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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犬一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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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仙

我采访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邻居都很愿意谈论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们对遇罗克做出的最多评价是聪明、好学。一个遇罗克少年时的棋友说他可以同时跟三四个人下盲棋,还总是他赢。邻居们对遇罗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爱看书,上公共厕所时都拿着老厚的大部头书。从遇罗克家人、朋友、同学的回忆和他的日 记中我得知他的阅读涉猎广泛。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波斯人信札》、启蒙时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论语释注》、《元曲别裁集》……就是这些书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发点,就是这些书与他那敏锐、勤奋的大脑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冷眼旁观,还颇有抵触和反思。遇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心路历程,他是否知道,就是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会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专政工具的忠实卫士利用,将他的命运强力推入黑暗的绝路?

1966年1月29日:“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守教规,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些日记摘录发表在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今天我们能看到这很少的日记片段,都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用钢笔从北京市中级法院尘封的档案中一字一字抄录下来的。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7周年

文革中那阵奇怪的芒果疯

1966年,毛泽东号召红卫兵造反。1968年夏天,红卫兵派系争夺权势,持续武斗。为了压制一下他煽起的这股势力,毛泽东派三万工人进入清华大学。学生抵抗,发起攻击,造成5人死亡,700余人受伤。最后学生投降。

为了向工人表示感谢,毛给他们送来一篮子芒果。这是前一天来访的巴 基斯坦外交部长带来的礼物。

芒果,引发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曾经详细研究记录芒果故事的历史学家弗里达·莫克(Freda Murck)说,“当时中国北方没有人知道芒果是什么。所以工人们整夜没睡,看、闻、摸,琢磨这个神奇的水果是什么。”

“与此同时,他们还收到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说从此以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得到这种认可让他们非常兴奋。”

这次权力从学生向工人、农民手中的转移,缓解了当时的无政府状态。莫克说,“北京有些人告诉我,他们认为,毛总算干预混乱、任意的暴力,芒果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进驻清华的工人之一张奎(音译)说,他们单位收到一个芒果,引起激烈辩论。“军代表双手捧着芒果来到我们工厂。我们讨论该拿它怎么办:切开吃了还是保存下来。最后我们决定保存。”

“我们找到一家医院,把芒果放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做成了标本。那是第一个决定。第二个决定是做蜡芒果,每个蜡芒果都有玻璃罩。做好了,革命工人每人发一个。”

工人们要庄严、虔诚地拿着芒果,否则会受批评的。

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人王小平(音译)收到一枚蜡芒果。真芒果有更大的用途。王小平说,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中,工人代表把真芒果送到机场。他们包了驾飞机,将一枚芒果送到上海的一家工厂。

有芒果开始烂了的时候,工人削了皮、把果肉放在一大罐水里煮,水成了“圣”水,每人尝一勺。(据说毛听到这个细节时笑了)。

剑桥大学讲师亚当·周(Adam Yuet Chau)认为,“芒果不仅仅是毛主席给的礼物,芒果就成了毛主席。”

当时流行的诗也反映了这种心态,比如,“看到金芒果,仿佛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芒果游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红卫兵砸了寺庙神坛,但是,摧毁文物比消灭宗教行为要困难得多。不久,芒果也成了表忠心的对象,一些仪式模仿古老的佛教、道教传统。芒果甚至还被摆上祭坛,工人要冲着鞠躬。

他们并不知道,毛其实不喜欢水果。他们也没担心,毛不过是把收到的礼转手。

芒果也成了共产党宣传部门的一份“厚礼”,他们迅速生产出一系列芒果主题的日用品,床单、托盘、脸盆,芒果味儿的香皂、香烟。1968年国庆节游行彩车上也出现巨大的芒果模型。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对芒果都如此痴迷。艺术家张洪图(音译)就向我讲述了他的疑虑。“报纸上登了芒果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滑稽、愚蠢,荒唐。我从来没有吃过芒果,但我知道芒果是水果,任何水果都有坏的时候。”

但是,那些公开表述怀疑的人受到了严厉惩罚。一位乡村牙医把巡游的芒果比作红薯,被当众羞辱,判了死刑。

一年半之后,芒果疯降温了。没过多久,停电时人们开始用丢弃的假芒果当蜡烛。

1974年,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带着一箱菲律宾国宝级水果—芒果—去送给中国。毛的妻子江青试图重燃昔日那阵疯,她把芒果又送给了工人。工人们举行了仪式、表示了感谢,但是,江青显然缺乏丈夫那种政治时机感。

转年,毛病重,也没有明确的接班人。江青下令拍摄电影“芒果之歌”,来借此巩固提升自己的地位。但是发行不久,江青就被逮捕,影片停止公映。

这成了芒果故事的最后一个篇章。

---作者:BBC本杰明·拉姆(Benjamin Ramm)

