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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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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ying to 一阳荡群阴

唐亡于黄巢,祸基于桂林。其实,庞勋和黄巢的崛起自有其内在联系。叛乱的佣兵和违禁的盐枭正是晚唐军事-财政制度的具体化,预示着宋明江湖社会的出现。官盐垄断的收益就是官兵的饷银,官兵的任务就是保证官盐的垄断。盐枭没有自己的佣兵组织,就无法抵抗官兵的追剿。顺民消费者通过支付官盐的垄断高价,买下了雇佣兵的武力,从而免除了自己的军事义务。由于三方面因素结合,盐枭的江湖构成了官府之外最大的组织资源。在动乱时期,他们的组织最有资格逐鹿问鼎。王仙芝、黄巢和后来的张士诚都是盐枭,一点都不是偶然。吏治国家与垄断经济结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颠覆自身的江湖社会。叛军和流寇都由顺民社会无法容纳的流氓无产者组成,只要组织资源略微超过顺民,就能横行天下,原因不是自己的强大,而是社会的涣散。流寇战争的存在就是散沙社会的证明,散沙社会的扩散程度与顺民社会的解体程度成正比。社会解体前的封建体系或部落组织不可能出现流寇战争,因此最适合承担剿匪任务。春秋封建根本没有流寇。战国郡县只有小规模的聚啸。汉魏宗族有能力镇压大规模的流寇,这种能力一直维持到隋唐之际。武后、玄宗革命以后,世家大族瓦解。于是,只有沙陀人才能打败庞勋和黄巢。明代面对流寇、倭寇和后金,一再乞灵于千里之外的西南土司,因为他们的组织资源仍然像秦政以前的诸夏那样丰富。

现在的垄断行业(水、电、油、烟、铁路等),很多都需要超大型公司才能玩得起了。私人想垄断这些行业又不被政府发现难如登天。一定程度上堵死了下一个黄巢崛起的土壤。

Replying to 一阳荡群阴

唐亡于黄巢,祸基于桂林。其实,庞勋和黄巢的崛起自有其内在联系。叛乱的佣兵和违禁的盐枭正是晚唐军事-财政制度的具体化,预示着宋明江湖社会的出现。官盐垄断的收益就是官兵的饷银,官兵的任务就是保证官盐的垄断。盐枭没有自己的佣兵组织,就无法抵抗官兵的追剿。顺民消费者通过支付官盐的垄断高价,买下了雇佣兵的武力,从而免除了自己的军事义务。由于三方面因素结合,盐枭的江湖构成了官府之外最大的组织资源。在动乱时期,他们的组织最有资格逐鹿问鼎。王仙芝、黄巢和后来的张士诚都是盐枭,一点都不是偶然。吏治国家与垄断经济结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颠覆自身的江湖社会。叛军和流寇都由顺民社会无法容纳的流氓无产者组成,只要组织资源略微超过顺民,就能横行天下,原因不是自己的强大,而是社会的涣散。流寇战争的存在就是散沙社会的证明,散沙社会的扩散程度与顺民社会的解体程度成正比。社会解体前的封建体系或部落组织不可能出现流寇战争,因此最适合承担剿匪任务。春秋封建根本没有流寇。战国郡县只有小规模的聚啸。汉魏宗族有能力镇压大规模的流寇,这种能力一直维持到隋唐之际。武后、玄宗革命以后,世家大族瓦解。于是,只有沙陀人才能打败庞勋和黄巢。明代面对流寇、倭寇和后金,一再乞灵于千里之外的西南土司,因为他们的组织资源仍然像秦政以前的诸夏那样丰富。

黄巢的生态位,按此文这个意思,应该是现在的控制部分行业的黑社会了。

如,集贸市场,采砂,采矿等等。

但现在的超级政府极为强大,黑社会暂时只能割据一个小区没法做大。

再好的制度也应付不了极限情况,说难听点,上帝要这个国家死,那这个国家就是在劫难逃的。

Replying to 神秘人

成为建设者,成为在用建设者需要的产业链逻辑取代破坏者、伤害者们坚持的伤害链逻辑的文明变局中站到建设一方的人,在建设过程中找到你自己的定位,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是不论身在海外还是墙内的各位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

也是你们应该抓住的机遇。

如果看不见这个机遇,如果意识不到你该用怎样的方式抓住机遇,你的战略思维能力就很是需要提高一点了。

这近百年来难得的历史契机,考验着全球所有政商界人物的战略眼光,因为到了中共帝国图穷匕现的时刻,以中共国的经济体量,它的覆灭造成的冲击,显然会波及全球。

离得近的国家都需要对可能发生的地缘政治灾难做出应对。

有紧密经贸往来的国家需要为突发状况进行准备。

受影响越大的国家,就越有必要想方设法防止中华沦陷区的局势失控,防止局势失控对它们自己造成威胁。

而想要防止失控,就需要去控场。

在原中共帝国疆域,在中华沦陷区化解危机,将是全球列国届时必须进行的战略投资,这份投资的核心目标,毫无疑问,是在帝国崩溃,社会失序后,尽快恢复秩序。

以及,在恢复的同时,打造出符合列国利益需求,且能用较小成本长期维持的秩序。

作为准备加入建设团队的建设者,你需要意识到,列国的战略投资者会联合起来首先把资源投向“建造秩序工厂”。

而你,想要加入建造秩序工厂的团队,就需要让自己成为能为秩序工厂所用的“工程师”。

是的,这就是后发国家的政治家们在历史性地得到促成社会民主转型机遇,时需要做的事。

你需要能把社会需要的秩序,想象成一种商品,需要能把多党轮替,想象成秩序的市场性或者说非垄断。

你需要理解社会对秩序的刚性需求,更需要理解秩序生产在不同制度下、不同社会环境中,有怎样的效率差异。

人治,就是用手工打造秩序。

法治则是用工业化生产方式,在流水线(法定程序)上快速生产出质量均一的产品。

在秩序工厂里,立法,就是设计,是研发。司法、行政,则是生产、销售、维护。

把一个庞大的旧帝国改造成产业链国家,用全新设计的秩序产品满足庞杂的社会需求,并不是容易的事。

但高度近似的事情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了,那就是改开初期的招商引资,就是引入外企和合资企业。

