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中央領導人都得圍繞毛澤東的行止和作息時間轉。我們都知道毛有晚上工作的習慣，所以不管白天黑夜，凌晨以前還是以後，只要他要召見誰，誰都必須到，北京大學中文系蘆荻給晚年的毛澤東講古詩古文，往往都是深夜凌晨以後；在專列上想開會了，與會領導都必須從四面八方趕到專列上來。1958年11月， 通過《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間題的決議》的著名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就是在專列上開始舉行的。（才鐵軍《毛澤東專列的故事》載《海內與海外》1996年8期）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澤東就在專列上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期整整7天。就連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黨的代表大會，開幕式都定在下午三點舉行，據說是要等毛澤東睡醒了才能開始。（見孫貴頌《毛澤東的專列》，載《雜文月刊》 2010年05期 ）
前副總理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回憶：當時中央領導人的作息時間差不多都是“黑白顛倒”。這大約是順着毛主席的工作習慣，基本上中央領導人都是這個習慣，到華國鋒的時候才變。“最苦的是中央辦公廳，夜裡陪主席熬夜，白天還得上班啊。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跟我說過，他那十幾年一天都是上四個班。”……（張海林《紀坡民憶中南海往事》，《瞭望東方周刊》，2011年第26期）。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毛是红二代掌权的政治资产
掌权的红二代用“红色信仰”、“江山意识”、“大局意识”来为自己崇毛辩护，统统不过是托辞，是为了共同分享权力的盛宴。其中最有象征性的莫过于前些年王光美出面宴请毛的家人，毛、刘两家“相逢一笑泯恩仇”，握手言欢；她还特别以“毛的学生”在韶山毛纪念馆留言。难道她真的忘了刘 少奇在文革中是如何惨死的，忘了自己备受屈辱的经历了吗？当然不是，她这样做，就是为了从政治上给刘源的上位铺平道路。
红二代的头面人物对这种做法心有灵犀，为了上位，都上演过类似的戏码。习近平在上台前曾三次上韶山参观毛的故居，留下一句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感恩之情溢于言表。薄熙来被发配重庆，为了重回北京问鼎中央，打的也是毛牌。他曾私下表示：想来想去，只有毛思想才是党内正资产，要回到毛。他搞“唱红打黑”就是从中获得的灵感。总之，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政治上的领路人，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掌权红二代的政治生命、思路和手段都来源于此。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毛“人民情结”的背后是要做“千古一帝”
在清理毛的文革遗产时，除了所谓“理想主义”的问题外，毛还有另一个迷惑人之处——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也有必要加以分析。这种说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非常虚伪。毛发动文革开的是夫妻店，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由文革派接掌最高领导权，确保自己身后不被清算 ，人民群众不过是他手中利用的的工具。事实上，毛从来不以苍生为念，饿死几千万人，拒绝下罪己诏；还向赫鲁晓夫说大话：不怕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
文革中，毛把群众玩弄于股掌之上，鼓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为他火中取栗。文革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中央文革秉承毛的旨意操弄群众的那只手，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把火烧向刘少奇，冲垮党内反对势力。为了政治需要，毛在文革中曾多次变脸，对红卫兵、造反派始用终弃，一脚踢开。
