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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性社会保险注定失败
(摘自：米塞斯《社会主义》，冯克利 译)
据说，社会保险的最终目的是为每个生病的公民提供充分的照顾和最好的 医疗服务，在他们因事故、疾病或衰老而失去工作能力，或找不到他们认为符合必要条件的工作时，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生活保障。
大凡秩序良好的社会，都不会冷酷无情地让穷人和丧失能力的人饿死。总是存在着某种类型的部门，为不能自食其力的穷人提供帮助。随着整体生活水平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携手并进，对穷人的救济也得到了改进。同时这种救济的法律基础也发生了改变。过去穷人不能提出权利主张的慈善活动， 如今变成了社会的责任。做出了一些为救助穷人提供保障的安排。但是，人们最初并不想赋予每个人要求救济和生活保障的法律权利。同样， 他们也不曾想过把那些靠社会养活的人说得全无污点。这不是冷酷无情。英国的《济贫法》引起的辩论具体表明，人们十分清楚每一次扩大济贫范围都包含着严重的社会危险。
德国的社会保险和其他国家的类似制度，是建立在一种十分不同的基础上 的。维持生计是被赋予这种权利者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权利主张。权利人不因其社会地位而受到藐视。他就像国王、大臣或保险年金的领受人一样， 或是像任何签订了保险合同的人一样，是国家津贴的领受人。此外，他有着不容置疑的资格去监督自己的所得等于他交纳的数量。保险费总是要从工资中出， 至于交费的是企业家还是工人自己，那是无关紧要的。企业家必须支付的保险费是以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代价的，因此会使劳动工资下降。如果供给的成本来自税收，那么显然是工人直接或间接为它交费。
在那些支持社会保险的知识分子和实施它的政治家及国务活动家看来，有 病和健康似乎是人体的两种界线分明的状态，可以毫不费力或确定无疑地 做出清楚的区分。任何医生都能诊断出“健康”的特点。“生病”是一种与人类的意愿无关的生理现象，也不易受到意愿的影响。有些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装病，但是医生能够拆穿他的骗局。只有健康的人才有完全的劳动力。病人的劳动力下降，这取决于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性质，医生可以通过有着客观标准的体检，确定劳动力下降的程度。
这种理论中的每一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健康和生病并非泾渭分明。生病不是一种与自觉的愿望以及在潜意识层面起作用的心理因素无关的现象。人的精力不但是其生理状况的结果，而且大大取决于他的精神和意愿。因此，以为能够通过医检对生病与没病以及装病、对有工作能力的人和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加以区分，这种想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有些人认为，诊断疾病和受伤及其后果的完全有效的手段，是事故和健康保险的可依赖的基础，他们更是错得离谱。事故和健康保险的破坏主义作用，首先便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这种制度助长了事故和生病，延缓了康复，经常造成或至少加剧和延长了生病或事故后的功能紊乱。
有一种特殊的疾病，即在某些案例中由于伤害赔偿权利的法规而出现的创 伤性神经疾病（traumatic neurosis），已经因为强制性的社会保险而变成了 一种全国性疾病。再也没有人会否认创伤性神经病是社会立法的结果。大量的统计数字显示，有保险的人在受伤后的康复时间要大大长于其他人， 他们比没有保险的人更有可能延长治疗时间和患上长期功能紊乱。对抗疾病的保险助长了疾病。医生的个人观察和统计数字都证明，在官员、永久雇员和上了强制性保险的人员中间，疾病和受伤的康复时间都要长于另一些职业和没有保险的人。可以证明，让身体好起来、尽快做好工作准备的愿望和必要性，在很大程度有助于一个人的康复。
感觉中的身体健康与医学意义上的健康是很不一样的，人的劳动能力在很 大程度上与他的个别器官可以从生理上确定和衡量的状况无关。不希望自 己健康的人不仅是个装病的人，而且是个不健全的人。假如保持身体健康、 让工作有效率的意愿有所下降，也会引起疾病和劳动能力的丧失。社会保险削弱或彻底摧毁了人们保持健康和劳动能力的意愿，从而造成疾病和劳动能力的丧失；它使人养成发牢骚的习惯——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病一和另一些类型的精神性疾病。总之， 这是一种有可能鼓励人们生病——姑不论事故一并使事故和疾病的生理和心理后果更加严重的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使人们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变得不健全， 或至少有助于增加、延长和加剧疾病。
