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夺命舰》最意外的一个镜头是异形分娩前的巨型女性生殖器的特写，相比起来《契约》里只是一帧闪过。
家里上点岁数的，即使没挣过也听过工分，本质上就是秦制的全民徭役制。置于后台给用户加“保护”，如今越来越多人即使没被冻卡过，也总被限额过。
#### 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系被称为军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显著特征并非是国家拥有强大的陆海军。其特征是在政治架构中，军队担纲至尊主角。即使和平时期，军队也是至高无上的；它是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臣民必须服从政府，一如士兵必须服从上级。在军国主义共同体中没有自由，只有纪律和服从。
武装力量的规模本身并非决定因素。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尽管军队规模小，装备简陋，无法抵御外敌入侵，但它们仍是军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尽管十九世纪末法国和大不列颠的陆海军非常强大，但它们却不是军国主义国家。
不能将军国主义混同于外国军队强加的专制统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以非意大利人组成的奥地利军团为后盾；沙皇在波兰的统治，由俄罗斯士兵保障；这些都是外军专制。有人已经提到，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普鲁士的情形也类似。但是，建立在克尼格雷茨和色当（Sedan）战役基础上的德意志帝国与上述情况不一样。这个帝国没有雇请外国士兵。它并非以刺刀，而是以臣民几乎一致的认可来维持统治。全民族都赞成这个制度，因此，士兵们也很忠诚。人民默许“国家”的领导，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制度对他们来说公平、可取、有益。当然，也有一些反对者，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力量薄弱。
这个制度的缺陷是君主领导制。腓特烈二世的继任者们不能胜任他们的职责。威廉一世发现俾斯麦是一位天才大臣。俾斯麦精神昂扬、受过良好教育，是一位聪明的演说家和优秀的文体家（stylist）。他是一个老练的外交官，各方面都超过了大多数德国贵族。但他视野有限。他熟悉乡村生活，熟悉普鲁士容克原始的农业模式，熟悉普鲁士东部各省的宗法制状况，以及柏林与圣彼得堡的宫廷生活。在巴黎，他接触过拿破仑宫廷的社交圈；但他对法国的知识思潮一无所知。他对德国工商业，对商人和职业人士的观念知之甚少。他远离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他的政治信条是伴君左右、老派忠君（old—fationed loyalty）。1849年9月，他告诉妻子：“不要蔑视国王；我们都犯了这个错误。即使他错了或犯蠢了，我们也应像对待父母的过失一样，对此保持缄默，因为我们已经宣誓效忠国王及其家族。”如此观念只适用于皇室管家，但对一个庞大帝国的全权总理来说并不合适。威廉二世的病态人格危及国家，对此俾斯麦早有预知；他所处的位置使他能够很好地了解这位青年王公的个性特点。但是，受限于忠诚事君的信念，他没有能力采取任何措施防止灾难。
人们现在对威廉二世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他无法胜任他的工作。但他并不比同时代人的平均水准差。君主制的继承原则让他成为了皇帝和国王，身为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他必须成为专制君主（autocrat），这不是他本人的错。失败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体制。如果威廉二世是大不列颠国王，他就不可能犯下那些严重错误，但是作为普鲁士国王，那些错误就不可避免。威廉二世将一些马屁精任命为将军和大臣，他们都不称职。发生这种事，应归咎于体制的缺陷。你可以说，这只是运气不好，因为俾斯麦和老毛奇也是朝臣。尽管老毛奇这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年轻时就获得了军职，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也是在宫廷中度过的；除此之外，他还给一位王公作了多年幕僚，这位王公疾病缠身，隐居在罗马，最后死在那里。威廉二世有许多人性缺陷，但正是这些让他在审慎明辨的人中信誉扫地的品质，才使他在全国大多数人中广受欢迎。他对政治问题的愚昧无知，使他与同样无知，有类似偏见和幻想的臣民们一拍即合。