毛这样翻云覆雨，原因在于他刻意表现的“人民情结”和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这两个角色的内在冲突：一方面，他故作代表底层民众的姿态，号召他们起来造体制的反；另一方面毛本人就是一党体制的缔造者和官僚集团“最大的官”，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毛虽然对党内官僚集团不满，试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那不过是“帝王情结”在作祟，嫌官僚集团妨碍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因为共产党的江山毕竟姓党，而不姓毛。毛扶植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建立家天下的企图受到党内官僚集团的强烈抵制，最后不得不妥协，牺牲奉旨造反的民众，回归一党官僚体制，来换取官僚集团默认事实上的毛家天下——由文革派在毛身后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就是文革实际走过的轨迹。
毛的文革遗产的基本特征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深得马克思、列宁暴力革命学说的精髓，同时又带有毛鲜明的个性特征。文革中，毛那些充斥阶级斗争、鼓吹暴力、煽动仇恨和斗争哲学的语录成为最高指示，风靡全国，诸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造反有理”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乃至“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等等。在毛歪理邪说的蛊惑挑唆下，整个中国一片红色恐怖，成了人间地狱，顺毛者昌，逆毛者亡。在“革命”的名义下，人命如草芥，揪斗批判，游街示众，私设牢房，血腥杀戮，冤狱遍于国中，上演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杨思安悲观预言，中国恐走回80年代锁国的老路，因为随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实验已告终，，但若持续下去，长期恐不利中国经济发展，也会陷中国人民于“穷化”的过程中。
在中国，只有权贵阶级才能享受到经济红利和照顾，穷人阶级不仅难得到资源，也未受到妥善的照顾，而且中共统治的 社会主义下，人民至今都只有有限的经济自由，完全没有政治自由。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戏剧表演，给国外商人看”，很多像她一样的外国人“盲目地参与”。
1989年的天安门血腥镇压事件让西方国家看清，中共不会放弃它的统治权力。但各国跟中国的商业往来已涉及太多金钱和利益，这么多年来，“(跨国)公司也好，西方国家领导也好，很难分清利润和道理”。
改革开放是中共为了向全世界吸金的一个短期措施，只要钱够多了，中国不一定会继续参与国际社会，或者开放到一定程度威胁到中共的统治权时，中共就不会再开放。
邓小平生前曾说过:“开一个窗户，会进来阳光、空气，但也会进来些苍蝇”，，邓小平言下之意就是，“窗户是经济开放，苍蝇是一些共产党不能接受的反应”，换言之，她说，改革开放的后遗症若危及中共一党独大的执政地位，例如，人民上街声索政治自由和参政权，中共必然会向左转，紧缩社会控制，甚至终结改革开放的进程，因为中共的思维永远是政治优先于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现在到了反转到退的阶段，因为如果中国若持续开放，需要深化很多改革，例如，户口解禁让劳动人口可以自由移动，但这些都不是中共愿意启动的改革，包括最重要的政治改革。
图-美国之音“中国洋媳妇杨思安：中国改开只是演给外商的一场戏”
鐵路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列車又具有很強的時間性，一趟列車如果不按規定時間行駛，勢必造成其他列車延誤，秩序錯亂。而毛澤東的專列一開，可以想見的是，這一條鐵路就成了專線，沿途所有的火車都得靠邊稍息。又因為毛澤東的專列具有最高級別的保密制度，什麼時候開，什麼時候停，開到什麼地方， 要見什麼人，要辦什麼事，只有毛澤東一人掌握。因此，專列一開，整個鐵道線都要叫停，清場，拉窗簾，待避……如此一來，必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社會主義的晚點”似在情理之中了。（見孫貴頌《毛澤東的專列》，載《雜文月刊》 2010年05期 ）
“主席乘坐的專列，由三組列車構成。前面是先鋒車，駐有一個警衛連，並裝有安全測試的儀器設施，探測範圍達四周60米。後面則是押道車，也駐有武裝警衛，置有無線電通訊設施。”（《1971：驚心動魄的毛澤東南巡--毛澤東金華區段專列副司機華春南親歷記》黨史博採2004年第4期）
毛澤東的專機有主機和副機兩架，主機為8025號，機長胡萍。還有一架里--2作為副機，機長時念堂，任務是一旦主機故障，即讓毛澤東坐副機。副機載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先飛，為主機開道，提供氣象與航行資料。……1956年5月3日，毛澤東飛往廣州，這一天禁空，國內所有飛機一律停飛，沿途的氣象、導航設備都在全力保障。（《毛澤東家居》P332-333）
毛澤東專列是“防彈、防核輻射的，有一個警衛連前後護衛”；“第一節行李車廂里還載有北京帶來的、斯大林送的‘吉斯’小轎車”。（《毛澤東家居》，P336）
