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选举

毛泽东在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反对派”，或曰“对立面”的问题。他点了10个人的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子恢、张鼎丞。说他们这些人：“功劳也有，错误也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这10人中，李富春、李先念、陈毅、 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属“二月逆流”成员，“二月逆流”主要代表人物谭震林则早已被打成“叛徒”，被排除于“九大”之外；至于朱德、陈云等人，则被说成是一贯“右倾”的“机会主义分子”，简称“老机”。但是，毛泽东却主张把这些人作为对立面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里。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这时，许世友忿忿不平地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不过，我们坚决听主席的，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康生也说：“昨天中央机关组还叫朱德同志写书面检讨。”毛泽东说：“算了。我们看他们，他们也看我们。开‘七大’时，王明、张闻天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以为非把他们打倒不可，结果，选了他们还是犯错误。但是，如果不选他们，可能坏得更快。他们不改怎么办？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各代表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以“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团不敢马虎，由代表团领导亲自动员、布置，有的甚至作了演练。大会秘书处还不放心，于4月23日晚以大组为单位进行了预选，对结果感到满意。

毛泽东以全票当选，虽然是天经地义、意料之中，大家仍报以热烈掌声。林彪获得1508票，大家也报以热烈掌声，掌声过后，可以听到会场有小声议论。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得1509票。风头正健的江青获得1502票，虽然只少了8票，但这8个敢于在江青名字上面打×的人，却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江青是很看重这8票的，事后曾秘密作过调查。江青的军师张春桥1496票，少的14票也不可小看。

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

朱 德 809票：

陈 云 815票；

李富春 886票；

陈 毅 867票；

徐向前 808票；

聂荣臻 838票；

叶剑英 821票；

邓子恢 827票；

李先念 922票；

张鼎丞 1099票。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大会于17时开始，毛泽东首先宣布了大会议事日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176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毛泽东问大家赞成不赞成？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然后是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秘书长。这时出现了富有人情味的一幕：毛泽东面带微笑地说：“什么人合适呀？我提议林彪 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

这时会场出现了轻松活泼的气氛，代表们发出会心的笑声。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机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

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毛泽东接着说：“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热烈鼓掌。

毛泽东又说：“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通过！”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神秘的会议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内核小组”推荐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 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

这样的代表“路线觉悟”实在太低，只好叫韶关地区把人领走，另外调换一名代表，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3月23日，以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孔石泉为团长的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连同广州军区代表团的22名代表以及工作人员，由空军派来的一架伊尔一18运输机运抵北京西郊军用机场。飞机着陆的时间是19时10分，北京早已夜幕降临。这时间自然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代表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了宾馆。

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

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入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功夫下到这般地步，堪称滴水不漏。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迟到的会议

“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

为什么不能按时或稍微早些召开“九大”？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念了“文革”中“揪 ”出来的、以刘少奇为首被认定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一长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是在“文革”前召开“九大”，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有的还会进入内核领导机构，这样，就会大权旁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岂不也要落空？江青讲到“现在”，不无得意地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都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其实，推迟也罢，提前也罢，一切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需要与否。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最佳的开会时机。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一个可能被忽略的"隐形杀手"？

在探索邓小平的用兵之谜时，笔者和大多数人一样，喜欢从他的武夫出身，他本人的"家长"性格出发；从"杨家将"在军中的利益，以及邓小平、赵紫阳对杨的依赖去求得结论；以及最终归因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弊端，等等。这固然是十分必要，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不同的角度内，揭示 "六四"镇压的原因的。然而，这些不同的条件只是事物演化的背景，它们最终只是六四"用兵"的"或然性"，而不是其"必然性"。对于不同的人，它一定还存在自身的特殊问题。对于邓小平来说，这个特殊性就是他的"老年"问题与疾病问题。

由于资讯的封锁和专业限制，本人无法从生理的角度探讨，在那些非凡的日子里，邓小平作爲一个前列腺癌症患者（１９７６年经过手术），一位年届８５岁的帕金森氏病症晚期的病人，一个享受著中国医疗技术"最高级待遇"的人（换言之，也是一个被医疗技术科学最高成果的权威统治和控制著的人），一个八年后因该病的并发症──呼吸回圈功能衰竭而辞世的老人，在坚持与疾病搏斗同时，会给政治决策带来何种影响。他的"没有退路"的感觉，有多少是他本人生命状态的描述？有多少是他的党和改革事业或政局控制能力的描述？他对于局势所采取的施"猛剂"以攻"毒症"的手段，有多少是医生施之于其病情的"急就章"的一种"摹写"？作爲一个力求严肃的和科学地探讨问题的学者，我知道，引用纪实文学作品的描述是危险的。但是，坦诚地说，在对现存结论心服口服之前，笔者不得不从更广泛的文字里去搜寻答案的所在……