在现代国家内，世袭君主制度只有在议会民主制下才能令人满意地运作。专制主义——而且还是以有名无实的宪法和有职无权的议会伪饰的专制主义——要求统治者具备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素质和能力。威廉二世像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II），甚至更早的波旁王朝一样失败了。专制主义没有被铲除，它只是崩溃了。
独裁制度的垮台不能只归咎于君主们智识不足。现代大国的独裁政体让统治者承担的工作量超过了任何人的能力。在十八世纪，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二世还能靠每天工作几个小时来完成所有行政事务。他们可以给自己的爱好和娱乐留足空闲时间。但他们的继任者不仅天赋欠奉，而且也不够勤政。从威廉二世时期开始，统治国家的不再是国王，而是他的亲信。国王身边围着一大帮心怀叵测的男男女女。谁在这些阴谋权竞中做得最成功，谁就能控制政府，直到被另外一个马屁精取代。
宫廷集团（camarilla）掌握了军队最高权力。腓特烈·威廉一世亲自组建了军队。他的儿子在重大战役中亲自指挥军队。在这方面，他们的继任者也被证明是不称职的。这些继任者是糟糕的组织者和无能的统帅。总参谋长名义上只是国王的助手，却成为事实上的总指挥。这种变化很长时间内没有引起注意。迟至1866年战争，许多高级将领还没意识到他们所遵从的命令，不是发自国王而是老毛奇将军。
腓特烈二世将他的军事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所征战的对手们——奥地利、法国和俄国军队不是由君主而是将军们指挥的。腓特烈将其王国——当然，相对来说这个王国还比较小——的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全部集中到自己手中。他独自发号施令。而他的对手军中的指挥官却权力有限。他们处境艰难，因为受职责所限，他们远离宫廷当局。他们率军在战场拼杀时，政敌却在宫廷里不停地搞阴谋诡计。战局未定时，腓特烈可以大胆冒险。他只对自己负责，不必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行为。敌方将领却总担心自己在君主那里失宠。他们的目标是与他人分担责任，以便失败时为自己开脱罪责。他们总是召集属下将官成立战时协商会议（council of war），并为会议提出的解决方案寻找理由。当他们从君主那里领获到明确的命令时，他们感到心宽，而这些命令要么是有意远离战地实操的战争委员会提出的，要么是一伙懒惰的奸臣中的一个或几个提出的。甚至在确信这些命令大为不妥时，他们也坚决执行。腓特烈完全了解集全部未分割的职责于一人之身的好处。他从不召开战时协商会议。他一再禁止将领们这么干，甚至不惜以死刑相威胁。他说，在战时协商会议上，更胆小的那伙人总是占上风。战时协商会议充斥着焦虑不安，因为这种会议上，大家总是过于实际，不愿意冒险。像腓特烈国王的所有观点那样，这种看法成为普鲁士军队的教条。有人说威廉国王在他指挥的战役中召开了战时协商会议，这让老毛奇火冒三丈。他宣布，国王听从参谋长的建议，然后做决定，才是军事议程应有的样子。
在实践中，这一原则使总参谋长获得了绝对指挥权，当然，总参谋长是国王任命的。不是威廉一世而是赫尔穆特·冯·毛奇在1866年和1870-1871年战役中领导了军队。威廉二世经常宣称，他会在战时亲自指挥军队，只有和平时期他才需要参谋长。但是，当一战爆发时，他就忘了自己吹过的牛。赫尔穆特·冯·毛奇的侄子——一个对军事完全无知无能的佞臣，一个胆小犹豫、紧张病态的懦夫，一个鲁道夫·斯坦纳（Rudolph Steiner）可疑理论的吹鼓手——在马恩河战役中领军溃败，随后倒台。陆军大臣（The Minister of War）埃里希·冯·法尔肯海恩（Eric von Falkenhayn）自动填补了这一空缺；麻木不仁的国王也表示同意。很快，鲁登道夫（Ludendorff）开始密谋反对法尔肯海恩。经过机巧的阴谋策划，最终迫使皇帝用兴登堡取代了法尔肯海恩。但是，真正的总指挥现在是鲁登道夫，尽管名义上他只是兴登堡的第一助理。
被军国主义学说带偏的德意志民族，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制度已经失败了。他们常说：我们“只是”缺少合适人选。要是施里芬（Schlieffen）没有太早去世就好了！这位已故的总参谋长的个人魅力，已被谱写成传奇。他的合理计划未被其不称职的继任者恰当地执行。小毛奇派往俄国前线的两个兵团根本没有起到作用，要是它们能用在马恩河战役中就好了！自然，国会也被认为有责任。大家忽略了一个事实：议会从未认真抵制过政府调拨军队的提案。亨奇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Hentsc）尤其被当做了替罪羊。有人说，这个军官越权了，也许他是个叛徒。但是，如果亨奇真的要对撤退的命令负责，那么他必须被视为使德军免遭歼灭的人，因为当时德军的右翼已陷入重围。要是没有亨奇的介入，德国人本可以在马恩河战役中获胜？要戳穿这个神话很容易。
毫无疑问，德国陆海军的指挥官是不称职的。但是，正如大臣和外交官们一样，陆军将官和舰队司令们的缺陷必须由体制负责。将无能之辈推向高位的体制是糟糕的体制。要是施里芬没死，他是否会更成功？这一点不得而知；他从未有机会指挥部队行动；战前他就去世了。但有一点确凿无疑：法国和大不列颠的“议会军”彼时得到了能领军获胜的将军，而普鲁士国王的军队则没有那么幸运。
