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是周恩来命运多舛的一年。1月13日，因膀胱癌恶化，排出大量鲜红的血尿。3月10日，他住进玉泉山施行第一次电灼术治疗。令人欣慰的是肿瘤甚小，术后几天尿色就清澈透明了。总理很高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烤鸭宴”答谢医生护士，他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

不料，7月和11月，两次“批周”，使周的病 情急剧恶化。第一次“批周”后，再次发现全程血尿，膀胱癌复发，大夫的意见是立即住院。但接踵而至的第二次“批周”会，使大夫们只能望病兴叹。二次“批周”后，肿瘤迅速增长，每天的出血量由几十毫升到了二百多毫升，周恩来终于告别了西花厅，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

第一次“批周”源于外交部《新情况》上的一篇文章。周恩来第一时间看到了该文，十分赞赏。可当有人把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时，毛却勃然大怒。7月4日，周去玉泉山治疗，毛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说：“你们两位是负责（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我请你们来谈几件事。”于是海阔天空地讲了一席话。其要点是——

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原话是“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

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的讲话。周遵命主持会议，传达了对自己的批判。其实，早在7月2日夜，王海容已经把谈话内容通知了周恩来。而章含之知道此事比周恩来又早一天。那是7月1日下午，章在政协礼堂开完章士钊治丧会后：

一辆汽车疾驶过来，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章要去香港迎父亲骨灰）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他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

---周恩来两次挨批真相

作者：孙言诚

“和周总理恪守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当时有一项十分重要的统计工作，就是各地的“缺粮人口”。这是计划调拨粮食的依据。各省的数据都归口到省粮食局长，（有些省有统计局长协助）直接汇报给省委第一书记。因此掌握全省数据的，各省都只有2、3个人。各省的数据又全部归口到爸爸处（有时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参 与），由爸爸直接向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周总理汇报，其他副部长等都不得过问。当时统计的“全国缺粮人口”，总体上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少报则意味着少得粮食，饿死自己更多的人。多报就意味着用欺骗手段，从别人口里夺食，致别人于死地。一经查出，后果很严重。

1961年初，爸爸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地发现：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缺粮人口本应越来越多，却出现了反常的数量减少。缺粮人口减少的数额还很大。爸爸经反复核算后，直接将这一重要情况反映给了总理。经总理提示，爸爸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缺粮人口的减少，表明出现了大量“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爸爸又经反复核对统计材料，确信无误后，连夜向陈国栋汇报。后又一起去中南海向总理正式汇报。爸爸表示，将不惜“以死相谏”，强烈要求毛主席立刻批准大量进口粮食，以救灾民。会后，总理又单独把爸爸留了下来，再次指示爸爸根据一些原则，重新计算。对于最后计算出的数字，总理指示爸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由总理单独去向毛主席汇报，解决问题。爸爸回去后，又根据总理的指示，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

关于爸爸和总理最后统计出的数据，爸爸始终恪守对总理的承诺。绝不透露。总理去世后，我问到爸爸时，爸爸仍不肯透露。直到很久以后，有一次我单独和爸爸在一起聊天时，爸爸似是无意地说：“我当时按照总理的要求，最后统计出来的是两个数字，一个是1700多万，一个是2000多万。”我问爸爸，为什么两个数字之间的误差会有3、4百万这么大？爸爸说，“这不是计算误差，而是对新生儿口粮的不同计算引起的。”当我再想多问时，爸爸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不仅说自己记不清了，还警告我说，今天的话，不许对任何人去讲！此后，任何人再问起这个问题，爸爸的回答总是那句，“记不清了”。

---摘自《白金婚风雨情》续记三 — 周轩进【周伯萍次子 】

丁东：周恩来苦心排位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天见报的新闻照片上，人们看到主席台前排正中是毛泽东，左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 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样排列座位，不按姓氏笔划，也不按资历，当时引起过不少私下议论。人们怀疑，是不是某些人故意在捣鬼，暗示左边是左派，右边是右派？