在《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一书中，作者江之枫曾提到邓小平的身体与医疗问题。他指出：爲出席重大国事活动，邓小平曾大剂量地被施以药物。而这样用药，事后会给病人到来"严重不适"……

顺著他的这个思路，我们考察一下，在１９８９年４月至５月，邓小平出席了哪些"重大的国事活动"呢？这样的活动共有两次：

第一次，是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２日胡耀邦的追悼会。根据江之枫的敍述，爲了自始至终参加这个会，邓小平服用了大剂量药物。正因爲这样，邓小平才能够以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８５岁的老人之身，在追悼会上站立了"整整一个小时"而无倦意！这个结果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次，是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与戈巴契夫的会见。爲了成就这一中苏两党历史上的"盛会"，江之枫说，邓小平事前也服用了大剂量的药物。他同样出色地履行了自己作爲"最高首脑"的职责。其结果，也是人们从电视上已经看到的。

而通过本人的前述研究，我们发现，这两次重大国事活动的时间，与"八九─六四"事件的两个重大转折不无"巧合"：

第一，４月２２日出席完胡耀邦追悼会后，４月２５日，邓小平便发出了那个他终身难以挽回后果的"４．２５讲话"！

第二，５月１６日会见戈巴契夫以后，５月１８日，便作出了可以葬送他终身荣誉的"戒严"的决定！

以后的事态，均是这些"意外"事件在已经形成的对立格局中顺势推进、互相激荡、合理演化的结果！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无从断定"药物的副作用"扮演的是什麽角色。但如果江之枫的言论确有事实依据的话，我们确凿无误看到，两次"大剂量"用药后，邓小平都出现了"非理性的暴力思维倾向"，这就绝不能被看作是"偶然"！

---陈小雅：邓小平八九用兵探秘

“但凡对中共内部运作机制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对中共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权力是军权。中共用枪杆子治国，也用枪杆子治党。领袖之所以能凌驾同僚凌驾全党，就是靠的枪杆子。例如五十年前，196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本来与会的中央委员们大多数都是不 赞成的，但一个个还是乖乖地举了手。原因就是，此前毛泽东早已调兵遣将，做出严密部署，除了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都是毛家人马外，毛还调动了几十万嫡系野战军驻扎京畿。事实上，与会的中委们是在刺刀下投票的。”

---从鲜为人知的珠海会议看军队在中共内斗中的作用（胡平）

“但凡对中共内部运作机制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对中共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权力是军权。中共用枪杆子治国，也用枪杆子治党。领袖之所以能凌驾同僚凌驾全党，就是靠的枪杆子。例如五十年前，196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本来与会的中央委员们大多数都是不 赞成的，但一个个还是乖乖地举了手。原因就是，此前毛泽东早已调兵遣将，做出严密部署，除了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都是毛家人马外，毛还调动了几十万嫡系野战军驻扎京畿。事实上，与会的中委们是在刺刀下投票的。”

---从鲜为人知的珠海会议看军队在中共内斗中的作用（胡平）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与解放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的前一天，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专职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

“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初衷，是毛泽东为发动一场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运动时在军事上做的万全准备。加强首都的警卫力量并非是针对 所谓的外来敌对 势力，恰恰是针对负责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曾经的“自己人”。１ 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当着公开发表 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 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 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２９〕“首都工作组”成立之时 处于极端的保密状态，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为了防范林彪，而是为了防范刘少奇。 一言以蔽之，“首都工作组”的成立与工作就是毛泽东为确保文革运动在军事上的 做的战略部署。

事实证明，军队介入文革运动，绝非是１９６７年“三支两军”才开始 ，而是贯穿于整个文革时期。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２月打倒了罗瑞卿，接着又端掉 了彭真、陆定一和杨尚昆，扫清了打倒刘少奇的前沿阵地，而此时又在北京成立“ 首都工作组”，进一步加强军队部署，军队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得力工具，有了 军队这个坚强的后盾，毛泽东遂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贴出《我 的一张大字报》，将文革斗争的矛头直指刘少奇。由此可见，军队在文革中的确发 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首都工作组”始末与辨析

－－兼谈文革发起时毛泽东在军队的部署

·丁凯文·

问：今天的人听到“人吃人”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你怎么评判大饥荒中吃人的人？你憎恨他们吗？