根据军国主义学说，总参谋长认为自己是皇帝和国王的第一助手，需要内阁总理服从。这种主张已经导致了俾斯麦和老毛奇的冲突。俾斯麦要求军事统帅根据外交考量调整军事决策；老毛奇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种自命不凡的要求。这种冲突一直没有解决。一战中，军事统帅全能化了，内阁总理实际上被降职了。皇帝只保留了礼仪和社交职能；兴登堡，这个皇帝的幕僚长只是个稻草人。鲁登道夫这个首席军需将官，实际上成了全能的独裁者。如果没有被福煦（Foch）击败，他可能一辈子都能保住这个地位。
这一演变清楚地表明，世袭专制统治是行不通的。君主专制主义会带来首辅、幕府或领袖（duce）的统治。
译注：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年10月—1934年8月），德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军事家。魏玛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他对世界历史影响最大的举动是晚年在总统任上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
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年4月—1937年12月），德国的重要将领。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重要主将。一战前，他参与了著名的施里芬计划的细节，研究比利时的要塞城市列日。他大胆尝试让德军备战，多数军官反对这种做法。一战期间，鲁登道夫首先被任命为德军第二军的副参谋长，后被调配到东普鲁士与第八军司令保罗·冯·兴登堡共事。1916年8月，总参谋长冯·法尔根汉辞职，兴登堡接任并掌管最高陆军指挥；鲁登道夫担任陆军总监（General quartier meister），负责军需调度，并与上司兴登堡合作无间，一跃成为德军的重要领导人。鲁登道夫大力支持无限制潜艇战，最后激发美国在1917年参战。鲁登道夫与兴登堡的所谓第三最高陆军指挥，其实是军事与工业之独裁，将德皇威廉二世排出于统治阶层之外。他们操控内政，甚至能够迫使高级官员辞职，包括三度撤换总理，以及对国家的新官任命有否决权。1916年，第三陆军最高指挥特意让列宁秘密乘坐火车返回俄国。结果，一如鲁登道夫所愿，1917年俄罗斯发生革命，东线战事缓和。1918年，鲁登道夫与列宁议和，并签订有利于德国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同年成为西线统帅，发动多次进攻，企图突围，未果。9月29日，陆军最高指挥把权力交还德皇，不久，皇帝被迫退位。鲁登道夫流亡瑞典，期间，他写了不少文章与书籍，渲染德军的辉煌战绩，更发表了著名的刀刺在背传说，宣称德军被左派政客出卖，最终令他们战败。1920年重返德国。1923年，他企图协助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结果失败，但被判无罪。1924年，他代表纳粹党在国会获得议席，任期至1928年。1925年，他参加总统选举，但败于以前的上司兴登堡。1935年，希特勒想让他担任德国陆军元帅，但被拒绝；1937年，鲁登道夫逝世，获得国葬的礼待；希特勒出席了葬礼。
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1800年10月—1891年4月），一般称为老毛奇，普鲁士和德意志名将，普鲁士和德意志总参谋长，军事家，德国陆军元帅。
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1848年5月—1916年6月），一般称小毛奇。德意志帝国陆军大将，他相貌堂堂却性格软弱，热爱文学。但是因叔父老毛奇的声望，被威廉二世任命为德军总参谋长，马恩河战役后被解除职务，默默无闻地死去。
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年10月2日-1929年3月20日），法国元帅，军事家，一战时协约国军队总司令。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几年前我在给家人朋友洗脑投资须谨慎时就说了，很多企业主其实只剩下表面的一点点光鲜了，他们之所以不能停下来，不甘心是一方面，更有可能是杠杆加得太大，又不肯及时止损，错过了资债相抵的“爆仓点”，一旦停下来就变失信人员了。
不要随便相信任何人，哪怕他公开的业绩还不错。选基金经理不比选股票容易，特别是短期业绩很难排除运气因素，要搞清楚他的投资理念，还要看他是否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且最好他自己的大部分身家也在里面，参与风险共担利益一致。即便满足前面所有，也决不能梭哈。
我的全职交易计划也在推进中，还需要一点属于我的有利期的运气加持，这是从获益效率上的，一旦全职交易可以维持现在的开销，没道理再把大把的时间精力花费在职场上。