了解内情的邱会作在《心灵的对话》中有新的解读，原来这是身为九大秘书长的周恩来的苦心安排：“大会前就决定，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碰头会成员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怎么安排江青成了周恩来的难题：无论是按资格还是按地位，江青都要坐到边上去，她肯定会吵闹不休。周恩来把碰头会成员安排在一边，元老们安排在另一边，江青就可以很体面地紧挨着政治局常委康生坐得靠近中间。周恩来在左边的主要人物面前安排了麦克风，右边的则没有，这说明，中央碰头会是目前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是九大的领导者，而老同志们只是大会的参加者。元老们对此心照不宣，很知趣，他们开会则来，无事则走，不叫不到，从不多事。”

这样排位的奥妙，上面清楚，下面不清楚。九大一共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有来自珍宝岛前线的军人孙玉国发言。他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很大的兴趣。毛泽东当面问了他的年纪、军龄、籍贯，他回答后，走到毛泽东面前敬礼、握手，接着想和坐在毛泽东右侧的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赶紧站起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会意了，到林彪跟前敬礼、握手。林彪用手向右边一指说：“总理”，原本想向左去的孙玉国立即返回右边和周恩来握手，顺势又要和董必武等元老握手，周恩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返回左边和碰头会成员一一握手后，要退下去，周恩来又向右边一指，孙玉国再到右边同元老们都握了手。孙玉国来自基层，哪知道中央有这么多人事上的奥妙，如此左右折返，临场不乱，真难为他了。

刘心武：文革中的周恩来语录（2）

对田家英：

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

对周扬：

“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但周扬以及叛徒、特务掌握的文艺界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我们现在抓住天津典型，不仅要在天津，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杨润身等，其他地方也有周扬的死党，必须号召广大文艺界革命派，擦亮眼睛，分清敌我，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夺权，他们要夺 谁的权？他们要夺以毛主席为首和林副主席为副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

“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每个地方都有，为什么讲天津？因为天津有一个黑会、黑戏，它代表了全国的阶级斗争的，有它的典型性。去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就讲了三条：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个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讲话以后，在同一个时期，天津刘邓陶死党和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党内最大的刘邓陶，联系到文艺界的黑线周扬、夏衍，进行批判。不仅是天津，上海、北京也有，他们勾结在一起，我们必 须要把他们批臭批倒，好不好？（众答：好。）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正是因为这样，康老讲得很对，他们要进行反夺权，编成剧本，在天津演，在北京演，欺骗了一 些人。”

对罗克遇：

“此人不杀,杀谁?”

对杨曦光：

“此人反动到了极点！”

一打三反：

1月30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指示发出。

(注：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许多地方都有像遇罗克这样的思想先驱者被枪毙，像张志新这样的优秀共产党人被判处重刑）

其他：

“浙江地处国防前线，靠近美蒋，蒋介石在浙江暗藏下来的人还很多，还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浙江是多的，但是跟人数来比，当然是很少的，按比例来说是不少的。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你们不是在奉化把蒋介石的祖坟砸掉了吗，这很好。”

“我们要如同我们过去所常说的，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我以为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周用他超常的处理事务能力，帮助毛干成了他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我们都知道，毛是在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就在前一天，8月4日，毛紧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就在这个会上，毛大骂“牛鬼蛇神，在座就有”，并当面羞辱刘少奇，以致刘少奇控制不住情 绪与毛当场顶撞，号称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杀头。

而毛之所以当面向刘发难，就因为7月31日，周恩来与蒯大富两次见面，详谈达六小时之久，让蒯把刘少奇、王光美派工作组入清华，压制造反学生的事儿原原本本讲了个透。周详细做了记录，并且向毛做了汇报，给毛提供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实。胡鹏池先生分析周在这个关节点上的作用是，1）他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使得蒯大富这个典型能够站得住。2）周恩来的人望使他的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而且只有周恩来最合适，他的调查结论没人能怀疑，不仅压得住群众，压得住老帅元老们，也压得住刘少奇与邓小平。

---文革中的周恩来

作者：赵越胜

刘心武：文革中的周恩来语录（1）

对朱德：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 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 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 ，以后还有一些“残余”。 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对贺龙：