答：这是一个很痛苦的问题，如果你五年前问，我会回答：人怎么可以吃人呢？那是禽兽不如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扪心自问，我没有资格指责被剥夺吃饭权利的人，更没有资格憎恨挣扎在死亡线上随时毙命，人肉成了最 后活下去的食物的人。那就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我们根本无法体会那种非人的感受。很多次，我都想饿饿自己，体验一下饿的感受，但是超过吃饭时间三个小时我就心慌意乱手脚无力，就开始找东西吃。饿是一种受刑，被饿死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死法，真的是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犹如凌迟之酷刑。

最初的时候，我认为人在饥饿中要有一个界限，吃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吃人。吃草吃树皮吃野菜，就是不能吃人，这是一个人的伦理问题。但是当我知道农民五、六十天没有一粒食粮，吃榆树皮、包谷芯、观音土，甚至吃老鼠吃干部的大便，我的这一个界限就彻底崩溃了。人饿到那个程度，连自己孩子都能杀掉吃上的程度，人已经不能称之为人，已经是一个只有求生本能的动物，就像狼像老虎。我常常换位思考，如果我不幸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不是被人吃掉，就是一个也寻找人肉吃的人了。我不相信，我比那些食人者道德高尚意志坚强多少。

所以，我同情和敬重那些农民所受的苦难，我只谴责和痛斥剥夺农民粮食，剥夺他们吃饭权利的暴政统治，只问罪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政党。是毛泽东一手制造了逼人为兽人吃人的惨剧，而且是数以万计，为人类吃人史之冠。

---依娃：审判吃人恶魔毛泽东

随着大饥荒研究的不断加深和扩展，特别是近年历史学家冯客、宋永毅等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人吃人官方绝密文件暴光，令我十分震惊和不安，当年官方记录承认的案例都这么多，这么触目惊心，人吃人的实际惨状、数字、情况又会是什么样子？文件是冰冷冷的两三页纸，只有干巴巴的数据，好像统计猪马 牛羊等牲畜的死亡，缺乏细节和情感。我想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吃人？怎么吃的？吃的哪个部分？怎么被村里人发现的？吃人的人活下来了吗？……并非只是出于一个写作者的好奇心，而是要给大饥荒的历史留下真实的、细致的、具有说服力的见证。

记得前几年见到姚监复先生，他就鼓励我：“你去调查人吃人，调查出一个纪录一个，调查出十个纪录十个，你身后有四千万饿亡者在支持你。”但是我当时心里很没有底，想太难了，这么恐怖的事情，谁愿意说呀？不想当我去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定西地区通渭县调查大饥荒年代人吃人情况的时候，不用费力寻找，县城广场上晒太阳的老人、村头下不了地的老人、田间挖野菜中药的老人、生病躺在炕上的老人都会开口讲述当年所看见、所经历的人吃人事件。

写一本关于人吃人的专著，困难在于能不能找到那么多案例，因为饿死人我已经纪录的很多了。再一个受访者能不能讲述的很细致，因为毕竟是年代久远，姓名都记忆不清了。我们不能要求当时已经饿的头昏眼花所的人、年纪只有十来岁的小孩子打听清楚吃人的叫什么，被吃的叫什么。只要他们看见的我就纪录下来，所以我又做了“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现象”的区分。

---依娃：审判吃人恶魔毛泽东

十亿人口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

1966年3月11日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中说：我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文革期间风行“七亿人口只有一个思想 ，就是毛泽东思想”，成为国际大笑话。那时无数“造反兵团”、“战斗队”都不敢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打的旗号一律都是毛泽东思想。虽然那时毛泽东本人还健在，但是谁也判断不了究竟谁的指导思想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事过境迁，人们终于知道了，这种“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思想带给神州大地的悲剧竟是如此之深重而惨烈！

其实，思想不能搞垄断，思想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状况。一个人的思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另一个人的部分思想，但是要强迫另一个人接受其“指导”，改变其思想，则不可能。不但革命领袖做不到，警察对囚犯做不到，父亲对儿子也常常自叹 “做不到”！不同思想观点相处的最好方法就是平等讨论、充分说理、求同存异。