而另一方面，是不想再为国家为政府贡献哪怕一毛钱的社保税。有一种说法，癌细胞适合在高糖环境下生长，因此低糖低碳饮食可以起到饿杀作用，我虽然人单势孤，也必须为理念而身体力行。已经缴了的和正在缴的就当喂狗，不指望将来还可以领，看病就用者自付，如果到了名义退休年龄还攒不够养老钱，活该我继续工作。
刚刚还有意思，此前买过的U商问我最近出不出金。他不能理解，我的资金出海计划就是要抛弃法币，我根本不想再保留生活必须以外的法币握存，挣法币只是暂时不得不用来过度的权宜之计。
很多时候道理很简单，但真的身临其境去成熟压力，可能全都抛在脑后了。
炒股也是低门槛体验做老板的，资本家是用自己的钱冒风险，自负盈亏的，可不是打工者可以凭空体会的。毕竟，只有私营经济还存在，人身流动还不完全受限的话，打工人压力太大可以选择撂挑子换地方，而大部分老板是全部身家。
大部分向往全职交易的人，其实是预设了一个必定能盈利的不切实际的前提，他们只是好逸恶劳想舒舒服服的度过余生，在他们看来唯一阻碍他们的是资本金不够多，他们用价值投资刚需之类的政治正确牌坊以掩盖贪婪的赌徒本色。然而，投机是面对和处理不确定性的，资本是结构的，欧神经有句话是对的“勤奋的人不上班”，真正适合全职交易的人是既有企业家精神又有企业家才能，发现并锻炼出运用资本的优于常人的能力的。所谓的全职，不过是从名义上的职场退休，到资本市场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去了。
我发现一个交易者的成熟是非常需要经历较长不利期磨练的，谁还不是牛尾初入市呢，没几人一开始就理解遍历性。越趋向“遍历”的挫折是非常有利于认知提升的，也是对个人资本的保护，不至于在大运后由实力归还，更是对是否有能力从事投机事业的一种检验，即能否活下来，能否形成自造血机制。
有感于一位刚刚开启全职交易的神交朋友最近两周浮赢超100w。
是的，“上岸”以踩踏未上岸者为代价和乐趣
#### 世界大战完全是反自由主义政策产生的自然而又必然的结果！
(摘自：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在经历了世界大战以后，对长久和平的必要性的认识很可能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共识。然而，有一点还一直未被人们重视，即只有通过不懈地、普遍地推行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永久的和平。
世界大战完全是过去数十年反自由主义政策产生的自然而又必然的结果。
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在市场经济身上纯系无稽之谈。有人清楚地看到了关税保护政策与战争爆发之间的联系，因而相信——当然是出于对事物糟糕的无知——可以把保护性关税与市场经济直接等同起来。这些人在这里忘记了，他们不久以前还在谴责资本主义（“金融资本”、“黄金国际”和“贸易资本”），说它是无祖国的，是与必要的保护性关税相对抗的；他们忘记了，人们不久以前还可以在所有的民族主义的文章中读到对国际资本的激烈攻击，这些文章指责国际资本畏惧战争和亲善和平。最愚蠢的是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给军火工业。军火工业之所以产生并急剧膨胀起来，是因为好战的政府和国家需要武器。若是认为，国家出于对大炮工厂的喜爱而转向帝国主义政治，那真是太荒谬了。军火工业同其他任何工业一样，是为了满足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要是国家更喜欢其他产品而不是大炮和炸药，工厂主们就会去生产前者而不是后者。
可以相信，今天要求和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但人们并不清楚，为了保护和平，需要哪些条件。
为使和平不受干扰，就必须消除人们对战争的爱好。必须建立一种制度，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它们感到满意的生活环境，从而使它们不去采用战争这种极端手段。
自由党人不想用伦理道德和说教来排除战争，而是寻求在社会中创造消除战争根源的条件。
这种做法的首要前提是建立私有制。如果这种私有制即使在战争中也必须得到维护，如果胜利者不能将他人的私有财产攫为己有，如果攫取公共财产意义不大，因为到处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样就已经消除了发动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为了确保和平，这样做还远远不够。为了使自决权不致成为装模作样的东西，必须采取政治措施，使得一块土地由一个国家主权到另一个固家主权的过渡尽可能地成为无足轻重之事，并使这种过渡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损害或好处。有人想象不出，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因而有必要举一些例子来加以说明。