那一次,跨国合作发生在经济领域。

这一次的不同,仅仅是跨国合作需要发生在政治领域,引进的外资需要与本地资本合流,引进的技术、生产流程需要按本地市场的需求作出更多调整而已。

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也就从来没有法治传统,没有以工业化生产方式、以工业化的产品标准来进行秩序生产的经验。

要建设出全新的秩序工厂,同时培养出成熟的,非垄断的秩序市场,培养出民众的消费习惯,即使得到了发达国家的帮助,要克服的困难仍会很多。

而且,你几乎不可能期待,全球有哪个国家敢独力承担起援助整个中华沦陷区的历史任务,敢用自家纳税人的钱,为十亿级人口的社会整体重建买单。

分片包干,定点援助,是你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为在中华沦陷区建设秩序工厂提供启动资金、技术支援而不是全面占领,是欧美列国最有可能选择的战略投资策略。

你可以志存高远,但总要脚踏实地。

在选择自己在建设团队中的角色时,你首先需要看明白的,就是建设团队必然具有的局限性。

并且据这份局限性,去考虑你自己设计的方案的可行性。

在未来的建设大局中,有许多职位可供你选择。

但不要忘记,秩序建设,本质上就是引导着乱世,由乱归治。

承担任何一个职位都是虽有收益,也有风险的。

尤其是,如果你不能理解产业链逻辑的本质,不理解产业链阵营对你的期望,如果你把加入建设团队理解成在伤害链国家的“当官”,如果你误以为打造秩序、推行法治的职责,等同于行使和中共国官员们相近的特权。

你就有可能因这些误解,因对特权的迷恋,丧失掉你曾拥有的一切政治资本。

对中华沦陷区的建设,我提出了新欧洲方案,简而言之,就是尊重各族各地的独立愿望,承认中共帝国覆灭过程中各族各地提出的独立诉求、造成的独立现状,并以香港、上海两大城邦国家为民主转型样板和桥头堡,促成中华沦陷区各新兴国家与欧美产业链保持联结。

用产业链联结绑定的共同利益,引导各新兴国家选择产业链逻辑,走上建设产业链秩序之路。

使中华沦陷区呈现由诸多小国和平竞争,共建产业链的欣欣向荣景象。

我会等待合适的时机构建团队,我会筹集资源,为上海独立而努力,为促成上海承担好自己的地缘政治角色而努力。

我会抓住属于我的机遇。

用我的战略眼光和建设能力。

我知道,在别人眼里,未来的中国,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

没关系。

其实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进行自己的战略思考,培养自己的建设能力。

只要你不围绕着破坏、镇压、强迫去想问题,只要不同政治愿景之间的竞争,是和平的,建设性的竞争,那么我们彼此有差异又有什么关系?

政治市场的非垄断不正是由政见的差异形成的吗?

作者:佛瑞德里希4th 2024年4月6日

产业链逻辑:指重工业产业链特别是军工产业链。

建设者:指修建战壕和堡垒。

团队建设:指军制改革,训练出高速,高力量,高攻击的精锐军力出来。

只要内网网络一直坚持对网民的删帖封号,你所说的这些,就都是假的。

在没有审查的网络,你们也会伪装成讲道理的样子。

Replying to 3505512e...

蒙古人统治时候,汉人的地位可谓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四等民制:

《蒙兀儿史记》卷六《忽必烈可汗》记载:人分为四等。蒙兀人。色目人。汉人。越南人。

第一等为蒙古人,是元朝本来的"国姓",蒙古统治者称其为"自家骨肉";第二等人为色目人,是元朝对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包括欧洲各族人的概称;第三等人为汉人,泛指北方之汉人;第四等为南人,又称蛮子,指除四川以外的南宋遗民。

在政治军事文化上,元朝统治者对汉人都呈现出一种积极的打压政策。

政治上集权,"长则蒙古人为之"的原则,汉人和南人永远只能是二把手。

文化上,"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硗捷者,使之看守极重;愚蠢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蒙古统治者视汉人和南人都是他们眼中的“愚蠢之人”,只配去看守牲畜,他们对于当时的儒士,遗留下来的宋臣皆是一种鄙视的心态。

人才上,用"试贡法,由国子学学官主持考试,分别选拔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生员各一人补充官吏,每三年举行一次。 成功挑起了色目人与汉人的矛盾。

生活上,元朝政府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元朝时期汉人遭遇十分悲惨,蒙古人在上世纪曾有可惊的军事才能,缔造了一个空前庞大蒙古帝国。而他们的四等民制,是否导致其分崩离析乃至覆灭的重要原因?

您认为元朝是汉人的朝代吗?

后面还有更低的。

元朝对基层没有任何管理。对舆论和书籍没有措施。民间社会的情况元政府没有掌握。蒙古人文化根基很浅,所征服的国家,通常还是按照当地文化统治。

因此,虽然汉人国家灭亡了。但文明却并没有灭亡。

Replying to 3287cb71...

争论这么多是毫无意义的。

成熟的民主社会会避免仇恨。这是西方社会的共识,为何推特YouTube等禁止仇恨语言。

不成熟的民主社会里,大贼们会立即洞悉仇恨的力量,设法撕裂族群,煽动种族或宗教仇恨,以获得权力和巨大利益。

如果你明白人类极其容易的陷入仇恨轮回,就知道人类是如何易于被操控的。

这就像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一个村与另一个村,一个大姓宗族与另一个大姓宗族,会有长达几百年十几代的仇恨,起源可能只是路边两个人的口角。

这就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始终找不到和解的途径,哪怕巴勒斯坦人中的有识之士想要和解,为族群带来和平发展的福祉,哈马斯也会一再煽动仇恨。

以色列哪怕把加沙压缩到剩下1/10,消灭哈马斯,新的哈马斯也会诞生,剩下的巴勒斯坦人仍旧仇恨满胸。

也就像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之后,这两个族群就可能长达百年的陷入仇恨。

我的房客是一对俄罗斯小夫妻,她说自己的母亲是乌克兰人,嫁到了莫斯科,现在她的舅舅已经与自己父母反目成仇。

这也就像卢旺达的图西族被大规模屠杀后,现在的总统花了二十年时间就消除族群分歧,希望不要再有其他族裔的称呼,只剩下卢旺达族,这是睿智的做法,但是一旦这位总统去世,未来再有大贼想要权力,再煽动族群仇恨,也是轻而易举的。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指定的国策,消除族群分裂,这是因为他一开始实行的并不是民主体系,否则第三世界的民粹政治一旦掀起,这个国家就没救了。他用威权体系,所谓开明独裁来消除族群差异。这一步是对的。

而新加坡d的两边国家都是煽动种族仇恨的高手,华人就倒了霉。直到最近20年,印尼的宗教领袖成为总统后,开启了民族融合,印尼才走向成熟的民主体系,发展国民福祉。

但我们不知道两岸会怎么样,结局是否是注定的。

那么未来的泰国,当大陆人遇见台湾人,两边能和睦相处吗?