他把文人相轻推向了极致:文人相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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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况下,中共都是预先内部商定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名单,才召开党代会。但九大例外。1969年4月24日九大闭幕,政治局的候选名单还没有。次日晚上,汪东兴电话通知:主席要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实际上是商议“组阁”。对于政治局候选名单的产生过程,五个当事人都没 有留下回忆录。但黄永胜当时向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详细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九届一中全会后与邱会作又有私下交谈,所以,《邱会作回忆录》就是有关九届中央政治局“组阁”过程最重要的史料了。

邱会作记述:林、康、周、黄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了话,他说:“一中全会怎么开法?我看全会没有别的议题,就是选举中央政治局。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时间;二是先搞出一个名单出来,为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的提名工作,我们两个是幕后。”林彪说:“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毛主席说:“那只好叫独裁,那我们还是五人独裁吧!”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25至30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三人小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与外界不产生任何联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九届中央政治局“组阁”过程

三人小组(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产生的第一个名单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錫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二十三人。关于江青,黄永胜在讨论 中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主席,为了大局。康生一听就火冒三丈。会后总理对他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也不讲。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毛主席看到了上报名单。主席对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的名字下面划了一个杠杠。后来主席说,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也打了一个大叉。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彪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二十六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在一起工作。周恩来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十二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二十七月上午十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泽东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彪家里去了。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周总理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黄永胜紧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林彪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会,确定了二十五人的候选名单。毛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接着,毛、林、周、康、黄五人在名单上签了字。

毛主席又说:“中央的领导机构,力求简单权力集中的原则。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请大家考虑是否合适?”林彪、周恩来带头,一致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原则。大家都同意主席的安排,毛主席最后说:“我也同意。”

纵观以上过程,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十分微妙。,,他在江青的名字上划叉,加上了叶群,却有深意存焉。无论是资历,还是政治影响力,江青都超过叶群。如果真心拿下江青,就没必要加上叶群。周恩来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所以把江青和叶群一起列入了候选名单。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在通常情况下,中共都是预先内部商定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名单,才召开党代会。但九大例外。1969年4月24日九大闭幕,政治局的候选名单还没有。次日晚上,汪东兴电话通知:主席要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实际上是商议“组阁”。对于政治局候选名单的产生过程,五个当事人都没 有留下回忆录。但黄永胜当时向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详细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九届一中全会后与邱会作又有私下交谈,所以,《邱会作回忆录》就是有关九届中央政治局“组阁”过程最重要的史料了。

邱会作记述:林、康、周、黄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了话,他说:“一中全会怎么开法?我看全会没有别的议题,就是选举中央政治局。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时间;二是先搞出一个名单出来,为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的提名工作,我们两个是幕后。”林彪说:“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毛主席说:“那只好叫独裁,那我们还是五人独裁吧!”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25至30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三人小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与外界不产生任何联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在顾准看来,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和农民仍然是根本冲突的。就是说,即使通过革命摧毁了地主和士绅阶层,也绝不等于农民的厄运到头,因为农民必将直接和国家政权相冲突,不仅如此,农民面对还将是一个远较过去的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更为强大和有效的国家机器,尽管这种性质的冲突绝对不为1949年后 的国家政权所承认。包括秦晖在内的诸多学者后来逐渐认识到和论证的国家和社会(农民)的冲突问题,早就被顾准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现在阶级斗争在斗‘富裕农民’……那不过是掩盖在阶级分析方法下面的国家与农民的冲突而已。”顾准看出,阶级分析方法不过是一个幌子,其实质是掩盖“国家”和“农民”的固有,甚至加剧了的冲突,换句话说,在新社会里仍然存在对农民的剥削,只不过剥削者由分散的地主变成新的,统一集中的国家政权。顾准称之为“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与全体农民相对立。”在1960年1月10日的日记中他又进一步把公社化比喻成圈地运动:“中国农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以强力来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的状态下上山炼铁,与7000万人的大兴水利……”

---伍国: 顾准眼中的三年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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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和1959年,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想成为中国的千古一帝,头脑发烧,神经错乱,相继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食堂和反右倾等运动,结果造成饿死三千多万农民的巨大惨剧。毛泽东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当他得知这个惨剧的真相之后,既没有悲痛,也没有自责,而是把责任推给了下面的各级干 部,说是因为许多地方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是这些坏人破坏造成的。而刘少奇还是个有人性、有良心的人,虽然他积极追随毛泽东搞大跃进,在庐山会议上配合毛整彭德怀,对大饥荒的发生也负有重要责任,可是当他得知大饥荒的惨况之后心慌了,坐不住了,觉得我们党闯下了滔天大祸。他找到毛泽东,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记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却斥责道:“你慌什么?稳不住阵脚了?”