2014年4月8日，北京電視台“科教”頻道《北京記憶 ：流動的中南海--毛主席專列》，邀請了曾擔任毛澤東警衛隊長的陳長江和服務員王愛梅作客回憶。據陳長江回憶，原毛澤東專列警衛最多時有200多人，後來有100人（前30人，後30人，中間40人）
1959年3月8日婦女節，毛澤東與專列女服務員合影，照片(图1)上共有30人（7男23女）（王愛梅回憶，葛愛琴整理《毛澤東在“流動在中南海”》）
1969年9月23日，毛澤東帶頭席地而坐，與專列乘務員們在專列前合影，從照片(图2)上看專列乘務員共52人。（才鐵軍《毛澤東專列的故事》載《海內.與海外》1996年8期）
從上面的資料看來，毛澤東專列上的警衛員、乘務員等在不同時期人數不盡相同，後來大概穩定在150人左右。
因為毛澤東身份特殊，其身邊工作人員工作之辛苦可想而知：
據毛澤東專列司機華春南回憶：“（在杭州）我們司乘人員與廚師、警衛人員一起吃住在車上，中斷與外界一切聯繫，短則一周幾天，長則幾周、個把月乃至半年，一步也不能離車，直到再一次把專列開到城站，主席上車離開杭州為止。”（文楚《1971：我為毛澤東主席開專列》，載《文史博覽》2002年第6期）
特別是那些有家室的工作人員，要忍受長達數月的與家人離別之苦。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我們在毛主席那裡的時候，始終堅持死了的魚不能給毛主席吃，像那種翻肚漂起來的不行，給他吃的魚都是新鮮的，趁活着的時候宰殺的。毛主席每次吃魚，基本上都是我們按預先開的菜譜，現打撈現宰殺。毛主席吃的肉也是新鮮的，基本上都不用冷凍保鮮的，雖然家裡有個英國造很舊的小冰箱。像我那次做的武昌 魚，是特殊情況，本來我們是準備在長沙吃飯的，事先給他準備好了魚，他突然動身去武漢，才把準備好的魚放在自製冰箱裡.從長沙帶到了武漢。”
給毛澤東做飯菜的廚師，通常是經過好幾次試、換才能選定的。毛澤東有個習慣，有些他沒吃過的菜餚，不管多麼有講究，是名系名菜，你就是烹製得再好，他也不吃，一筷子都不動。廚師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吃了一口，覺得不對胃口，還是這次沒有興趣，以後說不定會吃，還是怎麼着，那麼以後還給不給他做這道菜，很費思量。
這種情況不止程汝明遇到過，北京飯店、人民大會堂、釣魚臺的廚師們都遇到過，做得很好的菜端上去，毛澤東不吃。再好的廚師，做出來的菜，客人一次不吃，兩次不吃，他心裡馬上就沒底了，不知道做什麼好了。
領導一般見到這種情況，也就琢磨着趕緊換廚師了。因此被毛澤東選中的人，得在最初的幾個菜中就做出讓毛澤東覺得可口的菜，這裡面就見真功夫了。（王凡《國寶級烹飪大師程汝明訪談(上)：在毛主席家主廚19年》《文史參考》 2010年20期 ）
不喜歡吃的菜，毛澤東不直接說，要別人猜，毛澤東的廚師也是夠難當的。
原中組部副部長李銳曾兼任毛澤東秘書，據他回憶，1958年南寧會議後，曾有一天去毛澤東的臥室談話：“談到9點鐘，服務員進來準備晚飯。首先報菜單，第一個菜就是熊掌。”
據曾擔任過毛澤東廚師的原上海錦江飯店國家特級廚師東林發回憶：（1960年）7月的一天，毛主席家請客。主席說：“吃來吃去就這幾個菜，是不是今天弄幾個新花樣出來？”當時毛主席並不知道大廚房來了個上海廚師，而服務科的領導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那天我做了兩隻特色菜，一個是冰糖肘子，一個是烙草（青）魚。毛主席吃得很開心，吃完後他問侍衛：“今天的菜是誰做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魚也很有特色。”（蘇林發、趙光《我為毛主席掌勺》，《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04年第4期。）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我早年在北京“大院”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机关、军队的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尽是干部子弟的学校上学，你会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级别的轿车，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购买普通干部买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 辈级别的不同，甚至会影响学生之间的交流，级别相差太大，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孩子常常会按家庭出身和级别的高低，在学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际圈子。“文革”开始后，虽然没有人公开声讨这种等级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们耳闻目睹的许多反对“官僚主义”的所谓“革命行动”，其实矛头所指，就有对等级制的不满。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会建立起这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