“贺龙要背靠背的斗，这是最高指示。过几天我和江青同志接见你们。体育界专业队太多，搞锦标主义、“物质刺激”。本来让总政管，现在管不过来。体育界暂时由戚本禹同志管，我和他讲一讲，我一定抽时间。”

对叶剑英：

“叶剑英对罗瑞卿的跳楼作了一首诗：“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完全站到罗瑞卿一边。对这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家，如此重视，但对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阶级感情。聂、徐、叶在这次会中不如下面的同志好。当主席讲话中，讲到哪个地区的问题时，哪个地区的同志就主动检讨，但讲到国 防科委、军事院校……时，刘贤权同志的报告被压以及赵永夫的问题时，他们一点表示也没有，态度很不好。”

“叶剑英的女儿冲军事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此事戚本禹和他们有联系。”

对聂荣臻：

“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对“九•一六”的叶正光是不满的，支一派、压一派，使七机部长期武斗，文化大革命没有搞。”

“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

“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聂荣臻同志不但对9.13，9.10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死的程度。他们是怎样保护老干部的？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

“66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副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副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副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对徐向前：

“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副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 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副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

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一月八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被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二月二十六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着。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二十三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吴国桢"甚为哀痛"，世界各地报纸登载许多追悼文章，凡是登在纽约报纸上的，吴都仔细阅读。其中有一篇文章曾提到周恩来每次到沈阳，一定要亲自去看一位老友，最少也要打电话给他，好多年都是如此。虽然文中并未提到这位老友的名字，但吴国桢推测此人就是李福景。

1982年11月，吴 国桢的长婿俞益元博士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齐燮元的女儿去看望俞时（齐在世时，与俞的先父交谊甚好），送了一张周恩来和吴国桢当年的合影。这张照片是1917年南开中学放春假时，两人一起在北京的某家照相馆照的，周十九岁，吴十四岁，周穿的是一件薄长衫，吴穿童子军制服。周坐在长靠椅上，吴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情同手足。周、吴原来各有一张，后来均不知去向，齐女的这张照片亦不知从何而来。

俞益元返美后将此照呈给了自己的岳父。吴阅后触景生情，沉浸在回忆之中，随后在照片背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来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字里行间，概括了吴、周的交往历程，也浸透了吴国桢的惆怅和感伤，两人一切的恩恩怨怨都已成为了过去……在同时代人中，像吴国桢和周恩来这样"同窗不同路"的例子并不鲜见，即使有着血亲的宋氏姐妹亦莫不如此，因为信仰和政见不同，她们至死也未能重逢。这与其说是他们的人生悲剧，不如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悲剧！

---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 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

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1955年12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The Night Cometh），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天才的演员"。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真实本性"，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

---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几十年后，令吴国桢寻思的是：“三剑客”在青少年的成型期有着如此密切的交往和相同的见解，“但在以后的人生中，竟然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成了一个坚定的民主信奉者，而周恩来则变成了纯粹的共产党人。至于李福景，就我所知，他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而是保持中立。”对此，吴认为应当从三人各自的 家庭背景中寻找原因：“无疑我们都来自中产阶级，我们的家庭既不富也不穷。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但周恩来则不同。他是由他的伯父养大的，尽管他表面上给人感觉一切都好，但我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他雄心勃勃，但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没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而不得不自己谋生。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聘用能说外语的大量翻译随同前往，周就决不会有出国的机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一定非常痛苦。正是靠这次机会他去了法国，并且深入到那场大屠杀带给欧洲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以致狂热地信奉了共产主义学说。”

---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我们杀反动派杀得红了眼

这是一张翻印的传单，原件应该是一张贴在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因为具有引领潮流的意义，所以被抄录翻印，广为传播。翻印者不详，翻印时间应不迟于1966年9月。传单印证了1966年8月24日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一起流血暴力事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霸凌气概再现了当时北京红卫兵的所向无敌 ，赤裸裸不遮不盖的血腥味则再现了当年的恐怖气氛，至今读来仍令人胆寒。