党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觉得应该好好总结一下教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根据刘、邓的指示,彭真指派北京市委的邓拓等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查阅了大跃进时期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与讲话,分析造成重大失误的原因,这就是著名的“畅观楼事件”。此事极大地触怒了毛泽东,所以在文革正式开始之前的准备阶段,他就先拿北京市委的邓拓、彭真等人开刀祭旗。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使毛泽东大为不悦。刘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这使毛泽东深深感到,刘少奇可能会在他死后否定三面红旗,会象赫鲁晓夫那样做反毛的秘密报告,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责。用江青的话来说:“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憋了一肚子气。” 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就下定了打倒刘少奇以绝后患的决心。

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实际上要打倒刘还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因为刘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还有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如果找不到过硬的罪名,在党的会议上就很难把刘和一大批追随者打倒。善于和人斗争的毛泽东认为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才能打倒刘少奇,这就是依靠群众运动。文革开始后,毛利用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把全国的大学搞乱,然后他躲到外地去,让刘、邓派出工作组到大学。然后他看准时机回到北京,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给刘、邓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乘势召开8届11中全会,以刘犯路线错误为借口,把他从党内第二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仍保留常委),把林彪扶上了接班人的宝座。后来又鼓动红卫兵多次批斗刘少奇。再后来又把重病在身的刘送到河南,直到折磨至死。刘少奇的众多老部下和支持者也被毛发动的群众运动纷纷打倒。

---老贫农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

文革:毛个人意志与极权体制结合的怪胎

毛一生嗜权如命,文革十年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史,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掌握在毛及其亲信手里的委婉说法。,,——先是急于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又怕被人清算,于是先发制人, 发动文革,把整个国家拖入历时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

顺便一提的是,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极权体制是产生文革的根本原因。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把主次颠倒了。不错,一党极权体制是毛发动文革的制度平台,但与毛的个人意志相比,是次要因素。试问,同是在中国的一党体制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发动文革吗?同样,前苏联东欧也是一党极权国家,他们那里发生过历时十年之久的毛式文革吗?所以更确切地说,文革带有毛强烈的个人印记,是毛的个人意志与中国一党极权体制结合而产生的怪胎。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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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祖权:历史不应忘记这些文化名人曾经的丑陋

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将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中开除。

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会议,他说:[胡风集团以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

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陈伯尘报告了胡风的罪行,要求把胡风从革命阵营 里清除出去。

其中——大教育家[叶圣陶]说:[这种两面派的阴谋手段,是跟《联共布党史》里讲的托洛斯基相比,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区别。他们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让反革命复辟。胡风反党集团的活动跟美蒋特务机关的罪恶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必须把胡风清洗出去]

其中——大作家[夏衍]说:[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一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睡觉,他们处心积虑得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们在磨我的刀,窥测方向。在此我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伟大战士伏契克的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夏衍和胡风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老朋友!]

其中——作协副主席[冯雪峰]的发言,是从分析胡风和鲁迅的关系开始的,揭发胡风挑拨鲁迅和茅盾的关系,鲁迅和周扬的关系,鲁迅和夏衍的关系,从历史上找到了胡风的反革命证据。最后他说:[今天的会议,应该作出决议,首先把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清洗出去,撤销一切职务,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

冯雪峰成为建议法律处理胡风的第一人——冯雪峰的建议,不仅用到了胡风身上,最后也用到了自己身上。

其中——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吴伯萧]说:[反革命分子胡风,走也好,滚也好,割下头颅抛掷也好,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

其中——翻译家[冯至]说:[他们的策略和战略,他们的组织和手段,简直和蒋匪帮,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间谍没有两样]

文化界的公开批判之后,各界名流为了表达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强烈愤慨,纷纷发表署名文章,对[胡风]进行更加深入的批判。

《请依法处理胡风》——作者:郭沫若(无论批斗谁,基本都参加)

《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作者:茅以升(钱塘江大桥主持设计建造者)

《看穿了胡风的心》——作者: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茶馆等)

《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作者:冰心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作者:巴金

《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作者:曹禺

《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作者:焦菊隐

《胡风——阴谋家》——作者:田间

《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作者:侯外庐(国学大师)

《缴下胡风的剑》——作者:高玉宝(小学课本里有他写的——半夜鸡叫)

《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作者:程砚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

《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作者:陈垣

《敌人在哪里?》——作者:丁玲

《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作者:丰子恺(画家,书法家,翻译家)

《我的愤怒已达极点》——作者:赵丹(演过林则徐)