---“六个不搞”究竟是何道理？

——国事大家谈

曹思源

我们参加了砸天津的一个教堂，也弄不清是天主教堂，还基督教堂。记得打开一个柜子，里面摆满了高脚酒杯。我拿起酒杯就往地上砸，那玻璃杯摔到地上的声音很好听，觉得很开心。当时砸教堂也不止我们一家红卫兵，北京、天津，哪儿的都有。红卫兵把神职人员赶出来，让他们穿上神父的衣服，低下头。又把神 职人员们的宗教服装，堆起来，一座小山包似的，用火烧。外面工人们敲锣打鼓，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另外，我们在街道居民的引导下，还去抄资本家的家。有的资本家不知是因为没什么家底，还是因为有了些准备，也没抄出什么惊人的像样东西。我记得最深的，是我们终于在一个人家的箱子里，发现了几个核桃那么大的金元宝，是用烂棉花什么的包裹着的。我们把这些战利品清理造册后，上交了。那时，红卫兵多数是以革命行动自居，抄是抄，都上交。但不久，就听到有红卫兵贪污查抄物品的事了。

回到北京，已经有打死人的情况发生。比如，崇文区栏杆市街道打死了一个妇女。打死人的是女15中的红卫兵。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打死人的事。后来，还听说大兴县有满门抄斩的事，地富家庭，男女老幼，一个不留。

我们学校打人的事也升级了。开始是给所谓的黑帮们——校长、书记剔光头，让他们低头在操场游街示众，唱黑帮歌，唱什么：“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后来，我亲眼看到一起我们学校、可能也有别的学校红卫兵参与打死人的事，是在校外。等我听说了这事，赶到那儿时，那个老太太躺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她的儿子我认识，30多岁，是我们附近安乐林文化站的站长。那个文化站很小，我和几个同学以前放学常去那儿打乒乓球，一次收几毛钱。那个站长很少说话，脸上也很少有笑容，总是端个脸盆什么的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而此时，被打的是他母亲。罪名据说是这个地主婆给红卫兵下了毒，说她招待红卫兵的茶水，放了汞啊什么的。我记得当时她儿子站在旁边，一句话也不敢说，等于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皮带、乱棍一点点打死。这件事让我心惊肉跳，印象太深了。

---贺延光：从兵团到北京

在拍摄黑龙江省委书记任仲夷惨遭批斗的情景时，残酷的批斗让李振盛永远难忘。对文革产生了质疑情绪。

那天，在一场号称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随着一声高喊，两个大汉站起来，将任仲夷架上了批斗台。

任仲夷被红卫兵喝令站在一张木质折叠椅上，椅面是拱形的，很难站稳。这是红卫兵故意为整他准 备的。另外还准备了一顶长达三尺的高帽，上面写着“黑帮分子任仲夷”的字样。帽子是用纸糊的，往任仲夷头上一戴，撑破了，怎么也戴不住，又来不及做新的。一个红卫兵出了个主意，在高帽后面系上一根长绳，让任仲夷自己用背在背后的手拉住。

接下来是“抹鬼脸”环节。一个红卫兵端着一盆臭烘烘的墨汁上台，让任仲夷自己抹。任仲夷用手指往盆里蘸了两下，在脸上一边各划了三道。红卫兵不满意，端起墨汁往他脸上一泼，顿时满脸漆黑。还不满意，干脆端起剩下的半盆，顺着他衣领子灌进去。

李振盛眼看着墨汁顺着他的后背、腰带、从裤腿滴滴答答地渗出来，对眼前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批斗现场毫无人道可言，如此对待向来亲和的任仲夷，他在心里产生疑问，有错误可以批判，该这么残酷吗？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王昊轩： 文革的记录者李振盛

毛周用林彪替换刘少奇的经过

在毛泽东写下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两天，八月七日晚九点钟左右，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同时还规定，飞机返回北京 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 报告他，他要亲自去接。其它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我管了。我当即表示： “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北京的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去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

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他还问林彪，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林彪下飞机以后，我本想和林彪说几句，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就没敢上前搭话。……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整八点准时来到了福建厅，当时厅里还没有人到，就数我到得早。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于是，大家没有事，就一边等，一边扯乱谈。等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着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

听了周恩来所念的“大字报”和他的一番讲话，我这才恍然大悟：急着要把林彪接回北京，原来为的就是这个！……

关于这件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周恩来才告诉我一点情况。那时我已经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日常娛樂能數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電影。1971年中國已與很多國家建交，一些外國大使館有電影膠捲，“我們的外交部就跟他們商量，借來看，叫過路片，因為國內只有八個樣板戲，沒什麼電影可看。”紀坡民說，影片都是沒有翻譯的，外交部就派人現場邊看邊翻譯給大家聽。