网传，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联络清华附中红卫兵，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出面，用卡车从北京12所中学或大学运来大量红卫兵，集中力量对清华大学的干部与教师进行殴打凌辱。清华大学的学生也跟着一起打人。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与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当天，红卫兵命令拆除一座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牌坊(牌坊建于1905年以纪念这所学校的建立)，一块一块沉重的石头由“牛鬼蛇神”搬走，学生们则跟在身后挥舞棍棒皮带抽打。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技馆中，红卫兵将他们一个一个拉进一个小房间里殴打，无人幸免。

1966年八九月间，北京市掀起一股风潮，在一些中学里，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对校领导、代课老师以及“黑五类”的同学进行群殴，打死不在少数；甚至有红卫兵跑到郊县去消灭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以表忠心。整个风潮的惨烈程度，诚如这张传单所言:“我们杀反动派杀得红了眼”。清华大学的8.24事件不过是这个高潮中的普通一幕而已。

只是谝闲，不带观点。《最后通牒》全文如下:

最 后 通 牒

清华大学资产阶级的狗崽子们:

你们无耻地把矛头指向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最敬爱的党中央，当剐千刀，罪该万死!

毛主席是红卫兵最伟大的统帅，我们是毛主席最鲜明、最赤诚、最勇敢的红卫兵!

毛主席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我们红卫兵决心跟着毛主席在大风浪中奋勇前进！

谁敢说毛主席、党中央半个不字，我们立即打断他的脊骨，焚尸毙灰,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谁胆敢动毛主席一根毫毛，我们就立即以暴力镇压;压得你们喘不过气末，压得你们再也爬不起来!

现在清华园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把矛头指向了我们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

我们向这些混蛋们发出最后通牒，你们如有不法行为不法念头，立即镇压!

既然你们喊出“舍得一身剐”的口号，那我们就给你们一身剐。我们红卫兵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红卫兵说了话是算数的。我们对毛主席怀着最深厚的感情，我们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杀反动派杀得红了眼，纵横北京威震四海，所向无敌！你们敢较量吗?

红卫兵向一切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党中央的混蛋发出最后通牒，限你们 24 日下午六时以前(注，六时后改为“马上”)立即把你们攻击党中央的大字报交到西大饭厅内部馆，否则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承担。希望一切革命的师生员工擦亮眼睛，分清敌我，和我们一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支持我们这一行动。要提意见的贴到西大饭厅去。

人民大学附中红卫兵

清华大学红卫兵

化工学院红卫兵

红卫兵战校(原清华附中)红卫兵

林学院红卫兵

北京四中红卫兵

北京八中红卫兵

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

北京六中红卫兵

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

北京八十中红卫兵

广州八一中学红卫兵

1966.8.24

---@野老谝闲

中共早期高级干部，基本上由三类成员组成：

一类来自莫斯科读书班，如瞿秋白、王明等；

另一类代表第三国际势力，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欧生；

第三类是毛泽东式的土生土长派。

第一类人政治声望最高，以钦差大臣身份，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具有绝对权威。

但这类人致命弱点是光杆司令，在党内没有从上 到下的组织系统，党内出现分歧和残暴斗争时，

这类人总是逃脱不了被牺牲的命运。后两类人虽然在声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是真正的实力派。

从人际关系上来看，周恩来表面上与莫斯科关系较疏远，他仅曾“路过”苏联，但实际上，他比直接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更接近苏共最高领导层，他是当时党内真正的“通天”人物。苏共让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为了减少外界注意，从而更方便地使用这把“工具”。

试想一下，若鲍罗廷直接把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安插在黄埔军校，就免不了留下明目张胆操控孙中山国民政府军队的印象，起用周恩来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口舌的作用。

如此，周恩来虽无莫斯科钦差之名，却尽得钦差之利。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一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

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

---历史与现实中的真实——揭开周恩来之谜

作者：吴洪森

周恩来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名曰周恩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 了当年派陈毅去夺取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

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以往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过节。

当时更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

可以想象，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的听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

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权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的。

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象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为了巩固江青和张春桥的地位以及平息在军中不满，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和毛之间就没有缓冲地带，接下来就将是他和毛之间的直接斗争了。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也就是允许这份报告流传。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苏联顾问李德和毛泽东、彭德怀一直争执不休，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我，得负主要责任，我请求党中央解除我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