《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作者:林巧稚(1901——1983)

《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作者:剪伯赞(历史学家)

《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作者:冯友兰(哲学家)

《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作者:钱伟长(科学家)

《胡风——蛀墙脚的白蚁》——作者:马思聪(音乐家)

《坚决镇压胡风》——作者:常香玉(艺术家)

《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作者:于伶(剧作家)

《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作者:王光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之兄)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5月18日全国人大才作出逮捕决定。

——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来被单人关押到监狱,直到1965年底才正式宣判。

——1965年11月26日法院才正式对胡风做出判决,胡风获刑14年,由于已经服刑10年,余下4年监外执行。

——1965年胡风出狱,1967年第二次被捕入狱。

——1978年胡风出狱,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

——1985年胡风病逝。

——1986年胡风第二次平反。

——1988年胡风第三次彻底平反。

至此,胡风案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平反。

如果不是这些没有脊梁骨的知识分子们,毛泽东的阳谋也不会得逞。

蒋祖权:历史不应忘记这些文化名人曾经的丑陋

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将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中开除。

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会议,他说:[胡风集团以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

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陈伯尘报告了胡风的罪行,要求把胡风从革命阵营 里清除出去。

其中——大教育家[叶圣陶]说:[这种两面派的阴谋手段,是跟《联共布党史》里讲的托洛斯基相比,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区别。他们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让反革命复辟。胡风反党集团的活动跟美蒋特务机关的罪恶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必须把胡风清洗出去]

其中——大作家[夏衍]说:[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一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睡觉,他们处心积虑得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们在磨我的刀,窥测方向。在此我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伟大战士伏契克的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夏衍和胡风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老朋友!]

其中——作协副主席[冯雪峰]的发言,是从分析胡风和鲁迅的关系开始的,揭发胡风挑拨鲁迅和茅盾的关系,鲁迅和周扬的关系,鲁迅和夏衍的关系,从历史上找到了胡风的反革命证据。最后他说:[今天的会议,应该作出决议,首先把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清洗出去,撤销一切职务,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

冯雪峰成为建议法律处理胡风的第一人——冯雪峰的建议,不仅用到了胡风身上,最后也用到了自己身上。

其中——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吴伯萧]说:[反革命分子胡风,走也好,滚也好,割下头颅抛掷也好,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

其中——翻译家[冯至]说:[他们的策略和战略,他们的组织和手段,简直和蒋匪帮,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间谍没有两样]

文化界的公开批判之后,各界名流为了表达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强烈愤慨,纷纷发表署名文章,对[胡风]进行更加深入的批判。

《请依法处理胡风》——作者:郭沫若(无论批斗谁,基本都参加)

《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作者:茅以升(钱塘江大桥主持设计建造者)

《看穿了胡风的心》——作者: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茶馆等)

《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作者:冰心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作者:巴金

《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作者:曹禺

《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作者:焦菊隐

《胡风——阴谋家》——作者:田间

《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作者:侯外庐(国学大师)

《缴下胡风的剑》——作者:高玉宝(小学课本里有他写的——半夜鸡叫)

《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作者:程砚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

《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作者:陈垣

《敌人在哪里?》——作者:丁玲

《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作者:丰子恺(画家,书法家,翻译家)

《我的愤怒已达极点》——作者:赵丹(演过林则徐)

《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作者:林巧稚(1901——1983)

《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作者:剪伯赞(历史学家)

《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作者:冯友兰(哲学家)

《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作者:钱伟长(科学家)

《胡风——蛀墙脚的白蚁》——作者:马思聪(音乐家)

《坚决镇压胡风》——作者:常香玉(艺术家)

《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作者:于伶(剧作家)

《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作者:王光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之兄)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5月18日全国人大才作出逮捕决定。

——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来被单人关押到监狱,直到1965年底才正式宣判。

——1965年11月26日法院才正式对胡风做出判决,胡风获刑14年,由于已经服刑10年,余下4年监外执行。

——1965年胡风出狱,1967年第二次被捕入狱。

——1978年胡风出狱,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

——1985年胡风病逝。

——1986年胡风第二次平反。

——1988年胡风第三次彻底平反。

至此,胡风案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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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和1959年,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想成为中国的千古一帝,头脑发烧,神经错乱,相继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食堂和反右倾等运动,结果造成饿死三千多万农民的巨大惨剧。毛泽东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当他得知这个惨剧的真相之后,既没有悲痛,也没有自责,而是把责任推给了下面的各级干 部,说是因为许多地方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是这些坏人破坏造成的。而刘少奇还是个有人性、有良心的人,虽然他积极追随毛泽东搞大跃进,在庐山会议上配合毛整彭德怀,对大饥荒的发生也负有重要责任,可是当他得知大饥荒的惨况之后心慌了,坐不住了,觉得我们党闯下了滔天大祸。他找到毛泽东,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记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却斥责道:“你慌什么?稳不住阵脚了?”