看電影的時候一般是中央領導人開會 到晚上12點多，忙完休息時就支攤兒放電影。“中央內部有幾個小電影攤子，基本上是軍隊一攤，‘四人幫’一攤；國務院這一攤，是李先念張羅着，主要是鄧小平、吳德、陳錫聯，還有我爸，”紀坡民說，“主席、林彪、葉帥、王洪文家裡可放電影，有小電影院，他們不來。”……（張海林，《紀坡民憶中南海往事》，載於《瞭望東方周刊》，2011年第26期）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1959年，河南省一號工程正式啟動，叫“5901工程”。“5901工程”就是為黨中央和毛主席修建招待所。“三所”主體工程於1962年完工，後經多次改造，形成了今天黃河迎賓館的樣子。

黃河迎賓館基本上被高大喬木所覆蓋，為了毛主席的健康和調節小氣候，建設者開掘了一個人工湖，並積土成山，令院內步移景換。賓 館內有各種珍貴植物300餘種，不僅有名貴的紅花槐、冷杉、香樟、桂花、三角楓等，也有普通的法國梧桐樹。上世紀50年代栽植的大法桐，要兩人合抱才能摟住……從飛機上看，這裡是一片森林。

三所共有接待樓房9幢，1至8號樓為別墅。除了7號樓是警衛樓、9號樓是中央委員住樓外，其他7幢樓按照“毛劉周朱陳林鄧（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的順序，象徵着當時的7位常委。

8號別墅樓是專門為毛澤東主席準備的工作和休息的地方，房子坐落在高出地面的平台上，四周廊柱環繞，中央正對房門處可拾級而上，兩旁的環島能讓車子開到風雨亭下，由於毛主席喜歡游泳，8號樓前還建了一個游泳池……

除此之外，賓館內的設施也與眾不同。特意修建了火車專用線和車站，火車專用線直通毛主席專用的8號樓。在主席樓前，還有一個直升機停機坪，雖然自建成之後從未使用過，但至今仍然處於候命狀態。

当年，三所门口经常挂着“军事禁地”的招牌，3米多高的厚实围墙上还架着几道铁丝网，大门仅能容一辆车子通过，而且盘查甚严。高墙铁网隔开了外部世界的喧嚣，隔出了一处幽静恬适的“世外桃源”。……

他專用的抽水馬桶很特別，底下是馬桶，上面是辦公桌，桌上有報刊、書和文件。……

靖永貴的任務是每天早上給主席送8瓶水、8條毛巾，就餐時給主席端飯。……

當時三所只有100多名工作人員。……

（李萬卿，《揭開河南“釣魚臺”的神秘面紗》《現代快報》，2006年11月11日第A26版）

同三反分子习仲勋拼刺刀大会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

地址：西安医学院

习仲勋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与一 切反动派一样，也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这个家伙虽在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 全会中揭发了出来，但是他仍不甘心死亡，时时想复辟翻案，在当前抛出了所谓“我的履历”和两份“认罪 书”，张牙舞爪。妄图反扑。就是在拼刺刀大会上还不老实交待，百般狡赖。但是罪证如山，不容抵赖，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将这条落水狗批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

到会的对质人有安志文（大叛徒安子文之弟、国务院副秘书长）和陈煦（习贼秘书）。　大会在“打倒反党分子习仲勋！”的愤怒口号声中开始。

革命群众质问（以下简称众）：高岗问题揭发后，你为什么撕掉李立群（高的老婆）揭发

高岗的材料？

习：没有，没有。

安志文（以下简称安）：在高岗问题揭发后，李立群写了揭发材料，让习仲勋看，习大发雷霆，当场撕毁了揭发材料，又指示李立群写了一个假揭发，这个揭发我看过。

习：我是撕了李立群的揭发材料，因为我看材料中牵扯的人大多，有彭德怀、贺龙……。

我对她说，我们自己揭发自己的问题。

众：目的何在？为什么又指示写假揭发？

习：我保护彭德怀，当时看中央也没有揭发彭的意思。以后李立群写揭发，不是我指示的。

安：习仲勋叫李立群写了一个假揭发，送交杨尚昆。

习：没有这回事。

安：你找高宝娃（高岗的儿子）给李立群送过什么东西？

习：没有送过什么东西，因为李立群经常到我那儿来，不需要找高宝娃送。

安：有这回事，李立群揭发材料上都揭发了。

众：第二次的假揭发是不是你指示的？

习：是我指示的，不是写假揭发，而是叫李立群揭发我们自己的问题。

众：高岗问题揭发后，你与他都进行了什么活动？

习：高问题揭出后，中央指示我与高联系，作些工作。我说过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众：说过什么话？