其实不重要,我们只能叮嘱自己的孩子,遇到华人要谨慎相处。海外上亿华人,总能遇见好人。

前两天马来西亚华人又被排华了。

这些人属于獠人,獠口,跟他们谈判的必要都没有。应该恢复明朝的杀獠计划。

Replying to 一阳荡群阴

读史早知今日事

世界的命运和人的命运虽然漫长,关键性的节点却寥寥无几。四分之三的人生剧本在三十岁以前就写定了,以后的内容根本不值一看。文明和邦国的兴废都有其不可逆的节点,拥有无限可能性的青春期总是非常短促。刘邦和项羽的斗争很重要,因为涉及大一统和多国体系的路径选择。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斗争不太重要,因为除了极少数攀龙附凤的大臣、将军,谁会在乎皇帝姓张姓李?王朝的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增加细节根本不会改进人类的理解力。恺撒和庞培的斗争很重要,因为当时仍然能够在共和国和帝国之间作出选择。加尔巴(Galba)和苇斯巴芗(Vespasian)的斗争就不太重要了,因为谁上台都是皇帝。哪一位将军做皇帝,对帝国体制关系甚微。如果不考虑事实在格局当中的地位,任何事实都没有丝毫意义。拜占庭式的辑录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理解力死亡的标志。

材料只是背景,意义是在格局当中自然浮现的。一张地图要画得清晰,并不是画面越挤越好,而是格局越正确越好。认知的主要功能不是记忆,而是选择和删除。人类的祖先必须能够在静态的森林中分辨出动态的猛兽和猎物,否则他们早就死了。线索之所以会从事实的丛林中呈现,因为人脑就是用这种方式运作的。在交叉小径的花园中辨认路径选择点,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任务。如果认知能力不足,就不是知识所能弥补的。如果你有这种能力,用不着别人教你。如果你没有,别人教也没有用。认知结构的层次高低相差极大,不亚于初学者和围棋高手对布局的判断能力。历史分析和布局分析都是必需的智力训练,通过摸索培养格局感。格局感确定后,材料就会变得毫无关系。

等待、依赖史料的历史学是最不可靠的。打个比方,你的钥匙丢在阴沟里了,阴沟里一点亮光也没有;旁边有一个路灯,照得很亮。你是到路灯下找,还是到阴沟里去找?灯光很像有些材料,看见了,但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那里。阴沟下面黑漆漆的,但就在下面某一点,钥匙在那儿。好的历史学者必须拥有原始人在森林里的那种直觉,那种判断力——听力、视力、嗅觉、第六感,还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能够让一个好猎人判断附近有没有野兽,安全还是不安全。直觉来自经验。一个小孩被放到原始森林里,多半会被吃掉的。你常在森林里,便有了经验,同时部落里面的老人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传给你。所以你即使没有亲眼看到猛兽出没,也能够大致判断八九分。

如果你抬杠说,我非要见到史料才能下判断,那你就输了,多半被吃掉了。按照学院派的观点,什么都要实证,没物证不采信,孤证也不信,那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这里所谓的靠不住,是达尔文意义上的靠不住。顶多几百个蛋头学者的支持或反对,对增加或减少达尔文意义上的利益没什么影响。绅士的博雅教育就是为了让你构成比例正确的格局,其中大部分都是灯光不亮的模糊区域,还包括大片阴沟。麦考莱这样的党棍就说书记官(这是他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蔑称)只能当仆人,为绅士服务。如果你出身很差,个人经历很狭窄,又缺乏多半属于天赋的情景理解力,那么你对史料的解读多半就是错的。相反,修昔底德或曾国藩这种有天分和丰富经验的外行更有可能正确解读。专业史学是绅士传统衰亡的副产品,主要效果是降低了自身和公众的理解能力。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理解力不是天然就有和一直存在的,而是文明成熟期的智力烟花。拜占庭化—书记官化—四库全书化是文明衰亡前夜的最后挣扎,这时的作者已经只能依靠知识量了。佐西莫斯(Zosimus)的材料肯定比波利比阿(Polybius)多,但他的可信度和解释力连阿里安和色诺芬都不如。近代欧洲的兴起将历史理解力推到了希腊人和中国人从未达到的高度,但这未必是永恒的状态。

判断和追求真相主要不靠知识或材料,而是靠你对整个格局的把握和判断,就像好猎人的那种直觉,就像坚持在阴沟里而不是路灯下找钥匙。你必须心里有了七八分,再用史料来充实它。学术圈用的材料,有点像是古代的有一种叫肿骨鹿的动物,它头上长了很大的角,在需要交配的时候,雄鹿就用角互斗。学术圈应用史料就是肿骨鹿的角,彼此之间掐架的时候用,可以增加声势。这样往往给外行留下错误的印象,仿佛史料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实冲突都是因为理解和解释框架,优点和弱点也是框架的优点和弱点。