另一种说法是林彪派兵包围遵义会议，说不开出个结果，不许散会。所谓开出个结果就是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见势不妙，才转舵。

以谦谦君子形象遮盖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

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周毫无道德，当不会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真诚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无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

周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一个形象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

亵渎了总理的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

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口，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

周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乃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

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

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

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

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但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的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

---历史与现实中的真实——揭开周恩来之谜

作者：吴洪森

马鼎盛：周恩来死得惨，八零后不能忘记

首先，八零后要知道周恩来之死，他死得很惨。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此后直到1976年1月8日，三年多时间，他都在带病超负荷工作，包括经受多次批判，多次做大手术，期间更被迫违心作深刻的政治路线斗争检查。从1974年6月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 去世为止，周恩来一共做了13次手术，1976年1月，周恩来动了最后一次手术，只拖延了他5天生命。周夫人邓颖超认为，重病临死时抢救是没有意义的，她看到周恩来太痛苦了，但是邓大姐没有权力说话，治疗方案由毛泽东亲自拍板，她只能看着总理受很大的罪。

周恩来惨死不但在肉体上痛苦，在精神上的折磨更是痛彻心肺。周恩来在临终前让邓颖超注意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问题，另一件就是1973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右倾投降主义”问题。1975年9月，周恩来病情再次急剧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他在手术前调来了1972年他说明“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直到9月20日进手术室之前才审阅完毕，并且让邓颖超交给有关部门存档。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突然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周恩来病危期间，所有老同事老部下都尽量争取探望总理，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多次劝毛泽东去探望总理，老毛拒绝说“我又不是医生”。周恩来死后，中共领导层多数人希望毛泽东参加周的追悼会，医疗专家也认为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的健康。但是毛泽东没有去。根据汪东兴保存的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毛在1976年1月12日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我和…总理…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同时，毛泽东身边的人得到命令：不准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不准戴黑纱。“四人帮”以中央的名义，强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献花圈，竭力降低悼念活动的规格。总理的灵堂只能设在北京医院的一个仅数十平方米的简陋房子里.。

周恩来去世三个星期以后，是春节除夕夜，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鞭炮齐鸣。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在回忆录中说，是毛泽东对她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据说，毛泽东还在别人的搀扶下，亲自点燃二踢脚。一位在中南海负责警卫工作多年的老干部说，1976年农历大年初一，从老毛的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拉走的鞭炮碎屑有整整一卡车。

香港是个政治八卦书籍的发散地，但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却并非八卦，而是严肃得有如《晚年周恩来》，尽管在学术份量上不及《晚年周恩来》那么厚重，况且颇多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选择了有关这个历史人物的性心理考察。笔者八十年代最早评说湖南毛的《论毛泽东现 象》，庶几就是从毛在北大当图书馆员时遭受当年北大知识领袖不经意的冷落之后所产生的心理反弹入手，揭示毛的文化心理人格。自弗洛伊德心理学创建以降的二十世纪人文研究，这种探索方式在欧美世界可说相当风行，只是在汉语世界显得有些另类罢了。

蔡咏梅对周恩来的这种性心理分析，让我想起民国学者孙次舟先生在《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一文中有关屈原是同性恋的探讨。孙先生文章发表之后，在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与周恩来一样，屈原也是一个碰不得的偶像级人物。周恩来是一个清廉革命家的象征，屈原是一个爱国主义标兵。尽管事实上屈原的同性恋倾向远比所谓的爱国主义标兵要真实得多，因为在屈原时代根本不存在爱国观念，但世人就那么铁板钉钉地认定，屈原，就等于爱国主义，从而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将他说成是弄臣，并且还是同性恋。

因此，孙次舟先生的屈原性取向探讨也罢，蔡咏梅女士的周恩来情感方式的考究也罢，都让所谓的学术界感到尴尬，从而引起诸多号称学问家们的不满甚至愤怒。尤其是在这二个同性恋个案都无法确切证实而只能从他们的言行中加以推测的情形底下，周恩来的同性恋倾向与屈原作为一位同性恋弄臣由于失恋而成为《离骚》作者的成因，都只能永远处在争议之中。