习：我觉得把高岗的问题处理的重了，同情高岗。高岗说他的问题很严重。我说，你的问题还有张国涛的严重？张国涛都没有杀头，如果杀你的头，死我和你死在一起。你有些问题不属实，不要怕。还说，李立群揭发了你的问题。

众：你是否替高岗给毛主席写过信？

习：写过，是我的主意。

众：你的什么主意，你为高岗打听过什么消息？

习：毛主席在杭州向苏联大使尤金说：我们党内出了问题，有大阴谋家。高叫我打听这个大阴谋家指的是谁？我没有打听过。

安：他向高岗说：一定要设法通过师哲（当时，给毛主席当翻译）了解这件事。师哲当时在中央工作。

众：你给高岗说过东北要公审高岗没有？

习：说过，我给高岗说：东北有人提出要公审你。

众：你与高岗还搞过些什么鬼？

习：高岗被管教时，他叫我能不能从××、陈云、彭德怀那里摸中央的底？叫他们给主席说说，看能不能减轻他的罪？

众：你怎么干的？

习：没有，陈云那儿不能去，因为他首先揭发了高岗的问题，彭德怀当时矢口否认他与高的关系，他那儿也不能去。

众：你在高家与高谈话对，为什么不让李立群参加？

习：没有不让李立群参加。

安：当李揭发高问题后，习在高家时，把高叫到保姆房子关起门来密谈，不让李立群参加。

众：为什么谈话要避开李立群？

习：我到高家与高岗谈话对，一般情况下李立群都不参加，这是常事，没有不让李参加。

众：高岗死后，你见高岗他哥高崇义为什么要哭？说过什么话？

习：我没哭。高岗死后，高崇义来北京，我说现在来看不上人了，到坟地去看看，你回陕西去，生活上有人招呼你。

众：高岗死了，看他们对西北人民咋交待？这话你说过没有？

习：这话是我与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反党分子）、李立群谈中央红军到陕北情况时，说把高岗问题处理的那么严重，看他给陕北人民咋交待？

众：说这话目的何在？

习：目的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众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众：你对高老虎（高岗之子）说过啥？

习：李立群说高岗的大衣，猎枪在，给高老虎，我说：猎枪也能打死人，不要拿，到东北去，需要时，我有一枝给他。

众：你的猎枪就不能打死人？还说了些什么？

习：李立群担心高老虎以后的工作问题，她硬说高岗是他的秘书逼死的，要上告中央。我说：我们都跟高岗犯了错误。

众：你对高老虎说：你拿猎枪，人家会说你要当刺客。这话为什么不承认？

习：没有说要当刺客。

安：李立群的揭发材料上有这件事。

习：（张口结舌。）

众：你为什么叫杨芝芳（高岗前妻）给李立群作工作？为什么动员李立群到西北去工作？

习：动员李立群到西北工作，是因为这里有熟人，如马文瑞等，好照顾她，不是怕暴露我的问题。

众：欲盖弥彰，你是想将李立群调离北京，进一步控制她，以免揭发你的问题。

众：你反毛泽东思想都表现在啥地方？

习：以前与高岗一起反党、反毛主席。以后就是策划编反党小说《刘志丹》……。

众：你学毛选不？你为什么不给下级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习：也学，不经常。毛主席指示每次都传达了。

陈煦：习从来不读书，不学习，不看书。并说：只要有实际经验，处理问题自然合乎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观点。习很少传达主席指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贯的。

习：过去在工作中实际是这样的。在工作中很少看主席的著作。五四年以前，政治局决议，毛主席指示都传达了。在五四年我主持文委工作时，有一次传达毛主席在政治局讲话后，邓小平责备我说：“仲勋，你给干部传达些什么？这样好不好呀？考虑了没有？”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向下传达主席指示了。

众：你为什么只听邓小平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

习：我当时认为邓小平的话可能是对的，同对他是党中央的秘书长，相当以后的总书记，是我的直接上级。

陈：习还说过：高岗一贯未犯过错误，经常宣扬高岗。

众：你为什么宣扬高岗？怎样吹捧高岗的？

习：三三年在陈家坡会议上，提议让高岗在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作政委。三四年高岗因在甘肃正宁县南雨村强奸妇女被撤职，由张秀山代替。张秀山当政委打了败仗，大家让我当政委，我说高岗有经验，还是让高岗当了政委，三五年高岗去西北工委时，我曾给写过一封信，我在信上说，你给我们留下这块根据地，以后不管怎样艰苦也要保住。

