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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尔与俾斯麦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译注：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年4月—1864年8月 31 日），犹太人，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工资铁律”的忠实信徒，主张工人阶级通过普选和议会掌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1825年4月11日，出生于布雷斯劳（现弗罗茨瓦夫），1864年8 月 31 日卒于瑞士日内瓦。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语言和历史。接受G.W.F.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1844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论述普鲁士宪法冲突，甚至不提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名字也可以。拉萨尔的介入没有影响事件的进程。但是它预示了一些新的东西；这是一种新力量的曙光，这种力量注定要使德意志和西方文明的命运发生霉变（mold）。
当普鲁士进步党卷入争取自由的斗争时，拉萨尔尖酸刻薄、情绪激动地攻击他们。他试图煽动工人们撤回对进步党人的同情。他宣扬阶级战争的福音。他认为，进步党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劳工阶层的死敌。你们不该向国家开战，而应该向剥削阶级开战。国家是你们的朋友；当然，不是冯·俾斯麦先生统治的国家，而是我，拉萨尔控制的国家。
拉萨尔并不像有些人怀疑的那样，从俾斯麦那里领了薪水。没人能收买拉萨尔。只是去世后，他生前的有些朋友才拿了政府的钱。但是，当俾斯麦和拉萨尔都抨击进步党人时，他们事实上结盟了。拉萨尔很快就接近了俾斯麦。他们俩经常秘密会面。直到多年以后，这种秘密关系关系才被暴露。如果这些会面之后，拉萨尔不是在一场决斗中受伤并很快去世（1864年8月31日），这两个野心勃勃的人之间是否会有公开和持久的合作？讨论这个问题纯属多余。他们俩都旨在获得德意志的最高权力。无论俾斯麦还是拉萨尔，都不打算放弃应由自己坐头把交椅的主张。
俾斯麦和他的军方及贵族友人对自由主义者恨之入骨，以至于他们一早就准备好了，如果事实证明他们自己太过虚弱，无法维护自身统治，就帮助社会主义者控制国家。但在当时，他们的实力强至足以牢牢制服进步党人。他们不需要拉萨尔的支持。
拉萨尔告诉俾斯麦，革命的社会主义是开战反对自由主义的强大盟友，这并非事实。俾斯麦一直认为，与中产阶级相比，下层阶级才是更好的保皇党。除此之外，作为普鲁士驻巴黎公使，他曾有机会亲睹凯撒主义的运作。也许，与拉萨尔的会谈强化了俾斯麦对普遍平等的普选的嗜好，但此刻与拉萨尔的合作对他毫无益处。拉萨尔的党派还是太小，没人认为它很重要。拉萨尔去世时，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也从未超过4000人。
拉萨尔的鼓动未能阻止进步党人的活动。对他们来说，拉萨尔只是麻烦，而不是障碍。他们也没从拉萨尔的学说里学到什么东西。普鲁士议会只是个幌子，军队才是普鲁士专制统治的主要支柱，这些看法对进步党人来说并不新鲜。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进步党人才投身于这场宪法冲突的大战。
拉萨尔短暂的蛊惑人心的一生值得注意，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和国家控制主义的观念，作为自由主义和自由的对立面，首次出现在德意志政治舞台上。拉萨尔本人不是纳粹；但他是纳粹主义最杰出的先驱，也是第一个垂涎元首位子的德意志人。他拒绝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哲学的所有价值观，但他的拒绝与中世纪的浪漫颂扬者和皇室正统主义者不一样。他否定这些价值观，但同时又许诺称要在更全面和广泛的意义上实现这些价值观。他断言，自由主义的目标是虚假的自由，但我会带给你们真正的自由。而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政府全能。自由的敌人不是警察，而是资产阶级。
“国家就是上帝。”拉萨尔这句话，最能概括将临的时代之精神。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做题家的闭环一环就是发光发热教会下一代做题家😅
“我(巴菲特)和苏西1955年时都买过一家公司的股票，现在苏西和我还各持有1股。这只股票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是很安全的，真是不错的股票。只有一个问题，这家公司的资产在哈瓦那，卡斯特罗查封了它。我们的股权已没有任何意义，股票只能放着。我们曾提出抗议，但毫无用处。我一直保留着这只股票，就是让它常常提醒我，某些国家的法律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
辅助性生产要素之被使用的程度，受限于它们当中最稀缺者之可用性。假设生产一个单位的p，需要7个单位的要素a和3个单位的要素b，且a和b都不能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如果有49个单位的a和2000个单位的b可供使用，p的产量也不会超过7个单位。因为a的供给量决定了b的使用量。这时，只有a才被视为经济商品，人们只愿意对a出价，而p的价格大都是由7个单位的a来决定的。相对之下，b就不是经济商品，也没人愿付其价。尚有大量的b被荒置弃用。
我们不妨设想，在某一世界里所有物质的生产要素已经得到充分的利用，以致无需使用所有愿意工作的工人。在此世界里，劳动力是充裕的，劳动的增加丝毫不能引起生产总量的增加。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人具有相同的工作能力和意愿，并且不考虑劳动的负效用，则劳动在此世界里就不是一种经济商品。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度，人口数量的增量充其量不过是闲懒消费者数量的增加。如果这是一个市场社会，工资率将不足于抵御饥荒，而那些寻找工作的人们将不得不接受哪怕很低工资的工作，即令工资不足以维持生命，他们总能够延缓成为饿殍的过程。
―― 米塞斯《人的行动》
交换的存在以及其可能性给生产者为了“市场”而不是他们自己生产打开了方便之门。