试拿一幅中欧、东欧的语言和民族地图在手，就可以看到在北部和西部的波希米亚，民族边界如何频繁地与铁路线相交。这里，在干预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人们无法使国界和民族边界一致。捷克国家战国家铁路通过德国的领土，这是不合适的。但更不合适的是，若是在一条铁路线上，每隔几公里都要换一个管理运行的机构。同样无法想象的是，每行驶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后都要在形形色色的关卡停下来。这样就很容易理解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得出的结论了，不许破坏这些地区“地理上”或“经济上”的统一性，因而必须把这个地区交给“一个主人”。（不言而喻，每个民族都试图证明，唯独它自己有权利和资格充当这种主人的角色。）对自由主义来说，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私人铁路可以不受任何当局干预地在许多国家的领土上通行无阻。如果对人、畜和商品均没有关税边界和交通阻碍，那么一列火车在几个小时的行驶中要穿越多少国界，就无关紧要了。
从语言地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民族飞地。一些人聚居在语言孤岛上的封闭的移民区内，与同民族的国家（指该国主要民族）的领土不连在一起。在当今的国家关系中，人们无法在政治上把他们归入他们的故国。而今天的国家就像一个关税经济区，它需要国土直接连成一片。一块小小的“外来移民区”，由于经济政策和关税政策的作用，处于一种同它直接毗邻的地区相隔绝的状态，因而它的经济不能振兴。但如果经济流通自由，且国家的责任仅限于维护私有财产，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语言孤岛上的移民可以不必仅仅因为没有大陆桥与本民族连在一起而遭受民族压迫。
声名狼藉的“走廊问题”也只有在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制度下才会产生。一个内陆国家被周围邻国的领土与海洋隔开，为使自己的对外贸易不受周围邻国的干预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影响，它相信自己需要一条通向海洋的“走廊”。如果实现了贸易自由，对内陆国家来说，拥有一条走廊就显得不那么值得向往了。
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区过渡到另一种经济区，会深刻地影响物质生活。比如上阿尔萨斯的棉花工业区，它已曾两度转手，又比如上西里西亚、波兰的纺织工业区等等。当一个地区的国籍变更给其居民带来好处或坏处时，这些居民决定自己希望归属哪个国家的自由度就大大受到限制。只有当每一个人作决定时是出于自由的意愿而不是出于患得患失的心理，才谈得上真正的自决。在以自由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不存在互相隔离的“经济区”，在它那里，全球组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区。
自决权只对那些形成多数的人有好处。为了使居少数的人也得到保护，就需要采取内政措施。我们先来看看教学政治措施。
今天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强制教育或至少是强制性授课制度。父母有责任将子女在一定的年度内送到学校或不将他们送到学校而在家里让人给他们上同等程度的课程。探究当年赞成和反对这种强制性学校和授课教育的理由已没有什么意义，今天人们丝毫不去注意这些理由了。在评论这个问题时，人们只考虑到一个理由，即保持强制性学校和授课教育与努力创造持久的和平是水火不相容的。
伦敦、巴黎和柏林的居民们在这里会不相信地摇头。这个强制性学校和授课教育在全世界同战争与和平能有什么关系呢？人们对这个问题与对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就是不能单单从欧洲西部人的观点来评判。在伦敦、巴黎和柏林，教育问题当然很容易解决。在这些城市中不会存在用什么语言来上课的疑问。从民族立场来说，居住在这些城市并将其子女送到学校的居民，总体上可以被看作是一致的。即使居住在伦敦的非英国人，也把用英语而不是用其他语言授课看成是理所当然，而且是有利于自已的子女的。巴黎和柏林的情况与此毫无二致。然而，在其他混居和比邻相居着操不同语言民族的地区，这个学校教育和授课间题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这里，应该用什么语言作为讲课基本语言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可以决定民族的未来。人们可以通过学校教育使孩子们同他们的父母所属的民族疏远开来，人们可利用学校来实行民族压制。谁把持了学校，谁就有了权力来侵害外来民族而保护本民族。