众：这是篡改历史，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众：你的反党野心表现在什么地方？

习：三七年吹捧高岗为了向上爬，抬高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高走后自认为是西北的领袖，西北的山主。五二年到中央就和高饶反党集团混在一起。五五年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检查，两次都未过关，第三次蒙混过关，当时把关的是邓小平。五九年上海会议叫我当副总理，反党野心又抬头了。支持李建彤写反党小说《刘志丹》，为此开过一次座谈会，我系统讲过一次话，讲把刘志丹写成成熟的革命领袖，写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虽然没有讲写高岗，实际上高岗是用了化名，写了高的事实我是同意的，这就是为高岗翻案，用死人宣扬活人，宣扬自己。五八年到西北来，××批准的，到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回到北京

。一方面了解大跃进情况，同时宣扬自己，扩大影响。

众：你在攻击三面红旗方面都搞了些什么？在铜川都讲了些什么？

习：在铜川一个农村大队说：“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民比外国的工人都好，要是在外国早就造了反了。”“外国”是指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铜川矿上讲：⒈政治工作差，⒉口粮差，配备杂粮多，⒊人口流动大。李启明同去，叫我给中央煤炭部反映。

众：这是在作反革命舆论，煽动群众闹事，搞匈牙利事件。

众：你说过“高岗把情况估计错了，他没你在西北影响大”这句话有没有？

习：说过“高岗没有我在西北影响大”，当时陈煦、薛和P在场。

众：四四年在高干会上说过啥？

习：（吱唔）

安：四四年绥德分区学习小组的组长是李井泉，副组长是习仲勋，他在小组上讲：在“左”倾路线影响下，白区损失１００％，苏区损失９０％，只剩下陕甘宁边区，并说，我们从实际中摸索出一条正确路线。

习：我，我说过。

众：你都写过那些文章？

习：在西北写过“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众：是怎样写成的？写了些什么？

习：我指示，陈煦执笔写的。

陈：我写了第一稿习说不能用，后来赵守一、习仲勋等讨论拟出提纲我写的。名义上纪念党成立三十周年，实际用大量篇幅宣扬陕北党的正确领导，宣扬了高岗和他自己，篡改党史，否定毛主席正确领导。这篇文章和高岗在四二年高干会上论调一样，对西北干部影响很深，流毒很广。

众：是不是这样？你给陈煦说了些什么？

习：是这样，给陈煦说些什么，不记了。开始陈写，以后我口述拟了一个提纲，在文章中突出了高岗。

众：你给陈说过什么？你到底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高岗走？

习：确实记不清楚了。意思是陕甘边区执行正确的路线，就是毛主席的路线，现在看来是反对毛主席。

众：你在什么地方蹲过点？

习：去北京后，六一年四月—五月，在河南长葛带了一个工作组，主要调查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

众：在长葛讲了些什么黑话？

习：主要是反三风，给中央写了报告：⒈食堂不能办，⒉炼钢铁浪费劳动、燃料。

众：说你放的毒。

习：说过大炼钢铁，摊子铺的太开，不爱护群众积极性，对人民生命不爱惜。说过：我看到一家秤上没有秤锤和秤钩，都拿去炼钢了，把耕犁也炼了铜。……

众：你怎样支持农村的自发势力？

习：赞成自留地。

众：你给邓小平的报告中写道：农民夜里在自留地里干活，真是披星星、戴月亮。过去夜里干是我们命令的，现在完全是自愿。两个夜战不同，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一种新气象。写过没有？

习：写过。

众：你在长葛说：“县委干部说，上面的政策不要说群众不信，我们也不信。群众说，政策是老婆的牙，活落的很”。说过没有？

习：说过。

众：你这是假借群众，干部之口，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方针政策。

众：把三反分子习仲勋带下去！

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习仲勋！

陕西师大八一战斗队批习组整理

图：这儿子真不像他爹……是亲生的吗？

了解大饥荒真相的过程，也是我认识毛泽东的过程。很多年以前，我看辛子陵先生的《把毛泽东还原为人》，我接受不了，受多年的洗脑教育，认为毛主席那么伟大那么有贡献，怎么可以这么不敬呢？大家可以嘲笑我的愚昧和无知。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做一件大事，就可以上北京和毛主席照相，就会幸福一辈子。

零一年我去通渭拜访《金桥路漫》作者张大发的时候，听他介绍了很多饿死人、人相食的事情后，我还在自做聪明的强调：“饿死人也不能怪毛主席呀，他怎么知道呢？下面的人胡来，逼农民交粮食，都怪毛主席不公平。”就是毛泽东多年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我“不舍得”拉下来，也没有勇气拉下来。