不过，同样作为历史人物，在周恩来与屈原之间有个重大的区别，周恩来尽管也将其情感诉诸过文字，但更多的却是转化成政治生涯。因此，屈原的情感是完全抒发在文字里，而周恩来的情感却更多地发散在其政治生涯之中。蔡咏梅女士借重的弗洛伊德理论，仅止于其性心理探讨，那可能还不够。倘若让我来选择周恩来情感方式探究的话，我更倾向于选择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

在周恩来研究当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乃是，周恩来为什么在毛泽东面前那么的委屈求全那么的忍辱负重？对此，《晚年周恩来》一著认为，是因为“周恩来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强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认为，“周恩来没有家庭原罪感”，“所谓原罪，不是来自家庭，而是来自于不为社会容忍的，更不为其党所容忍的同性恋隐私”。这两种看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我认为，周恩来之所以始终在湖南毛面前那么低声下气，关键的心理原因在于对自己能力不足的自卑和对自己名不符实的恐惧。

---李劼：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

我曾经在《百年风雨》中说过，周恩来的人格特征在于他的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说周恩来什么都是，他当过演员，做过学生领袖，投身政治之后，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领导过两次城市暴动，组创过中共的情治系统，担任过中共的军事首领，主持过中共的统战，成为中共首席外交家，出任了终身的总理之 职。说周恩来什么都不是，他求学时代没有读书能力，整天沉溺于演戏，或者与同学缠缠绵绵，无论到日本还是到法国、英国，都没有留学的求学能力，最终不得已，才投身政治。

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原因，并非是资历很老能力过人，而是凭着共产国际头领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介绍信得以一步登天。他在上海和南昌所参与并领导的两次暴动，全都以失败告终。在上海的中共情治系统的创建过程当中，差点全军覆没，幸亏有个钱壮飞，才得以死里逃生。至于在所谓苏区的反围剿之中，周恩来的军事指挥能力更是平淡无奇。周恩来最拿手的应该是他的统战本事，事实上，周恩来对中共的最大贡献也就在于他以过人的统战能力为该党凝聚了广泛的人脉。周恩来在人际关系上的凝聚力，在中共历代首领中无出其右。只是那样的统战，说穿了无非是哄骗、笼络、收买、利用他人，通常是利用完了就一脚踢开，过河拆桥。这不要说在旁观者看来不上台面，就是周恩来本人也并不以此为荣。至于作为总理的治国能力，周恩来晚年自己都曾坦承不如邓小平实干。即便作为红色外交家，其实也是徒有虚名。张闻天秘书何方的回忆有说，周恩来搞外交的特色是只抓芝麻，大事糊涂；说穿了就是只知沉缅于琐事，根本不懂外交方略。

周恩来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人格特征所证明的乃是，周恩来其实终其一身都是个演员，能够将他扮演的所有角色全都演得栩栩如生，至于那些个角色到底做了什么实事究竟有无成就，那就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即便是在流氓政治当中耍流氓比横，周恩来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这种戏子特征，天知地知，周恩来自己知毛泽东知。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戏子人格，所以能够驾轻就熟地拿捏周恩来。这是周恩来终其一身都被毛泽东踩在脚底下欺负的根本原因。

---李劼：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

抗战时期，冯先生是坚决主张抗战到底的爱国人士，自然也将蒋介石奉为抗战领袖。蒋对他也尊敬有加。在重庆，冯先生有过与蒋同坐一张沙发看戏的经历。这使他在反右运动中成为既定目标，一度被内定为右派分子。

鸣放开始，学校组织全校老教授开会，党委书记苦口婆心动员大家给党委提意见，许诺“不打棍子 ，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少老教授受此鼓励，精神振奋，纷纷发言，一些发言相当尖锐，如“要求教授治校和共产党退出学校”等。唯独冯先生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那里只是听。直到快散会了，他才发言，不仅没说一句犯忌的话，还义正词严地说：“全国各项事业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教育当然也不能例外，要求共产党退出学校是错误的。”