党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觉得应该好好总结一下教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根据刘、邓的指示,彭真指派北京市委的邓拓等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查阅了大跃进时期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与讲话,分析造成重大失误的原因,这就是著名的“畅观楼事件”。此事极大地触怒了毛泽东,所以在文革正式开始之前的准备阶段,他就先拿北京市委的邓拓、彭真等人开刀祭旗。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使毛泽东大为不悦。刘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这使毛泽东深深感到,刘少奇可能会在他死后否定三面红旗,会象赫鲁晓夫那样做反毛的秘密报告,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责。用江青的话来说:“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憋了一肚子气。” 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就下定了打倒刘少奇以绝后患的决心。

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实际上要打倒刘还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因为刘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还有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如果找不到过硬的罪名,在党的会议上就很难把刘和一大批追随者打倒。善于和人斗争的毛泽东认为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才能打倒刘少奇,这就是依靠群众运动。文革开始后,毛利用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把全国的大学搞乱,然后他躲到外地去,让刘、邓派出工作组到大学。然后他看准时机回到北京,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给刘、邓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乘势召开8届11中全会,以刘犯路线错误为借口,把他从党内第二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仍保留常委),把林彪扶上了接班人的宝座。后来又鼓动红卫兵多次批斗刘少奇。再后来又把重病在身的刘送到河南,直到折磨至死。刘少奇的众多老部下和支持者也被毛发动的群众运动纷纷打倒。

---老贫农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

毛发动文革与“理想主义”无关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肇端是急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狂想。斯大林死后,触发了毛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欲望,改变了原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表,大幅加快对各行各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约 定“超英赶美”后,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结果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

闯下大祸后,毛拒绝认错,在庐山会议上整肃直言谏诤的彭德怀,从此心魔缠身,自觉在党内日益孤立,大权旁落,更担心自己身后被人清算,落得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他认定刘少奇就是准备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人。于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魔咒驱使着毛像唐·吉诃德一样大战风车,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之路。由于刘少奇在党内的势力已经坐大,声望日高,通过正常途径已经难以铲除,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发动文革,就是毛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这里之所以概述文革的历史成因,就是不想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时,堕入中共官方史学的话语陷阱,把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说成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等,用“理想主义”的锦被掩盖毛的真实动机。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在1958和1959年,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想成为中国的千古一帝,头脑发烧,神经错乱,相继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食堂和反右倾等运动,结果造成饿死三千多万农民的巨大惨剧。毛泽东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当他得知这个惨剧的真相之后,既没有悲痛,也没有自责,而是把责任推给了下面的各级干 部,说是因为许多地方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是这些坏人破坏造成的。而刘少奇还是个有人性、有良心的人,虽然他积极追随毛泽东搞大跃进,在庐山会议上配合毛整彭德怀,对大饥荒的发生也负有重要责任,可是当他得知大饥荒的惨况之后心慌了,坐不住了,觉得我们党闯下了滔天大祸。他找到毛泽东,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记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却斥责道:“你慌什么?稳不住阵脚了?”

党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觉得应该好好总结一下教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根据刘、邓的指示,彭真指派北京市委的邓拓等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查阅了大跃进时期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与讲话,分析造成重大失误的原因,这就是著名的“畅观楼事件”。此事极大地触怒了毛泽东,所以在文革正式开始之前的准备阶段,他就先拿北京市委的邓拓、彭真等人开刀祭旗。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使毛泽东大为不悦。刘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这使毛泽东深深感到,刘少奇可能会在他死后否定三面红旗,会象赫鲁晓夫那样做反毛的秘密报告,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责。用江青的话来说:“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憋了一肚子气。” 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就下定了打倒刘少奇以绝后患的决心。

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实际上要打倒刘还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因为刘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还有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如果找不到过硬的罪名,在党的会议上就很难把刘和一大批追随者打倒。善于和人斗争的毛泽东认为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才能打倒刘少奇,这就是依靠群众运动。文革开始后,毛利用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把全国的大学搞乱,然后他躲到外地去,让刘、邓派出工作组到大学。然后他看准时机回到北京,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给刘、邓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乘势召开8届11中全会,以刘犯路线错误为借口,把他从党内第二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仍保留常委),把林彪扶上了接班人的宝座。后来又鼓动红卫兵多次批斗刘少奇。再后来又把重病在身的刘送到河南,直到折磨至死。刘少奇的众多老部下和支持者也被毛发动的群众运动纷纷打倒。