包括人类在内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很活跃的心理因素，人的表现为健康的意愿和有所作为的心理因素，并非同社会环境无关。有些环境使它们加强；另一些环境使它们减弱。一个靠狩猎为生的非洲部落的社会环境，可以对激发这种因素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公民有着十分不同的环境，但非洲部落的道理对他们同样适用。另一方面，如果一种社会秩序做出允诺，个人因生病或受伤妨碍了劳动，他不必劳动或只做一点工作也能活下去，收人不会明显减少，这个社会就会削弱这种因素。问题并不像军队或监狱医生的幼稚病理学所说的那样简单。
可见，社会保险使享有保险者的精神疾病成了一种危险的公共病。再对这种制度加以扩展，这种疾病也会愈演愈烈。任何改革都帮不上忙。我们不可能做到既削弱或摧毁健康的意愿又不引起疾病。
很多人觉得这张图讽刺，我倒觉得挺写实，有无名义选票的形式不影响民主与否的实质。即使是朝鲜，如果当地主流民众的思维不是权力导向的，不是等级观念的，金家王朝怎么可能延续三代。正如此地人，表面反秦制，实际是想要建立自己掌权的秦制社会，那么社会结构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是民心所向的。
汉斯·霍普：大卫·休谟在《政府第一原理》中写道“对于那些以哲学家眼光考察人类事务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下列事实更令人惊讶：多数人居然轻易为少数人所统治，而且人们竟能压抑自己的情绪和喜好，顺从统治者的情绪和喜好。如果探究这种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就会发现：由于力量总在被统治者一边，统治者除了公众舆论的支持外别无依靠，因此，政府完全是建立在公众舆论的基础上。这一箴言既适用于最自由、最民主的政府，也适用于最专制和最军事化的政府。埃及的苏丹或罗马皇帝就像残暴的野兽，驱使他无害的臣属克制自己的情绪和喜好。但他要领导他的马木留克或者皇家禁卫军，也至少得像普通人一样依靠舆论。
重要的是复利，但复利并不代表总是增长的，也可能是减少的亏损的。根据不同的计算周期，是一个个几何平均数的连续乘积，是一种乘法关系，而乘法又具有交换性。
所以，使得资本积累不起来的，可能是虽然每个乘数都大于1，即总是增长，但幅度太小，只能靠时间弥补；更有可能的是，时不时出现一个0>且<1的值，即亏损，特别是巨大的亏损，会使得净值再要回到1以上的困难倍增。
任何时候，当下的资本亏损10％，净值变为0.9，回本需要增长0.11；亏损50％，从0.5到1需要增长200％，1倍；亏损90％，从0.1到1需要10倍。
资本的所有权并不是自动产生收入的源泉，而是一种其运用成功才能产生收入的方式。一个人要从以资本形式存在的财产中获取收入，他就必须具备将资本做有利可图的投资的能力。一个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不能期待从他对资本的所有权中获得收入，相反，他可能完全失去所拥有的资本。
―― 米塞斯
于是，我给投机预设一个前提，我可能终其一生不具备这种能力，存在某个未来时点资产遭遇完全归零的可能，届时能坦然接受并继续打无记忆的牌吗？
资本是结构的而非量的，错误的结构必须改变，哪怕沉没成本很高，接受既成事实摆脱路径依赖。财富不存在于看得见的实物而存在于看不见的财富观。
这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困局，在最需要资本积累的初期，却很难积累起来，要么是积累的方法不对，要么是开销抵销了积累。只能慢慢摸索。
只要是国行，都这样。如果不会刷机，至少买墙外的手机
翻到两段大保健结束前发的朋友圈，大趋势眼看越来越加速，主跌浪似乎不会太远了，甚至不需要一个黑天鹅级的事件发生。
无论是输还是赢，在市场中每个人都将如愿以偿。有些人其实是想要输的，因此最后也就得到了输的结果。
—— 艾德·斯科塔
毕竟，生活不会给你想要的，而是给你应得的。人生所有陷阱，都是为自己量身定制，是自己筛选到了匹配的陷阱。
#### 米塞斯 | 法西斯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第一章（10）（风灵译）
原创 风灵之声 风灵
作者：米塞斯
翻译：风灵