---杨奎松：导致贫富分化的制度在建国之初即已确立
大陆官方官本位文化阴霾笼罩下的等级制度，其等级区分之森严、精细，对官员关怀的无微不至，恐怕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望其项背。官员在位时，要按照等级领工资、分房、用车、看病、享特供、配秘书等等。这些基本上是物资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也丝毫马虎不得，例如看内参的级别，坐主席台、赴宴 和看演出的座次，报纸报导的版面和排名，电视曝光时间的长短，入场先后等等，都按照级别，有着的严格区分。官员退休后的称呼，也是有“潜规则”的。例如，退休工人可以称呼“老王头”，但在官场，必须称退下来的领导为“王老”。如果把退下来的高干称为“老王头”，那位“老”就会认为你对他不尊敬，会感叹“人走茶凉”。等级制度，不仅使官员本人被泽蒙庥，而且福荫子孙。多年前，就有政府、企事业单位与附属的幼儿园、学校、医院脱钩的决定，但省级、市级政府机关的优质、低价幼儿园、小学，却岿然不动。省级机关医院，还不断“做大做强”。官员们活着，分“三六九”等，死后，也得分“九六三”级，比如，骨灰安放，就有“革命公墓”与平民墓地之别。曾经发生过令人尴尬的事儿：老头是“老革命”，死后进“革命公墓”，但老太太是一介布衣，死后不能享受高干“待遇”，无法合葬。干了几十年“革命”，死后竟然落了个“两地分居”。大陆官方不仅官民的收入、住房、医疗等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即使犯了罪，坐牢也得按级别“对号入座”。陈良宇等贪官受贿上千万，进的是赫赫有名的秦城监狱，过着待遇优厚的生活；而一个小会计，贪污几万块，只能与流氓、小偷一起，关在条件恶劣的监狱。
---颜昌海：中国大陆已经形成红色种姓制度
僅僅安徽省公安廳有文件記載的人吃人案件就有上千起之多。由於當時嚴控的政治環境，更多的人相食事件並沒有報案、記錄。筆者所調查、記錄的大部分是吃餓死的人，也有殺了活人吃肉的案件。
甘肅省秦安縣王家村，那家有一個老漢，五十多歲，孫子也就是個四、五歲的樣子。兒子、媳婦能跑動的都出門要飯 逃活命去了，一老一少走不動的留在家裡，沒有吃的，沒有辦法。娃娃餓的成天哭，要吃的，爺爺也給不上。老漢餓慌了，躺在炕上不得動彈，就打這孫子的主意，屋裡再沒有啥吃的。爺爺硬起心來，抱了些柴，燒了些水。甘肅有些地方鍋頭都是在炕邊上，爺爺就問孫子：「娃，水煎（開）了沒有？給爺看看。」孫子餓得皮包骨頭的，還乖得很，鼓勁翻起來看了看鍋，就給他爺爺說：「爺，煎了，我看著煎了。」爺爺又說：「沒煎，你哄爺哩，你再給咱看清楚。」娃子往鍋邊邊子爬近了些，給他爺說：「煎了，真的煎了，我不哄你。」他爺又說：「沒有，你湊近些，再看看。」孫子一湊近，爺爺把孫子一把就掀進鍋裡。煮熟了，這爺爺就把自己的孫子吃了。誰能想像這幕饑餓的慘狀？
---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最先餓死地主富農、四類分子
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初期的土改，全國槍斃了七十多萬地主，幾百萬家庭被戴上地主、富農的帽子，他們的子子孫孫都繼承這個成分。五八年陸續開始餓死人時，首先餓死的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成分越高，活下來的可能性越小。富農家庭也不能倖免，因為他們被驅逐出家，剝奪了 一切財產，比饑餓的農民得到的糧食分配更少......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的張忠信老人出生於地主家庭，他記得一個姓趙的幹部領著四十多人闖進他家，用繩子捆綁吊打他父親、大哥，搶去家裡的傢俱、牲口、被褥、農具，只剩下一個破木桶。「當大饑荒來臨的時候，我們這個家庭就餓死了六口子人。」
張忠信的大哥張忠平餓死時不到四十歲，臨死前對他說：「我不行了，以後麻煩你照看我倆個沒有長大的孩子。」他三十多歲的二嫂，因為兩個孩子出門逃荒，沒有音信，而天天哭泣，哭的瞎了眼睛，最後還是餓死。同時餓死了一個幾歲的小姑娘。因為是地主家庭，偷莊稼被幹部處罰更嚴厲。張忠信的五叔父因為偷了一碗豌豆，叔母被逼迫跳崖身亡，叔父被迫上吊自殺，最後一個沒有人管的三歲侄子，一頭綁在腰上，一頭綁在窗框子上，活活餓死。
---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流血排泄
人吃了饭，就要排泄。本属自然，是本能也是隐私。可是在大饥荒年代，人们被剥夺了吃饭的权利，当然，也就失去了自然本能的隐私：排泄害臊的权利。对排泄，许多幸存者都有着恶梦般不堪回首的记忆。
九十岁夹边沟右派李景沆回忆到：“我们好不容易熬到六○年，人饿了，啥东西都能吃下去。草籽 、蛤蟆都吃上了。有一天，农场运来一车谷子，我们有十几个右派就把谷子搬到库房里。运的过程中，他们就一直偷者吃那个生谷子，狼吞虎咽，顾不上嚼烂。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可是第二天就发生大问题了。我看见十几个右派分子在医务室门口，把自己的裤子脱到半腿上，跪下来，双手爬在地上，把自己瘦得尖尖的屁股翘得高高的，排队等待医生给他们掏粪。