你从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纠纷就可以看出,清代经学一开始就是史为经用的。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经学门派之见,没有任何史料能够经得住对立经学观的逆向诠释。惠栋和戴震的孟子观不同,同样不是所谓实证能够调和的。如果沈志华错了,那不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档案,而是因为他根据错误的先入之见使用材料。简单粗暴地说,他预先一口咬定:苏联、中共、朝共是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实体,如果自己高兴就能单独跟美国人妥协;美国外交家是一群现实主义者,如果高兴就能承认东亚各共产主义集团。任何了解相关历史背景的人都心里明白,这些前提纯属扯淡。毛泽东没有苏联、朝鲜的帮助,就没有多少机会在东北,更不用说在全国战胜蒋介石;他跟美国单独妥协的可能性相当于饶漱石跟苏联单独结盟的可能性。美国外交家不是现实主义者;朝鲜战争不是国与国的战争,而是建构战后东亚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对日战争善后问题而单独处理;美国跟北京、平壤单独议和的可能性相当于美国跟汪精卫、溥仪单独议和的可能性。沈志华的书主要就是证明:没有任何史料能够禁得起明知故犯的诱导性诠释。诱导的目标不是增加外行读者的理解力,而是为了说服他们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

事实在历史当中,犹如物自体在哲学当中。没有适当诠释,你不可能接触到物自体。真实史料可以支持伪造的历史,例如司马昭解释高贵乡公曹髦死因的文告。虚假史料可以反映真实历史,例如奥斯汀小说暴露的英国乡绅习俗。可信度的估计主要还是要依靠个别史料在整体背景当中的协调程度,也就是说还是取决于情景模拟。史料正确而结论基本错误,史料错误而结论基本正确,都是有可能的。提高认知层次比具体的正误重要得多,高层次的高细节错误率比低层次的低细节错误率更有利于达尔文意义上的格局判断力。例如:一种理论说血型决定性格,层次就比较高,因为性格类型确实有区别,读者的理解力因此提高,原因的错误解释可以在发展中修正。另一种理论说,温柔的男人和刚强的女人属于同一性别,不同于男人和女人。这种理论层次就很低,因为降低了读者的理解力,随着发展不断制造更多的错误。孟德斯鸠的种族-气候决定论、马克思的殖民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儒法斗争论属于前者。美国韦伯学派的现代化理论、目前占主流地位的多元文化论和非西方中心论属于后者。

如果我有足够的人力和资金,不难根据现行学术规范,证明任何一个女人是“男女人”,而非女人或男人,从而建构一套革命性的性别理论,可以反驳的余地小于乾嘉学派或加州学派。任何考据家都会不得不承认:她每一次喝酒、骂脏话、打架、拥抱女生的材料都比迄今绝大部分历史论文的材料证据充实。即使她通过生孩子证明自己是女性,我也能通过双向操作,至少保证问题处在无法定论的状态。我只要系统地收集医生护士赖债、吵架、伪造学历、认错人、路盲、记错时间、冒充自己知道(其实一无所知)的情况的材料,同时举出其他众多证人,在上述时间看见跟她无法区别的人经过地铁、超市、图书馆,除非她有同样或更多的人力和资金,她的论证就会明显不如我的论证充实。一位理性客观中立、严守学术规范、习惯无性生殖的天狼星学者更有可能把我的学派收入宇宙百科全书。这种假设并不完全是玩笑,许多组织都具备创造历史真相的力量和动机。可怜的詹姆斯二世面对全民的合理怀疑,一度无法证明他的王子确实是他的王后亲生。乾嘉学派证明古文尚书为伪的论据,大部分不如上述的“男女人”学派有力,只能算历史侦探小说家和文学风格比较学家的敏锐嗅觉。古文尚书案是乾嘉学派的王冠宝石,他们的大多数论证更不规范。

所以,历史训练的真正价值不在材料本身。无论怎样芜杂的材料,其中都有草蛇灰线。智力训练必需首先掌握,然后才能问为什么。事先就问为什么,你就永远进不了布局。任何经验知识体系,无论是游泳是写诗还是外交,都必须经过这样的程序。如果你不去理解格局,执着于具体事实,那是不会提高认知层次的。如前所述,人类的认知结构有连贯性和整体性。如果你能记住某些部分,却忘记了其他部分;或是对某些部分敏感,对其他部分淡漠;原因肯定不在技术性因素,而是认知地图的GPS在暗中帮助你定位,正如植物性神经调节你的心脏。所以,随感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以为是随感,就是说你没有弄清自己的认知地图。路径节点标记完毕以后,地图的轮廓已经相当明显了。如果有人难以辨认,要么就是认知能力低下,要么就是价值观有冲突,因为价值观和认知结构是共生演化的产物。

人类可以选择的博弈策略子系统在数量上非常有限,大概不比围棋高手掌握的基本布局多,绝大多数策略只能对既有布局做细节调整。这种上限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人脑的神经认知结构本来就有上限,而且大多数人从来达不到上限。其二是单独的策略发挥不了最佳效果,除非让多重策略构成相互锁定的子系统。配合良好的子系统远远少于单独的策略,一旦拆散就会丧失效力。例如:有效的胃十二指肠切除术就这么几种,百年来没有增加。你不能将第一种的胃切除方式和第二种的十二指肠切除方式配在一起,那样会出人命的。锁定的子系统只能完全接受或者不接受,所以真正创新的手术方法少得可怜,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在细枝末节上循环调整。

在已知文明的历史上,某些异常成功的子系统会不断重复出现。例如征服者的军事采邑制度,从黎明时代的近东开始,遍及所有文明体系,产生、灭亡和重生的次数多到难以计算。从苏美尔、印度到希腊罗马,以男性家长制为基础的城邦共和国出现过多少次?从叙拉古、罗马到魏玛共和国,群众煽动家的恺撒主义颠覆出现过多少次?历史的剧本是非常单调的,变化只在花絮上,因为人类的演化行为模式当中,可持续的子系统本来就不多。如果你把生活和文学中的爱情故事加在一起,能够总结出的基本模式怎么也超不过两位数吧。人类的博弈活动当中,爱情已经算比较复杂多变的类型。如果范围缩小到外交策略或军事制度之类子系统,可以选择的余地就更加狭小。