这简直就是左派言论，如何定他右派？于是党委决定，派两位秘书到他家去，以征求意见的方式，让他说话，看能否从中发现右派言论。两位秘书奉命来到冯先生家，态度诚恳地引诱他说：“听了冯先生在全校鸣放会上的发言，觉得您可能还有顾虑，不敢讲真话、心里话。我们今天奉党委指示来您家，就是希望您打消一切顾虑，大胆给党委提意见，越尖锐越好，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此，冯友兰回答说：“我在会上的发言就是真心话。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英明极了，伟大极了！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会上的发言就是我的真实思想。”无论两位秘书怎么诱导，冯先生就是不讲一句违禁的话。两位秘书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只好回来如实汇报，令党委大失所望。

最后，通过研究，决定从冯先生的哲学专业入手，让他谈谈对毛主席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文章的看法。只要他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稍有不敬，就有理由给他戴上右派的帽子。两位秘书根据党委的指示，再次来到冯友兰家，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冯先生从事哲学研究多年，您可否从学术上谈谈对毛主席哲学思想的看法？比如对《矛盾论》和《实践论》怎么看？”冯友兰回答说：“哎呀，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太伟大了！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博大精深，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这一辈子恐怕也难以学到手，但我决心学习一辈子！”两位秘书又傻眼了，回来一汇报，党委才发现冯友兰真是老辣，所有谈话都是滴水不漏，实在找不到划他“右派”的理由。

后来北京大学公布右派名单，居然没有冯友兰，学术界不少人非常吃惊。

“引蛇出洞”的方略，在冯友兰这儿没起作用，他是一条不出洞的蛇。

---冯友兰的心路历程

作者: 徐敏

至 今中共党内的意见仍认为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完全正确”，一九五六年以前大体上还算不错。（例如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收在《毛泽东早年与晚年》一书中）说穿了，他们推崇毛的只有一件事，即打下了江山。甚至所谓“民主人士”中的老一辈人，包括梁漱溟在内，都对毛五体投地。其原因 也在于他们对国民党政权虽十分不满，却始终无可奈何。想不到毛竟能奇迹般地完成这一“大业”。（可看戴晴、郑直淑<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历史公案>，收在《毛泽东轶事》中）

古人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人在什么地方成果，最 后往往会在什么地方失败。中共靠毛泽东“得天下”，但也因毛泽东而终不能“治天下”。进城以后，城市边缘人和集中代表了农村边缘人的毛泽东便开始同床异梦 了。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人当然向往着苏联革命后所实施的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却仍陶醉在“打天下”的境界之中。（他驳梁漱溟“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之 说，特别强调“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这是他们两人一九五〇年第一次的谈天，毛的心态已不可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毛已不能忍耐“ 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他后来评《水浒》说，上了梁山，晁盖便被“架空”，这种感觉大概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浮现。他仍然要继续“革命”，不能过正规化的日 常生活（这正是韦伯所说的“routinization”）。

---余英时：霸才无主始怜君—-谈周恩来

中共主要是由两派“边缘人”所构成的，一派来自城市，一 派来自农村。这里让我再补充一下我的论点。所谓“边缘人”是指中共党内大多数的成份而言，并不包括初创党时的少数领袖，如陈独秀与李大钊。事实上，第三国际最初正是要陈、李这一类有声望的人出面领导，才能有号召力。但通查中共党史便可发现，党内 领导权是逐步向边缘移动。

陈独秀在武汉以后便遭贬斥，李大钊如不先死也绝无幸理。及至中共在城市暴动一再失败，“革命”基地转移到江西，领导权便更进一步从城市边缘人转入农村边缘人之手了。这两派边缘人当然不可能是 绝对的泾渭分明：城市知识份子也有出身农村的，农村边缘人也有受过城市教育的洗礼的。但“革命”的重心究竟放在城市还是农村则是两派分野的一条主线。三〇 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中共进入陕北以后，两派争论基本上已成过去，中共已只能在农村中谋生存与发展了。这时城市边缘人已不得不受农村边缘人的支配，莫斯科 的影响虽未中断，但已相当遥远而微弱。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周恩来见机最早，向毛泽东全面输诚，其象征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余英时：霸才无主始怜君—-谈周恩来