因为他们吃的生谷子太多了，连皮带粒，在肠子里膨胀了，排泄不出来，胀的死去活来。只有让医生从肛门里往外掏。那粪硬得很，医生用手掏的时候，那些右派就疼的惨叫，没有个人样子，哭爹叫娘的，当医生好不容易掏完，他们都瘫趴在地上，半天翻不起来，肛门上又是血又是粪，惨不忍睹，都是些知识份子呀。还有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偷吃谷子胀死的，哭喊一天没有人管，就疼死了。你说。这是不是人间奇闻奇事？我活下来了，就要说给更多的人知道。”
甘肃省秦安县的刘景花家里饿死了父亲和大哥，她告诉笔者：“让人掏粪是正常现象，我们村里的老人掏粪的时候，被掏的人坐在门槛上，面朝外，掏的人坐在里面，这样就可以遮丑嘛。许多小孩，吃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大人给掏，把娃娃掏的哭天喊地，可怜得很。”山东省郓城县潘永修先生说：“那时候，村里人普遍拉不下来屎，队长到大队批一个条子，买回来一瓶蓖麻油，给每家每户倒一点，让人喝上一口，就能排泄出来了。”
---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作者： 依娃
吃人屎
张大发告诉笔者：“我当农村教师的时候，有人就指著一个老汉说，这个老汉吃过人屎。，有一天，这个老汉就拄了个棍子，摇摇晃晃走到村外转，找到一块冻硬的人屎，就拿回来，在炉子上烤一烤，烧着吃掉了。吃了以后，就不那么饿了。，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说，要找干部拉下的屎，人家是吃下粮食的 ，品质高，能养活人。这老汉算是活下来了。”
笔者在通渭也听到同样的事情，大牛沟有一位妇女，家里人都饿死了，女人已经饿得饥荒面瘦、发黄如草，村里来了干部，人家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步步不离，等那些干部一解完手，她就去抢人家的屎吃。她是大饥荒过后的幸存者。
静宁县贾河乡六十八岁的宋宏仁告诉笔者：“我不害怕你笑话，我的三娘就是吃过屎的。人家队长的娃娃巴（土语：拉）了屎，她捡回来晒干了吃，我看见的，我看见的。”笔者问：“队长娃娃在哪里巴屎？”“在门口，我三娘就等著。人家队长家能吃饱。”宋宏仁并说：“饿死人的时间，队里仓库里有粮食哩，我看见的，就是不给人吃。人饿死着呢，人家卖余粮着呢。”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国农民饿死四千万到五千万，出现人吃人，人吃屎、人吃老鼠等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最屈辱、最非人的一页，是必须记录的、必须揭露的、必须控诉的。
---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作者： 依娃
大饑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信陽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通渭餓死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
筆者來到通渭縣雞川鎮採訪，，聽老人們說這個村子當年一到晚上，隊長就帶人給家家戶戶上鎖、貼封條，不允許已經餓的奄奄一息 的村人掐穀扭穗偷吃活命。大兵團到各家各戶搜糧，翻箱倒櫃、挖地三尺，砸炕撅灶，把沒有糧食的男女老少拉到大隊的勞改隊勞改，辱罵拷打，好多人不是被打死在勞改隊，就是餓死在勞改隊。那時，公社、大隊都有自己的勞改隊，可以任意對社員打、吊、潑、跪、扣飯等等刑罰懲處。
---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十萬婦女從甘肅逃荒賣到陝西
今天，有「陝甘一家親」、「陝西人救了甘肅人」這些民間說法。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幾年之內，從甘肅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隴西等地縣有八萬到十萬的婦女逃荒要飯到陝西的寶雞、武功、興平等地，和當地的男人同居。她們當中，有些是丈夫在家餓死了，沒有辦法 生活，帶著年幼的孩子出門找活路。有些是已經嫁人，但是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保男不保女，讓兒子吃，餓死媳婦去。」女人被餓得跑出來。也有年紀只有十五、六歲的年輕女子，父母沒有辦法，對她們說「娃娃，快跑，看能不能逃出來一條活命。在家就餓死了。」於是，很多婦女在人販子的帶領下、或者成群結隊的扒火車、扒煤車、扒油罐車來到當時條件相對好一點的陝西省，奔她們唯一的出路，嫁給當地男人生存下來。