如前所述,子系统停止运作,只能在启动前的节点,或者穷尽其内在可能性以后。在手术当中突然中断操作,跟立刻自杀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你只要看到这样的子系统运作已经越过不可回归点,就能大致预测当事人的下场和故事的结局。“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当事人即使明知自己的下场,也只能饮鸩止渴,像定罪的死囚一样一步一步走完注定的路线。许多重要人物,像小加图和西塞罗、史可法和汪兆铭,早在之前就深知自己和国家在决断以后的下场,然而仍然别无选择。1848年,教皇庇护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罗马群众感激涕零,清流名士高呼咸与维新。唯有一位老妇人叹道:我看过路易十六宣布立宪时的欢呼,跟现在一模一样。果然,群众的爱戴是脆弱的。激进派迅速摧毁了清流自由派和朝廷改革派的共识,保守派的反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教皇很快就像路易十六一样化装逃亡,带领外国军队消灭罗马共和国。剧本一模一样,只有两点细节差异。教皇的运气较好,没有在半路上遭到拦截。小小的罗马共和国没有产生一个拿破仑式的名将,挣扎的时间比较短。从策略判断的角度看,细节差异不是很重要。

所谓“读史早知今日事”,就是指这种掌握模式和格局的能力。这种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陈寅恪明显就有这种能力。“唐(国府)亡于黄巢(1946年开始的远东冷战),祸基于桂林(满蒙危机和中日战争)”就是讲这种格局的相似性。“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需要注释吗?宋徽宗联金灭辽的布局和蒋介石联俄抗日的布局有区别吗?章太炎、蒋廷黼、胡适和汪兆铭早在开战前就已经知道下场是什么,后三人都警告过蒋介石,但蒋介石有多少替代策略呢?即使有,数量也是屈指可数吧。苏联通过国民党劫持段祺瑞搞革命外交,然后通过共产国际劫持国民党搞革命外交,手法完全一致,结果都是中国充当苏联的人肉盾牌,打破列强对苏联的外交封锁线。从列强尤其是日本的角度看,中国就是狂犬病人,已经被病毒劫持,不再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打死就会咬人。日本每一次要求谈判,关键就是要求中国肃清内部颠覆分子。否则谈判成功以后,中国很快就会毁约,完全是白费工夫。

今天黎巴嫩的真主党、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共和国,以本国反政府武装的名义,充当邻国破坏国际秩序的代理人,就是在运作蒋介石当时身陷的同一个子系统。叙利亚不敢打以色列,就通过真主党劫持黎巴嫩政府,强迫黎巴嫩抗战。以色列的报复只会落在黎巴嫩头上,落不到叙利亚境内,因为叙利亚在法律上没有参加抗战。如果黎巴嫩政府想跟以色列谈判,真主党就会在内部闹事。黎巴嫩政府如果镇压真主党,就会挨叙利亚的打。只要胡志明小道通向境外,黎巴嫩再怎么镇压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黎巴嫩政府两头得罪不起,只能苦苦哀求国际社会干涉,列强大部分时间又懒得理你。你把黎巴嫩换成中国,以色列换成日本,叙利亚换成苏联,就明白当时的形势了。黎巴嫩人效忠叙利亚,比效忠本国政府更加有利可图。二十世纪远东的草蛇灰线,苏联始终是幕后的操盘手。

以前“牛津会议”的时候,我嘲笑过: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一起破坏的底线。这种演化模式也是古已有之,日光之下并无新奇。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就是英国人在二战以后所谓的共识政治,左右双方的中道温和派都会排斥和吸收自己的极端派。然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共同体高度成熟以后才会出现。共同体边界的划定是极其残酷的过程,以至于人们宁愿忘记它的存在。在边界划定以前,左与右、温和与激进的差别没有意义。认同政治的逻辑完全不同于共同体内部的共识政治,胜利属于边界最清晰(也就是认同最强)的一方。态度温和还是激烈,不是看你的内容,而是看你的身份。

历史遗留了大量的认同分裂,比利益和观念分歧更有潜在的破坏性。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撕裂,健全的共同体根本不会存在,历史上的共同体都是通过撕裂或消灭建立的。热爱蝴蝶、厌恶毛虫是人之常情,欧盟时代的英格兰确实比克伦威尔时代更舒适,问题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有一种预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认同政治的历史影响将会凌驾于共识政治之上。我之所以要给读者提供认知训练,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即将来临的决断时刻正确判断形势。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要分析历史上的转折点,是在为将来的转折点做准备,而非任何考据的目的。骰子落地以前,机会千金难买。骰子一旦落地,坐失良机者必定后悔莫及。古老的史学在博雅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主要就是为绅士和士大夫阶级提供这样的认知训练。至于平民百姓,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些。现代史学的无产化就是因为丧失了这种核心训练,才会沦为堆砌散乱材料的无用之学。没有经过博雅教育的学术无产阶级和国家计委合作产生的成果有多方面的效果,唯独不能增进公众的理解力。公众如果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经验,反倒是较为明智的选择。用最极端的例子说:如果二十世纪的德国人像他们十六世纪的祖先一样缺乏知识,主要依靠经验办事,他们反倒不会追随希特勒。

蒋介石对日本的容忍底线是山海关以外,

因为他作为江南集团

对东北有地域歧视。东北汉人在南京国民政府眼里不算汉人,是可以放弃的。

但是,既然日本人1937年打到关内来了,那任何妥协的选项都不可能了。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国国会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

Replying to Avatar 九犬一獒

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特需”又称“特供”。机构正式名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 34 号,对外通称: 34 号。从不叫全名。它的前身是原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早在我党建政之初,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及其战友们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应站。这 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起初是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

“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 9 位同志先后荣获毛主席接见。

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一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逊色。如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称四副双高)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 1 斤,每月供给鸡蛋 6 斤,白糖 2 斤,甲级香烟 2 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 4 斤,鸡蛋 3 斤,白糖 2 斤、甲级香烟 2 条,鲜菜、果蔬不等。

正副司局长一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 2 斤、鸡蛋 2 斤、白糖 1 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

除在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而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 4 斤、鸡蛋 3 斤、白糖 2 斤,甲级香烟 2 条。

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 25 个行政层级,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 2 斤、鸡蛋 2 斤、白糖 2 斤,甲级香烟一条。

行政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标准供应之外,每位每月仅能得到 2 斤黄豆、 1 斤白糖的额外“关照”。群众诙谐地称呼这个档次的是“糖豆儿干部”。