“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性质，作个最形象的比喻，它就像我国大多数乡镇的地方武装部所掌管的枪枝一样，只要有“敌情”或有其它任务之时，才发放给民兵。一俟“敌情”消除或任务完成，枪枝随即被收回锁在武器库中。

而 “四大自由”亦一样——因为它从来是当作一件政治任务下发给民众的 。而政治任务一旦完成，“自由”也就随即被收回来去了。如果这时人们还想闹“四大自 由”，轻则是目无组织纪律，重则是“与党唱对台戏”，乃至“反党反社会主义”！——“土改”如此；“三反、五反”如此；“反胡风”如此；“反右”如此； “四清”如此；“文革”如此；“批林批孔”如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此……

所 以，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四大自由”，其实是典型的“钦定有限自由”——这个自由必须是最高当局决定给予，下面的群众才可以行使这个权利。然而，一旦政治任 务完成了，“四大自由”也随即被收了回去。

在 毛泽东时代，“四大自由”不过是绝代权谋家毛泽东惯用的政治斗争工具，以及其政党开展政治运动的一种手段——在毛泽东掌权的二十七年间，每当民众享 有“四大自由”权利之时，没有一次不是在毛泽东及执政党发动政治运动期间。

所 以，“四大自由”的矛头，历来只能针对党的敌人和党所打击的对象。或者只能针对毛泽东党内的政治对手。否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与人民为 敌！”而如果有人将矛头对准党，对准毛泽东，对准社会主义，必遭“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因而，在“文革”之中有无数的人因言获 罪，其中不少被处重刑乃至死刑，遇罗克、张志新不过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李悔之：揭开毛泽东时代“四大自由”和“人民大众民主”的本质

图1：1967年大鸣大放大字报

图2：1967年大辩论

饥荒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一是包产到户，让农民搞自留地，二是放弃高指标。双管齐下，问题立刻迎刃而解，难怪有人开玩笑说：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体现在可以克服别的主义下根本不存在的困难。老毛对包产到户是极为不满的，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安抚他的情绪，人民公社依然保留，但农民有了自 留地，对合作生产毫无兴趣，集体田里杂草丛生，无人问津，其实只是留了个空壳而已。实际上在刘少奇纠偏之前，各地就已经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安徽省书记曾希圣之前也是执行大跃进的狂热者，导致安徽成为重灾区，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对，立刻转向了包产到户，为了避免激怒老毛，换了个名目叫“责任田”。曾希圣的责任田遭到自己的上司柯庆施的反对，曾希圣将其硬顶了回去。之后毛泽东亲自出面批判，曾希圣依然阳奉阴违、我行我素，这无疑让老毛无法接受，在七千人大会上痛批曾“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撤了曾希圣的职。而刘少奇只想把大跃进停下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其它方面对老毛尽力迎合，因此冲上去给曾希圣补了一脚，大谈安徽饿死几百万人的惨剧，把罪过全部算在曾的头上。吴芝圃掌管的河南和李井泉掌管的四川境内虽然也是饿殍遍地，但他们俩的下场就没有曾希圣那么凄惨，直到文革时才栽在红卫兵的手上。

从表面看，大跃进已经悄悄结束，社会重新走上了正轨，实际上背地里却潜藏着一股暗流。老毛被踢出经济决策队伍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成了新的领头羊，老毛的发展计划被全盘否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党内的官员对大跃进是知根知底，已经不值得老毛依靠，党外却还有着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对上层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在官方的宣传下仍然坚信是毛泽东带领他们走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的困境。毛泽东开始转移工作中心，狠抓阶级斗争、政治教育和个人崇拜，而刘少奇仍不知大祸临头，放任老毛做他想做的事情。殊不料到了66年，老毛利用群众，将在大跃进中力挽狂澜的刘少奇等人一一踩在脚下，掀起了一场新的文革闹剧，此乃后话。

---发动大跃进的人一点都不傻