現年七十七歲，落戶在戶縣的王秀英老人說：「我那時候已經嫁人了，但是娘家不給吃的，把一個兒子餓死了。我要走，我的另外一個娃娃拉住我的衣襟也要跟，我編了個謊「放開手，媽媽給你要饃去。」就抱上一個剛生下四十天的娃娃，扔下二歲的娃娃往陝西跑。」
但是，在當時嚴控的政策下，這些因為饑餓不得不逃荒乞討的婦女被定為「盲流」，被在火車上趕下來，被強制收容，有些人就餓死在收容站裡。王秀英看見「前一天還好好的，第二天就有兩個、三個人死了，被抬出去。我被收容了五次，跑了五次。我是沒有辦法，回去還是餓死。」被收容後的王秀英，被派去幹活，不然連一碗熱湯也喝不上。可是等她回來，放在草地上的女兒已經餓死了。她祈求看門老漢給扔掉，老漢不願意，說是一條人命。沒辦法，王秀英自己把女兒扔到麥地裡。
來到陝西戶縣，媒人一連給王秀英介紹了三個瞎子，王秀英氣的大罵：「你們陝西男人都是瞎子嗎？」最後她嫁給一個比自己年長二十多歲的男人，在陝西生活下來，生育了四個兒女。
戶縣七十多歲的張海花說：「把我就換了兩斗玉米。我不愛這個地方，想老家，但回不去了。」興平縣七十一歲的李淑芳老人說「一下火車，就有這裡的男人等著。兩個人見面，男人說「跟我走，我家裡有吃的。」女人就跟上去了。我就是這樣來的。」 十六、七歲就被人販子領來的王秀英說「人家人販子把錢一拿，就再也沒有回來。我就天天哭，天天哭，什麼辦法都沒有。」
一九六二年，甘肅和陝西雙方在陝西西安開會，制定出《陝甘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座談紀要》，把一些留陝婦女遣送回原籍甘肅，有兩萬多婦女被送回老家。返回的婦女和留在陝西的婦女，很多人都有孩子留在甘肅或者陝西，母子骨肉分離，天各一方，是她們心中永遠的痛。
陝甘一家親是用血、淚、生命凝集在一起的。當時陝西男人的善良、厚道，的確是收留了數萬甘肅逃荒婦女和他們的孩子，扶養他們長大成人。是大饑荒中令人感動的人性光輝。
---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根據中央辦公廳的指示，京城名剪王子清等人前往滬上，挑選了田阿桐、王庭淼、王富成等12名服裝技師進京，組成了”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服裝加工部“，專為中央領導人製作服裝。技師們對外統稱”中南海工作人員“，日常通信也必須遵守保密制度，外出還要特別批條。他們獲知，服裝加工部的首要任務，是在八 大召開前為毛澤東設計合體的着裝。 1956年8月，田阿桐接到為毛澤東製衣的任務。中央辦公廳人員再三叮囑他，這是高級機密。
半夜12點，工作人員帶領田阿桐來到中南海書房。出於安全考慮，他只能站在毛澤東5米開外”目測量體“。但憑着豐富的經驗，田阿桐一次目測成功。（王緢，《中國的”紅色裁縫“》，《南方周末》，2011年4月7日A03版）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如果仔細看一看原廣州軍區司令部動員部部長遲澤厚《廣州南湖毛澤東住所工程風波解密之一：汪東興交待為毛澤東建新居》和《廣州南湖毛澤東住所工程風波解密之二：“廣州的房子是我叫東興修的”》，相信大家對毛澤東 “住之簡約”會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此僅摘錄一小部分內容：
經過1萬多名部隊官兵和幾千名 工人不分晝夜的苦幹，包括南湖和松園新建的5組房子以及省委小島1號樓、雞頸坑改建工程在內的“705工程”，終於在1972年6月底全部完工。……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鋼材8450噸，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萬噸，石料8.97萬立方米，沙子5.42萬立方米，紅磚2500萬塊。動用步兵、工程兵、汽車兵共28個營、1.2萬人，運輸汽車458台，各種施工機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還僱請民工3000人。
整個工程經費開支約4000萬元。如果考慮到很多物資、材料都按內部價格結算，還有許多物資設備是無償調撥以及主要是由部隊施工（無人工費支出）等因素，這幾千萬元只不過是實際開支一個零頭兒。
工程堪稱高速優質。如此龐大的工程，僅用1年稍多一點時間。……主房最大房間面積400多平方米，室內最高處8米，其餘房間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進入房內都有一種渺小的感覺。房子的堅固程度主要着眼於應付突發意外情況：外牆可以抗住1發85反坦克炮彈的直瞄射擊，屋頂能防口徑最大的160迫擊炮彈；坑道、隱蔽部能抗住1枚3000磅炸彈直接命中。有人戲言：萬一發生大地震，即使房子翻轉180度，也保證不會散架。……
1971年8月，毛澤東離京乘火車南下，向一些“諸侯”“吹風”，挖林彪的“牆腳”。8月底，在長沙接見廣州軍區和粵、桂、湘三省區主要領導人丁盛、劉興元、韋國清、華國鋒、卜占亞等人。接見過程中，丁盛曾鄭重其事地向毛澤東報告：“主席，給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廣州過冬。”
毛澤東只是簡單地說：“好嘛。”並未感到詫異，更沒再往下問。這表明毛澤東是知道此事的。……
