”的数量……中国的一切，全取决于这枝笔。别说公开的言论决不能让老人家扫兴，就是连夜深人静时的梦都不能有违于老人家的心愿；别说他不会放过任何惹他不高兴的人，就连一只他讨厌的苍蝇、老鼠、麻雀、蚊子、臭虫，他也不会放过。他发动的“除四害”运动，仅仅半个月，就消灭了19.6亿只麻雀……毛泽东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行使他个人绝对权力的机会。偌大的中国和几亿人口的命运，就被这一个人手中的一支笔决定了整整4分之1个世纪。

---刘晓波：“只有毛泽东，没有新中国——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感”

图：澳洲媒體評論張戎毛傳所附漫畫，指毛浸浴在中國人民的鮮血中。

迫害与愚忠

王力被打倒后，在秦城监狱关了整整十四年（1968.1.26——1982.1.18）。王力说在秦城受到的迫害和虐待“是最惨无人道的”。“特别是头五年，五年不放风，最初不给任何带字的东西看，包括毛主席语录本。每天二十四小时有一个人从门上的小洞里看着王力。五年睡觉不许翻身，必须面对着那个小洞”，白 天只能坐在木板上，还必须坐在一定的位置。“饭不给吃饱，更受不了的是只给极少的水喝”。“足十年，家里不知道王力是死是活，人在何方”（第14 页）。

王力关进秦城，从未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也从未受过审讯。王力说“毛主席不许专案组审讯王力”（第14 页）。为什么不审讯？怕的是泄露天机。替罪羊的命运就是被封口的命运。当替罪羊就是要你吃哑巴亏。王力垮台后的最初几天，群众贴出不少揭发批判王力的大字报，周总理下令不许贴，贴了的要覆盖，王力的问题由中央处理，不要下面的群众组织来搞。这也是怕群众起来一搞，不小心捅破了那张纸，暴露了真相。

王力还写到：“特别残酷的是，江青他们多次叫人把窗子用黑布挡起来，使你不知道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用喇叭放噪音，不给看病，还强迫灌一种药，吃下去使你造成幻听幻视。我还记得，有一次喇叭里，是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大声说：‘这次运动，除王力一人外，一个不杀。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是现行反革命！’反覆广播。我憋了三小时，最后高呼：‘王力从小就是共产党！现在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毛主席的威信，根据最高指示，王力宣布承认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我拥护枪毙王力，这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个牺牲是必要的。’我反覆高呼三遍，然后就走向刑场。一天在喇叭里宣布枪毙多少次，每次宣布枪毙，王力就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唱国际歌。然后又宣布不枪毙了。”（第14 页）读到以上描述，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共产党的内斗不但残酷无比，而且下流万分。王力的遭遇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王力高呼，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毛主席的威信，为了革命的需要，“我拥护枪毙王力”。这使人想起科斯特勒的小说《正午的黑暗》。书中写到一位老共产党人，被领袖诬为反革命，起初他还竭力为自己辨诬，后来他却违心地认了罪，因为他说服自己，只有承认党强加给自己的罪名才能维护党的威信。

乍一看去，王力的表现可谓愚忠之极；但也不尽然。以王力当时的处境，他不作出如此愚忠的姿态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他表示抗议，表示不服，其后果难道不是很可能更糟糕吗？在不忠不行的情况下，无所谓忠；做出忠的姿态，未必是愚。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算是对共产暴政下出现的大量所谓愚忠现象有了更深刻的瞭解。

---胡平：理解文革的一个特殊角度——读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

那个年头…

刘晓波特别注意到延安整风和文革之关联性，从而打破了某些党内开明派对毛一分为二的看法——毛是“开国有功，建国有过”。共产党在其夺取政权之前就无比邪恶，而不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才蜕化变质。延安割据政权的本质爲何？在记载和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著作中，昔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和已故历史学家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两本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前者作为亲身观察者，在日记中栩栩如生地记载了其所见所闻；后者作为掌握最多史料的学者，用史料复原了延安整风之来龙去脉。刘晓波对这两本书高度重视，在多篇评论文章中引用。他评论说：“中共所进行的“阶级灭绝"，不要说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字狱"、宫廷倾轧和改朝换代难以比拟，就是史达林的集体化和“大清洗"，希特勒“种族灭绝"的残酷，也不能与之相比。毛泽东不仅要从肉体灭绝生命，而且要在尊严上和人格上彻底地摧毁人性。中共对人的公开的、系统的羞辱，开始于上世纪四○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登峰造极于“文化大革命”。换言之，延安整风是文革的序幕。

---余杰：“非毛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刘晓波《混世魔王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