---老贫农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

朱德批斗会记录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 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样的安排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进行的,所有与会人员都必须表态,人人过关。此时的朱德已没有任何权力,但声望还在,他对“文革”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毛要发动一场攻势,重重敲打一下朱德,目的在于警告全体大员──即使朱德这样的老帅也必须俯首帖耳,绝不能成为“文革”运动中的绊脚石。

---摘自朱和平《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

遇罗文说,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 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大哥最后死在哪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李菁:殉道者遇罗克

今天的七〇、八〇、九〇后不知红卫兵是什么,我可简单明了地说:就是老毛痞子运动的升级版。

毛泽东以农运的痞子运动出道,以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起势。当一九二七年,湖南大名士叶德辉以劣绅名义被杀,这位著名的放弃京城御史级官不做,返湘继承乾嘉学派的训诂研究,在日本也有不少弟子的 学者,杀后,刺激北京国学大师王国维,悲哀中国文化浩劫到来,跳了昆明湖。全国舆论齐批痞子运动,但毛泽东却说痞子运动好得很,且将这些流氓、痞子与阿Q类无业游民暴力,戴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桂冠,他上井冈山落草为寇,也褒为革命了。

文化革命的戏本,就是当年湖南痞子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反右运动等的翻版与升级。文革开始集中火力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以此祭旗,这三家村就是批王实味野百合花的翻版,红卫兵打死北师大附中校长卞仲耘,就是痞子们杀叶德辉的继续,仅我脑库里存储的红卫兵斗死逼死的文化精英名单,就有:邓拓、吴晗、傅雷、田家英、顾圣婴、丰子恺、田汉、赵树理、胡先骕、陈翔鹤、潘天寿、吕荧、杨朔、焦菊隐、曾昭伦、上官云珠、舒绣文……

---红卫兵,痞子运动升级版

作者:曾伯炎

义和团保皇是红卫兵保毛的先驱

毛泽东在天安门八次检阅红卫兵,要他们保卫毛主席,这同慈禧召义和团进京保皇有何区别?义和团也只灭洋教诛二毛子,红卫兵获得毛的圣旨是清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判为封资修,要用打砸抢烧杀来灭绝。据《北京日报》后来披露,仅一九六六年红

八月,北京红卫兵斗死(不包括自杀)无辜打死的就一千七百六十五人。北京的红卫兵作了示范,正阳门外大兴县诛杀地富反五类分子,引湖南道县更升级,把十二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绳索捆成一团,塞进炸药包,点燃导火线,叫坐土飞机,只听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般飞来,没炸死的,民兵一涌而上,用锄头挖死。

道县在湖南,他们是创造性地发展了四十年前毛委员在湖南赞扬的痞子运动,比当年给士绅乡绅带高帽子游街与斗争,更登峰造极了。

但升级版的痞子运动,在文化革命中,虽然也摹仿义和团的设坛礼拜,红卫兵们也兴跳忠字舞并早请示晚汇报礼拜毛神,却已有那本如魔法的小红书,叫《毛主席语录》将那些痞子行为,教条化与神圣化,红卫兵们口念毛语录,也像义和拳民口念大师兄传授的咒符一般,有刀砍不进斧铁不伤之神力,当他们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冲锋时,多少花季少年就这么牺牲在血泊中,这些捍卫毛路线的死者,仅重庆沙坪坝,就还有二百多座坟茔,在为文革的罪恶作证。

---红卫兵,痞子运动升级版

作者:曾伯炎

据邱会作回忆,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提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个问题刚一提出,就被老辣的康生坚决制止了。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个一干二净。”这样,江青的名字连 初稿也没上。但是,在九大期间,江青还是在京西宾馆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每个大组派五人参加,由姚文元主持。江青在会上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决不是一个人。”姚文元接着说,“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稿整理好,就送给康生了。康生边看边冒大汗,他把记录稿留下来,再没转手。

---丁东:周恩来苦心排位

周恩来在延安被毛泽东整得可说是心悦诚服,那番检讨,并非敷衍了事。

但周恩来并没有获得毛泽东的信任,只是得了个周副主席的位置。四九年改任总理之后,毛泽东悄悄地准备以高岗取代之。当然,那并不只是毛、周之间的交锋,更是毛氏家天下与党内官僚集团党天下之争的序幕。周与刘、邓、陈等诸多党内大 佬,联手逼退毛泽东的发难,迫使毛挥泪斩马谡,反手将高岗置于死地。五六年的八大,是党天下的乘胜追击。诸多大佬借着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黑幕的国际风向,把毛泽东从个人崇拜的神坛上请下来。毛只好转向民间,煽动学生和知识分子,兴风作浪,向党提意见,开门整风。不料,民国年代遗留下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会提出轮流执政。毛又是一下变脸,把开门整风变成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不过,这次的反右先锋,不是周恩来,而是邓小平。周恩来对知识分子,文艺人士,怀有一种与生俱来般的恻隐之心。