译者注：本书为米塞斯1927年出版的《自由主义》。首版为德文版，后于1962年翻译为英文，改名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1985年英文版再版，重新改回《自由主义：古典意义》。
第一章 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
10. 法西斯主义的争论
虽然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未得到完全的接受，但它的成功至少人们认为，它最重要的一些原则是毋庸置疑的。1914年之前，即使是自由主义最顽固最激烈的敌人，也不得不听任许多自由主义原则畅行无阻。即使是只透入了几缕自由主义微光的俄罗斯，沙皇专制主义的支持者在迫害其对手时，仍然不得不考虑到欧洲的自由主义观点；而在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国各方尽管十分狂热，但仍然不得不在与内部反对派的斗争中保持一定克制。
只有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相信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并基于这种信念占了上风并掌了权时，曾被认为仍须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做出的那些最后让步才消失了。第三国际的政党认为，只要看上去有利于在斗争中实现其目标，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在他们看来，任何人，如果不是无条件承认他们的所有教义都是唯一正确的真理，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他们，就该被处死。而且只要办得到，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消灭他及其全家，包括婴儿在内。
公开支持消灭对手的政策，以及在实施该政策中犯下的谋杀罪行，引发了一场反对运动。那些自由主义敌人中的非共产主义者猛地睁开了眼睛。在那之前，他们曾相信，即使是与令人厌恶的对手斗争，仍然必须尊重某些自由主义原则。他们虽然不情愿，但过去也不得不将谋杀和暗杀排除在政治斗争的可用手段之外。在迫害反对派的报纸和镇压言论方面，不得不接受许多限制。现在，突然之间，他们看到，那些毫无顾忌的对手已经兴起，对于这些人而言，只要能打败对方就可以不择手段。第三国际的某些敌人——军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感觉自己被自由主义欺骗了。他们认为，在还有可能打击革命党时，自由主义阻止了他们想采取的行动。如果没有自由主义的阻碍，他们相信，本可以把革命运动血腥地扼杀在萌芽之中。革命思想之所以能够生根发芽，只是因为其反对者给予其宽容，反对者的意志却因尊重自由主义原则而被削弱了。事后证明，这种尊重过了头。如果多年前，他们就有了这种想法，允许毫不留情地镇压每一场革命运动，那么，第三国际自1917年以来取得的胜利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因为军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相信，在射击和战斗方面，他们自己是最准确的射手和最狡猾的战士。
这些运动的基本思想（这些运动可在一般意义上称为法西斯主义，来自于其中规模最宏大和纪律最严明的意大利人对其运动的命名）就是打算在与第三国际的斗争中，使用第三国际对其对手所用的同样肆无忌惮的方法。第三国际要消灭它的敌人及其思想，就像卫生员要努力消灭一种引起瘟疫的细菌一样；它认为自己不受它与反对者所缔结的契约条款任何约束，它认为在斗争中任何罪行、任何谎言和任何诽谤都是允许的。法西斯分子，至少在原则上，表达了同样的意图。不过，他们还没有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完全成功地摆脱了对自由主义思想观念以及传统伦理戒律的某种尊重，这只是因为法西斯分子从事活动的那些国家，几千年文明的文化和道德遗产不能一下子全被摧毁。而乌拉尔山脉两侧的野蛮民族与文明的关系，从来都是游荡在森林和沙漠的掠夺者，习惯于时不时地在文明的土地上进行掠夺性袭击，以获取战利品。由于这种差异，法西斯主义永远不会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那样，全然脱离自由主义思想的力量。只有在苏俄的支持者犯下的谋杀和暴行血迹未干之时，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才能够摆脱正义和道德的传统约束的记忆，得到血腥反击的冲动。法西斯分子和相应其他党派的行为，是愤恨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的行为而引起的情绪反射行为。一旦最初的愤怒情绪过去，他们就会采取较温和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变得更为温和。