有人建议，将每个孩子送到教授其父母所说语言的学校。这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首先——完全撇开混血儿不谈——要决定父母说的哪种语言并非总是轻而易举之事。在语言混杂的地区，职业需要许多人运用境内所用的各种语言。而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职业方面的考虑——对个人来说不可能公开表态支持这一个或另一个民族。在干预主义统治之下，这样做可能使他失去另一个民族的主顾或者在一个属于另一个民族的老板那里丢掉饭碗。此外，还有许多家长恰恰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其他民族的学校，因为他们更看重的是双重语言的优点或与其他民族相联系的优点，而不是对本民族的忠诚。若让家长们去选择将其子女送到哪所学校，那就是让他们处在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敲诈勒索之下。在所有民族混居的地区，学校是一种高度重要的政治机构，如果人们把它保留为一种官方的、强制性的机构，就无法使它非政治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国家、政府和法律无论如何不许过问学校和授课的情况，不许把公共资金用于这方面，教育和教学必须完全让家长和私人团体及机构去办。
让一些无赖不上学长大起来，要比让他们上学，却是为了在他们长大成人以后被人打死或弄成残废强。
为了消除语言混杂地区民族之间的磨擦，必须取消通过义务教育和义务授课实行的强制性智力教育。然而长时间来，人们并没有竭尽全力去这样做。学校是实行民族压制的一个工具，就我们的感觉而言，它也许是最危险的工具，但它肯定不是唯一的工具。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都可以成为一种民族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则人们必须为以维护和平而将国家行动限制在按其严格界定的词义所必不可少的领域内。国家机器要保护和维护个人的自由、生命、健康以及私有财产，这一点是不能放弃的。然而，在那些存在着某种办事不公的因素的地方，为达到上述目的而采取的司法行动和警察行动就可能产生危险。只有在没有特别的因由导致不公正的地方，人们通常才不用担心某位法官在运用保护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的法律时处事不公的问题。但是，要是在居民的各个团体之间，由于宗教的、民族的或类似原因而存在着很深的隔阂，而且这种隔阂不属于任何一种正当的感情冲动或人性的冲动而纯粹是一种仇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时，有意识地、更经常是无意识地不公正行事的法官，如果是为自己的团体服务干这份差使的，就要考虑去履行一种更高的职责。只要国家机器所关心的只是保护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那么，人们就总还可以制订出精确的规定让行政当局和法官遵循，使官员或法官只有在很狭窄的、甚至根本没有活动余地的条件下去自行其事甚或专横跋扈。但若将一部分经营生产的活动交给国家机器，使它拥有动用高级物资的权力，那就不可能使行使政府职能的管理者遵守规定、保障公民一定的权益了。一项给杀人犯量刑的法律可以在谋杀和非谋杀之间大致划一条界线，这条界线对法官的自行其事作了一定限制。然而任何律师都最清楚不过地知道，在实践过程中，最好的法律也可能在解释、说明和运用时被滥用。当然，对于管理交通、矿山或国有土地的机构，即使它出于第二章中业已陈述的理由拥有自由支配的权力，人们也还是能加之以很大的约束，使它几乎无法作出一些极一般性的、因而毫无意义的指示，避免在民族发生争论的问题上出现不公正现象。但在许多事情上，人们赋予这种机构以自由活动的余地，因为人们不可能预先断定，它将在什么情况下处理事情。这样就为专横、不公正和滥用职权开了方便之门。
不同民族的人居住在一起的地区，也必须建立一套统一的管理系统。人们不可能在每个街角设一名德国警察、一名捷克警察，让他们各自只管本民族的人。即使真能做到这一点，也马上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两个民族的人都肇了事，谁有资格采取行动。在这些地区，因管理划一而出现的弊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将国家活动扩大到其他领域，即那些因国家活动的天性而会给专横跋扈以更大活动余地的领域，势必大大加重在保护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领域内业已存在的困难。
在世界广大地区，都不是单一民族、单一人种、单一宗教信仰的人住在一起的，而是各种各样的民族杂居在一起。由生产地点的转移而必然产生的人员流动不断地给新的地区带来民族杂居的问题。如果不想人为地扩大因这种杂居而造成的摩擦，就必须把国家的职能局限在国家的权限的范围之内。
《纸牌屋》有段台词：“当你接近权力中心时，会误以为自己是其中一分子。其实你只是权力者手中的一把剪刀一支铅笔，亦或一张面巾纸一块抹布，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