毛泽东的出招是反反冒进。南宁会议,差点成为周恩来的走麦城。毛泽东这次推出的准备替代人物,是那个不是高岗胜似高岗的柯庆施。周恩来的检讨,有如跪地求饶。可能也是那样的跪地求饶,让毛泽东看出了周恩来绣花枕头般的戏子本相。尽管周恩来七千人大会后,违背毛的心意,向知识分子抛过橄榄枝;但文革一开始,周恩来马上毫不犹豫地站到毛泽东那一边。

文革当中,周恩来的聪明是聪明在他已经知道,那个叫做革命的情人,不再是共产国际的傀儡,而是毛泽东手中的玩物。但周恩来的茫然又茫然在,依然不知道毛泽东究竟要干什么。周恩来在政治事务中游刃有余,但于历史性的政治洞察却从来盲目。刘、邓倒掉后,周恩来与林彪一样,以为毛泽东已然获胜了,应该收手了。哪曾想到,毛泽东要的文革大胜,不仅仅是打倒刘、邓,更是要复辟家天下。周恩来与林彪不谋而合的主张重新回到国计民生,无意间触犯了毛泽东的家天下城府。毛泽东的所谓继续革命,是要向毛氏家天下挺进。

于是,林彪做了出头鸟。周恩来虽然旁观,但内心深处是完全认同林彪的,并且,言行之间,也难免会有附和配合的流露。毛泽东的恨林彪之中,多少怀有恐惧,但恨周恩来却是恨在这个奴才竟然还没有全然臣服。毛泽东对林彪采取的手段是谋杀,对周恩来的报复是医死。因为毛泽东最终发现,周恩来内心深处爱的是革命,而不是毛氏家天下。这是毛、周之间的最大分歧,也是最致命的裂痕。

---李劼: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九年五月 间,我在上海读到《大公报》上王芸生在北平所写的一篇报导,说周恩来在一个集会上讲话,强调人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断追求进步,即使是毛主席也还没有达 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三天以后,王芸生立刻再发一则电讯,更正三天以前的报导,说周氏的原话是说只有毛才达到 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王芸生是最著名的 记者,当时正取媚于新政权惟恐不及,他不可能会闹这样大的错误。这篇讲话,到了一九七八年十月才刊在《人民日报》上,题为<学习毛泽东>,原 文也许已动过手术,但大至确在说明毛泽东不断在追求进步,至少可证王芸生的最初报导是正确无误的。这个故事颇足说明周恩来为什么对毛不得不百依百顺。那时 候刚入城,周恩来也许想向外界表示一下他们的“党内民主”,但党内立即有了反应,也许是毛本人不悦,也或许是左右谄媚之人的挑剔。终于逼使周不得不赶快否 认对毛说过稍有“不敬”的话。城市边缘人已挽不回乡村“光棍”的强横霸道了。经过这个风波,再加上一九五六年“反冒进”遭到毛的指斥,周恩来已吓破了胆, 从此“南人不复反矣”。

---余英时:霸才无主始怜君—-谈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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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文革中的周恩来语录(1)

对朱德: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 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 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 ,以后还有一些“残余”。 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对贺龙:

“贺龙要背靠背的斗,这是最高指示。过几天我和江青同志接见你们。体育界专业队太多,搞锦标主义、“物质刺激”。本来让总政管,现在管不过来。体育界暂时由戚本禹同志管,我和他讲一讲,我一定抽时间。”

对叶剑英:

“叶剑英对罗瑞卿的跳楼作了一首诗:“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完全站到罗瑞卿一边。对这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家,如此重视,但对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阶级感情。聂、徐、叶在这次会中不如下面的同志好。当主席讲话中,讲到哪个地区的问题时,哪个地区的同志就主动检讨,但讲到国 防科委、军事院校……时,刘贤权同志的报告被压以及赵永夫的问题时,他们一点表示也没有,态度很不好。”

“叶剑英的女儿冲军事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此事戚本禹和他们有联系。”

对聂荣臻:

“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对“九•一六”的叶正光是不满的,支一派、压一派,使七机部长期武斗,文化大革命没有搞。”

“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

“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聂荣臻同志不但对9.13,9.10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死的程度。他们是怎样保护老干部的?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

“66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副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副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副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对徐向前:

“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副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 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副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

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一月八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被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二月二十六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着。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二十三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

刘心武:文革中的周恩来语录(3)

对江青:

(周恩来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11.28)“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 的。这是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 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 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周恩来首都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战友们!我在这里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奋斗的生平,我们要晓得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当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分子,国民党的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像鲁迅那样硬骨头似的敢于向迫害、压迫、摧残诽谤、造 谣的人反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所以当时江青同志战斗过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来读一读,那是红文章。至于有些反动派 诽谤者他们写的坏东西,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这些黑帮、坏分子收集的台湾、香港、美帝苏修的材料。(黄永胜:学习江青同志战斗革命精神!)所以这样收集的这些材料,就是这些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特务所写的那些材料,诽谤的材料,这些人就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既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恳的学生,她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能勤恳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还参加了我们解放战争。到了解放以后,这些黑帮分子,就是刚才说的,从大叛徒刘少奇起,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一直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还有谭震林,一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跟他们斗争, 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就看见江青同志的表现么,一九六四年的戏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剧到今天还是光辉灿烂!(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志的 这个反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彭真起草的那个二月提纲的时候,正是林副主席委托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文艺会谈纪要的发表的同时,你们看一看鲜明的对照,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红的,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光辉的纪要,值得我们大家学一学,再重新学一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历史时期,在刚才所 说的照陈伯达同志的分析,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斗争当中,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是严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来考察每一个同志,分清敌我的界限,当着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热心地帮助同志,当着判明是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勇敢地把他端出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我不敢当,我还要学。(伯达:互相学习)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周恩来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 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热烈鼓掌)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 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热烈鼓掌)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口号:谁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谁就是反革命!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 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练。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 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 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江青同志:功劳归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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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周恩来苦心排位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天见报的新闻照片上,人们看到主席台前排正中是毛泽东,左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 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样排列座位,不按姓氏笔划,也不按资历,当时引起过不少私下议论。人们怀疑,是不是某些人故意在捣鬼,暗示左边是左派,右边是右派?

了解内情的邱会作在《心灵的对话》中有新的解读,原来这是身为九大秘书长的周恩来的苦心安排:“大会前就决定,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碰头会成员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怎么安排江青成了周恩来的难题:无论是按资格还是按地位,江青都要坐到边上去,她肯定会吵闹不休。周恩来把碰头会成员安排在一边,元老们安排在另一边,江青就可以很体面地紧挨着政治局常委康生坐得靠近中间。周恩来在左边的主要人物面前安排了麦克风,右边的则没有,这说明,中央碰头会是目前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是九大的领导者,而老同志们只是大会的参加者。元老们对此心照不宣,很知趣,他们开会则来,无事则走,不叫不到,从不多事。”

这样排位的奥妙,上面清楚,下面不清楚。九大一共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有来自珍宝岛前线的军人孙玉国发言。他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很大的兴趣。毛泽东当面问了他的年纪、军龄、籍贯,他回答后,走到毛泽东面前敬礼、握手,接着想和坐在毛泽东右侧的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赶紧站起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会意了,到林彪跟前敬礼、握手。林彪用手向右边一指说:“总理”,原本想向左去的孙玉国立即返回右边和周恩来握手,顺势又要和董必武等元老握手,周恩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返回左边和碰头会成员一一握手后,要退下去,周恩来又向右边一指,孙玉国再到右边同元老们都握了手。孙玉国来自基层,哪知道中央有这么多人事上的奥妙,如此左右折返,临场不乱,真难为他了。

严格说,他是刘少奇这个假案的亲手制造者。最可怕的是他完全知道这是个冤案。从周的行为,我们可以深刻地认知到列宁式政党在道德上的彻底堕落。在这个组织系统内,不存在真理和个人内心道德冲突,只有盲从、残忍、谎言。周这个人给人的外表形象可谓完美、儒雅,但在需要下狠手的时候,他也不怕手上沾 血。这并不是说周本人是个天生恶棍,而是因为他献身于一种信仰,而这个信仰本身就是反人性的。

高文谦先生总说周“相忍为党”,这话没错,但更要指出这个“党”其实就是独裁者本人,周不过是为丧失良心找到借口,以党性为一切凶残行为辩护。我们上一次曾经分析过这个问题,周的作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要概括一下周对文革的态度,可以说是被动地发动,主动地投入。我们只要读读周在文革中的大量讲话,就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跟毛走。只要毛想干的事,无论多么伤天害理,周都能找出办法来让它圆满实现。就连贺龙、陈毅这些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只要毛想下手整治,他总是立即跟上。他最爱说的话就是“保持晚节”。仔细分析起来,这是极其自私的追求,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同彭德怀所讲“我为人民鼓与呼”相比,要自私、势利得多。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彭曾当面说周“老奸巨猾”。

---文革中的周恩来

作者:赵越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