1972年10月2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決湖南問題……周恩來順便講到了南湖房子問題。他說：“主席讓我給大家打個招呼。主席說：廣州的房子，是我叫東興負責修的。過去，我在廣州白雲山有一棟房子（按：即雞頸坑），但是，以後住了外賓，才叫東興另外選址再修一棟。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設計施工的。”
“4000萬元”在當時是個什麼概念？1970年末，國家財政收入662.90億元（見陳如龍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大事記》，P317）；1970年末，貴州省地方財政收入是3.36億元（見《當代貴州大事記》，P342）；1970年末，貴州省銅仁地區財政收入僅1815萬元（見《中共銅仁地區歷史大事記》，P208）。4000萬元，相當於貴州省地方財政收入的1∕8，銅仁地區財政收入的兩倍多。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邱会作讲了三个例子：1961年夏天驻山东的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地瓜干又是1958年、1959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多数都是有霉点的，吃这种地瓜干苦得难以下嚥；1961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有杂质，树叶、 草、麦杆等都有，这种面就像麦麸子拌干草喂牲口吃的细料差不多；1961年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壳、砂子、泥土等。他说，这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这样做是粮食不够充数而为的，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人每天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见天吃这种饭能行吗？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1934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叶通知邱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周恩来要亲自交待。周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周恩来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 有必要的准备。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
邱会作按照命令，迅速处理了水头寨的仓库物资、桥头镇的大型弹药库和江面镇的红军兵工厂，和叶季壮一起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当时，邱会作把自己钉的本子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写几句话。周恩来拿起笔写了：“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
邱会作完成特殊任务之后，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1934年10月初，长征就要开始了。他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一步不离。因为邱知道红军的全部实力和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怕他开小差，于是决定将他彻底“保密”，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就动手。一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邱会作绑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邱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凑巧在押解执行的路上，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状大吃一惊，立即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邱会作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邱被松了绑，跟在叶季壮马后，跑回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埋怨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