除此之外,还有“军特需”、“国宴特需”、“两会特需”、“外国专家特需”……不一而足。虽皆属“特供”范围,但规格不一,标准各异。这里仅以体育运动员为例(与外国不一样,我们是“举国体制”,体育经费皆由国家拨),对即将参加国际比赛(注:困难时期在京仅举办一次国际赛事即 26 届乒乓球赛)在京集训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每人每天供给鲜肉 2 两半。

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一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 4 两(据考:当时享有这一待遇者仅两位:陈镜开(举重)、穆祥雄(游泳))。

对即将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在京集训和比赛期间,每人每天供给鲜肉 1 两半。

“侨汇供应”:困难时期为尽可能多赚外汇,充实国库,党中央决定“对在大陆的侨眷实行商品供应优惠政策”。凡是从境外汇入的外币,折合成人民币超过 100 元的,可凭“侨汇券”增加供应粮食 6 公斤(大米、面粉和豆类各占 1/3 )、食油 1 公斤(花生油、豆油二者选一)、白糖 2 斤,鲜肉 2 斤(猪牛羊肉任择其一),此外还有棉布 10 尺。

---大饥荒之北京‘严打’一天抓7万人

转自《老衲秘史》

根据熵增定律,越是精密和漂亮的系统,消耗的资源和能量越多。

你看到的漂亮的写字楼,洁净,华丽的装修,背后都需要非常惊人的投入和维护。

因为这是国际社会都承认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

是世界各强国讨论出来的最大公约数,该秩序实质上限制了中国的主权扩张。

清朝夺取新疆是非常血腥的,兆惠采取了种族灭绝的措施。准噶尔蒙古族变成了盆地地名。但问题是清朝是国际社会承认的。清朝这300年正好是国际法开始确权的时间。这个时间点土地即使是抢来的,也是合法的。

考研考编报名和考试门槛低,入场成本低。所有的学生都能做。而且竞争规则比较客观,标准。

其它事业,很多都需要特殊的机缘才能进入,并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或者不可控因素太多。

结构性和摩擦性成本考试是最低的。

Replying to 一阳荡群阴

漫谈姨学

首先,阿姨有价值观,就是基督教信仰,这一点就是他和很多我重视的牛人的重大分野。

第二,阿姨的哲学方法论是复杂系统演化论,复杂系统演化论由现代科学主要是

物理学生物学产生而来。因为汉语世界的落后,在汉语世界几乎没有人文学者能够深入了解并自觉且熟练应用演化论于社会历史政治研究,而这恰恰是阿姨的医学出身及体制内法医从业经历高度相关。

第三,阿姨考察分析判断的根本着眼点是宪制,包括宪制的生成机理和构成要素,宪制稳定和变化的条件等等。

第四,与宪制紧密相连的就是共同体问题。

贯穿阿姨论说的有两条:

1.自发秩序和自组织能力与水平决定了共同体的成败优劣。

2.一切历史状态(结果)都是之前历史路径的积分,虽然节点时刻的路径选择具有偶然性,但一旦选择了路径,在下一个节点时刻来临之前,历史运动中只能在锁定的路径范围之内,即所谓马行夹道。

那些我给予重视的很多牛人,虽然一个个也聪明绝顶,学养宏富,但是要么没有坚定的价值观,要么囿于落后狭隘闭锁的方法论,特别是普遍对宪制与法的理解关注严重不足,所以都无法达到阿姨的深广和通脱通透。

但是阿姨的基督教信仰和绝大多数的信徒区别甚大,甚至可以说他只是崇奉英国—欧洲封建时代各安其位秩序井然的一种社会及精神状态,而并非像通常意义的基督徒那样信奉教义。

阿姨对所有现实政治问题的阐述和观点表达,包括民族发明学,都是他的思想运动价值,方法,逻辑的自然延展,并不构成他思想的核心部分。

埃德蒙伯克曾说过,保守就是一种改革,有人认为阿姨(以及一切值得被赞誉的真正的保守主义)的实质是“实用进步的保守主义”,也在于此。“实用进步”和“(真正的)保守主义”属同义反复。因为真正的保守主义者相信,孕育自由的土壤有限而珍贵,土壤会自动地产出果实,守护土壤才能最好地守护果实。这不是抗拒或追求进步,而是认为真正的重点在于保护土壤而非观照果实,因为相比于前者,后者只是细节。

而你们也会注意到,阿姨在谈论封建自由及绝对主义的肆虐时,甚至包括中国近代史的路径锁定时,他的自我定位是一名冷眼观之的旁观者,而非谋士一般地自我代入,站在博弈一方(哪怕相对较好的一方)的角度去谈策略,他只是淡淡地陈述真实却被几乎所有人忽略的格局及其所决定的路径。进而告诉读者为什么很多问题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而是而是越过某个点,此后的挣扎已经无济于事。在中国近现代史里,这个点是甲午,是北伐。是1972,而不是辛亥,抗日,1949.

正如他所继承的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所言,任何文明都有从萌芽到成长,再到巅峰同时堕落,最后凋零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发生,无可避免,只有时间跨度和所能达到的高度的区别。近世欧洲文明(不是古典文明也不是美国文明)“封建自由—殖民帝国—近代黄金时期—世界大战—社民化”兴衰与季候更迭,本身就构成了环环相扣的必然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超乎正义与不正义之外”。他推崇封建自由和西方文明通过殖民,对整个世界的馈赠,但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寿命的有限性(也就是终结,瓦解的必然性),并且以季候更迭而非带有某种进步史观色彩的视角去解读和阐释,进而自然地得出如下自洽的结论:释放出更大的善和效率并不代表大革命或者多元平等主义本身的优越性,正如金秋结果的功劳不能只算在“一场秋雨一场凉”上。在这里,他指出了文明最辉煌,也就是硕果累累的金秋(可比拟成函数的最高点—而非函数一阶导数的最高点—后者即文明生命力巅峰的盛夏,代表为17,18世纪的英国,休谟,吉本们的时代)和堕落乃至衰亡的“寒冬”互为表里的关系。这种史观对历史和现实的关照是“由高及低”的,在大格局之下理解具体的时与事;然而这种观念体系的生成自然是集腋成裘的,这不免被人称作“神棍”(无论是褒是贬),然而即便神棍亦需要足够丰富的原材料作为支撑,细节的充沛是格局感和判断能力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具体的知识水平“,也就是细节上的充沛程度好比土壤,有土壤未必能长出好苗,但参天大树一定会孕育于足够肥沃的土壤之上。