但是等我阅读了很多大饥荒研究方面的书籍，尤其是看到近年暴光的一些绝密文件，看到毛泽东大跃进时期的一些言论，比如：“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这些只有魔鬼才能说出来的话，听来让人毛骨悚然，就是说人的生命在这个统治者眼里不过是工具和数字而已，死如蝼蚁。

到底谁是吃人者？也是我在写作第三本书（《寻找人吃人见证》）时不断询问的。作家余杰在序言中写到：“在大饥荒中广泛而普遍的人吃人更是让史书中记载的人吃人黯然失色。毛泽东没有亲自吃过人，即便在饥荒蔓延全国时，他仍然丰衣足食、荒淫无度。毛是一个‘形而上的吃人者’，他一手打造了导致‘人吃人’惨剧遍布全国的极权体制。”

刨根问底，毛泽东才是这场大饥荒的始作俑者，毛泽东才是吃人的恶魔。所以我请求美术设计师一定要将毛泽东放在封面上，我要让那些被吃掉的人和被逼迫吃人的人审判这个千古罪人！

---依娃：审判吃人恶魔毛泽东

1959年（左大玢才16歲——筆者），左大玢在湘劇界已小有名氣。一天，她突然接到通知，要她們到湖南省交際處（現在的長沙市湘江賓館）演《生死牌》。左大玢猜想一定有重要的領導人來了。果然，當她登台表演時，發現了台下竟有毛澤東！……

戲剛演完，又開舞會。那時左大玢還不會跳舞，她打算卸完妝早點回家。這時有人悄悄告訴她：“毛主席可能會來跳舞。”她一聽，馬上改變主意，直奔舞廳。這是她平生第一次進舞廳，心裡不由得有些緊張。剛坐下一會兒，一位女同志走過來問她：“你是演王玉環的吧？”左大玢點了點頭。這位女同志又說：“毛主席看了你的戲很高興，等會兒你陪他跳舞吧。”能當面見到毛主席，這當然是做夢都想的好事！可是，左大玢不會跳舞，她怕在毛澤東面前出醜，因此有點兒猶豫不決。這位女同志好像看透了她的心事，說：“你還不會跳吧？沒關係，我找個人教你，很容易學的。”

教左大玢跳舞的是毛澤東的衛士，姓封。這人很和善，而且很有耐心。左大玢跟着他在舞池轉了幾圈，慢慢地就摸到了門道。要她陪毛澤東跳舞的女同志，是大名鼎鼎的攝影師侯波。兩個人正跳着，侯波笑着走過來問：“學會了嗎？”不等左大玢回答，就拉着左大玢往舞廳的一側走。一站定，天啊，她發覺自己就站在身材魁梧的毛澤東面前！左大玢激動不已，手足無措。毛澤東笑着說：“娃娃，跳舞可不能老站着，得動，這也是一種體育鍛煉。”左大玢撲哧一聲笑了，然後隨着毛澤東跳起來，但她一直低着頭，不敢看毛澤東。一曲舞跳下來，左大玢出了一身大汗。

此後，毛澤東每次來湖南，左大玢都被派去給毛澤東唱戲或陪他跳舞、聊天，漸漸地與毛澤東就熟悉起來，見到毛澤東時再也不緊張了。……

每次毛澤東來湖南，工作之餘舉行舞會時，毛澤東第一個請跳舞的一般都是省委書記的夫人，第二第三個分別是湘劇院著名表演藝術家彭俐儂和劉春泉，第四個就是左大玢。警衛員們和當時的湖南省公安廳廳長李強怕跳得太多會累着毛澤東，便悄悄地給左大玢布置了一個任務：“主席很喜歡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幾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發上休息會兒。”（黃禹康，《“觀世音”與毛澤東的忘年交》，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3年09月07日）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有一本書叫做《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講孟錦雲在毛身邊的日子的。書中寫道：“那時候後（59年），中南海的首長們，經常性的娛樂活動就是跳舞。幾乎每周一兩次，一般安排在周三和周六。”孟錦雲，12歲考入空政歌舞團。63年4月的一天（這是58年“中南海文工團”解散了之後），14歲孟錦雲去中南海“出任務” （陪首長跳舞）從此結識了毛澤東，與毛澤東結下了特別的情誼（郭金榮《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1月，P2）。14歲的孟錦雲是否未成年少女？這是個國人至今無法解決的課題。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