这种温和是由于传统自由主义的观点对法西斯分子仍然有一种无意识的影响。但是，不管这种影响有多大，人们都必须认识到，右翼政党转向法西斯主义的策略，表明反自由主义的斗争取得了不久前还认为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成功。不少人赞成法西斯主义的方法，是因为它还远没有采取毫无意义且不受限制的破坏主义，尽管它的经济纲领完全是反自由主义的，它的政策完全是干涉主义的。而那种破坏主义已把共产党人打上了文明大敌的烙印。还有一些人，虽然完全了解法西斯经济政策带来的邪恶，但认为法西斯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苏联主义相比，至少邪恶程度较轻。不过，对于大多数公开和秘密的支持者与崇拜者而言，法西斯的吸引力恰恰在于其方式的暴力。
现在，不可否认的是，能够有效抵抗暴力袭击的唯一方式是暴力。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武器，必须用武器来报复，在凶手面前示弱是错误的。没有哪个自由主义者曾质疑过这点。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治策略的区别，不是于对使用武力抵抗武装攻击的必要性有不同意见，而是对暴力在权力斗争中所起作用的基本评价有不同意见。法西斯主义威胁国内政策的巨大危险，在于它完全相信暴力的决定性力量。为了确保成功，必须充满必胜的信念，并始终强硬行事。这是它的最高原则。然而，当他的对手同样被胜利的信念所激励，同样激烈行动时，会发生什么呢？结果必然是一场战斗，一场内战。从这些冲突中幸存下来的最终胜者将是数量最多的派系。从长远来看，某个少数派——即使它由最有能力、最有活力的人组成，也无法成功地抵抗多数派。因此，决定性的问题始终是：如何为自己党派赢得多数人？然而，这纯粹是智识上的问题。这是一种只能以智识的武器赢得的胜利。某人要赢得自己事业的支持者，以纯粹的暴力来镇压所有的反对派，是最不合适的方式。诉诸赤裸裸的武力——也就是说，在公众舆论所接受的智识辩论方面站不住脚，只会为那些他打算就此斗争的人赢得新朋友。在力量和思想的斗争中，后者总是占上风的。
法西斯主义今天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所犯的罪行引起了普遍的愤慨，从而为法西斯主义赢得了广大社会阶层的同情。但是，当布尔什维克的罪行给人留下的新鲜印象渐渐消退时，社会主义纲领将再次发挥其对群众的吸引力。因为法西斯主义除了镇压社会主义思想和迫害传播这些思想的人之外，再没有做任何事来对抗它。如果它真的要与社会主义斗争，就必须用思想来反对它。但是，只有一种思想可以有效地反对社会主义，那就是自由主义。
人们常说，没什么比创造殉道者更能推动某项事业了。这只是大体正确。让被迫害者的事业变得强大的不是其信徒的殉难，而因为他们受到的是武力的攻击，不是智识武器的攻击。用残暴的武力镇压就是承认其无能，无法利用更好的智识武器——这才是更好的武器，因为只有它们才能保证最终的成功。这是法西斯主义所面临的根本错误，最终将导致其垮台。法西斯主义在一些国家的胜利，只是围绕财产权问题的长期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下一集将是共产主义的胜利。然而，斗争的最终结果不是由武器决定的，而是由思想决定的。正是思想把人们分成不同的战斗派别，正是思想把武器交到了他们手中，也正是思想决定了拿起武器是为了打击谁，又是为了捍卫谁。归根结底，改变天平的只是思想本身，而不是武器。
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国内政策。而它的对外政策，公然宣称以武力原则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必将导致无尽的战争，摧毁所有现代文明，这点无需更多讨论。要维持并进一步提高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必须确保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但如果国家遵循的意识形态基本原则是相信仅凭武力就能确保其国际地位，那么国家之间就无法和平共处。
无可否认，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旨在建立独裁统治的运动有最好的意图，并且，它们的介入确实在当时拯救了欧洲文明。法西斯主义由此赢得了永载史册的功绩。但是，尽管其政策拯救了一时，却非为长久之计。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权宜之策，视之更甚于此将是致命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