每个人不再是在为了他自己所需而独自生产财货的孤立状态中努力最大化自己的产量了，他现在可以生产那些预期中有交换价值的财货，并以之与其他人交换那些对他来说更有价值的财货了。很明显，因为这为财货的效用打开了一个新的途径，每个人都得以提升他的生产力成为可能。那么，根据行动学，我们知道在交易当中每一方都只会从中得到好处，且每一方都必然会从交易中得到利益；否则的话他就不会进行交易。从经验上，我们了解到，交换经济使得每一个参与者的生产力和欲望满足得以极大的提高。
―― 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
这么说吧，一个人如果还会被民间骗子骗，在各种“投资”项目上大幅亏损，说目他就配不上拥有账面上的财富，如塔勒布所说，幸运的傻瓜可能得助于生命中的某些好运气，比如某段好时代，但是长期而言，他的处境会慢慢趋近于运气没那么好的白痴。每个人终将得到与其德行相匹配的下场，也可以说是得偿所愿。
#### 反抗神权和王权的早期自由主义者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在宪法冲突中，普鲁士进步党人没有为摧毁或削弱普鲁士军队而战。他们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德意志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捍卫其独立。他们希望剥夺国王的兵权，将军队转变成保护德意志自由的工具。冲突的焦点是到底谁该控制军队，国王还是议会？
德意志自由主义的目标，是以一个统一的自由的政府取代30多个德意志邦国劣迹斑斑的统治。大部分自由主义者相信，这个未来的德意志国家必须剔除奥地利。奥地利与其他德语邦国大不相同；它有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其他邦国来说是陌生的。自由主义者无法不将奥地利视为德意志自由的最危险障碍。奥地利当局被耶稣会掌控，其政府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达成了协议，而这位教皇狂热反对一切现代观念。但是，奥地利皇帝并不打算自愿放弃其家族在德意志占据了400多年的统治地位。自由主义者希望普鲁士军队强大起来，因为他们害怕奥地利霸权威胁、害怕新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害怕已故的梅特涅亲王建立的反动体系卷土重来。他们旨在建立一个不包括奥地利（和瑞士）的统一政府。因此，他们称自己是“小德意志派”(Kleindeutsche)，与之相反的是“大德意志派”(Grossdeutsche)，后者希望未来德国将奥地利先前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部分纳入到德意志国家中来。
但除此之外，外交上的其他考虑也使自由主义者建议扩大普鲁士军队。那些年，一个冒险家统治着法兰西，他深信，只有军事上取得新的胜利才可能使他保住皇位。在位头十年，他已经发动了两场血腥战争。现在看上去轮到德意志了。毫无疑问，拿破仑三世动过吞并莱茵河左岸的念头。除了普鲁士军队，还有谁能保护德意志呢？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荷尔施泰因、劳恩伯格和南石勒苏益格的公民强烈反对丹麦的统治。当时，各种冒牌货都觊觎易北河公国的继承权，关心此事的律师和外交官们对这些人的主张进行了繁琐复杂的论证，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对这些论证几乎不关心。有一种学说认为，应该由封建时代的法律和百年前的家族盟约的规定来决定由谁统治一个国家，德意志自由主义者不相信这种学说。他们支持西方的自决原则。这些公国的统治者的唯一头衔是他迎娶了某位公主，而这位公主对石勒苏益格的继承权主张还存在争议，并且她在荷尔施泰因没有任何继承权，这些公国的人民不愿意顺从这位驸马的统治，他们的目标是在德意志联邦内实现自治。在自由主义者眼中，这个事实本身很重要。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已经拥有了自治权利，这些东西为什么德意志人就不该拥有呢？但是丹麦国王不打算放弃自己的主张，如果不诉诸武力，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
从事后看来，对这些问题的所有判断可能都是错误的。俾斯麦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从丹麦压迫者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只是为了将其并入普鲁士；他不仅吞并南石勒苏益格，还吞并了北石勒苏益格，后者的居民原本希望留在丹麦王国内。拿破仑三世没有进攻德意志；是俾斯麦发动了对法国的战争。在十八世纪60年代早期，无人预见这一结果。那时，在欧洲和美国，每一个人都认定法兰西皇帝才是头号和平破坏者和侵略者。德意志在国际上获得了他们盼望已久的一致同情，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大家相信统一的德国将制衡法国，从而缔造欧洲的和平与安全。
小德意志者也为自己的宗教偏见所误导。像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宗教改革是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向启蒙之路的第一步。他们害怕奥地利，因为它是天主教国家；他们更喜欢普鲁士，因为大多数普鲁士人是新教徒。他们无视一切经验教训，仍希望在对待自由观念上，普鲁士会比奥地利更加开明。确实，在那些至关紧要的年份，奥地利的政治环境并不令人满意。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新教和天主教一样，都不是自由的保障。自由主义的理想是彻底实现政教分离和宗教宽容——并根本不考虑教会之间的差异。
但是，这一错误也不限于德意志。法国自由主义者被骗得不轻，以至于一开始为普鲁士在克尼格雷茨（萨多瓦） [Königgrätz(Sadova)]战役中的胜利欢呼雀跃。只是思考再三，才使他们意识到，奥地利的战败让法国唇亡齿寒，于是，他们复仇的战斗号角响彻了萨多瓦，但是太晚了。
对德意志自由主义而言，克尼格雷茨战役无论如何是一场惨败。自由主义者意识到他们在与专制主义者的竞争中失败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满怀希望。他们下定决心在北德意志同盟新一届议会上继续战斗。他们感觉，这场战斗一定会以自由主义的胜利和专制主义的失败而告终。国王再也无法用“他的”军队对付人民的时刻指日可待。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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