一会儿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叶季壮和邱会作立即到他那里去。到了周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邱没有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出来了。周恩来看见邱会作，握了握他的手说，决定免他一死，还要特别保护，带着一起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的事要绝对保密。
1936年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永坪，邱会作任粮秣处长，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李克农、邓发等人也在一起。几个人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看报聊天，一次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一位从利比亚采访归来的女记者谈感受，她说，一个国家，个人的挂像越多，这个国家越危险。在利比亚，无论街头巷尾，还是庄前村后，无处不悬挂着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像，人们一集会就举着他的画像。现如今，这个到处悬挂个人画像的国度——更准确地说是政权，果真已经消亡了。
比如苏联，斯大林的画像遍 布街头巷尾、村落地头，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城市村庄难以数计。后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巨幅画像树立在红场上，与列宁的画像并列起来，人们称之为“两个‘伊利奇’”（列宁和勃列日涅夫全名中都有“伊利奇”）。还有罗马尼亚前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也喜欢到处悬挂个人画像，全国各地挂了多少画像没有人说得清。群众集会时，共和国广场上汇聚成的一望无际的人海上，他的画像多得只能用“飘浮”这个词来形容……后来的结果证明，这些国家的政权没有一个不被颠覆。
个人挂像的多寡，是一种执政理念、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制度体制的外在标志。个人对于国家不谓不重要，但视为空前绝后的重要、绝无仅有的重要、如同救星的重要，那么这个人就可能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就可能肆无忌惮地操控国家。于是整个社会也只能由他一个脑袋思维，其他所有人的脑袋必须停止转动。这显然不符合物理逻辑和社会逻辑，这个人即使曾有天大之功，也迟早远离人民，甚至为人民所唾弃，最终导致政权崩溃。
---个人挂像越多的国家政权越危险
作者：张心阳
我们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八一八”登上观礼台接受老人家检阅的非他们莫属。接着，他们大开武戒，把学校的领导和一些有历史问题教师打入劳改队，剃了阴阳头，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校长书记们都被整得狼狈不堪，记得有一次看见学校的一位女书记被剃了光头，成了小尼姑的模样。而从街 道上抓来的黑五类，更是被打得头破血流。自己当时看到这种场面，内心并没有升起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悯，而是一种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的失落感。现在反思，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自己当时一共所受的八年教育里，没有多少人文主义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只是斗争、斗争、斗争，是对敌人要向严冬般冷酷无情。喝着狼奶长大，很容易失去人性。所以，我和那些在“红八月”里当过凶手的学生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资格的有和无。
那是一个争相革命的年代，在学校里，轮不上我“革命”，我就在宿舍院里参加“革命”，跟着年纪大一点的学生，油印《通告》，要求全楼居民主动交出“四旧”。我们那个院里，不过100来户人家，交上来的“四旧”就堆了少年之家的一整屋子。光是书籍，就不下万册。有外文书，也有古书，包括成套的二十四史。院里住的都是民主党派成员，他们经历了反右之后，已经是惊弓之鸟；这次运动来头更大，全楼弥漫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气氛。大家巴不得主动交出一点“四旧”过关，也顾不上心疼书籍的价值了。
---丁东自述：精神的流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