用”毕竟东流去(毕竟已经结束而且无法重现)“来对封建自由或殖民主义的肯定性评价泼冷水就显得比较无聊了。赞扬他们至少是对过往历史的一种评价,尤其是这些被启蒙史观,进步史观和各种左派观念污名化的太厉害导致主流观点难以对其真正的肯定的概念,对其历史意义的发掘和肯定本身就是意义,就是可圈可点的。更何况不仅仅是孤立地”洗地“,所洗之地恰恰是构成整体判断格局的重要环节,正确理解中世纪欧洲才能合理地绘制出 从野蛮到封建到文明到衰败堕落的季候图景,理解吏治官僚化是文明和共同体的绝症,理解西方文明古典希腊罗马—近代欧洲—美国的流变,才可能合理推出条约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以及世界秩序罗马化的趋势,在这个大格局下,为”皇军洗铁路“,厘清从鸦片甲午到北伐满蒙到中日战争的种种真相,就不难得出中国近代史走向的路径及其锁定点了。正式在这种格局下,我们才能说,为什么他们”好“,但依然”“无可奈何花落去”,以及为什么终结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意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去描绘历史的走向,并且当以这种眼光照射现实的时候,会从旁人忽视的事件中敏锐地判断出趋势走向的端倪。因此,在关键时刻(大小的决断时刻到来之前,路径尚未被锁定时),也许可以从观棋者的角度,评论道“如果白登之围全歼刘邦,多国体系未必会终结”,而不是像有的人误读的那样,去研究如何“回到中世纪”(因为格局清晰者都会知道今天的欧洲已经不可能回去,文明阶段的更迭像熵增一般不可逆)。更不会像网上很多阿姨的模仿者或自以为理解者那样,以战略游戏玩家,宣传干事/参谋或“五四—一二九”革命青年的视角/风格去代入当事方,在脑洞中以一己之力试图重构历史。这种格局落实到个人头上,是为了在面临人生选择(小人物的细软跑,大人物的关键决策)时做出真正正确(哪怕当时看上去并不突出)的决定,而不是跳出到现场去把自己的手当成上帝之手(因为即使真的“穿越”过去,处于当事者也不会发现自己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余地)。

毕竟是在中文语境中传播,而中文语境的环境,如仅有两千年吏治极权的土壤的“中国”一般,又是众所周知的极度恶劣,从写作或传播方面的考虑,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元素,因此出现了对春秋封建的赞誉,对儒家士大夫维护基层自治土壤的肯定,对北洋军阀继承前者优点,同时站在国际秩序维护者一边的褒扬,以及引用时下的流行语(“土豪”)。毕竟这些事中国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与其所推崇的东西相对接近的因素,但这并不等于他意识不到没有两希正典的华夏春秋和西欧封建自由的距离,华夏世界的地理性和文化性的因素从一开始就让大一统路径有着更大的出生概率,以及民初统一的成分并不比分裂少太多,中华国族主义的思潮也以不可逆地破胆而出,地缘上恶劣的趋势和条约体系(奖惩机制)在远东的衰弱也让走向稳步分裂的趋势难有形成的可能。中国历史,也在整体格局(包括“歧视链”)下,有着合适自己的位置——及其所谓成就远在西方文明之下,古代多数时候在东亚处于相对核心的位置,“天下”模糊差序体系被西方的民族共同体多国条约体系曲折但不可逆地取代——世界罗马化意味着罗马秩序覆盖的“已知世界”逐步扩展至地理上的全世界,其他文明的原中心在这一体系下,有自己所对应的新位置,对位置的判断就是格局感重要的体现。

中文语境环境的恶劣让他的言论不可避免地引发大量误读,讨论和质疑中的绝大部分完全没有涉及到点子上,大部分赞扬也只是对其枝叶的褒赏,有些追随其量仅为对其行文言辞的山寨搬运,把自己临摹下来的粗陋的轮廓附会出一个目以为的“阿姨”,显然偏差甚矣。而阿姨的文字带来的他人或为学习,或为商榷,或为补充细节材料等围绕所谓“阿姨学”引发的讨论(这类讨论不论方向,都是围绕他的解释体系而作),相比于中文语境里其他政治历史方面的讨论,本身就是对中文语境的一种改善和助益。

数卷残篇并不是“教主模式”,把自己当成这一整套价值体系的最高实现形式和全部化身,在信徒中营造出一种关环般唯我独尊的存在,甚至也并不指望成为学界泰斗。他只是想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为读者提供一套认知图景,以及修辞方面的审美享受,让人们在对大小事件进行判断的时候,有可能突破这种文字的语境里长时间以来根生蒂固的很多观念。

基督教是最好的,基督教孕育了现代文明,自由民主宪政这些现代文明,是基督教这个母鸡下的蛋。只有西方才能出现现代文明,其他所有文明都不可能。

一百多年来介绍过来的西方经典,大多数是人文方面的,是西方三流的思想学术。

欧洲真正的好东西,第一基督教;第二习惯法,封建法统,二希文明;第三才是无数社会人文方面的经典。

欧洲真正的好东西在英国,上面三点,只有英国继承的最好,特别是基于基督教的保守主义。美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法国的德国的东西,一些经典,在很多情况下是解构这些好东西的。

信仰基督就行了。刘仲敬先生的学问的核心,就是通过英美基督教保守主义对共同体的培养,地方独立,自治,抗衡于政府,这相当于春秋时代和欧洲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那种社会形态,这样才能逐渐演变培育出独立人格和勇敢的人,而不是奴才。

单纯从历史学术上来说,国内已经基本上没有人比得上刘仲敬的了。四九年后至今的意识型态管制和学术研究的范围,方法,路径,造成不少人不一定读得懂与认可他的观点。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出版后,有人给评价:“中国史在中国,中国史学在国外”刘仲敬出现后,这句话就要改改了。黄的格局比刘差的很远。

法国大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

法国大革命建立了民族国家,意大利,德国,荷兰,比利时等也跟进,从此,这个世界传统的政治形态开始解体,由帝国,公国,邦国等过渡到民族国家。

欧洲的世俗社会,就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它造成了欧洲文明的衰落。

第一代白左就产生在法国哦,他们都是结构英美基督教保守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伏尔泰。

欧洲的人文经典很多还是负典,负的经典,伏尔泰,卢梭等等,都是负典。

黑格尔也是负典,他是第二代白左的代表人物。

英国人很清醒,自觉抵制那些众多的负典,抵制白左。但现在也离欧洲越来越近了。

现在欧洲的大学生全部被白左占领,教育出一代代新白左。

这一切都是世俗化的结果,基督教氛围太淡了。

但欧洲再怎么堕落,它的地板都是其他地方的天花板。

刘仲敬的思想观念也是有变化的,根据访谈和他个人自述,在他20多岁大学毕业时候,也就是个普通的历史爱好者二,从来没有想过当什么诸夏国父之类的玩意,自己在网上自娱自乐成迷于小圈子,当然也有点好为人师的毛病,看不惯别人发言文字就上来高屋建瓴式点评论战,这段时间主要在豆瓣,培养出他最早的拥趸,他那个数卷残篇的ID早已经被注销了,可是豆瓣上几百万字仍然被人收藏,整理,四处散播,注意那时候他引经据典文字艰深,好似设下门槛故意筛选关注者,要是看不懂,几句话就丧失兴趣了,也理解不了他又多么反动。真正读懂了的自身也一定有很高的水平,这样还能认同的就会对他惊为天人,我知道陈芝(又名陈毓秀)就是他的早期粉丝,还有冬川豆几个人也是。

大概就是98年开始,他也工作了几年,新疆已经不对劲了,感受到情况比内地早十年吧,他终于理论结合实际,发现自己处境不妙,必须要走了。然后他跑去读研读博,一开始也就是能走就行,也没想到那这个当饭碗。他此时已经没有安定下来的想法,觉得自己就是个寄居者,类似于下乡知青不会把插队的农村当家。这段时间他写了不少书。照他的说法此时还是比较天真的,反感TG,甚至反感中华文化,但是认为人民是被害的,可以教化的。他那时候跟李硕一样还在普及历史真相呢!已经有了诸夏理论,但是根本想都没想过自己出头露面,他只满足当个背后支招的。

14年开始,他突然从小众走向网红,也让他措手不及,一下路线就变了,他的思想理念已经掩饰不住,他文字不断浅显化,最后实现用户下沉,知道他的人太多了,他的黑化被滥用,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时在增加,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历史圈子,也离危险更接近了。

最后一步就是出走。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时机安排很巧妙,再迟就走不掉了他跟其他民运分子最大的不一样就显示出来了,其他人一出国就慢慢消耗掉自己的声望,国内逐渐没有名气了,而他相反,出走之后,江湖上兴风作浪的幺蛾子越来越多,这就是他点的火在四处冒烟。他在港台更收获了新的一批土豪级别的粉丝,他的书和理论正好帮独派补上了大义名分,可谓一拍即合。台湾的八旗出版社就是出了一系列刘仲敬的新书,变成了台湾的畅销书。

17年后,到了美国,他正式决定要站到前排,公开搞诸夏运动,支持各路“反王”。大洪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即使是最不愿意相信的人也开始悲观了,更何况信他如神明的拥趸呢?他决定入教就是那一切都归于上帝的旨意的意思了,不是他的选择,而是命运推着他走。此时他已经对中国绝望,不仅仅是TG,不仅仅是文化,制度,就无可救的是人,他的原话如此:

“窝老人家早就放弃成本高效益低的历史真相学了,代之以性价比良好的匪学和无产阶级学。无产阶级发明历史,有其规律。贵匪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最高整合,容易成为历史真相学的目标,使不接地气的蛋头忘记了,其实日常生活中的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处在社会边缘,被大多数人忽视了。”

“无产阶级的污蔑对象一般是有恩于他的上等人,由于施恩的慷慨超过了他的阶级习惯,以及产生了迫使他面对自身卑鄙的心里不愉快,必须将恩惠反向发明为迫害或剥削,例如慈善家就要说成剥削者,保护人就要说成迫害者,医生就要说成细菌战,被共匪虐杀者就要说成虐杀共匪者,一般在细节中会留下皇帝用金锄头种地之类无产阶级习惯,例如医学上不可能而且早已研究透彻,毫无重新实验必要的七三一冻伤故事,做外科手术和收养孤儿的洋牧师挖心炼油之类。”

"辟谣对资产阶级是不必要的,对无产阶级是无用的。造谣和辟谣的效果相同,都是划分阶级界限。资产阶级习惯于忽略,中国人的特征和本国下等人一样,只是大多数国家的主流文化等价于贵族习惯或资产阶级习惯,唯有中国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习俗上将帝国主义遗留和模仿帝国主义的少数上等人挤到边缘地带事实上,这正是洼地理论和垃圾站理论的基础“

”我老人家年轻时,曾是民主小清新,假定共产党坏而中国人不坏,力图施恩于他们,保护他们免遭共产党之害,然后发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熟练运用共产党污蔑资产阶级的历史发明学恩将仇报,才产生了极不愿意承认的假定,难道共产党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和中国人,居然是真话?现在我老人家已经确定,共产党确实是无产阶级和中国人的代表。解决方案仅存在于消灭中国和输出资产阶级专政,美国人在发现一刀切排华的性价比最高,而且论证出排华非但不违反人权,反倒是维护人权和文明底线的必要元素的理论之前,还需要折腾几年。这几年就是诸夏爱国者建立反华政治机构,有效切割中国的机会。“

要说他为什么还支持诸夏,那不过是死马当活马医,仅仅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是不可能接受什么核平西安以冬这种事情,虽然这个根本是中国军方认为确实可以牺牲的,不是什么只是拿来威胁的话语,如果你自己不把这个当真,那么敌人就肯定不会把它当真。当年毛主席说的不在乎死一半的人,他是认真的,别人都是相信的。

阿姨不是吹伊斯兰教

并且骂华人费拉基督徒吗?

这是姨学什么时候的理论了,应该是很早时候的吧?

姨学不如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